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启庆：蒙元水军之兴起与蒙宋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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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蒙元水军之兴起与蒙宋战争
蒙元水军之崛兴，在中国历史发展过程中，具有两点重大意义：第一，自政治及军事史观点言之，蒙元凭藉其新兴水军，征服南宋，成为第一个克服江淮天堑而统治全中国的游牧民族所建王朝。第二，自中国海权发展史观点言之，蒙古人与南宋争战四十年，逐渐建立起一支强大水军，承继南宋的海权而加以发扬，中国海权史的颠峰得以在明初出现（1）。
自窝阔台汗（Ogodei Qaghan，1229－1241）於1234年灭金後，蒙古人业已掌握中原的人力与物力。但欲进一步征华中、华南，必先克服地理的障碍及南宋水军的优势，却非易事。中国南北地形迥异，作战方式因而不同。中原多平原旷野，利於骑兵驰突，南方则河川纵横，湖泊密布，攻守多赖舟楫。“南船北马”一谚所反映的不仅是两地区交通工具的不同，也是战争工具的歧异。北人较善弓骑，而南人独擅舟楫，各有所长，乃是自然环境所造成。历史上的分裂时代，「任何北中国之强大武力如不能获得水军优势或坚强之海上力量，即不能统一中国」（2）。但是华北舟材、水手皆不充裕，营建强大水师并非易事。北方政权如欲征服江南，必先掌握两淮、荆襄或四川等南北间的渐移地区，然後营建水师，始有成功可能。晋、隋、宋之统一中国皆是循此轨辙。而元朝以前边疆民族所建各王朝，都仅能割据华北，而无法一统天下，不能以强大水军克复江淮天堑乃是主要原因。
南宋江海水军，两俱壮大。主要为适应国防之需求，而其社会经济条件亦足以配合。南宋立国，乃是凭藉“襟江带海”的形势。东侧倚大海为屏障，北方则以淮河、汉水为第一防线，长江为第二防线，而其三大防区——两淮、荆襄（京湖）、川蜀——皆须凭藉长江加以贯穿。因此整个国防必须以强大水军为支柱，始能抵消金人的优势骑兵。自高宗初建水军後，至南宋中期，已建立水军廿馀支，长江中下游及两浙沿海地区尤为水军布防重点所在（3）。鄂州（今湖北武昌）、池州（安徽贵池）、建康（南京）、镇江、江阴、许浦（江苏常熟县浒浦）、嘉兴、临安（杭州）、定海等地皆置水军。又在建康、定海设立沿江、沿海制置使司，分别指挥江上及海上水军，实力之强大与组织之完善都属空前。而江南社会经济之发展亦足以支持强大水军。江南滨海各路已成为人口稠密之经济重心，都会繁荣，海外贸易发达，造船业进展颇大（4），商船众多。水军之船舰及水手皆得源源补充，不虞匮乏，而火器之运用更增加水军之威力。宋人之能抵御金人南侵，主要倚恃水军。绍兴年间户部尚书章谊（1078－1138）所说：「巨浸湍流，盖今日之长城也。楼船战舰，盖长城之楼橹也」（5）；确实反映了长江大海及水军在南宋国防上之重要性。而罗荣邦教授所云：中国史上的海权时代乃由南宋奠立基础，确是不错（6）。
蒙古人崛兴朔漠，东征西讨，所向无敌，主要倚恃其精良骑兵。英国著名军事学家李德·哈特（B．H．Liddell-Hart，1895－1970）曾说：「运用单一军种——骑兵——是蒙古人不断胜利的秘密」，「运动力为其战略及战术上的王牌」（7）。不过骑兵仅在平原野战中最具威力。中国古代兵籍便认为：林木丛茂之地、沼泽难行之地、涧谷山阜之地、沟坑坎坷之地等，均为骑兵的「败地」、「死地」（8） 。遇到长江大河、高壁深垒，骑兵更是一筹莫展。蒙古大将阿术（Aju，1227－1281）在率军进攻襄阳时便曾奏称：「所领者蒙古军，若遇山水寨栅，非汉军不可」（9） 。由上可见，蒙古骑兵之运作，受到各种地形、地物之限制，并非无往而不利。如以为蒙古之征服天下唯赖骑兵，则为一错误观念。在灭金、西征过程中，随著征战地区地理条件的变化，蒙古人不断吸收各民族的资源与人力，形成一支以骑兵为核心而兼拥步、工、砲等军种的复合大军，而水军则是适应对宋作战需求而成长的军种。
本文旨在探讨蒙元水军形成和成长的过程以及其在蒙宋战争中所起作用，并对蒙古人何以能建立强大水军及克复宋朝水军之优势等问题略加说明。至於个别战役中水军的作用，近年出版有关宋元战史的著作中都有详赡的讨论（10）。本文仅在必要时提及而不拟详论。本文论题与罗荣邦教授诸文所论，有部分重叠之处。但罗教授著重蒙元水军成长後在发扬中国海权中所起的作用，与本文轻重有别，或可并行而不悖。但本文之撰写受罗教授诸文之启发甚大，谨志铭感。
蒙元水军的起源与成长，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一段从无到有，由弱至强的漫长过程。草原阶段的蒙古军，不仅没有水军，也没有真正的船舶，仅有就地取材而制成的简易济水工具，其情形和其他游牧民族相似。蒙古人祖先室韦人［渡水则束薪为栰，或以皮为舟者」（11）。十三世纪初年的蒙古人仍是如此。成吉思汗（Chinggis Qan，1206－1227）崛兴之初，与王罕（Ong Qan，？－1203）及札木合（Jamugha，？－1205）结为联盟，攻击其宿敌蔑儿乞（Merkit）人，便是乘坐以猪鬃草（Saqal bayan）结成的筏子（Sal）而渡河（12）。除草筏外，蒙古人尚有浑脱（以浑脱羊皮制成之浮囊）（13）、皮筏等（14）。但这些都是浮渡工具，而非战斗工具。
蒙元水军萌芽於绵亘廿馀年的蒙金战争中，但在此期间，真正的水军并未形成。中原地形有利於骑兵，有如郝经（1223－1275）所说：「关陇、江淮之北，平原旷野之多，而吾长於骑，故所向不能御」（15）。由於气候关系，华北各河道平均流量少（16），不仅缺少航运之利，而且可以涉渡之处甚多。加以蒙军作战多在冬季，华北河流冬季多结冰，渡河更不烦舟楫。西元1232年正月窝阔台汗对汴京发动大攻势，其军便是在白坡（河南孟津黄河北岸）之西「策马涉河」（17），而执行大迂回战略的拖雷（Tolui，？－1232）军则在均州（河南禹县）「乘骑浮渡汉水」（18）。在黄河及其各支流上，金朝亦无强大水军足以阻止蒙军超越水障碍。海陵王（1149－1161）伐宋前，虽曾在通州（河北通县）之潞河（即白河）大建水师，但系以海上水军为主，而且海陵之水军已覆没於 1161年陈家岛及采石二役（19）。金廷南迁汴京後，为阻扰蒙军追袭，更於1216年下令「沿河唯存通报小舟，馀皆焚之」（20）。三年後虽曾敕命「沿河造战舰，付行院、帅府」（21），但是亡羊补牢，成效显然有限。金军的少量战舰不足阻止蒙古进军，蒙军运用步、骑兵即足以制服。如 1231年汉军将领济南张荣（1181－1263）在河上夺获金舰五十艘（22）。明年窝阔台汗由白坡渡河後，获「汉船」七百馀艘（23），而汉将石天禄（1183－1236）从大将塔思（Tas，1212－1239）围汴，也掳得战船数艘（24）。在这些战役中，蒙方都没有运用战舰的迹象。
