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渝东盐业与古代战争 刘卫国  摘 要：远古时代，盐泉资源只分布在少数地区。占有盐利的部族，可以吸纳、兼  并、融合周围的部族，成为强势民族。而不占有盐利的部族，则要将其夺到手中，  因此而引发战争。战争又影响着盐业的发展，并促进更大范围内民族的兼并与融合  。成为融合民族的催生剂。渝东盐业就是沿着盐泉——战争——发展这条轨迹走过  来的。本文旨在探索古代战争对渝东盐业的利弊得失。  关键词：盐业；战争；影响  盐是人体新陈代谢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物质，没有任何其它物质可以代替。但盐并非  随处都有，为了生存，古人必为争夺盐泉而发生战争，本文试图就渝东盐泉所引发  的战争，以及战争对渝东盐业所产生的历史影响，作一些尝试性的探析。  融合民族的催生剂  远古人类生活在极端艰难与险恶的环境之中，全靠拼体力才能生存下来，这样的生  存环境比之今人，对盐的需求就更为迫切。但盐资源只在有成盐条件的地方存在，  较之适合于古人类生存的其它环境条件，如空气、水、食物及适宜温度等等，其地  域要小得多。而卤水又只能在盐泉露出地面之后才会被人们发现，盐泉则是盐层与  地貌相结合的产物。所以，盐泉是盐资源中不需探测，仅凭肉眼就能够看到的很少  一部分，因此，有盐泉出现的地方更是少之又少。  人类生存缺不了盐，盐泉资源却被少数部落所占有，这样，占有盐泉资源的部族，  就可凭借其盐的优势而不断发展壮大。当盐开始进入市场进行交换以后，盐又具有  驾驭市场的领先地位，可以轻易地换回所需物品，过着“不绩不经，服也；不稼不  穑，食也”的日子。 [1] 若要换回更多的物品，就得努力增加其产量和规模。随着  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劳动力的需要就日益增多，附近的部族就会逐渐向盐泉之地  转移、靠拢。于是，盐泉之地最早发展成为原始的工业基地；随着盐与其它产品交  换的日益频繁，盐泉之地又发展成为最早的物资集贸中心；随着工业基地和物贸中  心的形成，固定人口和流动人口的数量也不断增加，居住地亦日趋集中，盐泉之地  就成了我国早期人口最密集的地区。这样，占有盐泉之利的部族在与周边部族的兼  并与融合中，不断地发展、壮大，成为市场繁荣、经济发达、人丁兴旺的强势民族  。不过，这还只是一种小范围的兼并与融合。  对周边以外不占有盐泉资源的部族而言，有以下几种办法可获得食盐：一是到盐泉  之地去做工，直接参予盐业生产或与制盐相关行业的生产劳动，如砍制柴薪、燃料  运输等；或者经营食盐运销及其他商业；或者从事饮食、客栈等服务行业。二是与  产区部族联姻、结盟，建立友好睦邻关系，将自己置于产区部族的保护之下，以取  得长期而稳定的食盐供给，但因此而沦为产区部族的附庸。三是用高价去购买流通  到本地或附近的食盐，但在交通十分落后的远古时代，食盐能够流通的地域是非常  有限的，离盐场赿远，价格赿昂贵。因此，这些部族必须付出高昂的代价，才能换  到所需的食盐。不但价格昂贵，市场也不稳定，若遇不测，便遭断盐之苦。为解淡  食之忧，周围较远部族也会进一步向产盐地部族靠拢，从而，引发出较大范围内兼  并与融合的趋势。随着产盐区部族势力范围的不断扩大，与之相适应，管理机制亦  将日趋完善；抵御外来侵略的军队也将应运而生。这样，国家的雏形就在产盐之地  最早形成。  对于远离产盐区的部族来讲，获取食盐则更不容易。饱尝淡食之苦的部族，更知盐  对人类生存的重要性，必定垂慕盐泉所在地优越的生存环境；丰厚盐利的诱惑，必  会产生争夺盐泉的欲望。