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十五年中日战争”与“八年抗战”
论“十五年中日战争”与“八年抗战”
王会林/文 “十五年战争”是日本学者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来的。所谓十五年战争是从1931年“满洲事变”开始，到1945年日本战败为止。日本学者把这段历史叫做“日中战争史”、“太平洋战争史”、“大东亚战争史”等。20世纪七、八十年代，日本学界出版了不少关于十五年战争史的文章和书籍。一位日本学者说：“1956年鹤见俊辅率先将‘满洲事变’、‘中日战争’及‘亚洲太平洋战争’三场战争统称作‘十五年战争’。此后，这一称谓受到大家的欢迎并得以普及。1986年11月，江口圭一的《十五年战争简史》一书问世，从而使这一称谓完全获得了公民权”（注：木板顺一郎：《关于十五年战争的性质及称谓问题》，《中日学者对谈录——卢沟桥事变五十周年中日学术讨论会文集》，北京出版社1990年版，第83页。）。日本学者的十五年战争史论是从日军作战史的角度考虑的，基本上属于战争史这类专史。中国学者的十五年中日战争史论与日本学者的看法，着眼点是不同的。我国史学界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十五年中日战争说，并进行了讨论。八年抗战论在中共党史、中国现代史学科刚建立时就存在了。十五年中日战争论是有些学者为了纠正对九一八事变的历史意义重视不够而从中国现代通史的角度提出来的。东北三省的中国现代史学者大多主张十五年中日战争论。此后两种不同的看法一直存在。
我是主张八年抗战论的。若干年来，我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讲过我的看法。最近一次是在2004年8月26日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为准备次年召开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而召集的征求意见座谈会上讲的。我一贯的意见如下所述：
大家所说的抗日战争史实际上有两种含义，分属广狭两个不同的史学分支学科：一是专史，即军事史、战争史；一是通史，是中国现代通史的抗日战争时期。前者写军事、写战争，可以从九一八事变日本用武力侵占我国东北写起，直至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为止。1937年“七七”以前为局部的间断性的军事抗战，其后为全国性的持续的大规模的战争。就军事史来说，十五年中日战争说是可以成立的。而通史是全面性的综合性的历史，它包括社会、经济、政治、军事、文化思想、对外关系等各方面。人是生活在上面各种成分组成的综合体中的。战争是人类社会的非常规状态，除特定时期以外，在人类社会生活中不占主要地位。从“九一八”到“七七”这个期间，就全国来说中国人不是生活在战争状态，中国的政治、军事也不是主要处于和日军作战的状态中，1936年是国民党统治时期中国经济最好的一年就是一个说明。因此就中国通史来说，这一阶段的中国历史不能标为十五年中日战争史。在1937年至1945年这八年中国全国处于战争状态中，全体中国人或直接或间接都和战争联系着。因此作为中国现代通史以八年抗战作为一个历史时期更为合适。
按照毛泽东的矛盾学说，事物的性质是有主要矛盾决定的。关于十五年中日战争说与八年抗战说的争论，进一步探求就归结到1931年至1937年中国的主要矛盾是什么，九一八事变是否标志着中日两国的矛盾成为主要矛盾或最主要的矛盾。具体地说，就是九一八事变后抗日战争是否已经成为全体中国人政治生活的主题，中国舆论的重心？对这个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十五年中日战争论者持肯定的意见。这是他们理论的基点和论证的核心。八年抗战轮论者则持另一种看法。他们认为在七七事变之前中日矛盾还未成为中国的主要矛盾，除“九一八”、“一二八”一段时间以外，国内问题是中国的主要问题、中心问题。
