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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贴子主题：不得已的说明[俄]谢·尤·维特(完结)

孔府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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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已的说明[俄]谢·尤·维特(完结)
不得已的说明——奉答侍从将军库罗巴特金关于对日战争的总结报告
[俄]谢•尤•维特著
吉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翻译组译
商务印书馆 1978年•北京
俄国 1911年出版
孔府藏书 OCR/校对
此书作为库罗帕特金《俄国军队与对日战争》（本人已校）的补充。
【WORD】http://www.fs2you.com/files/0bcd2f87-382b-11dd-a341-0014221f4662/
出版说明
1904—1905年间，两个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国家——沙皇俄国和日本，在中国东北打了一场罪恶的战争。这场战争以帝俄的惨败告终。
战后，为了推脱责任，帝俄前陆军大臣、俄国对日作战武装部队总司令库罗巴特金发表了一些著作。其中谈到，这场战争的爆发，是俄国前财政大臣维特在远东推行的帝国主义政策和尼古拉二世的亲信别卓布拉佐夫一伙对日本奉行的好战政策的结果；又说，陆军部，特别是他本人，作为当时的陆军大臣，始终反对这些政策。
维特的《不得已的说明》达本小册子，就是为答复库罗巴特金的指责而写的。他在书中概述了战前帝俄的扩军备战情况，帝俄在中国东北和朝鲜的侵略活动：着重指出，陆军部，尤其是陆军大臣本人，对帝俄在远东推行的侵略扩张政策，是完全拥护，坚决执行的。为说明此点，维特援引了许多文件摘录和一些重要决策会议记录。当然，维特的小册子也是为了替他自己作辩护而写的。不过，通过沙皇大臣们的相互攻讦，我们却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帝俄统治集团在中国东北和朝鲜的侵略活动的内幕。
1904—1905年间的日俄战争，是一场帝国主义性质的战争。列宁曾经深刻地揭露，帝俄进行这场战争的罪恶目的，是“为了满洲和朝鲜，是为了俄国政府所侵占的这块新土地，是为了‘黄俄罗斯’。……”(《给俄国无产阶级》，《列宁全集》，俄文第4版，第41卷，第77页)同样，日本统治集团的目的，也是为了扩展自己的势力，争夺殖民地，称霸亚洲。但是，曾经参与最高机密的沙皇的两个大臣都直言不讳地供认，在这场争夺中，沙皇俄国以老殖民主义者自居，早已把中国东北视为自己的势力范围，不容日本染指，甚而对日本实行一种步步进逼的政策，是挑起战争的主要方面。
小册子提供了一些具体材料，有一定参考价值，但对作者的反动观点，应当加以批判。
原书没有目录，为阅读方便，我们在前面编了一份目录。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8-6-12 11:01:55编辑过]

2008-6-12 10:5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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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2楼

原序
1906年，前陆军大臣、对日作战武装部队总司令、侍从将军库罗巴特金从满洲回国后，出版了关于最近这次战争的报告。报告共分四卷：
第一卷——《辽阳战役》
第二卷——《沙河战役》
第三卷——《奉天战役》
第四卷——《战争总结》
此外，在各卷中附有—些军事计划图和草图，在第四卷中还收入一份单独的《附录》。
这个报告的出版，在俄国被视为一桩极其机密的事。但是，自报告问世以后，国外报刊上不时出现该报告的摘录，有时是整章刊载。前不久，国外几乎毫无变动地再版了阐述《战争总结》的第四卷报告。俄国报刊也转载了国外报刊的这些摘录。这样，侍从将军库罗巴特金的大部分结论，已经家喻户晓。
经皇上允准，前总参谋长步兵上将巴利采内把达部著述交给了我。我粗略浏览了一逼，虽然只是初读，但已经使我确信，侍从将军库罗巴特金把一些与事实不符的观点和做法强加在我身上。当时由于考虑到这部著述的保密性质，我认为没有必要作任何说明。但是现在，这部书的某些部分已经得到比较广泛的流传，而且由于作者在战前享有崇高的威望，这部著作有可能成为种种不正确的结论和观点的依据。有鉴于此，我认为深入地评论一下作者的论点是有益处的。
库罗巴特金的前三卷报告和第四卷报告的大部分，记述我国陆军的战斗准备，特别谈到陆军在上次战争中的军事行动。由于这些部分内容过于专门，我认为自己无权论述。
在第四卷报告的一些篇章中(主要是第五章和第六章)，作者还提到了一些更为一般的问题。同时，相当详细地谈到俄国的军事拨款以及战前我们在远东的政策，而且他在阐明自己对这些问题的观点时，一再把财政大臣的态度拿来和他的观点进行对照。
我只分析报告的最后这些章节，并且仍然认为，最好不去涉及侍从将军库罗巴特金提出的个人见解和他对事件所作的评价。我认为这些见解和评价大都是错误的，带有明显的片面性，甚至是不公平的。但我觉得，现在同作者纯属主观武断的见解争论毫无意义。何况，正如第四卷报告《引言》中谈到的那样，作者本人也并不坚持他的见解完全客观公允。
作者所涉及的那些事实，实际情况和作者所述迥然不同，然而对于未来的史学家来讲，这些事实却会引起他们很大的兴趣。就象对于作者应该如何对待史实一事不应当发生争论一样，在这方面本来也不应当出现分歧，因为用作者的话讲，他原来也想向史学家提供正确说明我国军事失利原因的资料。很遗憾，我们在这里几乎处处都遇到曲解和回避事实的地方。我认为自己有责任说明这种情况，特别是可以用来验证作者结论正确与否的文献资料，目前还只有为数不多的人才能看到。我不准备去弄清，是什么原因使得侍从将军库罗巴特金采取上述手法。但我要指出一点：这部总结报告是匆匆忙忙写成的。作者大概没有时间仔细地核对与他所叙述的事件有关的全部文件，而只是使用了其中一小部分，甚至连这些文件也没有充分加以运用。作者从这些文件中作了不少摘录，但并未象通常那样，将它们都标注出来。他没有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叙述，没有留意消除由此而出现的一些没头没尾、有时甚至相互矛盾的地方。
将在这种情况下出现的全部错误都作订正，当然是不可想象的：为此必须重写一部自中日战争以来我国对华对日关系的整个历史。因此，我在下面只弄清一些十分严重的错误，举出一些事例，说明作者的叙述和事实相去有多么远。为了更加鲜明和更具有说服力，除从官方报告中采用的一些统计资料外，这个概要说明还从一些主要是由侍从将军库罗巴特金签署的文件中，逐字逐句地作了相当数量的摘引，使读者自己能够判断，作者的结论是何等主观。为便于理解起见，对上述摘录作了一些简要说明。
伯爵维特
1909年6月

2008-6-12 10:58: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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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楼

引言
《战争总结》这部书，是由侍从将军库罗巴特金的四卷总结报告汇编而成的。作者在引言中指出，因为我们在军事上失利，在战时和战后，军队及其代表不断遭到指责。这部书的主要目的，就在于对这些指责作出答复。作者将这些指责归纳为以下几点：
1．军队没有为对日作战作好充分准备。
2．军事部门的代表没有为防止宣战进行斗争。
3．军队的将领在战时没有很好地使用归他们掌管的兵力及财力。
阐述这些问题时，侍从将军库罗巴特金援引了相当广泛的材料。不过，在他回答上述指责的论点中，下述几点具有更加普遍的意义：
1．我们对战争所以缺乏准备，是由于军事拨款不足。
2．在远东局势恶化的整个时期，为避免战争，陆军大臣已经竭尽所能。
作者提出了一大堆论据和理由，来强化这些论点，但同时又犯了许多实质性的错误。为了说明一些极其严重的错误，本概要说明针对侍从将军库罗巴特金在他的著作中采用的提纲，提供了一些必要的统计资料和文献资料。

2008-6-12 10:58: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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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楼

