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次中日战争的战费和张居正by陶元珍(转)
一、第三次中日战争的重要性
日本的大陆政策虽定於明治时，但日本向亚洲大陆的发展则远在千数百年之前已经开始，而朝鲜半岛东南伸出无异是一道栈桥。在我国魏晋之际，日本已置行府於朝鲜半岛南端的任那，命将镇守。到陈文帝时，任那日本府被新罗毁灭了，日本还继续扶助百济与新罗为敌。直到唐高宗龙朔三年（六六三）中日第一次发生战争。我军歼毁日本水军於白江口以后，日本的势力才退，出朝鲜半岛。
从此有九百多年日本不敢进窥大陆，中间经过第二次中日战争，即元师征讨日本之役，日本虽然战胜，却只有防守的能力，并不敢趁势向大陆发展。至於骚扰中国沿海的倭寇，只是日本一些流浪分子，他们的劫掠并不能够代表日本国家的行动。到明神宗时，日本关白丰臣秀吉在讨服全国群雄之后，才又发生灭韩侵明合三国为一的迷梦，於神宗万历二十年（一五九二）出兵朝鲜，攻下朝鲜的京城，占据朝鲜领土的大部。朝鲜国王始奔平壤，次奔爱州，继奔爱州，日本的兵力快要达到中韩界鸭绿江，朝鲜差不多就要灭亡了。朝鲜久为中国的藩属，唇亡齿寒，明廷岂能坐视？於是出兵援助朝鲜，与日本发生第三次的战争。
第三次中日战争，始於万历二十六年（一五九八），经过七年之久，双方互有胜负结果因丰臣秀吉的病亡，日军全部退走，朝鲜遂恢复固有的领土，中国总算达到援助藩属的目的。第三次中日战争我方虽未能若第一次中日战争的获得全胜，其重要性并不在第一次中日战争之下。就消极方面说，日本又经过三百多年才再向大陆发展。就积极方面说，中国的援助朝鲜，使朝鲜对中国发生极端的好感，这种好感增加了朝鲜对中国的向心力。朝鲜在收复失地以后，特於京城增辟一道城门，取名感恩，专供明使出入，即此点也可以看，出当时朝鲜君民对中国的感激了。经过第四次中日战争，朝鲜算是整个地沦於日本控制之下，日俄战争后，日本便实行将朝鲜吞。近年来，一部份朝鲜人受日本的挑拨，间或有排华的举动，但我们敢断定那不是出於他们的本心，而且排华的朝鲜人不过全部朝鲜人的极少数，大多数朝鲜人内心面还是倾向中国的。我们相信总有一天朝鲜能脱离日本的羁绊为中国的与国。
二、第三次中日战争的战费
孔子说：“足食足兵”。孙子说：“兴师十万，日费千金。”第三次中日战争我方究竟用了多少战费呢？王德完稽财用匮竭之源疏面有以下一段纪述：
年来意外之警，不时之需，皆因事旋加，旧额未有。如宁夏用兵甫数阅月，约费饷银一百八十七万八千馀两。朝鲜用兵首尾七年，约费饷银五百八十二万二千馀两，又地亩米豆援兵等饷约费银二百馀万两。平播之师未及期年，约费饷银一百二十一万六千馀两，连川中凑办共约二百万三千馀两。（皇明经世文编卷四百四十四）
平甯夏兵变，援朝鲜，平播州土司杨应龙之乱，称为三大征，而援朝鲜之役历时最久，用费最多。七年中用去约八百万两的战费，在当时不能不算是很大的一笔临时支出了。这笔战费从何筹得呢？原来大部取诸太仆寺存银，不仅第三次中日战争的战费，就是平甯夏平播州两役的用费，也大部是取诸太仆寺的。皇明经世文编编者在前引王德完疏中所加批语说：
是时府库充盈，三大征之费皆取给于冏寺。
冏寺即指太仆寺。周孔教明职掌以重军国大计疏说：
自嘉隆至今，老库马价，所积几至千两，及后各部率意借讨，遂至滥觞。始曰不得援以为例，后卒以为例，始犹兵部支请为例，自后各部亦借请为例，始借犹曰勒限补还，及后竟不补还，日减一日，岁削一岁，以故累年千万之积殆尽，今仅存二百有奇耳。（皇明经世文编卷四百五十一）
