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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ranc 男，离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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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戰回憶錄·第3卷、1916—1918
Winston S.Churchill
THE WORLD CRISIS
1911—1914
根据Charles Scribner’s Sons，New York 1949年版译出
本卷叙述一战的第三阶段1916—1918年。前两年双方处于势均力敌的僵持状态。法英发动过索姆河战役、阿拉斯之战、梅西纳之战、帕森达勒之战和康布雷之战。德国则试图攻取法兰西荣誉与精神的基石——凡尔登。但双方均无建树。
海战方面，日德兰会战中英国多次坐失良机。丘吉尔对此有详尽描叙，深刻剖析了英海军主帅的保守思想。但英国在海上击败了德国潜艇战。
由于德国遭海上封锁，由于无限制潜艇战促成美国参战，因而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德军士气一旦出现低落，便发生兵败如山倒。日耳曼帝国崩溃、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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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人都知道，只有中國大陸人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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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8章、血的考验
第38章、血的考验
01.
1
916年，这个疯狂而悲惨的世界升起了新年之光，它照亮了遍布欧洲的庞大战场的全貌，战场上基督教世界最高尚的民族处于相互杀戮的混乱之中。可以肯定，这场战争将持续到以毁灭告终。双方的庞大武装力量势均力敌，因此战争中彼此必然使对方遭受的损害无法估量，谁都不能幸免。两大联盟的所有参战国都陷入不能自拔的罪恶之中。
遭受德国入侵并在其占领下的法国北部诸省，强大的抗战激情鼓舞着法国人民将敌人赶出自己的国土。两军僵持的战壕线不是沿国界延伸，而是贯穿法国的腹部，如果是沿国界延伸，或许可能进行谈判。肃清法国领土上外来压迫的呼吁已经家喻户晓，它坚定了每个公民的决心。另一方面，虽然德军几乎遍布在其征服的领土上，但竭尽全力浴血奋战也不能获得应有的效果，也无法因初始估计失误而应偿付的惩罚代价，更难以补偿她所犯的错误。凡提出明智而公正的不主战方针的不论德国哪个朝廷或政府都将被推翻。因此，法国的失利与德国对其领土的征服同样迫使两国继续进行战争。类似的因素对俄国也起作用；此外，战争失败即意味着国内发生革命，这种判断坚定了所有当政者继续打仗的决心。在英国，对其遭受苦难的盟国，尤其对比利时所承担的光荣义务，不容许有松懈或退缩的丝毫表示。面对这决定性的光荣任务，岛国人民的心中迸发出一股自拿破仑垮台以后蕴藏着的、受抑制的强烈热情和决心，他们不惜一切代价，不畏任何风险去争取胜利。
支配其他国家参战力量的愿望同样急迫。意大利新近参战的目的是因为得到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承诺；这些具体承诺载于伦敦条约之中。奥匈帝国是一个大国，如不最终崩溃她绝不甘心接受给予的条件。英、法接受俄国对君士坦丁堡的主权要求，等于宣判了土耳其接受类似如此的命运。所以，对奥地利和土耳其两个帝国来说，失败不但意味着一败涂地，而且意味着国家的解体。至于保加利亚，她只能指望从协约国的胜利中得到过去被塞尔维亚拿走的那些可怜的份儿。
因此，各方面的利害关系都极端严重，甚至是致命的。两大联盟的各成员国都绑在各自的联盟之中，每个成员国又有无形绳索分别与其敌人捆在一起。这种无形绳索唯有战火方能熔化或炸掉。
02.
本章有必要要求读者，在1916年的战事开始之前从粗略的统计数字上了解一下整个西线战争的状况，并察看一下战争的主要片段的特点、力量对比和相互关系。
战事本身自然地分为三个时段：第一，1914年；第二，1915、1916和1917年；第三，1918年。也就是最初的冲击，僵持和最后的震荡。第一阶段极为简单，也最为紧张。德、法两国训练有素的部队始则相互发起猛攻，继而激烈搏斗，然后短暂地脱离接触，劳而无功地相互迂回包抄；多次短兵相接、殊死肉搏，又多次脱离接触；然后是自阿尔卑斯山到北海的漫长战线上两军气喘吁吁、虎视眈眈，均不知将欲何为。没有一方的兵力足以压倒对方，也没有一方拥有发动有效攻势所需的优势手段和方法。在此情况下，双方相持达三年有余，而未能展开一场决定性的战役，自然不用说作战略推进。直至1918年，双方的主力部队才同时投入类似1914年的决战。简而言之，西线战事自身分为两个激战阶段，两阶段中间有一个为时三年的僵持期。
1914年最初冲击波的规模和强度，甚至没有被受过很好教育的法国公众所充分理解，而在英国，公众对此根本不理解。最初，伤亡人员总数在各参战国都受到严格的新闻检查的封锁。后来战况为较多人所知时，人们在新的危险中无暇回顾较早时期发生的状况；且自开战以来，公众从未得到实在的消息。英国人的眼睛一直注视列日之战、蒙斯之战、勒卡托之战、发生在巴黎近郊的马恩河战役的一部分，以及伊普尔周围殊死战斗的生动场面。其余战斗则处于阴暗不明之中，到现在才可能为大家知道。
自8月最后一星期至11月底头三个月的实际战斗中，当时德军向沿海峡各港口发动的强攻已经告终，首次大规模入侵已被确实阻止，法军阵亡、被俘、受伤计85.4万人①。同期，相当于法国战斗部队之七分之一的少量英军，损失8.5万人②，协约国军损失共计93.9万人。与之相比，德军同期损失66.7万人③。虽然德军入侵，取明显进攻之势，其杀敌之数却大于己方受损之数，这一事实当归咎于法军在理论、训练和战术诸方面的严重错误，以及霞飞将军不健全的战略部署。法军损失的五分之四以上是在遭受最弱的冲击中造成的。自8月21日主要冲突发生，直至9月12日明确完成马恩河之战的胜利(近3周期间)，法军或死或被俘，损失近33万人，这个数目占整个52个月战争期间战死和被俘总损失人数的六分之一以上。上述永久性损失应加上28万名伤员，在此短期内仅法军伤亡总数已逾60万人；在这触目惊心的总数中，有四分之三的损失是8月21日至24日、9月5日至9日，即不到8天时间内蒙受的。
即使包括最初俄国蒙受的几次大灾难和1918年西线的最后阶段，也没有任何参战国在如此短期内蒙受的损失能与此次集中屠杀相比。法军从骇人听闻的屠杀中幸存下来。犯了遭受屠杀的显著错误，他们忍受长途跋涉的艰辛撤退，竟然保持了令人惊叹的、能使军力恢复的战斗素质，这是他们刚毅意志和献身精神的最有力证明，这理应载入史册。假设在最初冲击中这支英勇军队得到审慎的指挥，有一个深谋远虑的战略计划作指导，对现代火器效力和运用铁刺网和壕堑有实际知识，无疑德军在入侵法国疆界30—50公里处遭受巨大损失之后，就会停滞不前。然而，战事发展所示，法军在最初数周的战争中受到了近乎致命的创伤，且长期难以治愈。上述损失中最严重的是，大量正规营团军官的损失，他们以无限的忠诚献身捐躯。在很多营里在最初几次战斗后仅有二三位军官幸存。整个法军的干部，因训练有素的职业军官的成批死伤而严重受损。法军在嗣后几年蒙受的损失，无疑因战斗单位军事知识的贫乏而加剧。尽管德国人常常哀叹其初始战斗中军官的严重损失，其实他们所受的损失并非如此严重，到鲁登道夫发动的几次攻势以后，他们一直拥有必需的专业参谋，指导和管理陆续接纳的新兵。
11月底局势稳定之后，西线开始了长期的堑壕战。德军在法国和比利时领土上，沿着为建高级铁路网而选定的路线，建筑了防御工事；而协约国军在三年多时间里，力图突破德军的防线并迫使其撤退，但无不以失败告终。
协约国军总共发动了五次大规模攻击：
(1)1915年春和初夏，由法军在香槟和阿图瓦发起。
(2)1915年深秋和冬季，法军在香槟发起；英军在洛斯同时发起。
(3)1916年7月至10月，英、法军在索姆河共同发起。
(4)1917年4月至7月，英军在阿拉斯发起，法军在埃纳河发起。
(5)1917年秋、冬，英军实际上单独在帕森达勒发起。
在上述1915、1916和1917年的几次攻势中，法军和英军无谓地消耗了自身力量，遭受了几乎双倍于德军的伤亡。在此期间德军仅进行了一次大的反攻，即1916年春法金汉向凡尔登发动的持久进攻。此次军事行动表现的特点，将在适当的地方加以叙述。
这些持续多月规模巨大的血腥的冲突，往往被不严格地称之为“战役”。从不同时间参加作战的人数看，从所使用的大量火炮等武器看，从骇人听闻的伤亡总人数看，这些冲突，如每次都视为是一个整体，当然属于军事史上最重大的战事。但是，我们切不可受术语的误导。如果称之为“战役”，这只是表述的一般方法，虽然它完全可以不受指责地通过，但它会混淆视听。可是军事指挥官和整整一派作家，曾试图将这些持久的战事称之为堪与历史上决定性战役相比拟的、而且规模更大、意义更为重要的战役。听从这一貌似有理的论断，则势必陷入对军事科学和第一次大战实际发生的事态完全错误的观念。
什么叫战役？我在1918年3月5日写道：“势均力敌者之间的战争……应该有一连串的高潮，所有的赌注都押在这些高潮上；所有的力量都投向它，从它那里可以得到永久性胜负的决定。这些高潮通称战役。战役的意义在于，在军事行动的单一片断过程中，任何一方拿出全部资源集中用于打击敌人。”战役的规模必然与两军的整个战斗力成适当比例。7个师之军出其5个师交战，可以打一场战役。但70个师之军打同样规模的仗，虽彼此遭受伤亡数与上述相等，只能降格为小冲突；连续发生此类冲突只增加伤亡量，但不提高战事的规模。
此外，恰当地说，考虑是否是一场战役，不可脱离时间因素。击溃敌军之右侧，我军则处于可进攻其中央暴露的侧翼或后方的地位；突破敌之中央，我有可能包抄其两翼；夺取某山头，我可控制其交通线。然而如果初步军事行动耗时过长，则敌可完成重新部署，例如敌可缩回被攻破一边的防线，并加筑防御工事；若在敌山头失守之后先撤退军队，敌方仍能控制其交通线，那末就得不到这些本来会有的优势。如果敌方争得时间有效地采取这些措施，那末第一次战役即告结束；第二阶段即为第二次战役。敌军所需时间不是无限的。完成新阵地的掘壕与重新部署，一个晚上就够了；48小时之内铁路可将大量增援人员与大炮运到任何受威胁的地点。因此，进攻方就要面临新的形势、不同的问题、一个独立的战役。把这些不同环境中重新开始的进攻称为原先战役的一部分，或将一连串此类不连续的战事描述为一场长期战役，这均属用词不当。由若干个互不相连片断组成的、且延展数月、其间又为许多全新形势所间隔的战事，不管其规模怎么大，切不可与——几个近代例子——布莱尼姆战役、罗斯巴赫战役、奥斯特利茨战役、滑铁卢战役、葛底斯堡战役、色当战役、马恩河战役或坦嫩贝格战役等相提并论。
大战的真正的战役，从长长一连串不完整的、但代价高昂的战事来看，其特点不但在于伤亡人数巨大，也在于双方同时参战的师团之多。1914年，自8月21日至24日共4日内，德军80个师与法军62个师、英军4个师和比利时军6个师交战。自9月6日至9日的马恩河之战的决定性4天内，卷入了为数差不多相等的兵力；实际上双方投入了全部后备兵力，利用军队的全部力量达到极点。1915年春阿图瓦战事历时3个月，法军付出45万人的代价，④双方在任何一次战斗中都没有同时投入15个师以上之兵力。1915年9月25日开始的洛斯—香槟战役中包含一次法军44个师暨英军15个师(共59个师)向德军大约30个师发起的进攻。但在3日之内其决战期可以说已经过去，英法联军方参战兵员数锐减。1916年有凡尔登之战和索姆河之战。这一年，战斗几乎持续不断；英军、法军和德军死伤逾250万人；仅7月1日一天，在索姆河畔协约国军同时参战兵力即达22个师之多。索姆河之战的其余日子尽管杀戮甚多，每次战斗参战人数协约国军不超过18个师，在大多数战斗中，英法军在三、四个师之间，敌人人数还不到其半数。在整个所谓“凡尔登战役”中，法军和德军参战兵力之和从未有过一天在14个师以上，几乎决定凡尔登堡垒命运的真正关键性的初始进攻，是由不超过6个师的德军与二、三个法军师之间展开的。1917年，尼韦勒将军就任法军统帅之后，试图发起一次决战，一日之内法军投入28师之多，然而其结果是灾难性的。此后的多次军事行动再次降为毫无意义的血腥屠杀。英军在佛兰德发动的秋季战事是以5到15个师出击的一连串进攻。
我曾于1917年10月写道：“在有限时期内，凭我军攻势之规模与强度可以获得成功。我们力求征服敌人的军队而非敌人的阵地……两军间如此均衡的消耗政策断不能导致胜负的决定。消耗敌人后备力量，必须消耗得非常迅速，令其溃散之师不可能恢复与补充……除非这个问题能满意解决，否则我们只能相互作大规模的消耗，蒙受骇人的牺牲而一无所得。”
直到1918年3月21日，当时战争的第三阶段即最后阶段开始，鲁登道夫重新开始大规模战役。德军此时在西线聚集的大量火炮，足以同时向协约国军发动三、四次大规模进攻；而任意发动其中一次进攻的威力都显示鲁登道夫作战的突然袭击的特色。他率领和投入大量后备部队，虽经过四年大屠杀之后，仍似最初入侵时的残酷无情，沿整个西线一下在这里一下在那里展开，致令对方部队及其一切攻防组织的整个结构紧张到了极点。德军攻势在7月份达到高潮。鲁登道夫威严地彻底使自己的军力耗尽，疲乏不堪；然后协约国军在等量大炮的支援下反攻开始了。随着攻势的发展，所有军队都卷入了持续的运动战；协约国军近90个师在许多天里同时与德军70或80个师交战。终于决出了胜负。
上述战况的基本比率，若以每周替代每天为检验标准，将更为明显。据
此，让我们用师的数目乘以这些师在某一周内积极作战的天数。“边境战役”表明自8月21日至28日约为600个师/日；从9月5日至12日为时一周的马恩河战役表明总数近500个师/日；1915年9月25日至10月2日一星期的洛斯—香槟战役，总数约为100个师/日。凡尔登战役第一周的持续战斗紧张程度仅为72个师/日，尔后再未达到这一水平；索姆河战役的起初一周也是最重要的一周，为46个师/日，1917年4月尼韦勒将军的进攻在一周内为135个师/日。帕森达勒战役的任何一周内按战斗日累计的师，从未超过885个。鲁登道夫1918的攻势在3月21日至28日达328师/日；1918年整个夏天，全部参战军队的师有许多星期多次表明为300个师/日；最后，福煦在8月、9月和10月的总攻击，最高强度达到一周每战斗日为554师，在战斗最激烈的一个月每周保持平均强度逾400个师/日。
03.
战争期间英军和法军的参谋们惯于宣称：他们进攻给德军的重创远大于己方所遭受的损失。敌军也发表类似的断言。鲁登道夫持有与英法军高级司令部相同的职业军人的观点。甚至在战争结束之后，根据他记忆中的实况或他刻意找寻并予处理的材料，他写道：“在两种〔策略〕中，进攻要求较少的兵员，这样不会造成较大的损失。”⑤我们可以把三大交战国军事学派的这种断言和理论置于血的考验，试看他们是多么冷酷无情，轮番让他们英勇军人奔赴毁灭。自停战以来事实已经真相大白；但在列举具体数字之前，以先作一次一般性的考察是合适的。
德国人口不到7000万战时动员了1325万人服兵役；根据最近德国官方统计，所有战线包括俄国战线在内，死亡、受伤或被俘者逾700万，其中死亡近200万人。⑥法国人口3800万，动员略多于800万人；不过，其中包括法国人口基数以外的相当比例的非洲部队。约500万人死伤，殒命者150万。不列颠帝国，从6000万白人人口中动员了近950万，死伤逾300万，其中近100万人死亡。
英国伤亡总数不可与法国和德国的伤亡数直接比较。英军中有色人种部队所占比例很大。在西线以外战场和服役于海军的非白人死亡数均很大。
然而，法军和德军的伤亡数字可以进行非常密切的比较。战争自始至终，法、德两军均以全力拼搏。两国都对其人口提出了最大可能的需求。在此情形之下，法国和德国公布的官方数字相当准确，这并不令人感到惊讶。德国动员了其全人口之19%；而法国虽有外加的非洲兵源，本身动员了21%。考虑到非洲兵源，则可以看出，在这场生死攸关的战争中，德法两国对成人男子提出同样力度的要求。如果这个基本论点正确——它当然合乎道理——则法国和德国伤亡数与所动员人数之比较明显一致。德军伤亡数与动员总数之比是10：19；而法军的这一比率为10：16。德国和法国的死亡与受伤人数之比几乎完全相等，即均为2：5。最后，这些数字反映了西线德军与所有其他战线德军的损失状况(死亡数和受伤、失踪、被俘数)约3：1。所有计算都是以表列数字为基础，根据这些表格数字产生全部比例数有权威性，是一致的。
表A：西线损失(阵亡、医院死亡、失踪、被俘、受伤，其中包括军官)⒀⒁⒂⒃⒄⒅⒆
表B：西线损失(阵亡、医院死亡、失踪、被俘、受伤，其中包括军官)⒇○21
1922年3月，英国陆军部发表了《大战期间不列颠帝国的军事努力统计资料》⑦。在这本卷幅浩瀚的汇编中有一部分记载了1915年2月至1918年10月整个时期西线英军战区英军与德军伤亡的比较数字。英方的数字是根据陆军部的官方记录汇集的，德方的数字从波茨坦联邦档案馆获得。计算结果总结如下：英军“军官”伤亡总数115741人，德军“军官”伤亡总数47256人，英军“其他军阶”伤亡总数2325932人，德军“其他军阶”伤亡总数1633140人。因此英军“军官”伤亡与德军“军官”伤亡之比约为5：2，英军“其他军阶”伤亡总数与德军“其他军阶”伤亡总数之比约为3：2。
同书中提供了显示在各反攻期双方损失的比较表。⑧
上述《统计资料》刊有比较表，它表明双方在各次进攻时期的损失○22。
没有理由怀疑这些权威的官方计算结果的基本准确性及其所展示状况的真实性。自1918年以来德国和英国均提出伤亡补充报告；这些伤亡补充虽必须计算在内，但并不使状况有重大改变。两份一览表根据最新资料以最简单的形式，显示了西线三大主要交战国分别的伤亡总数。在变化不定的情况下建立的一套精心制作的数字，要求达到极为准确的程度，这是办不到的；表中供使用的数字也没有必要如此精确。表中说明每组数字是有根有据的，又作了一切必要的修改；因此我相信，表述的事实是正确合理的。
04.
至此，我们进而根据数字作出结论。这些结论可能甚至在最谙军事的行家圈子里也根本未曾受过重视。我最简明地提出两点。
整个战争期间，德军在作战的任何一个阶段都从未遭受过比对手法军更大的损失，常常使敌方蒙受双倍于己的伤亡。在由法国当局所划分的任何一个战斗时期，法军从未在伤亡、俘虏方面得到最满意的结果；他们无论是打防御战还是进攻战，其结果都一样。无论是在德军入侵的初始突进中，还是在凡尔登德军的进攻中，或者在法军向德军防线的大举进攻中，甚至在前线壕堑战的长期消耗中，法军总是要付出1.5至2人的鲜血才能使一名德军受到相应的伤害。
表中说明的第二个事实是，英军在所有进攻中，其损失从未低于3：2，且往往几乎双倍于德军的相应损失。
然而，试将法军和英军在西线对付德军的军事努力作一比较，就会发现法军在所有时期，不管哪类军事行动，其遭受的损失都比给予敌人的损失沉重；而英军虽在所有进攻中遭受较大的损失，但在遭到德军进攻时他们给德军造成的损失比自己大。
在1915年整个春、秋两季由霞飞发动的一系列大规模进攻中，法军遭受了近130万人的伤亡；而在同一时期和同一战事中，他们只给德军造成50.6万人的伤亡。他们既未争得任何值得一提的领土，也未获取任何种类的战略优势。这是霞飞统率军队的形势最严峻的一年。尽管边境战事的错误严重，尽管最初冲击中的错误令人注目，他们还是因愚钝、顽固和理解力的缺乏而毫无起色；在没有人数上的巨大优势、没有足够的大炮和弹药、没有新发明的机械装备、没有突击或策略手段、没有取胜的合理希望下，他们继续驱使英勇的，但数量有限的法国男子，扑向坚不可摧的敌军战壕，扑向割不断的铁刺网和无数冷酷的机关枪。福煦必须分担造成这一可悲局面的次要责任；他奉霞飞之命，作为一名热情的信徒，他指挥了阿图瓦最劳而无功的和损失极大的长期春季攻势。
在1916年的索姆河战役期间，英军承担了主要的拼杀任务，所以法军和德军的损失相差不太悬殊。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在凡尔登运用的僵化防守方法(这个问题马上就要谈到)，导致法军遭受远比进攻的德军严重得多的损失。
面对已经发表并列入表中的官方数字，有关“消耗战”论点的正确程度如何？如果在我攻敌守的战斗中我方军官损失数是敌方的三、四倍，士兵伤亡也接近敌人的2倍，我们怎能削弱敌人呢？历次进攻的结果是我们变得比敌人相对更弱，在某些情况下要弱得多。自1915年至1917年历次战役的累计结果(减去德军进攻凡尔登时双方的损失)是，法、英死伤412.3万人，德军死伤总数216.6万人。这是真实数字，也体现了部队的真实素质。在进攻中倒下的是最勇敢的人，最优秀最英勇的战士损失最大。在防御战中，则伤亡平衡地分布于暴露在火力下的全体部队。消耗过程会起作用，然而消耗造成的削弱落在我方，而不是落在德军一方。
或许有人争辨说，如果一方人数较之对方占压倒优势，则可指望消耗敌人，如格兰特*在1864年里士满一役之前那样，甚至不惜以2：1消耗南方邦联军获得成功。但是，该论点不适用于西线的战争。第一，协约国军不拥有经得起人员悬殊牺牲的优势；第二，德军每年征兵额足以弥补其任何年度遭受的永久性损失。
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德军在西线所受损失的总数○23○24○25○26。
必须从阵亡、失踪、被俘和受伤人员一览表中设法得到军队永久性损失的状况，即丧失继续参战能力人数。我们统计所有阵亡、失踪、被俘和仅占l/3的受伤人数。据此，德军在西线三年相持战期间所受永久性损失总数如下：
1915年：33.7万
1916年：54.9万
1917年：51万0
总计：39.6万○27
从上表可见，在几年相持形势下德军在西线所受损失平均每年为46.5万人。德军从青年男子中的征兵额每年逾80万人。由于需要紧迫及青年的从军热情，他们每年的征兵数大大逾额。自1915年正常征兵月5月至年底，他们征兵107万人⑨；1916年相同期间，超征兵员不下于144.3万人。1917年他们只征62.2万人。然而，上述数字中的最小值也远远超过协约国军几次进攻中给予的消耗量。1918年，德军接受新兵降至40.5万人。如若举国抵抗尚未崩溃，则其1919年征兵额可能上升，因为德国及龄青年稳步增至一年80万人。三年相持期间德军损失与补充的数字如下：
分析上述数字，哪里可以看到纯消耗的结局？根据1915、1916和1917年的情况，德国的人力资源足以无限地维持下去。协约国军在西线进攻的三年期间，德军实际得到的兵力比损失数超过173.9万人。如我在1918年3月初所写，事实上我们“只不过在以世界上空前惊人的规模交换生命，同时又因如此规模，不足以产生决定胜负的结果。”
直到1918年德国发生致命的变化。英军与德军之间的战事出现了一个损失较明显逆转的时期。这个时期的到来不是像粗心读者可能期望的那样，发生在我军夺取阵地、攻击壕堑防线、捣毁设防村庄、集合战俘和战利品的时候，也不是我们国内外的宣传机器迫不及待地声称胜利浪潮来到的时候；而是出现在多数人的心目中可能象征西线战争最令人痛苦和最令人惊慌失措的阶段，也就是德军取得重大胜利和英军处于最可悲逆境的日子。在1918年鲁登道夫的攻势中，在3月21日后的多次战斗中和在利斯河战役中，德军官兵的伤亡，尤其被击毙人数，特别是军官被击毙的损失第一次扶摇直上，超过了他们以为的，被他们击败而我们知道是被迫后退的军队的损失。
是德军自己的进攻而不是我们的进攻，终于促成他们的崩溃。他们的削弱，并非霞飞、尼韦勒及黑格所致，实乃鲁登道夫所为。再看看1918年3月21日起至6月底那些无情的数字：在仅仅3个月的时间里，德军单与英军作战就遭受了1.6万名军官的伤亡○11，士兵的死伤达41.9万人。差不多与此同时。他们单与英军作战就有3860名军官阵亡；而在此前整整两年里被英军击毙的军官数总共才3876名。在同样的3个月里，主要在最后5周，与法军作战德军损失官兵25.3万人。在13周内，其伤亡总数即达68.8万人，在战争末期剩下的短期内这个数字中很少有人能重返前线。战争末期，即战争最后9个月里，德军兵员补充减至40.5万人。因此，他们在相应兵员补充不超过15万人的一段时间内消耗了近70万人。德军削弱即在于此，它出现在德国民族精神因4年过分损耗和遭到封锁产生累积效果而消退的时候，德军的削弱导致了德军在西线的撤退，导致向安特卫普—默兹河防线作有效撤离，导致拟利用撤退提供的一切谈判可能性的失败，并导致1918年11月德军抵抗的最终突然崩溃。
但是有人会说，人员数量的消耗不是唯一的考验，还有士气的消耗，士气的削弱还不断打击了敌人的意志力。敌军不得不放弃阵地，损兵折将，丢弃大炮和战利品；敌军目睹最坚固的防御工事被攻破；战线连连后撤。尽管击毙德军一个士兵，德军常常要击毙二个或三个进攻者，但这种经历也令其精疲力尽。可以承认，现代战争中防守部队所受的折磨不比进攻者轻。但是对处于极度痛苦的士兵的最大激励，莫过于知道对敌人造成的损失。在可怕的炮轰下堑壕中守军蜷伏在自己的机枪旁，目睹成百成千人组成的长排，一批接一批地倒下去，因而防线中彼此的距离也越拉越大，士兵心中明白守军人员已所剩无几。士兵知道他们的射击目标数量很大。每当击退进攻，他们便获得新的信心；而当最后他自己倒下去时候，在他身后还有别人，他们知道正在发生的一切，他们知道哪一方损失更大。
不过，让我们也用事实来考察一下士气消耗的情况。德军的信心及其相对人力，在1915年洛斯战役和香槟战役击退英、法军之后，均有所增强，这一点能有争论吗？这些战役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减轻了他们对俄国的压力？难道不就是在这些战役期间德军几个师征服了塞尔维亚并蹂躏了巴尔干国家？德军最高司令部不是在索姆河攻势高潮中还能从各战线抽调十多个师击败罗马尼亚吗？哪支军队对1917年尼韦勒的大举进攻表示欢欣鼓舞？是谁在阿拉斯战役后的长期战斗中出现最大信心？帕森达勒战役结束时，英军疲惫不堪，七零八落，每师被迫从13个营缩编为10个营；德军进行训练和休养，并从俄国得到增援，准备大举空前的军事行动——此时两军的相对地位如何？
从整体上考察战争，1918年夏季以前，在协约国英军或法军发动进攻的情况下，德军的力量相对有所增强，这一点是肯定的。如果德军不是在1918年鲁登道夫的最大攻势中大量浪费力量，那末他们就没有理由守不住在法国的防线；这条防线整整一年实际上没有变化，后于冬天从容地撤退到默兹河。
但是，有人会问，如果长期局面都是：凡是进攻，攻击者都要受到同样的创伤，那末战争如何进行？各自坚信谁发动进攻谁就要失败，那末拥有大军的双方就应停战，年复一年地瞪目而视，这样行吗？这种争论不是往往会得出无效结论吗？那末应该采取怎样的积极方针呢？根本不必极端地认为，协约国军的每次攻势本来是不该发动的。其实，至少有5个“局部”的短暂突袭的范例——阿拉斯战役的开局，攻占梅西纳山山脊，法军攻克杜奥蒙堡，攻克马尔迈松，以及康布雷战役的第一天——它们本身均为光辉的战争。所有这些战争，要是能以初始突袭的战果告终，则德军付出的人员与名声的代价会比协约国军大。的确，凭借此类插曲，协约国军“积极防御”的威望便可能得到维护。但问题是：一味地追求实施最大规模的长期攻势，以求用消耗来削弱敌人，这是明智的策略吗？我们自己在法国不寻求进攻，难道我们不应该在任何时候迫使敌人发动进攻吗？如果我们的整个战略战术都指向这一目标，不是会更早地赢得最终胜利吗？
一旦敌人发动进攻，我们可以让他们遭受残酷惩罚。那时将是敌方的青年不是我方的青年，爬过铁刺网，至高无上地牺牲于机关枪前。战争的故事该到此为止了吗？战争不能简单地受坚定性格的控制和教科书格言的束缚。机智、预见、对局部和全面实际状况的深刻掌握，善于谋略、运用手段，凡此一切是大兵团指挥官必须具备的。
假定我们法军和英军在战线后面训练军队达到灵活机动高效率的标准；假定我们有钢筋水泥的永久性工事和一切现代化设备的一段战线，而我们绝不从这段战线退却；假定我们早已选定并巧妙地故意削弱一部分战线，那里我们可以让出20—30公里阵地；假定我们诱敌进攻那部分战线后面，在薄弱和准备让出的地方设一个袋形埋伏区；那末，正当敌人自以为向前推进夺取最后胜利的时候，我军运用精密计划好的运输通道运输大军，作最大规模的独立反攻。我军不攻打敌人筑有工事的战壕线，而是打击其侧翼游移不稳固的战线这不是更好吗？这样，岂不是要敌人为我军退出阵地付出血的代价，最后又为我们勇敢善战、富有朝气、训练有素的军队提供突然获得光荣胜利的机会吗？
眼光为什么局限于双方精锐大部队相遇的战场？海军力量、铁路交通、外交政策，都是在两军僵持区以外寻找新的侧翼的手段；机械科学从铸造车间或实验室为陆、海、空的军事行动提供无穷新颖的和惊人的可能性。设想一下，如果将1915年洛斯—香槟战役中英法军死伤45万人所体现的战争力量，使用于夺取达达尼尔海峡或联合巴尔干各国，那将会怎样！
为了建立比例意识，让我们暂时离开西线去考察战争的一些“小节目”——其中许多受到不公正的判断——以便侧算我们总兵力的分布。陆军部所作并公布在《军事努力》○12上的计算，当然不是根据伤亡数字而是依照战场使用的兵力乘以作战天数得出的。以下的比率即据此统计，现将达达尼尔海峡之战作为单位l，列表如下：
兵员/每战斗日(军官除外)
达达尼尔：1.00
萨洛尼卡：6.40
北俄：0.08
巴勒斯坦：12.20
美索不达米亚：11.80
东非：8.20
法国：73.00
“积蓄力量”不也是优点吗？我们没有这样的机会。大敌当前，我们不能不临时扩军备战。国家的精华、它的成年男子、它的企事业、它的才智人物都拿了出来。但是没有时间训练和组织他们就消耗殆尽了。用劣质金属制造笨重不合格的武器，一投入使用便很快断裂报废了，于是又被同样不完善的别的武器取代。前线必须防守，战争必须进行，但是，在部队还不成熟和尚未找到对付机枪的办法前，肯定不应热切寻求进攻的策略。假如索姆河战役牺牲的英军——我国最精锐之师——能保存下来加以训练和发展它的全部潜力，到1917年夏，或许装备了3000辆坦克，或许装备了占压倒优势的大炮，完善了各种装备，设计出继续进军的科学方法，难道运用最厉害的一击不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吗？
或者问：当法国和英国完善其计划和积蓄其力量的时候，其他协约国会怎样？俄国会怎样？意大利会怎么样？他们能坚持如此长久吗？但是如果打败土耳其给俄国以直接援助，如果引导巴尔干各国对付奥地利，以此来援助意大利，这两国不是可能免遭其实际面临的灾难吗？打一场长期进攻战，攻方遭受几乎双倍于守方的损失又得不到战略利益，这有何作用？不明智的高昂代价，削弱自身力量的行动，这怎能帮助盟国呢？此刻，暂时减轻对盟国的压力，从长期来看不是要它付出双倍利益的代价吗？发动进攻只有失败，或者本身被削弱两倍以此代价来“削弱敌人”，这有什么意思呢？无法控制的战争激情，协约国之间缺乏充分的团结和领导，民族强烈情绪的浪潮，几乎总是迫使各政府或指挥官采取缺乏远见的行动；必须体谅他们知识和能力的局限。英军指挥官自始至终就深受法国情绪和形势的影响。但是，我们不要掩盖事实的真相。不要将结论建立在错误的基础之上。不要把悲惨的结果赞扬为战争艺术的完美典型或一个伟大构想的胜利实现。
————————————
①《议会报道》(Journal Officiel Documents Parlementaires)，1920年3月29日。
②《不列颠帝国的军事努力》，载《每月报告》。
③德国联邦档案，见《帝国档案》。
④该数字以及其他类似数字包括前线平静部分偶尔发生壕堑战的正常消耗数字。官方统计数字使我无法区分实际战线与一般战线；但无论如何，统一扣去八分之一可能是足够正确的。
⑤鲁登道夫《我的战争回忆录》(My War Memories)，第2卷。
⑥《中央核查局》(Zentral Nachweiseamt)，法国军事史学家科尔达中校也提供了相同数字。见其著作《世界大战》(La Guerre Mondiale)第413页。
⑦以下简称《军事努力》(The Military Effort)。
⑧见《军事努力》第358页及后续部分。
*格兰特(Grant，Simpson，1822—85)，美国南北战争期间，1864年任联邦军总司令。1868年和1872年两次当选总统——译者
⑨这些数字中包括已康复的伤病员和从各行业中征集的人员。
⑩《军事努力》第62页。
⑾其中包括平静的6月。
⑿第742页及以下部分
⒀可以从双方所有数字中扣除1/8，作为每个时期非战线的前线各地的伤亡数。
⒁波茨坦联邦档案(帝国档案)(Reichsarchir)，1918年12月31日数字。
⒂《致议院的正式报告——议员马兰的分析》，1922年3月20日。
⒃《不列颠帝国的军事努力》，《每月报告》(Monthly Returns)，第253—271页。
⒄或许可从英军各时期伤亡总数中减去不到2%，德方把仍在服役的轻伤员也包括在内，这样的数字更为精确。
⒅将德军在俄国前线和其他前线的伤亡数，即169.7万人加入，使德国损失总人数达708万人，其中死亡200万人。
⒆该数的估计方法，请参阅附录I，表III。
⒇出处和扣除额同前表。
○21德军使俄军蒙受的大量伤亡数字不包括在内；亦不含英军对土耳其军造成的伤亡数。
○22德军授衔军官在每个军事单位中的人数较英军中烧。
○23参见前面表B。
○24包括比利时军给予的损失。
○25估计其中10万人为英军给予德军的损头。
○26不包括德军各时期补入的补充伤亡数。
○27不包括德军未公布的伤亡数，充其量有8%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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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章、法金汉的选择
第39章、法金汉的选择
01.
1
916年的开场戏在德国总司令部会议厅里上演，其主角是法金汉将军，中欧诸帝国事实上的总司令。1914年9月14日夜间，当时任陆军大臣的法金汉被德皇任命为德军参谋长。冯·毛奇将军在马恩河之战胜负已经分明时对国王说了“陛下，我们已经输掉这场战争”之后，身心俱裂地从这一职位隐退下来。这位德国陆军新指挥官还在一段时间内保留陆军大臣一职；新年伊始他交出后一个职务，但后来继任人仍是他自己。因此，法金汉集军事大权于一身，在几乎整整两年的时期里他继续行使无可争议的权力。他继承了一份支离破碎的遗产，那是他的前任押下并输掉了的大赌注。向巴黎的突然袭击，对比利时的蹂躏，以及用一次打击结束战争的所有希望均告失败。这使德国在世界上名声扫地，迫使英帝国动用财富、海军和不断增长的陆军力量与她兵戎相见。在东方，奥地利军在朗贝尔战役的失败抵销了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的胜利，因而他们的军队停滞不前，他们的领土受到封锁，海上贸易受阻，德国统治者必须准备与人口和财富几乎双倍于己的诸国联盟进行一场持久战；这些国家借助于海军力量，不但控制了全世界的资源，而且在关键时刻掌握了在何处进行下一次打击的选择权。
02.