一、我们对战争缺乏准备及其原因
侍从将军库罗巴特金承认：我们不仅没有作好与日本作战的准备，甚至与西方的邻国相比，我们在战备方面也是相当落后的，虽然从侍从将军万诺夫斯基主持陆军部时起，这个部就已经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加强我们在西方的地位上了。按照作者的解释，这种缺乏准备主要是由两种情况造成的：
1．在我国武装部队的战备和装备方面有很多缺点和漏洞。
2．因为铁路数量不足，设备低劣，我们没有及时集结兵力的手段。
侍从将军库罗巴特金详细地说明了这两个因素的重要意义，但在分析它们产生的原因时，却只谈到军队对进行武装斗争缺乏准备这个问题。他认为，这种缺乏准备，完全是由我们的军事拨款不足引起的，而增加军事预算本来是可以办到的。在这里他完全忽略了他本人对铁路网不发达抱怨最大，而铁路不发达也迫使我们花费了巨额资金。他还忽略了增加纯军事拨款必然导致削减铁路建设费用，而我们的铁路建设，经常只是为了战略目的进行的。这个重要的订正，在评价侍从将军库罗巴特金关于军事拨款不足的全部理由时，应当予以注意。
为证实自己关于这些拨款不足的说法是正确的，作者提出了两个论据：
1．根据马克舍耶夫教授的调查，1889—1900年间，德国在陆军方面此俄国多花费了一亿卢布，虽然它在和平时期保持的军队数量要少一半。
2．军事部门关于军事拨款的要求，被财政部大大地削减了。
在分析这些说法时，必须注意以下情况：
俄国和外国的军事开支。鉴于过去在军事拨款问题上一再提出西方列强作为例证，财政部曾经采取一些措施，以便比较说明各国拨款的幅度及其在国内国外的增长情况。这样做取得的结果可以从两位财政大臣(1902年和1908年)提出的反映两个不同时期的奏折中看出：
1902年奏折内载：
单位：百万卢布
1892年 1902年增长%
陆军海军总计陆军海军总计
俄国 245 48 293 323 98 421 47.7(43.7)
法国 254 95 349 268 115 383 9.74
德国 202 21 223 263 40 303 35.87
奥匈帝国 124 9 133 156 19 175 31.6
意大利 87 35 122 99 44 143 17.21
1908年奏折内载：
单位：百万卢布
1901年 1906年增长%
陆军海军总计陆军海军总计
俄国 358.8 93.0 451.8 416.9 111.6 528.5 17.0
德国 347.9 106.4 454.3 354.4 123.5 477.9 5.2
法国 259.9 122.9 382.8 269.5 121.9 391.4 2.2
奥地利 107.7 12.0 119.7 112.6 8.6 121.2 1.3
意大利 100.9 46.1 147.0 103.9 52.2 156.1 6.2
这样，从国防经费以及该项经费的增长速度看，俄国不仅不落后于其它欧洲各国，而且在它们当中还名列前茅。
上列数字与军事部门的代表们以及侍从将军库罗巴特金所推崇的马克舍耶夫教授所援引的资料是不尽相符的。这说明在各个不同的国家里，支出预算的内容不完全相同。此外，支出的分类也不尽一致。因此，为了便于比较各该国家的预算资料，就需要事先将这些资料加以整理，使其一致。军事部门的代表通常忽视这项工作的必要性，然而前面从两位财政大臣的奏折中援引的资料，就是这种整理工作的结果。
财政部削减了军事部门呈报的数字。为了证明财政大臣对军事部门的需求是何等地无动于衷，以及由此而造成的不良后果，侍从将军库罗巴特金援引了一些关于确定对1899—1903年和1904—1908年两个五年期间军事部门的最高预算追加数字的资料。据他讲，在认真研究最迫切的需要之后，军事部门要求对上述最高预算额追加开支，第一个五年期间为四亿五千五百万卢布，而第二个五年期间为八亿二千五百万卢布*。但是，当时财政部不同意拨给上述数额，只同意在第一个五年期间拨给一亿六千万卢布，在第二个五年期间拨给一亿三千万卢布。
*用新式枪枝、大炮重新装备我军的费用除外。(*号表示原注，下同。——译者)
库罗巴特金指出，由于财政大臣的坚持，将预算数字从八亿二千五百万卢布削减到一亿三千万卢布。他的这个说法，和我们对日作战缺乏准备的原因并不相干，因为上述拨款规定使用的五年，几乎和军事行动同时开始。因此，剩下的只是将用于1899—1903年这五年期间的四亿五千五百万卢布削减到一亿六千万卢布。要正确估价这种削减，必须看到类似的“削减”在其它所有部门都曾出现过，所以，把侍从将军库罗巴特金谈到的问题，改为比较一下国防需要的实际拨款和花在国家其它用途上的货币开销，就会更加恰当。
战前十年内，即在1894—1903年间，国家稽查机构的材料对这方面情况有如下反映。
如果从1894—1903年间，即从与日本开战前十年间的普通支出中扣除经营官办铁路和官办酿酒业的流动资金，结果就会看到，在国家其余所有需要上花掉的经费是：1894年为九亿六千四百万卢布，1903年为十二亿九千六百万卢布，多出百分之三十四点五。这些支出分配如下：
单位：百万卢布
1894年 1903年增加
偿付公债 271(28%) 289(22%) 18(6.6%)
陆军部   1894年  1903年
278      351
51       114 329(34%) 465(36%) 136(41.0%)
海军部
国家其余需要 364(38%) 542(42%) 178(49.0%)
964 1296
由此可见，除流动资金外，1894年国防开支为三亿二千九百万卢布，或为国家总预算的百分之三十四，1903年国防开支为四亿六千五百万卢布，占预算的百分之三十六，其中陆军部和海军部的军费在十年内增长了百分之四十一。
除包括在陆军部、海军部预算内的信贷外，这两个部的某些开支，包括在民政机构的预算中。譬如，1903年这方面的预算拨款为：残废军人津贴费三百六十万卢布，陆军部、海军部官兵及其家眷的优抚金，虽只占优抚金和津贴费的(四千万卢布)百分之二十五——也达一千万卢布，征集新兵的费用——一百七十万卢布，为特殊目的改善铁路的费用——三百二十万卢布以及数达四百万卢布的战略公路修筑费用，总计二千二百万卢布。如果把这个数目加到陆军部、海军部1903年的支出(四亿六千五百万卢布)中去，那么，用于国防的经费总数就为四亿八千七百万卢布，即占预算十二亿九千六百万卢布的百分之三十七点六，而除偿还公债外，国家其余需要总额为五亿二千万卢布，即占预算的百分之四十。换言之，对日战争前，国防开支达到了空前规模，其数额和国家的行政支出以及教育、发展农业与其它行业、商船运输、改善水路陆路交通等等这类文化事业和生产的费用总额相比，所差无几。
对于俄国这样一个国家，在国内这些极为迫切的需要远远没有得到满足的国家，国防支出竟占预算的百分之三十四至三十七，这是极其沉重的，甚至是不堪忍受的。这笔支出尽管是必不可少的，但毕竟是非生产性的开支。因此，说什么在对日战争前国家拨出的军费不多，是不合适的。国家花了很多钱，至于如何合理地、最有效地使用这笔经费，去实现本身的目的，那就取决于陆军部和海军部了。
加强我们在远东的地位的拨款。现在暂且把上述关于国防拨款总额的议论放在一边，再来看看加强远东战备拨款的局部问题。在此，必须首先承认下面一个事实，即侍从将军库罗巴特金对这个问题没有提出具体的指责。恰恰相反，他在《战争总结》这部著作中不止一次声称：军事部门在“加强我们在远东的地位方面，取得了特别明显的成果”，不过他又附带说明，这是靠拨给陆军部的经费完成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我们在俄罗斯欧洲部分的地位”。他在第86页上这样写道：“我毫不怀疑，未来的史学家只要看到远东距离俄国中心有万里之遥，他就会以崇敬的心情来看待1895至1903年间军事部门在加强我们在远东的地位方面所取得的成果。从当时拨款的情况上看，进行这项工作是以大大损害我们祖国在其它边界上的战备作为代价的。”正是这个附带说明促使我们进一步分析：军事部门呈报的对远东拨款究竟削减了多少?在这方面拨给军事部门的经费果真少到如此地步，以至我们不得不靠削减在西方的实力来加强远东的地位。对于这个问题，向关东州和旅顺口要塞拨款的经过，已经作了最好的回答。
1898年4月2日①，陆军部首次向财政部提出非常信贷拨款的要求，以供支付占领关东州和在那里加强我们地位的开销。按照陆军部的计算，这些信贷的总数为一千零六十六万六千卢布(其中一次支付八百一十万零五千卢布，长期支付二百五十六万一千卢布)，随后又增加到一千零七十五万九千卢布。
①书中使用的是俄历。在十九世纪，俄历比公历晚十二天，在二十世纪，俄历比公历晚十三天。——译者
接到上述要求后，财政大臣认为：“我军守卫关东半岛所需的开支，因其重要性和由此而产生的大量问题，最好能予以全面讨论”，因此他奏请皇上允准在特别会议上审查这一要求。参加特别会议的人员包括：主席——国务会议国家经济司司长、国家稽查员、财政大臣、外交大臣以及陆军部代理大臣和海军部代理大臣。
1898年5月17日，陆军部代理大臣在这次特别会议上说明了他提出的拨款数字的必要性。他的意见是这样载入会议记录的：
“决不可忘记，我们新获得的地区和我们领地的边界互不接壤，陆路相距一千俄里②，海路相距两千俄里。半岛的这种孤立状态，当然要求在那里建立这样一种防卫力量，即不管遇到何种敌对企图，都能够守住这个据点，至少能够据守到援军到来之前，从而为下一步行动保住作战基地。从技术上讲，建立这种防卫，无疑是陆军部的直接责任，而且只应交由军事专家作出权威决定。甚至对半岛的地形和位置粗略地看一下，就会得出结论，为了守卫港口和我们占领的半岛地区，必须在相当长的地带上修建筑垒阵地。步兵上将库罗巴特金向会议报告，还在中国管辖时期，西欧专家们就制定出旅顺口的防卫方案。按着这些方案，要塞的驻防军不得少于二万人，而大炮的数量不得少于三百五十门。然而陆军部认为，在半岛上只要集结一万一千三百人，配备一百五十门大炮就可以了。陆军部代理大臣认为，这种防卫不应视为多余。军事部门之所以满足于这种防卫，一方面是因为意识到有采取上述谨慎行动的必要性，另一方面，是对俄国军人的英勇精神抱有希望：英勇的俄军仅凭这些兵力，就能够守住旅顺口，至少能坚守到援军开来之前。”
②每俄里等于1．06公里。——译者
会议认为：“对于守卫关东半岛的必要性没有任何疑义。既然军事部门认为，只要在半岛上集结它所建议的数额的军队，就能够完成它在这方面肩负的任务，那么会议认为自己无权对这个声明提出异议。”
会议接着仔细审查了陆军部的经费要求，认为只需对呈请用于军队粮秣、拍发电报和难以预料的开支金额作少量的削减，而且这些军需物资开支的削减，是根据对当地该类物资的价格和实际的人数及马匹数目，进行比较精确的计算后作出的。至于购置旅顺口炮兵装备和建立炮兵贮备的开支以及构筑防御性和非防御性工事的开支，“会议认为：全部批准陆军部对这些需要所呈报的数字是正确的，但却不得将这笔钱用去满足那些业已包括在最高预算或在呈报的追加拨款项内的需要。”
会议批准了1898年度关东半岛防卫费用总数为一千零二十四万八千五百一十一卢布，仅此陆军部呈报的数字少五十一万卢布。这里不包括和平时期派驻关东部队的军需费用，因为这笔费用已经列入最高预算中了。这笔钱款作为陆军部最高预算的追加费拨给了该部。
据陆军部计算，1899年度守卫关东半岛的费用需要六百七十六万五千三百二十一卢布。但鉴于1898年11月12日皇上召见陆军大臣和财政大臣时谕示，从国库的资金总额中拨出的1899年度守卫关东半岛的开支，不得超过五百万卢布，故财政部认为有责任向陆军大臣指出，必须把所呈报的预算开支削减到五百万卢布。
陆军部同意这项意见，它向特别委员会提出了关于1899—1903年五年间该项开支的总预算呈文，其中这项开支每年平均按五百万卢布计算，总预算数额为二千五百万卢布。该部同时声称：“照目前情况看，如果远东不发生从根本上改变现状的那种不希望出现的麻烦，军事部门对于守卫关东半岛的额外(超出最高预算的)开支的计算，便是比较准确的。这样，除归入最高预算项内的关东驻防军维持费一百五十六万二千卢布外，还必须提供下列非常开支：经常支付二百六十万零六千卢布，一次支付一千二百万至一千三百万卢布。”
陆军部提出的1899年度的经费是首先被批准的，而后又批准了1899至1903年五年间下余时间所需的经费。这些经费包括在自1900年开始生效的最高预算内。从这时起，守卫关东方面一切新出现的需要，连同军事部门的其它开支，均应由最高预算资金内支付。
从上述可以看到：总的看来，对军事部门呈报的关东守卫经费只作了少量削减，而且征得了陆军大臣的同意。但纯粹用于防御工事的经费则全部按数拨给了。同时，必须特别注意：陆军部并未充分使用根据它的计算拨出的专门用于修建旅顺口要塞的经费，这个情况是国家稽查员在其呈皇帝的1904年度报告中指出的。鉴于旅顺口陷落后出现的一些传闻，说什么由于拨款不足，要塞的防御工事没有修好，步兵上将罗勃科在这个报告中援引了下列有关修筑旅顺口要塞工事工程拨款的材料。
1900年初，批准了要塞的设计，但其工程应于两个五年内完成(即在1909年前完成，因某些工程还在设计批准前，即在1899年就已经开始了)。据计算，工程的总造价为八百九十二万七千七日七十五卢布。在这笔款项下，从国库中拨出了四百六十三万一千七百五十七卢布，但到1903年末截止，仅花掉四百零八万卢布，即此拨款大约少五十五万卢布。“所以，”步兵上将罗勃科得出结论说，“1904年对日战争开始时，旅顺口要塞没有完全作好防御准备，但这并非由于拨款不足，而是由于其它原因，因为拨出的经费多于修筑要塞工事的实际支出。这些原因是：第一，由于地区遥远和必须与中央军事管理机构联系解决有关要塞建设的一些问题，旅顺口的永久性军事防御工事，仅仅在1900年，即在占领要塞两年后才开始动工；第二，战争发生在皇上于1900年1月18日批准的要塞设计完工之前，而这项设计原拟在十年内完成；第三，1900年的军事事件以及1902年夏天在旅顺口流行的霍乱病，对施工进度产生了不利影响；第四，鉴于在岩质土中施工特别困难，每年的施工计划不能全部完成。”
尽管国家稽查员指出预定工程完成缓慢，没有充分利用拨给的贷款，但陆军部却对1903年修筑旅顺口防御工事方面所取得的成果感到完全满意。关于这个问题，侍从将军库罗巴特金在1903年11月23日呈皇帝的节略中(在远东之行后呈递)写道：
“旅顺口的防御工事即将竣工，只要集中足够的驻防军和后备物资，凭借这些工事，无论从海上还是从陆地上，都无法攻克这个地点。关东驻防军已经大大加强。后备物资可供一年支用。现在，即使大批日军扑向旅顺口，也可以不必惊慌了。我们有人力和物力守住旅顺口，甚至能够以一抵五，以一抵十地战斗。
“除所有这些成就外，还应当看到：修筑内港的各项施工完全取得了成功，一部分海军舰只可以在内港中找到安全可靠的隐蔽场所。今后的工程将会为我们整个太平洋分舰队提供安全的掩蔽地。即使观在，这个分舰队也可以完全有把握地、大胆地和日本的整个海军进行较量。
“这样，由于从海上和陆地上均无法攻克，由于部署了强大的驻防军，得到强大的舰队支援，旅顺口便成为一支完全独立的力量。后备物资已有大量贮备，我军可以从容地在满洲完成集结，使敌人遭到决定性的失败，解放被包围或被封锁的旅顺口。
“两年前，甚至一年前，我们还在为旅顺口和俄国以及阿穆尔①沿岸地区的联系担心。现在尽可不必担心了。”
由此可见，直至战争前夜，陆军部认为，我们在关东的地位完全可保无虞。而且在取得这一成就当中，还注意节约了一笔钱。
陆军部当时似乎还认为我们在远东的整个地位是相当稳固的，至少在制定1904—1908年五年间的最高预算时，陆军大臣曾表示：“近来我们加强战备的全部工程，主要集中在远东。但是，从外部安全的观点看，与西部战场相比，毫无疑问，远东对俄国的意义较小”，因此，“为减轻国库在军费支出方面的负担，侍从将军库罗巴特金表示：今后，从1904年起，不准备在最高预算外再要求特别追加款，去弥补超出远东部队平常开支的费用。”
①即黑龙江。——译者

