百死一生为革命——纪念我的父亲诞辰100周年
百死一生为革命
——纪念我的父亲诞辰100周年
2014年，是我的父亲诞辰100周年，也是他去世19周年。此文既为了纪念他，也献给与他一样把生命献给共和国事业的人。
初看这个题目，和传统的语法用词似乎有点儿不太一样。因为我们以前学过的常用表述是“九死一生”而不是“百死一生”。但对我父亲来说，“百死一生”比“九死一生”更真实，更能表达他生命中为了共和国的诞生而战的那一段历程。
我的父亲是建省长汀县人。长汀县在闽西山区。属龙岩地区。长汀县在历史上也曾称为汀州市，看看毛选就知道了。长汀在中国现代史上的重要性，是因为它和江西的瑞金相邻，因此成为中央苏区的一部分。当时的中央苏区，还包括了龙岩的其他一些地方，一般就称为闽西地区。解放后，解放军第一次授衔，福建籍的将军，82%是龙岩地区的，龙岩因此被称为“将军之乡”。长征开始时，中央红军有8.6万人，其中2.6万是闽西人。解放后，家乡政府寻访到了父亲，要求父亲给一同参加红军而牺牲的同乡写烈士证明，这样这些同乡们的烈士身份才能得到承认，遗属们才能得到抚恤和照顾。父亲写了一百多份烈士证明，他是当年家乡参加红军的人中唯一还活着的人。以“百死一生”来取代“九死一生”，对父亲来说，对长汀、龙岩、闽西来说，绝不是什么简单的文字游戏。
1929年，毛泽东带领红军来到长汀（汀州）。这是建立以瑞金为中心的中央苏区的活动的一部分。父亲那年15岁，没能当上红军，却当上了童子军（后来称儿童团）。到了1931年，父亲参加了红军，进入红军卫生学校，成为它的第一期学员。红军卫生学校的创立，源于傅连暲。傅连暲1925年开办汀州福音医院（又称教会医院），自任院长。红军来到长汀后，他结识了毛泽东，并且关系非常好，他的医院为红军医伤治病。其实这并不是他第一次为共产党服务，因为在1927年南昌起义之后，他的医院就曾救治过300多名参加过南昌起义的部队的伤病员。他有一次问毛泽东，还能为红军做点儿什么事？毛泽东先是感谢他对红军的帮助，然后说，红军非常缺医务人员，能不能开个学校给红军培养一些？于是就有了最早的红军卫生学校和第一期的学员。父亲就是他的第一批学生，也是红军卫生培训体系的第一批学生，是父亲从放牛娃变成医生的开端，也是父亲革命经历中三次入学学医的第一次。后来，1933年初，傅连暲正式参加了红军，并且把整个医院包括所有的设备、器材、药品都搬到了瑞金，组建了中央红色医院，他任院长。红军卫生学校也一同迁到瑞金，合并了那里已有的若干较小的卫生培训机构，组建成了红色医务学校，他任校长。1934年4月，中央红色医院改称中华苏维埃国家医院，傅连暲仍任院长。此后的岁月里，傅连暲一直是中央卫生机构的领导人，包括新中国的卫生部长。 图1，福音医院。最早的红军卫生学校就办在这里。但那时傅连暲还没有正式参加红军，所以在我党的正史里一般只是提到搬到瑞金后的学校。 父亲从红军卫生学校毕业后，就到了中央红军的红5军团。红5军团产生于第三次反围剿之后的国民党第26路军的宁都起义。26路军原是冯玉祥的第5路军。1930年10月蒋冯闫大战后被蒋介石收编，改为第26路军。1931年春被调到江西参加第二、第三次“围剿”。1931年12月14日，在赵博生（参谋长）、董振堂（旅长）、季振同（旅长）、黄中岳（团长）等领导下宣布起义。16日，中革军委授予红5军团番号，任命季振同为军团总指挥，董振堂为副总指挥，赵博生为参谋长，18日任命萧劲光为政治委员，刘伯坚为政治部主任。后来，赵博生1933年牺牲，季振同和黄中岳1932年被定为反革命关押，1934年长征前被杀（后来在党内平反，定为错抓和错杀）。1932年起，红5军团的军团长一直由董振堂担任。草地会师后，红5军团改称红5军，军长还是董振堂。经历了左路军、西路军的悲壮历程，1937年1月12日，在河西走廊的高台之战中，董振堂以下3000余人战死。从此红5军团和红5 军的番号就在我军的历史上消亡了。父亲都是红5军团最早的一批人之一，并且一直见证了红5军团和后来的红5军的整个历程，包括第四、第五次反围剿，长征，左路军，西路军，一直到它消亡的所有作战。