这一时期，蒙军遇到水障碍时，往往仍以简易济水工具渡越。1233年，蒙军围攻金帝於蔡州（河南汝阳），便是结筏潜渡汝水，以达蔡州（25）。蒙古西征中亚的情形亦是如此。1220年哲别（Jebe，？－1224）与速别台（Subetei，1176－1248）追逐花剌子模算端札兰丁（Jalal-ad-Din）至阿姆河（Amu－darya），乃命其军以牛皮裹树枝作鞄（革囊），藏军械服用於其中，系鞄於身，手握马尾，随以泳水，举军毕渡（26）。
不过，在伐金与西征过程中，有时因地形之需求不得不置备船舶。1221年大将木华黎（Muqali，1170－1223）於攻取葭州（陕西佳县）後，接受右副元帅石天应（？－1222）的建议而造舟楫、建浮桥，以供当地防守之需（27）。据《高丽史）记载，1232年高丽曾应蒙廷之要求而派遣船舶三十，水手三千（28），当是备渡河攻汴之用。在此期间，蒙军更有「砲水手军」及［船桥军」的设置。早在蒙军初入中原时，燕人薛塔刺海（Tarqai，？－1232）於1214年已受命为砲水手元帅（29）。後来成吉思汗征花刺子模，军至「莫兰」河（30），不能涉，清州（河北青县）张荣（1158－1230）於一月之内，「缚战舰百艘」，成吉思汗奖其功，称之为「兀速赤」（usuchi，即水手），并任命为砲水手元帅（31）。但是，此时之砲水手军显然是一种遇城架炮，临水造船的工兵。张荣便是以匠军管领的身分负责造船的（32）。而且当时造船机会不多，砲水手军之任务系以架砲为主。薛塔刺海从征西域诸国，「俱以砲立功」，而张荣後来也因砲受伤。砲水手军下显然并无常备舰队。又有张札古带（Jaqudai）因从拖雷伐金有功，受命为河东南北路船桥随路兵马都总管（33）。这种船桥军大概也是临水造船或架造浮桥的一种工兵。
总之，蒙金战争时期的蒙古军中并无常备水军，而有临河造船的水手军及船桥军。不过，水手军与船桥军应可视为正规水军之前身。
蒙古水军的形成是由於对宋战争的需求。以後则随著对宋战略的变化，而逐渐壮大，执行不同战术任务。自1235年窝阔台汗初度出兵攻宋，至1260年忽必烈汗（Qubilai Qan，1260－1294）立国中原止，蒙宋战争陷於胶著状态。前廿年间，蒙古因限於国内政治情势以及受到军力——尤其是缺乏水军——的制约，并无一举灭宋的企图，仅不断采取有限目标的攻击，蹂躏长江以北的宋朝土地，削弱其抵抗力量，并破坏当地政治社会结构，以达到逐渐动摇宋朝国本的目的（34）。蒙哥汗（Mongke Qaghan，1251－1259）即位後，则以为大举攻宋时机已臻成熟，乃於1258年三路出军，一改窝阔台以来多路并进，全线进攻的方针，而改采“取蜀出峡，南北对进，会师鄂州，南下临安”的策略，将攻击重点置於四川。窝阔台的战略显然缺乏主攻方向，兵力分散，难能有成。而蒙哥的战略则过于迂远，且将主要兵力耗费于南宋在四设置坚不可破的山城防御体系之间，徒劳无功。这两种战略都不能集中优势兵力，进攻长江中下游的宋朝心脏地区。淮、汉地区河流纵横，而且长江中下游为南宋水军布防重点，蒙古缺乏水军，无法达成重大突破。
在这廿馀年中，蒙古虽不能采行有效战略，但由於与宋朝在三大战场上不断争战，为适应作战需要，各战场上的蒙古军都先後建立了水军。
伐宋初期，蒙古、汉军仍然常以简易浮渡工具作为渡河或战斗之用。运用皮筏及皮囊渡河之例不少。如1235年汉军将领梁瑛（1191-1256）从塔海绀孛（Taqai Gambu）征蜀，宋人守瞿塘峡，瑛作皮浑脱以济（35）。二年後，汉军将领巩彦晖（1204-1259）随大将张柔（1190-1268）攻淮西，率浮浑脱者十人，夜渡滁州池水（36）。又二年汪世显（1195-1243）在万州（四川万县）乘皮筏渡江击败宋军（37）。临时捆造木筏以济河的例子也有不少。1235年塔思部将刘拔都儿统率死士五百，乘新造木筏，进击汉水上之宋舰（38）。又如宋督视京湖军马魏了翁（1178-1237）於1236年奏称：当时蒙军在黄陂一带，「呵习水户民，结筏攘舟，为渡河计」（39）。
即在蒙哥汗时代，蒙军仍不断使用皮囊或木筏渡河。忽必烈於1253年南征大理，便是乘坐革囊及筏渡越金沙江（40）。据波斯史家拉施特（Rashid al-Din，1247－1318）说，1259年忽必烈引军攻鄂，「命军士用树皮合在一起，做成了木筏」，渡越大江（41）。又在四川作战的契丹将领石抹按只（？－1273）於1258年为突破宋军对叙州（宜宾）马湖江面的封锁，集军中牛皮作浑脱及皮船，乘之击败宋军（42）。不过，当时蒙军在各战场已有小型舰队，简易浮渡工具之使用，可能不尽由于缺乏船舰，而是为配合河川条件而采取的因应措施。
早期蒙古水军船舰的来源，主要有二：一为掳获，一为自制。各战区掳获数目甚为庞大。在四川战区，1236年赵阿哥潘於利州（广元）嘉陵江上夺蜀船三百艘（43）。三年後，李彀下万州，会战於瞿塘，获战舰千馀艘（44）。1255年大将兀良哈台（Uriangqadai，1200－1271）在金沙江上击败宋都统张实，夺其船二百艘（45）。蒙哥汗伐蜀时，张立在大获山夺战舰百馀艘（46），李忽兰吉在钓鱼山下夺得粮船四百艘（47），而汉军大将史天泽（1202－1275）则在合州（合川）东南黑石峡掳获宋钜舰数百艘（48）。在荆、襄及两淮战场，蒙军夺得之宋船尤多。如1237年张柔部将何伯祥（1203－1259）在德安（湖北安陆）、郢州（钟祥）一带获战舰千馀艘（49）。张柔于同年亦在黄州西大湖上掳获宋船万艘（5O）。水军万户解成（？－1262）在焦湖之战俘宋舰三百，後於1259年从攻鄂州，复夺敌舰千馀（51）。水军千户张荣实（1218－1278）於1235年从大将察罕（Chaghan，？－1255）攻襄阳，於汉水上掳得战船数十艘。後从忽必烈攻鄂州，又在阳逻堡俘宋大船廿艘（52）。同一战役中，董文炳（1217－1278）、文忠（123if281）兄弟又掳获蒙冲百艘（53）。这些记载或有夸大，但蒙军先後掳获数目颇大的宋船，则不容置疑。而且这些宋船种类繁多，有蒙冲、有战舰、有粮船，也有民船。有的可供作战，有的则可供运输。蒙军当不致随夺随弃，前後累积船数甚为可观。
同一期间，蒙古必然自制了不少战船。可惜蒙方史料，一无提及，仅能从宋方情报中略窥一二。蒙军於1236年春进围江陵（湖北今县），魏了翁向宋廷奏称：「蒙军自枝江、宜都境上，伐竹木，毁庐室，斧斤之声日闻，直欲为渡江计」，显然是在造船（54）。三年後，宋廷以边报虏造船於汴，乃遣知招信军余玠（？－1253）率兵进入河南，予以骚扰（55）。明年，四川宣抚使兼知夔州孟珙（1195－1246）得谍报称：蒙古军在邓州（河南邓县）之顺阳聚积造船木材，玠乃遣部将王坚（？－1264）率军潜至敌後，焚其积聚（56）。1257年宋沿海制置使吴潜（1196－1262）奏报：山东汉军将领李璮（？－1262）在海州（江苏连云港市海州镇）造船（57）。以上各项都是宋方传闻之辞，这些传闻是否属实？蒙古究竟造船若干？是何类型？现已无法解答。
蒙古的正规水军成立於对宋开战以後数年间。霸州保定人张荣实在1237年已为水军千户（58）。而易州定兴（河北定兴）人解成，以「善水战」著称，于1240年更受命为水军万户（59）。解成与张荣实都是作战於两淮及荆襄战场，而在四川战区，依当时蒙军使用船舰作战的情形判断，当亦有水军的设置。
