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大雷雨"计划：斯大林动手晚了一步6 6月12日的计划没能如期完成。苏联西部的铁路运输能力比德国和波兰等靠近苏联边境的国家的能力要低两倍到两倍半。所以，红军进攻德国的计划虽然制订的时间比法西斯德国的"巴巴罗萨"计划早-还在1940年春天，但计划实现的时间要相对长一些。况且苏联的许多兵团不得不从乌拉尔调遣过来。 重用朱可夫的意图 1940年5月，朱可夫从乌兰巴托被火速召回莫斯科，关于这件事他在回忆录中写道：
1940年5月初，我收到莫斯科的指示，速到人民委员部报到，接受新的任职。这之前刚刚公布了关于给红军全体高级指挥人员授予将军军衔的政府命令。和其他人一样，我也被授予大将军衔。几天后，我受到斯大林的亲自接见，并被任命为基辅特别军区司令。
除斯大林外，会见朱可夫的还有中央政治局其他成员。会面结束时，据朱可夫的观点认为，在他和斯大林之间有下列一段值得注意的对话：
"现在你有战斗经验了"，斯大林说，"基辅军区就交给你，把你的经验好好地用到部队训练上吧！" 当我还在蒙古人民共和国时，我没有机会详细研究德国和英法联盟间的战斗军事行动进程。趁这个机会，我问道："应该怎么理解西线战争的极度消极性和如何预测战事的进一步发展方向？" 斯大林笑了一下说："以达拉第为首的法国政府和以张伯伦为首的英国政府根本不想真正地陷入到对德战争中去。他们始终企图挑唆德国进攻苏联。1939年他们拒绝同我们一起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他们想以此证明，他们并不想束缚希特勒侵略苏联的手脚。但是这无济于事。他们不得不为自己没有远见的政策受到惩罚。"
朱可夫承认，同斯大林的谈话使他很震惊：
回到莫斯科宾馆后，那一夜我久久不能入睡，脑子里始终萦绕着这次谈话。
此时的朱可夫拥有一枚红星勋章，两枚列宁勋章和两枚因为哈拉哈河战役而获得的"大蒙古星"--一枚蒙古红星勋章，一枚图瓦红星勋章。这后两枚在形状上来说真得很大，比苏联的勋章大很多，而且有着星的形状。我们得提一下"庆祝工农红军20周年"纪念章，这是朱可夫与其他许多红军领导人一起在1938年2月被授予的。 让我们来看一下，朱可夫受到斯大林接见的时间应该是什么时候。在克里姆林宫领袖办公室的来访者登记本上，朱可夫的名字第一次出现的时间是1940年6月2日。朱可夫受到斯大林接见的时间是第二天，即3日，然后是13日。 在回忆录里，朱可夫给读者留下了这一印象，就是朱可夫在动身去基辅之前只见过一次斯大林。但是，很容易就能确信，事实上并非如此。甚至即使接受6月2日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这种说法，在朱可夫动身去基辅之前的那些日子，朱可夫到斯大林那儿去过至少不下三次。 斯大林还通知朱可夫说，伏罗希洛夫被解除国防人民委员一职，取而代之的是铁木辛哥（5月7日）。给人的印象是，对于军队机关进行的这些重要干部调配，朱可夫还不知道。那么这次会面时间总体上说应该不晚于5月8日早晨。要知道，到这天的傍晚朱可夫已经不可能不知道国防人民委员领导一职发生了变更。 至于谈到任命朱可夫为基辅特别军区司令，看来斯大林通知他并不是在5月的那次会面中，而要稍晚些，在6月2日或3日。这几次会面后才随即出台了授予朱可夫大将军衔的命令。身为兵力最多、战斗装备最充实的最大军区的司令，必须要有一个与之相称的军衔。 布琼尼在回忆录中讲述了任命铁木辛哥的过程，那是五一阅兵式结束的当天晚上，政治局委员和高级军官们都聚集在斯大林的别墅等候节日的盛宴：
"有一个人，人们都叫他钢铁人民委员。你们知道我说的是谁吗？"斯大林微笑着问道。"是伏罗希洛夫！"--人们开始议论起来。"这样吧，让我们请他来领导整个国防工业，也就是，满足部队的全部需要。而国防人民委员这个职务……"斯大林环视了一下在座的各位，"我们请铁木辛哥来担任。"
斯大林任命伏罗希洛夫来领导新建的、专门负责军工生产的国防委员会，虽然他想把伏罗希洛夫退役这颗苦果变甜一点，但仍未能掩饰住他的嘲讽："钢铁人民委员"只能去监督钢铁生产，而不能领导红军队伍。 斯大林提议候选人后，一阵不自然的沉默笼罩着坐在桌旁的铁木辛哥。要知道这位新上任的人民委员，曾经在布琼尼的手下当过骑兵师长，现在却成了老领导的上级-原来的集团军司令员现在才是莫斯科军区的司令和副国防人民委员。莫洛托夫打破了令人难堪的沉默说："谢苗·米哈伊洛维奇·布琼尼这下可以自豪了。被提拔的人是第1骑兵集团军培养出来的。"
"我们考虑到了这点，"斯大林说，"铁木辛哥同志以前是布琼尼元帅的下属（过了几天，谢苗·康斯坦丁诺维奇·铁木辛哥也被授予元帅军衔。--作者按）。当然，不高明的战略家肯定会有各种假设，但是党不会向落后分子看齐。布琼尼同志不会对我们有意见的。他肩上的担子本来就很重，肯定还会更重。对了，找个时间我们还要请铁木辛哥同志和总参谋长专门参加部队的作战训练，借鉴一下芬兰战争的经验。" "两个谢苗，两个骑兵可要同心同德呀！"加里宁对讨论作了最后总结。7