说父亲是“百死一生”，是因为正是在这一段及随后的一段时间里，大致是1931年到1941年的十年时间，父亲经历了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整个历史上最困难、最惨烈的斗争历程。无数的人为此献出了生命，父亲自己也一次又一次地与死神擦肩而过。战斗无法一一计数，但众多斗争则可以大致归纳为三次大的“百里淘一”，即长征、西路军、到延安。
第一次“百里淘一”，长征
第一次“百里淘一”是长征。父亲随着红5军团（后来的红5军）走了整个红军中时间最长、路程最远的长征，当然也就是损失最为惨重的长征。
红军的长征是分了三个方面军交错进行的。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1934年10月开始长征，1935年10月结束，历时1年。红四方面军1935年5月开始长征，1936年10月结束，历时1年7个月。红二方面军1935年11月开始长征，1936年10月结束，历时11个月。但父亲所在的红5军团却非常特殊。开始长征时是红一方面军的一部分。结束长征时却是随红二、四方面军，改称红5军。红5军团（红5军）的长征历时2年，是所有红军中长征时间最长的。相应的，红5军团行军的路程当然也是最长的。在这2年的长征里，绝大部分时间是在作战和行军，休整的机会是非常少的。我们平常说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是按中央红军那1年的长征算的，实际上是中央机关和红1、红3军团走的路程。红二、红四方面军则因为出发根据地地理位置的关系，长征的行程是少于这个数字的。而红5 军团比红1、红3军团多走了1倍的时间，实际行程远远超过了二万五千里。
红一方面军（中央红军）1934年10月开始长征。打头阵的是林彪当军团长的红1军团，殿后的则是红5军团。打头阵的要在堵截的敌人防线上突破一个口子。殿后的则要堵截住敌人大批军队的围追，保护庞大的中央苏区机关、红军总部机关和其他许多非战斗机构的缓慢前进，上级命令让你坚守多久你就得坚守多久，损失再大也不能提前撤，而且总是要一再延长坚守时间。在这种作战形式中，殿后的部队伤亡一定很惨重，而且救护又非常困难，因为后面再没有我们的部队了。过湘江的时候（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红军架了浮桥。国民党军队一直试图从两侧沿江突破，截断红军队伍，而红5军团则拼命阻击。红军中央纵队过完江后，殿后的红5军团开始边打边撤，从浮桥过江。但还没过完，浮桥就被国民党军队的飞机炸断了，而敌人的部队也到了浮桥渡场附近。红5军团一个多师的部队（红5军团第34师和红3军团第6师第18团）被截在了东岸而没能过来。已经过江的部队可以看得很清楚，但却没有办法。指挥部只好用电台命令他们向别的方向突围，自行寻找过江的地点，设法追上大部队。但大家心里明白，在脱离根据地的条件下，在敌人已经四面包围并接触战斗的情况下，这个任务是无法完成的。这个师只能血战，却杀不出一条血路，人员越打越少，坚持了一些天，最后还是被打光了。我父亲在浮桥被炸断时正在桥上，并在那时负了伤，这是他在长征中5次负伤中的第一次。他幸运地被炸倒在了桥的西段，正好过了湘江。而他所熟知的很多人却留在了东岸，没能过来。中央红军长征出发时的8.6万余人，经过4道封锁线（湘江是第4道）后，只剩下了3万人左右。
遵义会议使毛泽东重回中央领导岗位。通过四渡赤水等作战行动，跳出了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此后，突破金沙江，强渡大渡河，翻越雪山（夹金山），进入草地。1935年6月12~18日，红一、四方面军草地会师。6月26日，两河口会议，确立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创建川陕甘苏区的战略方针，中革军委制定了夺取松潘的战役计划。7月18日，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此前已以补选的形式给了他一个中共中央副主席）。7月21日，中革军委决定以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为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任总指挥，陈昌浩兼任政治委员。