我认为在“七七”以前，从国家整体上看，中日两国矛盾不是主要矛盾，抗战问题还不是中国的政治重心。从“九一八”到“一二八”这个期间中国一度出现了抗日运动高潮，不久就平息下去了。其中的主要原因是什么？十五年中日战争论者认为主要是国民党和共产党主观认识错误并实行错误政策造成的。当时中日两国的矛盾已经成为主要矛盾，但国民党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镇压抗日民主运动，进行派系斗争，围剿红军；中共则执行“倒蒋是抗日的前提”、“中间派是最危险的敌人”、“武装保卫苏联”的错误政策，这样才使抗日民主运动高潮没有继续发展下去，抗日战争才没有成为全国的政治重心。上面的原因固然是中日矛盾没有成为主要矛盾的原因，但是否还有其它原因呢？还有。争论的问题要想深入下去，除了从中国方面考察以外，还应从日本方面去考察。在现实的中日矛盾问题上，是日本侵略中国，以武力侵占中国领土造成的，它是矛盾的主要方面。没有日本武力侵占中国领土，就没有所谓的十五年中日战争和八年抗战。因此，研究中日关系问题、中日战争问题、中日之间的矛盾问题，从日本方面考察是更为重要的。据我所见，以前，对这个问题，争论的双方都忽略了。下面就讨论这个问题。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我国东北之后，有一个稳定其统治的过程。当时它既没有征服整个中国的实力（这从它在我国使用的武力可知），也不愿惹起国际上的强烈反对，因为英美苏法等国在华的利益与日本侵略密切相关。它的首要任务是使侵略到手的中国东北成为其稳定的殖民地。“九一八”后日本出兵上海，一般研究者都认为日本此举不是要占领上海，而是为了转移它制造“满洲国”这个中国人和世界舆论关注的焦点。不久之后（1932年5月5日）中日双方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1933年5月13日中日双方签订了《塘沽协定》。1935年7月中旬何应钦和日方梅津美治郎达成了一项协议，史称“何梅协定”。另外，还有《秦土协定》。这些协定损害了中国主权，使中国丧失了部分领土。但是这些协定都是地方性的、军事前线的、临时性的协定，不是两国之间的正式条约。从公认的国际法上说，这种协定和正式条约是有原则上的区别的。这一点争论的双方似乎都没有注意到。上面的事实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一、日本侵略者对华战略的具体实施，还不是采取决定性的军事打击，征服中国，把全国变为它的殖民地。二、中国的抗日，中日两国之间的敌对关系，还未达到左右中国全局的地步，还未成为全体中国人政治生活的重心。
十五年中日战争论者，不管他们思想是否明确，实际都认为以九一八事变为标志，中日矛盾已经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抗日战争史已成为中国现代史的主题。此时日本的大陆政策已发展到灭亡全中国的具体实施阶段了。因此，中日矛盾当然成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八年抗战论者对此问题持否定看法。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双方分歧的焦点，必须仔细地实事求是地加以考察。
通常所说日本的“大陆政策”，准确地说应是战略而不是政策。“大陆政策”是日本的国策。作为一项国策，从战略构想到正式确定要有一个过程。从战略确立到政策的制定也要有一个过程。政策制定之后如何实施也不是一次就可以完成的，甚至要经过许多步骤。对外侵略扩张政策的实施，比行使内政更为复杂，首先要又充足的国力，要有军事上的准备，要看被侵略者的状况，要看国际环境。就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来说，日本是一个小而强的国家，中国虽弱但地广人多兵多。英、俄（以后是苏联）、美、法等国在华有他们的势力，是日本实施大陆政策的制约因素。因此，日本实现它的大陆政策不能不是一个长期的复杂过程。把日本大陆政策战略的确立，甚至把这个政策的最初构想，与具体的政策实施等同起来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