斯大林是建立"息事宁人平衡系统"的专家，他可以排除任何威胁自己极大权力的潜在因素。出于迫不得已，他抛弃了对自己十分忠心却智商不高的伏罗希洛夫，事实已经证明后者跟自己在军事机关中所担任的职务完全不相称，斯大林选了一位年轻许多的军事长官来取代他--虽然对于铁木辛哥对自己的忠心程度并不完全有把握。到底为什么斯大林认为与自己真正喜欢的布琼尼相比，铁木辛哥是更为合适的人选呢？布琼尼对现代战争的条件缺乏足够的了解未必起了主要作用。布琼尼在回忆录中写道，在国防人民委员部讨论新式坦克Т－34的炮塔应该是什么样子时，他老实地承认说："我在坦克方面懂得很少。专家才有发言权。"但是铁木辛哥在坦克方面懂得并不比布琼尼多。更重要的是另一方面。布琼尼作为第1骑兵集团军司令员，从国内战争起就不仅在军队，而且在人民中都有很高的声望。还在1923年时，伏罗希洛夫就曾写信给斯大林，说布琼尼"小农意识很浓，名气太大，也很狡猾……甚至我们的敌人也认为，将来布琼尼会领导'人民'运动，应该能起到某种救世主（农民领袖）的作用……必须让他彻彻底底、完完全全地为革命所用"。当时伏罗希洛夫曾惊慌地报告："当问一名年轻的红军战士，他是为谁而战时，后者回答说'为布琼尼而战。'"还在20世纪20年代时，伏罗希洛夫就为把布琼尼任命为农业人民委员而担心不已，因为"把布琼尼派往农民土地的深渊，简直就是疯了。"8而如果当时，在1940年，再把布琼尼任命为国防人民委员，那么红军战士去打仗的时候将会是"为布琼尼而战"，而不是"为斯大林而战"了。把世界上最强大的部队之一的军队领导权交给这样一个人，斯大林也是顾虑重重。最好还是让布琼尼当国防人民委员部的二号人物，反正铁木辛哥也不可能在自己的老领导面前摆谱。布琼尼实际上是独立于他的，并且万不得已还可以汇报一下这位新人民委员令人生疑的动向。 铁木辛哥部署了部队1940年夏季训练任务，他在自己签署的第120号命令中要求："战场上部队需要什么，我们就教什么；战场上部队需要怎么做，我们就教怎么做。"为了完成这一要求，他命令在演习中和训练场上只允许使用实弹。这导致红军各部队在和平时期死伤人数不断增加。这一点也没使铁木辛哥感到难为情。他深信，这些伤亡是不可避免的，而且也是必要的，因为这会减少未来战争中不可避免的伤亡。同时布琼尼与铁木辛哥团结一致，他在回忆录中以赞赏的口气叙述即将实行军事训练条件要求更严的新举措。事实上，就像布琼尼证实的一样，部队在训练场上用实弹射击的主意是斯大林本人想出来的。他好像向铁木辛哥和其他的人表示过自己的态度："我不认为这些个演习可取，士兵们一切都是按预先规定的动作做--射击、进攻，甚至按规定的动作挖战壕。人们应该那样学习，就好像他们在进行真正的战斗。并且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应该不惜弹药。只有在复杂的战况下，一个战士才能学会自信而英勇地作战。"也有人冒险反对说："要知道，这样有可能发生重大事故。""是的，有可能。"斯大林欣然同意。"但是，如果现在我们不教会战士们如何使用武器，不学会进攻，不学会防御，在战场上我们将遭受更大的伤亡。" 好像新举措并未取得什么效果。卫国战争期间红军的伤亡人数达到了天文数字，而大家也更倾向于把未经任何训练的补充队伍投入战斗，无论他使用过实弹还是没有使用过。毫无疑问，朱可夫肯定会让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民委员和副人民委员满意的。大概，就是根据铁木辛哥和布琼尼的推荐，斯大林才任命朱可夫领导基辅军区的，哈拉哈河胜利的荣耀也起了自己的作用，而哈拉哈河之战的另一名胜利者施泰尔恩在芬兰战争中大丢脸面。现在剩下的就是要检验一下朱可夫的分量如何了。是在战役中检验，而且很快。要知道，斯大林一直在为这场战争做准备，就像他在1940年5月推测的那样，距离战争的爆发如果不是几个星期，那也只有屈指可数的几个月。 关于朱可夫乘火车去基辅走马上任一事，保存了一些很有意思的见证。朱可夫在蒙古时的副官М.Ф.沃罗特尼科夫引用了自己的老营长、曾经在哈拉哈河被授予苏联英雄的上校Г.М.米哈伊洛夫的一段叙述："朱可夫对所有来为他上任而送行的人表示了感谢。谈话间他表现得很克制。偶尔他也开玩笑说：'我们还会再见面的。' '我们送行的人都觉得，' 米哈伊洛夫说，'朱可夫好像不太高兴，也有一些人说，他甚至落了泪。' '不可能！'我反对说。 '我们也不信，可……我们不可能搞错。'" 很多年以后，副官找到了证明米哈伊洛夫的话正确的证据："在一次谈话时，朱可夫称之为'叔伯兄弟'的М.М.皮利希恩的妻子克拉夫季娅·伊利尼奇娜插嘴说： '谁也没见过朱可夫流泪，可我见过。' '为什么事儿流泪？'我问她。 '我不说。' '为什么呀？也许，这很重要。要知道他这么有魄力的人不可能无缘无故就轻易流泪。' '我不说。' 她执拗地坚持着，不再理睬我们。谈话时她丈夫皮利希恩也在场。他推测说，朱可夫可能是回忆起蒙古时流泪了。但我不敢肯定这种说法，因为朱可夫为自己在这个国度的使命而自豪。 沃罗特尼科夫副官决定破解这个世人并未见过的朱可夫流泪之谜。他很想搞清楚，为什么皮利希恩的妻子隐瞒了一些事情。于是，他冒险向朱可夫本人询问这个问题："一天在元帅的别墅，我找了个合适的机会问1940年4月（实际上是6月。--作者按）他动身去基辅时激动的原因。流泪说明了什么--如果真的流泪了的话，是因为高兴，还是因为伤心？ 元帅没有马上回答…… '我被委以重任--指挥着一个最重要的边境军区。在同斯大林、加里宁和其他一些政治局委员的交谈中，我最终认定了这一想法，就是战争离我们很近，而且不可逆转。让我当这么重要的边境军区的司令也证明了这点。但是，它会是什么样子呢，这场战争？我们有准备吗？我们来得及充分准备吗？我似乎嗅到了某种灾难逼近的味道，我看着对此一无所知、为我送行的亲人和同志们，看着莫斯科，看着莫斯科人愉快的脸庞，想到：我们到底会怎样呢？许多人没有意识到这点。不知怎么地，我有点儿不自然，接着我就忍不住了。我认为，对于我来说战争已经开始了。可一走进车厢，我立刻就控制住了自己的伤感情绪。