在窝阔台汗初度伐宋前後，汉军将领受命为万户者不过八、九人（60），而解成得以成为水军万户，可见水军已有相当实力，但其实力仍不足以成为进攻的主力。在蒙哥汗大举伐宋前，水军主要用於淮西地区拦截自水上驰援围城的宋朝水军。据李天鸣的研究，在1242年至1245年间，蒙古军倚恃其骑、步兵之优势，采用水陆协同三面夹击水战法——即是「正面由战舰攻击敌方战舰，左右两岸的军队使用弩炮向敌方射击，并由骑兵予以掩护，以防宋军上岸攻击蒙军的弩炮步队」（61）——，在淮河北面诸隘口的战役中，屡次击败驰援的宋朝舟师。宋兼知扬州李曾伯便曾感叹：［盖舟师本吾长技，敌乃习而用之」（62），但以後宋军不再在淮河北面诸隘口布防，蒙古水军与宋驰援舟师争战於河道广阔的淮河之上，便多为宋军所败，无法阻止宋军水路驰援，因而进展不大。蒙古水军实力更不足与宋军争胜於长江之上。蒙古军虽曾於1236年及1237年两次兵临江上，但都为宋军击溃（63），无法达到渡越长江，直捣宋朝心脏地区的目标。
蒙哥汗大举伐宋时，蒙古军水战经验已丰，而且又於出兵前「募兵习水战」（64），实力当又有增长。故在历次战役中，水军已能成功地执行阻援及突破宋军江上防线的任务。在四川战区，原驻成都的都元帅纽磷（Neuril，？－1263）率军一万五千及战船二百艘，在叙州（四川宜宾）马湖江面击败宋都统张实所统五百战舰，然後顺利东行，担任封锁重庆江面，阻止宋朝援军的任务（65）。更重要的是蒙古水军挫败了宋四川制置使兼重庆府吕文德（？－1269）进援合州钓鱼城的舟师。吕文德所率战船据说达万艘之多，蒙古水军在数量上远居劣势，但因优势骑、步兵配合得当，在五次战役中取得三次胜利，使吕文德救援钓鱼城的任务未能完成（66）。此外，在鄂州忽必烈部乘宋水军主力援蜀未还，运用部分水军（解成部）及临时徵集之民船，在浒黄州击败宋朝水师，得以顺利渡江（67）。总之，此一时期之蒙古水军在数量上仍居劣势，但由於陆上兵种的有效协同及战术运用得当，在历次水战中已取得胜负参半的成绩（68）。不过若欲作为攻宋决胜之主力，其实力仍有待加强。 四 蒙古水军是在忽必烈即位以後始得茁壮。忽必烈立国中原，而不再以草原作为帝国的政治重心。大蒙古国的性质乃发生根本的变化，蒙宋战争的意义亦因而改变。过去蒙古伐宋，不过为其东征西讨以创造世界帝国努力的一环。立国中原後，忽必烈必须以中原王者自居，消灭南宋，一统华夏，乃成为政治上之首要目标。对宋的政略及战略都必须加以修改。在政略的层次，忽必烈一方面施行汉法，加强政治号召，一方面集中一切资源以作攻宋之准备。在战略的层次，忽必烈矫正蒙哥汗的迂远策略，采取中间突破，两翼牵制，然後沿江而下，直捣临安的战略方针。因而于1267年对位居南北要冲、宋人视为天下咽喉的襄阳、樊城发动主要攻势，并在两淮及四川采取牵制性的进攻。
这一新战略的先决条件是拥有强大水军，堪与宋军在汉水与长江之上决一雌雄。忽必烈即位前，其谋臣郝经所上「东师议」便曾建议：「命一军出襄、邓，直渡汉水，造舟为梁，水陆济师」（69）。在此一建议上，郝经强调水军的重要性。忽必烈采行以荆襄为突破口的新策略，可能由於蒙军已拥有基本水上武力，并已掌握水战之奥秘。但此时水军仍未占优势，唯有加强实力，始可成为发动总攻势的主要工具。蒙古朝廷上下对此当有共识。监察御史王惮（1227－1304）便曾上《论大作水军事状》：
征进舟师，固未尝阙。然可大作一军，召募两淮、黄河上下并南人归顺者，兼用其力，舡舰一依宋法。精选大将，使之专习水战（70）。
此状明言蒙古水军不如宋朝，必须仿效後者，大力加强。较王惮建议更具影响的是刘整（1213－1275）的献言。刘整原为宋知泸州兼潼州路安抚副使，於1261年降蒙，任汉军都元帅，佐助征南都元帅阿术围襄阳、樊城。1270年他对阿术进言：「我精兵突骑，所当者破，唯水战不如宋耳。夺彼所长，造战舰，习水军，则事济矣！」（71）阿术遂与他联合上奏说：「围攻襄阳，必教练水军、造战舰为先务叫（72）此一建议得到忽必烈的批准而付诸实行。刘整显然并非建议扩张水军的第一人，但他对蒙古水军大肆扩张的推动与执行出力最大。
忽必烈的扩建水军，在围攻襄、樊之前已著手进行。在其即位之初，忽必烈即擢任张荣实为水军万户（73），合解成所统，此时已有水军二万户。1265年，阿里不哥（Arigh Boke，？－1266）及李璮之乱皆已平定，北顾无忧，忽必烈乃积极筹划备宋，敕边军习水战，屯田（74）。明年，董文炳受命为邓州（河南邓县）、光化（湖北光化）行军万户兼河南等路统军副使，造战舰五百艘，肆习水战，讲平宋方略（75）。同年，山东统军副使王仲仁（？－1273）受命督造战舰於汴（76）。显然都是准备攻宋。襄、樊之围开始後，陕西四川行省于1268年受命造战舰五百艘，付刘整使用（77）。二年後，忽必烈批准阿术、刘整建议，即命刘整造船五千艘（78），水军千户朱国宝（1230－1288）便曾参与督造战舰（79）。
训练水师与建造战舰同时进行。1267年均州总管张禧（1217－1291）奉命改任水军总管，其部增加二千五百人，令习水战。其中五百七十人来自汉军将领贾文备（？－1204）部，由千户郝德昌（1204-1273）率领，参加训练，据说「波涛汹涌之间，舟楫艘舰，几所动用，无不开合进退，缓急向应，征鼓旗帜，号令一新」（80），训练可能相当有效。而刘整受命大造战舰後，更是「日练水军，虽雨不能出，亦画地为船而习之」，共训练了七万馀水军（81）。
水军的编制亦随著船舰、人员的增多而扩大。襄、樊前线水军即有四万户，刘整於1271年受命统领（82）。同时设有水军总管府，汉人文臣游显（1210－1283）任总管水军万户，当为管理水军四万户者（83）。1272年此一水军总管府即遭废除。此後四万户当直属於指挥荆襄战场的荆湖行枢密院。此时任水军万户者有张荣实（84）、解成之子解汝楫（85）、张禧（1273年始升任为万户）（88），帖木儿·不花（Temur Buqa，淄莱水军万户）（87）等。另有邓州新军万户忙兀台（Mang'udai）于1271年治水军於襄阳之西汉水南岸的万山（88），可能亦为水军万户。中下级水军将领现尚知名者则有王守信（1238-l293，张荣实部千户）（89）、朱国宝（解汝楫部镇抚）（90）、哈剌歹（Qaradai，1237－1307，镇抚）（91）、郝德昌（张禧部千户）（92）、邢德立、张志（皆千户）（93）、宁玉（1232－1302，摄口口府事，兼主浮梁津渡，教习水战）（94）等人。由上可知，水军将领绝大多数为汉人，所统部队亦为汉军。不过将领中亦有少数蒙古、色目人。帖木儿·不花为蒙古荅荅里带（Tatardai）人，所部为淄莱水军，原来当为李璮旧部。忙兀台为蒙古达达儿（Tatar）氏，所统为邓州新军，原为真定史氏旧部。哈剌歹为色目哈剌鲁（Qarlugh）人，其部可能亦为汉军。此外，清州张荣之孙张君佐（1237－1307）（95）、薛塔剌海之孙薛四家奴（96），此时均任砲水手元帅，在襄、樊作战，其部可能亦有水军。