2008-6-12 10:59: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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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军事拨款“不足”的原因
在分析是什么因素引起他认为对军事部门的需要拨款不足问题时，侍从将军库罗巴特金指出三个原因(第95页)：
1．扩建海军的拨款激增；
2．大部分经费耗费在财政大臣掌管的远东企业上；
3．为了缩小收入的数字，财政大臣没有正确地计算年收入。
海军支出。在引起削减陆军拨款的原因当中，侍从将军库罗巴特金认为增加海军经费占突出地位。但是，在这方面他并不怪罪于财政大臣。相反，他认为，对于在海军部与陆军部之间(第68页和第92页)如何分配国防经费，财政大臣并不介意。但据库罗巴特金讲，实际结果仍然是令人不安的：由于在远东转为推行进攻性的政策，从而导致海军军费激增。同时，相应削减了陆军部门的拨款。从这时起，陆军部门得到的经费，根本不敷满足本身的需要。
姑且不去分析作者上述说法有无根据，但有两种情况应当指出：
1．在参与指导我们远东政策的三大部的负责人中，只有陆军大臣一人一贯主张必须采取坚决行动。
2．陆军大臣在1900年3月14日的奏折中坚决表示：俄国在远东必须拥有比日本强大的海军。防止远东发生流血冲突的唯一手段——是使日本丧失拥有海军的权利。然而，即使海军部在自己提出的方案中，也只是停留在第一种设想上。
财政部在远东的企业的支出。侍从将军库罗巴特金在《战争总结》一书中两次详细历数了财政大臣主管的设在远东的企业事业：铁路、边防军、商船队(一部分是武装的)、大连港(第93页和第112页)，并且声称：这些企业花掉的钱，比用在国家其它需要上的钱更加大手大脚。财政大臣对待这些企业一意孤行，根本不考虑其它各部的意见，对陆军部也不例外。
对于这些责难，首先应该指出：上述所有的企业，实际上只是一项事业的分支，这项事业是在中东铁路公司的名义下进行活动的。它的总领导是西伯利亚铁路委员会，陆军大臣作为享有与大家同等权力的一员，参加了这个委员会。至于财政大臣，只不过是委员会各项决定的执行者：他要把各种计划和预算提交委员会审批，定期提出中东铁路公司活动情况报告。陆军大臣也和委员会其他成员一样，可以充分陈述自己的意见，维护本部门的利益，而且他也多次这样做了。在自己这一方面，财政大臣对陆军大臣的一切要求均给予充分的注意，为了便于陆军大臣监督中东铁路公司的全部活动，还吸收了侍从将军库罗巴特金挑选的索尔洛古勃中将参加董事会，作为陆军部的代表。
在战前，陆军大臣并未表示给中东铁路公司的拨款过多。相反，他不止一次地坚持要加速满洲铁路的施工，主张尽可能采用较好的铁路设备。因此，倒不如说，在战前侍从将军库罗巴特金一直认为：上述各项企业的拨款是不足的。他在《战争总结》这部著作中的许多地方，均曾证实这一点。他抱怨军事行动开始之前，中东铁路只能对开三——四次军列，而为了把干线的运输能力提高到对开七次军列，把南部支线运输能力提高到对开十二次军列，就需要拨出四千四百万卢布以上。(第165页)
总之，在讨论中东铁路公司所属企业支出问题时，应当从这一观点出发，即这些企业首先要为发展俄国的经济势力服务，同时收到加强我们在远东的战备之效。侍从将军库罗巴特金本人对于满洲铁路对军事部门的意义也给予过充分评价。他在《战争总结》一书中说：如果有了运输能力强大的铁路，即使在远东保持一支不大的兵力，我们也能够迅速在那里集结必要数量的军团(第87页)。在满洲驻扎二万五千名组织良好的边防军的重要作用毋需说明，因为这支部队从宣战时起就转归军事部门指挥了。最后，一旦发生登陆作战，譬如在日本登陆，在太平洋水域保持一支商船队就是必不可少的，关于这一点，侍从将军库罗巴特金曾经不止一次谈到。由此可见，即使从军事部门的任务观点上看，这些企业的开支也不能认为是不需要的。至于中东铁路公司各项工程进行得认真而成效卓著，对此连库罗巴特金本人也给予肯定。他说，在短暂的时间内，就将中东铁路的运输能力提高了相当大的幅度*，这是很大的成就。他称这些成就是“惊人的”(第87页和第173页)。不过，即使在军事行动开始前这些工程未能达到军事部门所要求的程度，其责任也不在财政大臣身上；财政大臣一直根据西伯利亚铁路委员会审批的工程计划办事，坚决反对在远东推行进攻性的政策，这项政策导致过早地同日本断绝关系，而侍从将军库罗巴特金却赞成这项政策，虽然有些保留。
*一年内铁路的运输能力提高了一倍。
修建大连港。对于中东铁路公司的各项企业，侍从将军库罗巴特金对财政大臣提出许多指责，其中理由最充足的恐怕是他对修建大连商港的意见。他认为：该港的建设地点距离旅顺口要塞近，这就使日本人可以运来海岸重炮，对防御工事增加压力，便于他们攻打要塞。他把采取这种措施的全部责任都推在财政大臣身上。据他讲(第84页)——
“维特未与陆军大臣和关东州长官磋商，便提出了修建大连港的报告，尽管维特所使用的地段归这些人管辖。”**
**在第112页，又几乎一字不差地重复了这一指责。
然而，与这种说法相反，文献资料却表明，导致修建旅顺口要塞附近的大连港和大连市(所以叫这个名字是因为地处大连湾内)的一些事件，是按照如下的时间顺序发生的。
1897年10月末，德国人占领胶州湾后不久，外交大臣穆拉维约夫伯爵首次指出：获得这个海湾是俄国最称心的事。同年11月11日，穆拉维约夫伯爵将一份节略恭呈御览，他在这份节略中提出了这样一种见解：“我们的分舰队在太平洋根本没有它所需要的方便的和有良好设施的港口，对我们来讲，保持安宁状态是完全谈不上的。”朝鲜半岛各港口以及胶州湾不能满足这种需要，因而他建议占领大连湾，以便在那里为我们的分舰队建立基地。下边就是上述节略对于这个题目的陈述：
“根据不久前我国驻芝罘①领事报来的详细材料，在辽东半岛东南岸广阔的大连湾内有四个单独的、优良的小海湾：维多利亚湾(Victoria Bay)、琼克湾(Junk Bay)、汉德湾(HandBay)和奥丁湾(Odin Cove)。上述四个港湾均适于停泊吃水二十二英尺的船只，甚至吃水更深的船，而且琼克湾、汉德湾、奥丁湾在冬季当直隶湾刮猛烈的北风时尤其适于停泊，维多利亚湾在夏季刮南风时是个可靠的停泊地。据我国领事在当地收集的资料看，大连湾内各个海湾是从来不结冻的。其他精通这方面业务的人员也向职部提供了材料，介绍了大连湾的上述方便之处，说明它所处的位置较旅顺口优越，它很容易控制旅顺口。
①芝罘，即今山东省的烟台。——译者
“此外，无疑大连湾还较其它位于朝鲜东海岸的港口具有若干战略优越性。
“确实，如果我们和日本的交涉破裂，日本自然会立即占领釜山港并封锁朝鲜海峡。假使我们在朝鲜东海岸只占有一个据点，那么，我国海军舰只就会被完全封锁在日本海内，并和主要作战基地完全隔绝。
“然而，如果在辽东半岛拥有一个港口，即令日本采取同样的敌对行动，我们分舰队的舰只仍然可以完全自由地经由黄海驶出。”
12月初，经中国政府同意，俄国军舰开进了大连湾和旅顺口。鉴于这一事态在英国惊动很大，穆拉维约夫伯爵在1898年1月中旬，责成俄国驻伦敦大使向圣•詹姆斯内阁声明：一旦俄国在太平洋获得一个商港，这个港口就对全世界商船队开放，而且我们发表的这个声明，是指英国人特别关心的大连湾而言的。索尔斯伯里侯爵将这个声明通知了下院。如此一来，在大连湾为我们分舰队修建基地的最初方案，就变成了应允在那里修建向外国商船开放的商港。
嗣后，在讨论有关我们租借旅顺口和大连湾条件的若干个别问题时，不久前被任命为陆军部代理大臣的库罗巴特金步兵上将，于1898年2月23日写给外交部一份公函(第21号)，内称：
“至于说我们租借地的面积的大小，则必须要考虑到一旦开始军事行动，该地是否便于我军守卫，这既取决于当地的地形特点，也取决于面积条件。
“有鉴于此，我们应当占领从亚当湾到貔子窝(Xucuкo)城一线的整个关东半岛。此外，我们还应控制亚当峰(位于上述港口和城市之间的山峰)。
“陆军在旅顺口担负的直接任务是：扼守海岸炮垒和从陆路上环绕港口总长二十俄里的筑垒阵地。
“在大连湾内，陆军部门应负责守卫碇泊场的入口处。为此，必须在两个入口海岬上和其间的两个岛屿上修筑炮垒。大连湾的陆路防卫，目前尚不需要修筑防御工事，但应从中国取得修筑这种工事的权利。
“应当认为对于外国船只，不管是军舰，抑或是商船，旅顺口都是一个关闭的港口。而大连湾则应为贸易开放，但港内的一个海湾除外，海军部门将选其供我国军舰使用。”
库罗巴特金将军所阐述的见解被采纳了。他第一次十分明确地指出了旅顺口作为军事要塞、大连湾作为商港的未来作用。据此，1898年3月15日签署的关于俄国租借关东州的北京协定①列入了下列条款(第六款)：
①即公历1898年3月27日签订的《旅大租地条约》。——译者
“两国政府相允，旅顺一口既为武备之口，独准华俄船只享用，而于各国兵、商船只，以为不开之口。至于大连湾，除口内一港亦照旅顺口之例，专为华、俄兵舰之用，其余地方作为通商口岸，各国商船任便可到。”
关于签订这个条约，经由外交途径通知了各大国并且指出：“大连湾港对外国贸易开放，各友好国家的船只在这里都会受到盛情款待。”3月17日，《政府公报》就此刊登了政府特别通告，内称：“经过俄中两国的友好会商，决定从现在起修建一个西伯利亚最大的码头。通过这个码头的中介，大连港将把旧大陆②中两个大陆的边陲联结起来。向各大国商船队开放大连湾港，这就在太平洋上为各该国家的工商企业创建一个新的广阔的活动中心。”
②欧、亚、非昔称“旧大陆”，以别于“新大陆”——美洲。文内提到的两个大陆指欧洲和亚洲。——译者
据4月25日北京协定补充议定书③第三款规定，俄国允准“西毕利④铁路通接辽东半岛之支路末处，在旅顺口及大连湾海口，不在该半岛沿海别处。”
③公历1989年5月7日签订的《续订旅大租地条约》。——译者
④即西伯利亚。——译者
由此可见，根据库罗巴特金将军本人提议在大连湾修建商港一事，已经通过外交换文预先作出了决定。财政大臣只是在辽阔的大连湾内选择一个地点而已，而且和侍从将军的断言恰恰相反，选择地点是在征得陆军部同意之后，在当地军事机构的参加下进行的。譬如，在5月20日致侍从将军库罗巴特金的第130号公函中，财政大臣附去一份中东铁路公司会办克尔别贾监工于5月17日发来的电报。电报中说：根据初步勘测，大连湾内的维多利亚湾港最宜辟作商港。5月22日由当地各部门的代表组成的特别委员会最后选定了这个港湾。克尔别贾监工在5月23日发来下述电报，报告了此事：
“昨天，由海军少将杜巴索夫率领，邀请军事总督和其它当局人员参加，踏查了大连湾，选定了商港和欧洲人居住区的地点。这个地点一致同意选定在骑士锚地附近的维多利亚湾的西南部。未来城市的面积占地二千多俄亩①。这是一个风景美丽、对健康有益的地方，距离防御工事很远。据大致计算，需要修筑一道长一千二百俄丈②的防波堤，修一条长一千二百俄丈的港口堤岸。港湾需挖深至二十八英尺，因此需要挖出六十万立方俄丈土方。除船坞和修理厂外，港口建设一项就需要一千一百万卢布。出售地皮可以收回半数费用，港口维持费可以用港口税收弥补。需要修建六俄里左右的铁路。必须尽快作出决定，以便相应地确定路线。详细的勘测尚在进行中。请向财政大臣报告并发电指示。应当立即割让城市未来需要占用的全部地皮，以免私商抢占地皮，进行投机买卖。如蒙大臣允准，我们立即着手在未来的港口内装设供卸下建筑材料和掩蔽工程船队用的临时设施。目前大连湾敞阔水浅，只有小船才能在那里卸货。”
①每俄亩等于1．09公顷。——译者
②每俄丈等于2，134米。——译者
克尔别贾监工在最后一份节略中(1907年12月19日)，对于在关东选择商港的同时所发生的情况，作了如下叙述：
“我和第一批监工一起来到旅顺口，*当时我们最初的打算是这样的：要在旅顺口修建军港和商港，不过需要在港湾的西部挖一个面积为1000X300俄丈、退潮时深度为二十八英尺的大深水区。在深水区西侧，设旅顺口的货运站和客运站。这个西水区的东岸和当时已经存在的东水区的两岸，用来修建军港的各种设施(船坞、修理厂、水雷区等)。为适应港口的需要，计划修建第二个出海口，办法是从上述西水区挖一条长四百俄丈的水道。此外，为了舰队的需要，还准备环绕碇泊场修两道防波堤，总长度为一千五百八十五俄丈。这个设计方案是1898年4月我在旅顺口期间由我主持编制的。港内的西水区和出海水道的工程费用合计为一千一百二十万卢布，修碇泊场的防波堤的费用为一千一百万卢布。
*1898年春。
“这个设计方案已送呈前太平洋陆海军司令杜巴索夫海军少将审批。但军事当局反对把商港和军港合修在一处，指出由于两港相连会产生诸多不便，并有拥塞之弊，因此，就必须为商港另选一个地点。
“我和尤戈维奇监工一起，邀请海军当局参加，踏查了附近所有的港湾：鸽湾、路易莎湾、公司湾、克尔湾、大连湾。踏查的结果证明，不管从修建港口来看，还是从适合于修建城市的大块地皮来看，大连湾南部，即维多利亚湾，是适宜的地点。为了最后选定商港的地点，1898年5月22日，前太平洋海军司令杜巴索夫海军少将，前大连湾军事总督步兵旅长沃尔科夫少将、军事工程长官巴季列夫斯基上校、陆海军部队参谋长以及许多其他人员，共同进行了一次特别踏查。
“在踏查中，他们走遍了准备用来修建港口和城市的整个沿岸地带。为弄清未来大连的供水问题，甚至还走了八俄里路，进入马兰河河谷。踏查中，军事部门的代表对于下述情况特别注意，即拟议中的大连的位置远离军事防线十俄里。这道防线自金州阵地经金州和地峡到南关岭车站，因此，从军事观点上看，将商业城市设在维多利亚港的这个部分，并无不便之处。
“陆海军当局均赞同最后选定的地点。据此，我于1898年5月23日向中东铁路公司董事会发出电报，报告了此事。”
5月29日，财政大臣将1898年5月23日的这份报告进呈御览。紧接着收到发给财政大臣的上谕：“以中东铁路董事会指令形式，指示在大连湾修建港口，切勿放过时机。将此项指令知会外交大臣和陆军部代理大臣。”上谕照办无误。同时在5月30日还将克尔别贾监工的电报通知了陆军部代理大臣。库罗巴特金将军对克尔别贾监工5月17日、5月23日的两份电报内容并未提出任何意见。
在大连湾修建商港的问题就这样原则上得到批准。财政大臣将这个问题连同敷设中东铁路南满支线直达该港的问题，一并提交西伯利亚铁路委员会和国务会议国家经济司联席会议审批。陆军大臣出席了1899年1月27日召开的联席会议，但这一次他仍没有对商港邻近旅顺口要塞表示任何不安。关于港口和铁路线，会议记录中有如下记载：
“联席会议听取了陆军大臣的意见。他说，整个新设计的铁路线，不管在中国境内，或者在我们租借的半岛上，都应该完全根据军事部门的要求进行修筑。这种要求的必要性是由这个遥远地区当地的特殊条件决定的。这些条件造成了不仅在满洲铁路干线上，而且在它的支线上，都要加强守卫。因此，应该坚定不移地作出努力，使全部铁路工程在施工中，都尽力顾及使之适合于军事守卫。否则，一旦出现某种政治麻烦，我们同旅顺口的联系就很容易被切断。至于商港的建设和管理，没有人反对实施财政部在这方面拟定的计划。不过，库罗巴特金中将指出，如今正在制定我们租借的整个半岛的管理方案。他希望，港口的行政管理，要完全根据作为这个方案基础的那些原则来建立。虽然这个商港从属哪一个部门目前还没有最后决定，但现在正在审议的财政大臣的报告中规定，所有涉及港口管理的问题，都由财政部与其所管辖的当局协商解决，港口的最高监督权属于财政大臣。至少这些规定使人有理由认为：这个港口完全独立于半岛的整个行政管理。然而，这种独立是令人完全不能满意的，因为这会在各部门间引起误解和冲突。况且，商港作为整个半岛上一个最重要的地点，竟然不受这一地区的主要长官的管辖，这种情况未必得当。
“陆军大臣指出，在修筑设计中的支线时，必须满足军事部门的需要。对此，财政大臣表示，陆军部这方面的全部要求，他，御前大臣维特，自然都会给予考虑。至于库罗巴特金中将提出的大连湾港应由什么部门管辖这个问题，御前大臣维特对此作了如下说明：目前根本无意解决建立港口的行政管理问题。根据中东铁路公司章程规定，财政大臣是该公司的首脑，因此他只有权监督遵守章程和一旦需要，将章程加以修改。当然，要遵循规定的程序行事，即要同所管辖的部门进行联系，必要时还要呈请皇上批准。财政大臣没有任何指导公司在半岛上活动的特权，因而公司的活动应当完全服从通行的法令。
“听取上述意见之后，联席会议的与会者认为：关于建立大连湾港行政管理的问题，与目前审议的关于修建和经营设计中的港湾问题，没有直接关系。这个问题自然应该在皇上谕示召开的、由御前大臣索尔斯基主持的会议上加以讨论，以便制定关东半岛行政管理的原则。据国务会议国家经济司司长讲，现在这个会议正在等待库罗巴特金中将提出在当地制定的关东半岛行政管理方案，其它有关部门希望在这个商港建立何种行政管理的一些设想，也将向会议提出。”
后来关于成立关东半岛管理局的所有问题，都是由特别会议作出决定的。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中将自始至终参加了这些会议。特别是，陆军大臣对成立“大连”管理局的方案，没有表示过任何异议。
直到最近一个时期，陆军部在军事战略方面，也没有对大连表示过任何不安。只是1903年夏陆军大臣在远东停留期间，他才注意到大连在军事上的作用。他和海军上将阿列克谢耶夫会商后，才认为，为了确保港口的防务，必须在这个城市驻扎一个步兵旅。财政大臣对此未加任何阻挠。当然，军事部门还可以采取其它一些措施来维护军事利益。侍从将军库罗巴特金还要人们相信，日本人占领了一个完好的大连，以至可以利用大连的设施攻打旅顺口。果如所述，人们不禁要这样认为，甚至在旅顺口会议和陆军大臣亲自视察大连以后，军事当局在那里也没有采取足够的措施保卫大连和在撤出城市之前将港口设施彻底加以破坏。
财政大臣没有正确计算预期的收入。侍从将军库罗巴特金声称，财政大臣为了获得筹建他本人在远东主管的企业的资金，竭力削减军事部门的开支，而且为了达到这个目的还想出了一种特殊方法：即缩小预期收入数字，然后将由此而出现的“剩余现金”用在自己的企业上。侍从将军库罗巴特金甚至援引了1894至1905年十二年期间超过实际收入的数字和预算作了比较，然后得出结论：如果比较公平地计算收入，就完全有可能拨给陆军部呈请的全部拨款，从而大大加强俄国在西方和远东的战备(第94页)。
前边已经指出，远东企业的拨款是在陆军大臣参加下由西伯利亚铁路委员会(和国务会议国家经济司共同)批准的。剩余现金决不是什么归财政大臣随意支配的特殊基金。在国家资源总额中，这笔资金是按照通行的程序支出的——即根据国务会议和西伯利亚铁路委员会的决定支出，而在作出这些决定时，侍从将军库罗巴特金均曾在场，他也提出了本部门的要求。国家收入的剩余现金用到哪里去了呢?仔细地探索一下这个问题，就会发现，受到重视的主要是军事部门的利益。远东企业对于加强我们在远东的战略地位虽然也有重要意义，却只花费了这笔资金中的一小部分。在达方面，数字说明了下述情况。
在1894至1905达十二年中间，国家的普通收入为一百九十九亿三千六百万卢布，此一百八十五亿一千八百万卢布的预算数字多出十四亿一千八百万卢布。
根据国家稽查员的报告，同一时期实际支出的普通费用总计为一百八十二亿六千八百万卢布。
因此，收入此实际支出多了十六亿六千八百万卢布。随着年终预算余额(十二年间)的递增——普通预算余额为二亿零七百万卢布)特别预算余额为七千二百万卢布，在完成预算之后，1894至1905年间国库收入的资金总额共为十九亿四千七百万卢布。此外，1894年1月截止的剩余现金余额也要算在这个数字之内。加上达笔余额，除去弥补普通开支的费用，十二年间国库拥有剩余现金二十二亿零七百万卢布。
1894至1905年间收入的特别资金为二十三亿四千四百万卢布，其中包括公债进款二十二亿八千二百万卢布和其它各种收入六千二百万卢布。
为了弄清这些资金，特别是普通预算的余额都用于何处，就必须审核一下1894至1905年间实际支出的特别费用。
按照特别费用的性质，这类费用有一部分通常是用公债进款弥补的。这类费用计有：
1894年至1905年间支出数额
单位：百万卢布
1．偿还和延期偿还公债…………………………………………………………………361
2．偿还无息债款和增加辅币基金………………………………………………………482
3．用于1899年中国贷款的费用………………………………………………………172
4．军事讨伐①及对日战争的经费……………………………………………………1795*
5．特别造船拨款…………………………………………………………………………90
                                                                      2900
①指帝俄出兵中国镇压义和团运动。——译者
*根据国家稽查员1900—1905年间的决算报告，军费开支为十九亿四千五百万卢布，但从中应扣除一亿五千万卢布，因为这笔费用先是在1904年度决算中提出，但在1905年决算中，又在1905年的预算项下转入支出数内。
上边列举的费用不仅完全吞蚀了十二年间的全部公债进款二十二亿八千二百万卢布，而且如以此项来源款项弥补上述费用，则尚缺六亿一千八百万卢布，达笔款子只好转在普通预算储蓄存款项下。
这六亿一千八百万卢布中的大部分是对日本战争的军费。1904和1905年间，在这方面实际用掉了十六亿六千六百万卢布。这笔费用在1904和1905两年中是用推销公债获得的十一亿七千一百万卢布弥补的，但还差四亿九千三百万卢布。最初，俄国同日本作战动用的是剩余现金，这一点并不是无人知晓的。到1904年初，这笔资金已经数达三亿八千一百万卢布。这个数目不仅全部花光，到1906年初，甚至出现了一亿五千八百万卢布的现金赤字。除军费外，这笔赤字有一部分是由购买居民用粮费用造成的。
1894至1905年间的特别费用总和为四十七亿七千五百万卢布**。从中扣除前面提到的二十九亿卢布，用于其它方面的特别费用为十八亿七千五百万卢布。即是说，如果将转入国库资金的年终预算余额计算在内——十九亿四千七百万卢布(十六亿六千八百万卢布加上二亿零七百万卢布，再加七千二百万卢布)，这个数字和十二年间普通预算计划的收入超过支出的总数非常接近。
**包括订正的一亿五千万卢布在内。
十八亿七千五百万卢布用于下列各项支出：
单位：百万卢布
1．修筑铁路………………………………………………………1268
2．收买民办铁路归国家所有……………………………………59
3．支付各铁路公司的贷款(包括中东铁路公司的贷款
   二亿九千六百万卢布) ………………………………………315
4．满足歉收省份居民粮食需要的费用…………………………126
5．支付废除酿制、出售酒类专利权的补贴费用………………36
6．扩大国家银行和贵族银行的资本……………………………42
7．其它支出………………………………………………………29
                                                     1875
由此可见，1894至1905年间收入的全部节余，都用在铁路建设上，即用在满足头等重要的需要上，也就是说用在加强我国的战备上。其中四亿三千多万卢布用在修筑西伯利亚铁路上，二亿三千二百万卢布用在修筑纯战略铁路鲍洛戈耶——谢德列次线和奥伦堡——塔什干线上。这项需要没有借款就满足了，倘若普通收入中没有十六亿六千八百万卢布的节余，不借款是不成的。
中东铁路所属各企业的开支，结算在铁路用途项下。在上述期间内，这项开支总数为二亿九千六百万卢布，即此陆军部的一个平均年度预算还要少。从加强我们在远东的战备的观点看，这项开支具有头等重要意义。此外，这项开支是可以收回的，因为一旦中国政府赎回中东铁路，至少根据与日本缔结的条约归俄国所有的那儿段铁路的建筑费用，能够收回。