中国学人在考察撰述日本侵华史的时候都要直接谈到或间接联系到日本的大陆政策，但对日本大陆政策演变的具体情况似乎并不十分清楚，或者说没有太注意。对日本大陆政策做全面系统研究的是沈予著《日本大陆政策史》（1868—1945）。该书把日本大陆政策发展演变的过程分为4个阶段，划分的史实标志是：“1890年山县有朋首相的‘利益线论’，1927年田中义一首相的‘满蒙分离论’，1937年近卫文磨首相的‘国际主义论’和1942年东条英机首相的‘建设大东亚共荣圈论’（注：沈予著《日本大陆政策史（1868—194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前言第4页。）。该书又说：“1868年明治维新，日本帝国决定‘大振皇基’，确定以‘经营四方，安抚亿兆，开拓万里之波涛，布国威于四方’为根本国策；1890年山县有朋首相正是制定了以‘利益线论’为战略思想的大陆政策。此后日本军国主义推行了一条‘吞并朝鲜，侵占满蒙，征服中国，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称霸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对外侵略扩张路线”（注：沈予著《日本大陆政策史（1868—1945）》，第755页。）。我认为把日本大陆政策的确定和实施划分为这4个阶段是可以成立的。富国强兵是日本明治维新的首要目标，与此同时，也做出了对外侵略扩张的设想。那时，中国清王朝正处于急剧衰落时期。在当时看来这个正在衰落的大国，地大、物博、资源丰富、廉价劳动力多，世界列强都在争夺这块肥肉。中国离日本很近，“近水楼台先得月”，日本帝国把中国作为侵略扩张的主要对象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远大长期的目标是不可能短期内轻而易举地实现的，战略目标决定之后，还需要把它转换为具体政策和实际行动。这样日本大陆政策的贯彻实施就必然有一个过程。不考虑这样的一个过程，就不能把日本侵华史搞清楚。我认为这可以作为一个研究日本侵华史的前提和方法论问题。
研究日本大陆政策的人没有不重视日本政府在1927年6、7月间召开的东方会议的。我们还未见到这次会议作出的正式决议，但根据首相田中义一提出的《基于对华根本方针的当前政策纲领》，其对华方针是：“鉴于日本在远东的特殊地位，对中国本土及满蒙，自不得不有所不同”。“关于满蒙，特别是东三省••••••作为接壤的邻邦，不能不负有特殊的责任”。“万一动乱波及满蒙，治安混乱，我国在该地区之特殊地位、权益受到侵害之虞之时••••••将予以防护”。这就是说，日本的政策是把满蒙从中国分离出去，成为它的殖民地，而对中国全国，即对代表国家的中央政府则采取另一种政策。对于东方会议及其作出对中国的政策，《日本大陆政策史》作了这样的叙述：“在日本侵华史上，1927年东方会议是一次决定‘国策’的重要会议。田中义一这位山县有朋的接班人，制定了‘满蒙分离政策‘为核心的《对华政策纲领》，将攫取整个中国东北定为日本大陆政策新的战略目标，并准备以武力付诸实施。东方会议标志着日本军国主义把‘利益线’的焦点推移到中国的‘满蒙’。它的召开，预示日本军国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的武力侵华行动即将展开”（注：沈予著《日本大陆政策史（1868—1945）》，第314页。）。如果这个论断是正确的（我认为是正确的），那么就可以肯定地说，日本东方会议所确定的对华政策，还不是使用一次决定性的打击（不管用什么手段），控制整个中国，以至灭亡中国，而是逐步推进分割中国以至最后灭亡中国的政策。因此，认为东方会议决定了实施灭亡整个中国的政策是不恰当的，它确定的实施大陆政策的一个步骤，即吞并满蒙，而主要是吞并东三省。