由於蒙古此时系以襄、樊为主攻地区，四川及两淮蒙军的攻势仅旨在牵制，在这两地区并未大肆扩建水军。但是，蒙古此时又责令高丽制造船舰。高丽所造船舰後来均用於1274年第一次征伐日本，但当初忽必烈亦有用以自海道攻宋之意。1268年，忽必烈遣使责问高丽元宗（1260－1274）：「今将问罪於宋，其所助士卒、舟舰几何？」（97）同年又对高丽使臣李藏用（1202－1272）说：「自尔来者言，海中之事，於宋得风三日而至，日本则朝发而夕至。」「今出军，尔等必疑将出何地，或欲南宋，或欲日本，尔主当造舟一千艘，能涉大海，可载四千石者」（98）。忽必烈有自高丽由海上攻宋之意甚为明显（99）。而且同年他又派遣都统脱朵儿（Todor）及统领王国昌（？－1271）至高丽视察攻宋最为便捷的出发点黑山岛（100）。此一海上攻宋计画未得实行，可能由於蒙古人对海上航行及作战全无经验，为免重蹈金海陵王水师覆灭的前辙，不得不取消计画。宋文天祥（1236－1283）於1256年所上对策中说：「彼未必不朝夕为趋浙计，然而未能焉！短於舟，疏於水，惧吾唐岛之有李宝（？-约1165）在耳！」(101 ）此策虽非写於忽必烈之时，却反映了忽必烈不能自海上攻宋的原因。
蒙古虽然不能自海上攻宋，但襄、樊地区的水军已足与宋军相抗衡。蒙军在襄、樊历次战役中投入的舰次及水军人数甚为庞大（102），有效地执行了封锁水道、阻挡敌援的任务。襄、樊之役的十五次水战中，蒙元军获得十三次胜利，十次阻援成功（103），宋军每次驰援均投入甚大人力、物力，有时多达战舰三千艘、战士十万人。蒙元水陆军阻援成功，不仅使襄、樊二城因矢尽援绝而告陷落，而且使宋朝军力——尤其是水军——损失甚大，为以後灭宋减少甚多阻力。 五 襄、樊於1273年陷落後，宋朝中路门户洞开，各战区首尾不能相应。蒙元灭宋的时机乃臻成熟。忽必烈遂於1274年命伯颜（Bayan，1236－1294）、阿术率领大军由汉水入长江，长驱东下，并在四川及两淮发动牵制性的攻势。伯颜大军於1275年进占长江下游重镇建康，然後兵分三路，明年会师临安，迫使宋廷投降。
此一阶段的宋元战争，主要决战於长江之上。水军重要性更见增加。自夺取襄、樊後，蒙元便立即在各战区进一步加强水军，积极备战。襄、樊方面，忽必烈再度接受刘整建议，教练水军五、六万，并在兴元金州、洋州及汴梁等处造船二千艘（104）。同年六月，又敕襄阳造战船千艘（105）。曾在高丽督造战船的招讨使綦公直又在襄阳参与督造战舰、运舟的工作（106）。1274年，元廷又命造战舰八百艘于汴梁，当亦供荆襄及两淮使用（107 ）。
两淮方面，水军亦有所加强。1274年正月，敕荆湖行枢密院以军三万及水、弩、炮手隶淮西行院（108）。同年六月，时已调任淮西行中书省（淮西行院改）左丞的刘整又请求增加甲仗及水、弩手，得到批准（109） 。明年二月，元廷又以河南战船千艘送至邳州（江苏邳县）（110）。六月，又以涟海新附人丁顺等括船千艘，送淮东都元帅府（111）。淮西舰队後在安庆与荆湖大军会合後，参加了丁家洲、焦山等重要战役（112）。在四川战区，蒙古人管军万户速哥于1274年领成都高哇哥等六翼及京兆新军，教习水战，後得出任成都水军万户（113） 。总之，发动长江攻势的前夕，蒙古各战区水军实力皆有所增长，而担任主攻的荆湖行中书省（由行枢密院改）麾下之水军尤其强大。
在1274年至1276年对宋总攻击中，水军已成为攻击主力，而蒙胜宋亡是决定於长江上的三大水战。1274年十二月鄂州渡江之役，蒙宋双方各有船舰万艘参战（114）。但是宋皆巨舰，蒙元船只十不当一（115）。蒙军却巧妙运用侧背迂回战术，顺利登陆长江南岸。并在青山矶、浒黄洲江面，击败宋朝水军，掳获战舰千馀艘（116）。由于此役的胜利，蒙军得以控制长江中游，并顺江而下。1275年二月丁家洲（安徽铜陵东北）之役，蒙军以水陆三面夹击的战术，击溃宋宰相贾似道所率的战船五千馀艘，十三、四万人的大军，并掳获战舰二千五百艘（117）。同年七月的焦山（江苏镇江北）之役中，宋都督总统张世杰（？－1279）动员万馀艘战舰，而且其中多为黄鹄和白鹳式的海上战舰（118）。蒙军运用火攻，击溃在焦山南北面组成方阵的宋朝舰队，掳获七百馀艘战舰（119）。此役中，宋朝江上水军毁灭已尽，而海上水军大部亦多已摧毁。
六
焦山战役後，蒙元水军在河川上作战的使命已告完成，而海岸作战的阶段于焉开始。1275年冬，蒙元军自建康分三路向宋行在临安发动总攻击。其中左路军即为董文炳所将之「水陆精兵数十万人」（恐为数万人之误），由江阴出发，出江入海，在盐官（浙江海宁西南）登陆，与伯颜所率中路军及阿刺罕（Alaqan，1233－1281）所统右路军会师临安。迫使宋廷於1276年正月出降。此後，蒙元水军又在清剿浙、闽、粤沿海宋军及在1279年崖山（广东新会南海中）一役击溃宋室最後抵抗力量上起了决定性作用。
过去蒙元军因缺少海上水军，未能自海上攻宋。蒙元水军原为河川作战而建立，所拥船舰，显然多不适航海。海上水军是在焦山战役前後逐步形成的。其船舶主要来源有三：一为自制，一为掳获，一为宋朝降人的奉献。蒙军前後自制的海舶为数不少。1275年占领建康後，千户宁玉督造巨舰可胜万斛者（120），此等巨舰之建造当不是为江上之用。焦山战役後，阿术命招讨使王世强造白鹞海船百艘，并自四十一翼万户中，摘派汉军三千五百、新附军一千五百，由王世强及哈剌歹统之，此军乃成为董文炳统以出海的水军核心（121）。临安陷落後，哈剌歹升任沿海招讨副使，奉命督造海船千艘（122）。宋朝建造海舶最重要的为明州（浙江宁波）、泉州、广州等地（123），这些地区纷纷落入蒙军之手，蒙军营建海舟，乃能得心应手。
蒙军在历次战役中掳获的宋朝海舶为数甚为庞大。焦山一役即已夺得黄鹄、白鹞海船七百馀艘。以後蒙军在东南沿海追剿宋军的历次战役亦屡有斩获。如1276年元军陷兴化（福建仙游东北），掳获海船七十八艘（124）。同年砲水手元帅薛四家奴败宋军於滦江，获战舰千馀艘，其中当有不少海舶“‘’）。又如哈刺歹及元帅刘深於1277年与宋张世杰军大战於广东七洲洋上，掳得船二百艘（126）。此外，宋朝降人先後也奉献了不少海舶，最有名的例子为朱清（1237－1303）、张瑄（？－1303）及蒲寿庚。朱、张二人是以崇明岛为基地的海寇，多年纵横海上，实力甚大（127）。董文炳派遣王世强及千户董士选招降成功，得海舶五百、众数千人（128）。这些艘舶及人员遂成为董文炳自海道攻宋武力的一部分。阿刺伯裔蒲寿庚曾在泉州「擅蕃舶利者三十年」，受宋任命为泉州市舶司及福建沿海都制置使，其下当有大量海舶。他於1277年一月投降蒙古，得任闽粤大都督、兵马招讨使，其庞大船队自为蒙古所用。寿庚本人亦曾於1278年三月与元帅刘深等以舟师下海，进击宋帝昰（1276－1278）、帝昺（1278－1279）（129）。
由於宋水军主力在1275年已告摧毁，而蒙元海上水军不断增强，后者在历次战役中皆未受到甚大抵抗。董文炳进攻临安时，经行之处如江阴、许浦、橄浦等地原为宋水军重要基地，却都闻风而降，使文炳所率水军不战而抵临安。夺取临安後，元廷任命王世强为沿海招讨使，哈刺歹为副使（後升为沿海经略使）（130），负责绥靖东南沿海任务，曾先後在浙西、福建、广东作战，虽未经历大规模海战，却达到逐渐消灭南宋残馀力量的目标。而海上水军在彻底消灭宋朝的崖山之战更担负了独脚重任。崖山为宋帝行在所，忽必烈为彻底消灭宋朝，乃派遣蒙古汉军都元帅张弘范（1238－1280）与江西行省参知政事李恒（1236－1285）会兵进击。在1279年二月发生的崖山海战中，宋军有舰千馀艘，内大船极多，而蒙元方面仅有船舰四、五百艘。而蒙元舰队凭藉正确的战术与充沛的攻击精神而击溃了宋朝舰队，帝昺蹈海而死，宋朝遂亡（131）。崖山海战，不仅结束时逾四十年的宋元战争，也是蒙元水军发展的一个高峰。 七 以弓马称雄天下的蒙古人能够建立强大水军而覆灭凭藉水军立国的南宋，表面看来，似不无意外。实际上，并非无踪迹可寻。蒙古之能够建立强大水军主要由於两点原因。