2008-6-12 10:59:34

孔府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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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6楼

三、同日本争斗的困难
侍从将军库罗巴特金认为我们对战争缺乏准备，他解释说这是因为军事拨款不足。同时，他又从另一个方面指出：战前他掌握的关于日本军力的情报，使他非常慎重地看待同日本关系的破裂，并认为这种破裂对我们来说是一场灾难。侍从将军库罗巴特金甚至走得更远，他说：“由于长期在亚洲供职，我曾赞成在亚洲要和英国达成协议，因而我相信俄国和日本完全可以采取完全和平的方式，在远东划分势力范围。”(第128页)
但是，侍从将军库罗巴特金关于他预见到同日本争斗有困难因而希望与日本达成协议的这些议论以及其它一些议论，和他战前提出的主张根本不符。那些主张始终贯穿一个思想，即我们能够胜利地击退日本人对亚洲大陆的进犯；一旦出现麻烦，我们应当将战争移至日本本上进行；即使不得不依靠其它大国的支持，也要剥夺日本拥有海军的权利。下面举出几个这类主张的典型例子。
侍从将军库罗巴特金在1900年3月14日的奏折中指出了俄国武装力量今后的任务。他是这样表述我们对日方针的：
“由于力图占有朝鲜市场(虽然只是在经济方面和政治方面)，我们不可避免地要遭到日本方面的强有力的反击，倘若事先无法避免，大约在二十世纪初，我们就势必要和这个大国发生一场武装冲突。
“战争可能因为扩大在朝鲜和中国的势力猝然爆发，但由于日本战备较为充分，故军事行动既可能在朝鲜领土上进行，也可能在符拉迪沃斯托克①附近的俄国领土上以及关东地区进行。日本拥有一支相当可观的海军，因此它能在短暂的时间内在我们的领土上投入包括九——十个步兵师的登陆部队。但如果我们阿穆尔沿岸地区的军力得到长足的发展，几年过后，一俟兴建中的铁路竣工，我们就能够从容地击退这种进攻。然而倘若日本派出军队占领朝鲜南部，我们必须把他们的部队从被占领的筑垒阵地上赶出去，那么这个任务对于我们就是无比困难的。
①即海参崴。——译者
“我们还应该估计到有这种可能，即日本不是单独地采取行动，而是联合其它大国(例如英国和德国)共同采取行动，并且日本不会独自发动战争，它可能利用我们同德国和英国在欧洲战场上作战的时机，向我们进攻。
“同样不应忽视的是，日本明确表示要当所有黄色种族的首领，并准备将来和他们一道同占据中国领土的欧洲势力开战，特别是同俄国开战。不管中国、日本和朝鲜大军的数量有多么庞大，仍然可以期望把他们打败，倘若这一次对中国从属于欧洲的状态感到关注的德国人、英国人和法国人也和我们一道干的话。
“但是，远东的未来，是极为令人不安的。在不久的将来，那里就会爆发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我们尤其应当作好准备，以免到时措手不及。我们必须尽快建成强大的铁路网，加强阿穆尔沿岸地区的军队和旅顺口的防御工事。与此同时，我们还必须大力发展海军，使之能够随时保卫我们在远东的利益。我们虽然毋需追求在实力上超过英国海军，但我们的海军在远东却应该比德国海军强大，特别应该比日本海军强大。日本海军应当成为我国外交界和俄国国务要人时刻注意的对象。
“我坚信，制止远东流血战争只有一种手段——这就是剥夺日本拥有海军的权利。
“现在，这个任务是俄国无法胜任的，应该使德国和英国认清日本海军的发展对他们所构成的危险。而后，一遇有利时机，就用如今在中国有切身利益的欧洲列强的联合舰队，消灭日本海军。”
可见，在1900年，即在战前三年半，侍从将军库罗巴特金并未考虑与日本达成协议，虽然他也看出，必须打几年仗，才能期望战胜日本。以后，随着我们在远东地位的加强，库罗巴特金将军迅速战胜日本人的信心更加增强了。战争前半年，侍从将军库罗巴特金前往远东检查我们的战略地位，返回之后，他于1903年7月24日向皇上呈递一份奏折。奏折中包括下述一些话，是对他这种信心增强的最好描述：
“十年前，我们在阿穆尔沿岸军区是如此软弱无力，以致一旦同日本开战，我们分散在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到赤塔广大地域内的十九个营和十一个连便无法打败日军，守住符拉迪沃斯托克和滨海州。
“但是在两年前，我们就已经认为，一旦发生战争，我们不仅能够坚守住阿穆尔边区，而且还能够坚守住北满。我们甚至还作出过大胆的设想：在南满集结我们的部分兵力。这个设想得到了皇上的赞许。
“如今，守卫俄国远东边疆更加不成问题。对于阿穆尔边区的命运，我们完全可以放心，对于旅顺口的命运，我们如今也可以放心，我们完全可以期望守住北满。”
为了充分理解这些话的意思，还应当指出，侍从将军库罗巴特金认为，不管我们是否需要同时在其它边界上作战，我们均可取得这些结果。
就在7月24日达份奏折中，侍从将军库罗巴特金报告，尽管我国海军有所加强，但日本仍然能够出动大部队实行登陆作战。他说：军事科学认为，对付这种危险的最好方法，是我方也准备对日本本上进行登陆作战。
前此四个月，在1903年3月26日会议上：侍从将军库罗巴特金作了一个大致的计算：我们要花费多大代价才能战胜日本人。在这份会议记录中有下列记载：
“姑且假定战争持续一年半：侍从将军库罗巴特金将我们对日战争需要付出的代价作了如下估算：耗掉七——八亿卢布的军费，在我们一支人数为三十万的军队中出现三——五万人的伤亡。陆军大臣认为，在这场战争中，我们无疑将是胜利者，但因为我们根本不想打仗，因而牺牲将会显得过大。然而，如果和日本非打不可(看来这是必然的)：那就最好在我们对战争作好准备时开战，而且由我们自己选择开战的时间。”结果：战争果真进行了一年半左右，但直接军费支出却耗费将近二十五亿卢布。我们的伤亡损失近二十万人：为了守卫俄罗斯欧洲部分：不得不将军队人数增加到一百万人——而这成为所谓1905年革命的主要原因之一。
开战两个月以前：在1903年11月23日的节略中，侍从将军库罗巴特金还对战胜日本坚信不疑。不过这时可以看出，同这个国家争斗，已经使他多少感到不安了。这种情况可以从节略的下述话语中看到：
“甚至我们在朝鲜和满洲大陆上战胜日本以后，只要还没有把战争转移到日本本土，我们就不能取得具有决定意义的结果，就不能认为日本已被打垮。
“当然，在这方面任何情况都可能发生。在一个连妇女都参加国民战争的、拥有四千七百万好战居民的国家实行登陆，甚至象俄国这样强大的国家：都感到困难吃力。如果我们不彻底击溃日本，如果我们不剥夺它拥有海军的权利和能力，那么一遇合适的机会，譬如俄国被迫在西方作战，日本就会在东方独自或联合我们的西方敌人进攻我们。
“必须看到，如今日本只要稍微动员一下民力，它就能够非常迅速地在朝鲜和满洲战场上投入一支十五万——十八万人的组织良好和训练有素的军队进攻我们。日本拥有四千七百万人口，如果常备军占居民的比例采用德国的标准，即占人口的百分之一，在和平时期拥有的兵力就会由十二万人增至四十七万人，而在战时，就会拥有一支一百万人的军队。”
库罗巴特金将军坚信对日本作战会以胜利告终，对于战争他提出过许多宏大的计划，他的这些东西的根据，都可以从现在评论的《战争总结》这部著作中找到。在这部书中库罗巴特金将军承认：陆军部不了解日本策划同俄国打仗的准备情况，即使在军事行动开始后，它仍然认为日本只能派出四十万人进攻我们。实际上，根据库罗巴特金将军统计，他们派出了一百五十多万人。

2008-6-12 10:59:51

孔府藏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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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7楼