同时中央红军按红四方面军的编制方式，把第1、第3、第5、第9军团改称第1、第3、第5、第32军。中央采取了部分交叉编制的措施，即红一方面军抽调部分干部到红四方面军，红四方面军抽调部分部队（第4军第12师第32团、第30军第90师第270团、第33军第98师第294团）编入红一方面军建制。8月15~21日，中央把红一、四方面军混编成左右两路军。左路军由四方面军的第9、第31、第33军和一方面军的第5、第32军组成，由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治委员张国焘率领。右路军由四方面军的第4、第30军和一方面军的第1、第3军组成，由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率领。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8月底，右路军走出草地，到达班佑地区。左路军也走完草地的大部分而到达阿坝地区。右路军进行包座战役，打开进军甘南的通路。但由于左路军的拖延，松潘战役计划未能实现。此时，张国焘提出红军主力南下川康边的计划，电令陈昌浩（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率右路军南下，如有不服从者，可以武力解决。于是有了叶剑英暗中报告毛泽东，毛泽东和中共中央9月10日连夜率领红一方面军的第1、第3军北上脱离险境的事情。也有了红一方面军（实际上只有一半，即编在右路军的2个军团。编在左路军的2个军团未能同行。）10月19日到达陕北吴起镇结束长征。而右路军里面原属红四方面军的第4、第30军则随陈昌浩与左路军会合，南下再过草地。张国焘不再承认中央，而宣布自己就是中央。这就是“另立中央”事件。此后，红四方面军（包含原红一方面军的第5、第32军）经历了南下带来的失败和损失，经过中央的严厉批评，朱德、刘伯承的坚决斗争，1936年6月6日，张国焘被迫宣布取消自立的“中央”。6月10日复电中共中央,同意北上。但他所说的北上实际上是想向西北方向行动，到青海、甘肃、新疆地区发展。7月2日，红二、四方面军在甘孜地区会师。经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的斗争和工作，张国焘不得不同意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红四方面军组成左、中、右3个纵队北进。红二方面军分为两个梯队，在红四方面军左纵队之后跟进。又一次过草地。7月27日，中共中央批准成立中共中央西北局，任命张国焘为书记，任弼时为副书记，统一领导红二、红四方面军的北上行动。期间还经历了西进与北上的斗争，红一方面军主力也南下接应，1936年10月9日红一、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10月22日,红一、二方面军在宁夏将台堡会师，整个红军的长征终于宣布结束。
这样，父亲随着红5军团（后来的红5军）经历了时间最长、路程最长、战斗最多、危险最多、磨难最多、最为艰难困苦的长征。例如过草地，中央红军本来只过了一次草地，但红5军团却过了3次草地，而且一次比一次更困难，因为前面走过的部队已经把一切可吃的东西都找光了，再次过草地的部队更难以生存了。随之而来的当然就是更大的伤亡和减员。不但战斗要有伤亡，不休止的长途奔波、寒冷、饥饿，加上没有后方、缺医少药，都是伤亡和减员的原因。不管是受伤还是生病，必须坚持行军，掉了队只有死路一条。不得已而“埋伏”（寄养）到沿途老百姓家里的伤病员，能够坚持活下来的概率是很小的。我们可以从回忆文章和影视作品中看到，有些人在长征中是被抬着走的。但那都是高层领导。与父亲一起入伍的一个人，父亲叫叔叔的，就是在战斗中负了伤，父亲一直把他背到了草地，最后他是在父亲的背上断了气而留在草地的。这就是第一次“百里淘一”。
第二次“百里淘一”，西路军
第二次“百里淘一”就是西征，也称为西路军，是红军历史上最为悲壮的一幕。