当争夺与保卫双方的矛盾，发展到不可克服的时候，战争  的爆发就在所难免。这种为争夺盐泉而引发的战争，较之当今世界为争夺石油而发  生的战争，要悲壮、惨烈得多。战争总是要分出胜负的，不论谁胜谁负，其最终结  果，总是胜利的一方兼并战败的一方，这样，就实现了更大范围内的兼并与融合。  随着战争的升级和范围的扩大，民族也在连续不断的兼并与融合中日益壮大，战争  即进一步促进了统一民族的形成。近来有不少学者研究认为，中华民族之所以起源  于黄河中上游，就是因为黄帝部族占有山西解池的池盐之利。  号称中华第一战的炎、黄阪泉之战，就是一场争夺山西解池池盐的战争，双方在阪  泉（在山西解县盐池上源）大战三次。最后，黄帝收服了炎帝，炎、黄部族合并为  华夏族，黄帝成为华夏族的首领。黄帝杀蚩尤的涿鹿之战，也与夺盐有关，此战不  仅巩固了黄帝对盐池的占有与分配，还巩固和扩大了势力范围，使炎黄部族和蚩尤  所统领的九黎族及夷、苗二族的一部分，融汇在一起，形成汉民族的基础。之后，  黄帝“邑于涿鹿之阿”，尧以平阳 (山西临汾)为都城，舜以蒲坂（山西永济）为都  ，禹以安邑（山西运城北）为都，都在盐池附近，显然都与保卫盐池重地有关。[2  ] 足见盐在中华民族的形成、融汇、壮大、统一过程中起有催生剂的作用。  然而，由于盐是溶解物质，遇水即化，不能在淡水中保存。而埋藏在地下的制盐工  具和殉葬器物，均在地表层内，长期遭受地下水的浸蚀，因此，在考古发掘中，无  法见到盐的遗存，故盐对中华民族的催生作用长期被史学界所忽略。  先秦时期渝东盐泉的争夺战  及至春秋战国时期，齐国迅速强大，并率先称霸，凭借的即是山东半岛的海盐。同  样的道理，渝东地区巴人能够建立巴国并逐渐强盛起来，依赖的则是渝东的盐泉。  渝东盐业（包括渝东南，下同）源远流长，到底始于何时，现无法考证，但从《山  海经》里所记载的巫咸国和巫\国以及《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关于廪君的传  说中，倒是可以看到一些蛛丝马迹。从记载中我们得知：巴郡南郡蛮有巴氏、樊氏  、瞫氏（音“审”）、相氏、郑氏五姓，他们在武落锺离山以比擲剱和乘土舩的方  式推举巴氏子务相为首领，是为廪君。代本曰：“廪君之先故出巫诞也”。[3] 巫  诞是何许人也？据《山海经·大荒西经》载：“有灵山，巫咸、巫即、巫朌、巫彭  、巫姑、巫真、巫礼、巫抵、巫谢、巫罗十巫，从此升降，百药爰在”。 [4] ,《  海外西经》又载：“巫咸国在女丑北，右手操青蛇，左手操赤蛇。在登保山，群巫  所从上下”。[5]《海内西经》亦载：“开明东有巫彭、巫抵、巫阳、巫履、巫凡、  巫相、夹窫窳之尸，皆操不死之药以距之”。[6] 灵山即巫山。登保山乃今巫溪盐  场龙井（即白鹿盐泉）所在地之宝源山，此处盐泉至今仍涌流不绝。据任乃强教授  考证，群巫中的巫朌，可能就是巴族的一个祖先，是定居于洞庭彭蠡间，巴丘、巴  水部位的渔业民，称为“巴诞”。大概是因为有穷后羿所灭，一部分诞民东流，而  为后世之蜑族。一部分人西流，依附巫\，为他行盐经商，从而被称为巫诞了。[7  ] 由是可知，廪君之先，从巫朌到巫诞，都与巫溪的盐业有关。  廪君率众“乘土舩从夷水至盐阳”。此处有盐水，源出清江。“盐水有神女谓廪君  曰：此地广大，鱼盐所出，愿留共居？廪君不许，盐神暮辄来取宿，旦即化为虫，  与诸虫群飞，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积十余日，廪君思其便，因射杀之，天乃开明  ”。