四、战争的起因
侍从将军库罗巴特金详细地叙述了我方缺乏作战准备的原因，并且指出，陆军部事先就已经估计到与日本作战是极其困难的。库罗巴特金说，这些情况促使他坚决反对在亚洲推行进攻性的政策，曾使他为防止与日本关系破裂，竭尽所能(第128页)。为了证明这种说法正确，拒绝人们在这个问题上对陆军部提出的缺乏远见和无所作为的指责，库罗巴特金分析了与日本产生冲突的原因，极力说明军事部门对这些原因的态度。
作者将这些原因归结为以下几点：
1．敷设横贯满洲的西伯利亚铁路东段；
2．占领旅顺口；
3．停止从满洲撤军(满洲问题)；
4．筹建鸭绿江企业(朝鲜问题)。
侍从将军库罗巴特金指出，在这些问题上，军事部门一贯坚持维护远东和平的观点。同时，他在这里还对某些人，其中包括财政大臣，提出一系列指责。但是，仔细地研究一下与上述问题有关的一些文件，就会发现，作者对陆军部和其它各部门作用的说明，多半不符合实际情况。下面援引的主要是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的文件摘录，从中可以看出作者议论中的一些最主要的不准确之处，至少可以看出，他以前的观点和他现在所作的解释是截然相反的。
(一)中东铁路。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认为，敷设中东铁路造成远东局势复杂化，他因而断言：
1．在别国领土上修筑横贯满洲的西伯利亚铁路东段的决定，是在违背阿穆尔沿岸地区总督杜霍夫斯科伊上将意见的情况下作出的。据称，杜霍夫斯科伊似乎曾经坚持在俄国的领土上修筑这段铁路。
2．他，侍从将军库罗巴特金，认为，这个决定是错误的。
3．这个决定的目的最后并未达到，因为就造价来看，中东铁路在俄国铁路企业当中是最高的。
对于这些说法，必须指出以下几点：
1．杜霍夫斯科伊上将根本没有反对修筑一条从外贝加尔经由满洲直达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铁路；他认为就缩短路线和经济意义而言，这条铁路是重要的。但他认为，在修筑达条铁路的同时，我们还应该敷设阿穆尔铁路线。而且，杜霍夫斯科伊将军甚至计划把斯特列谦斯克和布拉戈维申斯克(即海兰泡。)之间达段铁路线，通过满洲地区敷设至墨尔根，使斯特列谦斯克和布拉戈维申斯克区段也构成通过满洲直达符拉迪沃斯托克的过境运输铁路。杜霍夫斯科伊上将在1896年1月11日的节略中这样阐述了他的意见：
“要想真正维护俄国的荣誉和尊严、俄国在远东将来的军力和威力，只着眼今天的经济活动，对拥有满洲线就沾沾自喜，这是非常冒险的。如果不修建横跨阿穆尔河的造价昂贵的永久桥梁，阿穆尔线的造价就可以降到最低程度。但是，放弃这条铁路，在最近这一时期对我们就特别危险。
“同时不能忽略，尽快将经由吉林、奉天通往中国关外边界的符拉迪沃斯托克铁路支线及其通至波谢特港和牛庄港的支线抓到我们手里的重要性。中国政府在原则上早已决定修筑山海关——奉天——吉林线，只因缺乏资金才停止了，而眼下对于修筑此线已出现了竞争者。但愿上帝保佑，此线不要落到外国人手里，特别是英国人之手。应该立即将此线包括在我们的租让权中，并且必须坚持，一定要使达条铁路线和我们的符拉迪沃斯托克铁路线连接起来，比如，经宁古塔和波尔塔夫斯克哨所(即三岔口。)通往尼科尔斯科耶(即双城子。)，而不是象数年前一些外国监工设想的那样，从吉林直通波谢特。
“另一方面，斯特列谦斯克和布拉戈维中斯克之间一段阿穆尔线的工程，在技术上是如此艰巨，又因向北弯曲和阿穆尔上游沿岸荒凉贫瘠，这条线是如此不便，以致无论如何都必须使达段铁路径直通过达斡尔地区。有理由认为，从技术方面看，取斯特列谦斯克墨尔根(或附近)走向作为满洲铁路的起点，是有利的。至少，从墨尔根(或附近)到布拉戈维申斯克是一条最理想的支线。如此一来，斯特列谦斯克——墨尔根一线，就既与满洲线连接起来，同时也与阿穆尔线连接起来。尽量长久和尽快取得此一地段是完全必要的，即使付出高价，也应获得这片广大的土地，以备在此建立俄国村屯。此地至今仍然荒无人烟，中国政府不会特别看重这片土地。可以认为，不仅购买达片广阔地带，甚至获取由铁路分割的阿穆尔河河曲内的整个地域，恐怕也不会引起国际纠纷。
“看来在进一步决定租让权时，对各段铁路的这种相对重要性，都一定要加以考虑。
“此种观点认为，工程最好从两端开始：(1)一条是尼科尔斯科耶——宁古塔——吉林线：从这里可以折向伯都讷；(2)另一条是斯特列谦斯克——墨尔根线及从墨尔根到布拉戈维中斯克的支线。就运送建筑材料而言，达对于施工是颇为便利的。
“将来如何很难预料。可能会这样，在上述两段铁路竣工时，政治及地方的形势会变得如此有利，以致我们可以毫不冒险地将墨尔根——伯都讷线连结起来。由此，一条里程短经济上最有利的铁路就自然而然到手了。但更为可能的是首先接合沿阿穆尔河的铁路，而有了这条铁路，我们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在满洲行动。”
2．1896年，当决定敷设中东铁路时，库罗巴特金将军正在担任外里海州州长，因而根本没有与闻这个决定。但后来，在他出任陆军部首脑之后，根据文件可以断定，他仍然不认为这个决定是错误的。诚然，他曾经多次指出，我们不修这条铁路也可以，但他也同样多次把中东铁路同阿穆尔铁路线的守卫情况拿来进行比较，并且认为，最好采用横贯满洲的走向。比如，在1903年1月25日的会议上，他讲了如下一段话：
“对我们来讲，从西伯利亚边界到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铁路干线，具有头等重要意义，因为这条铁路是连结俄国与太平洋沿岸的唯一纽带，因而拥有这条铁路是我们的迫切需要。确保这条铁路完全归我们掌握无疑是必须的。否则，陆军部就应该要求尽快在俄国的领土上，敷设从斯特列谦斯克到哈巴罗夫斯克(即伯力。)的新铁路。然而，应当看到，现在我国沿阿穆尔河的边界长达二千四百俄里，在如此绵长的国界线上采取防卫措施，对军事部门来讲，是极端困难的；对国库来讲，负担也是极端沉重的。而沿满洲干线的防卫线却有如下的好处，即需要守卫的地带只有一千二百俄里。”
3．侍从将军库罗巴特金说中东铁路造价非常高昂是不正确的。
如果从公司修筑铁路用掉的总款额中扣除与修路没有关系的非常支出(共计五千三百三十九万四千五百九十二卢布三十戈比)，以及1900年中国骚乱期间铁路遭受的损失(七千一百七十四万五千八百七十八卢布十四戈比*)，和不算在铁路修筑费中的建立流动资本的支出(七百八十四万四千一百卢布)，那么，中东铁路的建筑费就共为二亿四千一百八十九万三千一百四十九卢布三十八戈比，每俄里合十万零一千九百二十三卢布九十五戈比。如果把中东铁路每俄里的造价拿来同西伯利亚大铁路的其它铁路线，比如和在施工条件方面最相近、与中东铁路毗邻的外贝加尔铁路凯达洛夫线的每俄里造价(八万九千二百五十七卢布四十一戈比)进行比较，就应该看到，中东铁路距离俄国非常遥远，中东铁路的建筑者必须克服在西伯利亚大铁路上碰不到的特殊困难。此外，还应看到，在这条铁路上有相当数量的隧道工程和人工结构装备，与西伯利亚所有其它路线比较，中东铁路更为广泛地进行了车站建筑、安置线路设备，以及建设住宅等等。最后，铁路线上还有数量较大的机车车辆。
*上述这笔钱是中国政府给公司的赔款，所以不应包括在修筑中东铁路的总支出之内。
所有这些条件与西伯利亚各线相比，都应该对中东铁路造价的提高产生明显的影响。同时，按每俄里平均计算，中东铁路的机车车辆成本为一万六千六百四十五卢布，车站建筑的成本为一万二千二百七十六卢布，而在凯达洛夫线上同类项目的成本分别为八千二百五十四卢布和六千五百五十七卢布；如果要进行更正确的比较，就应把两条铁路这两项成本的总差额扣除。结果，中东铁路每俄里的造价就减少到(101，923-14，119=)八万七千八百零四卢布，即几乎比凯达洛夫线平均每俄里的造价(八万九千二百五十七卢布)低一千五百卢布。
总之，每俄里铁路的造价是与技术条件和与向每条铁路提出的任务有直接关系。因此，在俄罗斯欧洲部分甚至允许修筑每俄里造价大大高于中东铁路的铁路；比如，由于军事部门提出的种种要求，鲍洛格耶至波洛次克(鲍洛格耶——谢德列次克铁路)段铁路的每俄里造价就确定为十一万七千卢布。与这一数字相比，中东铁路每俄里的造价是不高的。
(二)占领旅顺口。侍从将军库罗巴特金认为，占领旅顺口是充满风险的步骤，并且一再指出，此事发生在他主管陆军部之前。
库罗巴特金将军是在1898年1月1日被任命为陆军部代理大臣的。确实，此时俄国军舰已经在旅顺口和大连湾停泊。但我们还没有正式占领这些地点。仅仅在2月份，才和中国政府开始关于将这些地点交给俄国使用的谈判，而协定是在3月15日签订的。因此，库罗巴特金将军还有可能对预定步骤表示反对，然而他并未提出反对意见。正如在前面关于修建大连湾一节中指出的那样，他本人在1898年2月23日就曾提出，不仅必须占领旅顺口，而且还必须占领整个辽东半岛的南部。
而在1903年11月23日的奏折中，侍从将军库罗巴特金仍旧提出了如下见解：
“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我们占领旅顺口是及时而有利的。假如我们未能占领旅顺口，因而未能守住天津，夺取大沽，随后占领天津，最后占领北京，解救外交使团，粉碎中华帝国军队的抵抗，那么，1900年的骚乱就会发展成完全不同的结局。不占领北京，我们便不会如此迅速地对付满洲暴动。”
(三)满洲问题。库罗巴特金将军对满洲问题的看法只涉及这个问题的一个方面，即从满洲撤出俄国军队，而对那些造成我军进入该地区的具体情况却闭口不谈。他只顺便提到，财政大臣曾坚决反对将我军派赴满洲，并指出由此而造成的拖延使我们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因为，我们的铁路就是在这时被破坏的。然而，库罗巴特金将军却强调指出，为镇压义和团掀起的运动，军事部门在我军占领北京(有外国人参加)而后占领满洲的行动中，表现得坚决果敢，同时提出如下见解：在步兵上将利涅维奇指挥下的联军占领北京，大大促进了满洲秩序的恢复。
不过在评论这些说法之前，却不能不把远东局势渐次恶化的下述图景拿来和这些情况作一对照。
促成局势恶化的原因是1899年末秘密会社义和团在山东省和直隶省掀起的反对外国人的运动。但北京政府起初对义和团抱着敌视的态度。
按照海军上将阿列克谢耶夫的建议，1900年6月4日，联军对大沽发起突击并占领之。在向北京挺进的路上，联军和中国正规部队进行了几次交锋。此后，中国政府颁布了清帝的特谕，向外国人宣战，并将义和团置于自己的庇护之下。
在满洲接到达个上谕后不久(大约在6月中旬)，恰好与6月11日阿穆尔边区宣布动员的时间相符，中国正规军和少量的义和团便开始对中东铁路采取敌对行动。接着，在7月初，布拉戈维申斯克遭到射击。
还在满洲发生骚乱之前，军事当局就曾多次提出派遣我军进入满洲的问题。但中东铁路的建设者确信中国当局和居民对铁路抱有好感，因而百般反对采取这种做法，而财政大臣在这一点上支持了他们。铁路的建设者普遍持这样一种看法：如果俄国人和欧洲人在直隶省不采取军事行动，那么在满洲，尤其是在其北部，便不会出现任何骚乱，因为在那里几乎根本没有义和团的宣传。
俄国军队进入满洲，几乎没有遭到中国人民的抵抗就占领了这一地区。此后，地方军事当局，接着是陆军部便百般反对从这个被占领的地区撤退，而且尽管我们发表了庄严的声明，承担了条约义务，这些部队却在那里一直呆到与日本关系破裂之前。
库罗巴特金将军在《战争总结》的第六章和第五章的一部分中，对从满洲撤军问题给予极大注意。据库罗巴特金将军讲，他认为将满洲并入俄国是不可取的，他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就是出自他的这个真实的信念。但是，他却认为必须把满洲划入我们的经济和政治势力范围之内，他认定，这个地区的北部和南部对我们具有不同的意义。因此，他主张，把我们的活动集中在北部。
1900年的义和团骚乱改变了这种观点，即作者开始坚持在哈尔滨保持一支不大的正规部队(二——四个步兵营、一个炮兵连和一个哥萨克骑兵连)。但1902年3月26日与中国缔结了条约。根据条约，我们许诺在规定的期限内将我们的军队全部撤离满洲。这一决定使军事部门松了一口气(第110页)，因为出现了抽回手去巩固我们在西方的地位的希望，库罗巴特金将军认为这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
有鉴于此，1902年平安无事地过去了。由于我们开始履行我们的义务，我们可以期望，远东的事态会平静地朝前发展(第81页)。但是，还在这年年末就出现了可能与日本关系破裂的令人不安的迹象(第81页)。这些迹象是什么?作者没有指明。但在第105页上他要人相信，正是在这段时间之前，(陆军大臣)对于能否准确地履行3月26日条约的怀疑明显增大了。于是，库罗巴特金将军开始提出，必须在北满获得某种形式的监督权和管辖权。这个观点使他和侍从将军阿列克谢耶夫、御前大臣别卓布拉佐夫发生了冲突，后两个人认为必须长久地占领南满，而侍从将军库罗巴特金则认为这样做是危险的。但1903年夏，在旅顺口会议上取得了妥协：不仅并入整个满洲，而且仅仅并入北满达一部分，在原则上也被认为是不可取的。于是，库罗巴特金将军便一无牵挂地从远东归来，他一心指望海军上将阿列克谢耶夫能够保住和平。
但是，后来形势逐渐恶化起来。这时为了避免与日本打仗，库罗巴特金将军建议(11月23日)采取果断措施：将关东州归还中国，出售中东铁路的南部支线，以换取占有北满的特殊权利。
库罗巴特金将军认为最后这个建议是他的特殊功绩。由作者的说明得出的总的结论是，他在对满洲问题的所有看法中，都表现出一种必要的、绝对符合俄国利益的稳健态度。
如果将出自库罗巴特金将军之手的节略及其它一些文件(其中有许多文件他矢口不谈)严格按照提出时间的先后顺序排列起来，那么，这些文件所反映出来的库罗巴特金对待这个问题的态度就多少有些不同。
义和团起义前夕，库罗巴特金将军在1900年3月14日的奏折中写道：
“在远东，在满洲，边界的守卫最差。横贯满洲的铁路，以最短的铁路线将乌苏里边区和外贝加尔地区连结在一起，然而随着这条铁路的敷设，边界也就变得更加令人不安起来。