第一、蒙古人对环境的适应。蒙元水军的诞生与成长乃是经过数代人之努力。自蒙古人初入中原，至灭宋止，前後近七十年。在此七十年中，随著作战环境的变换，不仅蒙古朝廷对水军重要性的体认日深，蒙古、色目将士对水战奥秘的掌握也日益牢固。在蒙宋战争中、後期，不少蒙古、色目将领担任水军统领而有卓越之表现。骑战与水战之技巧原得自後天的培养，而非来自先天之禀赋。蒙古人在进入中原六十馀年後掌握水战之奥妙并不意外。过去论及蒙元海外远征尽告失败者，往往归因於蒙古人不善水战，可能不尽正确。
第二、蒙古人充份利用中土的人力、物力与技巧。营建强大水师的先决条件很多，不仅需要「使船如使马」的舵工、水手，惊涛骇浪中飞戈走戟、一如平地的战士，以及熟谙水战战术的将领，而且还需要大量的木材、帆布、绳索以及卓越的造船技术。蒙古人善於运用汉人、南人的资源以补本身之不足。汉地船材、水手皆不如江南充裕，而造船技术亦较落後，但蒙古人对汉地这些有限资源加以有效动员，故能发挥效用。成吉思汗即已利用汉人张荣等造船，蒙宋战争更先後在汴梁、邓州、陕西等地造船，都是利用汉地的技术与物资。在河北、山东——也就是古代之燕、齐——之居民，自古便以善於航海见称。而内陆临近河川、湖泊地区也有不少「善水战」之「水乡人」（132）。现知蒙元水军将领中，十之六、七皆为汉人，而以河北、山东人为最众。他们乃是因「善水战」、「有鼓棹之勇」而得重用（133），负责建立并统率水军。其中解成、张荣实、张禧、张荣、薛塔刺海、张札古带等人的子孙都是世统水军、砲水手军、或船桥军。蒙宋战争中，此等汉人水军将领贡献甚大。终元之世，水军也多由其家族所控制。而在蒙宋战争中之水军士兵也多自汉军单位转调而来。罗荣邦教授认为後来元朝之水军不过是南宋水军之复活，并不完全反映实情（134），因为元朝水军是以北方汉人为骨干。
水战本为南人之长技。蒙宋战争中，蒙元不断运用其所控制南人地区的资源增强其水军，变敌长为己长，襄、樊战役时大肆扩建水军主要出於宋降将刘整之建议，而七万水军之训练也由他负责。蒙元水军之壮大，刘整无疑为一枢纽人物。由於宋降将之助力，蒙军乃能尽得南宋水军之奥秘。蒙宋战争後期之战舰，大部逐次建造于南宋境内之荆襄、四川、建康、明州等地，蒙元显然利用了此等地区之物力并吸收了宋人先进的造船技术，可能正如王恽所建议：「舡舰一依宋法」，可惜已无足够资料可以详考。水军的运作有赖舵工水手，蒙军在历次中大量招募南人水手，其船舰始得运作自如（135）。
由於上列原因，蒙元水军日趋强大。但是，不仅长江阶段诸役，即在崖山海战中，宋舰队仍占船数上之优势。蒙元水军为何能击败历史悠久而数量上又占优势的宋朝水军？要解答此一问题，必须自宋蒙战争的整个局势以及双方水军的各种条件两个观点著眼，加以分析。
水上战争是蒙宋战争的一环。而战争的胜负又与双方整体政治、军事情势密不可分。宋朝季年，政治腐败，重臣相互倾轧，领导乏人，战和不定。而且南宋一向重文轻武，以致兵备松弛，将士素质与士气两俱低落，缺乏统一指挥，将领党同伐异，不能团结，战略战术被动消极（136）。反观蒙元方面，事事与宋朝相去甚远。自忽必烈立国中原，摧毁南宋，一统华夏，已成为其首要政治军事目标，其间虽经历不少内忧，却仍能贯注於此一目标。忽必烈本人运筹于上，改变正确之政略与战略。其下伯颜、阿术、张弘范等人将材优异，指挥统一，严格执行忽必烈所定策略，而且蒙元军军纪严格，赏罚分明，士气与训练皆远胜於宋军。双方胜败之势，甚为明显。
从双方水军各种条件来考察，宋败蒙胜亦非偶然。第一、蒙元水军为一新兴力量，吸收了宋水军之优点，而少其缺点。宋朝水军则已趋於衰败。据罗荣邦教授的研究，宋朝水军於1164至1204年间达到巅峰。其後，在量的方面虽略有增长，但质的方面衰落甚遽。蒙宋战争开始後，水军损耗甚大，未能及时补充，以致船只短少，士兵缺额，训练不良，士气不振，而且不断徵用商船，亦使商船主离心离德（137）。吴潜即屡次奏陈水军衰败情状。如在1239年他指出镇江水军五千人，其中「人物坚壮可以出战者，极不过五百人，馀皆疲癃脆懦、纤细短弱，指一可什，决不能于惊涛巨浪之中，飞戈走戟，击刺如神，此皆三十年之积弊」（138）。十四年後，他对定海水军亦有相同印象，可见情形未见改善（139）。他因而感叹说：「使天佑国家，虏马不至于饮江，犹之可也。万一如叛臣宗雄武、金之才辈之虑之计，则江南之事，岂不甚岌岌乎？」（149）可见在这位边防重臣心目中，水军已无力担负江防、海防之重任。襄樊战役期间，上官涣上封事说：沿江水军「如京口（镇江）、龙湾（建康）、采石舟师粗整，稍堪调用。池阳（即池州）而上，大体疏卤。每隘不过二、三千人，船三、四只，备御疏漏，见之令人心寒」（141），亦可看出长江中游以上水军衰败的情形。总之宋季水军已是外强中乾，非复当年盛况。
第二、战略、战术的优劣。宋军在战略、战术上皆采被动消极的单纯防御，其水军亦然。但是，水军是一种机动军种，用于攻击，最为有效，功能与骑兵相近。宋军却未能运用优势水军作为战略攻击的工具。主要用之为水路驰援、解救危城的防御手段。襄樊被围期间，名儒金履祥（1232－1303）曾上书朝廷，建议派遣重兵，直捣幽蓟，以牵制襄樊蒙军（142）。此一以水师为主力的大胆攻击策略，显然未被采行。宋朝几次派遣水军北上突袭，规模甚小，无法发生作用。蒙元方面，早期水军由于实力不强，仅用作辅助攻击。但在长江战役阶段，水军已成主攻的兵种。在战术的层次，宋舰队在大规模水战中多采被动防御。如在焦山战役，宋舰每十艘连为一舫，贯以铁索，沉碇于江（143）。崖山之役，宋方也是「綦结巨舰千余艘，中舻外舳，贯以大索，四周起楼棚如城堞」（144）。这种以船舰结为城堡的被动防御完全忽视水军机动的特长，不仅陷於被动挨打，而且多遭火攻而致覆灭。与宋军相反，蒙元多以水军作为攻击的工具，灵活运用正面攻击、侧背迂回、水陆协同夹击等战法，勇猛攻击以破敌主力（145 ）。由于战术不同，宋水军多倚恃大船。大船威力虽大，但缺乏机动性，运作全靠风力，无风则陷於被动。焦山之役，宋舰便因无风而致挨打（146）。而蒙古水军则善於运用「水哨马」、「拔都兵船」等轻舟，取其往来如飞，便於攻击之利。总而言之，宋军似以水军执行守城步兵的功能，而蒙军则以水军用作冲锋陷阵的骑兵。这种运用上的差别，不仅反映两军策略及士气上的歧异，也反映两国军事传统的不同。
第三、陆上协同作战力量强弱的差异。蒙宋战争中之水战绝大多数发生於内陆河川之上。内陆水战与海战有一明显的差异。海战中水军独力作战，旁无倚恃。而内陆水战中水军多与步骑兵协同作战，步骑兵的表现往往影响水军的胜负。蒙元水军原来虽处於弱势，但其陆上协同作战力量远胜於宋，因而每每凭藉步骑兵的支援而击败宋朝水军。