战争的道理是绝对的。但是指导运用这些道理的原则必须根据每一战事的环境推断出来，而环境总是不同的。因此，断无绝对的准则可以作为一切行动的指南。研究历史，对训练思维和积累知识是极有价值的手段；但如果对具体事实及其重点、关系和主次不作深思熟虑的识别，那不会有什么帮助。
和英国的军事方针一样，德军在整个大战期间摇摆于两种对立的战略思想之间。简而言之，这两种对立的理论可表述如下：攻其强或攻其弱。一旦针对达达尼尔海峡的所有尝试最终被排除在考虑之外，英国除了攻其强之外几乎没有什么余地。如果失去巴尔干各国，那末在巴尔干半岛或土耳其将产生决定性结果，此时所需兵力的规模，将超过能使用的海军力量。胜利果实因此会消失或者缩小，以后为取得这些胜利果实需付出的努力将成倍增加到难以想象的地步。但对德国来说，凭其所处的中心位置和优良的铁路系统，一直拥有两种可供选择的方案，德国领袖们在困惑的折磨中，时而倾向于这个，时而倾向于那个。
如果认为这两种理论之一完全永远正确，而另一个完全错误，那是将论点推向常识界限之外。显然，如果你能打败敌对同盟中最强大的对手，你就应该打他。但如果你不能在主战场上打败最强大的对手，同时他也不能打败你.或者如果你不大可能去打他，或者失败的代价太大，那末，此时你肯定要考虑通过击溃其最弱的盟国或较弱的盟国之一，能否实现你的最强敌人的垮台；攻击弱敌可能出现一些政治、经济和地理的有利条件，不过从而起达到上述目的作用。每一事例必须根据情况的是非曲直以及对战争整个环境的关系加以判断。它不是一个用一般词语作严格或绝对决定的问题，但是，建立在深思熟虑基础上的理论往往有一种强烈的倾向性，它在冲突和混乱的各种事实是分辨是非的正确向导。
通过这一论述，读者对作者的观点将不会有任何怀疑。自始至终我都认为，一旦两军主力在法国处于僵持局面，那末双方的正确战略就是以最快速度和最大兵力攻击敌对集团中的弱者。按照这一观点，德国在1914年8月进攻法国是不明智的，尤其愚蠢的是为此入侵比利时。她应该打垮俄国，让法国在德国深沟高垒的防线面前一筹莫展。如此行事，无论如何能够在大战初期，对她来说是十分重要的作战阶段，避免与英帝国交战。德国决定首先进攻最强之敌，导致她在马恩河和伊瑟河的失败，因此她被毫不宽容的英帝国的日益强大的力量缚住了手脚。1914年就这样结束了。
可是1915年德国转向了第二种选择，她的这一决定大获成功。德国置法国堑壕防线上受创的英、法军队于不顾，挥师东进，率诸盟军直取俄国；结果当年秋征服了俄国大片领土；俄国的所有堡垒系统和战略铁路系统全落入德国人手中，俄国的军队大部被击溃，整个国家满目创夷。
协约国可望救助俄国的唯一途径是夺取达达尼尔海峡。这是能取得成功的唯一反击行动。倘若此举大功告成，则可建立俄国与其西方协约国之间的直接和永久的联系，可以迫使土耳其，至少在欧洲的土耳其军队退出战争，很可能把塞尔维亚、希腊、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等巴尔干国家联合起来，共同对付奥地利和德国。这样，俄国就可以得到直接援助。此外联合起来的巴尔干诸国立即对奥匈帝国施加压力，自己可大大地松一口气。
然而，英国海陆军将领和法军司令部的狭隘和局部的观点，阻挠了这一不可或缺的策略的实施。这个清晰的战略概念不但未得到参谋部和各位司令权威的一切支持，反而遭到抵制、阻挠、扼杀。这一失误使德国获得了时间，俄国的失败又产生新形势，从而德国于9月能进一步推行进攻弱者的方针。法金汉组织了一次对塞尔维亚的进攻。保加利亚被争取到了德国一边，塞尔维亚被征服，于是建立了中欧各帝国与土耳其之间的直接联系。达达尼尔海峡之战的失败与最终放弃，这样不但决定了巴尔干各国的命运，也决定了俄国的命运。法军和英军在灾难性香槟之战和洛斯之战中的失败，证明德军在西部的防线是牢不可破的。德国和土耳其之间建立起直接联系，通过接纳保加利亚把土耳其牢牢控制在手，打开了通向东方的道路。因此1915年是德国大获成功的一年，法金汉有充份理由宣称，因为敌人的错误和德国本身采取了进攻弱者的方针，她及时地挽救了她在1914年底陷入的灾难性局势。机遇和主动性回到了德国一边，下一步行动掌握在她手中。未来局势将如何发展，人们在紧张期待中，看到了1916年的曙光。
03.
德国久已拟伺机作出的选择，首先便是罗马尼亚。罗马尼亚毗邻有两个强大的帝国，彼此勾心斗角，这个相形见拙的小国觊觎着被双方夺走的重要省份，她在执行政策时是必须仔细盘算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年代，罗马尼亚认为，自己在1878年俄土战争后被俄国骗去了比萨拉比亚。她向匈牙利提出下列土地的要求，既顺乎常理又雄心勃勃。锡本布尔根、特兰西瓦尼亚以及布科维纳(程度上稍差些)主要是罗马尼亚族人的居住区，尤其是在特兰西瓦尼亚，罗马尼亚民族感情受到匈牙利政府的严厉压制。团结这些未回归省份，让边远的同胞回归祖国，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建立统一的单一人种的大罗马尼亚，始终是布加勒斯特最高和最主要的动机。这些目的，世代以来俄国和奥匈帝国都是明白的；她们不抱幻想，全副武装地注视罗马尼亚事务的每一动向。罗马尼亚在其他边界上与两个巴尔干国家发生过摩擦。她为最终恢复对蒂米什瓦拉的巴纳特的权利而与塞尔维亚的野心对抗；她利用1912年巴尔干战争的危机，从保加利亚夺得多布罗加。罗马尼亚对俄国和奥匈帝国的成见颇深，因而长久来还增添了对保加利亚复仇的担心。
上述严峻的对外关系，因国内和王朝政治的复杂化而更加严重。以马若雷斯科为首的罗马尼亚保守党倾向德国；以新任首相布拉蒂亚诺为首的自由党倾向法国；官僚集团以外著名的政治家站在协约国一边的是塔凯·若内斯科，站在德国一边是卡尔普。国王不但是亲德份子而且是德国人，又是霍亨索伦家族彻头彻尾的忠实子孙。王储阿帕伦特亲法，而其妻亲英。国王及其继位者都有好几个嫔妃。诗歌《卡门·西尔瓦》受到广泛的喝彩；王后玛丽的勇气历经暴风雨的考验而不减。简而言之，一旦战争来临，罗马尼亚可以左右逢源地越过危机而面对金光灿灿的奖赏，在任何一种情况下她都将找到一个甘心情愿执行其政策的政党或者王室。选择将是一场可怕的冒险；但是不作出选择，徘徊于无效的中立状态，又可能丢掉罗马尼亚民族史中最好的机会。
当雄心勃勃的罗马尼亚正在实施她的复杂的政策时，大战爆发了。俄国和奥匈帝国相互作殊死搏斗，此时在欧洲舞台的上空升起了德国闪闪发光的利剑。各方纷纷出价换取罗马尼亚的支持，并撒出诱饵希望罗马尼亚参战。但是列强施诱所采取的形式，不是割让自己的领土给罗马尼亚国王，而只是允诺，如果她帮助他们打赢战争，可以把他们对手的领土割让给罗马尼亚。罗马尼亚必须作出决断的问题是，谁将赢得战争？这很难说：毁灭还是建立帝国，取决于正确的判断。罗马尼亚迟疑良久方才作答。
从一开始其同情心倾向于何方是毫无疑问的。像所有的中立国和超然的观察家一样，罗马尼亚知道中欧大国所作所为臭名远扬，他们如何恶劣地铸成大错。权衡利弊，罗马尼亚可望从奥匈帝国的垮台获取的好处，远比从俄国的失败所能得到的大得多。当时是亲法的布拉蒂亚诺内阁掌权。塔凯·若内斯科和希腊的韦尼泽洛斯一样，从来坚定不疑地相信英国永远是胜利者。同情心、颂扬、关注和情感都投向了英国、法国和俄国。站在另一方的是国王长罗尔，他良心上想履行条约——在心里又怕国家的毁灭。
谨小慎微则势必久拖不决，在这种气氛下主张结盟和联合奥地利的任何建议都是不可能的。罗马尼亚政府效仿意大利的榜样声称，由于没有对奥地利进行不宣而战的进攻，所以条约中规定的条款还不能成立出现。罗马尼亚宣布中立，国王卡罗尔只好对此表示满意。此后，切尔宁对罗马尼亚的政策作了如下尖酸刻薄的描述，如果不理解当时罗马尼亚的困难，这些话是可以认为是公正的：“罗马尼亚政府有意识地而且是处心积虑地置身于两大强国集团之间，允许自己受每一方的驱使，从各方获得最大的好处，等待能够看清谁是强者的时候，以便那时去攻击弱者。”
老国王在世时，尽管发生了朗贝尔之战和俄国进入加利西亚，但他的影响还足以阻止罗马尼亚向奥匈帝国宣战。可是国王卡罗尔于1914年10月10日去世。至此时已经很明显，战争将是长期的；且在罗马尼亚人看来，战争结果实在是难以预料。1915年春、德军开始攻破俄军的战线，俄军蒙受的巨大灾难和后撤，此事主宰了罗马尼亚人的情绪，并使领土互不相连的英、法与俄国的外交活动瘫痪。另一方面，英国向达达尼尔海峡发动进攻、君士坦丁堡预期会陷落，以及英国舰队抵达黑海，这些抵销了俄军失利的影响。1915年一整年，虽然俄军节节败退，但预期英、法战会战胜土耳其，这使罗马尼亚坚定了自己的信念，在战争中保持中立。她接受双方的金钱，把补物和石油卖给德国，但是她阻塞德军军火运往达达尼尔海峡的通道，却不封闭对协约国极端重要的进出大门。随着达达尼尔远征的失败，随着保加利亚加盟日耳曼事业，随着对塞尔维亚的入侵和占领以及最后英军从加利波利半岛撤离，所有的军事因素都发生了逆转；1916年初罗马尼亚处于孤立境地并为中欧帝国所包围。
04.
然而有一个因素引起了罗马尼亚的注意。一支以萨洛尼卡为基地的协约国军沿保加利亚的南部边境与之对峙。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冒险事业奇怪的开端；如果这些还值得一述，那末更不可思议的，便是导致将此次冒险事业交给萨拉伊将军指挥的原因了。
萨拉伊1915年9月抵达萨洛尼卡，在该镇及其附近驻有一个英军师和两个法军师。塞尔维亚人正冒着隆冬严寒赶在德、奥、保入侵之前撤退。数支法军特遣小分队奉命沿瓦尔达尔河谷北上；但是无论萨拉伊还是协约国军，要给塞尔维亚人提供任何有效支援，当然已经为时过晚。萨拉伊既无兵力又无交通工具，因而无法有效行动。正如英军参谋部于10月份向其政府小心翼翼地解释的那样，他们腾不出足够的兵力，即使腾出来了，也不能及时在萨洛尼卡登陆；即使在萨洛尼卡登陆了，也无法运输和留在塞尔维亚。现存的铁路和公路，车皮和所有机动车辆，无力将一支足以认真干预塞尔维亚倾覆悲剧的大军运往北方。同时，国王康斯坦丁的态度已经变得公开亲德，以致出现了一个明显的危险，那就是萨洛尼卡变为以此为基地的向前推进的法国特遣队后边的敌对城镇。在此形势下，萨拉伊匆匆将部队召回萨洛尼卡镇，决心无论如何守住这一基地；塞尔维亚军的残部最后设法逃到亚得利亚海海边，在那里的法国和意大利军舰让这些坚强不屈的幸存者登舰，经海路绕道到萨洛尼卡。萨洛尼卡远征之劳而无功的第一阶段于1915年11月就此告终。
但是如以后事实表明的那样，这不过是整个事件的开端。虽然塞尔维亚被征服了，但它军队的余部已经获救；保加利亚委身于中欧帝国一方；尽管希腊的有效合作变得无望，但萨洛尼卡政策要继续执行。1915年初，劳合·乔治和白里安都有派遣一支大军前往萨洛尼卡对巴尔干国家施加影响的想法。他们当时还没有权力实施这一计划，尽管这个计划能提供巨大回报；不过当所有可能的有利条件消失之际，这两位性格多有共同之处的卓越人物已大权在握。他俩都忠实坚持最初的想法，两人似乎都不理解计划成功的机会已大大减少。此二人对重大事件的影响很大，以至于以巨大代价，无视军界的意见，在大多数最初设想的政治目标业已消失之后，大批协约国军运抵萨洛尼卡或正在运往途中。开始时反对大规模遣派萨洛尼卡远征的意见似乎占压倒优势；英国政府中多数人反对这一计划；参谋部也强烈反对，基奇纳勋爵多次威胁说，如果强行实施这项计划他就辞职。站在这两股联合势力对立面的是劳合·乔治。海峡对岸的情况类似：霞飞和法军总司令部反对从主要战区调出军队的建议，克列孟梭激烈反对；但是，老练而能言善辩的白里安现已担任总理，他有大量的支持者。霞飞的地位因香槟之战的失败已经削弱，于是在他和法国内阁之间达成和解，和解的显著特点是霞飞拥有在法国的军队和萨洛尼卡集团军的总指挥权；作为回报，霞飞必须在协约国会议上全心全意支持萨洛尼卡计划，当然有人力物力资源供其调遣。如此团结起来的法国于是倾其全力向英国内阁施加影响。最后在劳合·乔治的帮助下，劝使英内阁成员依从。
在海峡两岸激烈进行的有关萨洛尼卡远征的争论，由于出现引人注目的事实而平息下去：中欧帝国的最终崩溃正是在这个受大量非议的战线上首先开始的。德国最弱的盟友保加利亚的消失，在德国产生反响，这对他们士气的衰落就像他们在西线遭受的最沉重打击一样严重。萨洛尼卡政策，尽管对我们海运和资源造成负担，尽管转移了兵力，尽管向罗马尼亚发出了错误的信号，尽管它是劳而无功的军事行动，但它造成的结果，经实际考验证明是基本正确的。保加利亚对德军在法国的失败感到惊恐，无论如何至少如同其部队遭受实际军事压力一样，是她崩溃的强有力因素。反响是相互的：德军的失败破坏了保加利亚抵抗的基础；而保加利亚的投降，又拔掉了与德国联盟的栓销。
05.
德军高级司令部的反应是渴望和焦虑。负有主要责任的人煞费苦心地解释其原因。1915年圣诞期间，法金汉弹思竭虑地写了一份备忘录给德皇过目。该备忘录已在他的回忆录中发表。这份文件给人的印象并不深刻，是文过饰非以迎合其威严主子的口味的证据；不过论点和结论肯定是清楚的。法金汉不赞成却没有试图否决奥地利进攻意大利的计划，他不同意在东方向英国发动进攻：
“在萨洛尼卡，苏伊士运河和美索不达米亚取得了胜利，只有这些胜利才能加强已经在地中海沿岸各国和伊斯兰世界出现的信心，使它们认为英国并不是无懈可击的，这对我们是有帮助的。……我们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指望毕其功于一役，就像鼓吹作一次亚历山大向印度或埃及的进军，或者像鼓吹在萨洛尼卡发动一场压倒性打击的人士所希望的那样。……”他抵制继续攻击俄国的计划：“根据各方面的报告，‘巨人帝国’的国内困难正在迅猛增多。即使我们或许无法预见一场大规模的革命，我们也有理由相信，俄国的内部麻烦将迫使它在较短的时期内屈服。……除非我们再次准备将不相称的重担加于我们的部队，而这是我们储备状况所不允许的。鉴于天气和地面状况，我们想在4月份以前在东方进行一次旨在取得决定性胜利的攻势是不可能的。乌克兰的富饶国土是可以考虑的唯一目标。①通往该地区的交通工具肯定不足。可以假定，我们应该要末得到罗马尼亚的忠诚，要末下决心将它打败；不过两者暂时都不切实际。直捣彼得堡，如果这一行动获得成功，那里有上百万居民，我们还不得不用自己捉襟见肘的储备养活他们，所以此举也不是最后胜利。向莫斯科进军将把我们不知带往何方。我们没有足够的兵力完成任何上述任务。由于所有这些理由，作为我们反攻的目标，俄国必须排除在考虑范围之外。……”法金汉继而进一步考察了西线战场。“在佛兰德，远至洛雷特山脊，由于地面状况任何纵深军事行动在仲春以前都不可能施展。在该山以南，当地指挥官认为大约需要30个师的兵力，而北部的进攻也需要相同数量的部队。但是我们不可能将如此数量的兵力集结于我们战线的一个点上。……此外，从我们的敌人大规模进攻的失败中应该得出的教训是，绝不可模仿他们的战争方法。大规模突破的进攻，即使拥有高度集中的兵力和物资装备，面对装备精良、士气旺盛，且人数并不处于严重劣势的敌人，也绝不能认为已有了成功的指望。防御者通常都能成功地弥合缺口；如果他决定主动撤退，就能轻而易举地办到，想阻止其撤退几乎不可能。企图阻止而形成的突出部，大量暴露在侧面火力的射程之内，有成为屠场的危险。指挥与供应受敌包围的我军大量部队，在技术上困难极大，实际上达到不可克服的地步。
“我们必须同样反对以较不充分的手段进攻英军战区的任何企图，只有在进攻可达到合理程度的目标时，我们才赞成采取这种行动。但当前没有这种目标；我们必须至少把英军完全赶出大陆并迫使法军退到索姆河后面，如果达不到这一起码目标，则进攻将是无意义的。……”
议论完所有上述选择之后，这位将军经深思熟虑后推导出结论：“只剩下法国了，……法国的紧张局面几乎到了爆炸点。……法国进行没有把握的大规模突破是不必要的，无论如何不在我们考虑之列。我们进攻自己力所能及的范围是在西线，法军防线的后方有几处法军总参谋部不得不投入所有兵力死守的目标。如果法军死守，他们将浴血奋战，因为不存在自愿撤退的问题，不管我们是否能达到目标。如果他们不进行死守，我们达到了目标，将对法国士气产生巨大影响。就一次狭小战线的军事行动而言，德国不会被迫如此集中去耗精力，因为所有其他战线实际上都已逐渐收缩。
德国能够满怀信心地面对可能出现在那些战线上的敌方为解救自己的进攻，而且的确可以希望有充足的现成兵力，用反击回答这些进攻，因为她有充分自由，可随时根据自己的目的加速或延长进攻，加强或者突然停止进攻。法金汉说“现在我要讲的目标就是贝尔福和凡尔登。上述考虑适用于这两个目标，不过必须将凡尔登置于优先地位。法国在那里的战线距德国的铁路交通线不到12英里。因此，凡尔登是(法国人)②企图用相对小的军事代价，造成德国在法国和比利时的整个防线无法防守的最强有力的支撑点。在圣诞节，我决定实施由这一推理过程形成的观点。”
执行法金汉的新政策需要差不多完全放松对俄国的压力。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得知1916年不再进行任何针对俄国的大规模军事行动，而且他们不能指望得到任何增援。全部德军从加利西亚战线撤到南方，同时兼有威胁和优势的这个战场完全托付给奥地利军。与此同时，奥地利人不听从劝阻，继续准备在特伦蒂诺向意大利发动进攻；为达此目的，他们还从东线撤出了一定数量的精锐部队。于是北方和南方中欧帝国不再理会东方战线和他们的重大问题，投入西方孤注一掷的冒险；让俄国在它们身后恢复元气，让罗马尼亚怀着焦急的心情沉思所发生的一切。
此举的确是一个重大决策，它引出法金汉将军完全转变1915年用以恢复德国局势的政策。法金汉放弃对较弱对手的优势，选择最强敌人的最强点作为1916年德国大规模军事行动的目标。事态发展证明这是一个灾难性的决策。但是也可能有人早已认识到这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它首先建立在对法国庞大战线实行进攻和法国防御条件的错误评估的基础之上，建立在大战可望于1916年由于某一方面的强有力的军事努力而结束这个错误信念的基础之上。第二，它完全用过分狭隘、过分纯军事的观点看待德国及其盟国的整个地位。
德国的当务之急是必须打破封锁。除非她能得到远比在四国联盟边境内所能找到的多得多的资源，否则全世界陷入的这场长期战争，必然以德国的财尽力竭和失败告终。她没有打破海上封锁的机会。中立国的花招有可能损害封锁的效果；但是，粮食匮乏和现代军队必需物资的匮乏在无情而持久地发挥作用。英国舰队的巨大力量巍然耸立，因而没有人真正怀疑海上一决雌雄之战的结果将会怎样。海军强国与陆军强国相互严阵以待，如果德国不能在海上打败英国，她将转向何方？只有一个方向才能得救，即如果她不能从海上打破封锁，它就必须从陆上打破封锁。如果说海洋是封闭的，那末亚洲则是开放的。如果说西线被三国军队对峙阻塞，东方没有任何障碍。只有在东方和东南方以及亚洲，德国才能找到提供给养之地和呼吸的空间——不，还有人力——没有这些，其军事力量无论怎样令人畏惧，也不过是一支不断衰竭的防卫力量。轴心国只有将其边界扩展到新的广大地区，中欧帝国才能成为功能齐全的自给自足的有机体；只有成为这样一个有机体，它们才能剥夺敌人的最终致命武器——时间。
图15、战线(1916年1月)
Armenia，亚美尼亚；B，巴尔干；Bagdad，巴格达；Baltic Sea，波罗的海；Berlin，柏林；Black Sea，黑海；Bosnia，波斯尼亚；Br，英军；Bulgaria，保加利亚；Busra，布斯拉；Caspian Sea，里海；Caucasus，高加索；Constantinpole，君士坦丁堡；Erzerum，埃尔祖鲁姆；F，法军；Gap，缺口；Hamburg，汉堡；I，意军；London，伦敦；Mediterranean Sea，地中海；Miles，英里；Minsk，明斯克；Moscaw，莫斯科；Odessa，敖德萨；Paris，巴黎；Persia，波斯；Persian Gulf，波斯湾；Petrgroad，彼得格勒；R，俄军；R.Danube，多瑙河；Romania，罗马尼亚；Salonica，萨洛尼卡；Scale，比例尺；Sofia，索非亚；Suez，苏伊士；Suez Canal，苏伊士运河；Switzland，瑞士；T，土耳其军；Valona，瓦洛纳；Venice，威尼斯；Verdun，凡尔登；Vienna，维也纳；Vilna，维尔纳。
1916年在德国前面的真正和确实的唯一可以达到的政治目标是：最终击破俄国并把罗马尼亚争取到中欧帝国一方来。这是两个协调一致的目标，第一个目标的成功就能有助于达到第二个目标，罗马尼亚对德来说至关重要。鲁登道夫就1916年10月的局势写道：“没有罗马尼亚的谷物和石油我们就不能生存，更不用说坚持战争，这点我现在看得相当清楚。……”但是，如果说遭到入侵和被征服的、遍体鳞伤的罗马尼亚在本年底对德国说来是必不可少的话，那末在开始时拥有丰富资源和庞大兵力的罗马尼亚作为盟友该是多么宝贵。在1915年时，德国与罗马尼亚的一次会议确保了对日耳曼大国重要的谷物和石油的供应。到1916年1月，德国可能顺理成章地寻求这方面更有利的发展，保加利亚已经加入中欧帝国一方。达达尼尔海峡已安全地封闭。俄国正摇摇欲坠。因此，罗马尼亚几乎已经被包围，俄国的进一步崩溃都将使她完全孤立。如果罗马尼亚觊觎匈牙利的特兰西瓦尼亚，难道她不想要俄国的比萨拉比亚？在此关键时刻，德国如有一项远见的政策便可以对罗马尼亚恩威并施，以高额奖励和极端胁迫，诱导她与邻国联合。
继此之后，看来1916年德国的真实战略目标是黑海和里海。这些都是她囊中之物，不需要她作力不能及的努力。向俄国南方各地继续推进，进入乌克兰直逼敖德萨，可以用比较微小的代价为日耳曼民族的国家获取充足的粮食。在德军支持下，由德国将领组织的土耳其军直插北方，可以征服高加索。用德军科学临时组建的大小舰队可以轻而易举地控制这两片内陆海。控制了这些水域，将同时对沿5000英里海岸线各点构成威胁。每个德军士兵收编10名消极抵抗的俄国士兵，可以几乎无限地增加继续向前推进的机会。被完全包围的罗马尼亚由保加利亚和土耳其切断来自法国和英国的援助，从朗贝尔向敖德萨挺进的奥德联军切断她与俄国军队的联系，她除了加入中欧帝国将别无选择。灵巧地运用15—20个德军师，鼓励奥地利军和土耳其军的战斗力，将肯定而轻易地扩大滋养德国的领土，到1916年夏末将包括整个东南欧、黑海、高加索和里海。只要使用比守住现有东方战线稍多一点兵力，奥德对俄国的战线就可以从里加一直延伸到阿斯特拉罕。这些大规模联合军事行动的每时每刻、每个阶段都将增加对俄国及其败军的压力。在每个阶段，在东方，俄军及其盟军如试图阻挡汹涌而来的敌手，将毫无成效而被击溃；在法国，向德军壕堑作疯狂攻击则纷纷倒毙于枪林弹雨之下。
这本身只是德国军事力量有机会进行的陆上扩张和战略威慑过程的一个阶段。一旦海军控制里海，波斯便是容易到手的廉价战利品，根本不必像亚历山大大帝那样，以大批军队远征东方。实际上数千德军即可控制波斯北部，出波斯继续向东便是阿富汗，可威胁印度。德国实施这一方针的后果，必然会使英国在其印度帝国所作的所有战争努力陷于瘫痪。在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和印度的全部英军和印度军将被迫无奈地处于将至的入侵和反叛的忧虑之中，而日耳曼之鹰的荣耀和即将来到的变革的感觉，将传遍整个亚洲各民族。
但是，德国受诱惑离开了东方能向她展示的一切成功机会。本来会出现俄国的最终毁灭，罗马尼亚的慑服与转变，一座又一座粮仓和一片又一片油田被征服，英帝国亚洲殖民地受无限期威胁，以及由此将使英军注意力的转移与分散，等等，凡此一切都被法金汉几句枯燥贫乏的话放弃了。他要德国集中全部可以进攻的力量，攻击由覆盖森林的群山和永久性防御工事构成的凡尔登坚强堡垒。德国用进攻凡尔登白白浪费的军事努力的一半和人员伤亡的四分之一，本来是可克服“乌克兰的富饶土地”上有缺陷的交通的困难；在南方，俄军在勃鲁西洛夫指挥下获得出人意外的胜利之前，德军早就可以将其消灭；有50万大军与宝贵的粮食和石油供应的罗马尼亚，本来早就可以作为盟友投入战争而不像后来作为敌人投入战争。但是，公式派战胜了事实派，职业军人的思想倾向压倒了务实倾向，对理论的顺从取代了对现实的探究。进攻最强者的最强点，而不进攻最弱者的最弱点，再次被宣称为德国军事方针的指导准则。
自从获悉盟军全部撤离加利波利半岛之时起，德军总参谋长冯·法金汉将军趁大好机会应当喊出“罗马尼亚”这个词，然而他喊出“凡尔登”这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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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重点号系作者所加。
②括号内文字系丘吉尔所加。


地球人都知道，只有中國大陸人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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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章、凡尔登
第40章、凡尔登
01.
凡
尔登的戏剧性事件或许始于1915年6月，当时法国议会军事委员会的一个代表团视察了那里的要塞。代表们听到谣传说，那里由于不安全而忧心忡忡，因为德皇太子的军队就在前面。接待代表团的有指挥东方集团军群的迪巴伊将军和凡尔登地方长官库唐索将军。迪巴伊将军解释说，在经历了列日之战和那慕尔之战以后，永久性堡垒的实际使用价值已经不复存在。它们肯定能被重榴弹炮摧毁，因而仅仅是当地驻军吸引炮弹的设施。凡尔登唯一有效的防御手段是一支扼守环要塞延伸的防线的野战军。根据这个有充分理由的想法，堡垒的装备已经拆除，亟需的枪支、驻守部队和仓储物资已分散到各部队。地方长官库唐索将军生性鲁莽，发表了不同意见。他认为堡垒仍具备很高的价值，应该与阵地防御一起发挥重要作用。迪巴伊将军对其下属如此插言勃然大怒，并对他进行了非常严厉的斥责，以致代表团返回巴黎之后认为，必须吁请陆军部长保护这位敢于直言的长官，使他免遭惩罚与羞辱。然而，事实上相隔数周之后库唐索将军被调离凡尔登地方长官之职，由埃尔将军接替。1916年2月初，在德军进攻开始的前夕，包括凡尔登守军在内的军队的指挥权从迪巴伊将军转移给德朗格勒·德卡里将军指挥的中心军群。因此，忽视该地区全面扩展防务的责任是不集中的，所以也就难以追究了。
02.
从军事意义上讲，凡尔登对法军和德军都没有特殊重要性。凡尔登堡垒的火力装备已经拆除，凡尔登没有真正的弹药库；它对任何有意义的战略点都无防护作用。它距巴黎220公里，即使德军攻取该地，也不会对首都或整个防线的安全产生任何重大影响。法金汉和鲁登道夫都说，它是危险的出击口，危及不足12英里外德国主要铁路交通线。但是由于凡尔登只有两条蹩脚的铁路线，而德军在这段战线的占领区已得到不下于15条铁路的补给，因此德军设法预防凡尔登出击应该是轻而易举的事。攻取凡尔登充其量对德军只是得到军事上的方便，对法军也只是较小程度上的不方便。
但是当时存在一种依附于凡尔登的情感。一位法国历史学家说①，“它是骄傲地面对梅斯的伟大要塞，它的名字许多世纪来不停地萦绕在德国人的脑海中，它是法国最进步的城堡，是法国东部边境的主要堡垒，它的陷落将在整个欧洲产生反响，马恩河和伊瑟河的胜利将永远黯然失色。”
这便是当时法金汉决定德军进攻凡尔登的思想基础。对凡尔登的攻击不是“突破”性的攻击，攻击者不会陷入遭受四面火力包围的口袋。他们将向法军射击，不停地向法军的、自豪感决定的寸土不让的阵地的攻击。奉命执行任务的19个德军师和大量火炮将使法国部队精疲力竭，“血流成河”。凡尔登将成为一块砧铁，法国军人将被德军火炮在砧铁上锤打至死。法军以爱国激情坚守固定的阵地，可能在那里被炮火炸得血肉横飞。当然，如果法军不愿悲壮牺牲，如果他们认为，不必为守住筑有空堡垒的凡尔登的这几个山头而作出巨大牺牲，那末，德国人的天才的计划也必然失败。我不想将这一论述说得太远。凡尔登是一块胜利纪念碑。对德军的挑战，法军必须以所有人力物力来应付；但是，如果每个阶段皆以让敌人付出最高代价为唯一目的，就应该在冲突中牺牲土地像牺牲兵员一般。给防御提供较大的运动回旋余地就能使法军在整个战事中大大减少牺牲，并能减少法金汉将军计划所搜集的这种论据。但是这位德军司令虽然在其他方面错误很多，却正确测定了法兰西民族的心理。
我在1916年8月撰文时，曾力图揭穿和分析促使德军进攻凡尔登的可能动机。②
“……假如你炸开了面前的缺口，怎么办？你打算穿过缺口向巴黎进军吗？如果你攻破了防线而别处军队并未被击败，那末下一步会出现什么情况？你真的会将脑袋伸进洞口吗？”
“不”，司令部回答说，“我们没有这么愚蠢。我们追求的不是凡尔登，我们追求的也不是炸开一个洞，我们更不想穿过这样一个洞口进军。我们的目标与此大相径庭。我们力求耗竭敌人，不是打一个缺口；我们要打碎一个民族的心，不是要在防线上打穿一个洞。我们选择了凡尔登，是因为我们认为法国人必定要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它，是因为我们能够将大炮部署在他们战线的最高点的周围，我们可以用有利射程和优势火力对敌人最重要阵地狠狠打击，迫使我们的敌人将一师又一师的部队暴露在这块砧铁上，任我们敲打。”
法金汉选择凡尔登作为德军进攻点的战略仅仅是心理构想，在战术上与他去年从戈尔利采—塔尔努夫攻击俄国成功的实例中获得的印象相混同。在那里战事不很激烈的战线上发动了一阵猛攻，继之以包围，在集中大炮与毒气弹的支援下，导致俄国防线的总撤退，这种方法德军曾一再使用。法金汉进攻凡尔登的计划就是用精锐部队和空前猛烈的炮火对狭窄的战线进行剧烈的突击，在固定阵地的这块砧铁上锤打法军；如果成功，向对方战线的左右延伸，作为纯粹的辅助发展。为了实施这一计划，他额外拨给皇太子近2000门大炮，包括各种最新式的大炮和大批炮弹，但只给扼守防线的德国第5集团军增加4个军的力量。他规定确切的进攻正面宽度和规模，并对这些人数不多的军队严格限制在可以进攻的范围之内。
法军壕堑呈半月形，突出于凡尔登永久性堡垒前5000—60000码③。该阵地被默兹河切分为不等的两部分，在这个季节河面宽近1公里。因此有左岸防御工事(西岸或法军左翼)和右岸防御工事(东岸或法军中心)之分；向东较远处(法军右翼)便是沃夫尔平原和构筑防御工事的默兹河东岸高地。在默兹河与沃夫尔平原之间的法军中心防地就是敌人剧烈突击的方向。德军司令部相信，如果法军中心被突破到一定深度，两翼守军行将随之自动撤退，或者进一步施压可轻易使他们撤退。德军在战前对地形作过战术研究，他们认为，除非法军中心的撤退而使其左翼阵地遭到损害，否则该阵地特殊坚固，是难以攻破的，所有这些结论和决策都及时告知皇太子和以克诺贝尔斯多夫将军为首的第5集团军参谋部。
在战争的狂热和宣传中，皇太子受到苛刻的评价。他被同时描写成傻瓜和暴君、不成熟的年轻人和摩洛神*；被指斥为不负责任的过路客和难辞重大灾难性军事错误之咎的指挥官。上述互相矛盾的指责均与实际情况不符。无论指挥集团军或军团的德帝国皇子皆受到严格控制。行动由总参谋部决定和管理一切，不论是主要的事务还是局部事务。这位倒霉的当然继位人的职能主要是：承担参谋们错误计算的臭名和在战争头两年接受他们的谦恭礼仪。随着长期矛盾的加深，连这些礼仪也变得形同虚设。然而皇太子还是有其势力。他常以儿子的身份受到父皇的召见。无论在哪位位高权重的将军面前，他都有权发表观点，提出问题并要求给予回答。他最早知道皇帝的确切观点。他是国家的拥有人。大战中所有战斗人员都在为他的生命、身体和命运冒风险；但对帝国皇位的继承很明显取决于战争的总结局，这一点从战争开始时起，就对他的此前无优无虑的思想提出警告并引起他的注意。也可以说，没有哪支德国军队比他所率领的部队更一贯地取得成功；有迹象表明，他的个人影响——不管是什么影响——往往举足轻重。
皇太子对1916年向凡尔登的进攻感到不安。他认为首先在东方了结俄国将是更为明智之举。当然他渴望“再次统领身经百战考验的忠诚部队与敌人厮杀疆场……”，但他长期受到抑制。然而法金汉屡次宣称法军必将在凡尔登“流尽鲜血”，这使他感到不安；他不相信流尽鲜血只发生在法军身上。这种状况可能发生在霍亨索伦王室身上。此外，冯·克诺贝尔斯多夫将军及其参谋人员对于进攻战术的看法也许激起皇太子的疑虑；他们的观点是，如果一定要进攻，进攻就应该在更广的战线上铺开，包括在默兹河两岸同时出击，从一开头就应当有大批后备军，以利用主动突然袭击的有利条件。皇太子派克诺贝尔斯多夫向法金汉面陈上述主张。法金汉则坚持自己的计划。他根据自己心目中的整个形势制订计划，连最小的细节也坚持己见。凡尔登将成为一块砧铁，要在狭小的战线上发起冲击，要有一个无比的炮队和正好足够的步兵去获得成功。他们将一步一步前进，他们前进道路上的每一段都用大炮夷平。因此，无论凡尔登陷落与否，法军将遭灭顶之灾，法兰西民族也就厌倦战争了。这本来是世界范围重大问题的简单解决办法，如今成了法金汉的解决办法，而他掌有最高控制权。克诺贝尔斯多夫很快被法金汉的决心和上司的权力强行说服，皇太子此后受军事等级制的支配机械地趋于一致。这些就是事实。当时的报纸在这些日子里刊载了诸多历史学家的评述说，由于他的虚荣心和无情的骄傲，这位帝国皇位继承人无休止地将德国男子驱入凡尔登的炮火。但是实情完全不同。皇太子对这场屠杀感到震惊和悲哀，他反对这场战争，并不断地运用自身所能发挥的影响试图结束这场战争；我们掌握的鲁登道夫的证词说，当最终作出那种决定时，皇太子表示欣慰。
03.