日本侵占我国东北，建立“满洲国”之后，于1933年占领了热河。随后，向南越过长城，侵入河北，向西侵入察北、绥东。这时日本当局是怎样策划进一步实施其大陆政策的呢？1934年12月日本冈田启介内阁陆军、海军、外务三省的官员制定一个《关于对华政策之件》。这个文件主要内容是分割华北，“希望在华北地区出现南京政权的政令不达的情势”，实现华北的“特殊化”。对中国国民政府政策的“宗旨”则是：使中国政府追随帝国之方针，即通过以帝国为中心的日、满、华三国提携互助，确保东北和平；同时日本要“全力排击外国方面对中国的援助”。这仍可见日本的侵华政策还是急进的蚕食政策而不是吞并中国的政策，而不是通过一次决定性的打击使中国政府屈服或投降，使全中国成为它的殖民地。
1935年6、7月间，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与中国驻北平军分会委员长何应钦以“换文”方式达成一项协议，通称“何梅协定”。根据这项“协定”日本扩大和加固了在河北的势力，中国在华北的主权又一次受到侵犯。日本驻军逼迫中国华北当局订立“何梅协定”之后，何应钦一再致电蒋介石、汪精卫，提议重新考虑对日方针，以摆脱日本的压迫和侵略。中国政府采取的办法是绕开日本军方，直接与日本政府商讨改善中日关系问题。本着这种用意，中国驻日大使向日方提出改善中日关系的意向，日本内阁同意以调整日华邦交为手段，达到侵略中国的既定目的。这样就有了中日之间围绕着“广田三原则”的会商和谈判。
“广田三原则”的主要内容是：一、中国方面彻底取缔排日政策，抛弃依赖欧美的政策，采取亲日的政策；二、中国方面终应正式承认满洲国，暂时可对满洲国作事实上的默认，抛弃反满政策，在华北与满洲接壤地方实行经济，文化的通融与提携；三、中国方面应依日本排除来自外蒙的赤化威胁的希望，在与外蒙接壤地带进行各种合作设施。同时日本政府表示：在三原则逐步实施以后，日本确认中国有诚意时，同中国签订亲善合作的总协定。广田三原则的用意很明白：中国必须承认满洲国，但可拖一段时间；通过外交经济等手段，攫取中国的权益；扩大在华北内蒙的侵略势力包括军事行动。由于中国方面没有满足日本的需求，交涉没有结果。
在日本统治集团中，对某一时期、某一届内阁来说，在侵华政策上，有以军事侵犯为主和以外交手段非武力方式获取权益为主的分歧，但从总的方面来看，这两手是交替使用或同时使用的，企图达到的目的是相同的。在中日调整国交同时，日本军方策动的“华北自治运动”也在积极推进之中。1935年9月24日，接替梅津美治郎任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的多田骏，在平津日本记者会上发表个人声明，并散发《对华之基础观念》小册子。它们的主要内容是：在华北五省实行军事合作，防止赤化：“对组织华北五省联合自治体的工作，予以指导”；华北于南京政府断绝财政联系；将反满抗日分子彻底驱逐出华北；把华北建成一个“中日两国共存共荣的乐园”等。
日本政府所策动的“华北自治运动”或“组织华北五省联合自治体”所指的华北是河北、察哈尔、山西、山东、河南五省，当时实际上它所要获取的是冀察两省，以此为突破口进行扩张。日本侵略者极力压迫冀察行政首脑宋哲元就范。但因中国政府态度强硬和全国抗日运动高潮的兴起，日本的侵略势力虽有较大伸张，而如意算盘并没有达到。当时成立的冀察政务委员会是一个缓冲政权，而不是听命于日本的傀儡政权。
日本队绥远的侵略扩张先是很顺利，不久也遇到挫折。1935年7月25日，关东军参谋部制定了一个文件《对内蒙施策要领》，该文件提出：先将内蒙古变为“亲日满区域”，“随着华北工作的进展，应使内蒙脱离中央而独立”。这时，蒙古贵族德穆楚克栋鲁普（简称德王）任行政院属下的内蒙地方自治政务委员会的秘书长，实际上掌握蒙政会的大权。1935年12月日本关东军邀德王去“满洲国”首都“新京”（长春）会见关东军首脑南次郎等。双方商定：日本帮助德王在内蒙西部先搞一个“独立”局面，然后再建蒙古国。关东军给德王5000支枪和50万日元。1936年2月12日，在日本军人策划下，德王在他的驻地成立伪蒙古军总司令部，任总司令，日本军人为顾问。这个总司令部就是一个政权，它决定以成吉思汗年号为纪元，制定与中国国旗不同的“蒙古旗”。这个易帜改元表示他的“独立”性质。1936年5月12日，“蒙古军政府”在化德（嘉卜寺）成立，德王为总裁，掌握军政大权，正式使用成吉思汗年号，挂出“蒙古军政府”的旗帜，12月德王去“新京”与“满洲国外交部”签订了“满蒙协定”。日本在建立内蒙伪政权方面取得了成功。但是，日本军人支持的伪蒙军的军事进攻，却受到重挫。中国军队在百灵庙打败了伪蒙军，在华北爆发了群众援绥运动。