总而言之，蒙元水军乃是适应对宋作战的需求而产生与发展。水军的有无与强弱影响了蒙元对宋战略与战术的改变，而战略的变化又促使水军逐渐壮大并担负日益重要的角色。最初水军仅有补助骑、步兵作战的作用，後来却成长江、大海上攻击并消灭宋朝武力的主要兵种。倚恃此一水军，蒙古人得以克服华中、华南的地理障碍及宋朝的水上优势而统一中国。
从蒙元水军发展的历史看来，蒙古人之能征服欧亚并一统华夏，骑兵之强大并非唯一原因。更重要的是蒙古人能不断适应不同地理环境，增加新兵种，吸收新战法，并充分动员当地一切资源，以供作战之需（147）。蒙宋战争中建立强大水军并恃以攻灭南宋便是这种适应力与动员力的充分表现。金哀宗（1224－1234）曾说过：「北兵所以常取全胜者，恃北方之马力，就中国之技巧耳！我实难与之敌」（148）。这位亡国之君一语道破蒙古人战无不胜秘密之所在，其言较前引李德·哈特所说更为周延（149）。而水战正是蒙古人在蒙宋战争中学习而得并恃以灭宋的一项「中国之技巧」。 ——原刊於《汉学研究》，第八卷第二期（1990年12月），一七七~二〇〇及刘道平编《钓鱼城与南宋後期历史》（重庆：重庆出版社，1991），页二〇四~ 二三一。 （1）故罗荣邦（Jung-Pang Lo）教授曾著三文，关于宋元明三代海权的发展：“The Emergence of China as a Sea Power during the Late Sung and Early Yuan Periods，”Far Eastern Quarterly 11:2（1952），PP．489-5O9；“Maritime Commerce and Its Relation to the Sung Navy，”Journal of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History of the Orient 12:1（1969），pp．57－101；“The Decline of the Early Ming Navy，”Oriens Extremus 4（1958－1959），pp．149－168。
（2）包遵彭，《中国海军史》（台北，1969），上册，页141。
（3）研究南宋水军的论著，除前引罗荣邦的论文外，尚有曾我部静雄，《南宋の海军》，载于《羽田博士还历纪念东洋史论丛》（京都，1955），页585－607；王曾瑜，《宋朝兵制初探》（北京，1983），页17O－18O。
（4）南宋造船的水平，可自1974年在泉州出土海船残骸看出，其技术水平已具备建造远航海军战船的条件（见泉州湾宋代海船复原小组，《泉州湾宋代海船复原初探》，《文物》1965．1O，页28－38）。宋代新型战船有铁壁铧嘴海鹘战船，多桨船、高速车船、无底船等。重要造船地有虔州（江西赣州）、吉州（江西吉安）、明州（浙江宁波）、婺州（金华）、温州、台州、潭州（湖南长沙）、鼎州（常德）、嘉州（四川乐山）、楚州（江苏淮安）、凤翔（陕西凤翔）等，其中明州、泉州、广州所造航海大船，尤为著名，参看陈高华、吴泰，《宋元时期的海外贸易》（天津，1981），页165－168；章巽，《中日古代的海上交通》（北京，1986），页 66－67，金秋鹏，《中日古代的造船和航海》（北京，1985），页102－111；Joseph Needham et.al，Sience andCivilization in China vol．4，Pt．3（Cambridge，England，1971），pp．439-486。
（5）黄淮等编，《历代名臣奏议》（台北，1964）卷334，页12b－13a，《舟师水战之利》。
（6）Jung-Pang Lo，“Emergence of China，”pp．489－49O．
（7）B．H．Liddell Hart，Great Captains Unveiled（Boston，1927），pp．27 and 32．
（8）曾公亮，《武经总要》（四库珍本初集），卷4，页6b－7a，《用骑》；袁庭楝、刘泽模，《中日古代战争》（成都，1988），页333。
（9）《元史》（北京，1976），卷6，页118。
（10）陈世松、匡裕徽等，《宋元战争史》，成都，1988；李天鸣，《宋元战史》，全四册，台北，1988。此外，胡昭曦、邹重华编，《宋蒙（元）关系研究》（成都，1989亦载有战史多篇，颇具参考柜值。
（11）《隋书》（北京，1973），卷84，页1882，《北狄传》。
（12）札奇斯钦，《蒙古秘史新译并注释》（台北，1979），页 109。
（13）参看光远，《释浑脱》，《内蒙古社会科学》，5（1983），页119－121。
（14）关于内陆亚洲各游牧民族的浮渡工具，参见Denis Sinor，“on Water-transport in Central Eurasia，”收入Sinor，Inner Asia and its Contacts with Medieval Europe（London，1977），156－179。陈庆隆，《内亚游牧民族的船舟》，《大陆杂志》，，八五卷第一期（1992），28－32。
（15）郝经，《陵川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32，1a－1Oa，「东师议」。
（16）冯绳武等，《中国自然地理》（北京，1989），页154。
（17）《元史》卷124，页3052，（速哥传）。百衲本原作「策马沙河」。点校本校勘记认为应改「沙」为「涉」（页306O），兹从之。
（18）《元史》卷115，页2886·《睿宗传》）。
（19）关于海陵营建之水军及其覆灭，参看陶晋生，《金海陵帝的伐宋与采石战役的考实》
（台北，1963），页41-42，96-100，150-166。王曾瑜，《南宋对金第二次战争的重要战役述评》，载于北京大学中国中古史研究中心编，《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1989），页315－332。
（20）《金史》（百衲本）卷14，页22a，《宣宗本纪上》。
（21）《金史》（百衲本）卷15，页22b，《宣宗本纪下》。
（22）《元史》卷150，页3558，《＜张荣传》。
（23）《圣武亲狂录》（蒙古史料四种本），页206。
（24）《元史》卷152，页3602，《石天禄传》。
（25）同上，卷12O，页2966，《肖乃台传》。
（26）W.Barthold，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sion（London，1968），pp．420-421
（27）《元史》卷149，页3526，《石天应传》。
（28）郑麟趾，《高丽史》（东京，19O8）卷23，页346。
（29）《元史》卷151，页 3563，《薛塔剌海传》
（30）「莫兰」非该河本名，而为蒙文muren（河）之音译。王国维疑即阿梅·沐涟之略，即阿姆河（Amu－darya），见《西游记校注》（蒙古史料四种本），下，1Oa。
（31）胡祗裔，《紫山先生大全文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16，页18b－2Ob，《清州张侯神道碑》；《元史》卷151，页1381，《张荣传》。