最初关于凡尔登防御的无准备状态的警告，经非正规渠道传到法国政府。南锡的众议员德里昂上校，在凡尔登前沿战线指挥一批轻步兵营。11月底这位军官兼议员赴巴黎度假，应议会军事委员会之请举行听证会，12月1日，他向同僚议员透露了该要塞缺乏组织和防御普遍不足等状况。军事委员会证实了德里昂上校提供的叙述，他们的报告由该委员会送给陆军部长。警觉的加列尼已从其他方面获悉类似的报告，12月16日致函霞飞将军。他在信中说，不同消息来源谈到，前线的组织状况显示某些地点的防御有缺陷，而其中尤以默尔特河、图勒和凡尔登等地区为突出。前线大部分壕堑网尚不完备。此种状况倘若属实，将会有严重混乱的危险。在此状况之下，一旦为敌人所突破，则非但霞飞将军责无旁贷，连整个政府也难辞其咎。近来的战争经验充分证明，第一道防线可能被强行突破，但第二道防线的抵抗能够阻止哪怕是成功的进攻。他要求对方保证，在前线各地至少设计部署两道防线，并建筑一切必要的防御工事——铁刺网、护城河、鹿砦等等。
总司令匆匆于12月18日复函，此函在翻旧了的官场档案中占有一席之地。他明确地断言，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政府的担忧是有道理的。他以绝不是法国军界要人专利的那种特别的职业口气结束这封信，他说：
“既然这些担忧乃因断言防御状况存在缺陷的报告引起，本人恳请阁下将这些报告转达于我，并其体指明其作者。本人不能容忍我统领之下的军人通过其他渠道越级向政府表示有关执行我的命令感到的不满或提出抗议。本人也不愿对我不知其来源的含糊其词的污蔑作自我辨护。政府鼓励此类消息的传送，但无论来自应届议员或直接间接地来自前线的现役军官的消息，都当视为严重扰乱军中纪律。写报告的军人知道，政府重视他们反对其长官的意见，这些长官的权威受到了损害，全军的士气也因这种不信任而受到报害。
“我不能让自己容忍这种事态继续下去。我要求得到政府全心全意的信任。若政府信任我，它就既不能鼓励也不能容忍那种有损于本司令部道义权威的做法；没有这种权威我不能继续当此重任。”
显然，在凡尔登前沿壕堑里的众议员德里昂上校面临了来自不止一方的危险。
肯定加列尼将军无意容忍此类事情，他草拟了一份既强硬有力又言辞粗鲁的反驳。但是同僚们用息事宁人的方式进行劝阻。陆军部长非常同意安排对总司令部各主要负责人普遍提出起诉，但他接受劝告将此特殊案例大事化小。无论如何，他最后签署了一份措辞温和的答辩。霞飞和总司令部证明了他们权威的正确，陆军部和鲁莽而多管闲事的议员们也就循规蹈矩了。但仍有许多涉及德军的事情需要考虑。
证据在不断积累，某种忧虑开始逐步地与尚蒂伊的保证交织在一起。他们自己派往视察凡尔登防御工事的军官，用谨慎的言词对总司令给陆军部长复函中流露信心十足的断言表示怀疑。阵地守军及其指挥官们坚信他们很快会受到攻击。而防御工事依然令人不满。议会各委员会的议论越来越多。最后于1月20日，陆军少将德·卡斯泰尔诺将军，也是霞飞将军实际上的副司令和潜在继任人，刚从萨洛尼卡返回即亲往凡尔登视察。他发现防御多有不尽人意之处，于是下达指示对各疏漏点采取补救措施。一个工程兵团火速赴往现场；供应加强筑垒的必需物资；交通状况得到改善，各项工作全面铺开。但眼下时间已非常紧迫。大批德军正迅速集结，敌人的大量弹药与日俱增，其重炮的大量集中日趋完善。
1月初，二局(情报局)开始指出凡尔登为德军即将进攻的地点。有确切报告称：在蒙福孔以北地区和默兹河两岸，德军炮队和部队在不断增加，明确迹象表明，“突击”师在阿通沙泰勒附近出现，奥地利大型榴弹炮已经抵达。二局局长杜邦将军坚信不疑地宣称，凡尔登将成为迫在眉睫的大举进攻的目标。
据皮埃尔弗精采的报道④，法国作战参谋部似乎慢慢地抛弃他们怀疑会受攻击的观点。当然，法军防线上似乎有多处对敌人的进攻具有较大的吸引力。但是到2月中旬，对德军将大举进攻凡尔登持怀疑态度者已寥寥无几，参谋部大多数人终于坚信时间已经接近，所有的人——我们听说——都切望这一天到来，并对其结局充满信心。然而人们一点儿也不知道机械化部队的猛攻将是什么状况。
04.
2月21日凌晨4点，一颗14英寸炮弹在凡尔登主教宫的爆炸声发出了战斗打响的信号，在一阵短暂但威力十分强大的炮击之后，三个德国军向默兹河右岸法军战线的最高点推进。前沿阵地里受到攻击的部队，除了向东侧运动，就只能被迫向要塞后撤。22日和23日战斗继续进行。英勇的德里昂上校在掩护其部下轻步兵撤退时在林地中阵亡。法军在杜奥蒙附近的山山脊重建防线；但是德军6英寸大炮由牵引车曳进，向新阵地射出密集炮弹形成一片火海，主要把守阵地的法国师完全崩溃。24日下午，负责指挥凡尔登地区的将军，和部署在凡尔登的集团军群的司令(朗格勒·德·卡里)打电报去尚蒂伊，建议迅即撤退至默兹河左岸，随后放弃凡尔登镇和要塞。
图16、凡尔登·第一阶段
Aire，艾尔河；Aisne，埃纳河；Argonne，阿戈讷；Avocourt，阿沃库尔；Bar le Duc，巴勒迪克；Conflans，孔夫朗；Domvillers，当维尔；Douaumont，杜奥蒙山；Dun sl Meuse，默兹河畔丹；Elain，埃兰；Franch Divisions arriving，法军师团抵达；Fresnes，弗雷讷；Meuse，默兹河；Miles，英里；Montfaucon，蒙福孔；Nalillous，纳利卢；Omes，奥恩河；Railroads，铁路；Romagne，罗马涅；Scale，比例尺；Souilly，苏伊；St Mihiel，圣米伊埃尔；Ste Menehould，圣梅内乌尔德；Third Army，第3集团军；Vaux，沃；Verdun凡尔登；XXth A.C. detraining，第20军修整。
这些出乎意料的不幸事件丝毫未使霞飞将军惊惶失措。他自始至终保持那种引人注意的、令人钦佩的镇定自若。他在杜奥蒙山巅无疑由于这种态度显得不同凡响。22日他同意调动第1和第20军，还同意请求道格拉斯·黑格爵士调出与英国军队一起作战的法国第10军去增援凡尔登。在其他时候他保持像奥林匹斯山那么平静，他镇定自若、饮食正规和睡眠酣然，以此鼓舞了周围所有人的信心。德·卡斯泰尔诺必须采取较少超然的观点。不久以前由于英军的增防，战线上法军第2集团军所受的压力便减轻。这支法军经过休息和训练处于最佳状态。其参谋部还没有受到强制每个参谋军官与战斗部队一起轮班值勤这一法军新规定的影响。其指挥官贝当在战争中已经获得最高名声。2月24日晚，德·卡斯泰尔诺将军去见霞飞将军，建议将全部第2集团军全部调到凡尔登。总司令对此表示同意。当夜11时，卡斯泰尔诺在接到最严重性质报告后，用电话请求准许以全权代表身份亲赴凡尔登。皮埃尔弗对此后发生的情形有所记述。此时总司令已经入睡。他按几乎一成不变的习惯在10点钟就寝。当班值勤的军官声称不能打扰司令休息。起初，卡斯泰尔诺遵从了。但是几分钟以后，从凡尔登传来预示默兹河右岸全军立即撤离的进一步消息；卡斯泰尔诺接报，不能容忍再次被阻。亲自赶往这位伟大军人下榻的普瓦雷别墅。侍从武官奉这位少将的明确命令，负责去敲响威严的双锁的门。最高长官读完全电报后，立即授予卡斯泰尔诺将军以全权，前往宣布不准撤退，然后回卧室休息去了。
卡斯泰尔诺在午夜稍过时即刻出发；在朗格勒·德·卡里的指挥部暨集团军群中心阿维兹，他平息了那里存在的悲观情绪，并从那里打电话到凡尔登，宣布他即将抵达，并要求埃尔将军“遵总司令之命不能放弃阵地，而要逐一坚守阵地”，他还警告对方说，此令若不予执行，“对他(埃尔)的后果是极端严重的”。25日白天卡斯泰尔诺抵达凡尔登，发现在他眼前的是一片被击溃战线后方常有的混乱与骚动的惨景。各种报导都一致认为，卡斯泰尔诺在25日的影响和权威，使这场防御战起死回生，并暂时恢复了稳定的局面。他无论到何处，决策与命令皆随之而行。他重申了要不惜一切代价把守默兹河高地和阻止右岸敌人前进的命令。此刻已抵达战场的第20军和第1军，即遵循这一意图投入战斗。在采取这些紧急措施的同时，卡斯泰尔诺已电告贝当，命令他不仅指挥现在正在移动的法军第2集团军而且指挥凡尔登设防区的所有部队。
26日晨，贝当接到卡斯泰尔诺的战斗指示，他继续指挥战斗，同时掌握当地的局势。由于没有重视要誓死保卫的要塞阵地和永久性防御工事，现在给法国部队留下了残酷的后患。在永久性堡垒的前方，既没有连续的壕堑线，也没有强大的火力点的有效系统。电话系统和交通壕极少或者没有。堡垒本身皆空空如也，装备已被拆除；甚至它的机枪和它的顶塔都被拆掉，位于侧面的炮台没了。所有这些残缺现在都必须在紧张的战斗中和猛烈的炮火下予以修复。除了指挥战斗，部署兵力和迅速增加大炮之外，贝当还作出一系列重大决定。马上严密防守四条连续的防线。与累遭批评库唐索将军的观点完全一致，贝当指示立即重新占领并重新武装所有堡垒；每个碉堡他派驻一支守备部队，备足14天的口粮和饮用水，并庄严命令绝不投降。这些碉堡地下坑道的巨大价值现在将要得到证明，在坑道里一整营部队可以绝对安全地生活直到反攻时刻的来到，最后，这位新司令官建立起凡尔登和巴勒迪克山之间一套极佳的机动车运输系统，每24小时内往返穿梭于该运输线的车辆不下3000车次，在战斗进行的7个月里，每周平均输送9万人员和5万吨物资。沿这条名副其实的“神圣通道”，法军有至少66个师开赴前线接受战火考验。
05.
到2月底，德军的第一次猛攻已被遏止。双方的大部队在要塞周围相互厮杀，越来越多的增援部队和弹药源源不断从整个法国和德国涌向战场，越来越多的满载伤员的火车从这里迅速地像落潮般退去。这已经成为德、法之间一场实力与军队荣誉的考验。鲜血喷出来而头颅掉下去。法金汉在圣诞节写下的话毫无影踪：德国将“完全自由地加速或延长其攻势。随时可以加强或中止攻势，这视其目标而定。”这场战争现在关系到他个人的职业、官位和声誉。酒已经斟满，必须干杯。法、德两军均怀着满腔的怒火继续战斗，互相把对手撕得粉碎，德军大炮的威力，日复一日给人数较多的法军造成惨重的损失。
德军于2月21日进攻时，依照法金汉的计划，只动用了在中心的三个军，另外三个军在两翼按兵不动。如果整个攻击兵力一次投入，则本来已经岌岌可危的法军阵地从一开始就难以坚守，这几乎是不容置疑的。3月6日位于侧面的三个军加入战斗，整个3月和4月进行了新的一系列浴血奋战，主要为了占领默兹河左岸称为“男子死亡地”的山头和右岸的科特杜普瓦夫尔。但是德军所获的战绩难以与开始进攻时相比。战斗状况趋于势均力敌，两军同在弹坑累累的巨大战场，在枪林弹雨中厮杀得难解难分，成千上万的德法步兵倒在一起。到4月底，法德两军在这一致命地区死伤近25万人，但这对世界大战的力量平衡并未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在厮杀战斗之外还有宣传战和公报战，在这方面法国占明显的优势。他们日复一日不断地公布德军每次进攻所受的巨大损失。因为德军显然在猛攻壕堑和堡垒，所以世界上大多数人容易相信德军的伤亡必定比法军大得多。“直到3月，”鲁登道夫说，“人们的印象是，凡尔登是德军的一次胜利”，但自此以后舆论变了。当然，在4月和5月期间，协约国和各中立国都相信德国在向凡尔登的进攻中遭受了严重的挫折，在那里虚耗了它的精锐部队。
我本人当时也误有这么一般印象，认为德军遭受的损失一定比法军惨重。然而所有的报导表明，法军受到损失是巨大的。他们被迫防守各种阵地，不论其好坏不加区别，他们被迫在无情的炮火下连续反攻，为每寸土地而战.显然，他们是不惜牺牲打这场防御战的。我当时写道，“法军英勇而顽强地坚守着不寻常的阵地，他们遭受了比一般防御战所遭受的更大损失。对付大炮进攻像板球手接板球一样：手往后缩，球的震荡就会消散。手后退一点就柔和一点，冲击力就大大减弱。尽管德军顽强、狂热和怀着光荣牺牲的信念去战胜法军，但他们在凡尔登受的损失远远大于法军。⑤
后来我怀着惊讶的心情获悉事实真相，别人闻此，同样会感到惊讶。从2月至6月的防御阶段，法军在凡尔登的损失：阵亡、失踪和被俘者不少于17.9万人(军官除外)，26.3万人受伤，总计44.2万人，令人触目惊心；若包括军官，可能高达46万人。而另一方面，德军虽然是进攻者，但投入的人力少得多，大炮多得多；因此，其损失，包括军官阵亡、失踪和被俘者不超过7.2万人，受伤20.6万人，总计27.8万人。从双方总数中居然得出，法、德两军在战场对阵中常见的伤亡数1：8。但统计结果无论如何改变不了下面的明显事实：法军防守凡尔登蒙受的牺牲，与进攻方德军的损失之比约为3.3比2。因此，从这方面说，法金汉方案所依据的战术与心理概念证明是正确的。
从凡尔登战役的最初阶段起，霞飞将军的个人地位下降。准备凡尔登阵地防御工事的疏忽、拆除碉堡群的武器设施、总司令及其参谋总部对这样重大问题的情报明显不足、让议会委员会提出警告的事实、接受这个警告的固执和厌恶的态度，所有这一切都已成为巴黎政府和各反对派普遍知道的事实。霞飞和卡斯泰尔诺在凡尔登局势的第一次严重危机中各自所起的作用，也广为朝野所了解。在这整个插曲中，很难发现有人对总司令及其被尖刻地称为“尚蒂伊”的总司令部这一庞大组织的信任。鉴于所有上述事实，加列尼将军做出了一系列判断与决定。第一，他希望将霞飞召回巴黎，让他自己在巴黎中心行使全面指挥法国全军之职，无论在法国国内还是在东线，该职早已委任与他；第二，加列尼希望擢升德·卡斯泰尔诺将军任法国国内各军司令；第三，他建议在某些方面削弱尚蒂伊擅自攫取的不适当权力，并恢复陆军部在很大程度上被剥夺了的行政职能。加列尼于1916年3月7日向内阁提交了表达上述意向的建议，只是没有具体提名卡斯泰尔诺。现在法国有机会获得在最主要战场上对本国军队及协约国军队的军事领导权，同时又可从霞飞世界的威望中得到的一切有利条件。
内阁惊骇不已。他们担心在凡尔登大战高潮时出现最高司令部危机和政治与内阁危机。白里安运用灵巧辩术进行干预，但加列尼将军决心已定。可是加列尼突然受到疾病的打击，他必须及早接受大手术的，因此，他不得不把他认为是他的遗嘱和他能为法国做的最后未竟事业交付给同僚。当他的忠告仍被拒之门外时，他便立即愤然辞职。有好几天他的辞职秘而不宣。后来解释说他的卸任是由于健康的原因，陆军部长一职由海军部长临时接替。最后当发现加列尼的决心不可动摇时，便物色了一位毫无生气但圆滑老练的人物罗克将军为继任者；此人系霞飞的密友，而且实际上是由霞飞推荐的。因此，霞飞将军又得到权力，续订租赁权，足以使他能在凡尔登高价购买的桂冠之上，再添一枚代价更贵的索姆河胜利纪念章。
至此，加列尼将军永远退出政坛了。在辞职后的两星期内，他进入一家私人医院接受手术——在他最危险年纪——但如果手术获得成功，则有迅速恢复活动与健康之望。终因手术引起的多种感染，他于5月27日去世。怀念和笔述他的事迹的不但有他的同胞，还有他的协约国友人，他们从他的才智、洞察力和优秀品质获益，要不是他在伸张正义中失败，本来人们会从他那里得到更大教益。
06.
在蒙受1915年严重灾难之后，英、法、俄三国政府作出真诚努力，以期协调他们1916年的行动。白里安一就任总理之职就立刻使用精辟表示协约诸国意志的最伟大和最明显需要的口号“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并不意谓统一指挥。这一思想，许多人虽有隐约认识，但尚未进入可能实现的范围。统一战线的意思是应该把协约国与中欧帝国交战的整个巨大范围，看作是一支大军或一个国家在与之对垒，应统一加以组织；战线的一个部分的一切计划应与整个战线的其他部分的所有计划联系起来；摒弃一系列互不相关的进攻，三大协约国应同时作联合的努力，压倒并摧毁敌人的抵抗。对于这些明白而健全的思想，阿斯奎斯先生、劳合·乔治先生、基奇纳勋爵、白里安先生、霞飞将军、卡多尔纳将军、沙皇和阿历克谢耶夫将军以及所有四国政府和四国参谋部取得完全一致的共识。
为了贯彻实施这一思想，决定在夏季几个月期间，在东线和西线对德国和奥地利展开一次大规模的联合猛攻。俄军须到6月方能准备就诸，英军要到7月。因此一致同意当年前6个月里尽可能遵循等待政策，其间俄军重整装备并扩充兵力，而英军则在完善新兵训练并集结大批枪炮弹药。四大国从此时起都全力投入艰巨努力。
大国还进一步一致认为，俄军应努力尽可能将德军牵制在东线的北部，而俄军的主要进攻应在南方战场的加利西亚实施。与此同时，或者说与此密切相关的是作出了如下决定：英军和法军在索姆河两岸携手并进，发动一次超过以前想象规模的进攻。此举旨在力图突破一个宽70公里的战线缺口；英军在索姆河以北突破自埃布特尔纳至马里库尔的25公里的防守；法军攻击索姆河两岸，但主要在索姆河以南突破从马里库尔一直到拉西尼的45公里战线。英军进攻的是由艾伦比和罗林森所率第3第4两个集团军，包括25—30个师；法军第2、6、3等3个集团军，包括39个师，由福煦指挥，负责法军进攻地段。上述整整5个集团军，总计逾150万人，在四至五千门大炮的支援下，在他们希望德军与其奥地利盟友在东线已卷入激战之际向德军猛扑。这场惊人大战的初始计划是协约国参谋部于1915年12月在尚蒂伊举行的首次联席会议上草拟的，其最后计划是在2月14日第二次联席会议上决定的。
这些协议刚签就，凡尔登的大炮就开始轰响，德军成功地向久已忽视的防御工事推进。当然，可以有商榷余地的是：法军本应明智地在凡尔登周围与德军周旋，尽可能多地节省自己的兵力，在任何有必要的地方让德军用高昂的血的代价占领土地，千方百计将敌人引进包围圈或其他对其不利的阵地。这样做可以让德军遭到惨重的损失而自己则免受巨大风险；我们可以预见，他们肯定会挫败法金汉企图削弱法军并在铁砧上把法军击得粉碎的计划。到6月底，德军可能消耗了其大部分进攻力量，也许在毫无决定性战略意义的地面推进10余英里；而与此同时，法军本来会积聚巨大力量，以压倒优势的兵力进攻索姆河。
可是，法军的其他意图占了上风，或者我们应称之为激情占了上风，全法国和全部法军投入围绕凡尔登的斗争。这个决定不但枯竭了法国的后备力量，消耗了军队的进攻力量，而且极大地削弱了英军正准备的进攻的潜在份量。在德军进攻开始之前，道格拉斯，黑格爵士就已经接防法军战线的一段防线，我们知道此举腾出了法国第2集团军，因而能够恢复凡尔登的局势。凡尔登之战刚开始，霞飞即请求黑格再接防一段新的战线，这一部署也相应地于3月上旬完成，如此便腾出了法军整个第10集团军。而英军的为备战而整休与训练的部队的数量从一开始就明显减少。随着3、4、5月凡尔登战事的延续与加剧，法军的战斗力和可调遣的后备队遭受损失日益严重。而当7月将临时，法军原计划的39个师缩编至18个可使用的师。这极大地缩短了战线并减弱了打击的份量。可使用的人数起码减少了1/3，受打击的战线必然从70公里缩短至约45公里。尽管原来想法由法军担任主攻，较小的英军大力配合，而现在迫于事态的发展，两者的角色便颠倒过来了：主要军事行动必须由英军实施，法军作为次要角色尽全力配合。
07.
正当全世界的目光集中于凡尔登惊心动魄的疯狂激战，正当协约国军对索姆河反攻的重大准备日趋完善之时，东方重要军事行动已到了一触即发的地步。俄国正每天、每小时在恢复力量，俄国正在集结其取之不尽的兵源和日益增多的军火，那些知道这些内情的人看到，德国在向凡尔登的进攻，感到难以言状的宽慰。俄国在去年冬季，用其后卫部队封闭自己残缺不全的防线之前，即秋天处境非常艰难；但毕竟避免了致命的创伤，其军队得到了解救，其战线得以保持，现今在战线后面，“整个俄国”正在不辞劳苦地重整装备和恢复军力。
大战中的插曲很少有比俄国1916年的复苏、重整武装和恢复军力的巨大努力给人留下更深刻的印象。这是沙皇和俄国人民在双双坠入毁灭与恐怖的深渊之前为胜利所作的最后一次光辉的努力。1916年夏以前的18个月中几乎被解除武装的俄国，1915年连续遭受了一系列惨重失败的俄国，经过自己的努力和协约国提供的资源，实际上在战场上建立了60个组织有序和有武器装备的军，取代开战之初原有的35个军，并分别部署就位。横跨西伯利亚的铁路复线修建了6000公里，向东最远到达贝加尔湖。一条在隆冬严寒中以无数生命为代价修筑的长1400公里的新铁路，将彼得格勒与马尔曼海岸终年不冻水域连接起来。经由这两条渠道，英、法、日兴办的工厂生产的、或英国用信贷从美国购得的军火，与日俱增地源源不断地涌入俄国；国内生产的各种类型战备物资，同时也增加了许多倍。
然而不容否认的事实是，俄国的新军，尽管人数众多，武器装备也比前精良，但有一个致命的、协约国援助无法弥补的缺陷，即军中缺乏受过教育的士兵，缺乏起码能读会写的士兵，缺乏训练有素的军官和军士，因而可悲地削弱了人多势众的战斗力。人数、体力、大炮和炮弹、高级指挥官的技能、爱国部队的勇敢构成综合战斗力。不是因为缺乏高级军事科学，而是因为缺乏中小学校教育；因为几十万士兵在执行所有次要和下属任务中缺乏独立思考和以合理效率做事的能力，他们的力量就要损失三分之二，而这种能力正是每一个庞大组织——大多数现代战争组织——有效工作的基础。这个巨人的强大肢体得到了武装，他头脑中的概念非常清晰，他的心地是忠实的，但是能将决心与计划转变为行动的神经发育不全或者根本没有。这一缺陷当时无法弥补，导致了致命的结局，但它丝毫无损于俄国的成就或功绩；俄国的丰功伟绩作为彼得大帝缔造的帝国的至高无上的纪念碑将永垂不朽。
夏初，自波罗的海至罗马尼亚边境绵延1200公里的俄国战线，由三大集团军群防守，总数达到134个师：北线集团军群由老将库罗帕特金指挥；中线集团军群(平斯克与普里佩特之间)归埃维尔特统领；南线集团军群(在普里佩特以南)属勃鲁西洛夫管辖。针对这一阵势，中欧帝国将兴登堡和鲁登道夫所部德军部署在北线，巴伐利亚王子利奥波德和冯·林辛根所辖军队部署在中线和中南线与俄军对峙，弗雷德里克大公率奥地利三个军部署在南线。由于凡尔登的消耗和特伦蒂诺的诱惑，德军已经从东线抽调或转移了后备军和增援部队以及实际上所有重炮。在普里佩特以南的整个战线，包括全部加利西亚和布科维纳，没有一个德国师留下来支援奥地利大公的军队与勃鲁西洛夫的部队作战。
最初计划预定，7月1日为协约国军在西线和东线同时发动总攻的日期。但是意大利从特伦蒂诺发出的呼声和法军在凡尔登所受的明显压力，导致向沙皇请求在可能的条件下提前出兵。于是在6月4日，进行30小时的炮轰之后，勃鲁西洛夫出动100多万大军，总攻普里佩特与罗马尼亚国境之间350公里防线。其结果令胜利者和失败者、朋友和敌人同样震惊。提前进攻日期本身就令俄军感到相当惊讶，而这种惊讶在一个月以后是不会引起的。奥地利军队对这次猛攻的势头、强度和巨大范围肯定是全无准备的。东方漫长松散的战线无论如何也不会出现西线的那些条件；西线的大炮高度集中，有复杂的防御工事系统，连成一体的机关枪火力区，有密集的公路和铁路网给前线提供给养并能将成千上万后备兵力在数小时之内投入任何受威胁点，这些在东方完全没有。此外，奥地利军中有大量捷克军队，他们受胁迫为自己不拥戴的事业和一个他们希望它崩溃的帝国打仗。
决没有人比法金汉更感到惊讶的了。他写道：⑥
“在立陶宛和库尔兰的三月攻势失败之后，俄国战线保持绝对静止。……没有理由不相信，该战线经得住当时与它对峙的军队发动的任何进攻。……康拉德·冯·赫岑多夫将军……宣称，俄军在加利西亚所发动的进攻，在我们获悉其来犯时起的4—6周内不可能有任何成功的希望；俄军的集结至少需要这么长的时间，这是到达此地必要的准备时间。……然而，此类调动的迹象还没有被发现，更不用说宣布此类调动了，我们的盟友康拉德的求援的紧急呼吁已于6月5日到达德军总司令部。
“俄军在勃鲁西洛夫将军的指挥下，已于前一天几乎全线出击，从卢茨克以南科尔基附近的斯特尔河河湾直至罗马尼亚边界。在较短时间的炮火射击后，俄军便冲出壕堑向前冲击。在少数几处他们不怕麻烦地集结后备队组成进攻集团。这不单纯是真正意义上的进攻，而且应该说是一次大规模的侦察行动。……
“当然，勃鲁西洛夫有充分的理由低估他的敌人抵抗力量，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有可能进行像这位将军那样的‘侦察’。在这一点上他的估计没有错。他在沃伦和布科维纳发动的进攻均大获成功。卢茨克以东奥匈战线全被突破，在不到两天的时间内在防线上打开了足足30英里宽的大豁口。守卫此处防线的奥匈联军第4集团军之一部溃不成军。
“驻守布科维纳的奥匈联军第7集团军的遭遇同样糟糕，它全线溃退，当时无法断定它是否能够和在什么时候才能够再次停下来。……
“因此，我们面临的局势已经发生根本的变化。这种全面的失败当然是参谋长(他本人)没有估计到的。他一直认为这是不可能的。”
俄军沿全线越过了奥地利军的防线，或者在防线上突破了一个大裂口。在北面，卡列季涅部队在3天内把70公里战线挺进了不下50公里，占领卢茨克。南面的列奇茨基部队成功地向德涅斯特河一线和普鲁特河一线挺进60公里之后，包围切尔诺维奇。林辛根所辖德军防线凡遭进攻之处均固守未破，或因邻部奥军撤退而作有序后撤。但是，在进攻开始的一周内，奥地利军被俘10万人，而当月月底之前，奥军被打死、打伤、逃散和被俘的人数近75万。切尔诺维奇和整个布科维纳实际上已被收复，俄军再次雄踞喀尔巴阡山山麓。胜利的规模之大与败方在人员、物资和领土方面的损失之巨，均创东方战事之最。
奥地利军向特伦蒂诺的进攻立即陷于瘫痪；召回8个师驰援支离破碎的东线。尽管凡尔登之战正处于高潮，且法金汉全力以赴至少欲求那里有一个精神上的决断，但当他连续几周见到索姆河那边暴雨欲来乌云密集时，仍觉必须从法国撤出8个德国师去修补东线因无远见而忽视了的那些堤坝，或者无论如何也要堵住那些从四面八方汹涌而至的洪水。兴登堡—鲁登道夫的几个集团军成功地经受了俄军向其防线发动的次要进攻，此后也奉命大举增援南方；德军努力作战封闭了裂口，并重建南部防线。到6月底，寄以极大希望的1916年奥德联合军事行动的失败已经显而易见。特伦蒂诺的攻势陷于瘫痪；用鲁登道夫的话说，凡尔登是“一个人所共知的消蚀性的溃疡！”⑦本已向日耳曼进取心展示最为硕果累累前景的东线，如今那里也遭受了最大的灾难。但这还不是结局。当年的主要战事即将在西线打响，罗马尼亚目睹乘胜前进的俄军直逼其国门而忐忑不安，在迫在眉睫的战争威胁下感到前途大为不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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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科尔达：《世界大战》(La Guerre Mondiale)，第187页。
②《伦教杂志》(London Magazine)，发表于1916年11月。
③见本章后面地图。
*《圣经》：腓尼基宗教中信徒焚烧儿童祭其供奉之神。——译者
④《总司令部》(G.O.G.)，让·德·皮埃尔弗著。该军官于战争期间奉命起草法军司令部官方公报；他享有最佳机会去准确了解所发生的一切，是一位笔锋异常犀利、特色鲜明的作家。
⑤《伦教杂志》，写于8月，1916年11月发表。
⑥《1914—1916年的总司令部及其重大决定》(General Headquarters 1914-1916 and its Critical Decisions)，法金汉将军，第224—227页。
⑦《大战回忆录》(War Memories)，第1卷第2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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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章、日德兰：开端
第41章、日德兰：开端
01.