也正在这时，中国政府改善与美英苏的关系有很大进展，得到他们一定的支持，日本寄予希望的与中央对立的西南地方政权，在双方一度发生紧张关系之后，得到和平解决。这时更有突出意义的西安事变在和平解决之后出现了全国统一对抗日本侵略的局面。中国政府在军事上也开始作抗战的准备。中日两国政府关于“调整国交”的交涉没有结果，日本的企图没有达到。这一切不能不使日本统治集团对侵华政策作新的思考。
进入1937年日本政府的对华外交出现了变化，同时军方的“对华一击论”抬头。3月上旬，日本驻华使馆武官喜多回国汇报工作，他对军部说：蒋介石政权实行抗日方针，不会改变。它正在加强内部，充实军备，依附欧美，迅速实行南京、华北一体化。日本应明确认识这一情势，并确立根本的对策。中日关系恶化，最后将发展到很难用一般手段来调整。从加强对苏战备考虑，对华政策“应在对苏行动之前，首先实行对华一击，用以摧毁蒋政权的基础”。6月初，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向军部陈述对华政策的意见，他说：“日本再进一步向南京政府谋求亲善，这反而只会助长其排日侮日态度”。6月9日，他向陆军省、参谋本部正式提出《关东军关于对苏对华战略意见书》，指出：从准备对苏作战的观点来观察中国当前的形势，我们相信，如果为我方武力所允许，首先对南京政权加以一击，除去我方背后的威胁，此最为上策。
日本的对外扩张侵略行动，是以准备对苏作战为首要的考虑，还是以武力侵华为现时的主要目标，一直存在这两种意见。1936年末、1937年上半年，日本虽然重视准备对苏作战问题，但是，是一种战略上的考虑，而中日两国之间，在“九一八”以后，一直处于间歇性的局部的战争之中，中国又是一个弱国，实行“对华一击”使中国屈服，可以比较容易地达到目的。所以“对华一击”是现实的可行的。这样也就把对苏战备和进攻中国统一了起来。
1937年6月4日近卫文磨内阁成立。同一天近卫在记者招待会上阐述其内阁的政纲时指出：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是谋求“基于国际正义的真正和平”，而不是“单纯维持现状的真正和平”。以维持现状为基础的和平，不可能永远存在下去。“国际正义非到公平分配世界领土之时，是不能彻底实现的”。“在没有达到实现国际正义之前，我们日本属于‘没有资源的国家’之列，我们不能不保障我民族自身的生存权。日本的大陆政策就是基于保障这一生存权的必要而制定的。现在国际正义尚未实现，这就是为我国提供实行大陆政策属于正当的依据”。近卫首相这一国家战略方针的表述，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他明确表明了日本帝国改变现行国际秩序、重新分配世界各国领土和资源的野心。沈予先生的《日本大陆政策史》把近卫的“国际正义论“看作日本大陆政策演变的一个或阶段的标志是有道理的（注：上面关于日本实施其侵略中国政策的具体表述材料引自沈予《日本大陆政策史》。）。
20世纪30年代日本已经成为世界上的强国，但它是一个后起的强国，难免受已形成的国际秩序的制约，它要完满地实现其大陆政策和称霸世界的野心，就不能不打破对它的限制，即现行的国际秩序。1933年3月27日日本宣布退出国际联盟，同年12月29日日本单方面宣布废除华盛顿会议关于限制海军军备的规定，1936年与德国签订反共产国际协定。而日本实施其大陆政策的首要目标是中国。把日本的实际行动和近卫内阁的大陆方针联系起来，可以看出日本的国际战略动向。也正在这时军界的“对华一击论”抬头了。这些表现可以看作日本侵华政策和军事行动将发生巨大变化的前兆。
让我们回到议论的主题上来。我们说“十五年中日战争”也好，“八年抗战”也好，事实是一个。这段历史是由日本侵略中国造成的中日两国间的矛盾，日本是主要矛盾方面。从上面所举的历史事实来看，从“九一八”到“七七”（更确切地说是到“八一三”）之前，日本侵华政策不是通过一次决定性的军事打击使中国屈服，从而使中国成为它的殖民地或附属国，而是采取军事和外交两手并用的作法，逐步攫取中国主权和侵占中国领土，最后达到灭亡整个中国的目标。当然日本在实施其侵华政策过程中，在客观条件有利时，（也许只是在主观上认为有利时）就会改变它的政策。总之，这就是说，到这时为止中日两国的矛盾还未成为中国的主要矛盾，抗战还未成为全国政治生活的重心。