“中国的这一省份北临阿穆尔边区，东北毗连乌苏里边区，南接关东半岛。它的这一相对地理位置，自然要引起一个问题：今后我们对这个省怎么办?寻求把满洲并入我国是完全不利的。且不谈这样攫取中国最重要的省份之一会破坏世代相延的和平关系，这样做还会使大批满洲居民涌到我们的领土上来，特别是涌到俄罗斯分子非常稀少的阿穆尔边区和乌苏里边区里来。数量不多的俄罗斯村落将被汹涌而来的黄色种族的浪涛所淹没。东西伯利亚就将变成完全不是俄国的东西伯利亚。但是，应该承认，在现在和将来，只有这个边疆地区的俄罗斯分子，才是绝对可靠的成份。
“大批中国居民涌向阿穆尔沿岸地区，无疑会提高该地区的文化，把荒凉的地区变成富饶的地区。不过，这样一来，空闲的土地就会被非俄罗斯分子所占用；而我们应该为俄罗斯人保护每一俄亩土地，因为在二十世纪，西伯利亚必将成为一个拥有众多人口的地区。
“必须记住，到2000年，俄国的人口将达四亿左右。现在就应该开始在西伯利亚准备空闲土地，至少要为这个数字的四分之一的人准备出来。
“因此，最好使满洲仍旧成为中国的一个组成部分。但是，我们虽然放弃兼并满洲，却应该竭力使这个省份在经济上尽可能完全从属于我们。对于我们来讲，外贝加尔——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外贝加尔——旅顺口两线，是极端重要的铁路，在穿过满洲修筑这两条铁路时，我们应当采取一些措施，以便彻底巩固我们在满洲的地位。”
1900年夏，爆发了义和团骚乱，我军占领了满洲。就在此时，我们宣布，俄国对这个地区不怀任何侵略意图。这年年终，出现了关于我们将满洲归还中国的条件问题。在此前后，库罗巴特金将军在12月3日致外交大臣的信中表示，必须在满洲的若干地点留驻我国部队。在这封信中，他是这样论证自己见解的：
“从军事观点上看，不过早地从满洲撤出我国军队，我认为对俄国具有特殊意义。
“现在，我认为俄国在满洲的主要任务是：1．结束我们在满洲修筑的各条铁路。2．组建守卫铁路的部队，并使这支部队在铁路竣工后完全能够保证俄国通过满洲到达符拉迪沃斯托克和旅顺口的交通联系。
“我觉得必须指出，没有驻扎在满洲的我军的支持，护路部队甚至在得到加强以后，也担负不了达两项任务。
“还在10月份，我们在中国境内就已经拥有六十多个步兵营，并以相应数量的其它兵种部队予以充实。
“现在，在满洲驻扎二十八个营，在直隶省驻扎六个营；目前，我们在中国境内总共有三十四个营的兵力*。如果将动员复员的部队计算在内，那么就可以认为，在10月和11月这两个月里，我们在中国境内的兵力减少了一半以上。到来年夏季之前，倘如局势允许，最好再大大缩减这些部队，但在铁路竣工前，我们在满洲恐怕仍然需要驻扎配有相应数量其它兵种部队的二十个营的兵力。铁路修成后，如果三省安定无事，那时，我就认为，可以在北部两个省份的哈尔滨、吉林和齐齐哈尔配置八个营，在盛京省的奉天配置四个营*，让护路部队占领和直接守卫铁路沿线。最后，我们在满洲要无限期地保持配有相应数量其它兵种部队的八个营的兵力，以支持护路部队。如果我们不保留这种权利，那么即使在对我国最有利的条件下，我们的军事利益也不能得到保证。这支部队仅占我们派赴中国境内的兵力的六分之一。
*相应数量其它兵种部队除外。
*相应数量的其它兵种部队除外。
“倘若由于某种原因，俄国被迫从满洲撤出其全部军队，那么，我作为军事部门的代表，便不得不提出如下看法，即而今俄国在满洲付出的牺牲是得不到补偿的，因为一旦远东出现新的麻烦，俄国和符拉迪沃斯托克以及旅顺口的联系仍然是没有保障的。
“我之所以提出这些想法，是因为坚信不应将满洲并入俄国，因而在即将与中国进行的谈判中，我认为我们在满洲保留驻军权的问题，对于其它政治和经济利益说来，具有头等重要的意义。”
陆军大臣在1901年1月2日的补充信中，仍然坚持这些观点，而且还开列了其它一些条件，其中最主要的有以下几点：
1．中国放弃在满洲驻军、设军火库、兵工厂的权利；
2．满洲的中国行政机构只保有行政权和司法权；
3．巡捕部队的数目与俄国当局协议而定；
4．中国的铁路交由我们经管；
5．外国人在满洲居留得接受我们的监督。
库罗巴特金将军关于在满洲留驻俄国正规军的意见和上面列举的某些条件，遭到外交大臣和财政大臣的强烈反对，所以，陆军大臣只好让步。但是，甚至连比库罗巴特金的意见还要缓和的协议草案，中国的全权代表也认为不能接受。因而，尽管我们作出相当重大的让步，也未能同中国达成协议，这是因为日本、英国、北美合众国干预了此事。于是，我们中断了谈判，并于1901年3月将此事公诸于世。
为了消除由此造成的我们地位的含糊不清，外交大臣在1901年7月提出必须坚决彻底地解决如下一个问题：为了俄国国家利益，我国保留由我军占领的整个满洲或其一省是否可取。
对此，陆军大臣于7月30日写了一封长信作答。信中他建议采取较前更为具体的措施，即——“通过某种形式将满洲的北部并入俄国，俾直达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铁路干线得以牢固地掌握在我们手中。”这个建议是这样被说明的。
首先，陆军大臣指出了俄国在远东所处的地位：
他写道：“近几年发生的事件，大大改变了俄国在远东的地位。
“通过付出巨大的牺牲，我们现在实际上占领了整个满洲，并在拥有不冻港旅顺口和大连湾的关东南部牢固地站稳了脚跟。
“许多俄国政府要员在远东获得不冻港的宿愿实现了。三年间，俄国从符拉迪沃斯托克向西南方向推进了大约一千俄里，在旅顺口和山海关处于极为有利的地位，即可以对北京迅速施加沉重的压力。
“现在，满洲三省的辽阔地域，已经被我们独占。”
不过，陆军大臣同时又认为既不能把整个满洲并入俄国，更不能从满洲完全撤出。接着，他提出满洲的北部对我们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陆军大臣虽然不否认，即使把这一部分并入俄国，也有若干不便之处，但他仍然继续写道：
“只要看一眼地图，就会相信，如今划出的外贝加尔和符拉迪沃斯托克之间的铁路干线，是俄国国界的自然修改。实际上，如果按直线测量，铁路干线长一千二百俄里，那么，按同样直线测量的国界线就为二千四百俄里*。
*实际上从阿巴该图哨所到乌拉江口共为三千二百五十六俄里。(此处的乌拉，指图们乌拉——图们江。——译者)
“附图上画出了新国界的大致位置。毫无疑问，有了新的国界，我们就会大大减轻外贝加尔地区和东洋之间边界上的防卫。诚然，阿穆尔河是我们领地的可靠屏障，但现在乌苏里边区相当大的一部分，对于来自西部的入侵，是敞开无阻的，而哈巴罗夫斯克市几乎就在边界线上。额尔古纳河也是国界的薄弱的屏障。
“如果把国界移向前面，我们就会将防卫线缩短一半以上。此外，整个西部的国界就将穿过荒无人烟的蒙古。只是在从伯都讷到珲春的这五百俄里的区段上，我们才会和数量相当多的中国居民接触，所以这一区段的防卫就成为我们一项最艰巨的任务。虽然从军事方面看，沿边界伸延的铁路线，由于靠近国界，似乎处在危险之中，但同时它又能大大减轻这条新国界的防卫，因为它可以保证对受威胁的地段进行迅速的增援，而这一点是我们现时在阿穆尔沿岸的国界上所无法做到的。
“国界上虽然有一条河流这样的天然屏障，可是沿河没有铁路，甚至连较好的土路也没有，这就给现存边界的防卫造成极大困难，特别在冬季。
“只要占领满洲的北部，我们就会使我军得到更为集中的、与其兵力相适应的部署。
“因此，从军事方面看，新国界比现存的国界具有许多优越之处。
“这条国界甚至比占领整个满洲形成的国界还要有利。
“如果只占领北满，我们在西南方就只有一条针对中国的明确的防线。
“假使进而又占领盛京省，我们就会遇到一条即针对中国又针对朝鲜的极其复杂的防线。
“关于俄国保留满洲北部的形式，我认为可以提出如下想法：
“如前所述，完全将满洲这一部分并入俄国，具有许多不利之处。因此，我认为这种并入在目前是不合时宜的。但是对于俄国来说，仿效保留布哈拉汗国的条件，将满洲的北部搞成一个独立的或极为假定性的从属于中国的省份，实则由俄国管辖，屈从于俄国的势力，将是最有利的。只因有一条俄国铁路从境内通过，没有经过武装斗争，布哈拉便在政治、军事和经济方面成为俄国的一个省(从1868年起)。同样，因为有一条一千二百俄里长的铁路干线从境内通过，在对俄国的关系方面，北满迟早也会遭受和布哈拉相同的命运。
“现在这样解决问题，也还会遇到不少困难，因此，开头几年，只能限于坚决向中国提出我们的决定：将威京省和吉林省的南部(包括吉林市)移交给中国，但在满洲北部*则应遵照皇上去年批准的在满洲实行政府监督的各项原则，继续无限期地保持现行的管理秩序。
*在黑龙江省和吉林省北部。
“在最近几年内，中国和其它列强的行动方式，将决定俄国采取进一步保留满洲北部的措施。也许，仿效我们租借关东州的那些条件，向中国租借这个地区最为有利。
“如此解决满洲问题，我们就将牢固地拥有一条通向符拉迪沃斯托克的干线，从而确保俄国与阿穆尔沿岸地区的牢固联系。”
对于从南满完全撤出我国的正规部队，陆军大臣是这样计划的：
1901年——撤出盛京省西南地区至辽河；
1902年——撤出盛京省的其余地区；
1903年——撤出吉林省的南部，至定为同中国接壤的新国界一线；
在归还给中国的那些地区，铁路的守卫——只交由边防军负责。
陆军大臣所陈述的这些建议，没有得到财政大臣和外交大臣的任何支持，而且鉴于我们前一个方案已经遭到失败，外交部完全修改了这个方案，删去其中可能引起中国和其它列强强烈反对的各点，并将在1903年以前，按照公布的期限，逐步从整个满洲撤出俄军的义务，写进了新方案。
这个方案遭到了库罗巴特金将军的强烈反对。他在8月12日的公函中声称，他认为必须充分支持他在7月30日信中提出的意见，同时表示，他坚决反对许下在1903年以前从整个满洲撤军的诺言，理由如下：
“我认为，这种诺言完全不符合我们的利益，而且是危险的，因为在1903年，我们甚至不能指望满洲铁路的工程会完成到这种程度，以致长达二千二百俄里的铁路，全线都能开始正常的营业活动。同样，就我所知，代替护路部队的边防军还不能达到计划数字。
“即令铁路的正常营业活动能够开始，边防军的数目也扩充至二万五千人，如果我们的正规部队不占领通往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铁路干线，俄国和阿穆尔沿岸地区的联系，也不能认为得到了切实的保证。
“假使关东州部队遭到日本的攻击，只有在哈尔滨拥有前沿基地，我们的西伯利亚第一军团、第二军团才能及时向他们提供支援。同样，如果日本一国或联合其它列强一齐向我们南乌苏里边区部队进行打击，那时只有通往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铁路干线由我军牢固地占领，铁路所经地区处在俄同政府的监督之下，我们的外贝加尔地区和西伯利亚军区的后备部队才能对这些部队进行增援。
“最后，为了使沿阿穆尔河、石勒喀河及乌苏里江伸延的整个阿穆尔地区免受中国可能发生的新骚乱之害(而且这些新骚乱要比去年的骚乱更加危险，因为新的骚乱可能得到日本的支持)，就必须将阿穆尔沿岸军区的军事防御从阿穆尔河向前移至通往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铁路干线。
“我们并不向日本挑战，但是日本本身的行动有可能迫使我们应战。
“日本对我们的谈判的干涉，妨碍我们和中国签定单独的条约。条约对我们是不利的，所以，对缔约一事告吹应当感到高兴。然而，我们的自尊心却受到了打击。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使我们必须重新达成同中国的单独条约，何况其条件对我们更加不利。有谁能够担保，我们会不再碰见日本，也许还有其它列强?
“我们和中国达成单独协议的尝试遭受了挫折，似乎应当充分利用这次挫折。尽可能长久地保持行动自由。
“在去年的政府通知中，我们许诺，如果其它列强的行动方式不予妨碍，我们就将满洲归还中国。
“如今日本的行动方式，就应成为我们现在将整个满洲归还给中国的自然的和法律上的障碍。只要还存在日本和我们进行武装争斗的危险，我们就必须保卫一亿三千万俄国国民的神圣利益，在满洲为俄国保留一个前沿阵地，俾凭借这块阵地，牢固地保持阿穆尔沿岸地区和整个俄国的联系，并便于对关东州部队进行增援。
“两千名俄国官兵流洒的鲜血和俄国人民花掉的一亿卢布，不仅给了我们权利，而且使我们有责任不交出这块阵地。
“基于上述各点，现在只能对中国许下如下诺言，并据以进行谈判：
“1．本年内，从盛京省西南部至辽河撤出我军，并将铁路*移交给中国。
*指中国铁路。
“2．来年，从盛京省的其余部分撤出正规军。
“3．到1903年初，从吉林省南部，包括吉林市，撤出正规部队。”
然而，即使在这一次，陆军大臣的意见也未被采纳，而且于1902年3月26日同中国签订了协定。协定规定，俄国许诺在满洲恢复中国政府从前的权力，并在三个期限内，从这个地区全部撤出自己的军队。中国政府方面也接受了一系列义务，——此处只提一点，中国许诺将其在满洲军队的增减情况，知照俄国军事当局。
虽然库罗巴特金将军现在在《战争总结》一书中也说，这个条约大大减轻了军事部门的负担，但与此同时，他显然仍旧对这个条约感到不满。还在1902年7月，他根据阿穆尔沿岸地区总督的意见，又重新提出限制中国军队驻满数量的问题和在该地区三省督军(将军)身边设俄国军事专员的问题，而这些人员本来只是在占领时期才任命的。在此之后，又产生了限制中国在北满移民和在铁路沿线地带移入俄罗斯分子的问题。
10月27日在雅尔塔举行了有内务大臣、财政大臣、陆军大臣和外交大臣参加的特别会议，最后两个问题就成了这次会议的议题。不过，这次会议认为，在中东铁路沿线地带移入俄罗斯分子的设想“在上述铁路所经地区未归属俄国之前，是无法真正实现的”。
这次会议的记录在末尾这样写道：
“之后，特别会议一致表示，勿庸置疑，满洲将来必须并入俄国，或完全从属于国。
“但财政大臣认为，这一过程的完成，应当听任历史发展，不要操之过急，也不要对事物的自然发展采取勉强举动。对事物的历史发展采取任何勉强举动，都必然要造成麻烦，即成为俄国本身的巨大负担。俄国在极短时期内取得了三大收获，这些收获均引起俄国国力不堪忍受的紧张。在此之后，应当使远东的现存局势恢复平衡。
“陆军大臣虽然认为，必须尽量限制在远东进一步耗费我们的军力和财力，但他仍然提出如下意见，即我们愈是延缓根据俄国利益解决满洲问题，今后愈是难于加以解决。他说，我们特别应当首先制止中国人向满洲移民。”