战
斗有两种：一种是双方希望实力与技能进行全面较量；另一种是一方不想将战斗进行到底，而只想噢在没有造成于己不利或丧失军威之前退出战斗，因为力量相差甚大；两者之间性质完全不同。在短暂的遭遇战中——不管其规模大小——指挥官面临的问题和战斗本身的条件，均与对实力作重大考验的战斗有很大区别。在力量明显悬殊的两军遭遇战中，弱方的目的是走而避之，强方的目的是捉住而消灭之。对双方倾其全力死死咬住不放，直至决出胜败的那种战斗来说，指挥者所采用的许多战术方法与策略，并不适合于另一种战斗，即强者欲咬住弱者不放、而弱者则欲走而避之的那种战斗。
此种说法与日德兰之战开始时的情况相一致。战斗接近的方式、舰队的部署、火力的形成、对付与避开鱼雷艇攻击的方法，自然要根据对敌人意图的看法进行修正。如果对方试图战斗到底，己方就没有必要仓促行事；有充分理由在最初阶段减少损失，让每艘军舰和每座大炮在最危急时刻发挥最充分作用；另一方面，如果敌人一旦发现自己面对绝对优势对手而决心逃逸，如果在我方决心迫其作战的情况下，就有必要派遣较强舰队冒较大风险。不但轻型舰只与快速重型舰只向前攻击，而且战列舰队本身也应加速前进，让最慢的中队与最慢的舰只殿后尾随。如此，追逐的各中队不能同时作战，但能陆续投入战斗。
此外，现代发明为舰队的撤退提供了新的有利条件。撤退的舰队可以引诱敌舰穿过只有己方知晓的航道的雷区，或者进入精心设置的潜艇埋伏水域。它可以向后投抛水雷。它可以向追逐舰队的航道发射鱼雷，而自身处于鱼雷射程之外。由于这些和别的技术原因，毫无疑问，强迫敌方就范作战会给较强一方的舰队带来风险，这种风险远高于双方愿意接受或追求的实力较量所引起的风险。在对日德兰半岛海军遭遇战的研究中，必须统一思想的第一个问题是：英国舰队希望迫使德舰交战从而击毁它们，那末英国舰队的战术中所承受的超高强度战斗风险到什么程度是值得的。不提海上总的战略形势，这个问题是难以解答的。
假如德国舰队于1916年5月31日在日德兰海外的战斗被决定性地击败，那末协约国就能大大减轻压力，并获得有利条件。对德意志民族产生的心理影响，虽然难以估计，但可想而知是深刻的。如果德国战列舰队被消灭，这对不列颠是一个重要的宽慰，因而海军部供应大舰队所需要的人员和物资可以调去支援陆军。于是进入波罗的海立即可能实现。1916年冬和1917年春英国海军中队在波罗的海的存在能否阻止俄国革命，是一个值得推测的问题。但它毕竟不可忽视。德国在海上的大失败对其正在积极准备的1917年潜艇攻击战将造成多方面的影响。一方面，德国大多数战列舰的消失可能导致技术人员和资源更多地集中于潜艇战的发展；另一方面，英国大小舰队的解放和控制海洋意识的增进，可能引导海军部对德国各河口采取更主动的出击行动和更早地挫败德国的潜艇战。然而，这些重要的有利条件，必须与如果英国海军遭到决定性失败作比较，与失败对英国及其他协约国可能立刻产生的后果作比较。如英国失败，不列颠岛屿的贸易和粮食供应将处于瘫痪。我们在大陆的陆军与基地的联系将被德国优势海军切断，协约国的所有交通运输将处在危险之中并受阻。美国就可能不介入战争。饥饿和入侵将降临到英国人民头上。最后的彻底毁灭将压倒协约国的事业。
英德两国海军殊死战斗的后果会有巨大差异，切不可排除在我们的思考范围之外。在英德海军之间根据英国条件进行一场决出胜败的激战，我方由于占优势总是能合乎情理地获得胜利，到1916年春天我方优势之大可保胜利万无一失。这在较早的时候，对撤退之敌的零星追击战无论如何就感觉不到有这样的保证。我们知道，德国人一直梦想，成功地把我舰队的一部分诱入其布置的水雷或潜艇的陷阱，将我威力最强大的8艘或9艘军舰炸毁，其余舰只在英军战舰主力赶到之前，可能被德国舰队炮火击败。但是，当海上形势完全有利于我方时，指挥官当然没有借口让英国舰队去冒此种性质的风险，英国海军部也没有有任何口实极力向海军将领施压，要他们违背自己的较正确的判断去获得惊人的战绩，或者在双方猎取对方的目标相当悬殊的情况下冒过分的风险去战斗。如果我们能够没有障碍或阻力地在世界任何部分的海上进行一切业务、调动军队、给全国国民提供给养、繁荣商业，这就意味着拥有了制海权。如果这些是检验标准，那末这种至高无上的权威已经在我手中。我们占了上风，我们拥有优势，我方把握时间——当时看来是这样，最后证明是这样。除非在这样的条件下，胜利在心理上有十足的把握，而严重失败看来绝不可能，否则我们不会被迫进行海战。一位英国海军统帅，只要他以这些严肃而可靠的理由作为他思考问题的根本和他的所有决策产生的基础，那末他就不会受到非难。
在有关日德兰海战问题的激烈争论中，海军中思想最敏锐的将领们分析了各种迹象。对每个细节都进行了权衡。在军事行动每段时间对每艘大小舰只的速度、航线、位置都作了详细考察。每个将领在每一时段所掌握的情报都给予审核、衡量和讨论。海军思想与政策的主流派对约翰·杰利科爵士观点作了严厉的批评。他们否认有任何个人的原因或动机；他们断言，不论何时，如果英国海军再次作战，其传统与未来均需要有一种不同的理论、不同的方法，最重要的是使海上的舰长们具有生气勃勃的另一种精神。他们宣称，这样的断言对公众来说，比个人感情、得体地保持外表、维持表面的和谐更为重要；也比在主战场上肩负难以估量的巨大责任的总司令有权要求得到的尊重更为重要。
约翰·杰利科爵士在资历和管理能力方面比任何英国海军将领，毫无疑问都要胜出一筹。他对自己的专业各领域和细节都了若指掌；无论身在军舰上或任职的海军部，其智慧、精力和效率都赢得上司和下属的信任。同时，他是一位出色的海军军官，有能力在最艰难的气候与航海条件下指挥由他负责的庞大舰队。他在不止一次的战役中以出众的勇敢和才能参战。在战前他就以高超的指挥才能闻名。战事刚刚开始，他就负此重任，他的任职受到举国上下和海军的普遍欢迎。将近两年的紧张战争加深了部下官兵对他的信任和爱戴。在评论他的履行职责时，我们必须考虑的，首先是他的认识和观点，其次是战争的特定条件，第三是激励皇家海军的精神。
英国大舰队总司令的立场是独一无二的。他的责任与所有其他等级的人不同。发布在两三小时内即可能决定谁赢得战争的命令可能落到他的身上，而不是别人诸如国王、政治家、海陆军将领的身上。如果英国战列舰队毁灭，那是决定性的。杰利科是双方能在一个下午输掉战争的唯一人物。首先最重要的是，总司令头脑中拂之不去的决心，便是不能让战列舰队面临危险。去冒受鱼雷和水雷水攻打击的风险，英国战舰的优势可能由此毁灭，这使他忧心如焚。这种担忧远远重于对火力造成结果的考虑。这是海军部战前全神贯注的所在，从战争开始，大量船只因水下爆炸于倾刻之间灰飞烟灭的情景，不断加深了这种忧虑。在海军最高层当局中仅有雷金纳德·卡斯坦斯爵士坚持相反的观点，不遗余力地纠正他认为夸大了的“白头鸟”鱼雷的重要作用。我几次三番听见他争辩说，在大海战中鱼雷仅仅起很不重要的作用，重要的结果都是由火力与策略的联合作用来决定的。日德兰海战的结果似乎证明了这一反流行观点的正确性。英德两军主力舰队在海上日夜紧密接触达12小时，在数十艘威力最大品质最好的鱼雷小舰队中间，在100多艘受到威胁的军舰中仅有3艘大军舰被鱼雷严重击伤。夜间英军驱逐舰受命消极静候，可以部分地说明这一结果。这当然与英国多数海军主要权威人士的战前预期大相径庭。
大舰队的安全和占压倒优势的实力是杰利科的全部目标。其实力必须不断扩充，必须以最大规模和最高效率不断发展对战列舰队的各项辅助服务。北方各港口可容纳的每艘军舰都必须供他调遣。因怀着这一目标，总司令在其致海军部的公函中，以及经由其他一切可行渠道均反复强调他可使用军力的弱点和不足，又同时夸大敌人的实力。这是他在和平时期向政府争取资金多年养成的心理习惯，现在已在他的性格中根深蒂固。
按照他的观点，敌方的军舰数量比海军部情报处承认的多。他们的性能最好的军舰重新装备了威力大得多的大炮。这些军舰的航速比我们所知的更大。几乎可以肯定，他们还保留了一些令人吃惊的意想不到的武器。他于1914年12月4日致函费希尔勋爵说，“德军将拥有由88艘鱼雷艇驱逐舰组成的8支小舰队，所有这些小舰队肯定将在某个时刻准备就绪；每艘配备5颗鱼雷，总计440枚——除非我能先发制人，”然后他表白说，他的驱逐舰可能已减少到32艘甚至28艘，他又接着说，“你知道在舰队作战中避开或不追逐敌人会有困难和阻力；但如果受到这方面的威胁，我一定会采取行动，除非我方鱼雷艇、驱逐舰能阻止敌舰行动或使敌舰行动失效。”此时他坚信，海军部情报处正确认定的德国鱼雷最大射程为1万码的距离太小；1.5万码才是他可以信赖的安全边际。甚至在他的指挥行将结束，大部美国海军与我协同作战，协约国舰队力量至少4倍于敌的时候，他依然严重担心战列巡洋舰的相对力量。显然，事物有一定限度，超过了限度的这种观点就不再对赢得战争的胜利有任何积极作用。不过这并不影响主要论点。
杰利科的全部思考集中于他有朝一日必须进行的海战上。1914年10月14日他致函海军部，表述了他的坚定信念和他的一贯意向。这里有必要就此加以多方引述。
“……德国人已经表明，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潜艇、水雷和鱼雷；无论如何毫无疑问，在舰队作战中他们将尽力最充分利用这些武器，尤其是因为在这些特殊领域他们拥有实际上优于我们的力量。因此，必须针对这些形式的攻击考虑我们自己的战术方法。……
“德军的潜舰，如果按预期与战列舰队协同作战，能使用下列方法之一：
(a)与巡洋舰或可能与驱逐舰同时作战；
(b)与战列舰队同时作战。
“在第一种情况下，潜舰可能以巡洋舰为先导，在前进中部署在有利于攻击我战列舰队的阵地；在第二种情况下，潜艇可能滞留在敌战列舰队后边或侧面位置，敌战列舰队向需要的方向移动，诱我舰队与潜舰接触。
“在(a)情况下的第一种行动可以被我巡洋舰击败，只要我们有足够的巡洋舰，就能以干扰潜艇战术的速度，迫使敌巡洋舰作战。……
“在(b)情况下的第二种行动，可由我战列舰队用明智而谨慎的措施对付它；可以拒绝遵循敌人的战术，避开他诱导的方向。例如，如果敌战列舰离开前进的舰队，我们应假定其意图在引我遇到水雷和潜舰，故应拒不受此诱惑。
“本人尤其希望引起诸位大臣们对这点的注意。因为此举可能被视为拒绝作战，预期尽快迫使敌舰交战的希望实际上很可能落空。
“此种结果势必为英国全体海军官兵所绝对不容；但必须设计新的战术对付新的未经试验的战争手段。
“本人以为，这些战术如果不被理解，我可能会被厌恶；但只要得到诸位大臣们的信赖，我就要根据自己深思熟虑的观点，置知识浅薄的意见与批评于不顾，采取击败并消灭敌人战列舰队的策略。
“形势是艰难的。如果走错一步，我战列舰队之半数，尚未来得及开火，完全有可能，即因水下攻击丧失战斗力；因此我以为，必须念念不忘遭受水下攻击的巨大可能性，从战术上作准备以防止其得逞。“对潜舰的防范手段包括，在敌人部署尚未完成或炮火轰击尚未开始之前，将我战列舰队高速向侧翼运动。
“此举将使我离开敌人欲战的阵地；当然，可能造成的后果是敌人拒绝追击我。……
“此函目的在于向诸位大臣们详陈本人的观点，使诸位注意改变先入为主的海战战术，因为这些先入之见是舰队海战出现潜艇和布雷艇之前迫使我们形成的。……”
费希尔勋爵、阿瑟·威尔逊爵士和海军参谋长斯特迪海军上将都十分重视这封信；此信当然仅仅是源源不断来自总司令的报告、公文和私函之一。他们毫不怀疑应该给予什么样的答复。他们告知我说，约翰·杰利科爵士的陈述应该得到海军部委员会的普遍赞同。我完全同意他们的意见。意见相左的答复显然是不可能的。在当时出现的战略形势下，如果告诉英国舰队总司令，即使他怀疑德军舰队的退却意在引诱他落入水雷和潜艇的陷阱，在此情况下，他也要穷追不舍；倘若他无视任何风险，采取违背自己良知判断的穷追策略，却又未能迫使敌舰交战，那末遭受损失，他将难辞其咎。发这种指示是在发疯。选择策略的最充分的自由，最有力地保证个人信心，是独当一面的任何一位军官不可剥夺的权力。此外，1914年10月，我们的优势差距正处于低谷。众多战舰中仅有六七艘“无畏”级战舰肯定可以指望获胜。我们在战斗中还从未遭遇过敌人的大型舰只。无人能肯定地说出，敌人的火炮或鱼雷实际达到了多么高的精良程度，或者其发射装置与战术是否具有完全出人意料的特色。因此，在海战的第一阶段，除了在最有利的条件下是没有任何理由主动求战的。
我要对当日批准由第一海军大臣阿瑟·威尔逊爵士和参谋长当时建议我所作的答复负全部责任。如果我没有对此表示同意，我就不会允许答复通过而不受任何反对。不过我当时根本不同意总司令对英德海军舰队的相对力量和质量的看法。我一直相信英军战舰可与德军舰一对一地作战，在这种条件下我们绝不拒绝作战。我一向认为每次均等力量的增加，在我方就是预防性的有利条件，如此也不一定取得胜利，但是它在海战中对英国的利害关系远远大于对德国的利害关系，因此证明是有理由的。三个月后1915年1月24日英国海军上将贝蒂率5艘战列巡洋舰与德国海军上将希珀率领的4艘舰只的遭遇战证明这些观点是正确的。此次战斗的第二天，即1月26日，我致函约翰·杰利科爵士，其内容如下：
“星期天的军事行动证明了我关于英、德相对实力的全部看法。很清楚，在我方5舰对敌方4舰的情况下，对方不假思索地一逃了之，在这种差距上的战斗只能有一个结果。13.5英寸大炮的巨大威力对战事的进程和敌人的心里显然是决定性的。我对你关于与力量对等之敌交战的思想不感到丝毫担忧。我仍然认为，如果你的优势不是非常接近6对4(当然超过5对4)，甚至在更坏的比例条件下作战，那将是我方的失策。
1915年1月24日下午3时45分，我写信给首相说：
“此次战事为我们提供了判断一般战斗结果的可靠方法。大致说来，在最坏的情况下，我们或许应以6对4作战，而今天是以5对4。”
在现在要论及的重大战斗中，英军的优势不是5对4，也不是6对4，而是至少2对l。约翰·杰利爵士指出，他10月14日写的信，足以证明他在紧张战争中的指挥与他长期冷静思考的目的和他已向海军部委员会陈述的总的战术方针是一致的，他的这番话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我并不代表1914年的海军部委员会，为总司令于18个月以后在上述完全不同的一次战斗和在他信中所述完全不同的战术环境中所作的实际指挥承担任何责任，因为那时的相对力量已不同于1914年10月时的力量；认为在某特定形势下不应进行决战和决战不能以巨大风险为代价，如今这一观念不应该造成只是防御性的心理习惯或只是防御的战术方案。
在这些初步观察之后，对事态的发展可以用最简明的方式进行表述，间或停下来审核一下关键时刻出现的问题。
02.
本文的前面我记述了，保证让海军部读懂敌人在付诸实施之前的计划和命令的对我们无比有利的那些事件。没有密码破译部门就不会有日德兰之战。若没有那个部门，整个海战过程就会不同。英国舰队长期在海上巡游必然会很快消耗自身的人员和机械装备；除非它几乎连续留在海上，否则德军就会每月两三次炮轰我东海岸各城市。对海图最简单的测量结果表明，德国的战列巡洋舰和其他快速军舰能够抵达我海岸，对我造成破坏，且每次都能安全地，或至少不遭到优势火力攻击情况下返回本国基地。当然，此种事态不一定改变战争的最终进程。但是举国上下将被迫认识到，东海岸各城市所受的破坏就是对自己的考验和磨难，就如法国许多省份遭受破坏就是法国全国遭受的破坏一样。国民的忿恨在一二届政府或海军部委员会的卸任而消失之后，坚定的人民所面对的事实，必然会带给他们进行抵抗的新的精力。
不过幸运的是，他们免受了这场特殊的磨难。1914年10月德国轻型巡洋舰“马格德堡号”在波罗的海被击沉时，德国海军密码本落入俄国人手中，并被秘密送往伦敦。这些密码本和与之相关的海图又呈送白厅的一个研究室，研究室忘我无私的勤奋和想象的天才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发挥。借助于这些密码本并据其推理，海军部获得了译读部分德军无线电报的能力。尽管非常保密，诸多事件的巧合还是引起了德国人思想上的怀疑。他们知道英国海军中队不可能一直在海上巡游；然而往往当德舰发起袭击时，便发现有英国海军重兵部署在拦截点或其附近。因此，他们对密码加倍采取预防措施。同时，他们本身也在一定程度上破译了英军密码，他们在新明斯特设置了电台，将截获的英舰电报发报给他们的舰队。尽管如此，在战争中期海军部还是能源源不断地向英国舰队提供有价值的情报。
1916年5月最后一周，海军参谋部发现德军舰队即将有军事行动的特殊征兆。情报局根据其他消息来源报告了德国任命海军上将舍尔为舰队总司令。这位将军当时以鼓吹海上进攻战政策闻名。他提倡无限制潜艇战。他任此职是由无畏者提尔皮茨提名的。从1914年8月底率舰队攻入黑尔戈兰湾以来，德国海军直接听命于国王，它所采取的谨慎甚至胆小的战术现在将被摒弃。舍尔上将策划对英国海岸的攻击行动，旨在引诱英国舰队出海进入预设的潜艇埋伏，然后如果吉星高照，便攻击已被潜艇削弱的英军舰队，最好是攻其与主力分开的一部分，打一场争夺制海权的决战。海军部根据整个情报机构掌握的情况推断，一场重大军事行动已迫在眉睫。
5月30日5时，海军部通知舰队，有德国舰队出海的迹象。已先期奉命升火的舰队前往朗福蒂斯浅滩以东集结(约苏格兰海岸以东60海里)以备不测。
两支大舰队于1916年5月30日夜间出海，形成世界史上海军力量的最高展示。尽管德国舰队力量巨大，但无论在数量、航速或大炮火力都不能与英国舰队相比。英军部署28艘“无畏”级战列舰和9艘战列巡洋舰与德国海军上将舍尔所率16艘“无畏”级战舰和5艘战列巡洋舰对阵。此外，德军有6艘“德意志”级的前“无畏”级战舰，其低速与粗劣武器装备是德军司令焦虑不安的根源。英国舰队的航速占绝对优势，最慢的战列舰航速达20节，而由4艘“伊丽莎白女王”级军舰组成的第5战列中队是海上威力最大、航速最高的战列舰，航速可达24—25节。速度最高的德国战列舰只能行驶21节，而6艘“德意志”级旧战列舰使战列舰队的平均最高航速降至16节。
英军的炮火优势更大。约翰·杰利科爵士的战列舰和战列巡洋舰装备重炮达272门，而德舰是200门。这个数量上的优势因大炮口径的巨大优势而扩大：英军大炮口有48门15英寸、10门14英寸、142门13.5英寸和144门12英寸；德军只有144门12英寸和100门11英寸大炮。舷炮齐发，英军威力为396700磅，德军仅为189958磅。
两支舰队的鱼雷实力，包括各级别的鱼雷艇，在数量上几乎相等。英国鱼雷艇拥有382支21英寸和75支18英寸鱼雷发射管；德军有362支19.7英寸和107支17.7英寸发射管。双方小型短程级别鱼雷在白天作战中几乎不适合使用；英军21英寸鱼雷在射程和速度方面略优于德军的197英寸鱼雷。因此，甚至鱼雷武器上的明显优势也在英军一方。
英军主力舰的巨大优势是由巡洋舰和驱逐舰充分保卫的。英国在海上31艘巡洋舰，其中8艘是前“无畏”级战舰时代的威力最强的装甲巡洋舰，德军拥有11艘。在长期待战的日子里，约翰·杰利科尽管没有配备哈里奇打击力量的巡洋舰和驱逐舰，但他掌握85艘驱逐舰对德军的72艘。如大型舰只一样，巡洋舰和驱逐舰的数量优势，还由于大量增加了各种级别的大炮威力以及巡洋舰的速度和驱逐舰之吨位的巨大优势而得到加强。英军舰队觉察不出在任何一点上，在任何重要武器或其他要素方面具有劣势。
由于海军部三令五申的结果，约翰·杰利科爵士于5月31日上午从斯卡帕湾和克罗默蒂调动了24艘“无畏”级战列舰、3艘战列巡洋舰、3支巡洋舰中队和3支巡洋舰小舰队集中在朗福蒂斯海滩。他派遣海军上将贝蒂率6艘战列巡洋舰、2支轻巡洋舰中队、2支小舰队，还外加4艘“伊丽莎白女王”级战舰，从在他前面约65海里的福斯湾出发。两支舰队按这样的编队向黑尔戈兰湾行驶；至下午2时如果未发现敌情，贝蒂往回驶至战列舰见得到的水域，战列舰队则转向朝东进一步向霍恩礁前进，然后返航。主力舰队与其强大的侦察力量之间距离为65海里，一直被批评为太大。间隔这一距离，舰队两部分之间相互看不到，而且在大规模战斗的最重要开始阶段妨碍二者之间的协调配合。如果贝蒂抵达指定集合地时发现那里的敌人或者在附近，杰利科就不可能进行战术联系，且因距离太远而无法作战。不过这种部署以前运用过几次，贝蒂凭其快速强有力舰只有力量独立作战。两位将军经常出海进行这种搜索，尽管遵守一切预防措施，但根据得到的起码情报，两人没有认真想到过与敌人遭遇。
是日天气晴朗，风平浪静。随着时近中午，他们满怀的那些希望慢慢离去。最后的一线希望终于被海军部下午12时35分发出的讯号消灭，信号说：11时10分定向无线电指明敌人旗舰在亚德。两位将军中途停航，检查几艘可疑的拖网渔船，他们距预定位置还有几海里，并超出他们计算战列巡洋舰应转向北行驶靠近战列舰队的时间①。贝蒂将军已发出几乎完全向后转的信号，下午2时15分，他的所有重型舰只已遵命行事。他所乘巡洋舰的屏护舰队正转向新方向时，轻巡洋舰“加拉蒂亚号”见到约8海里外一艘汽船显然遭到两艘不明身份船只的阻拦和骚扰。2时20分，“加拉蒂亚号”发出信号：“发现敌人。可能是两艘敌人巡洋舰向东南不明航线行驶。”下文所附图解展示当时情况的全过程。身份不明的舰只是德军第2侦察组的两艘先导鱼雷艇。英军所有轻巡洋舰开始自动驶向“加拉蒂亚号”，8分钟以后“加拉蒂亚号”开炮。德国轻巡洋舰和驱逐舰一艘接一艘出现，从模糊不清的海平线薄出轮廓，船后升腾的漫长烟云宣告大批敌艘舰来临。
图17、海战图
1st S.G.(Hipper)，第1侦察组(希珀)；2：30pm.，下午2时30分；2nd S.G.，第2侦察组；5°East from Greenwich，格林尼治以东5°；57 Sea Miles，57海里；65 Miles 338°，65海里338°；C in，C总司令；Galatea，加拉蒂亚号；German Battle Fleet，德国战列舰队；Hom Reef，霍恩礁；Jutland日德兰；Lion雄狮号；Norway挪威；Scheer舍尔；Skagerrak斯卡格拉克海峡；The Naze内兹娜。
“加拉蒂亚号”2时20分发出的信号和接着2时28分的炮声足以引起贝蒂将军的警觉。敌人的某种阴谋正在进行，德军战舰正在海上。2时32分，已用信号向护航舰告知其意图的“雄狮号”再次调头，加速至22节出发追击，驶向霍恩礁海峡，旨在拦截任何可能驶出港口的敌舰。所有战列巡洋舰尾随“雄狮号”执行海军中将的命令。但是在后面4.5海里的第5战列中队继续执行以前的命令，沿左侧向北成之字形正好朝相反的方向行驶了8分钟，似乎忘却了形势的重大变化。在这8分钟里，第5战列中队以40海里以上时速与战列巡洋舰越来越远。当最后它们在2时40分转向时，它们已经落后先头舰只10海里；在开战之前它们尽了最大努力，也无法完全挽回这一距离和时间上的损失。
有关日德兰海战诸多争论之一是以第5战列中队延误调头一事为中心。一方面，有人争论说，指挥该中队的海军少将埃文·托马斯直到2时40分才看信号旗②。另一方面，有人宣称：他在2时20分就已得知敌舰出现；他的旗舰“巴勒姆号”在2时30分就已收到无线电获悉“雄狮号”行驶的航向；③他得到的总的主要命令是保持离“雄狮号”5海里的支持位置；无论辨读信号旗的难度有多大，战列巡洋舰的行动是显而易见的；在“巴勒姆号”驾驶台上的人不可能望不见9000码外的6艘巨型英舰突然调头朝东驶向敌舰；根本不需要旗语信号或发无线电命令要求海军少将埃文·托马斯的战列中队与整个舰队和司令的运动保持一致，托马斯的全部目的和职责就是支援舰队。这就是针锋相对的两种观点，就此作出决断并非难事。各方之间的共同点是：埃文·托马斯将军一旦看清形势，应竭尽全力弥补损失的距离，他利用向同一方向汇聚和调整航向偏差，他实际上已缩短原先距离4海里。然而，由于他调头耽延8分钟，无法挽回地使他和他指挥的重型大炮在最关键的、生死攸关的最初半小时里不能投入战斗，甚至此后使他处于最远射程位置。
不过讨论又提出了这样的问题：贝蒂将军立即转向追击敌人是正确的吗？难道他不应该首先集合第5战列中队，再使他的10艘巨舰一起调头？对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也很清楚。无论何时只要可能，集中优势兵力投入战斗是指挥官的职责。但是贝蒂所率6艘战列巡洋舰本身在数量、航速和大炮威力上都超过整个德军战列巡洋舰，即使当时还不肯定，德军6艘战列巡洋舰是不是全在海上。因此，对这位英国海军上将来说，问题不是应否集中优势兵力，而是在集中优势兵力以后，是否应该驶离敌人6分钟的距离，以期集中占压倒优势的力量。驶离敌人6分钟可能意味追击中6000码的损失。上一次贝蒂见到德国军舰是16个月前在多格滩，当时希珀的战列巡洋舰消失在受创的“雄狮号”视野之外。每分钟都很重要这一认识在贝蒂思想上占主导地位。每次纸上分析和对实战的回忆判断，认为他的兵力当时已足够强大，为什么还要等待增加实力呢？如果当他调头的时候第5战列中队也在调头，那末当战斗发生对我方处境不妙时，它就能接近支援。集中了足够的兵力之后，一位将军还要拖延，冒丧失全部机会的风险，去集结更大兵力的理论，甚至应用于战列舰队，这纯粹是教条，它将使快速侦察舰的行动失效。然而，如果战列巡洋舰和第5战列中队的最初巡航编队比较严密，那末形势无疑更为有利。但是事实是，当2时32分贝蒂确定，来到的敌人有足够力量，有理由将重型舰只调头返回，此时，他断定立刻以最快速度朝敌人方向驶去是他明显的责任。毫无疑问，将军当时心中无疑充满冲动和热烈献身精神；不过这些感情与最冷静的战争科学和海军史颂赞的观点交融在一起。
在德军侦察屏护舰队后面，不可能没有尾随实力更强的敌舰；但是直至此时仅出现了几艘轻型巡洋舰和驱逐舰。大约3时20分，“新西兰号”在右弦船首方向发现5艘敌舰；从3时31分起，“雄狮号”清晰辨认出鱼贯而至的全部5艘德军战列巡洋舰。在持续一小时的时间里，德军舰队司令冯·希拍的经历颇类似于英军贝蒂将军的遭遇。他的轻型巡洋舰已急速插进英军侦察舰群。希珀急忙向前支援。3时20分，他面前突然出现贝蒂所率6艘战列巡洋舰全速向他压来，随行的还有几支小舰队和数艘轻型巡洋舰，还有遮蔽西方天空竖立的黑烟威胁着他。就像1915年1月24日一样，他立刻采取行动，马上调头显然想逃向老巢。不过这一次有两个新的因素发挥了作用。贝蒂从他们在海上的相对位置认定，他有能力迫使敌人作战。希珀心里明白，他正在诱使贝蒂落入前进的公海舰队的虎口。历历在目的是，这些壮观的中队乘风破浪，它们行将被大炮痛击，双方指挥官各怀最大的希望。英军司令欣喜欲狂，因为他有把握压倒敌人；德军司令则暗怀他布置陷阱的秘密。所以在一段时间里两支舰队静静地向前行驶。
在日德兰海外主力舰遭遇之前的战列巡洋舰战斗是一场有节制的插曲。两位舰队司令，除战术之外，希望较量一番舰只的实力和品质。人类从未如此果断地运用过如此可怕的武器或如此严密的毁灭组织。双方使用着威力最大的火炮，威力最大的炸药，投入了已下水的最快最大的舰只和英德两军官兵中的精华，双方都使用了海军军事科学所达到的最高成就，在这场激烈的虽然是断断续续的决战中互相进行较量。每一方轮流面对敌人的数量优势；每一方后面有支援力量，只要有援军，它们就要致对方于死地。希珀指望公海舰队，而贝蒂一直以四艘“伊丽莎白女王”级战舰为后盾。双方轮番在优势兵力前后退，试图引诱对手陷入极端劣势。双方的官兵表现出丝毫不受司令官决定的影响，操纵着可怕的武器相互攻击，他们的战斗显示努力作战的紧张、全神贯注和巨大的消耗。这场战列巡洋舰的战斗与主力舰队之间的大战相比，当然逊色。不过，因为从没有出现这类重大的战争，所以贝蒂和希珀之间两小时的交锋，成为现代海战的奇迹。
这场海战的细节别处已讲得很多，讲得很好，在此只需简要重复一下即可。德国和法国的报导都极为精采，而英国的官方纪述堪称准确又激动人心的专业描述的典范。其显著特色任何人均能领会。
图18、战列巡洋舰下午3时50分作战状况
13th Flotilla to Champion，第13小舰队去尚皮永；9th Flotilla，第9小舰队；about 16300 Yards，约16300码；Birmingham，伯明翰号；Derfflinger，德夫林格号；Dublin，都柏林号；Fifth Battle squadron，第5战列中队；Indefatigable，不倦号；Lion，雄狮号；Lützow，吕措号；Moltke，莫尔特克号；New Zealand，新西兰号；North(True)，真北；Nottingham，诺丁汉号；Queen Mary，玛丽女王号；Regensburg，雷根斯堡号；Royal Princess，皇家公主号；Seydlitz，赛德利茨号；Southampton，南安普敦号；Tiger，猛虎号；von Dertann，冯·德尔坦号。
双方同时审慎地注意测算有效的攻击距离。3时45分稍过，“吕措号”首先开火，“雄狮号”立刻还击。每艘军舰分别与各自对手交火；由于英军以6艘战列巡洋舰对德军的5艘，所以“狮雄号”和“皇家公主号”得以集中攻击敌旗舰“吕措号”。双方在战斗中的概率导致选择攻击目标的差错，有时候两艘英舰同时向一艘德舰开火而置另一艘于不顾，德舰的情况也是这样。舰距约14000码，开炮后两分钟，“雄狮号”连中两弹；“皇家公主号”第三次大炮齐发，击中了“吕措号”。双方每次有4门大炮开火，双方每次发射重约半吨的4颗炮弹，成排地击中目标或落在水里。在持续约两小时战斗的前37分钟里，英军军舰三分之一被击毁。4时整，“不倦号”与“冯·德·坦号”激战12分钟后，被齐发的4枚炮弹中，爆炸沉没，几乎无人生还。26分钟以后，“玛丽女王号”被“德夫林格号”齐发的俯射炮弹击中正中部，顿时火焰笼罩，船体倾覆，30秒钟后一声巨响，向空中升起一道800英尺高的烟柱，沉舰带着它前进了200英尺。“猛虎号”和“新西兰号”以寻常火车的速度尾随“玛丽女王号”，相距仅500码，刚刚来得及急转向，避开了她的残骸。“猛虎号”穿过漆黑的烟云，司炮官无法开火，便趁着一片漆黑的有利条件将四座同转炮塔的指挥控制器重新校正到基准射击角度④。与此同时，“雄狮号”在战斗8分钟后被一颗炮弹击中舰体中部Q号回转炮塔；要不是有人临危不惧和谙熟的抢救行动，舰体将受致命创伤。
炮塔上的全体人员，除了指挥官(皇家海军炮兵)赫维少校及其中士之外，皆顷刻毙命；赫维少校一条腿被炸伤，另一腿炸断。主力舰上的每座回转炮塔都是独立整装的系统，它像碉堡一样安装在舰体上；它从可见的装甲炮室向下延伸50英尺，至舰底龙骨。它错综复杂的水压机，与弹仓和火药库相通的圆形弹药通道——全都能转向双管炮所指的任何方向。“吕措号”发射的炮弹炸毁了回转炮塔，使炮塔起火。剧烈的震荡将其中一支炮管弯向上方，20分钟以后在炮尾的弹药筒滑出，弹药筒着火并引燃了炮室中的其余弹药。“玛丽女王号”沉没之际由此处发出的火焰沿圆形弹药通道漫延到舰底的弹药仓，炮塔上的人非死也已气息奄奄。第一颗炮弹的爆炸使周围一切尽毁。配电室的人员和弹仓控制人员顷刻被无烟火药的火焰烧死。爆炸气浪穿过炮塔的各通道和基座，飞腾到裂开的塔顶上空200英尺。但是弹药仓的门是关闭的。赫维少校虽然遍体鳞伤，躺在血泊中感到窒闷和焦灼，但还是通过传话筒向下发布命令：“封闭弹药仓门，给弹药仓注满水！”就这样，“雄狮号”一路前进，对自身所处的险境浑然不觉，也不知道这种危险是英雄怎样用最后一口气成功地避免的。在皇家海军漫长、艰辛、光荣的历史上，就所表现的英雄气概与产生的后果而言，还没有一个名字与业绩堪能与此相比。
与此同时，海军中将在驾驶台上踱来踱去，水中飞起的弹片在其身旁乱舞，就像从前纳尔逊身处敌人猛烈的炮火中一样，他知道“不倦号”和“玛丽女王号”已被击毁，他自己舰内的弹药仓正受到炮火的威胁。人们很难把海战和陆战作一比较。但是每艘战列巡洋舰至少比得上一个完整的步兵师；因此，他所率6个师中已有2个师于眨眼之间被消灭了。英军以6艘对5艘不能打败敌人，现在敌人以5艘对我们4艘。远处5艘德国战列巡洋舰依然完整无缺，看来无懈可击。“尽管如此，”官方纪要说，“我们的中队毫不气馁地继续前进。”但是此时此刻，这些盲目的没有生命的钢铁堡垒的运动，完全受一个人的精神的控制。如果他稍有畏缩，如果他不以真正征服者的观念看待英国的战机，那末所有这些海上巨大机器和战争力量便会在毫无意义的混乱中颤抖。这是一个英国海军史学家们津津乐道的时刻；因此其事实真相值得记述。“不倦号”已消失于巨浪之下。“玛丽女王号”化为火柱飞上了天；“雄狮号”在烈火中燃烧。大量齐射炮弹击中尾随她的“皇家公主号”，或落在她周围，使她消失在溅起的水花和烟雾之中。信号手奔上驾驶台报告说，“长官，‘皇家公主号’被炸！”闻此，海军中将对身边的旗舰舰长说，“查特菲尔德，今天我们的军舰似乎做错了什么。转左舷225度！”这就是说，更接近敌人22.5度。
图19、敌战列舰队示意图，下午4时40分
111/2 Miles，11.5海里；2nd CS.，第2轻巡洋舰中队；about 20000 Yards约2万码；Beatty贝蒂；Fifth Battle Squadron；第5战列中队；High SeaFleet；公海舰队；Hipper，希珀；König，柯尼希号；North(True)，真北。
于是，战斗的危机被克服了。德军给我方的全部损失是开头半小时造成的。随着战事的进展，英军战列巡洋舰尽管减少到在数量上处于劣势，但开始占敌人的上风，他们的炮火越来越有效力，自己却再没有遭受严重损伤。在随后一个半小时里，德军火力精确度和发射率明显地每况愈下。双方轮番巧妙地靠近或远离敌人以期达到挫败对手的目的。从4时10分起，第5战列中队开始自1.7万码距离向德军舰队司令冯·希泊的最后两艘军舰射击。这个迟来却及时的介入产生了影响，英国官方记述者似乎只对它轻描淡写。德国的记述倒对它作了充分的评述：埃文·托马斯所率4艘威力强大的军舰十分精确地将15英寸炮弹越过英舰与德舰后方的遥远距离，如果他们再近5000码，那末希珀中队必然即使不全军覆没也得大败而归。托马斯的舰队未能更靠近5000码，完全是因为开始交战时，他们把握战机太慢。然而此时他们以雷霆万钧之力投入了战斗；假若当日没有其他德军舰只出海，那末英军这支舰队在进入有效射程后不用一个小时便能取得决定性胜利。双方战列巡洋舰以最快速度在不同射程不断地相互炮击。第5战列中队越来越靠近，火力越来越强，双方的驱逐舰攻击和反击凶猛，但是从4时30分起，都明显地减轻了战斗的强度。
率整个公海舰队前进的德国舰队司令舍尔，于下午2时28分几乎在轻巡洋舰之间初次交战刚一发生之后便得到了这一消息。3时25分，他又获悉英国战列巡洋舰的出现；3时45分，从“侦察参谋长”处得到的消息表明，舰队司令冯·希泊在东南方向航线上与6艘敌战列巡洋舰交战。舍尔清楚地知道，希珀正在向他退来，舍尔希望把英国战列巡洋舰吸引到德军主力舰队炮火下来。他于是继续前行，如有可能使追逐的英舰处于背腹受敌之境，但数分钟之后当得知“伊丽莎白女王号”也出现在战场时，他感到有责任直接驰援现已在数量上居劣势的他的战列巡洋舰。4时刚过，他便率舰成纵列以17节时速向北驶去，让老旧战列舰全速随行。此时，两支敌对的舰队以43海里的时速互相逼近。
在贝蒂前面保护他免遭突然袭击的第2轻巡洋舰中队首先发现敌方舰队。4时33分，悬挂古迪纳夫准将大三角旗的“南安普顿号”发现长列的德军战列舰的先导出现在海平面上，它打信号用暗语示意“战列舰出现”。关于敌轻巡洋舰的报告几乎在传到“雄狮号”的同时，贝蒂本人也望见了公海舰队。他当机立断，不失时机地率所剩4艘军舰来了个180°大转弯，径直回航驶向杰利科。已和舍尔取得联系的希珀，马上转向穷追不舍。因此，两位舰队司令的形势刚好颠倒过来：贝蒂力图将希泊和德军战列舰队引向杰利科；希珀则追赶后退之敌，不知自己正越来越接近英国大舰队。海战的这个阶段被称为“奔北”，此时双方战列巡洋舰的炮火持续不断；不过此时日光对英军大大有利，因此德军战列巡洋舰经受了英军火力的重创。
在发现德军主力舰队时，贝蒂极迅速调头，以致他的舰只很快遇到全速前来并继续向南行驶的第5战列中队。当两支中队相互逆向而过时，“雄狮号”发信号给“巴勒姆号”要求跟着调头。“雄狮号”的回航信号是4时48分升上的。4时53分，当信号旗还在空中飘扬时，她与“巴勒姆号”已相距2海里；海军少将埃文·托马斯在三四分钟以后对信号作出回应。或许是因为投入战斗行动过慢，海军少将宁愿慢一点退出战斗。这一间隙时间很短，但是全部军舰行驶的速度足以使第5战列中队与德军战列舰队的先锋进行交战。德舰队先锋由第3中队组成，包括“柯尼希斯号”和“恺撒斯号”，均系德国海军中最精良和最新舰只。现在4艘“伊丽莎白女王”级军舰，在每艘军舰陆续转向的地点遭到特别集中的火力攻击。两艘领航军舰“巴勒姆号”和“勇敢号”与敌战列巡洋舰交战；殿后军舰“沃斯派特号”和“马来亚号”与德国舰队中实力最强的整个中队作战。这场明显力量悬殊的战斗持续了半个多小时。除“勇敢号”以外，其余军舰均被最重炮弹反复击中，仅“沃斯派特号”就身中13弹，“马来亚号”中7弹。然而这些舰只皆坚固异常，既没有一座炮塔失去战斗力，其航速也未受任何影响。
双方主力舰队正在迅速靠近，所有舰只在一个紧要时刻都汇集和到达这个战场。所有舰只在同时调动；经过一段几乎难以觉察的间歇之后，双方战列巡洋舰的决战便与一场舰队大会战的序幕融成了一体。
图20、返回北方，下午5点
1st D，第1分队；2nd D，第2分队；3rd D，第3分队；45.5 Miles from Lion，距雄狮号45.5海里；4th D，第4分队；5th B.S.，第5战列中队；5th Divion，第5分队；6th D，第6分队；about 17500 yards，大约1.75万码；Beatty，贝蒂；Grand Fleet；大舰队；High seas Fleet，公海舰队；Hipper，希珀；N(True)，真北。
————————————
①本文记述的主要事实与时间均摘自《海军部官方日德兰海战纪实》(The Official Admiralty Narrative of Jutland)。
②《官方纪实》(Official Narrative)：杰利科勋爵的陈述，见附录G，第106页。
③海军部对杰利科勋爵陈述的注释。
④《日德兰战记》》(Fighting at Jutland)。


地球人都知道，只有中國大陸人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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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章、日德兰：会战
第42章、日德兰：会战
01.