[8] 这段敍述神话色彩很浓，许多学者都曾引用过，这里之所以要重复提及，  是因为我们在这层神话面纱的后面，看到了诸多的历史信息：第一，廪君来到盐阳  之时，这里还是母系氏族社会，盐水神女当是众多女酋长中的杰出代表。第二，“  此地广大，鱼盐所出”，说明这里的鱼盐生产非此一处，而是一大片地区，鱼盐生  产已具有了一定规模。第三，廪君在这里发动了一场争夺盐泉的战争，并取得了这  场战争的胜利。他杀死了盐水神女，最终占领了盐泉。第四，战争十分激烈，达到  了白热化的程度，出现了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的悲壮景观，且久攻不下，达十余日  之久。寥寥数语，将一场宏大的战争场面表述得淋漓致尽。这是我们从文字中看到  最早的一场渝东南盐泉的争夺战。  以廩君为首的五姓巴人占领盐阳盐泉后，得盐业之利，经济迅速发展起来，部族实  力逐渐强大，遂溯清江而上，来到伏牛山区，又占领了郁江流域之郁山盐泉。然后  顺流而下，出乌江口，进入长江流域。[9] 因巴人善舟楫，能远行，成为渝东盐的  运销民族，将渝东的盐远销至长江上游，及巴、涪诸水支流地带，[10] 经济实力进  一步增强。周匡王二年（前611年），巴与楚、秦联合灭庸。楚军西出石溪、仞（在  今湖北省均县与石堰市之间），秦军从西北向东南挺进，巴军则从西面向东挺进，  与楚军形成东西夹击之势，最终灭庸。庸国在今湖北省竹溪县到房县的今诸水流域  和南河流域一带，大致包括今湖北省房县、竹山、竹溪，重庆市巫山、巫溪等县。  灭庸之后，巴国分到了巫巴山地的相当部分（原庸国的竹山、房县等地及位于三峡  地区的巫溪、巫山、巴东等县），得到了宝源山盐泉，打开了巴国从长江三峡通向  楚国的门户。[11] 至此，渝东的所有盐泉，全部归巴国所有。其中包括清江的盐阳  盐泉、彭水的郁山盐泉、巫山（今巫溪）的宝源山盐泉、鱼复（今奉节）江岸的碛  坝盐泉、朐忍县（今云阳）的云安盐泉、开县的温汤井盐泉、万县江南的长滩井盐  泉、忠县的涂井溪盐泉和�【�溪盐泉等。垄断了全部盐的生产、销售和运输，周围  几百公里皆仰给巴国之盐。  巴人靠盐业起家，以盐立国兴邦。盐业收入使巴国迅速富裕起来，成为富甲一方的  强国。领土迅速扩大，不断由东向西、再由南向北扩展。都邑也逐渐向西迁徙，自  故陵，至平都（今丰都），至枳（今涪陵），至江州（今重庆）。经济势力远达南  安（今乐山）、�す�（今中江）及苴国（今广元），与秦、蜀接壤。[12] 在鼎盛时  期，疆域之辽阔，已囊括了今陕南、川东北、川北、重庆、湘西北、鄂西南、黔北  等地。[13]  战国时期，巴族主要活动在川东、鄂西、陕西汉中一带，与楚、蜀、秦为邻。随巴  国强大，巴楚交恶，数相攻伐。周庄王八年（前689年），巴、楚激战于那处（今湖  北省荆门县东南），双方相持数月，巴人不敌而归。但巴人对那处之败并不甘心，  楚广文王征调巴人伐申时，巴人不服，反戈相击，占领楚地那处，进逼楚郢都；直  到次年，楚军反攻，巴人方战败而返。巴、楚之战时断时续，几乎贯穿整个巴史。  [14] 周敬王四十三年（前477年），巴出兵攻打楚国�溃ń窈�北襄樊北）。楚王派  孙宁、吴由于等迎战巴军，巴军不敌，败于茲。茲之战巴人虽败，但巴兵锋所指，  江北已达河南邓县，江南到达沅、澧二水流域，当为巴国最为强盛之时。[15] 楚肃  王十年（前371年），巴、蜀二国联军取道巴族入川的老路，由长江转乌江，经郁水  达清江，突破楚在清江上的防线，打出长江。很快攻占了楚国西边重镇兹方（今湖  北松滋县），并威逼楚国都城郢。楚国遭到巴、蜀联军的突然袭击而丢失大片土地  。楚军迅速调集优势武装力量，对巴、蜀联军开展反击，在茲方附近打败巴、蜀联  军。巴、蜀联军被迫撤军。