从那一刻起，我个人的生命就属于即将爆发的战争，虽然在我们的土地上当时还是和平……'" 至于自己关于红军对这场战争是否有准备的疑问，朱可夫在同沃罗特尼科夫的谈话中好像已经做了补充。可在《回忆与思考》中他对自己40年前的思想描述完全不同："我们预见到，与德国的战争将是艰苦而又漫长的，但同时我们认为，我们的国家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打算把这场战争和斗争继续下去，直到取得最后的胜利。当时我们并没有想到，我们的武装力量不得不仓促应战，以致在最初的战役中，我方遭受了严重的失败并被迫向苏联纵深处撤退。"但是谈到眼泪，元帅没有否认。他两眼确实流出了泪水。因为同斯大林的几次谈话让这位新上任的大将深信：战争即将开始。实际上，朱可夫为了取得胜利，一点儿也不怜惜战士们的生命，不怜惜那些他根本分不清面孔、文化程度不高的战士们。但是，朱可夫对那些他很熟悉并喜欢的人并不冷漠无情。他清楚地记得，在那场即将爆发的战争中--据他估算，离战争爆发只剩下屈指可数的几个星期--许多在基辅火车站为他送行的亲人和朋友们死于非命。一年后，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许多朱可夫在哈拉哈河的战友--他们曾一起在蒙古大草原上变得亲密无间--为卫国战争献出了自己的生命。М.М.皮利希恩身负重伤，朱可夫终生与他保持着最亲密的关系。在那次去莫斯科时，皮利希恩一家人对"叔伯兄弟"的妻子和孩子们关怀备至，而那位"叔伯兄弟"更多时候是在国防人民委员部忙于公务。朱可夫的女儿埃拉证实："皮利希恩一家人按莫斯科古老的传统用盐和面包来款待我们，并且总是热情地迎接我们。他们很熟悉莫斯科，所以就帮我们在熙熙攘攘、陌生的城市中辨认方向。那次去莫斯科，他们使我们长了见识，还去了剧院，所以我也没觉得父亲老不在，当时他经常都在忙公事。" 1940年6月13日，即朱可夫动身去基辅前夕，斯大林到底对朱可夫说了什么话，使得这位边境军区司令员流下了眼泪？显而易见，他们的谈话是什么时候也不可能记下来的。但这时《回忆与思考》可以帮助我们。我认为，朱可夫把斯大林最后一次、6月份谈话中说的一些话，挪到了书中所描写的第一次、5月份的谈话中。比如，关于没有远见的英法政治家即将受到惩罚的话。6月13日，盟国在比利时和法国北部已经遭受失败并且不列颠远征军团也已经从敦刻尔克撤退，很明显，惩罚的时间已经到来。但斯大林还指望着，法国人哪怕再顶住一两个月也好。并且在朱可夫上路时临别赠言："现在你已经有战斗经验了。请接受基辅军区并把自己的经验用到训练中。" 朱可夫在哈拉哈河的经验就是进攻。于是，完全有这种可能，就是斯大林更直接地对他说："在你们向西线的进攻中，很快就要遭受巨大冲击。为6月15日（或8月1日）准备吧！"只是朱可夫在回忆录中回避这个问题。再说，这也太不符合固定的宣传模式--苏联人民热爱和平的外交政治，斯大林在希特勒面前充满恐惧，这位克里姆林宫的山民盼望着，即使不能避免苏德战争，也要最大限度地延迟它的发生。 1969年，已经开始着手写回忆录的朱可夫拒绝了国防部某个不为人知的军事科学管理局的建议，预先声明说："……我们无意中把我们的战争战略问题弄得混乱不堪，并且给读者造成一种误解，好像我们想先声夺人地进攻德国。"朱可夫还是有所隐瞒。 为什么笔者这么有把握地谈起斯大林曾指示过朱可夫？因为基本上这些指示不可能是别的样子。当朱可夫还待在遥远的蒙古时，斯大林已经酝酿成熟了一个十分具体的进攻"朋友和盟友"希特勒的计划，这位朋友就在1939年12月还诚挚地祝贺苏联领导人的60寿辰，并祝斯大林个人"身体健康"和"友好的苏联人民未来一切顺利"。斯大林不想欠下这份人情，感谢了德国元首的"美好祝愿"。而对也捎来热情祝愿的德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的回答用了一句被载入史册，并于二战后在西方被人多次戏谑引用的经典名言："德国人民和苏联人民用鲜血凝成的友谊（指1939年9月德军和苏军共同抗击波兰军队的战役。--作者按）有着深厚的基础，必将源远流长、牢不可破。"9 所有这些话，都是从当时苏联和德国报纸上公布的电报中摘出来的，是为了给舆论界做姿态。而不做姿态的那些文件又如何呢？如果读读它们，其中"源远流长、牢不可破"的苏德友谊连影子也看不见。 例如，当时任苏军波罗的海舰队司令的В.Ф.特里布茨在回忆录中写道："1940年2月，海军人民委员Н.Г.库兹涅佐夫颁布了一个指示，其中指出存在以德国为首、包括意大利、匈牙利在内的联盟同时进攻苏联的可能性。"在Н.Г.库兹涅佐夫死后才出版的一本名叫《严峻的转折点》的书中，在关于海军上将的简短生平和主要军事活动中，这份指示的准确日期被注明是1940年2月26日。正如编纂者所写的那样，生平是在由国家档案馆所提供的资料和Н.Г.库兹涅佐夫的个人档案资料基础上写成的，所以可以确定：这份把德国和它的盟国称做苏联可能的敌人的指示，确实是在1940年2月底由海军人民委员颁布的。 我希望读者能够懂得，这类指示原则上不是根据陆军或海军机关领导的提议颁布的。这种指示一般只是根据国家政治领导人的提议，在这种情况下显然指的是根据斯大林的提议颁布的。肯定，类似的指示当时确实是由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交给红军的，只是历史学家至今也没有找到原件。也可能，无论是库兹涅佐夫的指示，还是伏罗希洛夫的指示，早就已经被销毁了。 