至
此，我们所叙述的事件虽然惊心动魄，但毕竟属于前奏的范围。以前战列巡洋舰已彼此有过较量，因此双方的舰队司令对战斗的特点、武器的威力和磨难的程度都心中有数。此外，如前所述，任何一方的战列巡洋舰都未曾使用孤注一掷的力量。但是现在双方战列舰队本身正以每小时35海里以的上的迎面速度相互逼近，随着分分秒秒的消逝，我们即刻进入既是决定性的又是未知的境地。
多年以来，英德两国海军部思索和努力所集中关注的最后时刻现在来到了。双方几乎将全国为海军所作的努力都奉献给战列舰队。无论如何在英国海军中，大海战的图景主宰了任何其他思想，它的需要先于其他一切需要，优先得到满足。不惜任何代价造出了占压倒优势的、种类齐全的兵器群，因此，德国的战列舰队肯定将在顷刻之间葬身火海。舰只数量、火力、人员素质、训练都竭英国国力，并将科学之所能提供给总司令。除非出现完全意想不到的因素和某种难以估计的意外，否则毫无理由怀疑，在两条平行战线之间、在1万码距离以内、30分钟的交战之中，我方将取得完全胜利。
杰利科多年来在集中思考海战的最简单阵势是：单行排列和平行航线；远程大炮战.对付鱼雷攻击防御战。在这开始阶段以后的一切，都是复杂难测的。如果开始阶段令人满意，或许其他胜利将接踵而至。海军部只能为总司令提供各类舰只的大量优势，而无法展望战事的前景。投入战斗的方法和时机以及战术手段，悉由总司令一人决定。现在有人争论说，如果不把注意和努力集中于大致平行航线排列的两支舰队作远射程炮战，而是采取更灵活的手段，由舰艇分队交战，将最快的战列舰与较慢的战列舰分开使用，以及根据当时的需要随机应变，那末战果将会更佳。后果很可能如此。如果在战争中英德舰队之间发生过几次战斗，甚至遭遇战，那末毫无疑问将会总结出一套更高超的战术方法。不过像这样的特殊战例既是空前的也是绝后的，“纳尔逊风格”是在当时最强大军舰之间作战的那些年份出现的。纳尔逊的天才使他能正确推测出任何决策的后果。但是那种天才只在准确的实际资料之上发挥作用。他在特拉法尔加角战役以前多次观察到较小规模的同样情形。纳尔逊不必担心水下攻击的损害。他对舰队作战中将发生的事情胸有成竹。杰利科不知道。没有人知道。他只知道一次完全的胜利不会决定性地改善业已有利的海战形势，而一次完全的失败将输掉战争。他准备根据自己的条件应战；他不准备打有严重危险的仗。因此，那仗将按他的意愿打，或者干脆不打。
然而，我们虽然可以根据国家政策的广泛基础证明总司令对打决战的条件所持总的态度是正确的，但这并不等于称赞或同意他在舰队中制订的指挥与训练体制。事无巨细皆集中于旗舰；除了回避鱼雷攻击之外，中队和分队领导人的创议皆被否定。因此，需要从旗舰源源不断发出的信号调整舰队的行动和火力分布。这些信号规定每艘军舰的航向和速度，以及每一次机动性转弯。在演习中，这种集中化可能产生较好的训练效果。但是在实战的浓烟、混乱与变化无常之中，这一程序太嫌复杂。舰队太大，不可能以单一的组织作战，也不可能由一个人的手指指挥。德国海军，仿效陆军的指挥系统，他们战前已经预见到，在舰队的战斗中必须有彻底领会他们上级总意图与精神的下属的良好合作。取代严格的和集中的控制。此时此刻，他们迎上来的队形，实际上是三支各自为战的独立机动中队前后相随。杰利科的体制不但否定小舰队的主动性。在战斗中，他始终力图亲自指挥整个舰队。但是正如他自己的记述所说①，他只能目击或了解战事进展的一小部分；且因任何人在一定的时间内只能接受有限的信息，所以他的控制作为全局的指导力量已不复存在，他只能他人的进取计划作一次复核而已。
现在我们来考察一下德国舰队司令舍尔的情形。他根本无意与整个不列颠舰队决一雌雄，他对对方炮组的相对实力不存任何幻想。如果把他的舰队与对方排成平行航线，没有比这更愚蠢的了，因为对方发射比他重两倍的炮弹，而对方的人员的科学知识、航海技术和坚毅意志是令他真诚尊敬的。他从来没有要进行一场激战的想法。他从来不愿意在无望的劣势下作战。如果遭遇较弱或势均力敌的对手，或遭遇他有公平竞争机会或有可能取胜机会的任何对手，那末他愿意为德意志荣誉献出全部军事技术和勇气决一雌雄。但是从得知他正面对联合大舰队并目睹整个海平面因其宏伟气势而颤动的时候起，他的唯一目的就是尽快不失体面地逃出致命的陷阱。他此举完全获得成功。
他小心周到地在鱼雷攻击和烟幕的掩护下实施了调头行动，列队的每艘军舰各自转圈，向相反方向行驶，即使队形成了一条弧线或因“干扰”而无序也不能不执行这个命令。德国舰队的两次成功逃脱，应归于舍尔的这一随机应变，归功于各舰长对他的策略的透彻理解。
综观两位司令的脾性和意图，其各自的战略问题，其地理位置，其相对速度以及他们相遇时还剩留三小时的白天，不难看出要在5月31日打一场舰队大会战的机会还非常遥远。
图21、海战部署图
Fig 1，图1：B=Benbow，本鲍号；C=Colossus，科洛苏斯号；Direction of Enemy，敌舰航向；ID=Iron Duke，铁公爵号；KGY，KGY号；M=Marlborough，马尔伯勒号；O=Orion，奥赖恩号；Speed 18 Knots，速度18节；纵队为首舰只同步转8点(90°)等速行驶。需时4分钟。如果敌舰在中间纵队右前方并采取同一方向，则适用。
Fig 2，图2：at 15 mins，15分钟后；B=Benbow，本鲍号；C=Colossus，科洛苏斯号；Direction of Enemy，敌舰航向；ID=Iron Duke，铁公爵号；KGY，KGY号；M=Marlborough，马尔伯勒号；O=Orion，奥赖恩号；Speed 18 Knots，速度18节；等速行驶如日德兰的部署需时22.5分钟。敌舰转向右舷60°距铁公爵号舰首7海里。
Fig 3，图3：at 15 mins，15分钟后；B=Benbow，本鲍号；C=Colossus，科洛苏斯号；Direction of Enemy，敌舰航向；ID=Iron Duke，铁公爵号；KGY，KGY号；M=Marlborough，马尔伯勒号；O=Orion，奥赖恩号；Speed 18 Knots，速度18节；中间纵队的部署。左翼两纵队独立调动以跟上右翼的纵队。左翼纵队可以减速，或者改变航向16点(180°)。采取这一态势会使英国战线靠近德国舰队4000码。
02.
现在读者应该把注意力停留在“铁公爵号”的驾驶台上，该舰在这次遭遇时间里一直引导英国战列舰队的中心前进，约翰·杰利科爵士阅读了贝蒂将军所率轻巡洋舰和战列巡洋舰发出的每一个信号。因此，他参照海图，对从“加拉蒂亚号”首先报告发现可疑舰只，到古迪纳夫准将宣告公海舰队出现等一系列事件的过程了若指掌。他所指挥的军舰呈大新月形运动。其南角就是贝蒂独立指挥的一支舰队。在北边或较隐蔽的侧翼是胡德将军率领的与贝蒂类似但规模较小的舰队，由第3战列巡洋舰中队和2艘轻巡洋舰和驱逐舰组成。战列舰队最前部由8艘前“无畏”级装甲巡洋舰后跟4艘最新轻巡洋舰(“卡罗琳”级)掩护。
总司令知道，其南冀的全部强大先进的侦察舰正在交战，一次重大的战列巡洋舰战斗已持续了近2小时。从听到警报的最初一刻起，他逐步将舰队调整到最高联合速度，而他的全部24艘战列舰②现在正以20节速度行驶。他刚一得悉德军战列巡洋舰出海，随即命令胡德将军率数艘“无敌”级和其他战舰增援贝蒂。他赶紧向海军部发去正式电报“舰队作战在即”；在遥远的沿英国锯齿状海岸的各地军火库、船厂、医院皆立即投入了早已准备就绪的紧张行动。
现在的任务是舰队的部署。在此双方大舰队正互相靠近之际，我们得离开话题片刻，让非专业读者了解几个有关的技术性问题。
冲击战术时代的骑兵的发展和现代舰队的发展相似：都是纵列逼近，横列战斗；骑兵和舰队训练主要包括快速和有条不紊的队形变化。此时大舰队正成群按4艘军舰组成的6列纵队队形前进，纵队间距1海里。舰队旗舰“铁公爵号”居从右算起的第4列纵队之首。尽管这个队形的宽度超过1万码，它完全在总司令控制之下。③他此时对接触的理想是从正面碰上敌人舰队，为此目的，他可以使用在一定限度内改变方向的能力，正如高明的骑兵使他的坐骑正好面对栅栏。虽然庞大队形可方便地用于逼近或机动调整，但是对于骑兵师或大舰队都一样，一旦这种阵势被已作横列部署的敌人夹住，就非常危险。
在英军战列舰队能作战之前，它必须部署为横列。总司令将整个舰队逼向敌人越近，就越有把握引导舰队正好对准正确方向；但他等待的时间越长，完成部署之前越接近敌人，舰队处在极其不利条件下遭夹击的风险也就越大。这需要在两组对立的危险之间选择正确时机。如果总司令有神机妙算或者吉星高照，引导全部战列舰向敌舰队的准确方向前进，恰好与敌正面相遇，那末他的部署可迅速而且轻而易举地完成。他只需根据形势将各纵队领航舰只向右转或左转即可，整个舰队将在4分钟内排成一排横列战线便可全力开火。然而，如果因受无法控制或判断等条件的影响，不能使舰队对准正确方向，或如果他仍无法判定敌人的准确位置，那末他还有别的部署方法。他可令一侧纵队趋前，其余各列依次相续，直至完全形成战线的单一长列。这第二种方法具有更可能适应意想不到局面的优点。敌人一旦露出海平面，可以命令不论哪一侧的领航舰选择与敌舰队航线正好相关的航向行驶，其余舰只则连续尾随其后。尽管当日英国大舰队按第一种方法部署为横列仅耗时4分钟，但是跟随一个侧面纵队后面的部署(通称“侧翼部署”)却需要24分钟以后才能充分施展火力。当其时，敌人的整个舰队可能和我们一部分已部署成战斗横列的军舰作战。
要达到正确部署的目的，准确及时获取敌舰队所在位置的情报至关重要。总司令受他直接控制的巡洋舰和轻巡洋舰的保护，她们力求不断观察敌舰队的动向，并每隔数分钟向他报告敌舰队的去向和队形。在部署前一刻钟，这些侦察舰队或其中数艘，应既能看见敌人又能看到自己的旗舰。最复杂也可以变为最简单。在此关键时刻除了探照灯闪光发出的直接可见信号外没有任何应当相信的东西。这差不多与人们在彼此交谈一样。在如此重大的问题上完全信赖视野之外的巡洋舰发回的无线电报告，无异在冒不必要的风险。无线电报告诚然高度重要，有时可以揭示准确形势；但如果需要做到万无一失，探照灯信号在舰队部署时刻最可信赖；而确实可靠的情报是无法从总司令视野之外的、或是他能看到但在视觉上无联系的巡洋舰那里获得的。
双方的舰队和所有巡洋舰都在高速运动，其相互关系时刻在变。看不见的巡洋舰很可能在激烈战斗，紧紧咬住敌方舰队，应变前进，或突然转变以躲避炮火或鱼雷。巡洋舰肯定不在总司令的视线之内。她们的报告必须写下来、译成密码、发出，在这里接收、解译之后才能送呈总司令。这过程很可能费时10分钟；但战事不容有10分钟的耽搁。此外，从各侦察舰发回的报告也不尽一致；可能同时有三、四种不同的说法抵达总司令手中，其中没有一种是绝对精确的。因此，生死攸关的部署行动应该始终不渝依据确实见到敌舰队的侦察舰发回的视觉信号。在部署行动前要正确知道敌舰队位置的唯一可靠方法是一种原始办法，即命己方轻型巡洋舰处于敌我均能望见的位置。有此视线网络，即可确保对位置这一重大问题的准确认识。
挨近德军公海舰队并不断用无线电向贝蒂和杰利科报告敌人行踪的职责，最初是由贝蒂的侦察舰队和轻巡洋舰承担的；而古迪纳夫准将及其中队执行这一任务令人钦佩。没有任何理由批评“雄狮号”在激战中未能从轻巡洋舰发出信号。“铁公爵号”已同时阅悉经无线电传递的一切。但是从60、50、40甚至30海里以外的轻巡洋舰传回的信号，证明是相互矛盾而且错误的。我们现在知道古迪纳夫在距敌4海里之外，他尚不能正确判定舰只方位，而“铁公爵号”的距离则在6海里以上。发自贝蒂的任何一艘处在海平面以远、非视力所能及的舰只的报告，是杰利科据以了解战事一般进程和来犯之敌的非常重要的手段。但是不能也绝不应该依赖这些报告，因这些报告取代了他直接指挥的侦察巡洋舰发回的报告。
总司令也不是没有配备必要的舰只。除了分派给贝蒂的先遣部队的14艘轻巡洋舰之外，杰利科保留了4艘最新“卡罗琳”级轻巡洋舰供自己专用。他还另有8艘前“无畏”级时代的装甲巡洋舰(“防御号”、“勇士号”等)。接到第一次警报，他命令这些旧军舰只增快到全速作正面掩护；但由于她们的航速最高只有20节，而他的旗舰航速最初是18节，后升至20节，所以在关键的2小时里它们并没有明显地赶到他的前面。然而“卡罗琳”级轻巡洋舰设计时速是29节。如果知道贝蒂的舰队正在海平面以远处作战，那末总司令便会审慎地调用他的4艘“卡罗琳”级专为他获取及时准确的情报，并以此作为部署的依据。他亲自下达的战斗令宣布，在能见度小于12海里的情况下提到敌人所在经纬度是毫无意义的，并强调与巡洋舰取得联系，保持视觉的接触是极端重要的。
在两个小时里，扇形编队的“卡罗琳”级轻巡洋舰本可以轻易追上15海里外朝敌人总方向行驶的“铁公爵号”；然后她们便能看到英国装甲巡洋舰；从大舰队完全可以看见这些巡洋舰。此时“卡罗琳”级诸舰的能见距离至少有7海里。因此，总司令只要愿意，本可以通过视觉信号获得20海里以外德国舰队的方位和前进队列的准确情报。这原是外加的一种预防措施，使他能将巨大编队的舰队安全地带到准确位置，在那里运用4分钟编队法部署在交战的正确航道上。
03.
双方舰队的所有舰只在英舰完成部署之前半小时已经汇聚成一大群。在此期间发生了如下重大战争，大部分是同时出现的。贝蒂的战列巡洋舰，后面紧跟第5战列中队，匆匆北驶与大舰队接近并诱导敌舰驶向大舰队；希伯和海军少将伯迪克尔率第1和第2侦察舰队也向北行驶，掩护德军公海舰队向前推进。贝蒂和希珀在大致平行的航线上交战，第5战列中舰队与领航的德军战列舰和希珀的战列巡洋舰激战。其时，在“无敌号”上的胡德将军，率第3战列巡洋舰中队，以轻巡洋舰“切斯特号”和“坎特伯雷号”为先锋，在英舰列队的北侧前进。于是，约5点40分时，两支德军侦察舰队直插英舰新月形(现已成马蹄形)列阵的中心，新月形的南角(贝蒂)迅速后退，北角(胡德)迅速推进。
图22、遭遇战，下午5时30分
1st Division，第1分队；1st L.C.S.，第1轻巡洋舰中队；1stS.G.，第1侦察组；2nd Division，第2分队；2nd LCF.，第2轻巡洋舰舰队；2nd S.G..，第2侦察组；3rd B.C.S.(Invincible)，第3轻巡洋舰中队(无敌号)；3rd Division，第3分队；3rd L.C.S.，第3轻巡洋舰中队；4th Division，第4分队；4th LCS，第4轻巡洋舰中队；57°N，北纬57°；5th B.S.，第5战列中队；5th Division，第5分队；6°00E，东经6。；6th Division，第6分队；A.D.Hood，胡德海军上将号；B.C.F，战列巡洋舰队；Barham，巴拉姆号；Black Prince，黑王子号；Calliope，卡利奥佩；Canterbury，坎特伯雷号；Chester，切斯特号；Cochrane，科克伦号；Defence，防御号；Duke Edinburgh，爱丁堡公爵号；Falmouth，法尔茅斯号；Galatea，加拉蒂亚号；Goodenough，古迪纳夫；Hampshire，汉普郡号；Iron Duke，铁公爵号；König，柯尼希号；Lion，雄狮号；Magnetic，磁北；Minotaur，弥诺陶洛斯号；NNW 5 Miles，西北北5海里；Shannon，香农号；Sir Robert Arbuthnot，罗伯特阿巴思诺特爵士；Southhampton，南安普敦号；Warnor，勇士号。
希珀率第1侦察舰队向西南发起新的攻击，到5时36分时，为胡德将军执行侦察任务的“切斯特号”突然与德军第2侦察舰队遭遇。5时40分，组成德军侦察舰队的四艘轻型巡洋舰中的三艘迅速从烟雾中冒出，“切斯特号”“几乎顷刻之间被大火吞没。”④差不多所有大炮被炸毁，甲板上一片混乱。但是，英舰新月形列队的中心仍迅速推进；5时47分，“防御号”(海军少将罗伯特·阿巴思诺特爵士的旗舰)和“勇士号”，她们是直接掩护大舰队前进的装甲巡洋舰队的中心舰只，看到从相反方向过来的德军第2侦察舰队，于是用猛烈炮火向它攻击。正在兴冲冲追击受创的“切斯特号”的伯迪克尔率领的轻巡洋舰群，调头躲避这些已到中年而雄风犹在的舰只，结果却遇上了更可怕的英国对手。
胡德将军率3艘战列巡洋舰突然转身驶向开炮处，冲出浓重硝烟，5时55分，用她的12英寸大炮向德军轻巡洋舰群猛击，于数分钟内使“威斯巴登号”失去战斗力，并重创“皮劳号”和“法兰克福号”。北面突然出现的主力舰“如雷暴似的扑向伯迪克尔将军”，⑤从后边远处传来贝蒂巡洋舰激战的巨声。这个新对手想必是英国主力舰队的前锋。伯迪克尔立即转向以求虎口逃生，让受创的“威斯巴登号”尽快逃离危险。胡德大炮的爆炸声向希珀发出了同样的警告，下文再述。
与此同时，阿巴思诺特的“防御号”，由“勇士号”尾随，追击德军第2侦察舰队。他发现“威斯巴登号”沉重缓慢地逃脱；他决定将其击毁，于是“全速向其冲去”，⑥再次处在英国战列巡洋舰前面与希珀交战的“雄狮号”，也向同一目标驶去。阿巴思诺特斗志昂扬，强力调转舰首，迫使军舰离开原来航向，全中队万炮齐发，用自己坐舰烟囱的浓烟遮盖敌人的目标。他跟威斯巴顿号不超过6000码，他转向右面使全部舰舷炮对准目标；此时继续在前进的希珀将大炮对向他，此时德军的战列舰也进入了射程。转瞬间“防御号”连续被重炮击中，发生可怕的爆炸巨响；6时19分，军舰连同近800名官兵，消失在巨大的烟柱中。千孔百疮的“勇士号”看来行将遭遇同样命运。然而同时，更大的战斗即将发生，大舰队的部署已于6时15分开始。
图23、海战部署，下午6时19分
11th Flotilla，第11小舰队；11th 1/2 Flotilla，第11半支小舰队；12th Flotilla，第12小舰队；12th 1/2 Flotilla，第12半支小舰队；13th Flotilla，第13小舰队；1st Flotilla，第1小舰队；1st L.C.S.，第1轻巡洋舰中队；1st 1/2 Flotilla，第1半支小舰队；2nd Squadron,4th S.G.，第2中队，第4侦察组；3rd Flotilla，第3小舰队；4th Flotilla，第4小舰队；4th L.C.S.，第4轻巡洋舰中队；5th & 7th Flotilla，第5和第7小舰队；9th Flotilla，第9小舰队；Acasta，阿卡斯塔号；Agincourt，阿金库尔特号；Ajax，阿贾克斯号；Barman，巴受号；Bellerophon，贝勒罗丰号；Benbow，本鲍号；Cables，1链=185.3米；Canada，加拿大号；Centurion，森图里昂号；Collingwood，科林伍德号；Colossus，科洛苏斯号；Consequerer，征服者号；Defence，防御号；Derffiinger，德夫林格号；Duke Edinburgh，爱丁堡公爵号；Erin，爱尔兰号；Fifth Battle Squadron，第5战列中队；Following Westfalen some Distence Astern，阿斯特恩跟在威斯特法伦之后一段距离；Friedrich der Grosse，弗里德里希大帝号；Frinzregent Luitpolo，弗林茨雷根特·卢伊特波洛号；Grosser Kurfurst，大选帝侯号；Helgoland，黑尔戈兰号；Indomitable，大无畏号；Inflexible，不屈号；Invincible，无敌号；Iron Duke，铁公爵号；König，柯尼希号；Kaiser，皇帝号；Kalserin，女皇号；King Geogre V，国王乔治五世号；Kronprinz，皇太子号；Lion，雄狮号；Lützow，吕措号；Magnetic，磁北；Malaya，马来亚号；Marlborough，马尔伯勒号；Marxgraf，马克斯伯爵号；Mercules，默库莱斯号；Moltke，莫尔特克号；Monarch，君主号；Nassau，拿骚号；Neptune，海王星号；New Zealand，新西兰号；Oldenburg，奥尔登堡号；Orion，奥赖恩号；Ostfriesland，东弗里斯兰号；Posen，波森号；Princes Royal，皇家公主号；Revende，复仇号；Rheinland，莱茵兰号；Rostock，罗斯托克号；Royal Oak，皇家橡树号；Scale，比例尺；Sea Meles，海里；Seydlitz，赛德利茨；Shark，盆号；St Vincent，圣文森特号；Super，超级号；Temeraire，勇往直前号；Thunderer，雷神号；Thüringen，杜林根号；Tiger，猛虎号；Valiat，勇敢号；Vanguard，先锋号；von der Tann，冯·德·坦号；Warrior，勇士号；Warspite，沃尔斯派特号；Westfalen，威斯特法伦号；Wiesbaden (Disabled)，威斯巴登号(失去战斗力)。
在这些战斗过程中，向北方行驶已告结束。5时25分，贝蒂与希珀再次交战；此时阳光对英军有利。“巴勒姆号”和“勇敢号”的15英寸大炮也朝德军战列巡洋舰开火，它们渐受重创。正当此时，5时42分，东北方传来“无敌号”攻击德军第2侦察舰队的炮声；希珀闻此，有充分理由感到自己已陷入优势兵力的包围，而且在实际交火中受制于敌，他迅速命所率军舰调头向公海舰队撤退。当对手向右方离去，贝蒂首先采取同样行动，然后以战斗中的自然行动朝正东绕住他，也有意阻止无论转向哪个方向逃逸的希珀发现英国战列舰队。正当此时，“雄狮号”见到“铁公爵号”。后者的出现令杰利科甚感惊讶。根据贝蒂发来的无线电信号推算，“铁公爵号”以为他已东去甚远；两舰推算的累计错误不小于11海里。事实立即取代了计算。“雄狮号”就在6海里之外，在“铁公爵号”的右边，比推算的位置大出近45°。因此有理由设想，敌战列舰队的位置也超出同样的角度，更偏向西面；这意味着杰利科不会迎头或差不多迎头与敌人相遇，敌舰在自己45°的右前方。
形势严重、紧急而模糊。总司令觉得敌人的呼吸就在他的右颊和右肩，他此刻显然想指令舰队转朝新的方向。但是这部分转舵⑦需时15分钟，而他没有这么多时间。当他望见贝蒂在战斗中以全速驶过他的舰首，他迅即用探照灯发信号询问：“敌战列舰队在哪里？”(6时01分。)一分钟后，由于贝蒂舰队的出现并确定了其方位，又来不及转舵，他下令各分队领航舰向南行驶，以占据那个方向的水面来改善接近敌人时的阵线。这个举措没有损失时间，想法也绝对正确，但是它使舰队变成由分队排列的梯队形式，完全不便于舰队部署，而德军舰队很可能就在附近。它随时都可能从六七海里外的雾中冒出来并立即开火。6时06分，总司令恢复了原来的队形，此举虽然所指方向欠准，但仍为他的部署提供了最大的选择余地。
与此同时，在“马尔伯勒号”(战列舰群右角上的舰只)前仅2海里的贝蒂回答说：“敌人的战列巡洋舰朝向东南。”⑧闻此，总司令重问，“敌战列舰队在哪里？”对此，“雄狮号”无法回答。希珀目前已消失，“雄狮号”看不到任何敌人。
杰利科时而焦虑地翘首凝望海平面上有威胁性的天幕，时而低头注视海图的矛盾与模糊之处，在紧张的捉摸不定中，又坚持向前行驶了8分钟。豁然明亮的时刻终于到来。6时10分，“巴勒姆号”发现舍尔所率战列舰在东南偏南方向；因它的无线电台已被击毁，由“勇敢号”报告这一消息。杰利科于6时14分得报。几乎与此同时，“雄狮号”报告见到公海舰队在西南偏南方向。这两份报告确定敌人在我右舷舰首45°，或按军队用语的说法，右半舵。方向是正确的，但是把德军先头战列舰“柯尼希号”的位置比实际所在说近了3海里。据此，似乎不容再有迟疑；决策的时刻已到。《海军部纪实》称：“部署舰队已刻不容缓。”
遭遇发生的角度这样不理想，以分队向左舷或右舷迅速部署舰队都不可行。这样做不能使舰队进入与敌人可能的战线保持确当关系的阵势队列。只剩下22分钟的侧冀部署法了。杰利科认为只有两种选择：一种是让最靠近敌人的右边纵列驶在前头，其余皆跟着它，另一种是让距敌最远的左边纵列为先导。如果选择前者，他就要冒敌人集中火力攻击先导舰只而舰队其余舰只无法还击的风险。假若选择后一种方法，他的战线就要离敌人更远1万码。他放弃部署舰队本可立即投入战斗和开火的方法，愿意将舰队部署在炮火有效射程以外；因此，他在战场上的开始行动便是退却。
根据我们现在的认识得出的结论是：他本可以没有风险地按右舷冀趋前法部署，第5战列中队有无比威力的大炮、装甲和速度，实际上是将处在由旧“无畏”级战舰组成的“马尔伯勒”的分队在前面担任先锋；贝蒂所辖战列巡洋舰已经居前行驶在准确航道上，在所有舰只前面更远处，胡德自然会率领舰只转向驶入编队。整个舰队本可望协调一致地在决定性的射程内全力作战，所有快速大型舰只处在战线的右端，可切断敌人与基地的联系。但总司令选择了较为安全的方针。谁也不能说，根据他当时所了解的情形，这是一项错误的决定。双方都有充分的理由，而他毕竟是受命作出抉择的人。假如他在朝向敌人那个侧翼进行部署，再假如英军先头中队被德军战列舰队的火力压倒，或者假如我舰队先锋遭重型鱼雷攻击，假如我全线在部署中由此而受牵制乃至混乱不堪，而且有四、五艘舰只被击沉(这有可能就在部署的数分钟内发生)，那末势必不乏对舰队司令不谨慎决定的批评。而批评是严重后果中最不重要的。
不过，对约翰·杰利科爵士来说，的确还有第三种方针，它没有上述艰难选择的不利条件。尽管涉及复杂的位置变换，但它原则上仍不失为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事实上，它是所有方法中最简单和最原始的。他可以以自己为中心进行部署，并由本人带头。皇家海军中有一道沿用已久、众所周知的指示信号，它能使总司令率领其分队驶出舰队，令其余舰只依他所选任何序列紧随其后。这只须升挂一面“A”字形三角旗，旗下悬示指定各舰后随顺序的连续数字。这样做要求在左面两个分队的每艘军舰或者减速或者向左绕一整圈以免失速，同时右边分队排列在总司令后面。舰队并未遭到炮火攻击，因而该项策略是切实可行的。简而言之，它的意思就是“跟我来”。没有无所适从的混乱，没有令人痛苦的两难窘境，这是有把握的、慎重而适宜的中间办法。采用此法完成部署之后，约翰·杰利科爵士仍保有控制他舰队的最合适方法。较之对敌侧翼部署，他多享有3海里的缓冲距离和10分钟的宽裕时间；他将避免从前进的敌人面前退却；他将率领他的舰队，而全舰队将紧随其后。
看来似乎奇怪的是，在对他所采取的行动的说明与解释中，他竟然从未试图运用这个供选择办法。这或许也不难解释。约翰·杰利科爵士是按一种确定的事先想好的计划行事。他处在可能是世界最大海战开端的威吓之下与神秘之中，尽可能严格恪守自己的规则。毕竟他在海战的所有部署中只想到布置左边或右边战列舰纵列领头的方法。结果是，大舰队战斗令中的例行指令信号体系，根本没有考虑过这种司令旗舰领先的部署方法。旧的指令信号为将士所熟知。只要信号旗升起，其含义立即为全体官兵所理解，然而上述这个方法最终被弃而不用，当时总司令似乎根本就没有想到这个方法。
他同样没有想到的是，为防止并不会危及自己舰队安全的敌人逃脱应采取何种明显的预防措施。他小心部署外部侧翼，为更加迫切地弄清楚前来作战的敌人的位置。欲达此目的，他只需命令第5战列中队的4艘“伊丽莎白女王”级舰只分别攻击敌人未与我交战一侧即可，而不必稳稳地集合在敌人阵线的尾部，浪费她们独一无二的速度和力量的优势。这些舰只不会有受敌人数量优势威胁的危险，其航速比德军舍尔舰队的联合行驶时的速度快8—9节。一旦遭到猛烈攻击，她们可随时脱离战斗。既然有如此之多的保障，那末，她们对老旧“德意志”级中队发动突然袭击并在数分钟内重创或击毁二、三艘敌舰，不是再容易不过的事吗？如果这样，舍尔就不得不停下来，去援助“德意志”级诸舰；在背腹受敌的形势下，他将非全力应战不可。这正是我在海军部工作时的主要目的之一，这正是花巨额经费和费诸多周折建造超级航速、火力与装甲的“无畏”级战舰分队所希望出现的形势。但是总司令和这些战舰的将领都没想到更好地使用这些战舰，让她们徒然以17节时速跟在舰队后面，而她们本身的航速在24节以上。
因此，到下午6时15分，以信号和无线电同时发布命令，令舰队作左翼部署。在微风中飘动的决定性的军旗被降了下来。命令开始执行，英国战列舰庞大横列的六分之五转向，开始扩大与敌人的距离。这就是战列舰队在日德兰采取的第一个行动。
04.
贝蒂和第5战列中队一贯适合于按右翼部署法就位。向左舷部署迫使贝蒂以全速横过战斗队形的前面，以便在前锋就位；胡德在贝蒂之先驶入列队。战列巡洋舰冒出的烟雾模糊了战列舰的身影；6时26分，杰利科命舰队减速至14节，让战列巡洋舰驶到前面。信号未能迅速传到各舰，开始发生拥挤和重迭，尤其是在转弯处。第5战列中队，因落后太远无法横过杰利科部署队形的前面，又没有得到独立行动的命令，只好决定在后面就位，在德军战列巡洋舰和先头战列舰的集中火力攻击下来了个左转弯。装备15英寸大炮和13英寸铁甲的快速战列舰再次与占大量优势的敌舰展开激战，双方都受到了沉重打击。“沃斯派特号”因舵轮一时发生固障而脱离中队，由于失去控制又加之受到猛烈炮火的攻击，便迅速绕了个大圈。这一圈使她来到受重创的“勇士号”近旁，混乱中的“勇士号”，感谢拯救者非有意识的侠义行为，艰难地驶向安全地带。
图24、舍尔第一次脱逃，下午6时35分
1st & 2nd B.C.S.，第1和第2战列巡洋舰中队；1st L.C.S.，第1轻巡洋舰中队；1st S.G..，第1侦察组；1st squadron，第1中队；2nd C.S.，第2巡洋舰中队；2nd L.C.S.，第2轻巡洋舰中队；2nd squadron，第2中队；3rd B.C.S.，第3战列巡洋舰中队；3rd L.C.S.(Part)，第3轻巡洋舰中队(部分)；3rd squadron，第3中队；4th LCS，第4轻巡洋舰中队；Battle Fleet，战列舰队；Canterbury，坎特伯里号；Chester，切斯特号；Cockrane，科克伦号；Fifth Battle Squadron，第5战列中队；Galatea，加拉蒂亚号；Hampshjre，汉普郡号；Invincible，无敌号；Magnetic，磁北；Minotaur，弥诺陶洛斯号；Scale，比例尺；Sea Miles，海里；Shannon，香农号；Yard，码。
6时25分，部署还在进行，舰队开始开火；约三分之一的军舰找到了攻击目标，或者向倒霉的“威斯巴登号”开火，它停在两条战线的中间，化作一团火光熊熊的残骸；或者射向敌舰队前面的第3中队(“柯尼希”级)。因烟雾浓重射程难以校准，能见度差。但是杰利科的方位变化使英舰获得最有利的光照，敌人仅能看见我炮火的闪光。当舰队的一半渡过难点时，杰利科似乎想到改变小分队的航线向敌人接近。舰队当时所列“L”形战阵，他可能觉得改变航线的行动不切实际，因而在这个行动尚未开始，发出的信号便取消了。到部署完成时(下午6时47分)，英舰队半数已经开火；德军第3中队连连中弹，而英军战列舰秋毫无损。
其间，胡德率第3战列巡洋舰中队一直在与希珀的战列巡洋舰交战，战绩斐然。可是6时31分，“德夫林格号”的一阵齐射将“无敌号”击毁。用《官方纪实》⑨的话说：
接二连三发生几响震耳的爆炸声，大量煤尘从撕裂的船壳漏出，熊熊的火舌笼罩舰身，桅杆纷纷倒下，舰身裂成两段，巨大的黑色烟幕升向天空。烟幕消散之后犹见舰首和舰尾竖立在水面，似乎告示世人，这里是一位将军的长眠之地。⑩
舰上1026名官兵，仅有6人幸存。
现在我们看一看德军在这一段时间的动态。舍尔发现从6时25分起他就一直遭到英军战舰的炮火攻击，他误以为胡德的战列巡洋舰是英军舰队的先锋。因此他认为自己将被包围。他不对英舰队采取正面直角拦截的策略，倒误以为英军将对他进行这样策略。因此到6时35分，他命全体舰队的每艘军舰以最快速行动，同时调头，朝西向英格兰驶去，与此同时派一支小舰队以鱼雷攻击和施放烟幕弹掩护其撤退。这个十分老练的设计获得成功，甚至恰到好处。尽管有战斗的压力和混乱，杰利科因受到一连串鱼雷的威胁，仍按自己长期坚持的方针转向离去。两支舰队迅速分离；德舰队消失在雾层里，舍尔发现身后已无追敌。
但是随着发生一起令人震惊的事件，完全出乎合理料想之外，这样的事件往往成为历史的转折点。舍尔向西行驶约20分钟之后，刚发现自己脱身，又立即命各舰右转调头，重新向东行驶。其目的何在？返回港口之后他声称，这是寻找机会进一步与英国舰队较量。“当我注意到英军的压力已不复存在，而我掌握的舰队依然完好无损失时，我便调转头来，认为战斗不能如此结束，我应该寻机与敌人再比高低。”○11这一解释得到了德国官方历史的赞同。然而似乎更有可能的是，他预计这一行动将使他插入英国舰队的后部，他希望穿过舰队的后部击毁殿后的英舰并重新在靠近本国的一侧作战。我们知道，他当时认为英国战列巡洋舰群是英军战斗队形的先锋。由此他头脑中必然得出的结论是，英军战列舰队在战列巡洋舰所处位置之后5海里。基于上述设想，他的行动将恰好插入英舰队的后部。然而与他假想不同，他正好钻进了整个英国舰队的中心，这当然是他最不希望出现的局面。这个错误本来可能对德舰造成致命的结果。不可能有比这更危险的局势了。杰利科的舰队无疑准备得不太顺利，他正率各分队向南成梯队行驶。事实上，此刻(下午7时12分)对他最初的部署来说他是在最不喜欢的处境中被德舰抓住的。不过尽管如此，实际上没有出现严重困难。当德国舰一艘接一艘从迷雾中出现时，所有射程看得清的英国战列舰均向其猛烈开火。德军先锋，庞大的“柯尼希”级诸舰，目力所及四面八方均是一片炮火闪光。密集的火力持续了约6分钟，炮弹如狂风暴雨在德国军舰上爆炸。希珀的多次受创的、令人敬畏的侦察舰队，再次遭到最沉重的打击。“赛德利茨号”突然猛烈燃烧起来，“吕措号”摇摇晃晃退出战线。这是最猛烈的海上炮击战。
战事持续时间不长。舍尔一旦意识到所陷入的境地，虽不够冷静，他还是重复了6时35分运用过的策略；7时17分，他再次将战列舰队调头向西，又发动了一系列小舰队攻击，释放更多的烟幕，命令喘息未定的战列巡洋舰不惜一切代价发动攻击，以掩护他的撤退(一次“死亡之旅”)，再次迅速西驶。杰利科又一次听任舍尔西去，为躲避纷纷射来的鱼雷，第一次转22.5°，然后又转22.5°。在地图上一望可知，这里无论如何有一个极佳时刻，很容易将英国舰队与率领右分队的第5战列中队分开，对敌人进行两面夹击。但是这位英军总司令全神贯注于躲避鱼雷攻击，不断转变方向。射程扩大了，两支舰队分离了，舍尔再次从杰利科的视线内消失了——这一次是永远地消失了。
图25、舍尔第二次脱逃，下午7时12分至下午7时20分
11th Half Flotilla第11半支小舰队；1st L.C.S.(less Galatea)，第1轻巡洋舰中队(缺加拉蒂亚号)；1st S.G.，第1侦察组；1st Squadron，第1中队；2nd L.C.S，第2轻巡洋舰中队；2nd S.G.，第2侦察组；2nd Squadron，第2中队；3 Boats of 3rd Flotilla，第3小舰队的3艘小艇；3rd L.C.S.，第3轻巡洋舰中队；3rd Squadron，第3中队；4th L.C.S.，第4轻巡洋舰中队；4th S.G.，第4侦察组；B.C.F.，战列巡洋舰舰队；Barham，巴拉姆号；Benbow，本鲍号；Colossus，科洛苏斯号；Duke Edinburgh，爱丁堡公爵号；Fired 3 Torpedoes，发射3枚鱼雷；Friedrich der Grosse，弗里德里希大帝；Iron Duke，铁公爵号；King George V，国王乔治五世号；König，柯尼希号；Lion，雄狮号；Magnetic，磁北；Marlborough，马尔伯勒号；Orion，奥赖恩号；Scale，比例尺；Sea Miles，海里；Smoke Screen，烟幕；Southamton，南安普敦号；Yard码
在6时与7时30分之间，德军小舰队发动了不下七次对英国战列舰队的攻击。对这些攻击的真正回答是英军小舰队和轻巡洋舰中队的反击，其中后两次反击很有效，而且接近成功。本当命令这些舰队前进，打掉敌人的鱼雷艇，这一点完全能做得到。杰利科舍此积极的战术于不用，每次都叫战列舰转身躲避；因而停止与敌人的接触。在此整个阶段，德国小舰队仅仅损失了一艘舰只，而它们却有效地保护了舰队死里逃生安全撤退。
然而贝蒂仍力求重新交战；最最重要的是驱逐德军舰队向西驶去，离开其老家。“雄狮号”望见了敌人；但是英国战列舰队并未向“雄狮号”靠近，几艘战列巡洋舰不可能单独与舍尔交战。7时45分，贝蒂通过“弥诺陶洛斯号”向领航的英国战列舰报告敌人的方位；7时47分，向总司令发去经过反复斟酌的电报：“建议战列舰前锋随我行驶；我们能切断敌人舰队的归路。”电报刚发，他改变航向逼近敌人。其时，舍尔回家决心已逐步使公海舰队从向西改为向南航向。两支舰队再次相遇，双方的轻型巡洋舰和驱逐舰开始射击。英国战列巡洋舰将很快进入战斗，可是我战列舰队前锋在哪里？杰利科接到贝蒂的信号后，在他向第2战列中队发出必要的命令——其中无重要言词——之前，让一刻钟时间白白过去。指挥该中队的海军中将杰拉姆没有指挥该中队加快航速，也没有叫它驶到主舰队前面，也没有向“弥诺陶洛斯号”询问“雄狮号”的位置。他只是保持航向，心中对总的局势捉摸不定。因此，“雄狮号”及其护航舰只在日德兰海战中单独与敌巨大军舰作最后一次遭遇战，就像她最初与敌作单独遭遇战一样。严重受伤的德军战列巡洋舰不具备作战条件，此时日光仍对英军有利。从“猛虎号”发射的炮弹从0.9—1.3万码的射程击中各舰。“德夫林格号”上残留两个炮塔之一被打得不能开炮。“赛德利茨号”和“吕措号”几乎一弹难发。突然，老旧的“德意志”级战列舰前来救援希珀的受重创的英勇的舰只；在暮色中与英德舰的巨炮作最后的互射。15分钟之后，德舰再次调头西去，消失在渐浓的夜色里。
05.