（32）张荣之为匠军将领，亦可从李志常西游记中的记载看出。全真教主邱处机应成吉思汗之召西行，於阿里马（Almaligh）之东园，遇窝阔台麾下之「大匠张公」。此一「大匠张公」，王国维疑即张荣（《西游记校注》，下，1Oa）。如此说正确，则砲水手军为一种匠军更有可能。
（33）《元史》卷165，页388O，《张万家奴传）。
（34）陈世松等，前引书，页371。
（35）魏初，《青崖集》（四库全书本）卷5，页1a，《故征行都元帅五路万户梁公神道碑》。
（36）《元史》卷166，页3898，「巩彦晖传」。
（37）苏天爵，《元朝名臣事略》（北京，1962）卷6。页2b，「汪义武王」。《元史》卷121，页2995，《按竺迩传》。
（38）《元史》卷119，页2939，《塔思传》。
（39）魏了翁，《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四部从刊）卷28，页21a－22b，《奏虏犯随信光黄等处事宜》。
（40）《元史》卷4，页59，《世祖本纪》。
（41）余大钧、周建奇译，《史集》，第二卷（北京，1985），页289；John．A。Boyle（trans），The Sucessors of Genghis-khan（New York，1971），P．248将「筏」（tilsan）误译为「符咒」（talisman）。
（42）《元史》卷154，页3640，《石抹按只传》。
（43）同上，卷123，页3208，《赵阿哥潘传》。
（44）同上，卷15O，页3548，《李守贤传》。
（45）同上，卷121，页2980，《速不台传》。
（46）同上，卷165，页3878，《张立传》。
（47）同上，卷162，页3792，《李忽兰吉传》。
（48）王恽，《秋洲先生大全文集》（元人文集珍本丛刊）卷48，页16a，《忠武史公家传》。
（49）《元史》卷15O，页3544，《何伯祥传》。郝经《何侯神道碑铭》，则作 「得船数万艘」，显系夸大。见《陵川集》卷35，页33b。
（50）元好问，《远山先生文集》（四部丛刊）卷26，页1a，《张公勋德第二碑》。原文云：「得战船万艘」。就其数目之大观之，当为民船，而非战船。张柔所掳与何伯祥所获可能为同一事。
（51）《元史》卷165，页387O，《解诚传》。解成，传作解诚。屠寄据本纪改作「成」，兹从之，见《蒙兀儿史记》（结一宦刊本）卷9，页1Oa，《解汝楫传》。
（52）《元史》卷166，页394O，《张荣实传》。
（53）同上，卷148，页35O2，《董文炳传》。
（54）《鹤山集》，卷29，页1a，《奏外寇未静二相不咸旷天工而违时几》。
（55）佚名，《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四库全书）卷33；陈世松，《余玠传》（重度，1982），页9－1O。并参看姚师从吾（余玠评传），载于《姚从吾先生全集》，第六册
（台北，1982），页3O9－378。
（56）《宋史》（北京，1977）卷412，页12377，《孟珙传》；黄宽重《孟珙年谱》，载于黄氏，《南宋史研究集》（台北，1985），页68。
（57）吴潜，《许国公奏议》（丛书集成本）卷3，页87－88，《奏晓喻海寇复为良民及闻防海盗事宜》。
（58）《元史》卷166，页3904－39O5，《张荣实传》。
（59）《元史》卷165，页387O，《解诚传》。
（60）黄时鉴，《关于汉军万户设置的若干问题），《元史论丛》2（1983），页43－51。
（61）李夭鸣，《宋元战争中元军的水陆协同三面夹击水战战法》，《国际宋史研讨会论文集》（台北，1988），页273－294。
（62）李首伯，《可斋杂稿》（四库全书本）卷17，页11a，《淮间奉诏言边事奏》。
（63）陈世松等，前引书，页88及98。
（64）《元史》卷165，页3876，《朱国宝传）。
（65）陈世松，《蒙古定蜀史稿》（四川，1985），页69－70。
（66）同注（61）。
（67）李天鸣，前引书，第二册，页745－746。
（68）同注61。
（69）同注15。
（70）《秋润先生大全文集》卷86，页13a－13b。
（71）《元史》卷161，页3785，《刘整传》。关于刘整降元之经过及其影响，参看陈世松、喻亨仁、赵永春，《宋元之际的泸州》（重庆，1985），pp．74－87。
（72）同上，卷7，页128，《世祖纪》。
（73）同上，卷98，页2510，《兵志》。
（74）同上，卷6，页1O6。《世祖纪》。
（75）王磐，《赵国忠献公神道碑》（李正儒修，《重印藁城嘉靖志》，1924刊，卷9，页3a）及元明善，《藁城董氏家传》（苏天爵，《日朝文期》四部丛刊本）卷7O，页7a-7b）皆云：「造战舰数百艘」。「五百」之数系依据《元史》卷156，页3670，《董文炳传》。
（76）《元史》卷6，页11O，《世祖纪》。胡祗裔《同签东川行枢密院事王公神道碑铭》则曰：「造船未毕，调充眉州管军万户」，见《紫山先生大全文集》卷17，页3a。
（77）《元史》卷6，页117，《世祖纪》。
（78）《元史》者161，页3785，《刘整传》。
（79）《元史》卷165，页3876，《朱国宝传》。
（80）《青崖集》卷5，页12b，《故水军千户郝公神道碑》。
（81）同注78。
（82）同上。
（83）姚燧，《牧庵集》（四部丛刊）卷22，页1a，《平章政事游公神道碑》。
（84）《元史》卷166，页3965，《张荣实传》
（85）同上卷165，页387O，《解诚传》。
（86）同上卷165，页3865，《张禧传》。
（87）同上卷132，页3219，《帖木儿不花传》。
（88）同上卷131，页3186，《忙兀台传》。
（89）《牧庵集》卷23，页12a，《同知广东宣抚司事王公神道碑》。
（90）同注79。
（91）《元史》卷132，页3216，《哈剌歹传》。
（92）同注8O。
（93）《元史》卷6，页122，《世祖纪》。
（94）阎复，《静轩集》（藉香零拾本）卷5，页48b－50a，《沿海上万户宁公神道碑铭》。
（95）《元史》卷131，页3582，《张荣传》。
（96）《元史》卷151，页3564，《薛塔剌海传》。
（97）《高丽史》卷26，页396b，《元宗世家》。
（98）同上，卷102，页2O2b－2O3a，《李藏用传》；《元高丽纪事》（学术丛编本）14a-14b。
（99）日本学者池内宏则认为：元廷责令高丽造舰为攻宋云云，不过为一口实，其实际目的则在攻日。可备一说，见池内宏，《元寇の新研究》（东京，1931），页44－47。
（100）《高丽史》卷26，页397a，《元宗世家》：《元史》卷167，页3926，《王国昌传》；《元高丽纪事》15b。
（101）文天祥，《文山先生全集》（四部丛刊），卷3，页16a，《御试策一道》。
（102）据陈世松等的统计，在襄樊战役中，蒙军先后投入约13，300舰次，水军约十五万人（陈世松著，前引书，页2O6及376）。但此一统计有待商榷。该书页2O6之表将蒙古军前后所制船舰及所练水师与历次战役所投入之船数、人数合而计之而得出上述二数。但是历次投入战斗之船舰及水军应系来自上述制造的船舰及训练之水军，两者不应相加。