长征结束了。但对父亲和红5军团来说，面临的是更为坎坷和艰险的时光，因为紧接着就是西路军的西征。这是红军历史上悲壮的一幕，其悲壮不但源于革命的艰辛和敌人的强大，在很大程度上还源于党内的斗争。
军史上对西路军的记述是：
1936年10月下旬，按照中共中央和军委的部署，红四方面军第30军渡过黄河。随后,第9军和红四方面军总部及第5军亦渡过黄河，准备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月5日，红军总部电令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目前主要任务是消灭马步芳部，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首先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地区，必要时应迅速占领凉州(武威)地区。11日，中共中央决定河西部队称西路军，并成立以陈昌浩为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的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统一指挥该部的行动。此后，西路军在甘肃省河西走廊地区，同军阀马步芳部优势兵力进行了4个多月的浴血奋战，共歼敌约2万人，但西路军也损失严重，到1937年3月中旬终于失败。14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决定,将余部编为3个支队，由李卓然、李先念等8人组成的西路军工作委员会统一领导，转入祁连山区打游击。李先念率领的左支队400余人,历尽艰辛，于4月底进入新疆，后分批回到了陕甘宁边区。另2个支队大部牺牲，少数人员陆续返回陕北。留在黄河以东的红四方面军第4、第31军共1.1万余人，在参加了山城堡战役后，于1937年2月参加支援西路军的援西军。3月上旬，在援西军司令员刘伯承，政治委员张浩率领下由陕西省淳化地区西进。3月中旬进至甘肃省镇原、平凉地区时，闻西路军已失败，乃停止西进。（引自《中国军事百科全书》“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词条）
但西路军和其西征行动却给我们留下了许多未解的迷团：西征行动真是中央的意图吗？在三大主力刚会师而陕甘宁根据地还立足未稳的时候，为什么要西征？西征的真正目是什么？目的达到了吗？有人的回忆录里说中央领导早在西征开始时就知道西征一定会失败，是真的吗？有人说当时中央的口号是“打通河西走廊，争取国际援助”，那为什么在西路军失败并进入祁连山后，李先念他们才从修好的电台中收到中央要他们向西到新疆的命令？等等，等等。
我无法解开这些迷团，因为我不掌握那些真实的史料。我只能提出一些片断的认识，可能有真相，也许只是推理。
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师，长征结束。但党内斗争并没有解决，反而变得必须直接交锋了，无法回避了。草地会师时张国焘依仗红四方面军部队数量的优势而咄咄逼人，进而差点儿用武力危害中央的一幕，记忆犹新。所以，要解决路线斗争问题，就得先解决部队的领导权问题。随着红四方面军部队向陕甘宁苏区腹地的开进，中央就有了解决问题的机会和手段，那就是解除这些部队指挥员的职务，而以红一方面军的人员取代。于是就有了部分红四方面军部队指挥员被集体解除职务，送到红军大学去学习的事情。这就是许世友那一批人，也成了许世友后来差点儿被枪毙的伏笔。而红四方面军的后续部队看到这样一个榜样，其本能的反应就是不要再向陕甘宁苏区深入，还要力图避而远之，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他们可能并不在意什么路线之争，但也并不愿意被解除指挥权。而出路就是向西发展。这又正好和张国焘原来主张的方向基本一致。虽然张国焘这时已经离开红四方面军的部队而被中央所控制，但这种影响并没有消除。于是就出现了中央一个劲地命令红四方面军的部队向东靠拢，红四方面军的部队却不断向西运动的现象。中央不能用硬的手段来来解决这一难题。