夜已经来临，到9点黑暗笼罩了大海。因此，海战的条件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强者的力量在昏暗中被削弱得与对方相等。远程的巡洋舰成了瞎子。友好的驱逐舰变成了对受其保护的军舰有危险的东西。大炮无法校准射程，此时此刻，鱼雷开始主宰。两支敌对的海军，相距不过6海里，在黑暗中向前行驶，双方保持沉默，互不相见，可能在5分钟内转向任何方向，谁也不知道对方将欲何为，或下一步会发生什么。
图26、夜幕降临时舰船的位置，下午9时
1st L.C.S.，第1轻巡洋舰中队；1st S.G.，第1侦察组；1st Squadron，第1中队；2nd C.S.，第2巡洋舰中队；2nd L.C.S.，第2轻巡洋舰中队；2nd Squadron，第2中队；3rd L.C.S.，第3轻巡洋舰中队；3rd Squadron，第3中队；4th S.G.，第4侦察组；5th B.S，第5战列中队；Benbow，本鲍号；Calliope，卡利奥佩号；Colossus，科洛苏斯号；Comus，科穆斯号；Constance，康斯坦斯号；Derfflinger，德夫林格号；F.Luitpolo F.，卢伊特波洛号；Friedrich der Grosse，弗里德里希大帝；Iron Duke，铁公爵号；Karotine，卡罗琳号；King George V，国王乔治五世号；König，柯尼希号；Lion，雄狮号；Magnetic，磁北；Marlborough，马尔伯勒号；Orion，奥赖恩号；Royal，保皇党人号；Scale，比例尺；Schlesweg Holstein，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号；Sea Miles，海里；Westfalen，威斯特法伦号。
但是舰队司令舍尔早已打定主意，他的航向虽然险象环生，却是明明白白的。他是个意志坚定的人，其决心建立在理性判断的基础之上。他心里明自，一支优势兵力的敌人舰队正在他与本国港口之间，若被发现处于这样的位置上，到明天白天极可能意味彻底的毁灭。夜晚短暂，到2时半就将破晓。他必须刻不容缓地行动。他的计划很简单：冒一切风险，不惜任何代价，走最短路路程尽快回家。倘若发现英国舰队挡道，便强行突破。如此行动，双方会有多艘舰只被击沉，但是德国海军的大部分可望逃回海港。这无论如何也胜过在海上被占压倒优势的敌军捉住，在日光下战斗18小时要好。9时14分他用无线电发布如下命令：“我主力舰队继续前进驶入本港，保持航向东南偏南，即1/4东；航速16节。”于是公海舰队从正南航向转为东南偏南，由小舰队和轻巡洋舰中队为先导，以最高联合速度直驶霍恩礁。谁也不能怀疑他采取这一行动的正确性。
约翰·杰利科爵士要处理的问题比较复杂。此时他的敌人所处的位置肯定不是德军事先拟定的计划的组成部分。他正确地放弃了夜战的打算。拂晓进行的任何战斗都不必担心陷阱或精心预设的埋伏。它将是一场在海上决出胜负的直截了当的战斗；他的实力超过敌人一倍以上。其显而易见的最高职责就是迫使敌人作这样的战争。可是怎样才能达到这一目的呢？
自战争开始，德军就在黑尔戈兰湾设置了两个水雷区，以阻遏英国舰队的进攻。德军此举得到了英国海军部的帮助——其原因须作进一步解释。由于双方的努力，该湾大片水域被英、德敷设的水雷封锁。但是德军在这些水雷区像扫出三条宽阔的航道：一条经通往北方霍恩礁；第二条处于黑尔戈吸湾正中，第三条经埃姆斯河通往南方。双方对对方的水雷区完全了解。水雷区像暗礁和浅滩一样在海图上标得一清二楚，因而双方同样有把握避开它们。英国海军部不但了解水雷区，而且知道通过这些水雷区的德国三条航道，所以，约翰·杰利科爵士在他的海图上注明摆在舍尔上将面前的三条航道。
还有第四种选择：舍尔完全可以根本不去黑尔戈兰湾，一到天黑立刻转向朝北，向回国方向经卡特加特海峡驶入波罗的海。他将选择这四条航道中的哪一条？任何处在英军总司令地位上的人都难以判定。杰利科作出的任何决定，必然有多种难保万无一失的风险。对他的唯一指望便是他能根据合理的可能性行事，让其余的一切听天由命。因此，本章必须考察的最后一个问题就是，他是否按合理的可能性采取行动了。
图27、下午9时各舰队的位置及其至次日黎明前2时30分时的大致航迹
注：德军舰巡弋航迹为1st S.G..，第1侦察组。
AM＝上午；Amrum，阿姆鲁姆；Area，海域；B.C.S.，战列巡洋舰中队；Battle Fleet，战列舰队；East from Greenwich，格林尼治以东；Heligoland，黑尔戈兰；Hornsreef，霍恩礁；Lion，雄狮号；Midnight午夜；Mined，布雷；N，北纬；North Limit of Mined Areas，北方布雷海域界限；PM＝下午。
可以马上排除那些对敌人最小可能性的选择。经由卡特加特海峡退入波罗的海无法确保舍尔不在白天作战。这个选择需驶近350海里的航程，给较快速的英国舰队提供一整天在公海追逐的时间。杰利科只消为这一航道采取简单措施(然而他并未采取)，即派遣数艘轻巡洋舰监视该水域，便可保证在拂晓及时得到情报。埃姆斯河这条路漫长而曲折，也可因不存在可能性而不予考虑。因此，四种选择减少到两种，即霍恩礁航道和黑尔戈兰岛航道；而这两条航道相距并不甚远。如果约翰·杰利科爵士认为霍恩礁和黑尔戈兰岛两条航道都可能为敌人所利用，那么他的判断是正确的。但是在这两个基础上有一个良好的可以实施的行动的机会。将舰队驶往霍恩礁灯塔西南10海里的地方，在拂晓时他便可占据一有利位置迫使舍尔作战，无论后者去往霍恩礁还是黑尔戈兰湾。英国舰队的航速比德国舰队至少快3节，因而在夜色降临时更接近该地点。
可是杰利科似乎已经形成这样的看法：德国舰队的选择在黑尔戈兰湾和埃姆斯河两条航道之间；他不提霍恩礁这一显而易见最有可能的可能性。他说○12，“我不愿放弃阵地优势，这种优势可产生于朝东或朝西的航向○13，因此我决定向南行驶，可以在那里于白天重新交战；而且只要敌人驶向黑尔戈兰湾或埃姆河并由此沿德国北方海岸返回基地，那末我也可处于拦截敌人的有利地位。”这根本不是最合理的设想，它不但没有得到，反而排除了重大的有利机会。沿此航向一直行驶到凌晨2时30分，将使英国舰队处于霍恩礁西南43海里和舍尔驶向黑尔戈兰岛直接航线以西25海里的地方；因此在这两个地方都不能获得与敌交战的机会。让舍尔无论取道霍恩礁还是经由黑尔戈兰湾，或者只要他愿意，穿过卡特加特海峡自由自在地撤退，仅仅经埃姆斯河这一可能性最小的航道被封锁了。
晚上9时1分，英国战列舰队以分队为单位转向，按17节时速朝几乎是正南方向继续行驶。9时17分，舰队采取密集列阵，以三列纵队的夜航编队形式.9时27分，驱逐舰小舰队奉命在舰队后5海里处航行。该项命令可达到双重目的：防止战列舰队在黑暗中与己方小舰队靠近，因而能把所有鱼雷艇认定为敌人，如果鱼雷艇一旦出现，即可将其击沉；它还延长了英舰队行列，增加了拦截敌人的机会。然而并未向驱逐舰小舰队下达攻击敌人的命令，所以它们消极地保持距离行驶，没有得到任何指示或情报。杰利科向小舰队发出的信号被设在新明斯特的德里监听站截获，该站于夜间10时10分向舍尔报告，“驱逐舰群在敌主力舰队后5海里就位。”约10时50分，德军第7小舰队报告它发现英驱逐舰群。因此，德军舰队司令，如果获悉了新明斯特的情报，从此时起便对两支舰队的相对位置有了相当清晰的认识○14。夜间的行动的第一阶段就此结束。英国舰队正以17节时速向南行驶，每时每刻都为敌人最近最可能的退却路线敞开了方便之门。德国舰队正以16节时速驶向霍恩礁，将径直通过杰利科舰队的尾部，德舰队的驱逐舰群已经擦及其尾部。不过还来得及挽救局势。
约晚上10时30分，德军第4侦察舰队与跟随我战列舰队的第2轻巡洋舰中队接触，传来一阵剧烈的炮弹爆炸声。“南安普敦号”和“都柏林号”损失惨重，德军老旧巡洋舰“妇女颂号”被一枚鱼雷击沉。这场遭遇战的大炮闪光和探照灯曳光的情景，几乎在大舰队各舰的航海日志中都有记载。这一个所在地的炮战，尽管不是证据，但至少暗示敌人在驶向霍恩礁的途中正在设法穿过英国舰队的后部。不过有决定性质的确证即将到来。
在遥远的白厅，海军部一直在监听德军的无线电。他们已经收听到并破译了舰队司令舍尔晚上9时14分向公海舰队下达的命令。“铁公爵号”于10时41分收到电报，11时30分译出电码，约翰·杰利科爵士读到了以下令人震惊的情报：“德战列舰队于9时15分下令返航，战列巡洋舰殿后。航向在南偏南，东3/4。时速16节。”○15如果该情报值得相信，这就意味也只能意味德舰队打算经由霍恩礁返航。首先与一般可能性联系起来，其次和队尾传来的炮声联系起来考虑，加上海军部的情报(除非完全错误)，就几乎是确凿无疑的。假若杰利科决定据此采取行动，他只要将舰队转向与德舰队平行的航线，以便确保于拂晓时与敌作战。如此行事既不冒夜战危险，也不会增加鱼雷攻击的现实危险。
可是海军部的情报可信吗？约翰·杰利科爵士不以为然。他无疑记得当日早些时候，即发现敌战列巡洋舰群前数分钟，同一官方来源的情报告知他，德公海舰队可能尚未出海，其旗舰正从海港发信号。当海军部所提供的舍尔的航线在“铁公爵号”的海图上标绘出来时，因细微差错，似乎刚好使德国舰队处于杰利科本人的旗舰当时所在位置。这实在荒谬。此外，他于10时15分接到“南安普顿号”的报告称，敌舰仍向西行驶。总之，他认为敌人位置并不明确，因而他置海军部情报于不顾，继续以17节时速南行。
难以认为，此项决定与证据的重点不是相矛盾的。可以肯定的是，如果约翰·杰利科爵士依照海军部的情报采取行动——即使事实证明情报是错误的——他就有理由为自己的行动辩护，其行动也绝不可能受到非难。当他加速南驶时，他不理会如此之多的有利机会，对后果考虑又如此之少，因此难以猜透他内心的想法。当然，上面所说怀疑与矛盾的因素也必须予以充分考虑。
11时30分，公海舰队的航向几经细小变动之后，撞上了英军第4小舰队，紧接着是一场短暂的激战。驱逐舰“蒂泊雷里号”和“布罗克号”丧失了战斗能力、“喷火号”与战舰“拿骚号”相撞，“雀鹰号”与受伤的“布罗克号”相撞，德国巡洋舰“埃尔宾号”遭到“波森号”的撞击并失去战斗力；“罗斯托克号”被鱼雷击中。英国其余小舰队匆匆离去，消失在夜色中，但它们又重新转向回来，再次冲向敌人。此时驱逐舰“幸运号”和“热情号”均被炮火击沉。午夜稍过，脱离舰队正力图归队的铁甲巡洋舰“黑王子号”突然闯入德军“超无畏”级战舰中队1600码以内，立即被炸成碎片，750名官兵无一幸存。12时25分，此时正位于英国舰队左舷方位的德舰队的先头舰只冲入英军第9、第10和第13小舰队并击沉驱逐舰“汹涌号”。在上述意外冲突中，对尽职守紧跟大舰队的英军各小舰队，遭受严重损失有如正规实际攻击一样。最后一次与敌遭遇发生在2时10分，第12小舰队发现敌人已绕到左舷，在舰队长斯特林率领下积极主动和明确进攻，击毁了“波美拉尼亚号”，全体700名官兵丧生，还击沉德国驱逐舰V—4号。战斗到此告终。
直到午夜之后半小时，杰利科还有时间及时赶到霍恩礁进行白天战斗。甚至此时以后，还可能切断德舰队后部和掉队舰只。重炮连续不断的爆炸声、巨大爆炸发出的闪光、自西向东连续摇曳的探照灯光柱——难道没有可能多次说明问题？但是大舰队继续坚定不移地向南行驶；当它在凌晨2时30分调头向北时，德国舰队已经永远无法追上了。北上的航向也仍然使英国舰队脱离退却之敌；显而易见，从此时起总司令已经彻底放弃了重新交战的一切希望。剩下的任务只是集合舰只，打扫战场以期发现掉队舰只，然后回港。凡此皆按计划完成。
日德长之战就这样结束了。德国人高呼胜利。其实谁都无胜利可言；不过他们有充分的理由对自己的年轻海军表示满意。它打得巧妙成效不错。它从压倒优势兵力夹缝中逃脱。与此同时，它使对方在舰只和人员方面所遭受的损失比自己更大。英国战列舰队从未认真作战，仅有一艘军舰“巨人号”为敌舰炮弹击中，舰上2万余名官兵中两死五伤而已。英国竭多年最大努力装备了这支举世无双的海上劲旅，它在数量、吨位、航速首先是火炮威力方面都远优于其对手；而在训练、个人技能和勇气方面至少与敌人不分高下。举国上下的失望情诸是深重的，立刻出现的责备和反责备的论调持续至今；对这些论调，本篇的叙述力求忠实与公正。所有人都希望给他们另一次机会，热切从战斗的教训中找寻教益。歼敌制胜的良机，第一次是在部署的时刻提供的，第二次是在一个小时以后当舍尔重大估计错误的时候提供的，第三次是将近午夜时总司令决定不理睬海军部情报的证据时提供的。三次良机可谓多矣！
06.
尽管如此，还是提供了迫使德舰作战的最后机会。日德兰之战六周以后，8月18日夜，德军舰队司令舍尔再次出海。其目标是炮击森德兰，并希望一旦英国舰队干预，就将它诱进他的潜艇小队。17艘潜艇组成的主力小舰队部署在英国舰队可能经过的两条航线上：一条在布莱斯海外，另一条在约克郡海岸外；同时12艘“佛兰德”级舰只组成的小舰队停泊在荷兰海岸外。4架齐柏林飞艇在彼得黑德与挪威之间巡航，3架在纽卡斯尔与黑尔之间英国海岸外巡航，l架在弗兰德斯湾巡逻。由慢速“德意志”级诸舰组成的德国第2战列中队，此次未获准与舰队同行。这样，德国舰队既受到飞艇的保护，四周又有潜艇巡弋，而且摆脱了老旧舰只的拖累，因此一路上大胆行驶。
德国海军的初步行动并不是没有引起英国海军部的注意。18日上午，大舰队各战列中队奉命在朗福蒂斯浅滩集结，战列巡洋舰在稍南海区汇合，哈里奇舰队在雅茅斯以东海面集结。26艘英国潜艇——5艘在黑尔戈兰湾，8艘在弗兰德斯湾，1艘在荷兰海岸外，12艘在雅茅斯和泰恩河海外——依次分布拦截敌人。
图28、1916年8月19日，北海
3.18 A.M.，上午3点18分；3.57 P.M. Grand Fleet returns，下午3点57分大舰队返航；7.3 A.M.Grand Fleet turns North on report of Nottingham being torpedoed，据报“诺丁汉号”被鱼雷击中，上午7点3分大舰队北转；9.0 A.M. Grand Fleet turns to South，上午9点大舰队南转；A. Position of German Fleet at 5.5 A.M. as reported by E23 at 9.16 A.M.，英E—23号潜艇上午9点16分报告上午5点5分德国舰队的位置；A.M.，上午；Ameland，阿默兰岛；Aug.20，8月20日；August 19th 1916，1916年8月19日；B.Position of German Flagship (Directional)12.23，12点23分时德国旗舰(指挥舰)的位置；B.C.S.，战列舰队；British Battlefleet，英国战列舰队；Cromer，克罗默；Falmouth (Torpedoed)，法尔茅斯号(被鱼雷击中)；German Battlefleet，德国战列舰队；German Battlecruisers，德国战列巡洋舰队；German Minefield，德水雷区；German S/M Line德潜艇布雷线；German S/M Line Flanders I，德国潜艇布雷线侧翼I；German S/M Line Flanders II，德国潜艇布雷线侧翼II；Grand Fleet，大舰队；Hartlepool，哈特尔浦；Harwich Force，哈里奇舰队；High Sea Fleet，公海舰队；Hull，赫尔；Iron Duke joins Grand Fleet 4.50 A.M.，上午4点50分“铁公爵号”加入大舰队；L Channel，L航道；M Channel，M航道；Noon，中午；North Sea，北海；Nottingham (Torpedoed)，“诺丁汉号”被鱼雷击中；P.M.，下午；R.Humber，亨伯河；Scarborugh，斯卡伯勒；Terschelling，泰尔斯海灵岛；The Wash，沃什湾；Westfalen Returns，“威斯特法伦号”返航Westfalen Torpedoed.，“威斯特法伦号”被鱼雷击中。
两支舰队19日的行动大致轮廓如海图所示。当日的战斗行动始于双方的潜艇攻击。早晨5时5分，德国战列舰“威斯特法伦号”被英国潜艇E—23发射鱼雷击中，于7时22分转向返航。舰队司令舍尔率舰队余部坚持他的航向前进。大约在上午6时，贝蒂所率先遣巡洋舰队之一“诺丁汉号”被德国潜艇U—52号发射的两枚鱼雷击中，6时25分再次被击中，于7时10分沉没。起初，它究竟被水雷还是鱼雷击沉，尚存怀疑。但是6时48分，旗舰“铁公爵号”收到“南安普顿号”发来报告，才肯定“诺丁汉号”确系被鱼雷击沉。大约与此同时，收到海军部发来的信号，确定了德国舰队的位置。然而约翰·杰利科爵士似乎依然认为“诺丁汉号”是被水雷摧毁的；因此，他怀疑有一个陷阱，于是他于上午7时整命令大舰队调头北驶2小时以上，直至9时8分。
令人迷惑不解的是，即使假定“诺丁汉号”是被水雷炸沉的，大舰队北驶有什么必要？航向的相对细微变化就会使大舰队离开可疑布雷水域许多海里，如此便有可能使自己处于德国舰队与其本国海岸之间。
然而德国潜艇U—52的攻击比英舰队先前知道的更加猛烈。大舰队再次转向面对敌人去恢复失去的阵地花了两个钟点。总共损失4小时，因此拦截公海舰队的机会大大减少。不过不能说这就是战斗未有结果的原因。后来出现了性质不同事件的干预：此时蒂里特将军率哈里奇舰队到达南面集合点附近。下午，舍尔收到了飞艇发回5份报告——1个关于大舰队，4个关于哈里奇舰队。他还收到了潜艇发回有关大舰队情况的3份报告。北驶的英国舰队看来正离他远去，似乎在那个方向集结。然而中午12时35分，德国飞艇L—12号报告，向南约70海里处有英国强大舰群，这些军舰在上午11时30分是在北方。这当然就是哈里奇舰队。舍尔上将立即得出结论，这就是英国大舰队，危及他的撤退。他于是在3时15分命舰队完全调头，待其战列巡洋舰驶到他前面之后全体返航。其时，约翰·杰利科恢复了他损失的距离，于下午1时30分收到海军部确定德军旗舰在12时33分时的位置的信号，此刻他以19节时速驶向舍尔刚刚撤离的水域。“铁公爵号”上的海图似乎表明一场舰队战斗即将发生，约翰·杰利科爵士作好了与敌交战的一切准备。他布置战列巡洋舰在他的右舷，第5战列中队在他的左舷，向前行驶近两小时之后，他仍见不到敌人的踪影。3时57分，大舰队放弃了与德军相遇的全部希望，重新转向归途，途中又损失另一艘轻巡洋舰“法尔茅斯号”，是被德潜艇发射的鱼雷击中的。约6时许，哈里奇舰队发现德国舰队；但是大舰队距离太远，不能提供任何支援；下午7时，蒂里特将军转向驶回基地。8月19日的军事行动就这样结束。
07.
我觉得本章如果不从上面描述的事件中得出某些结论而结束，未免不太合适。首先在物质上，3艘英国战列巡洋舰迅速被毁的原因何在？“无敌号”的侧装甲厚度仅为6—7英寸。她是在1万码射程以内交战的，她的弹药仓很可能是被直接穿透吃水线以下装甲的重型炮弹引爆的。可是“玛丽女王号”被致命的齐射炮弹击中时正在1.8万码射程以外作战；在她爆炸前一二分钟时，她处在完好的队形中，以25节时速前进，舰上所有大炮都在向敌开火。“不倦号”同样轻易地被毁于最大射程。这只能有两种可能的解释：要末是弹药仓被炮弹穿透，要末是回转炮塔中爆炸的炮弹引燃了炮塔中的弹药，火花和火焰沿60英尺高的升降机下窜进入弹药仓。毫无疑问，英国战列巡洋舰的弹药仓对远程炮火的防护能力不足。大战中考虑海战的射程比战前考虑的要大得多。因此，我国军舰建造者们事先并未充分考虑到甲板和炮塔顶部将承受炮火的穿透力。德国战列巡洋舰铁甲的分布就比较合理。此外，由费希尔奠定基础、杰利科大事扩充的英国战列巡洋舰，虽然装备的大炮大于德国同类舰只，但铁甲的强度不及后者。以新的眼光审视1911年建造的军舰结构时，我对那种战列巡洋舰感到不安，因为当时耗资200万英磅，建造一艘威力最大和速度最快的军舰，而这种军舰竟不敌强大的战列舰，这在我看来纯属徒劳之举。因此我反对增加我们已经处于优势的战列巡洋舰，并成功地说服海军部委员会取消了提出的战列巡洋舰建造计划，建造5艘“伊丽莎白女王”级快速战列舰，代替1艘战列巡洋舰和4艘航速较慢的战列舰。我还排除了1913年度和1914年度计划中每年建造战列巡洋舰的计划。这些事情在本书前面已作过充分论述。
图29、炮塔顶部遭炮击对战舰各部分的影响
Armoured Side，装甲侧面；Caol，煤仓；Codite Charges，无烟炸药包；Dynamo Room，发电仓；Forecastle Deck，前甲板；Hoist，升降机；Hydraulic Engine Room，液压动力室；L.W.L.，载重水线；Magz.ne，弹药库；Main Deck，主甲板；Path of Flash，火花掉入通道；Path of Shell，炮弹弹道；Protective Deck，护甲板；Revolving，旋转；Shell Room，炮弹库；Turret，炮塔；Upper Deck，上甲板。
“玛丽女王号”和“不倦号”更有可能是因沿炮塔弹药升降机而下的火花，而不是炮弹穿透甲板被毁的。直接暴露于俯射炮火之下的炮室顶部装甲厚度仅3英寸。从这些炮塔操作室有弹药输送管道直接通到60英尺底下的弹药仓外的操纵室。从现代铁甲舰问世之初，一直认识到爆炸引起的火花沿输送管道而下存在危险。然而和平时期舰只之间炮术演习忽略了各种预防措施。输送管道底部的弹药仓门没有加装双重门，因此，在战斗中单一的仓门很难保持一直关闭，甚至也没有用厚的毡幕遮挡。封闭提升弹药的升降机的活动遮板在某些情况下为了提高装卸速度已被拆除。由于如今使用的是无烟火药，滋长了漫不经心的习惯。英国炸药的丝质包装的防火性能不及德舰上铜质弹壳安全，尽管铜质弹壳有许多其他弊端。自炮尾沿输送管道而下至弹药仓，至少有4组双份无烟炸药包构成一个完整的输送炸药系列。在炮室内爆炸的重型炮弹的火花或者在那里无烟炸药引发的明火，几乎同时有可能漫延到弹药仓本身。“玛丽女王号”和“不倦号”被炸毁的原因，最可能于此。我们知道“雄狮号”险些遭受同样的命运。
1915年1月多格滩之战，向德国海军警告必须防止这种危险，因而他们预先作了准备。当时一枚13.5英寸炮弹穿透了“赛德利茨号”的后炮塔，当时炮管中填装的火药和一个小型“应急弹药仓”燃烧起来，熊熊大火吞噬了整个炮塔并经通道蔓延到另一炮塔，结果将两座炮塔的内部彻底烧毁，造成200余名官兵死亡。由于这个教训彻底改变了德舰军火供给的保护和训练，日德兰海战后，英军舰只也采用了同样方法。
我国海军专家们总是争辩说，尽管后来的德国战列巡洋舰——我们有关于她们的灵通情报——装备比英国对手更厚的装甲，但这一优势早已被我更大的火炮和炮弹所抵消。然而战斗的考验证明，英国重型穿甲弹在穿甲爆炸的能力上不及相同规格的德国炮弹。这样的结果应该永远根绝我国海军军械署技术部门的自鸣得意情绪，应该促使继任的海军部委员会反复详察它们提交的科学数据，并以虚心的态度将这些数据与外国的进行比较。
万一进行一场决战到底的舰队大会战，这些缺陷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这是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同时也可以找到明确的答案。
在多格滩之战和日德兰之战中，德国最重型炮弹没有一次成功地穿透英舰7.5英寸以上厚的铁甲。所有命中9英寸铁甲的炮弹都受到甲板的有效抵挡。参加日德兰之战的所有英国战舰的要害部位都受到13英寸、12英寸、11英寸或至少9英寸厚度铁甲的防护。因而可以断定：如果英国主要战列舰队在日德兰进行认真的战斗——除了运气不好偶然一次有火花落入弹药升降机——它是不会遭受德舰炮弹的重创的。我们知道一艘“伊丽莎白女王”级战舰在承受德国战列舰队威力最强大的舰只和战列巡洋舰的猛烈轰击之后，其主要武器装备和机器皆完好的无损。5发命中的12英寸炮弹，没有一发穿透其厚甲板。“马来亚号”一座回转炮塔顶部(4.5英寸厚)被一枚重型炮弹击中，没有造成任何损伤，因此可以得出结论：英国战列舰队的铁甲防护，足以抵挡在日德兰海战中德军最重型大炮的12英寸炮弹。
另一方面，在多格滩海战中，英舰的13.5英寸炮弹穿透“赛德利茨号”炮塔的9英寸厚装甲板，在塔内爆炸；在日德兰海战中，英舰一枚15英寸炮弹穿透“赛德利茨号”D号炮塔前部10英寸厚装甲，一枚13.5英寸炮弹穿透其9英寸厚的装甲。然而在后两次穿透中其爆炸力在装甲外耗尽。在日德兰海战中，“吕措号”显示了类似的结果：至少有一枚13.5英寸炮弹穿透8英寸或12英寸装甲，并在内部爆炸，而另一枚射入炮塔10英寸厚装甲，引起炮塔内部燃烧。至少一枚15英寸炮弹穿透“德夫林格号”炮塔的10英寸或12英寸一厚的装甲，并在塔内爆炸，引发猛烈大火将炮塔内部完全烧毁。以上是两舰队远程交战产生的结果，这种例子还有不少。假若战斗是在中程或短程趾离进行要决出胜负，则双方大炮的穿透力势必增加；但是英军重型炮弹，将在任何即离都保持其优势地位。
必须以确凿的事实为依据，来考虑敌我舰队在数量上的实力。英军舰队以37艘“无畏”级战舰对德军21艘同样的战舰，英舰舷炮有双倍力量，这些都是战阵上的优势，可以恰当地称之为压倒性的；数量和大炮力量足以保证英舰的安全，足以将上述重大缺点减少到很小的程度，并为意外事件留出充分回旋余地。
在战术领域，显而易见的是恐惧水雷或鱼雷造成水下破坏，担忧那种“未放一炮，舰队便损失一半”的危险主宰了英军总司令的思想。这一危险尽管没有当时设想的那么严重，然而是实际存在的，而且是可怕的；加上战斗对敌我海军曾造成的不相称结果，这两个原因迫使约翰·杰利科爵士采取极端谨慎的方针。这项方针是他经过长期思考之后慎重采取的，不但在日德兰海战之前和海战期间坚定遵守，而且在海战后依旧不变。不能因为这个方针导致了不能令人满意的插曲，不能因为没有立刻充分认识到反向航行或鲁莽行事完全可能造成致命后果而谴责这个方针。然而，充分承认这一点，并不遮掩日德兰之战中几个极端严峻的形势，也掩遮不了8月19日德舰队突围产生的严峻形势。在这些情况下，大舰队本可采取抓住敌人不放的战术行动，这无论如何不会增加被诱入水下陷阱的危险。如果推行了更灵活的舰队训练和演习体制，便能实施这种战术行动。在战斗中将如此庞大的舰队的整个指挥集中于一人之手，这种尝试是失败的。总司令尽管具备最坚定的意志力，却看不见甚至无法获悉战事进展的情况。他根本不曾试图使用快速战列舰分队(“伊丽莎白女王”级)与敌交战，使敌不得脱身。他没有运用英国轻巡洋舰中队和小舰队，去挡开并消除敌人鱼雷的攻击，而仅仅命令全舰队消极地改变航向去对付它。总司令的为防止被诱入陷阱的稳健而审慎的推理，并不适用于当时的形势，那时敌人惊恐万状、与其港口隔绝，敌人处于完全预见不到也无法预见的紧急境况。值得赞美的谨慎养成防御性的心理习惯和战术构想，这种习惯和构想，阻止了大舰队在不需要谨慎的特定条件下采取正确行动。
约翰·杰利科爵士在两年中忠心耿耿的指挥，虽然难说他是胜利地、成功地肩负沉重而辛酸的责任而无可辩驳地赢得了举国一致的永久敬意；但是皇家海军必须在敌人身上和一切场合找到最合适的时机，通过大战将过去敢于冒险和克敌制胜的传统发扬光大，新的一代人的目光将转而注视贝蒂和他所率的战列巡洋舰，注视泽布吕赫之战中大显身手的凯斯，蒂里特及其哈里奇打击力量，注视不怕任何天气和风浪对敌作战的驱逐舰和潜艇小舰队，注视伪装猎潜船的大胆冒险和英国商船队的坚定不移的决心。
————————————
①《大舰队》(The Grand Fleet)。
②再加4艘“伊丽莎白女王”级共计28艘。
③原书第635页图显示从这一队形可能出现的一些演变情况。
④《官方纪实》，第36页。
⑤同上。
⑥同上。
⑦水兵意作“依导向装置改变方向(如此多)度数”。
⑧“前进”二字省略。
⑨见原书第635页图。
⑩《官方纪实》，第49—50页。
○11《官方纪实》。
○12“总司令公文札”，见《日德兰海战文件汇编》(Jutland Papers)，第21页。
○13即他向东或向西航行。
○14据说他回到港口后才得知这一情报。
○15《官方纪实》，第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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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3章、索姆河战役
第43章、索姆河战役
01.
年
底，驻法国的英军指挥部出现变动。我们已经知道，约翰·弗伦奇爵士在怎样的情况下怀着怎样的疑虑于上年9月在洛斯让自己卷入愚蠢的法国香槟的巨大攻势。他忠诚地最后甚至满怀热情地遵奉基奇纳勋爵的愿望和遵照英国内阁的默许行事。但是这一切在失败以后对他很为不利。那些既无信心也无决心阻止进攻那场无望的人士，在进攻必然失败之后对进攻的指挥提出苛评。12月份开始对他提出指控，因此到年底约翰·弗伦奇爵士由驻法英军司令改任本土武装部队司令，这个高级职位由他的第一集团军司令道格拉斯·黑格爵士继任。
无论从办事效率还是专业素养方面看，道格拉斯·黑格爵士都是英国陆军中第一流的将领。他学识渊博，具有各种经历，担任过各种要职，堪当总司令重任。他是一个有社会地位和独立财产的骑兵军官，他的一生都致力于军事理论研究与实践。曾任团副官，参加该团马球队；后毕业于参谋学院；南非战争中他担任骑兵师参谋长，在战场上获得荣誉晋级令和勋章，担任过纵队司令；在印度曾任军队司令；后供职陆军部；又曾在奥尔德肖特指挥过两个师，这两个师组成唯一的英国军，从这个职位上他率英国第一军开赴法国。在约翰·弗伦奇爵士指挥期间，每次战斗他都担任主要角色。在第一次伊普尔战役的最危险时刻，英军各战斗营和炮兵连疲惫不堪，寡不敌众，节节后退，而这位全军司令策马缓步在全体参谋官之先，沿炮弹纷飞的梅嫩公路深入实战前线；此情此景，令全体将士深受鼓舞。
任何一位军官尽管他担任过一系列职务，或他的不寻常资历，但无论如何都不能与黑格实际担承过的工作相比。战前英国军事制度认为重要的各项必备条件，黑格都具备，而且非常出色。多年以来，在其事业的各个阶段，上司和同僚皆一致认为，只要此人身经百战而幸存，就必将晋升到英国陆军的最高职位。斯通沃尔·杰克逊传记的作者、在黑格毕业期间任参谋学院教授的亨德森上校，就曾作过上述这样的预言。黑格在战争第一年的表现不负众望；因此在约翰·弗伦奇爵士离任时他被任命为总司令，既不使人感到惊讶，也未引起任何不平，更没有招来他人的嫉妒。军事职业培养了他的信念，在三年空前规模战争中出现的形形色色的遭遇、失望和错误判断，都不曾使他的信念发生过丝毫动摇。
敬重他的军界同僚们发现，在他的自信中有一种健康的互为补充的心理。他知道升任此职是因为他的功绩和正确；他也知道自己没有竞争对手；且他担任此职，既不是因为受宠，更非夺权。这种心态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他的心态、决心以及平和的脾气结合在一起，使他在战争失利和灾难的冲击时能沉着应付，而且能忍受由于与协约国军和与英国内阁的关系所引发的较为复杂的和同样是恼人的事端。他作为英军首脑对自己充满信心，如同一名乡村绅士，在祖先世世代代耕作过土地上，为耕耘献出他的一生。可是这次大战没有专家；谁也不能应付战争产生的众多新奇问题；谁也不能控制战争的飓风；谁的眼睛也不能洞察它旋卷起的尘云。在本书叙述的过程中，为了将来的利益，有必要十分诚恳地探讨一些可相信的真实事情和有价值的东西。但是探讨完毕时，事实依然是，一般英王子民所难以接受的严酷的考验，这个考验便是道格拉斯·黑格爵士以沉着、坚忍与刚毅精神迎接挑战的命运。
02.