编者批语说：
万历中三大征率借冏金，故空乏乃尔。
冏金即指太仆寺存银。又朱国桢涌幢小品说：
太仆寺马价，隆庆年间积一千馀万，万历年间节次兵饷借去九百五十三万，又大礼大婚光禄寺借去三十八万，而零星宴赏不与焉。（卷上）
以上所引都是万历三大征用费大部取给于太仆寺的证据。万历三大征中，援朝鲜之役用费最钜，支用太仆寺存银，比较平甯夏之役或平播州之役，当然要多得多。
三、第三次中日战争的战费和张居正
明代太仆寺存银，是存着预备买马的银两个，有事时发银添购马匹以应军需，无事时将一部分马匹变价存库以减少马的倒毙及草料的消耗，所以称马价钱。太仆寺存银归太仆寺专管，其出纳不受户部支配，借与户部或其他衙门以充兵饷或别用，原是一种变通的办法。
明代太仆寺存银，并不始於张居正，而太仆寺存银的积成钜额，则不能不说张居正有很大的功劳。明史张居正传说：
互市饶马，乃减太仆种马而令民以价纳，太仆金亦积四百馀万。
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一称居正
力筹富国，太仓粟可支十年，冏寺积金百馀万。
原来明自穆宗隆庆五年准许鞑靼酋长俺答等入贡通市以后，西北边患稍纾，马的需要较减，而每年互市换得鞑靼许多马匹，马的供给又较前增加，太仆寺自无牧养多数种马的必要。准许俺答通贡市，是高拱张居正共同主持力排众议办成的，而居正的减少太仆寺种马，实是很合理的办法。
当张居正在时，太仆寺银已积存到四百馀万两之多，而太仆寺每年又有经常的牧地收入，所以在居正死后十年即第三次中日战争发动之时，太仆寺存银已达一千万两。挪太仆寺存银作兵饷，虽不是妥善的办法，但有太仆寺银可挪用，当时战费的困难总算解决了。
万历中三大征役把太仆寺存银几乎用空，神宗不惟不於事后陆续拨款填补，反将剩下的一点零星浪费，真可谓不知道巩固邦本了。涌幢小品在“而零星宴赏之借不与焉”下接着说：
至四十二年，老库仅存八万。每年岁入九十八万两，随收随放各边年例之用尚不足，且有边功不时之赏。其空虚乃尔，真可寒心！
太仆寺存银只剩八万多两了，而太仆寺每年的收入又随收随放没有馀存，这成什麽光景？万历四十二年下距清太祖称号，不过二年。清太祖於万历四十四年建号后，随於四十六年兴兵犯边，攻克抚顺。明廷手忙脚乱，当前的困难，便是兵饷不敷，要想再挪借太仆寺银，而太仆寺已没有存银了。於是当年便加派田赋，每亩增银三厘五毫，次年又每亩增三厘五毫，四十八年每亩又增二厘，於是每亩加派九厘，成为定例。此项加派，当时称作辽饷。辽饷的加派已经使民不聊生，嗣后又添剿饷练饷，明朝也就因此而亡於流寇，使清人乘机入主。
王启茂谒张文忠公祠诗说：
恩怨尽时方论定，边疆危日见才难。
第三次中日战争时，离张居正之死还不甚久，明廷上下享受他的馀荫，却不追念他。到天崇两朝，外患日亟，一般人才想到他的好处，但是国事已败坏不可收拾，张居正复生，也很难挽回危运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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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12-6 9:5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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