这种拉锯和争斗的结果，就是中央给了红四方面军的西进以合法地位，反正那已经是既成事实，还不如让它合法，说不定还真能打出一片新天地。有的人说这是中央的无奈之举，有的人说是中央顺水推舟。但不管怎么样，西征的客观结果是红四方面军部队领导权的矛盾彻底解决了。不但西路军不可能再对中央红军有任何形式的威胁，援西军的那一部分也顺理成章地解决了。加上西路军失败的消息传来后中央立即在全党开展的批判张国焘运动，这次路线之争得到了彻底解决。所以后来张国焘叛逃时才只能是孤家寡人，连警卫员都带不走一个。这样的分析可能有点儿残酷，但也许更接近历史真实。
对父亲来说，这样的路线斗争离他们有点儿远，因为他们本来就不是红四方面军的，而是红一方面军的。对他们而言，那是又一段艰苦卓绝的斗争经历，是长征的“百里淘一”之后的又一次死亡淘汰。1936年10月西征开始，每天面对着优势之敌的围堵，没有根据地，没有群众支援，伤亡很大，减员得不到补充。1937年1月初，红5军开始在高台县城与围攻的敌人恶战，与数倍于已的马步芳骑兵激战了9天9夜后，终于在1月12日全军覆没，董振堂战死。那时西路军的建制已经完全被打乱了。父亲和少数被打散后冲出来的人只能跟随别的部队的残余部分行动。1937年3月14日西路军重新改编成3个支队时，父亲编入了李先念的左支队。进入祁连山后，李先念通过修复的电台接到了中央的电报，命令西进新疆。于是李先念带领左支队冲出祁连山回到河西走廊，向西突进。遭到马步芳、马步青、马鸿奎骑兵部队的轮番追杀。部队完全打散了，只能各自为战向西跑，没黑没白地跑。大家都得到命令，看着山沟里的电线杆子，沿着电线杆子往西跑，就能到星星峡。问题是电线杆子又和公路在一起，正是骑兵追杀的路线，沿途分散向西跑的人，正好成了骑兵追杀的好靶子。只有那些既不在公路上跑，又保持能看到电线杆子，躲躲走走的人，才有可能逃过追杀。李先念和其他领导是有马的，先到了星星峡。父亲则是没有马而靠两条腿跑到星星峡的最早的一批人中的，据说中间还拉过一段人家的马尾巴。这时已是1937年的4月底。费了很大的劲，西路军逃出来的红军才在星星峡凑起了100多人。
图2，快到星星峡的河西走廊。看到电线杆了吗？父亲当年就是沿着这样的电线杆走到星星峡的。 当时的新疆有点儿特殊。新疆是军阀盛世才的地盘，是中华民国的一部分，是国民党的天下。但是天高皇帝远，盛世才保持着相当的独立性。为了控制自己的地盘和力量而不被中央政府（即蒋介石）完全吃掉，盛世才就暗地里与苏联结盟，获得了援助。同时也就与共产党建立了暗地里的盟友关系。所以红军到了新疆就安全了。
图3，今天的星星峡隘口。虽然已经开通了公路，但山上的碉堡还能看到。这大概就是父亲当年打西征最后一战的地方。 星星峡是新疆和甘肃的交界。是一个山口。进入山口不远，迎面的山象屏风一样挡住了去路，道路转了一个90度的弯，前进一段距离后，又是一个反方向的90度转弯。此后继续前进六、七里，转过好多个弯，才能通过山口，看到星星峡镇。星星峡是当时进新疆的必经之路，地势险要，易守难攻。星星峡有盛世才的部队驻守。马步芳的部队一般不会越过星星峡进入新疆，盛世才的部队也尽量避免和其他国民党部队交手。于是盛世才的部队就给李先念这100多人的红军提供了枪支、弹药和阵地，让他们吃饱喝足了在星星峡山口上守着，打了马步芳骑兵一个伏击，消灭了一批马步芳骑兵。后面的马步芳骑兵再也不敢来追了。这是父亲在西征中打的最后一仗。这一仗后，在李先念的要求下，盛世才的部队给红军提供了几辆卡车和驾驶员，分别拉着红军向东出星星峡向来路行进，沿途搜寻残存的红军人员。不管是活着的还是死了的，找到的都赶紧拉回到星星峡。有的零散的红军战士看到卡车，自然认为是敌人的，躲得更远了。车上的人就下车，到处呼唤和寻找。许多被找到的人已经奄奄一息，更多的人已经渴、饿而死。在茫茫戈壁滩上，不熟悉当地情况的人，找不到水和食物，是很难生存下去的。还有很多则是被马步芳骑兵杀死的红军尸体。父亲他们搜寻了很多天，拉回来的人，死的多，活的少。直到再也找不到了才结束。到最后，找回来的，抢救活了的，加上原先已经到了的，一共还活了400多人。这就是军史上说的数万西路军仅存的那400多人。悲壮的西征终于结束了。中央派了陈云，坐飞机到迪化（乌鲁木齐），代表中央去迎接和慰问这些西路军的幸存者，算是为红一、四方面军路线之争画上的一个句号。1937年5月，盛世才派1 名顾问、1 个团的部队、40辆汽车随陈云从迪化前往星星峡。按照盛世才和共产党的协议，李先念带领的西路军残部编入了盛世才部队编制，移驻迪化，称为“迪化新兵营”，进行休整。