陆军大臣在1903年1月已经坚决表示，必须拒绝履行我们承担的从满洲撤军的义务。
在1月25日的特别会议上，审查了我们今后在远东政策的方向问题，特别是关于限定我们在满洲利益的方式问题。会上，侍从将军库罗巴特金建议采取下述方法解决满洲问题。对此，会议记录记载如下：
“侍从将军库罗巴特金对俄国在满洲问题上所应追求的总目标提出了个人的看法。他指出，他作为陆军大臣，有义务在外部安全和军事准备方面维护俄国的利益。因此，他只能把满洲看作是这样一个地区，即其某一部分今后应当归俄国所有。从这一观点出发，从西伯利亚边界通往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铁路干线对我们具有头等重要意义，因为它是连结俄国与太平洋沿岸地区的唯一环节，我们迫切需要拥有这条干线。我们无疑必须确保这条干线归我们所有……
“正如最近的军事行动经验表明的那样，沿松花江和沿齐齐哈尔与布拉戈维申斯克之间陆路上安全的交通联系，同样也具有战略意义。在去年，一批批移民的队伍就是沿最后这条路线前往满洲的。
“只有上述交通线周围的地区或作为帝国的组成部分，或作为类似由俄国政府直接监督的布哈拉那样的半独立领地，完全操在我们手中，在军事方面才会有完全保障。上述地区应当包括整个黑龙江省(齐齐哈尔省)和吉林省的北部至从伯都讷附近的嫩江与松花江的汇合处到图们江江口的假定线。我们保留这块地区对国家具有重大意义，因为，一旦拥有这一地域，我们就筑起一道遏阻中国人涌入满洲的自然障碍。同时，在空旷的北满为今后俄罗斯分子的移入准备出广阔的地带。
“南满对我们的意义则大不相同。由于那里的中国居民十分稠密，即使在遥远的将来，也不能指望在那里出现稠密定居的俄罗斯分子。将这一地区留在我们手中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是危险的，因为留在南满的俄国军队，有可能被敌对的中国民众切断其与外部的联系，并被包围起来。保持与旅顺口的交通联系并非极端必要，因为旅顺口要塞已贮备足供一年半消耗的必需给养。
“最后，珲春问题应当完全另作别论。珲春位于俄国、中国和朝鲜三国领土的交界处。这一地点具有一定的战略意义，如果留在中国人手中，就可能象1900年骚乱前一样，成为南乌苏里边区的持续不断的威胁，因此，我们不应同意将它归还中国。
“但如果决定从满洲撤军，陆军大臣认为，在中东铁路及其机动车辆目前的状况下，迅速运输军队也是十分困难的。鉴于时逢冬季，运输中会出现非常的不便，不仅在途中，即使抵达阿穆尔沿岸地区以后，部队也会遇到极端困难的条件，因为在那里还没有为他们准备好必需的房舍。从海上运输也会遇到不少困难，大部分部队集中在满洲中部，而关东州也不适于接纳他们。
“除此类技术上的困难外，陆军大臣依据上述总的想法，认为最好不急于撤军，而在即将到来的2月中旬到3月26日，只从盛京省撤军，这次撤军约需一个月的时间。而后，开始从吉林省南部撤军，并安排撤出来的部队能于1903年夏到达阿穆尔沿岸军区，以便在那里露营驻扎。
“至于吉林省北部和整个黑龙江省，根据侍从将军库罗巴特金的意见，我军应在那里留驻到查明从南部撤军的收效之后，不应预先规定我军的撤出时间。即使为了守卫交通线，在从整个满洲完全撤军后，不仅需要在铁路沿线留驻军事部队，而且还需要在阿穆尔河右岸和松花江两岸保留一些不大的军事哨所。”
陆军大臣就这样又重新开始发挥他从前关于对满洲必须采取果断的政策的观点，不过这些观点就是现在也没有得到外交大臣和财政大臣的支持，但却不能不使这个问题变得更加复杂起来，因为库罗巴特金将军的愿望和御前大臣别卓布拉佐夫以及侍从将军阿列克谢耶夫的观点是相似的。这两个人也象库罗巴特金一样，认为3月26日条约不能分毫不爽地执行。诚然，库罗巴特金将军现在一再申明，在对满洲问题的看法上，他和侍从将军阿列克谢耶夫以及御前大臣别卓布拉佐夫有极大的分歧，这两个人的意见本身及行动方式(阻止从南满撤军)是导致同日本关系破裂的主要原因之一。其实，他们这些人对满洲问题的全部差别只在于，侍从将军库罗巴特金希望将北满置于我们的监督之下，而侍从将军阿列克谢耶夫和御前大臣别卓布拉佐夫则要在南满也获得同样的权利。在拟定所谓的“保证”时，侍从将军库罗巴特金也许比他的更为直接了当的对手表现出更大的温和。但不管怎样，侍从将军库罗巴特金毕竟和他们一起在旅顺口签署了决议，规定3月26日条约不能执行，一旦中国拒绝向我们作出“保证”，则应将占领满洲的期限延长，直到完成采取必要的军事措施时为止。
侍从将军库罗巴特金对处在这个发展阶段的满洲问题的真实观点，可从旅顺口会议的记录和报告这些会议的结果的电报中归纳出来。为了证实在旅顺口通过的通篇爱好和平的决议的性质，在这一问题上，侍从将军库罗巴特金从这些文件中只援引了这些决议中的一点，即“鉴于一旦将满洲并入俄国必然出现的管理方面的极端困难和巨大开支，全体与会者一致认为，在原则上不仅并入整个满洲，即使并入其北部也是不可取的”。但是，这个摘录并未说明与会者打算如何解决满洲问题。然而，在上述文件中对该问题却有极其明确的指示。
首先，从第一号记录中可以看出，向会议传达了皇上关于必须执行1902年条约的谕示，其前提是我们在满洲的利益要得到保护。不过会议认为“不能分毫不爽地履行这个条约”，而且认为为了保障我们的利益，必须在关东半岛和中东铁路加强我们的军事地位，并要求中国向我们作出“保证”。
库罗巴特金负责拟定这些保证，他于6月19日向会议(战前半年)提出一份包括十七条的草案。其中最重要的条款如下：
1．“确认，中国不得在满洲拥有军队，只可设巡捕马、步各队，数目由我们规定。”
2．“中国政府无权在满洲雇用外国教官。”
3．“为保持铁路线上的安宁，俄国有权在铁路割让地内拥有一支它认为必要的军队。”
4．“为保障沿松花江的航行和电报联系，俄国得沿该江设必要数量的不大的哨所。”
5．“为了便于沿铁路和布拉戈维申斯克之间的齐齐哈尔——墨尔根——布拉戈维申斯克官道通行，俄国得在该官道上设若干哨所。”
6．“为保障沿阿穆尔河的航行，俄国有权在阿穆尔河右岸占领十个地点，设立哨所，配置我们的驻防部队。”
7．“即使从满洲撤出我军之后，在将军身边仍需留派我们的专员。”
8．“俄军占领珲春直至俄国认为无此必要时为止。”
9．“为了减轻今后铁路干线的守卫，保持该干线与俄国边界之间的安宁，只有在俄国当局同意之后，中国政府始可准许中国人迁入铁路沿线地带和铁路与俄国边界之间的地区。”
从这份清单中可以看出，侍从将军库罗巴特金把在1902年3月26日条约签字前提出来的全部要求，都分别开列出来。然而，这些要求当时被看作是不能接受的，因而没有写进俄中签署的条约文本中去。此外，还补充了一些新的条件。这种情况促使俄国驻北京公使在旅顺口会议上申明，侍从将军库罗巴特金提出的清单“实质上是一份新的条约草案，其中大部分中国政府不会接受。”这份清单在与会者中间没有得到任何支持：有几点完全被删掉，而其余各点也作了较大的改动。
会议预见到这样的“保证”草案会被中国政府拒绝，便通过了如下决议(6月19日第4号记录)：
“倘如中国政府拒绝接受向它提出的要求，会议认为，就应按照库罗巴特金将军的建议向中国声明，3月26日条约无法履行，并声明我们认为自己有权酌情决定满洲未来的命运。
“关于究竟如何决定满洲未来命运这个问题，与会者得出一致结论，即不仅将整个满洲，甚至将其北部并入俄国，都是极不可取的，因为这可能使我们遇到无异于灾难的困难。有鉴于此，加之注意到，从将我们的战备提高到应有的高度方面考虑，再次占领满洲，将要引起更大的困难，故而认为不应拒绝履行3月26日条约，但却要发出兼并满洲的威胁，将军事占领再延长三年，因为达一期限是为完成采取必要的军事措施所必需的。”
与此同时，决定在中东铁路线部署一个正规军军团，其大部分集中在南满地区；将外阿穆尔边防军军分区改编为野战军军团，以便在满洲境内拥有两个军团。
最后，库罗巴特金将军在1903年11月23日的节略中虽然指出，由于地位含糊不清，局势变化不定，随时都有爆发战争的可能，但他却提出如下的见解：
“今天，在我们刚刚把边防军扩充至二万五千人并决定在满洲割让地内部署一个军团以后，当然根本不能认真去谈我们从满洲撤军的问题。我们只能从我们在满洲铁路地带以外占领的不多地点撤退，但在满洲铁路线上，却要拥有一支人数近五万的军队。
“我们在满洲消耗许多亿俄币，而且不得不用如此庞大的兵力占领满洲，虽说只是割让地带。我们这种做法的本身就预先决定了满洲未来的命运：它必不可免地应当并入俄国。全部问题仅在于，应于何时完成此举——是现在，还是等待对此有利的条件，比如，出现新的起义或铁路被再次破坏。”
接着，库罗巴特金将军看到，中国当局正在采取有力措施，鼓励从中国内地迁来的人移居北满，他于是在上述11月23日节略中得出下面的结论：
“现在所有的人都赞同这样一种见解，即将来满洲不可避免地要以某种形式变成俄国的领土，满洲的这种并入，似乎只是时间问题。然而，如前所述，每拖延一年，都会减低北满对我们的价值，因为这一地区对我们最重要之点是它有可以供我们俄罗斯分子占据的空旷地区。如果将政权仍旧交给中国政府，我们便无法阻止中国居民移居北满，甚至无法使俄罗斯分子移入铁路沿线地带，因此，只剩下唯一的坚决措施——尽可能不再拖延地将北满并入俄国。”
为达到达一目的，并以此消除“地位含糊不清”这种危险，库罗巴特金将军甚至认为放弃关东州和中东铁路南满支线是可行的。
从上述中可以看出，在侍从将军库罗巴特金主管陆军部期间，他对满洲问题的看法发生了明显的变化：1900年以前，他认为把满洲置于俄国的经济势力之下是可行的；从1900年开始，他便极力坚持必须在满洲保留我国军队，并且不象他现在一再指出的那样，数量只限于二——四个营，而是起初为八——十六个营，接着是两个军团，同时将满洲置于和布哈拉相同的地位。这些想法，侍从将军库罗巴特金坚持不变地重复了三年，并未因为签订了1902年条约，我们承担了从整个满洲撤军的义务，他的意见一直遭到财政大臣和外交大臣的反对，而感到有丝毫不便。最后，他从御前大臣别卓布拉佐夫和侍从将军阿列克谢耶夫那里得到了对自己观点的某种支持。
甚至在战争即将爆发的前夕1903年，侍从将军库罗巴特金仍然不认为他的这种政策危及远东和平。反之，他却把财政大臣在远东主管的中东铁路、军团、商船队、若干只炮艇、大连港与俄华银行(第112页)，和别卓布拉佐夫的方案等同看待，认为都是使这一年变得特别令人不安的原因。然而，还在义和团变乱之前就已产生的这些企业，究竟对1903年事态发生了什么影响，侍从将军库罗巴特金却未作具体说明。
(四)朝鲜问题。侍从将军库罗巴特金接触朝鲜问题时，恰值该问题处在如下的发展阶段，即当时御前大臣别卓布拉佐夫制订了一个方案：在鸭绿江上建立一道遏阻日本进攻俄国的“屏障”。这一举动造成了与该国家关系破裂的危险。作者指出：这个方案在开始时遭到外交大臣、财政大臣和陆军大臣的一致反对，然而接着却指出：就在他启程去远东之后，1903年5月7日，财政大臣申明，“在和御前大臣别卓布拉佐夫交换意见后，他实质上和御前大臣并无分歧”。还说什么：当时因为朝鲜问题与日本关系破裂的危险恰恰大大增长了。在下边的叙述中，侍从将军库罗巴特金力图只证明他对鸭绿江企业所持的强烈的否定态度，从而造成一种印象，仿佛从5月7日起，财政大臣成了别卓布拉佐夫的追随者，仿佛只有陆军大臣没停止反对别卓布拉佐夫的方案，尽管没有结果。
但文件却反映了另外一种情况。
财政大臣的态度。在鸭绿江流域筹建开发该地区富源的单独的企业，借以加强俄国的战略地位，关于这个问题，是由海军少将阿巴扎的节略提到日程上来的，并于1903年3月26日在有海军上将、内务大臣、财政大臣、陆军大臣和外交大臣参加的特别御前会议上进行了讨论。从这次会议的记录中可以看到，财政大臣、外交大臣和陆军大臣详尽地阐述了各自的意见，指出我们在北朝鲜采取进攻性行动会引起危险。特别会议认为同日本打仗并非所愿，因而决议：拟议中的公司应在纯商业的基础上组织，排除军事人员参加。记录的结尾部分规定了实现该方案的如下程序：
“1．责成外交部审查朝鲜政府批准的租让权的效力和价值，如果该租让权的手续不够完备，即应尽力保证使这一租让权具有完全合法形式的效力。
“2．在外交部与财政部的协助下，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从中国北京中央政府手中获得采伐鸭绿江右侧满洲江岸森林资源的租让权。
“3．一俟上述租让权之一最后生效，即应在此基础上按照俄国法律组织股份公司，以采伐鸭绿江地区的森林资源。而当另一租让权的手续最后办妥，也应一并转交给这个股份公司。该公司须严格遵守我们与中国和朝鲜签订的现存条约。
“4．准许外国资本，最好是美国、法国、比利时资本加入上述第三条中提及的公司。
“5．允许国库加入公司的股份资本，但不得造成国库的大笔开支。
“6．限定公司的活动仅为采伐鸭绿江畔的森林资源。
“7．将公司置于关东州首席长官的监督之下。”
4月5日，记录得到皇上批准，但第六点暂作悬案。记录的副本送交陆军大臣，由他转交侍从将军阿列克谢耶夫。陆军大臣于4月15日动身前往远东。
会议的决议出乎别卓布拉佐夫的意料，当时他正在远东出差。归来后，他就开始竭力争取重新审查上述决议。这个问题果真在5月7日提交有别卓布拉佐夫参加的新的会议讨论；侍从将军沙哈罗夫代替了缺席的陆军大臣。
这次会议没有通常由全体与会者签字的会议记录。会议决定：与会者用书面形式提出他们在会议上发表的意见，并将自己的书面意见交给别卓布拉佐夫，由他整理成综合记录。然而，别卓布拉佐夫并未利用这些材料，而是独自写成了两份文件：一份标题是：《关于1903年5月7日特别御前会议的总结报告》，这是一份详细记述辩论过程的记录，显然是不准备分发的；另一份标题为：《1903年5月7日特别御前会议记录》，是预定作正式记录用的，并这交与会者签字。财政大臣和外交大臣在这份《记录》上作了极其重要的改动，写上了各自的订正，而后将记录退给别卓布拉佐夫，没有在上面签字。然而，记录并未象通常那样重新加以改写，而是只以注释形式抄录了外交大臣和财政大臣的若干意见。记录上只有御前大臣别卓布拉佐夫一人的签字，但竟被送呈御览。
仅仅现在(1909年)，我才有机会见到这份非正式的总结报告。报告中写道：