楚人遂将击败巴、蜀联军的地方命名为巴复村。[16]  巴人对渝东地区盐泉的占领使巴国逐渐强大起来，但同时也招来邻近楚、秦两国的  垂慕，成为两国凯觎与争夺的目标。战国时，巴已北徙其国邑，疏于备楚。楚人乘  隙而侵夺其盐泉。最先夺得者似为郁山盐泉。其道自宜都溯清江（夷水）之谷，至  郁山。楚既有此大江以南之地，以其盐利，承巴旧时商销之域，推行商业，侵略南  夷部落。遂建鄨邑，置令长，称为“商于之地”。[17] 周之季世——巴国受楚威胁  ，在楚威王时（前339—329年），巴国的活动中心枳和江州（今重庆）相继失守，  楚封其废子于濮江（川江为濮族所居，故称），号铜梁侯，枳亦为楚所得，巴人退  守合江、阆中。“楚得枳而亡国”。“枳”（今涪陵市、南川县一带）为巴东（今  川东）盐业枢纽之地，当为秦人所必争，争之不得，则不能不出于灭楚也。故楚祸  至亡国。[18]  秦、楚川东之争始于秦灭蜀、巴，秦惠文王从司马错“蜀国殷富”，“水通于楚”  ，“得蜀则得楚，楚亡则天下并”之论，遂遣兵伐蜀。灭蜀后，“因贪巴苴之富”  ，复灭苴、巴都，统有其时巴、蜀之地。楚于枳邑守拒秦。周赧王元年（前314年）  ，秦于阆中置巴郡领巴国地；楚则于巫溪盐泉南置巫郡，于枳邑南郁山盐泉处置黔  中郡，以设守尉御秦。周赧王三年（前312年），秦攻楚汉中，取巫黔中之北障六百  里，置汉中郡（治今陕西南郑县）；张仪于此时筑城江州，巴郡治移于此。周赧王  七年（前308年），秦率巴、蜀众10万，浮江伐楚，取商於之地为黔中郡；随之，楚  夺回黔中地。周赧王十八年（前297年），秦复攻楚黔中，拔之；同年，楚又夺回黔  中地。楚拒守黔中盐区，两失而两复之，巫郡盐泉（即巫溪盐泉）仍固守之。  秦久攻巫黔中不下。于周赧王十八年（前297年），诈以约盟骗楚怀王入秦，“因留  楚王，要以割巫、黔中之郡”。楚怀王怒不许。逃离未遂，卒死于秦。楚人更立顷  襄王拒秦。秦竟不得巫黔中，乃与楚和亲，以图盐泉。至周赧王三十四年（前281年  ）仍不可得，乃复用军事强攻。《秦本纪》载：“昭襄王二十七年（前280年），攻  楚取郢城（在荆州江陵县），截断楚国援救巫黔中的道路，楚乃迁都于陈（今河南  淮阳）；三十年（前277年），伐楚，取巫郡及江南为黔中郡；三十一年（前276年  ），楚人反我江南”。连续5年5次大战役，最后一役楚仍夺回江南。据《楚世家》  载：“顷襄王二十二年（前277年），秦复拔我巫、黔中郡”。“二十三年（前276  年），襄王乃收东地兵，得十余万，复取西秦所拔我江旁十五邑以为郡，拒秦”。  形成反复而激烈的“拉锯战”。嗣后又稳定了二十多年。楚顷襄王三十六年（前26  9年）卒，考烈王立，始渐失川东地区，不能复与秦争。楚考烈王十年（前253年）  ，楚都东徏巨阳；二十二年（前241年），更东徏寿春（今安徽寿县），“以就海盐  ”。考烈王二十五年（前238年）卒，哀王立，负刍五年（前223年），楚为秦灭。  [19]  由上所述，从远古迄至秦初，为争夺渝东盐泉，所引发的战争可说是连续不断，而  且异常激烈。远古时代的渝东盐业实际上即是从战争的烽烟中滾打过来的。而巴国  从兴到亡的历程，实际上就是一部争夺渝东盐泉的战争史。自秦统一中国后，大规  模争夺渝东盐泉的战争虽然基本结束，但每当农民战争爆发，渝东盐业又首当其冲  ，直接受到重大影响。  战争对渝东盐业的影响  战争对渝东盐业的影响，好似一把双刃劍，它既破坏渝东盐业生产，又给渝东盐业  带来发展机遇。从历史经验看，这种双重性也有一定规律。一般说来，如战争发生  在当地，渝东盐业即遭受惨重破坏。但当战争发生在省外，尤其发生在长江中下游  时，渝东盐业则迎来发展机遇。  