第三次“百里淘一”，到延安
父亲已经经历了红军中时间最长、路程最远、困苦最多的长征的“百里淘一”，成为幸存者。又经历了更为艰难的西路军西征这一更悲壮历程的再次“百里淘一”，又成为幸存者。“迪化新兵营”的日子，是红军经历中难得没有直接战斗的时光。在盟友的地盘里，红军并没有真的休息，而是在为将来的艰苦斗争准备条件。在难得的友好环境里，红军挑选了一些有点儿文化的人，分别送进新疆政府和军队办的学校中去学习，成为我军历史上第一批接受飞行、通信、机械、工程等方面正规教育的人。父亲是做医务工作的，又是红军卫生学校的第一批学员，于是与其他4个人一起被送到迪化军医学校学习。不久之后的抗日战争爆发和国共合作，给了他们机会和时间完成了一次比较正规的学习。这是父亲参加革命之后第二次进入学校学习，还是学医，只不过这次进的是国民党办的学校。学习结束后，组织上安排他们分批前往延安。这是有危险的。当时虽然是国共合作，国民党统治下的不少城市里也设有八路军的代表机构，但零散的共产党和八路军人员经常被国民党军队和特务截杀。一路上要化装，不能暴露身份。他安全地到了延安，但有不少人则失去了踪影。没有离开新疆的“迪化新兵营”的人员，则大部分进入新疆各级政府和机构工作。
还不仅如此。刚好在父亲他们离开新疆后，新疆发生了剧变。1941年1月17日，蒋介石发布命令，宣布新四军为叛军，取消番号，把叶挺送交军事法庭。这就是“皖南事变”和第二次反共高潮。此后不久，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盛世才开始疏远苏联和中共，向蒋介石靠拢。他不断制造事端，迫害在新疆的共产党员。1942年4月开始多次与国民党代表秘密谈判，连宋美龄都飞到迪化参与。1942年9月5日，盛世才公开和苏联分手。1942年9月17日，盛世才公开和共产党翻脸，在新疆全面抓捕和杀害共产党。当时就逮捕共产党员160多人，其中包括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有的史料把这一事件称为“盛世才叛变革命”，其实盛世才本来就不是革命者，他曾于1937年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未被批准，却于1938年秘密加入了苏联共产党。“迪化新兵营”还留在新疆的所有人，都象毛泽民一样被抓捕、关押、杀害。当年星星峡的幸存者在再次劫难中所剩无已。父亲刚好已经在1940年初离开新疆去延安了，逃过了这一劫，成了又一次“百里淘一”的幸存者。
十年生死斗争，三次“百里淘一”，构成了父亲生命中的一段悲壮历程。看了这一段历程，就能更深刻理解为什么毛泽东说：“我们都是从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也知道今天的中国和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的来之不易。
回到文章的题目，父辈们的“百死一生”，才换来我们今天的新中国、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我们当然应当记着，“忘记了过去就意味着背叛。”
谨以此献给我父亲的百年诞辰！并致所有为共和国殊死奋斗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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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1-12 18:05: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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