“这时，财政大臣申明：在和御前大臣别卓布拉佐夫交换意见后，实质上他和御前大臣并无分歧。但是，作为财政大臣，他遇到一个除皇帝陛下以外谁都解决不了的问题。显然，鸭绿江租让权不是私营公司的事业。御前大臣维特不准备去评论这一租让权在政治和战略方面的目的。但他看出，一切材料都说明，这是抱有侵略目的的政治性的企业，而且他认为在这方面企图欺骗人的任何努力，完全是徒劳的。从外交部和财政部交换的文件中可以看出，中国和朝鲜业已识破了企业的真正性质。有鉴于此，财政大臣认为，这一事业是和冒险相关的。问题在于，这一冒险能否平安无事地过去。
“御前大臣维特接着提醒说，从前，在某些场合，也提出过类似的问题，而且还由皇帝陛下召集了一些特别会议进行审查。比如，中日战争以后，是否允许日本占领辽东这个问题，就曾经提交会议审查。财政大臣和侍从将军万诺夫斯基主张禁止日本人进抵那里，而其他大臣则害怕采取这一步骤。接着召集了另一次会议，尽管承认有冒险，但仍然决定禁止日本人进抵那里。结果表明，冒险平安无事地过去了。另外还有一次，在占领旅顺口和大连湾时，这个问题也曾引起过分歧。皇上以众所周知的方式解决了那桩事。虽然也有冒险，但却收到了良好的结果，尽管也出现了一些当时无法逆料的事态。
“然后，财政大臣又回过头来谈鸭绿江企业。他再次指出，这项事业不是商业性质的，而是政治性质的。而且不要存任何幻想，应当承认这是一个会激怒中国和日本的政治步骤。这就会造成毫无疑问的冒险，而从财政大臣角度上看，他当然不希望出现这种冒险。御前大臣维特认为，只有皇上的意志才能决定这项事业。如果虽然有冒险，但皇帝陛下依旧认为这项事业十分重要，那么3月26日的整个记录便自行作废，对它也就不再存在分歧；如果皇帝陛下认为冒险是严重的，那么记录就仍然有效。
“之后，财政大臣开始逐条审查对记录的各点补充。
“第一点。御前大臣维特重复了以前外交大臣提出的意见。
“第二点。他声称，甚至第一次会议也怀疑是否有获得租让权的可能，因此，‘认为是不合时宜的’这种说法，使第二点灵活了一些。
“第三点。他说，既然没有租让权，自然也就不会有公司。
“对第四点财政大臣也提出了同样的看法，同时补充说，即令他先前没有反对节略中建议的吸收外国资本参加事业，他仍然对这样做的好处，表示怀疑。
“第五点。御前大臣维特重复了他的希望，国库参加事业越少越好。
“对第六、第七两点，他未提出任何反对意见。
“财政大臣在分析各点补充后指出，这些补充和他的意见没有分歧。对此，他作为补充，提醒说，必须遵守现存条约，因为这些条约具有重大意义，即使对朝鲜不是如此，那么至少对日本和中国也是如此。最后，他再一次指出军事政治企业包含的危险，这个问题只有皇上才能裁决。”
侍从将军库罗巴特金援引说，似乎财政大臣在5月7日申明，对于鸭绿江企业，他实质上和御前大臣别卓布拉佐夫并无分歧。他引用的这段话无疑是从非正式《报告》中借用来的。然而，这个报告是如此不准确，以致不得不对财政大臣实行保密。但是，就连上边刊出的摘录也表明，在《总结报告》中强加给财政大臣的申明，和报告后边的行文是截然矛盾的。看来，连御前大臣本人也意识到上述“申明”的全部错误，因为他未将这段申明写进正式记录中去。侍从将军库罗巴特金加了引号引用的只是申明本身，没注意后边的解释，而在这些解释中，既可以看出财政大臣对御前大臣的方案持否定态度，也可以看出那个“并无分歧”的真正性质。5月8日，财政大臣随函将对上述申明的解释寄给了御前大臣别卓布拉佐夫，从那里边可以看出财政大臣申明的真正含义。
“财政大臣申明，他和御前大臣别卓布拉佐夫就1903年3月26日特别会议记录交换了意见，而且他们对记录结论的各点得出了一致的结论，即：第一点——在朝鲜租让权中不存在问题；第二点、第三点——现在在北京寻求租让权不合时宜。同样，组织股份公司也是不合时宜的，至于遵守国际条约和协议的必要性，则是不言而喻的；第四点——3月26日讨论的节略建议外国人参加公司，但这样做至少在开始是不方便的；第五点——御前大臣别卓布拉佐夫声称，不需要国库作任何新开支，而且从明年起，国库便可从经营林业当中获得可观的收入。但财政大臣对这笔收入不抱任何奢望，他只希望，削弱俄国经济地位的、用于远东的巨大开支能够有个终结。第七点不存在疑问。
“但接着御前大臣维特声称，问题不在于3月26日记录的结论各点，而在于事业的本质。倘如鸭绿江上的林业经营是纯商业企业，从整个国家角度上看，这种经营便不会引起怀疑。如果注意上述说明，即该企业几乎只着眼于纯战略政治性的任务，并且不应建立在条约关系上，而应建立在崇尚武力上，那就另当别论。假如这样提出问题，鸭绿江上的事业便包含着政治上的风险。有时，最冒险的事业也会平安无事地过去，而有时，如遇情况不利，甚至不太冒险的具有政治意义的企业，也会因发生极有害的冲突而告终。从这一观点上看，3月26日记录中提出的理由，未必没有作用。在谈到可能发生的麻烦时，不应只看到日本和中国，还应看到美国和欧洲列强。不冒风险便不能推行进攻性政策，但必须权衡一下，俄国的国外形势，特别是国内形势，是否允许在现在去进行这种冒险。看来，这种冒险要求以重新扩大我国在远东的战斗力作为代价。如果这种扩大可以在皇上于本年4月2日批准的最高预算范围内办到，那当然是可取的。但国库方面对这一项目的新拨款，将会给俄国人民的经济状况带来沉重打击。”
由此可见，侍从将军库罗巴特金用来指责财政大臣的、御前大臣别卓布拉佐夫在非正式《报告》中肯定的那个“并无分歧”，并未接触鸭绿江企业方案的实质。就实质而言，财政大臣在5月7日和在3月26日一样，也提出了反对意见。
陆军大臣的态度。鉴于在《黎明报》上(1905年，第92号)发表了罗斯拉夫列夫先生的一篇指责前陆军大臣的文章，侍从将军库罗巴特金认为必须在《战争总结》中详细地说明他对御前大臣别卓布拉佐夫方案的态度。罗斯拉夫列夫在这篇文章中说，库罗巴特金由于害怕别卓布拉佐夫，于1903年夏在旅顺口签署了记录，从而将鸭绿江上的冒险行动作为对国家有益的企业，置于俄国军队保护之下，并因此中止了从南满撤退。侍从将军库罗巴特金指责文章作者“凭空捏造”，同时断言，在由他主持、有侍从将军阿列克谢耶夫、御前大臣别卓布拉佐夫、海军少将沃加克、驻北京公使和驻朝鲜公使参加的旅顺口会议上，他曾提出必须完全停止鸭绿江企业的意见。他说，与会者一致主张赋于该企业绝对商业性质，并排除现役军官和一般担任公职的人员参加。他还说，所有与会者，包括别卓布拉佐夫先生在内，都在关于这个问题的会议记录上签了字。又说，采取停止企业的军事政治活动的措施，取决于侍从将军阿列克谢耶夫，此人本该首先从凤凰城撤回我们的部队，从鸭绿江上撤回狩猎队。最后说，他，侍从将军库罗巴特金，不晓得这些措施因何没有采取。
为了证实自己的申明，侍从将军库罗巴特金从旅顺口会议的记录中引用了一些语录，但核对之后发现，这些语录与综合记录文本无关，而且还略去了能够动摇作者论点的一切内容。旅顺口会议就鸭绿江企业所作出的决议的整个行文不能证实这些论点的大部分，达可以从下边的引文中看到。
在6月19日第2号会议记录第四项下，记载着如下决议：
“4．为使日本找不到将俄国林业公司在鸭绿江左侧朝鲜江岸的完全合法活动看作为具有军事政治性质企业的借口，并按照关东州首席长官(根据1903年5月7日决议记录第七条，委任该长官为这项事业的最高领导)的意见，认为必须立即采取措施，排除现役军官参加企业，并责成预备役军官和不担任公职的人员主持森林事业。”
御前大臣别卓布拉佐夫对这一点保留不同意见。他认为，正如6月23日第5号记录中记载的那样，必须用武力支持在远东以俄国林业公司名义组织起来的鸭绿江企业，他坚决反对从凤凰城和沙河子撤回俄国部队。
鉴于对俄国林业公司这一企业的意义在观点上出现了明显的分歧，会议决定再进一步了解该企业的实质和活动，并邀请公司的地方代表——宫廷狩猎官巴拉绍夫和参谋本部中校马德里托夫出席6月24日会议，以作说明。由于这次会议通过的决议，对弄清侍从将军库罗巴特金对公司的态度十分重要，下边将6月24日第6号记录几乎全文援引出来：
“1．从御前大臣别卓布拉佐夫、宫廷狩猎官巴拉绍夫和马德里托夫中校对这个问题所作的说明中，弄清了以下几点：
“(1)上述公司的企业，可分为三个企业，视其所在地区，在政治和军事方面具有重要意义；根据本年5月2日皇上对侍从将军阿列克谢耶夫的电谕，企业应得到中央管理机构和地方当局的全力支持。
“(2)从法律观点上看，应将该企业视为完全合乎手续的：在鸭绿江左岸——是从朝鲜政府手中获得的正当的租让权，并且有朝鲜国王参与经营，占股份的四分之一；在右岸——握有从中国地方当局那里获得的采伐合同。
“开始，公司职员的活动确实遇到某些困难，这是由下述情况引起的：朝鲜方面——和获得租让权的时间相比，开始采伐的时间过迟，致使日本人和其他人得以滥施砍伐，以使俄国租让人错过条约规定的开始采伐的期限，丧失自己的权利；中国方面——地方当局和北京当局持反对态度，它们指派聪明、刚毅、机敏的袁①担任了凤凰城道台，想方设法和俄国人为难。他们还在天津成立一个有名无实的采伐鸭绿江木材的公司。
①袁大化，兴凤兵备道。——译者
“(3)……
“(4)现在，在公司中任职的有：九名高级职员，其中包括一名军官(参谋本部马德里托夫中校除外)，该员虽不列入公司编制，却主持事务；九十七名或九十八名士兵，他们从沙河子镇押送木排至江口；二百名汉人(来自芝罘)和近九百名朝鲜短工。
“(5)目前，正在利用汛期向江口流送木排。在江口的左岸建设一座锯木厂。迄今为止，已流送二百个木排，拟于8月前流送三千一百个木排。按平均每个木排四十五根原木计算，合计总数为长原木十五万根左右，短原木十二——十三万根左右。木材主要是雪松、松木和少量柞木、胡桃木、黄柀罗和水曲柳。木材经过适当锯截后，再装上平底驳船，运往旅顺口、营口和其它地点。公司的商务代表已在各该地点，按每立方英尺五十戈比左右的价格进行定购。
“2．另方面，也作了与此相反的说明，指出林业公司事务的状况并不顺利。作为例证，宣读了驻汉城公使发来的电报，内称朝鲜政府本身也认为林业公司的企业是军事政治性质的企业。
“3．基于上述各点，会议得出结论：俄国森林工业公司纯系商业事业，但现役军官参加企业并主持具有军事意义的工作，无疑会使该企业具有政治军事性质。
“4．御前大臣别卓布拉佐夫不同意这个结论的第二部分。他说，企业的性质只能由本企业公认的商业性质来决定，而不能由执行人员的身份来决定——各国不穿军装的现役军官管理数量众多的企业，恰好证明了这一点。
“5．之后，御前大臣别卓布拉佐夫向宫廷狩猎官巴拉绍夫询问，如果俄国政府对他不予支持，他这个皇上遴选的组织俄国森林工业公司的人员的代表，是否认为仍然可以继续公司的活动，或应停止公司的事业。
“6．对此，宫廷狩猎官巴拉绍夫回答说：从俄国如今在朝鲜所处的地位上看，只有这种支持才能够挽救皇上如此渴望的事业。他接着补充说，公司虽然不需要军队支持自己，但却应当坚持，一旦现有的权利遭到破坏，造成大笔资财消耗的重大的政治利益和经济利益，能够得到政府的保护。按照宫廷狩猎官巴拉绍夫的看法，为此必须将军队留驻其现在驻扎的那些地点(凤凰城、沙河子)，这将会保障我们的权利不受侵害。
“7．有鉴于此，侍从将军库罗巴特金认为必须再一次明确，由于就本年6月19日会议第四点未能取得一致意见，关于鸭绿江林业企业的问题又被重新提了出来，同时报告了有关该企业现状的全部材料。会议注意到我国驻汉城公使得到的情报(在本记录第二点中提到的电报中提出)，听取了全部说明，因而不认为可以放弃或多少修改在本年6月19日结论第四点中提出的结论。四等文官雷萨尔虽未参加6月19日会议，但他完全赞同这一意见。
“8．御前大臣别卓布拉佐夫认为，不能同意这个意见。对此，侍从将军库罗巴特金说，假如不能取得一致结论，但鉴于鸭绿江森林事业作为私人商业企业具有重要意义，陆军大臣认为可以请求给予该企业各种支持，包括吸收预备役士兵到公司供职，发给他们武器弹药，护送他们前往服务地点，保证到公司任职并因此转入预备役的军官和官员，有权在任何时候(只要不是被从公司赶走)，以原军衔和职衔，返回原部队，并将在预备役中渡过的时间，算入现役军令。——在这种情况下，他建议将该问题，交给皇帝陛下裁夺。
“9．鉴于作了这番申明，御前大臣别卓布拉佐夫对本年6月19日会议的结论(第四点)表示赞同……
“10．根据上述第六点中提出的意见，宫廷狩猎官以公司名义提出要求：不要从凤凰城和沙河子撤出军队。对此，向他解释说，暂时不打算这样做。”
宫廷狩猎官巴拉绍夫6月24日所作的说明的含义，即在凤凰城和沙河子暂时留驻俄国军队，由6月25日下一次会议的第7号记录确定下来。从该记录的第四点中可以看出，上述城镇的撤军，取决于中国是否接受旅顺口会议就满洲问题提出的新要求，是否在鸭绿江右岸(满洲江岸)为俄国森林工业公司提供租让权。
根据侍从将军库罗巴特金签署的记录的上述摘录，可以作出如下结论，足以驳斥他提出的那些论点。
1．侍从将军库罗巴特金申明，他在旅顺口曾提出，必须停止鸭绿江企业。但这种说法在记录中并没有得到证实。
2．企业领导人宣布，该企业可分为三个企业，视其所在地区，在政治经济方面具有重要意义，应该得到中央管理机构和地方当局的全力支持。但是，这一申明并未引起陆军大臣的反对。
3．为了维护鸭绿江企业的利益，决定在凤凰城和沙河子暂时留驻俄国军队并规定，这些地点的撤退，不得早于根据旅顺口会议制订的新原则调整满洲问题之前，而且只可在鸭绿江右岸(满洲江岸)获得租让权之后。
4．前述决议使侍从将军阿列克谢耶夫既不能立即也不能在以后从凤凰城撤退我军，因为，如众所知，中国人不接受侍从将军库罗巴特金参与制订的从满洲撤军的新条件。因此，他对侍从将军阿列克谢耶夫在此事上无所举动竟然表示不解，就完全令人难于理解了。
5．在如何看待鸭绿江企业上，在侍从将军库罗巴特金和御前大臣别卓布拉佐夫之间出现了明显的分歧。为了消除产生的分歧，库罗巴特金认为可以请求给予公司提供各种支持，即：吸收预备役士兵，发给他们武器弹药，护送他们前往服务地点，保证在转入鸭绿江企业时离职的军官和官员享有现役军官的一切权利。得到这种许诺以后，御前大臣别卓布拉佐夫申明，在形式上消除了出现的分歧，因为这种许诺实际上毫无变动地保留着事业倡始人所建立的秩序。
由此观之，侍从将军库罗巴特金签署的记录的全文表明，罗斯拉夫列夫先生文中提出的指责，是有充分根据的。
1909年6月伯爵维特

2008-6-12 11:0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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