进攻前的一些背景事件：卡庭秘密屠杀波兰军官…… 1940年2月，红军虽遭受巨大伤亡，但控制了曼纳林防线，于是，英国和法国真的准备派出自己的远征军援助芬兰。似乎为了反击"海洋霸权主义"、为了反击眼看就要到达波罗的海的强大的海军舰队，特里布茨和库兹涅佐夫的海军本来早就应该严阵以待。实际情况却是，斯大林对于英法登陆部队一点儿也不担心，相反，却准备与整整5个月前还兄弟般地一起瓜分波兰并签订友好边境条约的德国开战。并且之所以与芬兰握手言和，并不是因为惧怕英法联军对苏芬冲突的干涉，而是为了尽快调集在芬兰的红军主力部队，以便从背后袭击准备在西线发起总攻的"德国朋友"。如果说1940年3月在赫尔辛基主战派占据了上风的话，与根据和平结束战争的条件所签署的《莫斯科和平条约》相比，无论如何令人难以置信--芬兰摆脱苏联战争所遭受的领土损失将会减少很多。最有可能的情况是，如果芬兰人继续不屈服，斯大林也可能同意在"冬季战争"开始前夕由苏联提出的土地交换计划。那样，苏联将会得到开垦得很好、有经济潜力的卡累利阿地峡，用于巩固曼纳林防线，从而让给芬兰一半的领土--靠近拉多加湖以北那片人烟稀少的沼泽地。从曼纳林防线撤离后，芬兰政府本来准备同意这一计划。但斯大林当时的要求又加码了，在赫尔辛基，由于不知道苏联的底牌，又担心英法联军最终不来援助，于是决定接受更为苛刻的和平条件，只求保全一个独立国家。虽然，即使芬兰人拒绝苏联的条件，斯大林也会做出很大让步。春季泥泞季节即将到来，红军的燃料总共只够用半个多月的，而主要兵力必须用于攻打德国。 结束在芬兰的军事行动后，苏军迅速开始向西部边境加紧调集兵力。战争结束前夕，红军在芬兰前线部署有55个步兵师、4个骑兵师和摩托化骑兵师，以及配备有4000辆坦克和3000架飞机的8个坦克旅和3个空降兵旅，1940年4月到8月这段时期，又向西线调集了37个师和1个坦克旅。其中，30个师于6月到达指定的新地点，其余几个师于7月或8月到达指定地点。其余的大部分坦克旅和空降兵旅解散后被改编为机械化兵团和空降兵兵团，以用于西线的军事行动。到1940年6月底，斯大林能派出西部边境军区（基辅军区、敖德萨军区和白俄罗斯军区）的总共有这么多兵力，另有部署在波罗的海沿岸的3个步兵师和3个坦克旅。与此相比，希特勒只有84个步兵师及配备有17个坦克旅的13个骑兵师和摩托化骑兵师。10从坦克数量上说，苏军平均每个坦克旅要比德军多200余人。 在红军前高级将领出席的一次会议上，1940年12月时任列宁格勒军区空军司令--后来的空军主帅А.А.诺维科夫承认说："1940年，列宁格勒军区空军部队的战斗军事行动是在以下几个特殊条件下进行的：8月份，军区空军所有部队严阵以待，准备完成特别任务，而部队8月份之前才刚刚从乌克兰返回……"11几乎所有聚集在芬兰战场上的飞机，也是临飞行前才刚刚到达西部边界。为了占领波罗的海沿岸和比萨拉比亚，未必会需要规模如此大的机群。波罗的海沿岸各国的军队实际上并不拥有军用飞机，而罗马尼亚的空军只有不过几百架老式飞机。斯大林把自己空军的中坚力量聚集到西部边界并不是为了同他们作战。对手是更具威慑力的德国空军赫尔曼·戈林。1940年4月17日在高级军官出席的关于芬兰战争总结会上，斯大林特别关注德国空军并不是无缘无故的："我们军队在新的、真正的、现代化的苏联战争中要用两条腿走路，这是非常重要的，另外，我们还要从芬兰战场上吸取经验，这场战争使我们的战士枪法更准。幸好，我们军队是从芬兰人那里，而不是从德国空军那里学到了这些经验。感谢上帝的恩赐！" 斯大林最担心的就是德国空军将来进攻西线。但是，德国在苏联边境的步兵力量很弱。6月之前德军在这里共部署了12个步兵师，其中9个师是由后备国防军组成，士兵年纪较大。12这几个师几乎没有运输工具，他们的战斗力非常有限。甚至是在芬兰战场上没有取胜的红军，跟这样的对手打仗也足以应付。要知道当时红军在人数上几乎占到10倍的优势，尤其在坦克上。斯大林担心，如果"斯大林的雄鹰"不能取得制空权，德军的飞机将不停轰炸，会延缓红军前进的速度。希特勒就有时间从芬兰前线调集兵力遏止苏联红军的进攻。德国在西线开始进攻前，苏联领袖的心情很好。他梦想着：法西斯武装力量将受困于不可逾越的马奇诺防线，红军将会大举向西部进攻，抓住德军的薄弱环节，占领波兰、斯洛伐克、捷克，乘胜直捣敌人的心脏。与心怀感激的英法盟军在易北河的某个地方--如果幸运的话，就在莱茵河畔相见。半个欧洲将在苏联的控制之下。这样离苏联红军用刺刀创造出来的和平革命就为时不远了。 1940年5月6日凌晨，在莫斯科郊外别墅，斯大林正同自己圈子里的老乡--80岁的达特·加西塔什维利--见面。他过去为斯大林的鞋匠父亲当帮手。达特很喜欢跟主人的儿子小斯大林玩耍，而斯大林终生都对他抱有好感。参见家庭晚会的有斯大林、加西塔什维利和贝利亚。在座的还有埃格纳塔什维利（斯大林的母亲曾在他家做过洗衣女工）和他的第二任妻子，一个德国女人。应该说，斯大林和埃格纳塔什维利是把兄弟，按照格鲁吉亚风俗他们成了最亲近的人。埃格纳塔什维利的儿子20世纪90年代时还曾写到5月份的那次相聚："我的继母是德国人，在1925～1926年时，把自己的女儿送到德国的姐姐那儿上学。后来她的女儿在柏林嫁给了一个犹太人，这个人的姓我记不清了，但大家都叫他济格亨。1933年希特勒上台以后开始排挤犹太人，济格亨就带着自己的妻子转道丹麦去了美国。就这样，我继母的女儿在美国已经住了40年了。斯大林有好几次看着她，突然用格鲁吉亚语对父亲说：'你妻子看起来很不高兴，也许她不喜欢我到你这儿来做客？'而父亲回答道：'瞧你说的，你怎么能这么想！