即如明朝末年，中国发生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其中由张献忠率领的一支农民起义军  ，从湖北转战到四川，称为大西军，先后三次进川。兵部尚书杨嗣昌，领“剿总督  师”衔，佩尚方宝剑，率十万大军追击，并将行辕迁至重庆，准备在四川消灭起义  军。明崇祯七年（1634年）二月，张献忠率部转战川东，由湖北房县、竹山县入大  宁，攻大宁盐场后直趋县城，杀知县高日临。崇祯十二年（1639年）八月，起义军  从鹿耳坡、高竹坪（今高竹乡一带），至汤家坝（今土城乡一带），大败明军，都  师何明被杀。崇祯十三年（1640年）二月，起义军向四川西部进攻，五月回师攻入  大宁。[20] 八月，在夔东土地桠，（今奉节县草堂区）大败明军，守将张应元落荒  而逃，汪云风身首异处。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起义军进驻开县城东五里的  黄陵坡，明军总兵猛如虎追剿而至，结果，猛如虎惨败而逃。杨嗣昌的这支主力部  队被张献忠全歼，明朝官军的围剿计划被粉碎，起义军的军威则大振。[21] 崇祯十  六年（1643年），起义军由大宁八角场攻入，五月以后，进入涪州长江北岸一带，  攻破大小寨堡；[22] 十二月，张献忠率大西军由湖南经尖北再次攻入四川，准备在  四川建立政权。崇祯十七年（1644年），张献忠率军第三次入川，先攻破大宁县城  ，知县岳农坛投泮池而死。正月破夔门，二月攻万县，后因长江水涨，屯兵忠州葫  芦坝。五月，40万起义大军从忠州朔江西上，步兵行左岸，骑兵行右岸，水军由江  中押粮，前后40里。时四川巡抚陈士奇令部将赵荣贵守梁山（今梁平县），分守道  刘龄长与涪陵知州冯良谟、参将曾英守涪州，扼乌江与长江要口。六月上旬，起义  军逼梁山，赵荣贵望风披靡；八日，起义军从乌江东岸突破，攻下涪州城，追敌至  望州关，伤曾英头部，曾英仰身落马，后只身逃脱，刘龄长等败退川南。十一日，  起义军水陆两路起程，分进重庆和南川、綦江，六月十七日，起义军主力抵达重庆  东大门铜锣峡，因明军有重兵把守，不易突破。张献忠遂命一部继续佯攻，以牵制  守军，自己则率精锐步骑，从长江南岸经大兴场急驰江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攻  下江津，夺取船只将骑兵渡过北岸，并令沿德感坝到重庆的大道，急驰佛图关前掩  蔽待命，自己率部乘船东下，于十八日出其不意地在菜园坝登陆上岸，迅速插向佛  图关与重庆城之间的通道。佛图关守敌仓皇弃关向城内溃逃。隐蔽在关前的起义军  骑兵，乘机夺下佛图关，卡住了重庆西出的咽喉要道。起义军顺利过峡，将重庆团  团围困。于六月二十二日攻下重庆城。[23]  在此期间，渝东各盐场的盐民为躲避战乱，纷纷弃井、弃灶逃亡。井灶锐减，几近  倒闭。据《云阳县盐业志》和民国《云阳县志》载：“明末清初，复因战乱，灶毁  人逃，直到顺治中期，灶民渐归，恢复生产，产量极微”。“崇祯甲申（1644年）  ，张献忠入蜀后，姚、黄、余、李相继为乱，士民逃亡，乙巳（1665年）仅存灶户  十二。”[24] 逃亡潮迅速波及全省盐业，民国《四川盐政史》云：“川省盐场始于  秦代而盛于唐宋，明末清初复败于张献忠之乱，几致全毁，清之中叶乃逐渐兴复，  降至清末于焉大盛，竟超历代而上之”。[25]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张献忠入川，还对四川盐业产生了另外一个影响，据民国《四  川盐政史》载：“川盐在明以前，井灶似皆国有，招募灶丁以煎之，其煎盐之多寡  ，应募之手续，必有规定，惜书史未能详载，无可考焉。