因为中日矛盾不是当时中国的主要矛盾，作为中国中央政府的南京国民政府的大政方针是以国内事务为主。它以主要军事力量追剿红军。它以和平手段解决了两广问题。在1935年局部地改组了政府机构，容纳了少数学者参加政府。在同年提出了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并开始实施。1931年全国性大水灾之后国民经济逐步恢复和发展，1936年成为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经济状况最好的一年，如果不是发生七七事变良好的经济形势还要继续下去。也正是在上述国家基本形势之下，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方针是以国内敌人为首要对象，中间政派的主要政治倾向和行动是批判国民党的专制独裁，要求自由民主。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中间政治势力的动向，是和中国的大势分不开的。基于对当时中国形势的全面分析和认识，我们在2004年12月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新版《中国现代史》一书中把1931年9月至1937年7月作为中国现代通史的一个时期，列为专章。
我认为：作为专史即战争史、军事史、“十五年（或十四年）中日战争”论是可以成立的（也不一定非如此不可）；作为中国现代通史的一个历史时期则以“八年抗战”论为宜。
下面我把我的看法做一个简要的说明。一、在研究方法上，把日本的大陆政策、侵华政策的战略构想、战略的确定、政策的确定、政策的实施的具体过程区别开来。只有这样才能说明具体历史事实。二、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实施其大陆政策、侵华政策的一个变化的关键，从此开始了用武力直接占领中国领土的阶段。但是，由于当时日本国力的限制和国际格局的制约，它侵占中国领土采取的是渐进的方式。它一方面不停地侵占中国领土，一方面又采取逐步前进的作法。我们名之曰“急进的蚕食政策”。它还不是采取一次性的决定性的军事打击，征服中国，使中国成为它的保护国或殖民地的政策。三、按毛泽东的矛盾论学说，事物的性质是有主要矛盾的主要矛盾方面决定的。中日两国的矛盾是有日本侵略中国造成的，日本是矛盾的主要方面。由于那时日本侵占中国领土采取的是“急进的蚕食政策”，抗日还未成为全国的政治生活重心，所以国内矛盾仍占主要地位。这种总的客观形势决定了国共两党的政策都以内斗为主。把国共两党的政策完全和国家整体形势隔离开只从它们的主观方面着眼，是不能充分说明问题的。四、日本的大陆政策、侵华政策到1937年又发生了重大变化，近卫内阁以世界资源分配不均为理由，宣布要改变世界秩序、重新划分各国领土；同时“对华一击” 论抬头。因此七七事变未能和过去一样暂时就地解决。8月13日日军大举进攻上海，中国全国进入战争状态。和中日两国国家命运密切相关的大战展开了（这一点中国的有识者是估计到了的，日本的政治家和当权者未必意识到）。中日关系进入了新的阶段，中国历史进入了新的时期。
以上所述只是个人的看法。任何抱科学态度的学术研究者都不回把自己的意见看作绝对正确。希望同行们读者们批评纠正。 作者：王桧林，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本文选自《抗日战争研究》杂志2009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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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4-4 11:55: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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