问题是她有个女儿待在美国，她害怕我们要跟美国打仗……' "斯大林和善地看着他，摸了摸胡子，右手拿着一只杯子说：'尊敬的吉利季娅·格尔马诺夫卡，不要担心，不要害怕……'想了想，又说道：'我们不会跟美国打仗的。'然后把杯子换到另一只手上，沉思起来，如同一座狮身人面像。一分钟过去了，两分钟过去了，三分钟过去了，而他还在那儿抚摸着胡须。我们一直看着他，吓得一动不敢动。突然，他抬起右手，一字一顿地说:'我们要跟德国打！英国和美国会是我们的盟国！不要担心！不要害怕！来，为健康干杯！'然后，一饮而尽……" 斯大林举行的这次较为坦诚的酒会正好发生在与朱可夫第一次见面的前几天。当然，他和朱可夫的谈话未必像跟自己亲密的朋友谈话这么直接。但是，这位刚上任的大将本来也应该明白，在不久的将来，斯大林打算跟德国人开战。而他，朱可夫，将遭受主要的打击。 应征到芬兰战场的大约700,000编外入伍者从1940年的5月1日到7月1日被遣散。肯定，6月底7月初才开始有进攻德国的打算。在此之前，像斯大林所希望的那样，德国法西斯将主要与英法作战，不会有余力对付红军。 准备进攻德国的同时，斯大林和他的政治局战友们犯下一桩罪行。按照现在法律术语说，就叫反人类罪。1940年3月5日，还没有与芬兰签署和平条约，政治局决定处决在苏联监狱和战俘营中受尽苦难的大约15,000名被俘的波兰军官及11,000名波兰平民。有意思的是，一直到1940年2月之前，原来一直打算通过特殊的会议放过这批波兰人，把他们判个3到8年刑，然后把他们送到勘察加半岛和苏联的其他东部地区，在那里他们应该在铁丝网里做苦工，直到战争结束。但是，在1940年的那个月的月末，斯大林决定同德国开战。所以在4月和5月的上旬，这些波兰军官，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和有产阶级的平民（共约22,000人）在斯摩棱斯克的卡庭（靠近特韦尔州一个叫梅德诺耶的村庄）和哈尔克夫森林公园地区的第6区被处决13。斯大林本来需要对苏联俯首帖耳的波兰军队。战后，这种俯首帖耳由朱可夫的朋友罗科索夫斯基来实现，他受命很快加入波兰国籍，然后还当上了波兰的国防部长。被苏联俘虏的波兰军官们绝大多数对苏联都没有好感。万一开始对德战争，英法和波兰在伦敦的流亡政府自动就会成为苏联的盟国。到那时，就不得不释放这些波兰军官和平民，并移交给他们的流亡政府以组建新的波兰军队。这支军队显然不会受到苏联控制。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发生，斯大林认为惟一的办法就是消灭这些波兰人。而因为他打算进攻德国时已经是1940年夏季，所以必须得速战速决。 乌克兰枪杀波兰人事件，是在当地的内务部头子伊凡·亚历山德罗维奇·谢洛夫的领导下进行的。稍后在20世纪50年代，有一天，他在与H.C.赫鲁晓夫的儿子谢尔盖和赫鲁晓夫的女婿А.И.阿朱别伊谈到斯摩棱斯克的契卡（苏联肃反委员会）人员时，在气头上没能掩盖在卡庭所犯的罪行，他回答说："连这种事情都应付不了，我在乌克兰的时候，那他们才叫多呢。可是，我做得人不知鬼不觉，连个影子也发现不了……"成功进行的死刑竟成了伊凡·亚历山德罗维奇的职业骄傲。他还会跟朱可夫分享自己的发明--他们是1940年在基辅相识的，于1944年到1945年在白俄罗斯第1方面军和被包围的德国变成了好朋友。也完全可能，朱可夫已经知道波兰军官悲惨命运的真相。如果这属实的话，元帅是如何看待这次犯罪的？我想，刚开始肯定是安慰自己说这是应该的，波兰军官本来就是我们的敌人，在战争逼近的情况下也没法让他们活着。稍后赫鲁晓夫统治时期，斯大林的罪行受到声讨，可能朱可夫把在卡庭那儿的罪行也归入其中，把一切归罪于斯大林和贝利亚头上。并且用苏联的对外政策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来证明，赫鲁晓夫不愿意说出波兰被俘者下落的真相是情有可原的。也可能，朱可夫直到最后还相信苏联的官方谎言，好像说在卡庭的事件是德国人干的？ 法国的迅速溃败使得斯大林不得不放弃1940年夏天进攻德国的计划。上将Л.М.桑达洛夫回忆了苏联军人当时痛心的场面："谁能想到德国人只需不到两周的时间，就粉碎了法军主力？"连斯大林本人也没料到法国投降。赫鲁晓夫证实说：斯大林得知法国放下武器投降后，气得破口大骂，好像说现在希特勒可以放开手脚向西线进攻了。显然，斯大林确确实实到最后一刻还指望着法国哪怕再坚持一个月，也可以让苏联完成进攻德国的军事准备，并迫使德国两线作战，但这种想法只是一相情愿。现在德国法西斯的精锐部队将很快来对付芬兰战场上尝到了失败苦果的红军，而德军有着在波兰和法国大获全胜的辉煌经验，并且士气高昂。 但是，祸兮福所倚。在法国遭到失败和英军被从大陆赶出去之后，红军由于胜利，在他们面前一下子展现出极为诱人的前景。可以指望到达拉芒什海峡，也可能--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穿过比利牛斯山脉，在西班牙和葡萄牙建立苏维埃政权。而巴尔干半岛就像一颗熟透的果子，和伊斯坦布尔一起真的就会落到斯大林的手里。也许，那一刻斯大林确实是这么梦想的。但是，要想这么迫不及待地取得世界霸权，必须要有充分的军事准备。苏联从1940年6月开始大规模组建机械化部队，而从1941年年初开始组建空降兵旅，以用于敌精锐部队被消灭后进一步扩大胜利果实。与德国空军相比，本来应该占有绝对优势的苏联空军的战斗实力进一步增强。向西进攻欧洲的计划拖延到了1941年。 朱可夫到达基辅后，起程去了部队。