自张献忠屠戮后，盐灶湮  废，听民开办，遂为民产。其初尚无限制……”。[26]可见这场战争之后，盐业生  产由官办改为民办了。  由上所述，正由于这场农民战争发生在当地，渝东盐业所遭受到的破坏是十分惨重  的。但“败于张献忠之乱”一说显然不公，因破坏是由战争双方共同造成的，而责  任应在引发战争的一方。历代的农民起义都是由官逼民反而引发，所以，破坏是由  官府的强征暴敛致使民不聊生所致。曾发生在巫溪境内的一场起义军与官军的战斗  情景，就更能说明这一问题：清嘉庆年间，在豫、鄂、川、陕、甘五省爆发的反抗  清王朝的白莲教农民起义，曾在渝东的大宁、奉节、云阳、开县、达县一带活动。  嘉庆元年（1796年），湖北白莲教起义军，由房县进入大宁一碗泉，乌龙溪等地，  当地民众纷纷响应。朝廷十分惊恐，急派成都将军观成督兵到大宁镇压。但不可思  议的是，在义军累遭措败、损失惨重的情况下，民众却蜂拥加入义军。充分说明官  府的民怨已激起了民众的极大义愤，起义之举乃民心所向。  如战争发生在省外，渝东盐业则会迎来发展机遇。最为典型的事例即是发生在清咸  丰年间的太平天国起义战争。  由洪秀全、杨秀清领导的太平军（清史称洪、杨之乱），于咸丰元年（1851年）12  月至咸丰三年（1853年）3月，先后攻占岳州、武汉、九江、安庆、南京、镇江等长  江沿岸城市，并定都南京，改称天京。当太平军占领岳州至武汉、南京、镇江一线  后，淮盐运楚的通道被阻断，民苦淡食。为解楚人淡食之苦，朝廷始议借销潞盐、  粤盐、川盐以济楚。但潞盐、粤盐皆山高路远，远水不解近渴,而川鄂两省则山水相  连，同饮一江水，且川在上，楚在下，川盐可顺流而下，运距又短，运输较为便捷  ，故专以川盐济之，遂大力发展川盐。是时，湖南亦以缺盐而请借销川盐以济之。  这样，支援楚人和湘人吃盐的重担就落在了川人的肩上，这就给川盐带来了一次很  大的发展的机遇。渝东因位于川东门户，与湘、鄂西接壤，处在唇齿相依的位置上  ，故支援楚人吃盐，更是义不容辞，责无旁待。鉴于此，原已受困多时的渝东盐业  亦因川盐济楚而得到了大的发展。以云阳云安盐场为例，据民国《云阳县志》载：  “咸丰初，川盐济楚，灶困略伸，每年产销二十余万（包）……（时尚有井三十五  ）煎锅二百零三口，每口日产盐三包半，计日产七百十包，包重六十斤（按额定包  斤分装二小包），一年计盐二十五万八千余包。”从前由于引岸范围缩小，该场每  年销售引额仅为171000多包，但自咸丰初年川盐济楚始，即增至每年产销258000余  包。[27] 若按该厂装盐小包计算，食盐产销达1548万斤，折合约7740吨。较之从前  ，其食盐产销量亦增长了33.7%。这实际上给陷入困境的云安盐场注入了新的活力。  及至清末，该场改一锅一灶为一灶四锅，每灶日产盐0.55吨，全场日产盐35吨，年  产盐达12250吨，达到了历史上的最好水平。[28]  纵观历史，战争对渝东盐业的影响，既有弊亦有利，既有失也有得。但得失利弊权  衡相较，损失和破坏是一时的、短暂的，而发展则是长久的。从历史的、长远的角  度去观察，战争对促进盐业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都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战争中的盐场和盐工  在古代战争中，渝东的一些盐场，因地处战略要地，加之特殊的地理环境和适于作  战的盐灶结构，在古代战争中曾发挥过不可取代的重要作用。譬如奉节白盐碛上的  盐灶。