一种势在必战的感觉笼罩了索姆河战场。英军热情高昂，指挥官们信心百倍，我们协约国的需要和企盼呼吁十分迫切，决定性胜利的结果似乎就在眼前，以致谁也不能阻止决战的尝试。整个春季法军战斗在凡尔登，牺牲在凡尔登，无数成年男子祭献在那座铁砧祭坛上；新来英军凭自己的侠肝义胆去救助法兰西，同时也受到牺牲和勇敢精神的激励。勃鲁西洛夫的惊人成功，如果属实，令英军将领们信心倍增。他们相信，他们将击败敌人并攻破敌人入侵法国的战线。他们信赖自己所率部队的献身精神，而且了解这种献身精神是无限的。他们相信战争中积贮了空前巨量的大炮和炮弹，因此，他们怀着最高的使命感和最坚强的必胜信心发动进攻。
进攻计划所依据的军事思想的特征很简单。法军和英军司令的方针是，选择无疑是世界上最牢固和最完备的防守阵地作为他们的进攻点。
“在近两年的准备中，”(道格拉斯·黑格爵士写道)①“他们(敌人)不遗余地力把这些防御工事加固得坚不可摧。第一和第二体系各由数条深壕构成，筑有防弹掩体，由无数交通壕把它们连接起来。每个体系的壕堑前沿有铁丝缠绕物防护，其中许多是宽达40码的双股铁丝，竖起铁桩，用带刺铁丝交织其间，铁丝常常有手指那么粗。
“在这些防卫体系之间的树林和村庄已变成名副其实的堡垒。村庄中通常随处可见深深的地窖，许许多多白垩地层的坑穴和采石场，都被用来作为机枪和迫击炮的掩体。原有的土窖又精心加筑了地下掩蔽部，掩蔽部往往有两层，由地下深达30英尺的通道互相连接。敌防线的各突出部是敌人可以从那里向正面进行纵射的部位，建成的设施齐全的堡垒，且常有布雷区保护；同时，各阵地构筑了坚固的多面堡和混凝土机枪掩体，一旦己方壕堑被攻占，可以从那里对之进行扫射。这样的阵地可以观测炮弹在敌方的落点，敌人还巧妙地部署了交叉火力网。
“这些防御体系连同它们之间构筑工事的地点和其他支援点全都选址刁钻，可以相互提供支援，而且机枪和大炮可纵射和侧射，有最大可能的发挥。总之，这些体系不但形成连续的防线，而且是强大的纵深复合体。
“敌人第二道壕堑系统的后面，除了树林、村庄和其他准备作防御用的牢固据.点之外，他们还另有几道业已竣工的防线：我们根据飞机侦察获悉，敌人正奋力改进和加固这些防线，还在这些防线之间和更后面挖掘新的防线。”
所有上述情况清楚地向英法军参谋部指明了适合于我方进攻的战场；可以肯定，如果敌人在此地被击败，他们将比在其他防守较为薄弱的战场受挫更为沮丧。
道格拉斯爵士还描述了他自己的战备状况，这些状况既全面又正确可靠：②
“大批弹药和各种储备必须先期集聚在我前线的适当距离以内。为了修筑许多英里标准窄轨的新铁路，敷设了壕堑电车轨道。所有可用道路都经改善，并增筑了多条别的道路，还筑起了几条越过多沼泽的低凹处的堤道。……必须挖掘数十英里深壕交通线和铺设电话线的浅沟，以及供集合与突击用的堑壕，构筑大量枪炮掩体与观察哨。”
因此，不存在突然袭击的机会。没有任何办法遮掩两军之间直截了当的实力较量，或阻碍攻击部队方面展示勇猛的气慨。德军观察了将被进攻的部位的前方所进行的毫不伪装的全面战备达数月之久。一周以来，变化无常但空前剧烈的进攻前的炮轰，把钢铁与火焰射击敌人的壕堑。蹲伏在深深的白垩洞里顽强的德军步兵，因炮轰而常常短缺食物和饮水，但他们在等候信号去修复炸毁的胸墙。英军榴霰弹在敌人倒刺铁丝网中炸开小路，但小路都受到严密监视，机枪放在准确的位置上扫射进攻者，或者用侧翼火力交叉封住进路。熟练果敢战士手中的一挺机枪可以毙伤五百名敌人；沿着攻击线有上千挺这样的武器精确地部署在几道防线上静候猎物。在远处，德军炮手们没有经受过炮轰的滋味，正准备向英军前线及其交通壕各集合点施放防御性排炮。
博拉斯顿上校的记述对于7月1日他的长官寻求的目标故意写得含含糊糊。英法联军的计划就是确定无疑地要突破德军在许多公里防线上的整个壕堑系统，然后顺利地向前推进——英军向北和东北，法军向东南——从两冀包抄德军防线的暴露部分；英法骑兵师已整装待命，准备通过这样打开的豁口向前推进。法军的目标是夺取佩罗讷以南、索姆河以东的高地，而“英军的相应目标”则是占领“从勒特朗卢瓦附近经巴波姆至大阿谢的半圆状高地”。③但是博拉斯顿上校说，这些并不是首次攻击中期望达到的目标。“这些索姆河阵地是相关的军队占领的目标，而不是一直执行进攻任务的军队的目标。进攻军队的穿插程度是达到纵深阶段的标志。……协约国军根据足够深度便将注意力转向战斗的第二阶段，就是说，包抄突破点侧翼的德军。”④肯定从一开始就预料这将是一场长期的恶战；但是我们将看到，时间因素是完全不确定的。有人依然认为，这种穿插推进和向外运动是否能在数日、一周、两周或更长时间之内实现，相对说来无关紧要。可是这种论点是站不住脚的。战斗计划的整体效果取决于其实施的速度。例如，假设纵深穿透与外向运动之间出现两或三天的间歇，则敌人防线势将从豁口的两侧迅速反扑合拢，一整套新的防御工事网将阻挡我继续前进。打开敌人一个巨大缺口，继之以包抄两翼的全部成功希望，有赖于前进步伐的迅速，因而敌人不可能构筑和组织新的防线。如果霞飞—黑格计划打算除了仅仅消耗敌人之外还要获得其他成功，那末推进就必须连续而快速，预定的目标必须最迟在两三日内达到。这一点得不到保证，则大进攻将会失败。虽然随后可能制订其他进攻计划，也可能取得局部成功，但是打开敌人防线一大缺口的设想肯定就此完结。
不难证明快速推进实际上已经过深思熟虑而且志在必得。黑格对炮队的运用清楚地表明了作为其目标的直接雄心。英军的炮队不是将火力集中在行将攻击第一线，而是在作战中分布的第二线和更远的防线，乃至远在后面的许多巩固的据点，很明显，他希望在第一天或第二天的战斗过程中完成所有这些目标。紧邻战斗前线的英法骑兵的阵地也明显地展示了指挥官们的希望和预期。
7月1日晨7时整，英法军从战壕中一跃而起，头戴钢盔和防毒面具，配合各种最新式兵器，炸弹、迫击炮、轻重机枪，在所有炮火支援下，扑向45公里战线上的敌人。14个英军师和5个法军师几乎立即进入战斗。⑤在索姆河以南的战线，德军完全措手不及；他们不相信法军在凡尔登遭受重创之后还有能力采取任何重大的攻势。他们预计充其量不过是虚晃一枪而已。德军没有作好对付法军的准备，因而法军的进攻，尽管不幸地采取不合时宜的小规模，但俘虏和击溃了整个第一道壕堑系统中的德军。
英军的命运截然不同。所到之处他们发现敌人皆有充分准备备，七天的炮轰根本没有达到预期的目标。安全地躲在地下深处掩体内的守军和他们的机枪实际上完好无损；在攻击的时刻或者甚至在进攻的浪潮真正从敌人头上越过奔向后方时，敌人却从掩体出来发挥致命的效力。尽管德军战线有多处被穿过，但我军向其阵地的大推进除了在右翼之外均告失败。右翼的英军3个师攻占了蒙托邦和马梅茨以及宽4.5英里深1.5英里的区域，从而将南部的弗里库尔孤立起来。该村以北的第21师也有所推进，深入了近1英里。但是，尽管弗里库尔的守军因此几乎被切断与外界的联系，强攻该村的企图还是失败了。再次向北进攻的第3集团军的两个师，虽然向前推进1000码，尽管反复努力，仍未能占领波济耶尔高原漫长山嘴上的拉布瓦塞勒或奥维莱。到夜幕降临时，这一部分战场的进展仅占领敌人阵地中的两块孤立地区或突出部。第10军以三个师发动的进攻在蒂埃普瓦山嘴和高原的强大防御工事面前受挫。尽管占领其两个强大火力支援点，即莱比锡和士瓦本的两个棱堡，但对蒂埃普瓦的所有进攻都失败了，因为未能拿下蒂埃普瓦，并导致了从士瓦本的撤离。在最左边博蒙阿梅尔对面，虽然第8军冲到德军战线后，但又被赶回自己的壕堑。第3集团军对戈梅库尔发动的辅助进攻完全失败，长时间的炮轰实际上对德军防御工事没有造成损坏。
03.
让我们从总体观察转入细致地看一看一个师的战况。第8师在战场上有完整的3个旅，他们进攻奥维莱山嘴；中心一个旅直上山山脊；其他两个旅从两侧穿过山谷。两条山谷受到拉布瓦塞勒和蒂埃普瓦前面德军阵地纵向火力的射击。对抗这3个旅的是德军第180步兵团，该团的两个营把守正面防御工事，第3营驻波济耶尔以北作后备队。把一个营的后备队计算在内，德军有10个连约1800人，对付我军第8师3个旅，共约8500名步兵。
图30、索姆河战役图，1916年7月1日至18日—·—·，英军与法军的边界线；——，1916年7月1日的战线；Achiet le Grand，阿希勒格朗；Albert，阿尔贝；Allenby，艾伦比；Ancre，昂克尔河；Bapaume，巴渡姆；Barleux，巴尔洛；Beaumont Harmel，博蒙阿梅尔；Biache，比阿谢；Bray，布雷；Chaulnes，绍讷；Chilly，沙利；Comble，孔布勒；Cueudecourt，屈尼库尔；Cutchy，屈希；Fayolle，法约勒；Flers，弗莱尔；Fouraucourt，富罗库尔；Fricourt，弗里库尔；Gommcourt，戈默库尔；Gough，高夫；Grallemont，格拉莱芒；Hebuierne，埃布耶内；La Boissell，拉布瓦塞尔；Lashigny，拉西格尼；Le Maisonette，勒迈松内特；Le Sars，勒萨尔；Le Translioy，勒特朗斯卢瓦；Mamel，马梅尔；Maranuch，马拉努什；Maricourt，马里库尔；Maurepas，莫雷帕；Micheler，米舍莱克；Miles，英里；Mt St Quenlin，圣康兰山；Nesle，内勒；Ovilurs，奥维吕斯；Peronne，佩罗讷；Poxcieres，帕格西埃勒；Pressoir，普雷苏瓦尔；Proyart，普鲁瓦尔；Remy，雷尔尼；Rosieres，罗西埃；Rowlinson，罗林森；Roye，鲁瓦耶；Sailiy Sallisel，赛利—萨利塞尔；Scale，比例尺；Serre，塞尔；Somme，索姆河；St Pierre-Divan，圣皮埃尔—迪万；Tiepvat，蒂埃普瓦；Tortille R.，托尔蒂勒河；Villers Curbonnel，维莱屈尔邦内尔。
7时30分，英军大炮齐射向前延伸，壕堑迫击炮中止射击，三个旅的各先锋营跃出战壕向前推进，每营拉开正面宽度400码。德军阵地整个战线的机枪和步枪立即猛烈开火，尤其是从拉布瓦塞勒和奥维莱的隐蔽机枪据点的火力更加密集；几乎与此同时设在奥维莱后面的德军炮队向“无人地带”并沿英军战线和辅助战壕进行幕射，请看德军目击者的记述：
“大家意识到猛烈的炮轰是最后步兵攻击的前奏。因此掩体内的士兵们准备就绪等候命令。他们腰系挂满手榴弹的武装带，手握步枪，倾听炮轰从前沿防御工事区向后面的防御工事延伸。至关重要的是必须争分夺秒地在空旷处摆好阵势迎击紧随大炮幕射前进的英军步兵。通过伸出掩体入口的高高的战壕潜望镜向英军壕堑望去，可以看见露出胸墙上面的许多钢盔，这表明他们的突击部队已作好冲锋准备。早晨7时30分，炮弹的飓风如突然来临一样突然中止。我们的战士立即从掩体爬上阳光照射的陡峭的通风口，单个或成群地奔向最近的弹坑。机枪搬出了掩体并匆匆架设就位，机枪手们把沉重的子弹箱沿梯级拖上来放在机枪旁。就这样迅速建立一条难以穿越的火力线。刚一就位，就看见许许多多英军步兵拉开的队形从英军战壕向前移动；第一队似乎永远不断地连续向左右分开。随后紧跟着第二队，然后是第三和第四队。他们以稳健而轻松的步伐走来，似乎期望我正面战壕里没有活人。……正面第一排敌人此刻正在“无人地带”的半途上，前面有稀疏的一排狙击手和投弹兵，“预备！”的口令沿我们的防线从一个弹坑传向另一个弹坑。士兵占领好观察效果最佳的最后阵地并把机枪架固之后，他们的头露出弹坑边缘。几分钟后当领头的一排英军进入100码以内时，沿整排弹坑上的机枪和步枪爆发出哒哒的射击声：有的跪着射击，以便更好地命中不平坦地面上的目标；另一些士兵当时万分活跃，不顾自身安全站起来向时面的人群扫射。红色的曳光弹飞入蓝天向炮队发出信号，顷刻之间后方的德军炮队发出无数炮弹飞经长空在敌前进途中爆炸。成批的敌人纷纷倒下，后边以密集队形的敌军迅速散开。在这阵炮弹呼啸之下，推进很快瘫痪。只见沿途的敌兵抛掉武器，随后倒下再也没有动弹。重伤者痛苦地翻滚，轻伤者爬向最近的弹坑躲避。然而，英国军人不乏勇敢精神，他们一旦投入战斗，便义无返顾地坚持到底。其伸展在前沿的队伍阵线虽已严重动摇并出现许多缺口，却更快地向我逼进。他们加快脚步，以跑步方式冲刺。不出几分钟，先锋部队已距我前沿战壕只有一箭之遥，我们一部分人继续进行近距离射击，另一些人向他们扔手榴弹。英军投弹手还击，而步兵装上刺刀冲锋。厮杀之声难以形容。英军一边冲锋一边声嘶力竭叫喊，其声清晰可闻，盖过了机枪和步枪急疾密集齐射与炸弹的爆炸声，盖过大炮隆隆声和炮弹的爆炸声。在这些震耳声中夹杂着伤员的鸣咽声和呻吟声，求救的呼喊和重伤者的最后尖叫声。英军步兵向前伸展的队伍在德军的防御工事面前被打碎，就像海浪拍在崖石上只能被打回。
“这是双方史无先例的英勇无畏和顽强决心的惊人悲壮的场面。”⑥
在猛烈炮火下幸存的英军攻入了德军壕堑的几个地方。他们在任何地点的力量都不足以维持他们的阵地；到9点钟，活着未受伤的部队，有的返回自己的战线的壕沟，有的躲在“无人地带”的弹坑里，有的被切断归路在攻占的德军战壕里拼命自卫。师司令部立即命令发动新的进攻。但是旅长们报告他们没有兵力再次进攻，于是从第2军司令部派来一个旅。然而在该旅还没有遭受同样命运之前，进入德军战壕的英军在战壕中继续战斗的一切迹象已经消失，结果取消了重新发动突击的命令。
在两个小时略多一些的时间里，那个师全体参加战斗的300名军官中损失218名，8500名士兵中损失5274人。到7月1日夜，德军第180步兵团重新占领了其全部战壕，当日战斗中他们的损失是有8名军官和273名士兵死伤与失踪。他们3个营中仅有两营参战，没有必要命令后备营支援。
04.
夜幕笼罩了依然炮声隆隆的战场。近6000英军官兵倒下，或死或伤或成为敌人手中的战俘。这是英国陆军史上在一天之内遭受的最沉重的损失和最残酷的屠杀。在进攻的步兵中，近半数非死即伤或被俘。以此为代价，不计算土地，我们抓获了4000名战俘并缴获20门大炮。博拉斯顿上校写出下面的话是需要相当勇气的⑦：
7月1日的战事……证实了英军高层指挥部的结论，并充分肯定了所采取战术手段的正确性。”
新闻检查掩盖了灾难的程度；灾难的严重性也被仅投入4个师以及继续进行规模小得多的战斗所掩饰。左边被打散的各师置于高夫将军指挥下，其指挥部原名“后备军”，旨在接纳休整中的部队，现改称“后备集团军”，奉命对敌战线保持“一股有序的缓慢压力”。此后，战斗降格为小规模军事行动，在较小的战线上继续进行。然而，这一阶段随着德军发动多次猛烈的反攻，双方的损失较为平衡。
“总结这5天的战斗结果，”(黑格非常精确地说)⑧”在6英里多的战线上……我部队横扫了敌军整个第一线最牢固的防御工事系统……迫使敌人后退了一英里多的距离，并攻占了4座精心设防的村庄。”
然而，这些进展是用我近10万精锐部队的损失换取的。战斗继续进行；现在的目标是占领已经被摧毁的村庄和炸得七零八落的树林，每一阶段攻克地区的宽度和深度都十分有限，没有任何战略效果。7月14日向巴藏坦勒格朗发动的凌晨进攻取得了局部成功；人们奔走相告，说第7龙骑禁卫军的一个中队实际上策马远至海伍德，翌日始自该处撤回。
“敌人的第2道主要防御工事系统(道格拉斯爵士写道)⑨，有3英里多的战线被攻占，我们迫使其后退1英里多……另有敌人4座设防村庄和3片树林经过坚决战斗从他们手中夺取，我先头部队已深入远至其第3道防线。”
不幸的是，敌人“在其原来战线的前后挖掘了多条新的战壕并安装了电话联络线，他们还增派了新部队，完全没有可能对这些敌人采取突然袭击。因此，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非常艰巨……在此关键时刻，不利的天气又增加了任务的难度。”⑩
随着专门准备参战的几个师连续被击溃消耗，它们的余部被派往战线的平静部分把守战壕，从而腾出此前尚未参战的各师，轮到他们接受严峻的考验。直到7月20日战斗才再次扩大到大规模军事行动的程度。当日及后续两天，由英法联军17个师在波齐埃尔富科库尔前线组织了一次大进攻。损失义是很惨重，尤其是英军，沿前线平均推进了几百码。
战斗再次降格为两三个师局部兵力的、却是血腥的拼搏，人力补充像消耗那么快、消耗得像补充那么快。到7月底，我军在敌人防线上突破约两英里半的缺口，向前推进了不超过两英里。为取得这个进展死伤英军有17.1万人○11。我军抓获了11400名德军战俘，但是有该数两倍以上的英军战俘和伤员落入敌人之手，其中许多人在恶劣的战斗条件下，由于得不到朋友和敌人的救助，死于敌我战线之间。
对凡尔登之战和索姆河之战的剖析结果相同。战场是既定的，环绕该战场构筑了两层，三层乃至四层由无数大炮组成的壁垒。在壁垒后面修筑铁路提供给养，炮弹堆积如山。所有这些是几个月艰苦努力的结果。因此这个战场为成千上万各种类型的火炮所包围，炮队之间留出一块宽阔的椭圆形空地。各部队所有的师，在四周大炮的不停猛击下，鱼贯穿过这个可怕竞技场，好像它们就是两只咬合的齿轮相互碾磨的牙齿。
最猛烈的不间断炮轰持续了一月又一月；由英雄们组成的威武之师一月复一月在这可怕的轮流中被打得七零八落。接着冬季来临，从天而降的倾盆大雨叫人寸步难行，在他们的大炮鹰眼前升起了雾幕。竞技场上——正如在古罗马时代的圆形剧场时常发生的那样——洪水泛滥。成千上万的车辆，几十万士兵和几百万颗炮弹将无边无际的泥土搅成血红色泥浆，代替了爆炸扬起的尘土。战斗仍在继续。无情的车辆仍在转动。无数的大炮仍在怒吼。最后士兵的腿不再能够动弹，他们只得绝望地在泥泞打滚和挣扎。他们的粮食和武器弹药落在他们后面被炸毁和阻塞的道路上。
随着战斗的发展，进攻与防御的条件更趋平衡。战壕被夷平，铁刺网被彻底摧毁。战斗越来越成为在弹坑累累的旷野战。随着几星期过去，敌人的损失增加。9月25日和以后几天，战斗再次上升为大战；11月13日又发起沿吊克尔河支流的数起大规模进攻和对博蒙—阿梅尔的猛攻，战绩辉煌。
尽管德军几乎在每阶段使用的人数比进攻的英军少得多，但是这些较少人数的防守经历或许比进攻者更加可怕，眼睁睁看着阵地、战壕连续被攻占，其守军或死或俘，德军士气无疑深感沮丧。而英军，虽然蒙受的损失大得多，但觉得自己在不断地推进，并为缴获战利品和抓到战俘而振奋不已，以致坚定不移的德国军人也不免有这样的印象，即他们正在一点一点地被更强大的敌人吞噬。这种影响是持久的。虽然德军的突击部队和进攻师在后来的战役中表现了极高的素质并取得了非凡的战绩，但是德军大多数一般士兵再也没有像在索姆河那样进行战斗。
防守吉耶蒙的德军第27师是在那里参战的最精锐师之一。其军史载：
“无可争辩(在索姆河)战斗达到了最高点，以后再也没有接近这一点。我们当时的经历超过以前所有的想象。敌人的炮火不曾停止一小时。炮弹不分白天黑夜地落在战线上，在我守军队伍之间撕开可怕的缺口；炮弹落在战线临近，因而向前线调动任何部队根本不可能；炮弹落在通向后方的战壕和大炮阵地，炸得血肉横飞，军需物资狼藉一片，其惨状空前绝后；炮弹甚至不断飞到前线后面很远的休整营，造成非常令人痛苦的损失；而我们的大炮没有力量抑制它。”
又称：
“在1916年索姆河战斗中表现出的英雄主义精神，此后在该师再也不见踪影，不管它(这个师)多么引人注目，直到战争结束”……“1918年的官兵失去了他们的前官兵那种坚韧不拔、吃苦耐劳和牺牲的精神。”○12
随着进攻部队经验的积累，地下深筑的掩蔽体系转而对德军不利。“协约国部队，”鲁登道夫写道：○13“越来越渗入了德军的防线；我人员和物资遭受沉重损失。在战线还牢固地扼守着的时候，士兵在掩体和地下室躲避敌人的炮火。但敌人紧跟烟幕弹冲上来，在我军爬出藏身之处之前他们就冲进了战壕和村庄。结果是，不断地有人成为敌军的战俘。由于体力和精力过份疲劳，各师一次只能在战线坚持数日……可调用的师的数量在减少。……各单位无望地混编在一起，弹药供应越来越短缺。……西线的局势引起的不安比我预料的更大。但当时我尚未认识到其全部意义。不过这倒也好，否则我决没有勇气采取重大决策，将更多的师从激战的西线调往东线，以恢复那里的主动，并给罗马尼亚决定性的打击。”
由于日益增长的想压倒敌人的念头和不惜一切代价作一决战的强烈希望，9月份发生了十分缺乏远见的履带式军车的泄密事件。首批履带式车辆于1月初在哈特菲尔德公园进行演习，在场观看的有国王、基奇纳勋爵和几位高级官员。基奇纳勋爵对它有怀疑；但是劳合·乔治先生对它很热情，英军司令部则表示了适度的兴趣。高度秘密地研制的50辆此类军车已经完成，故意起了一个误导的名字叫“坦克”(水箱)。它们在索姆河之战的早期阶段运抵法国用于实验目的和操作人员的训练。当发现它们在英军战线后面设置的试验场上轻而易举地越过战壕并将铁刺网碾平时，其设计威力对法军指挥官们产生了吸引力。此前一直不甚热情的总参谋部，现在却希望将它们马上投入战斗。但是劳合·乔治先生认为把如此少量新武器部署作战时间尚不成熟。他将正在进行的讨论情况通知了我。将这一高度机密以如此之小的规模并仅仅在我认为非决定性的军事行动中作为无足轻重的武器暴露给敌人，我对此建议感到震惊；因此，我请求与阿斯奎斯先生作一次面谈，对于他我当时是十分明确的反对派。首相非常友好地接见了我，并十分耐心地倾听了我的呼吁，所以我认为已经成功地把他说服。然而，如果真的如此，他也并没有贯彻他的意志。9月15日，首批坦克，或如公报所称“大型装甲车”，在进攻孔布勒谷壑与马丁皮什之间的第4集团军前线投入战斗。
在数月前由当时组建坦克兵团的斯温顿将军撰写的回忆录中说，有人极力主张使用坦克引导进攻，应投入尽可能多的数量，在坦克后面立刻紧跟大量步兵联合出击。但该建议未被采纳。不论在哪里，这些坦克都分作三三两两进攻某些坚固据点或单独执行特殊任务。它们被当作完全无足轻重的武器使用，运往法国的59辆坦克中，49辆抵达战场，其中35辆抵达它们作战出发点，它们中31辆越过德军战壕。尽管深受初期不健全状态的制约，且因驾驶员大多未受过训练，但立即证明坦克是一种新的要素被引进了战争。在最早的战斗中，一辆坦克发现进攻的步兵在弗莱尔前面被铁刺网和机枪挡住，它便爬过德军战壕，在战壕后横冲直撞，完好无损地立即迫使据守战壕的300多名敌军投降。仅仅9辆坦克克服重重困难在步兵的前面进攻。不论何处只要一辆坦克达到目的地，它的出现足以使惊呆的德军非逃即降。10天以后，即9月25日，另一辆凹形坦克，后跟两个步兵连，横扫吉尔德战壕1500码，除毙伤大量敌军外，还俘获8名德军军官和362名士兵，而英军总共仅损失5人。让这些插曲与上文讲过的第8师惨败作对照吧。
其时，为取得这些微小的成功，为教育职业军人，使其思想向前推进一步，将只要运用得当本可以在1917年取得一次震撼世界的胜利的战争秘密，毫不介意地泄露给敌人。然而幸运的是参战者规模之小也模糊了德军参谋部的视线，甚至遮住了鲁登道夫的敏锐目光。同样地，德军1915年在伊普尔小规模地使用毒气暴露了他们的秘密计划，当时他们没有现成的储备来扩展最初的成功。但是他们的敌人并未忽视在那次事件中所获得的信息。
05.
整个7月份，公众与内阁连续得到保证说，德军在索姆河之战蒙受的损失远远超过了我方。前面一章即“血的考验”中的伤亡人员表说明给人的印象是虚假的。道格拉斯·黑格爵士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在总部情报部门他的顾问们的忠诚服务。○14向位高权重的上司报告他最喜欢听的事情，是一种诱惑，这是导致错误政策最常见原因之一；因此领导人对他在生死攸关事情决策上的观点通常较无情事实所允许的要乐观得多。
然而，对事件作回顾考察时，似乎不应当一味为这次战役指责道格拉斯·黑格爵士。神秘主义的佛教徒相信，在每一生命的终结时又有一新的生命产生，作为其先辈之善与恶的继承者。1916年的悲剧是1915年的事件决定的。协约国政府针对那年实施打败土耳其和联合巴尔干国家反对中欧帝国的努力宣告失败，从而失去了有利的行动手段。法军在凡尔登遭受的极度痛苦，迫使英军的新部队尤其是大量扩充的炮兵，为营救法国攻击部队遭受最沉重损失，在充分训练之前，就在法国进行救援性的反攻。坦克虽已有设想，但尚有待生产与完善。现存的财力物力不足以沿战线同时发动数起进攻，本可以以此使敌人直到最后时刻都无法断定那里是真正的进攻点。缺乏必不可少的准备，同样无法做到必不可少的突然袭击。然而进攻的要求是义不容辞的，而且刻不容缓。道格拉斯·黑格爵士和西线的所有指挥官一样，只要他是一位尽职尽责的将领，无疑会反对在1915年可能实施的欧洲东南部大回转运动，仅此运动的结果就可能在1916年产生决定性后果。他有把握而且坚信能打破在索姆河的德军防线。但是即使他对进攻德军阵地的勉强态度与热情兼而有之，他也不可能按兵不动。各种不可抗拒的力量有如命运之轮的转动一样，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带到一起。
尽管如此1916年西线的战役自始自终就是一场血淋淋的残杀，在结局已定之后英军和法军的力量与德军相比，较战役开始时更弱，实际战线除了凡尔登有所缓解外并无明显的改变，而凡尔登给予德军的缓解不比法军少。我方没有取得任何战略优势。法军的大量伤亡把德军进攻凡尔登决策的愚蠢掩盖得一干二净，即法军防守中表现的过分英雄主义的牺牲差不多抵消了德军在总战略方面的愚蠢。德军长期保持的威望因未能攻克凡尔登而蒙受的损失，但它在另一战场上获得成功，得到了补偿而有余；同时他们一直固守索姆河牢不可破的战线。
但这个暗淡的判断——后世有可能用更敏锐的语言赞同这个判断——丝毫没有减少英国陆军的真正荣誉。它是一支年轻的军队，但是它是我们曾拥有过的最精锐之师；它在炮轰声中仓促组建，人人都是志愿军人，激励他们的不但是对国家的爱，他们普遍深信人类自由受到了军国主义和帝国暴政的挑战，他们不惜作任何无效牺牲，不畏任何毁灭性的磨难。他们踏过战壕的泥泞与污秽勇往直前，穿过横尸遍野、弹坑累累的战场，在大炮的耀眼火光和隆隆震耳声中，在致命的机枪射击中，他们意识到自己在为民族献身，为自己的事业感到自豪，他们扼住欧洲最可怕军人的咽喉，杀死他们，迫使他们节节败退。如果指挥官要求付出两条甚至十条性命的代价去杀死一名德军，我战斗部队从来没有半句怨言。无论进攻如何无成功希望或损失惨重，他们永远保持高昂斗志；再惨重的伤亡也阻挡不了他们恢复冲锋；在无论怎样严酷的物质条件下他们都保持对指挥官的服从和忠诚。烈士和生还的战士一样多，他们完成了深受其鼓舞的崇高使命。索姆河的战场成了基奇纳军队的基地。人们告别各行各业宁静的平民生活，响应不列颠的号召而来，(如我们依然希望的那样)应人道之召而来，从英帝国最遥远的地方来到这里，慷慨的年轻生命之花在1916年永远地凋落了。除了死亡他们是不可征服的，他们征服了死亡，他们建立了一座民族美德的丰碑。只要我们海岛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座丰碑将永远受到世界民族的感叹、敬仰和感激。
————————————
①《道格拉斯·黑格爵士公文札》(Sir Douglas Haig's Despatches)，J.H.博拉斯顿，第22—23页。
②同上书，第21页。
③《道格拉斯·黑格爵士的指挥》(Sir Douglas Haig's Command)，第93页。
④同上书。
⑤见原书第669页地图。
⑥《昂克尔河畔士瓦本之战纪实》(Die Schwaben an der Ancre)格斯特。
⑦《道格拉斯·黑格爵士的指挥》，第103页。
⑧《道格拉斯·黑格爵士公文札》，第27页。
⑨同上书，第30—31页。
⑩同上书，第33页。
○11即19.6万人减去平静区2.5万人，(《军事努力》每月统计表，第253页及以下)。
○12《世界大战中的第27步兵师》(Die 27 Infanterie Division im Krieg)。
○13《我的战争回忆录》，第244页。
○14在此，读者当查阅我的未经节选的回忆录(《第一次世界大战回忆录》1916—1918年，第1卷)的备忘录全文，可以看出我在索姆河之战正在进行之际我所写的对真实形势的看法；该备忘录全文当时由弗雷德里克·史密斯爵士(现在的伯肯黑德勋爵)提交内阁传阅。它有助于支持我的声称，即我没有根据事后知道的消息强烈批评司令官指挥失当，除非存在文件证据证明，在争论之前或争论中确有同一批评记录在案，而当时所有争论点还不为人所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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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4章、罗马尼亚的灾难
第44章、罗马尼亚的灾难
01.
我
们已经知道，1916年初处于孤立地位的罗马尼亚，多么容易受威逼利诱加入日耳曼强国阵营。我们已经看到法金汉如何把矛头转向西方对准法国，并让奥地利将矛头指向意大利，从而减轻罗马尼亚受到的敌对压力，因而它可再保持6个月骑墙的观望态度。现在一系列有决定性的重大事件即将发生。
法金汉愚蠢地策划的两起重大灾难，8月底，第二起灾难落到了中欧帝国头上，即罗马尼亚对其宣战。尽管勃鲁西洛夫6月初的胜利使罗对其宣战的危险步步逼近，德国为阻止危险的发生采取了重大的预防措施，但实际宣战比德国政府预料的还要快得多，这一点令德国舆论为之震惊。一场表示愤怒与憎恶的自发运动席卷德意志帝国；德国的地位在此关键时刻，的确比最终崩溃前的任何其他时期都更为危急。凡尔登战役仍在大量消耗德国的资源，那里即将发生最严重的精神上的失败。索姆河之战正处于高潮，英军并未因遭受的损失而止步，继续将新的部队投入战斗，而且间隔不久就发动可怕的攻击。德军在西线受到的压力非常沉重；凡尔登之战的失败感和在索姆河慢慢被优势兵力压倒和消耗殆尽的感觉，影响了军队的士气。物资的消耗和战斗中的损失使德军的储备捉襟见肘。前线吃紧，严冬御寒物短缺，德军要在此情况下挨过许多星期的危机和应付捉摸不定的局面。与此同时奥地利的失败令人注目，东方的整个南部战线变幻莫测。俄军似潮水般滚滚向前，势不可挡。20多万捷克军争先恐后地投降敌人，并作为独立的兵团编入俄军。意大利向伊松佐河的反攻正在开展。奥匈帝国的全部抵抗力量渐渐分崩离析。此时，一支勇敢和训练有素的50万罗马尼亚新军投向了天平的另一端，在日耳曼国家最薄弱和最易受伤害的战区参战。至关重要的罗马尼亚谷仓和油田丧失了，连匈牙利大平原本身也岌岌可危。长期封锁的压力大伤德国民众的元气，多方面牵制并恶化了战争物资的生产。
在此暗淡绝望之时，理解德国民众情绪的皇帝求助于战争的两个伟大军人，他们以寡不敌众的兵力长期阻止了东方敌人的推进，在他们的眉宇间仍闪烁着坦嫩伯格胜利的光彩。8月28日，即罗马尼亚宣战的第二天，法余汉接到皇帝军事会议主席冯·林克伯爵的通知说，皇帝陛下已决定召见兴登堡和鲁登道夫。法金汉理解这是罢免他的暗示，于是马上辞职；当晚，兴登堡任参谋长，鲁登道夫任副参谋长并享有同等权力，二人共同执掌同盟国战时最高指挥权。
此二人之间关系如何？兴登堡将他们的关系描述为美满的婚姻。“在这样的关系中，”他写道，①“第三者怎能清楚地分清我们两人的功过呢？我们的思想和行动同出一辙，往往一个人说的就表达了另一个人的愿望和感受。当我了解鲁登道夫将军的价值之后，而且是很快了解的，我就了解我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尽快充分发挥他的智慧力量，充分发挥其近乎超人的工作能力和不倦地贯彻参谋长的决定，如果有必要便为他扫清道路，扫清我们的共同愿望和共同目标所指向的道路。……我们的军事政治信念的一致性构成了我们关于正确利用国家资源的共同观点的基础。意见的分歧不难调和，任何一方都不曾产生被迫服从的感觉而妨碍我们的关系。”
这位年事已高的陆军元帅，因爱国主义和没有妒忌的性格而始终精神振奋，他已年迈，他军旅生涯黄金时代已过去，由于战争发生的巨变，他甘心情愿地将创议、准备和执行等机会几乎完全交给性格暴烈的同僚，他自己则对完全同意的最重大决定，凭借位高权重清除执行道路上的障碍和反对意见。他们在整个大战期间表现了绝对的团结。
但是如果我们透过表面看事实，那末毫无疑问的是，鲁登道夫支配一切，而兴登堡主要是被挑选出来使他能支配一切。重大决定是在鲁登道夫的脑子里作出的。经过兴登堡有能力的手，调动与控制整个德国军队以及军队以外诸多事务。鲁登道夫就是德军总参谋部的主人。这位军事神父，他完全是德国的控制与驱动力量，不但在整个大战的52个月期间，而且很大程度上在战前和造成战争的形势中就起着这样的作用。参谋部的成员由职业的志同道合和信奉共同信条这种最紧密的纽带联系在一起。他们和陆军其他部分的关系有如鼎盛时期的耶稣会教士与罗马教会的关系。他们派在每位指挥官身边的代表和在总部的代表，说的是参谋部的语言和维护对参谋部的信赖关系。担任德国各军、集团军和集团军群司令的将军们，连兴登堡本人在内，被这一伙人几乎难以置信地视为傀儡，往往仅此而已。参谋官安排一切，而对将军们的权威、意见或希望不屑一顾。参谋部指挥战事、制定决策并将这些决策通知下属机构。鲁登道夫俨然是一位无可争议的主人；在他与第4集团军参谋长的多次谈话中，从来不提兴登堡的名字来支持一个决定或证明决定的正确。
不过这丝毫无损于兴登堡的名望，他宽宏大量地顺从进程，他肯定这样的进程是符合皇帝和国家的最高利益。但是有必要指出，凡是可以相信的那便是真的。
02.