在捷尔诺波尔、利沃夫、弗拉基米尔--沃伦斯基和杜布诺这些地区他实行了指挥官和司令部人员训练制。朱可夫还不知道，卫国战争的前一阶段，正是在这儿--在苏联的领土上，展开了大规模的坦克战役，并给红军带来不良的后果。在1940年6月那些时候，朱可夫一点儿也不怀疑，他的坦克部队将会马上在被德国人占领的波兰领土上作战并向克拉科夫和卢布林进攻。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进攻突然在另一个方向展开。对于这件事朱可夫在《回忆与思考》中写道："回到基辅后，很快接到了国防人民委员铁木辛哥打来的电话，他向我传达了政府作出的关于建立包括3个方面军在内的南方军区、以用于解放被罗马尼亚占领的北布科维纳和比萨拉比亚的决定。同时我兼任军区司令。" "经过漫长的谈判，罗马尼亚政府终于同意从北布科维纳和比萨拉比亚撤军，这样，事件最终以和平方式解决。" 事实上，根本没有什么漫长的谈判。要不是朱可夫本人，就是回忆录的编辑弄错了。事件发展相当快。6月26日苏联向罗马尼亚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按照公使转交的地图清理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的领土。在秘密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中，北布科维纳甚至没有划入苏联版图，好像它从未隶属过俄罗斯帝国。但是这些情况一点儿也没让斯大林感到不好意思。1940年6月26日深夜，罗马尼亚驻莫斯科公使达维杰斯克应邀去见莫洛托夫。苏联人民委员交给他一份最后通牒，要求同意在24小时内把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转交给苏联。柏林劝说布加勒斯特做出让步，第二天晚上，罗马尼亚政府接受了苏联的条件。6月28日，红军师在朱可夫的率领下到达德涅斯特。朱可夫不无骄傲地描述了这场实质上说是警察战的战役：
我们查明，罗马尼亚政府和司令部没有履行自己的职责，而是把被解放地区所有可以搬走的东西，全部仓皇地运往罗马尼亚。 为了制止这些破坏条约的行为，我们决定在普鲁特河上空派出两个空降旅，占领所有桥梁。两个坦克旅的任务是超过撤退的罗马尼亚纵队，并到达普鲁特河畔。 完成急行军（大约200公里）后，我们的坦克部队出现在空降兵部队的着陆地点。在罗马尼亚部队、当地政府和所有急于逃回罗马尼亚的人中间引起了极大的恐慌。军官们也丢下自己的部队和司令部的器材逃过河去。简短地说，在苏联军队面前，王牌部队陷入了可悲的境况并完全丧失了作战能力。 这一事件后的第二天（6月29日。--作者按），斯大林通过高频电话找到我。斯大林问我： "你们那儿发生了什么事？罗马尼亚大使抱怨说，苏军司令部违反签署的条约，在普鲁特河上空投空降兵，切断了所有撤退的路。好像说你们从飞机上还空投了坦克部队并驱散罗马尼亚军队。" "情报机关已经查明，是罗马尼亚一方粗暴地践踏了条约，"我回答说，"他们违反条约，从比萨拉比亚和北布科维纳运走铁路交通设备和工厂生产设备。所以我命令投入两个空降旅，目的是为了截住普鲁特河上的通道，为协助他们还派了两个坦克旅，他们与空降旅同时到达指定地点。" "那你们到底从飞机上向普鲁特河上空投了什么样的坦克？"斯大林问。 "我们什么样的坦克也没空投过，"我回答说。"而且也不可能空投，因为我们还没有这样的飞机。显然是撤退的部队惊慌之中觉得坦克好像是从天上掉下来的……" 斯大林笑了笑说："把丢弃的武器收集清理一下。至于铁路交通设备和工厂生产设备嘛，要好好保管。我现在就给外交人民委员部下命令，向罗马尼亚政府提出抗议。"
这个插曲就这样和平结束了。 朱可夫从来没有想到过，1940年他在比萨拉比亚所干的事，跟1938年德国法西斯侵略捷克斯洛伐克的苏台德地区是同一个性质。大将深信，他是在把比萨拉比亚的摩尔达维亚人和北布科维纳的乌克兰人从"罗马尼亚贵族"的压迫下解放出来。虽然这个"压迫"与未来苏联的"压迫"很难相提并论。而且，在罗马尼亚实行农业改革以后，"贵族"--大庄园主早已经不存在。他们当中的一部分人实质上变成了农民并且勉强度日。只有一小部分人有幸成为了农场主，或多或少地有一些收益。按欧洲人的观点看，罗马尼亚不是很富裕，但苏联的生活水平甚至比他们还要低，而要是与苏联的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相比，罗马尼亚的监狱简直成了疗养地。很快，许多被朱可夫的军队"解放"出来的新苏联公民就尝到了这些可怕的"群岛"的滋味。 朱可夫在《回忆与思考》中提到了"那些想尽快逃回罗马尼亚的人"及被突然出现在普鲁特河畔的苏军空降兵和坦克兵吓破了胆的人。但是，无论是军官们，还是官员和地主们，他们只是在逃离苏维埃政权的控制。逃离的还有不少知识分子、富裕农民、小商人和小手工业者。而苏联士兵和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战士们在普鲁特河方向不仅拦截了蒸汽机车和车辆，而且还搜走了撤退者随身携带的财产，连手表和打火机也不放过。 基辅军区司令用藐视的态度评价罗马尼亚军队是陷入了最可悲的境况，遭受极度恐慌并显示出"完全丧失了作战能力"。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仅仅过了一年，所有这些话就不得不用来描述红军--而且一字不差，在德国法西斯的进攻之下，红军战士死于重重围困，剩下的争先恐后地向东逃去。 