（103）李天鸣，前引书，第二册，页1090－1091
（104）《元史》卷8，页148，《世祖纪》。
（105）同上，卷8，页15O，《世祖纪》。
（106）同上，卷165，页3883，《綦公直传》。王磐《綦公元帅先茔之碑》（毕沅等编，《山左金石志》《嘉庆二年刻本》，卷21，页23b－26b）未言及其督造船舰於襄阳之事。
（107）《元史》卷8，页153－154，《世祖纪》。
（108）同上。
（109）同上，卷8，页155，《世祖纪》。
（110）同上，卷8，页161，《世祖纪》。
（111）同上，卷8，页168，《世祖纪》。
（112）同上。
（113）同上，卷131，页3182，《速哥传》。
（114）刘敏中，《平宋录》（中国内乱外祸历史丛书），上，页267；《经世大典序录·征伐·平宋》，《国朝文类》卷41，页16a ：《元史》卷8，页158，《世祖纪》。
（115）刘敏中，《中菴集》（四库全书本）卷15，页22a，《萨木丹公神道碑》。
（116）陈世松等，前引书，页25O－253；李天鸣，前引书，第二册，页1155－1161。
（117）陈世松等，前引书，页263-265；李天鸣，前引书，第二册，页1185－1188。
（118）《经世大典序录·征伐·平宋》，页17b。
（119）陈世松等，前引书，页3O1－3O3 ；李天鸣，前引书，第二册，页1225－1227。
（120）同注94。
（121）《元史》卷132，页3215，《哈剌歹传》。罗荣邦教授认为：蒙元水军的实力在长江战役结束时已自襄樊之战之“四翼”扩张至“四十一翼”。此一说法乃系对《元史》《哈剌歹传》的误解。襄樊之役的四翼系指水军四万户。1275年时蒙元水军绝无四十一万户之多。《哈剌歹》所言“就四十一万户翼摘汉军三千五百、新附军一千五百，俾哈剌歹、王世强并统之”中之“四十一万户翼”乃指士卒摘发所自之万户，绝非说此时水军有四十一万户翼。元代水军从无四十一万户之多。自襄樊之役至焦山战後，蒙元水军实力增加不少，但应无十倍之多。
（122）《元史》卷132，页3216，《哈刺歹传》。
（123）章巽，前引书，页66。
（124）元明善，《河南行省丞相高公神道碑》，《国朝文类》卷65，页18a。
（125）《元史》卷151，页3564，《薛塔刺海传》。
（126）危素，《危太仆文续集》（吴兴刘氏嘉业堂本）卷8，页2a，《合鲁公家传》。
（127）关于朱清与张瑄，参看陈登原，《朱清张瑄与海上交通》，《新中华》3：8（1934），33－40；夏定域《元朱清张瑄事迹录》，《浙江大学文学院集刊》3（1943），页1－29。Tien Ju-kang（田汝康），“Mongol Rulers and Chinese Pirates”History Today 33（1983），pp，33－39；植松正，《元代江南の豪民朱清张瑄につぃて》，《东洋史研究》27：3（1968）46－71。
（128）《藁城董氏家传》，页9b－10a。
（129）关于蒲寿庚，参看，桑原骘藏，冯攸译《中国阿刺伯海上交通史》，上海，193O；罗香林，《蒲寿庚传》，台北，1955。罗香林，《蒲寿庚研究》，香港，1959；陈自强，《蒲寿庚宋末提举市舶三十年说考辨》，载于福建泉州海外交通史博物馆编，《泉州伊斯兰教论文选》（福州，1983），页251－255。
（130）同注（122）。
（131）关于崖山海战，参看陈世松等前引书，页356－361；李天鸣，前引书，页1473－1483；汤翼海，《宋代崖门之役史实补遗》，《大陆杂志》33：6（1967），页12－17；饶宗颐编，《九龙与宋季史料》，香港，1959。此外H．W．Huber撰有“Between Land and Sea：The End of the Southern Sung，”自文学观点，尤其是文天祥的诗论崖山海战，该文载于A．T．Tymieniecka（ed．），Analecta Husserliana，Vol．19（1985），pp．1O1－128。承阎道安（Achim Mittag）博士惠寄该文影本，谨此铭谢。
（132）《元史》卷151，页 3567，《王义传》。参看《紫山集》卷18，页35a－40b，《行深冀二州元帅府事王公行状》。
（133）同注59及94。
（134）Jung－pang Lo，“The Emergence of China”，p．492。
（135）蒙元招募南人舵工、水手之例很多。1236年宋起居郎吴泳奏称蒙军以厚利引诱宋朝舟师（《鹤林集》（四库全书本）卷20，页15a，《边防札子》）。1259年游显督别帖万户战船，篙师不足，显自降人中选取九百名能操舟者而用之（同注83），1257年宋吴潜奏称，蒙古汉将巾璮造船海州，且厚以银两召募南方水手（《许国公奏议》）卷3，页87－88，《奏晓喻海寇复为良民及关防海盗事宜》）。又据文天祥说，张弘范率以征崖山的舰队中，水手皆闽、浙人（见《文山全集》卷16，页10a－10b，《集杜诗·祥兴·序》）。
（136）参看陈世松等，前引书页374－380；王瑛，《综析伯颜攻宋战争中南宋灭亡的原因》，载于胡昭曦编，前引书，页244－297。
（137）Jung－pang Lo，“Maritime Commerce，”pp．91－100a。
（138）《许国公奏议》卷3，页62，《奏乞增兵万人分屯瓜州平江诸处分拓内外》。
（139）同上，卷4，页 94－95，《条陈海道备御六事》。
（140）同注138。
（141）佚名，《成淳遗事》（粤雅堂丛书），卷下，22a－22b。
（142）金履祥，《仁山金文安公文集》（金华丛书）卷4，《附编》，章贽，《金履祥传略》。
（143）《元史》卷128，页3122，《阿术传》。
（144）《宋史》卷47，页945《二王纪》。
（145）参看李天鸣，前引书，第三册，页2048－2054。
（146）袁庭楝、刘泽模，前引言，页381。
（147）Thomas T．Allsen即认为蒙古人是善于动员其所控制地区之资源，见所著：Mongol Imperialism．The Policies f the Grand Qan Mongke in China，Russia，and the Islamic lands，1251－1259（Berkeley，1987），p．7．
（148）《金史》卷119，页4b，《完颜娄室传》。
（149）同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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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5-18 23:57: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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