白盐碛位于奉节县城东一公里的鱼复浦上，鱼复浦正对长江三峡之瞿塘峡口  ——夔门，夔门是长江三峡的门户，为进出三峡的必经之路，故鱼复浦就成了一道  扼守水陆交通要道的重要关口，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乃兵家必争之地。加之这里盐  灶的结构特殊，适于防御作战，灶膛内可置守兵，地沟里能设伏兵，又邻近水源，  石弹充足，战斗功能十分完备。被人们称之为诸葛亮的八阵图，关于这些盐灶与八  阵图的内在联系，我在《奉节鱼复浦上的八阵图与盐灶》一文中已作过专题探讨（  详见《盐业史研究》2004第1期）。但这里还需作一点补充：我在该篇中曾提到过四  锅排灶，但未作具体介绍。当初因侧重于破解台灶在防御战斗中的作用，故只重点  介绍了单锅台灶的结构。其实，白盐碛上建造的盐灶，都是这种四锅排灶。因为四  锅排灶节省劳力和空间、又便于操作和管理，所以人们都愿建这种排灶。所谓四锅  排灶，是指并列在一起的四台单锅灶，并非串连的四锅灶。并列排灶不用改变单锅  台灶的结构和工艺，犹如四个人并排站成一组，彼此间既独立又相依，基本功能与  单锅台灶是一样的，但群体功能却优于单锅台灶。从生产上讲，它节省劳力和空间  、便于操作和管理；从军事上讲，它的组合功能更强，单灶好比是一个单兵，而排  灶则是一个战斗小组。且排灶与八阵图的结构更相一致。史料中叙述的八阵图是：  “聚石为八行，行八聚，聚间相去二丈许，谓之八阵图”。光绪《奉节县志》上绘  制的武侯阵图为长方形石堆，四锅排灶的形状恰与长方形石堆相吻合。从数量上看  ，八阵图当有64个长方形石堆，即有64座排灶，每排有四台单锅灶，计有单锅台灶  256座。“阵图”篇中所引用的401锅是清末民初的数据，此乃川盐历史上的鼎盛时  期。至于白盐碛当时的生产规模，现已无从考证，但可以肯定的是，当时的生产规  模必定小于清末民初，因此，200多口盐锅的规模也是较为合适的。  又如巫溪大宁河上的古栈道，也曾在古代战争中发挥过很重要作用。在大宁河沿岸  的峭崖绝壁上，能看到许多方形古栈道石孔，其数量之多，规模之大，为之罕见。  古栈道起始于千年盐业古镇——宁厂镇（旧时称大宁场）。宁厂古镇位于巫溪县城  北15公里处的大宁河支流后溪河下游，距大宁河不到两公里，白鹿盐泉就在北岸的  宝源山麓。石孔源头自白鹿盐泉，顺后溪河往东两公里与大宁河汇合，然后沿大宁  河一路南下、一路北上，分为南北两段。南北两段差异很大。经考查认定，南下段  为输卤栈道，北上段为运盐栈道。有关的具体情况，我与任桂园合写的《宁河古栈  道遗址新探》一文中，已有详细论述（详见《盐业史研究》2003第1期）。与本文有  关的是北上段的运盐栈道，需要重复提及：“北上段从宁厂古镇沿大宁河北上，转  西溪河及主要支流东溪河而西进，至湖北竹溪县羊角洞、陕西镇平县大河乡母猪洞  和小榆河、重庆城口县东安乡亢河一带，栈道连接山路，纵横交错，不下千里，形  成了一个庞大的栈道网”。[29] 巫溪县本是渝东最边远、最偏僻的地区之一，远离  交通要道，与陕西、湖北接壤，境内山峦叠嶂，山高峡深，峡谷纵横，溪深湍急，  且多悬崖绝壁，乃三省交界、三不管的地方。是当权者统治力量最薄弱的地区，又  是最疏于防备的地方。故兵家常利用这样的地方作藏兵、设伏、诱敌或隐蔽接敌之  地。但交通不便、行路艰难是军事行动的最大障碍，而宁河北上段的运盐栈道就正  好解决了这一难题。我们说它是运盐栈道，是就修建时的主要目的和主要功能而言  ，它既能运盐，就能走人和过兵。所以，它的军事价值仍不容低估。正是这条运盐  古栈道，拓开了通往湖北竹山、竹溪，陕西镇平、岚皋，城口至川北的各条通道。  利用这条通道，可从三峡地区直出中原、西北和川北。或从中原和西北直入川东、  鄂西和湘西，有极其重要的军事利用价值。