苏联军队在那时，即1940年6月时，看起来一点也不比罗马尼亚军人好多少。比萨拉比亚的女地主叶夫罗西尼娅·安东诺夫娜·克尔斯诺夫斯卡娅是俄罗斯族，在比萨拉比亚和苏联重新合并后不久曾在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待过，她还记得与从德涅斯特来的同胞第一次见面的情景："穿过村子的路上驶过一辆辆脏兮兮、涂着保护色的装甲车、小坦克……时不时地有车停在路边，接着脸上涂着油污的战士们就下来修理着什么。路旁的地上可以看见一滩润滑油。一辆车出了队伍，向我们家开过来。车里流着黑糊糊的东西，可是小伙子们互相推搡着，边笑边说着俏皮话：'……就像母羊一样：待在哪儿，哪儿就是一滩……'他们一边交头接耳，一边推着一位已经不年轻的庄稼汉，直到那人向前走去，同时问道：'你们这是怎么搞的，小伙子们？刚刚过了边境，马上就要修理？' "机械师不满地嘟囔道：'我们在路上已经走了3个月了（可能这正好是从芬兰战场调回来的部队。--作者按）……' 在索罗克斯桥那边，距离上桥50米的上坡的地方，一辆汽车翻在了坡下。旁边躺着用篷布盖着的一具尸体，脸上扣着头盔。路边坐着一位手握冲锋枪、神情沮丧的战士。 '怎么弄成这样？'我问。 '还不怨这山！难道刹车能受得了？' 我觉得很奇怪：这也叫做'山'！一个小山坡嘛！" 自然，朱可夫对自己的战士们仓促应战不应该负任何责任，因为在此之前他做军区领导还不到两个星期。但问题是，一年以后，即1941年6月，那时朱可夫任军区司令已有半年，并且在总参谋长的位置上也坐了差不多有这么长时间，可是红军进行的军事准备工作--包括基辅军区在内，依然没有很大的起色。 红军高层的变动 朱可夫在基辅的最后那段时间，撤换了军区司令部作战部的部长П.Н.鲁布佐夫少将，他自己20世纪30年代初在莫斯科服役时就和这个人认识了，甚至两家关系还不错。代替鲁布佐夫的是曾在总参谋部的军校当教员的И.Х.巴格拉米扬上校。巴格拉米扬关于自己任职的事是这样说的："……我早就认识朱可夫。有一段时间两人都是骑兵团团长，而1924年到1925年两人一起在列宁格勒高级骑兵学校学习过……突然有一天我以前的同事鲁布佐夫少将来莫斯科接妻子。我们曾经一起在军校学习过，然后一起当了教员…… '你现在哪儿高就呀？'我很感兴趣地问。 '在朱可夫手下，'他骄傲地回答。'当作战部部长。' '哎呀，你真走运！而我就没这么运气了。' '我跟你说，' 鲁布佐夫突然兴奋起来，'你去找朱可夫说说吧。他肯定会帮你的。再说，他也很了解你。一句话，快点儿写信吧，我把信交给他本人。' 事情就这么决定了。信写得很简短，有些像报告：'在野战部队服役的那些日子已经过去，我现在怀着满腔热情想重返队伍……我不计较职务大小……' 假期很快就过去了。但是，甚至在休息的时候我也一直在想：朱可夫会怎么答复我呢？当我已经开始失望时，来了一份电报。朱可夫大将通知我说，由于他说情，人民委员决定派我去基辅特别军区。并命令我速到基辅报到。 在莫斯科的干部部里，我见到了人民委员签署的关于任命我为第12集团军司令部作战部部长的命令……" 第二天巴格拉米扬已经在基辅了，朱可夫给他的印象是："朱可夫的样子变化不大。矮壮的身材也许有些胖了点儿，柔软卷曲的头发比以前少些，而脸部更加棱角分明，也更加严峻了。" "与过去的老同学相见刚开始比较正式。我的举止严格按照条令要求执行。对于司令员这么快就给我答复，我表示了感谢。他皱了皱眉头，挥着手说：'不要再说了……我这么做不是为了你，是为了工作需要。现在部队不仅缺乏通晓诸兵种训练知识的人，而且急需熟谙作战训练方面知识的人才。我认为，我没有看错人。'" 当会见不再那么正式时，朋友们开始回忆起在列宁格勒的年轻岁月。巴格拉米扬稍稍提到，想尽快到部署在斯坦尼斯拉夫的第12集团军司令部的新岗位走马上任。很明显，朱可夫不仅是出于工作考虑，而且还考虑到巴格拉米扬的仕途。 "'先用不着去，' 朱可夫态度很坚决。'等等再去。12月份将要举行一个大会，与会者是国防人民委员部和所有军区的领导。这个大会从参加人数来说，规模很大，而且部署的任务也很重要。据我们所知，连斯大林本人也要出席这个会议。总参谋长将要就去年一年的军事训练和作战训练工作作重要的总结报告。同时作报告的还有步兵总监察员、军训部部长、装甲兵部部长和炮兵总监察员。几个军区司令要就作战方法和战术问题做出发言。我的任务是就主要问题作一个报告，名字就叫《关于现代进攻战役的特点》。据我所知，你在总参谋部的军校里呆过4年，先是学习，然后又任教。'然后关心地问：'你军校的研究资料随身带来了吗？' '带来了，司令同志！' 巴格拉米扬高兴地报告说。 '这样吧，'朱可夫也高兴起来，'你就帮我准备报告吧！'" 接下来，按照巴格拉米扬的说法，军区司令员好像对他说了下面这些话："……战争每时每刻都有可能爆发。我们不能根据半年或两年后的情况来制订自己的作战计划，而应该考虑到我们边境军区目前的兵力情况。"由此可见，如果巴格拉米扬在这儿没有说假话，那么，朱可夫在当时，即1940年8月份时，就根本没有考虑过在1942年或更晚些时候开始战争，而是认为对德国的战争必须在1941年的上半年开始。显然，斯大林本人也是这种意见。什么时候开战，并不是基辅军区的司令员说了算的。在这种情况下，许多苏联历史学家和回忆录作家们曾认为似乎斯大林、铁木辛哥和朱可夫希望把希特勒对苏联的进攻哪怕推迟到1942年也好的观点又算什么呢？有意思的是，如果敌人已经决定了发动战争的时间，又怎么能够使他推迟实行侵略计划呢？另外要知道，就在朱可夫和巴格拉米扬谈话的那一刻，还根本没有什么"巴巴罗萨"计划。