当年张献忠率农民起义军入川，走的就  是这条通道。明崇祯七年（1634年），起义军就是由湖北房县、竹山县入大宁，攻  大宁盐厂场后直趋县城，杀知县高日临的。后又数次进出大宁，说明张献忠利用这  条通道可进退自如。充分显示了这条通道的军用价值。此外，清代中期白莲教起义  军从湖北房县进入四川，也是走这条通道进入大宁一碗泉、乌龙溪的。不过，需要  说明的是，因古栈道的时间久远，张献忠等率军所走的路线，并非昔日的原样古栈  道。但这条通道是在原运盐古栈道的基础上逐步拓展、完善起来的，是运盐栈道时  空上的延续。所以，它的军用价值仍源于运盐古栈道。  据史料记载，渝东地区先后发生过20余起农民起义，其中不乏有盐工参加的武装起  义。盐工参加武装起义，是对农民起义军的有力地支持，进一步推动了农民起义运  动的发展。明正德初年，因朝廷榨取盐课数额与日俱增，盐场灶夫、工人的负担日  益加重，盐工苦不聊生，民众积怨甚深。正德三年（1508年），湖广生员崔蓬头、  施州卫军人张瑞、王虎等率暴动群众80多人抵达大宁，大宁盐场灶夫鄢本恕、廖惠  、喻思俸与崔蓬头等联合，揭竿而起，千余名盐工立即响应。正德四年（1509年）  ，攻入大昌（今巫山县境内）。随后回攻大宁县（今巫溪县）城。战斗中，崔蓬头  被俘，被大宁知县李睦斩杀。鄢、廖率义军转移到陕西五溪镇，遇商人蓝廷瑞参加  义军，同走汉中，至使起义军汇集成一支由农工商组成的武装力量。义军迅速发展  至10万之众，推蓝为主，竖“贫王天子”旗。蓝自称顺天王，鄢自称刮地王，廖自  称扫地王，下设四十八总管，十八总旗，建立了军队组织。[30] 然后沿汉水东下，  在郧阳一带活动。正德五年（1510年），义军自郧阳攻入夔州（今奉节县）境内，  随后义军转移进攻通江、巴县等地，杀死参议黄瓒，后因遭受挫折而退入西乡山中  。正德六年（1511年）四月，川南爆发了曹甫、方四起义，鄢、蓝等利用川北防务  空虚的机会，再次进入大宁（守军将领向孔洙在此战中坠城而死）、竹山、通江、  巴州等地。攻破营山，杀死了四川按察司佥事王源。四月，湖广永顺土司彭世麟率  领士兵在陕西石泉县把义军包围，招降蓝廷瑞。六月十六日，彭设宴招抚，却暗中  设伏，蓝、鄢二人赴宴中计就擒，被明军总制，川、陕、湖广军务洪钟“凌迟处死  ”。正德八年（1512年），廖惠战死剑州。  这次盐工起义进一步推动了当时的农民起义，很快就形成了全国性农民起义的高潮  ，沉重打击了明王朝的封建统治势力。促使明朝统治者在起义后，采取了一系列缓  和阶级矛盾的措施。在盐业方面，加强了盐法的整治，采取了减轻盐课，放开小井  ，放松限制，准许灶户贩卖余盐等有利于盐业发展的措施。推动了川盐的发展，在  中国农民战争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31]  以上事例充分说明，渝东的盐场和盐工，在古代战争中都曾发挥过重要作用。  结 语  纵观古代战争与渝东盐业，除少数战争对渝东盐业产生破坏作用外，多数战争都对  渝东盐业和社会进步有促进作用。综合起来有以下几点：第一，盐泉之战促进了民  族的大融合，为中华民族的形成起有催生剂的作用。第二，渝东盐业在战争中成长  ，古代战争为渝东盐业的发展提供了机遇。第三，盐工起义迫使统治当局让步，以  实行宽松的盐业政策，有利于渝东盐业的进一步发展。第四、盐场的特殊位置、特  殊环境和盐灶的特殊结构，曾在古代战争中发挥过极其重要作用。成为古代战争不  可分割的重要场所，可谓特殊战场。

	第2楼

盐铁一直是古代的战略资源,谁都想插上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