只是朱可夫所设想的苏联的进攻计划已经由1940年夏天推迟到了1941年的夏天。这就是为什么在即将召开的大会上关于现代进攻战役的报告应该成为最切合现实的报告的原因所在，而那份报告，像朱可夫所期待的那样，巴格拉米扬肯定会为他写好的。 "'让我们一起想想吧，'朱可夫最后说，'如果有什么问题，不要不好意思，尽管来找我吧。也可以请军区司令部作战部的任何一个军官协助。明天再着手工作吧。' '明天是星期天……'巴格拉米扬怯怯地提醒道。 '瞧你说的，是不是星期天要由我们说了算，'朱可夫开起了玩笑，流露出对神圣不可侵犯的写作工作很熟悉的样子。" 于是巴格拉米扬坐下来着手写报告："我立刻投入了工作。军区见习参谋部军校毕业生、很有经验的骑兵中校Г.В.伊万诺夫给了我很大帮助。" "我没有拖家带口，真的像人们所说的那样，从起床号响起工作到熄灯号响起。我和伊万诺夫以相当快的速度完成了这项任务。在司令要求下，经过多次修改，他总算对我们的努力表示出满意。9月底，朱可夫拿来了最后的修订稿和附录，他把材料交给我，吩咐道：'再次印刷后仔细检查检查。准备一下动身吧：3天以后要在第12集团军给指挥人员和司令部人员进行训练。我准备去一下。你也跟我一起去。我介绍你认识一下集团军司令员，训练过程中再熟悉一下即将在那里工作的司令部。'" 但是巴格拉米扬在第12集团军司令部服役的时间并不长。当时已经是1940年12月了，离莫斯科召开的大会没剩多少时间。朱可夫因为那份报告写得不错，作为奖励，他任命巴格拉米扬上校为基辅军区司令部作战部部长，并授予少将军衔。而他的前任鲁布佐夫也如愿接到赴莫斯科任职的命令。 我听到的关于巴格拉米扬的故事是下面这种说法。当朱可夫得知他要作报告时，就想把报告的准备工作交给鲁布佐夫。但是，军区司令部作战部部长的工作也是相当繁忙的，腾不出时间来进行军事科学创作（顺便说一句，连司令员本人也没有这个时间）。所以，鲁布佐夫就出了这么一个主意：他说服自己的同学--也是朱可夫的同学巴格拉米扬（他当时是总参谋部军校的教员）像他一样请求到朱可夫的手下基辅军区工作。当然喽，军校教员这一工作虽不轻松，但也有不容置疑的很多好处。比起在外省的驻防军--尤其是那些驻防在原始森林或沙漠中的部队，在首都的生活要惬意得多。另外，总参谋部军校教员的工资也很高，与作战部队同一军衔的指挥官相比，要高得多，相对说来，自由时间也比较多，可以尽情地享受生活。但是只有一个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仕途方面几乎无所作为。大可以自由自在地升到上校，然后退休。而在军区服役，尤其是在像基辅军区这样的国内最大的军区（兵力上最大），加上与军区司令的私交又相当不错，在仕途上可谓前途无量。至于为既是朋友，又是司令的上司写一份报告，这简直是件不值一提的小事。况且，为了完成这件事，已经创造好了所有的条件：新上任的第12集团军司令部作战部部长在伊万诺夫的协助下暂时在基辅写报告，而他在斯坦尼斯拉夫的职务仍由未交接工作的前任来履行。真的，我就从来没听说过德国下属要为隆美尔、曼施泰因或古德里安写文章和写书。但是要知道，这在红军里早已成为一种传统。 在朱可夫与巴格拉米扬的谈话中有一个疑点很引人注目。就在不久前，《红星报》还把朱可夫称做在哈拉哈河上对日本第6集团军进行包围战的独一无二的战役策划创造者，让人感觉他在这方面驾轻就熟。那就让朱可夫给巴格拉米扬讲讲吧，他本人是如何准备这场著名战役的。但突然又查明，司令员需要军校教员的资料，他在哈拉哈河上成功进攻的个人经验--按指示，这是那些军校教员应该仔细研读的--对于要准备的那份报告来说，明显不够充分。 策划哈拉哈河进攻的到底是谁呢？也许，是旅长波格丹诺夫？或者是施泰尔恩和司令部的其他人？任何时候都不见得有统一的回答。 在朱可夫领导基辅特别军区时，国防人民委员部领导层发生过一些重大变化。1940年8月，Б.М.沙波什尼科夫元帅的总参谋长一职被К.А.梅列茨科夫大将接替。推荐他的是铁木辛哥。还在1920年时，在波兰前线，梅列茨科夫当时在第6骑兵师司令部任职，当时师长就是铁木辛哥。在曼纳林防线被突破时，梅列茨科夫当时正领导着战斗力极强的第6方面军，而后来的人民委员正领导着西北方面军。梅列茨科夫此前曾任副总参谋长，对司令部工作很熟悉。按照布琼尼的说法，梅列茨科夫的任命是用下面的方式进行的。一天，在总军事委员会会议上，斯大林突然说："同志们，我认为我们现在需要更年轻的总参谋长。"同时说明，他对Б.М.沙波什尼科夫没有任何成见，但是此人经常生病，并且影响到对许多作战问题做出决策。布琼尼证实说，他正式推荐了候选人梅列茨科夫，梅列茨科夫当时任副国防人民委员，并且主管军训部和军事院校。与会者一致同意由这位候选人任职。梅列茨科夫开始推脱说经验不足，并请求不要任命他为总参谋长。斯大林好像做了如下的回答："我佩服您的开诚布公，但是沙波什尼科夫的事必须解决。等我们找到其他合适的人选，马上就让您解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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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5-30 15:1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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