罗马尼亚期待已久的宝贵机会不但已经来临，而且已经过去。
一俟俄国的胜利明白无误，布拉蒂亚诺内阁即果断决定参战。长期的困惑、迟疑和讨价还价结束了。此时罗马尼亚得到了或者说从未得到过的为实现国家的雄心和罗马尼亚各民族的统一完整全力以赴而战的时机。一旦作出这一决定，就应该不失时机地据此采取行动。当勃鲁西洛夫的军队在加利西亚滚滚向前的时候，当奥地利的波希米亚部队成千上万争先恐后地投降的时候，当吃惊的俄国士兵收缴战俘、武器和物资等大量战利品的时候，当德军还没来得及从北方和西方调来军队重建其支离破碎的防线的时候，正是罗马尼亚介入的时机。对罗马尼亚军队的总动员令，若在6月10日左右发布，本来可望在月底之前当同盟国的整个东南战线处于一片混乱之际，将相当数量的罗马尼亚部队投入战斗。此举的影响必定有深远的意义，且可能证明是决定性的。
讨价还价，静待事态的发展，力求化险为夷，遇事谨小慎微等习惯，在布拉蒂亚诺的政策中根深蒂固，以致浪费了近两个月的时间化于谈判。在罗马尼亚政府作出承诺之前，务求事事定当，对方必须给予最高的回报，以及保证她实际上完全不受伤害。规定俄国军队和萨洛尼卡军队可能的调动以及武器弹药供应等军事协议，与政治、金融以及领土问题一样，通过电报往来与各协约国政府进行了大费周章和细微末节的讨论。英法两国政府——对即将来到的索姆河战役的胜利寄以厚望——现在突然急切地想不惜代价地得到罗马尼亚的帮助。俄国为了即将揭晓的理由，显得不那么热情。然而必须有俄国的同意一切，主要军事安排才能决定下来。在这种频繁的讨论中，6月所剩时间和整个7月悄悄地迅逝了。
与此同时，法金汉并非无所事事。德国部队在东线各地与俄军对峙，增援部队从德国前线各地拼凑起来匆匆赶赴勃鲁西洛夫侵入的地段。到6月底，俄军的推进放慢了，到了7月中旬，奥德战线重新连接并或多或少地稳定下来。维也纳、柏林和索非亚理所当然地充满对罗马尼亚态度最严重的担忧。因此在6月和7月，奥地利和保加利亚军队尽最大可能稳步地进入靠近罗马尼亚边界的预防阵地。
直到8月27日罗马尼亚向奥匈宣战，命令全国总动员并准备将军队开进特兰西瓦尼亚。她从协约国得到以下军事许诺：一、俄国对奥地利军队尤其在布科维纳的奥军采取强有力的军事行动；二、俄军派两个步兵师和一个骑兵师在罗总动员的第一天派往多布罗加；三、与罗马尼亚参战的同时，协约国从萨洛尼卡发起进攻。
所有这些措施和协约国的政治上的补充手段加在一起也抵消不了罗马尼亚政府因讨沦而损失的那一个月或6周宝贵时间的价值。谨慎变成了轻率，求安全反被慎小和过虑所害。同盟国在没有忍受新对手攻击之前逃脱了勃鲁西洛夫加予她们的灾难和毁灭。罗马尼亚的攻击已不再是意外而是预见到了的，只要同盟国的资源允许就得加以防范。罗马尼亚大地上有23个组织良好的师，有超过150万能够扛枪的兵员，如果罗马尼亚切断谷物和石油的供应，那末其敌友看来，这才是德国及其惶惶不可终日的伙伴必须面对的最严重打击之一。
03.
当德国和保加利亚合围的乌云向罗马尼亚四周聚集的时候，我们必须考察一下萨洛尼卡前线的形势，罗马尼亚一直期待从那里得到直接的及时援助。
图31、萨洛尼卡局势——，1916年9月底；----，1916年11月底；Cerna，采尔纳河；Dorran，多兰；Florina，弗洛里纳；Koriza，科里扎；Miles，英里；Monastir，莫纳斯提尔；Ohrida，奥赫里达；Prilip，普里利普；Salonika，萨洛尼卡；Strumitza，斯特鲁米察；Vardar，瓦尔达尔河；Veria，韦里亚。
协约国以萨洛尼卡为基地的军队的来到是罗马尼亚决策的重大因素之一。法军、英军、塞尔维亚军、一个意大利师和一个俄国旅五国近40万人现在分布于沿保加利亚周围群山脚下和在它建立的边防线一带。罗马尼亚在协议中讲定：如果可能，这支军队要在她参战的前两周，或在最糟的情况下及与她参战同时，向保加利亚发动次全面进攻。对此英法政府均表示同意。根据这个协议，霞飞有责任命令指挥协约国军队的萨拉伊将军不迟于8月10日出动他的军队。“在认为适当的时候东线军队联合所有部队沿希腊边境向敌人联军发起进攻，如果成功，即向索非亚方向追击敌人。”这一雄心勃勃的命令与现实不符。英军总司令米尔恩将军报告说，对保加利亚军的进攻不会成功。他认为破釜沉舟的敌军能够长期守住保加利亚阵地。战线过广，合适兵力的缺乏，三.国部队之间合作的困难，处于左翼的塞尔维亚军的可疑素质以及重炮品质欠佳等，都属于他所想的不利条件。威廉·罗伯逊爵士记录了自己的意见：保加利亚军队在他们自己国内是极好的卫士，塞尔维亚军队尚未从灾难中恢复元气，所以没有一名英军军官赞成这一冒险行动。英国政府根本不信任萨拉伊将军，因此他与英国同事之间的摩擦持续不断。
图32、罗马尼亚战役，1916年初
(1)舒尔杜代尔坎；(2)罗特图尔姆；(3)菩雷代亚尔；(4)布召；Advancc of German Ninth Army德国第9集团军(法金汉)进军方向；Alexandria，亚历山德里亚；Bendcr，本德；Black Sea，黑海；Braila，布勒伊拉；Bucharest，布加勒斯特；Carpathlan Mts，喀尔巴阡山脉；Cernavoda，切尔纳沃达；Constantza，康斯坦察；Craiova，克拉约瓦；Dobruja，多布鲁加；Fagaras，弗格拉什；Five Austro-Hungarian Divions，5个奥匈师；Fokshani，福克沙尼；Galatz，加拉茨；Hermannstadt，赫曼斯塔特；Ismall，伊斯梅尔；Jassy，雅西；Kalafat，卡拉法特；Karakal，卡拉卡尔；Kronstadt，克龙斯塔德；Miles，英里；Odessa，奥得萨；Orsovva，奥尔索瓦；Passes，通道；Piteschi，皮特斯基；Ploesti，普勒斯蒂；R.Alt，阿尔特河；R.Danube，多瑙河；R.Pruth，普鲁特河；R.Sereth，谢列特河；Romanian First Army，罗马尼亚第1集团军；Romanian Fourth Army，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Romanlan Second Army，罗马尼亚第2集团军；Romanian Third Army，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Rustchuk，鲁斯丘克；Silistria，锡利斯特拉；Sistova，锡斯托瓦；Sofia，索非亚；Transylvanian Alps，特兰西瓦尼亚山脉；Turturkia，图尔图凯；Varna，瓦尔纳。
这些悲观仁义的看法并没有完全得到后来事实的证明。塞尔维亚军队经过重组、训练、补充给养之后，在时机来临时表现自己是一支毫不宽容的军队。但值得注意的是，英国内阁不顾提交给他们的报告，仍然同法国一道怂恿罗马尼亚依赖萨洛尼卡军队的有效进攻。的确在巴尔干，协约国军无法阻止保加利亚投入其主要兵力对付罗马尼亚。结果作出的安排是，米尔恩将军率英军以积极防御保护萨拉伊的右翼，而萨拉伊本人不得不将霞飞命令的总攻击降格为佯攻，并由塞尔维亚军发动一场包抄进攻。纵然如此，他还得沿一条单线铁路为8个师提供给养。在整个战线他只能调集不超过14个师，用以对付在坚固的山区设防的保加利亚和德国23个师。连这些有限的军事行动的日期也延迟到了9月底。其时，德保联军首先发动攻击，虽然在别处被打退，但还是攻抵海滨，并于9月18日在卡瓦拉俘获一个希腊师。在这种情况下值得注意的是，萨拉伊居然成功地攻占了莫纳斯提尔。在进攻的实际战线上双方几乎势均力敌，每一方调集了19万人和800—900门大炮。但是这个成就根本没有对决定罗马尼亚命运的斗争产生影响。即使指责萨拉伊将军的脾气和性格有种种缺点，假设，这些缺点一一为无可争辩的美德所取代，形势也不可能获得更好的结果。
04.
罗马尼亚从宣战之时起，其岌岌可危的地位日益明显。王国的主要部分是一舌状地带，长约300英里，宽100英里。北以南喀尔巴阡山脉为屏障，南以宽阔的多瑙河为界，大致在舌状地带的中心处即其首都布加勒斯特。奥德军队集结在南喀尔巴阡山脉背后；而保加利亚军队蜷伏在多瑙河对岸。四个月足以夹碎罗马尼亚，就像钳子中间的核桃。
关于罗马尼亚四周边界还要说几句。多瑙河貌似可靠的屏障，它流经此地的大部分河段穿过平原上的深水槽，多处宽近1英里。河流在锡斯托瓦、图尔图尔卡伊和锡利斯特里亚等主要地段筑有堡垒，在重榴炮弹出现前被认为是难以攻下的要塞。多瑙河流至河口，将多布罗加省包围在其水域与黑海之间，该省是罗马尼亚在第二次巴尔干战争末不费一枪一弹从衰竭的保加利亚夺取的。军队进入多布罗加，左侧是多瑙河，右侧是黑海海岸，这个想法激发每个保加利亚人的雄心壮志，要切断罗马尼亚这条舌头的舌根。
北面的山脉是比多瑙河边境线更加有效的防御体系。南喀尔巴阡山脉高度为6000—7000英尺，山体有森林、多草台地和圆形岩峰三层。这一壁垒由自北向南的四条主要通道贯穿2000—3000英尺深许多英里长的陡峭裂缝，由较窄的小路穿过，其中最西的一条小路与武尔坎通道相接。南喀尔巴阡山脉在最东端成直角折入喀尔巴阡山脉，此处即是俄国普鲁特河边境，即是罗马尼亚北方省份摩尔达维亚。这里就是新战争的战场。
罗马尼亚8月27日动员了23个师，其中10个师训练有素，5个师次之，余皆为后备队伍，总计超过50万人。然而罗马尼亚军队的大炮力量弱，且弹药供给严重不足。她主要军火库又在参战前数日神秘地发生爆炸。她的战场电话装备非常落后，拥有的飞机廖廖无几，既无壕堑迫击炮也没有毒气。罗马尼亚的政治家们起初似乎寄希望于——回首往事这真是异想天开——保加利亚不会向它宣战。当这个希望在9月1日破灭时，罗马尼亚仍然相信萨拉伊将军的介入将把保加利亚兵力牵制在萨洛尼卡前线。她还希望德军因受到强大压力而抽不出大量兵力，她还依仗明确答应的俄国强大而迅速的援助。罗马尼亚的兵力分为四大集团军，其中第3集团军守卫多瑙河和多布罗加，第1和第2集团军扼守穿过南喀尔巴阡山脉的各通道，第4集团军希望以后得到第2集团军的合作，穿过喀尔巴阡山脉入侵特兰西瓦尼亚。5万人组成的中央后备军防守布加勒斯特。
起初，在特兰西瓦尼亚仅有5个疲惫的奥地利师，但9月上半月4个德国师已经接近。且自9月6日起法金汉亲自担任这些部队的指挥。3个保加利亚师和1个骑兵师，以及调自萨洛尼卡前线的1个德国师之一部分集结在令人敬畏的马肯森麾下，屯兵多瑙河对岸直指多布罗加。
尽管罗马尼亚军队拥有数量上的巨大优势，但只要研究一下作战地图就不能不令人焦虑不安。当时任战时国务大臣的劳合·乔治先生向我全面解释了那里的局势：我们在沃尔顿希思的一次长谈中双方都感到惊恐。此后，他写信向首相提出虽为时已晚但却是严肃的警告。萨拉伊和萨洛尼卡的军队不能投入战斗；剩下来只有俄国的援助了，而这件事又运气不好。由于罗马尼亚老国王在战前与奥匈帝国签订了条约，俄国一直视罗马尼亚为潜在的敌人；因此，南俄铁路系统不通到罗马尼亚边界，在俄国铁路终点站列尼与最近的罗马尼亚的加拉茨铁路线之间实际上有20英里的空隙；所以俄国不可能很快援助她的新盟友。阿列克谢耶夫和精明能干的俄军参谋部了解罗马尼亚问题的程度远远胜过缺乏耐心的西方协约国，协约国对俄国就罗马尼亚的介入持冷淡态度显然一直忧心忡忡。
正当接纳一个新盟友的欢呼声依然响彻法、英新闻界之时，令人吃惊的消息来到。9月1日，马肯森入侵多布罗加。9月6日，他率领保加利亚军队和德国榴弹炮队摧毁了图尔图尔卡伊的多瑙河要塞，俘虏25000名罗马尼亚军并缴获100门大炮。马肯森迅速前进通过多布罗加，到9月底已差不多到达与黑海之滨康斯坦察平行的地方，途中占领了罗军放弃的锡利斯特里亚要塞。到10月第三个星期攻克康斯坦察。他留下一半军队建筑自多瑙河至黑海的壕堑线防守征服的领土，率领余部(又增加一个土耳其师和保加利亚师)横渡布加勒斯特对面的多瑙河，离布加勒斯特只有40英里，对都城形成很大威胁。这一威胁不是没有目的的。在保加利亚入侵多布罗加的同时，法金汉也正在探察南喀尔巴阡山脉的通道，不断地到处寻找强行通过的道路。然而罗马尼亚第1、第2集团军坚持顽强抵抗，而自喀尔降巴山脉出来的第4集团军，继续驱使奥地利军节节西退。但是图尔图尔卡伊的灾难、多布罗加遭到入侵以及马肯森对布加勒斯特的威胁，已经占用了5万名罗马尼亚中央后备军。任南方前线指挥的阿韦雷斯库将军断然要求：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应从特兰西瓦尼亚召回，第2、第3集团军应减少至合适防守各通道的最低限度，罗马尼亚的全部力量应对付保加利亚军。这无论如何是一项军事计划。它遭到了任北方司令的普雷森将军同样强烈的抵制。矛盾相当尖锐，争论不分胜负。结果不出所料达成妥协，依照这一妥协，普雷森将军继续入侵特兰西瓦尼亚，但因兵力薄弱无法奏效；阿韦雷斯库将军虽从扼守通道的部队调集足够部队，但仍不足以打败保加利亚军，反而危及了各通道的防御能力。
现在罗马尼亚已参战两个月，11月初，法金汉的军队增加了的5个德国步兵师和2个骑兵师。得到如此强有力的增援，他便努力地进攻武尔坎通道。到11月26日，他强行通过这条通道进入罗马尼亚平原，沿日乌河谷而下，并意外地切断了把守奥尔绍瓦附近舌尖部位的罗马尼亚军的对外联系。德军的这一行动使其他通道的防御连续受损。到11月底，法金汉已同来自多瑙河对岸的马肯森会合；12月6日，总计达15个师的法金汉与马肯森联军与罗马尼亚军队残部之间进行了三天激烈的争夺战之后，胜利地进入布加勒斯特。顽强自卫的罗马尼亚军向东朝着现在终于来到的大批俄军方向撤退。尽管大雨如注，严冬恶劣气候，法金汉和马肯森仍跟踪追击。道路已不复存在。部队缺乏粮食和各种必需品。根据法金汉所说，鲁登道夫发来“一连串令人讨厌和多余的电报”②。既无冬衣，也没有补充给养。尽管如此，德军仍坚持不懈，主要同俄军进行了一系列激战之后，于1月7日抵达谢列特河。德军的推进到此为止，罗马尼亚之舌状领土已被从舌根处切断。这个不幸王国只剩下北方省了。在这环绕雅西镇的狭小地区，四个月前满怀信心参战大军的余部忍受了数月的困苦甚至饥饿；不但成千上万的战士而且数量更多的难民悲惨地死去。就这样，罗马尼亚终于遭受与巴尔干所有民族同样骇人听闻的不幸。
人类是多么地难以教化，在感情的驱使下人类又是何等盲目！大战给如此之多的人带来痛苦，大战曾给巴尔干各国信奉基督教的人民以无上的机会。其他民族不得不接受辛劳、挑战和苦难。他们只需要宽恕和团结。只要自觉地认识到他们的共同利益，那末采用某种国际手段建立起来的，以君士坦丁堡为联合首都的巴尔干联邦，本来可以成为欧洲强国之一。协同一致的武装只需宣布中立，继之以在选定的时机对他们的共同敌人土耳其和奥地利进行决定性的干预，可望轻而易举地满足每个国家合理欲望的大部分，各国都可望得到安全、繁荣和力量。然而它们宁愿选择同饮自相残杀复仇的毒酒。现在这杯毒酒尚未喝干！
05.
现在有必要考察一下1915年5月底英国组成联合政府之后我们离开了的英国政治领域。据当时观察，新内阁尽管由诸多杰出而正直的人士组成，但对于进行一场大规模战争来说，它是一个累赘的不能令人满意的机构。从组阁之初起某种值得注意的裂痕和个人决定的倾向就很明显，这些裂痕和倾向并非遵循正规的政党路线，而是各党中成员常见的种种性格和意见的反应。有聚集在首相周围的老自由党人一派，他们不愿意为进行战争而采取激烈的国内措施。在保守党中他们也不乏共鸣者。这一派对我国为最大规模地装备自己和盟友必须支付美国人量款项因而产生的财政困难，感慨甚深，他们反对为获取最大的军需品产出而在工业领域采取极端手段，他们尤其反对推行义务兵役制以维持战场的作战部队；正是在这些问题上意见和感情的分歧日益明朗。
到1915年中期，热情的志愿兵队伍已远远超过我们装备和组织他们的能力。自愿挺身而出者已逾300万人。他们表现了不列颠民族最高尚最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但是到1915年夏天，消耗额已大于补充数。显而易见，若不采取全新措施，1916年就很难维持英军的70个师，更不用说100个师了。以首相为首的严格的自由党一派赞成进一步努力推行自愿招兵制。大多数保守党大臣，在劳合·乔治先生的支持下——在我退出政府以前包括我本人——坚信立即实施义务兵役制是难以避免的。可是基奇纳勋爵由于他几次三番呼吁人民志愿参军，因此得到全国极好反应而理所当然感到自豪，此时倾向阿斯奎斯先生一方，使天秤不利于实施义务兵役制。但是战争继续在困难中进行下去，到1916年1月初，在战争的巨大压力下，重新引起征兵问题上激烈争吵的内阁危机。
现在，严酷的实际需要，由于广大人民群众热情的道义性质运动而变得更为迫切。有350万人志愿从军。但仅有他们是不够的，因为他们自愿参战就不考虑其中有许多人曾屡屡受伤，难道令其重返前线吗？一方面千百万健壮青年尽可能地过着平静的生活，另一方面却把年老、体弱、伤残的志愿者投入战斗，行吗？难道服役期已满的本土军中的公民和正规军战士必须继续服役，而不应该强制那些尚未作出任何牺牲的人们开始服役吗？有350万个家庭，他们所钟爱的负担生计者、他们的英雄，自愿地为祖国的事业贡献自己的一切。他们代表民族生存所依靠的最坚强因素。这些家庭提出要求：不能因为一些人拒绝履行他们的义务，使胜利延迟，让残杀延长。基奇纳勋爵终于在1月底改变了立场，阿斯奎斯先生也作出让步。结果只有一位大臣约翰·西蒙爵士辞去政府职务。一项征兵法案提交议会，并迅速以压倒多数通过。
然而，正如从产生征兵法案的内部斗争可以预料到的那样，新法案是一次不能令人满意的妥协的产物。它既不能保证所需要的兵员数，也没有满足此时激烈要求的牺牲均等。4月，内阁中出现了有关扩大征兵范围的新危机。以前的斗争在双方都留下伤痕，在全体同样珍视国家事业的同僚之间暴露出深刻的性格差异，这次似乎可以肯定，劳合·乔治先生将辞职，内阁将破裂，必须精心拟订计划组成一个强大的反对党以保证实施极端的战时政策。
有人建议，下议院中这样一个反对党领袖应是劳合·乔治先生和爱德华·卡森爵士，我受到多方面人士的敦促站到他们一方。我曾在佛兰德有好几个月指挥的苏格兰营因兵员不足被解散，我获准重返议会。5月，议会依法任命两个调查委员会对美索不达米亚和达达尼尔海峡的军事行动进行调查，我立即在近一年时间里卷入了苦恼地继续履行我在本书前面叙述过的自己的责任。我是以了解机密问题的无公职的议员的立场将后来12个月的事件记录下来的。
06.
1916年4月的征兵危机被阿斯奎斯先生方面进一步的让步避免了。通过了一项新的国家兵役法，劳合·乔治先生仍留在政府内。夏、秋期间，联合政府尴尬地凑合在一起，受多种压力和苛求的折磨。因1916年罗马尼亚的崩溃和全部希望的破灭引起的指责使内阁中的两派的斗争再起。劳合·乔治先生的辞职立刻导致政府的垮台。伴随这一事件出现的内阁人员千变万化的组合和重组，有朝一日将成为英国宪法史上发人深省的一章。
12月5日，阿斯奎斯先生向国王递交了他本人及其内阁的辞呈。国王召见的博纳·劳先生建议，劳合·乔治先生是唯一可能的首相继任者。尽一切努力劝说阿斯奎斯先生参与新政府，但没有成功。在除了劳合·乔治先生以外的所有自由党同僚的追随下，阿斯奎斯先生退出政府加入爱国的反对派。劳合·乔治先生、博纳·劳先生和爱德华·卡森爵士组成的新三人小组负责国务管理，实际上握有独裁的权力。这些决定没有受到议会的挑战，不但为全国所接受，而且博得新闻界的喝彩。
新首相希望我参加他的政府；但是这一念头引起了此次危机中举足轻重的要人们的极大不快。诺思克利夫勋爵对我有强烈敌意，此时活跃起来。他急急忙忙在《泰晤士报》和《每日邮报》上撰文宣称，已经作出不变的决定将那些对战争失败负有责任的人排除在政府之外，公众将“欣慰而满意地获悉不请丘吉尔先生在新政府中担任任何职位”。他还力图否决对贝尔福先生外交大臣一职的任命，幸而未获成功。四位被视为新联合政府中不可缺少的杰出的保守党成员或签名或发表声明，要求以我和诺思克利夫勋爵不担任大臣作为他们就职的条件。因此就这点而论——虽然这或许不是对他表示恭敬的方式——诺思克利夫勋爵的观点得到有力的支持。在达达尼尔海峡委员会提交报告之前我任海军大臣时的行为尚在审察中，这当然是一个被引证的充分理由。劳合·乔治先生在这种形势下根本无法抵制这一临时纠合但势力强大的阴谋小集团。因此，几天以后他通过一位我们共同的朋友里德尔勋爵捎信给我说，他决心达到他的目的，只是暂时反对势力太强。我通过同一渠道回答他说，发表政治独立的书面声明。
然而我同新首相的关系，尤其是我在5月10日的秘密会议上发表演说之后，已经发展到我虽无职务却在很大程度上成了他的同事。他反复同我讨论战争的方方面面，以及他的许多秘而未宣的希望与担心。他向我保证，他的决心是要我和他同舟共济。我正是从处于这一有点反常的地位，注视以后6个月里的潜艇战危机和尼维尔将军在法国的灾难性进攻。
新首相具有能应付这个动乱时期的两种性格特点：第一，立足于今天却不短视。对他来说每天都充满了希望和重新开始的冲动。他考察每日清晨的问题时，目光不受先入之见、过去言论和先前失望与失败的阻挡。在和平时期这种心态并不总是令人钦佩的，往往也不总是成功的。但是世界千变万化，所有的价值和关系因某种惊人的事件及其无法估量的反应而改变，处于这种严重危机之中，为追逐胜利这个主要目标，人们会产生无穷无尽的精神活力，这是一种难得的优点。他的直觉能力用于应付危机，较之严格头脑的逻辑推理更加合适。
立足于今天和每日重新开始的特点，直接导致他发挥第二个宝贵的才能。劳合·乔治先生在此时期似乎拥有从不幸本身汲取未来成功之手段的特殊力量。从德国潜艇的劫难，他想到护航制度；根据卡波雷托灾难的教训，他建立最高战时会议；从3月21日大灾难的日子起，他组建了联合指挥部，并得到大量的美国援助。
他在英国政府中的和在协约国各委员会的崇高地位是在重大灾难中登上的。他不坐等事件本身的发展再作出事后聪明的裁决；他抓住最重大问题力求解决它们，不因错误及其产生的后果而灰心丧气。他几乎也不受传统和习惯的干扰。从来不谋求将某个陆军或海军人物树立为偶像，他可以藉其名声得到庇护。对陆军和海军等级制度他只略加点指与压力，使其调整以适应迫切的需要。他吸收议会外的精力充沛的能人志士，委以各部大臣之职。他对见到的事情绝不忽略。所有的政府任务需要他全神贯注。他活着完全为他的工作，从不嫌工作太重。只要有需要，他便作出决定。工作的重担似乎从来压不垮他。他天生具有管理民众和行政机构的干练能力，现在又具备制定战时政策的高度平衡能力和对陌生事物探究根源的能力。在他的治理下把本岛和帝国都有效地组织起来以适应战争。他组建的帝国战时内阁，成为英王朝在全世界资源的单一管理的中心。是他提出挫败德国潜艇海上攻击的护航制度，给予在巴勒斯坦压倒土耳其人的前进推动力，是他促使在法国的统一指挥有益于胜利，等等，为执行政策在作出重大努力和决心方面，谁也比不过王国政府的首相。
————————————
①冯·兴登堡元帅，《我的生活片断》(out of My Life)，第84页。
②《第9集团军征战记》(Der Feldzug der 9 Armee)(1916—1917)，第2部分，第93—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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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章、美国的介入
第45章、美国的介入
“鉴于德意志帝国政府已对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和人民屡屡采取战争行动，因此美利坚合众国参议院和众议院在联席会议上决定：兹正式宣布美国与德意志帝国之间处于由后者强加给美国的战争状态；总统特此授权和指示运用美国全部海、陆军和政府资源进行对德意志帝国的战争；为使战争胜利结束，美国国会特此保证提供国家的全部资源。”
(1917年4月6日国会决议案)
01.
1
917年初的显著标志是发生了三起惊人事件：德国宣布无限制潜艇战，美国的介入和俄国的革命。这些事件加在一起构成了战争的第二次大高潮。这二起事件的先后顺序有决定性作用。如果俄国革命发生在1月而不是3月，或者如果德国等到夏季宣布无限制潜艇战，那就不会有无限制潜艇战，因而也没有美国的介入了。如果协约国无望地面对俄国的崩溃，得不到美国介入的支持，似乎可以肯定法国在当年就要失败，战争就会通过谈判和平地结束，换言之，以德国的胜利告终。如果俄国少维持两个月而德国又多忍耐两个月，那末事件的整个进程就会彻底发生变化。依照这一顺序，我们辨认出命运女神的脚印。必须有俄国的忍耐或德国的急躁才能确保美国的参战；两者皆做到了。
德国的彻底失败，归因于三大主要错误：决定经过比利时进军不顾将英国引入战争；决定发动无限制潜艇战，不顾将美国引入战争；第三，决定使用省出进攻俄国的德国部队，于1918年在法国进行最后的猛攻。如果没有第一个错误，他们本来可以在一年之内轻易地打败法国和俄国；如果没有第二个错误，他们本来可以在1917年满意地媾和；如果没有第三个错误，他们本来能在默兹河或莱茵河上设牢不可破的防线与协约国军队对抗，在保持自尊的条件下媾和，以减少屠杀。所有这三大错误都是由同一股势力犯下的，那就是扼杀德意志帝国的扩军备战的那股势力。以如此不可思议的权力支持德国扩张的德军参谋部应为所有三大致命决策负责。由于过分发挥用以建立统治的聪明才智，许多国家及其人民坠入了毁灭的深渊。
无论争论持续多久，交战国之间在德国潜艇战的是非问题上绝不会取得一致看法。德国人从来不明白，将来也永远不会理解，其敌对国和中立世界是怎样怀着恐怖和义愤看待潜艇攻击的。他们真诚地相信所有强烈抗议不过是矫饰宣传。海事法和惯例已很陈旧，它们是在数世纪过程中形成的，尽管在个别事例中时有违反，但基本上在国与国间许多激烈的战争中仍有其重要性。即使在公海上抓获一艘敌国商船，对俘获者也是有严格约束的。将中立国船只变为战利品的行为，震惊了国际法的整个历史。但是在虏获一艘船只与击沉一艘船只之间存在巨大差异。海上中立国船只的俘获者，依照沿用已久的惯例，必须将所虏船只带进港口交由战利品法庭审理。任意将其击沉已是令人深恶痛绝的行为；而将其击沉又不为船员提供安全，任由他们在救生艇上自生自灭或溺毙海中，这在所有航海国家看来是令人憎恶的行为，除了海盗，迄今绝没有人蓄意这样做。因此，航海历史悠久的国家，尤其是英国、法国、荷兰、挪威和美国，认为对商船，特别是对中立国商船进行潜艇战是十恶不赦的暴行。船只已经破碎沉没，攻击一方的船员的恶意听任无助的商船船员们让无情的大海吞噬，这确实是丑恶的。
不过，德国人是海上新手。他们几乎不在意这些航海的古老传统。在他们看来任何形式的死亡都是一样的，都是结束人的生命，只不过痛苦有大有小。难道给海水呛死比被毒气闷死更加可怕？或者在救生艇上饿死比在“无人地带”因伤处腐烂苟延残喘更加可怕？英国的封锁把整个德国当作被围困的堡垒，试图迫其全部人口——男女老少、伤者、健者忍饥挨饿至屈服方休。假定与潜艇战类同的后果发生在陆地而不是海上，假定美国人和中立国人把大量粮食和炮弹运进德军炮火下的军事区域，假定知道他们的护送部队要通过某些道路奔赴前线，那末谁会有片刻的犹豫不去连续攻击压倒他们，并把他们从地面炸飞呢？谁会因为村镇中聚集了手无寸铁的非战斗人员而迟疑不向敌人开火？如果有人进入了炮火的射程以内，他们就得碰运气了；那末为什么这个道理就不能用于鱼雷战？为什么大炮杀死出现在前面的中立国人员或非战斗人员为合法，而在海上鱼雷杀死同样的中立国人员或非战斗人员就是骇人听闻的暴行？划分这两种情况区别的道理在哪里？政策可能布置设计好的圈套，但是在逻辑上其思路是清晰的。是的，无论什么人进入我火力之内阻碍我们赢得这场战争，如果有必要，我一定将其击毙，不分陆地和海洋。这些就是德国海军参谋部的思想。但是中立国所持观点与此截然相反。
德国向商船最初发动潜艇攻击是出于海军上将提尔皮茨粗犷和精力充沛的个性。我们已经知道他最初军事努力的命运。1915年2月4日，他宣布自2月18日起“在环不列颠群岛海域以内发现的每艘协约国船只将被摧毁，故不可能避免对其船员与乘客造成的危险，”进入该战区的中立国船只亦将招致危险。当时，可供提尔皮茨调遣的适用潜艇不超过20—25艘，其中仅三分之一即7—8艘可同时出动。考虑到英格兰诸岛交通之频繁与港口之多以及我防卫措施之有力，我们认为这种攻击的效果对我国的贸易量将肯定是比较无关紧要的。于是我立即宣布，我们将对由德国潜艇造成的商船沉没数，连同进出英国港港口的船只数每周予以公布。结果证明我们的自信是完全正确的；到1915年5月，提尔皮茨如此微弱的力量阻止海上贸易的失败已昭然于天下。
新的海战激起的中立国的愤怒和美国的威胁性态度，连同这种海战实际造成的无足轻重的后果，在“卢西塔尼亚号”和“阿拉伯号”沉没后，使德国皇帝、宰相和外交部都坚信提尔皮茨的做法是错误的，必须予以限制。因此，德国潜艇的行动受到接二连三命令的限制和动摇政策的阻止，到1915年秋，潜艇战完全停止了。过早暴露这种战争手段的实力不足对英国大有帮助。自1915年初英国海军部在我的指挥下立即最大规模地研究各种对抗手段。小型武装船只的建造与改装在速度上增加了许多倍；竭力装备武装商船；完善伪装船——此后更多称为神秘船；针对潜艇攻击进行防卫的各项科学设施成为不断试验和生产的目标。德国最早的潜艇攻击奇怪地失败了，但是已经开始研究的对抗它的手段，在整个1915年和1916年由贝尔福先生及其主持的委员会继续全速进行。我们的最后获救手段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危险明显消失以后的仍在作努力的这种坚韧不拔的精神。
1916年春，提尔皮茨重新向德国宰相施加压力，要求获准恢复潜艇战。他调集了所辖全部兵力准备向贝特曼—霍尔韦格发起攻击。法金汉将军被说服了。海军上将冯·霍尔岑多夫热情高涨。提尔皮茨在1916年2月的备忘录中写道：
“立即无情地依靠潜舰武器有绝对的必要性。任何继续拖延采用无限制潜舰战将给英国进一步研究海军和经济防卫手段提供时间，最终给我们造成更大损失，并使快速成功化为泡影。潜艇战开始得越早，成功就实现得越早，英国以消耗战打败我们的希望也就破灭得更快更惨。如果我们打败了英国，我们也就折断了敌人联盟的脊梁。”①
1916年2月23日，提尔皮茨肆无忌惮地觐见皇帝并要求作出决定。德皇毫无疑问了解各方面正在向他和宰相施压，乃于3月6日召集了一次会议，并有意把提尔皮茨排除在外。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宰相，法金汉和霍尔岑多夫；结果决定无限期延缓进行无限制潜艇战。实际上已经发布的于4月1日开始的潜艇战的命令取消了。提尔皮茨立即要求辞职，这一请求于3月17日获准。然而海军参谋部和舰队司令舍尔把潜艇战保持下去。1916年春季有约50艘合适的潜艇用于潜艇战，而上一年为20—25艘。
可见提尔皮茨只有不到20艘潜艇投入连续作战。考虑到英国对抗手段的进展，绝无理由相信这个稍大数量的潜艇会给我国的海外供应造成严重紧张。但是除了可使用的50艘潜艇之外，列入德国1916年财政年度正在建造的不下于157艘。当这些潜艇在1917年初竣工时，问题第一次显得性质严重。1915年2月使用25艘潜艇进行攻击是荒唐的；1916年2月50艘潜艇发动的攻击也会轻易地被击败；但1917年2月200艘潜艇的攻击，情况就可能不一样了。如果提尔皮茨发挥几乎超人的远见能力和自我控制能力，在至少准备好200艘潜艇之前不发动对商船的攻击，同时不刺激我们作反潜准备，那末谁也说不准结果将会如何。所幸补救措施与危险俱增。德国潜艇威胁的范围日益庞大而可怕，但是
“对于最后将造成危害的早期疾病，人体抵抗力会随它的发展而发展，随它的增强而增强。”
到了1916年年底，在严冬给予交战国的喘息时间里，德国领袖们疲惫不堪地审视着这死气沉沉的情景。尽管法金汉决定置东线于不顾，向凡尔登发动进攻遭到灾难，德国还是挺了过来。她在凡尔登使法国人血流遍野；她在索姆河顶住了英军的攻势；她修补了勃鲁西洛夫造成的破坏；她甚至还有力量打败罗马尼亚；她还捧着胜利的奖杯走出这一年的混乱。但是吓人的危急、与日俱增的压力、资源的枯竭、前线的紧急、民众受封锁的钳制，所有这些压力沉重地压在德国领导者的身上。在西线，协约国正准备在春季实施更可怕的打击；俄国的抵抗并未削弱，甚至以令人难以置信的规模在重振旗鼓。但是200艘德国潜艇已经首次准备就绪，它有可能用这些潜艇饿毙英国，即使出现与美国交战，也能“折断协约国的脊梁”吗？提尔皮茨写道：
“如果我们在德国能够预见俄国的革命，或许我们就没有必要把1917年的潜艇战看作最后依靠。但是在1917年1月还根本看不到革命的迹象。”②
11月和12月期间，德国宰相和陆、海军头目们的不休争论令皇帝痛苦不堪：——德国现有200艘潜艇，是否值得1.2亿美国人横渡大西洋；不列颠不但称霸公海是否也控制他们海面下的水域，讨论这一令人痛苦的问题，紧张程度超过了罗马与迎太基战争的转折点！
毫无疑问，兴登堡和鲁登道夫承担作出决定的责任。提尔皮茨已不复在职。他甚至争论说，实施无情潜艇战的时刻已经过去，并略带犹豫作出评论说，“为时已晚”。但是德军司令部早已改变立场，认为需要不惜切代价充分运用潜艇这一武器。他们认为鲁登道夫是一位无所畏俱的参谋长，最大的冒险总是对他的思想产生明显的魅力。年迈的陆军元帅赞成或者说采用他的决定。他全力以赴反对宰相。海军将领们插话，许诺能迅速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文职力量感到局势已经对己方不利。他们所作的和平表示遭到协约国毫不客气的拒绝。那年的最后一周兴登堡与贝特曼—霍尔韦格之间措辞强硬的电报往来标志德国宰相抵制军方的终结。宰相随即于1月9日表示投降。在历史前面能为坚持正确主张而下台对他会更好些。谁也不能怀疑他的信念，现在我们知道这些信念是对的。从此事态开始了新的进程。
02.
的确，命运之神对任何国家都没有像待俄国那样恶毒。俄国之舟于港口在望之际沉没了，它实际上挺过了狂风暴雨，然而突然之间一切付诸东流。它作出了一切牺牲，历尽了千辛万苦。正当大功告成之际绝望和背叛攫取了指挥权。
长期的退却停止了，军需品的匮乏局面改观了；武器源源而来；更强更多更好装备的军队在防守漫长的战线；健壮的男子挤满了补给站。阿列克谢耶夫统率陆军，高尔察克指挥舰队。此外，现在不需要采取艰难的行动，只要维持现状；只要对德国伸展的遥远的防线施加沉重的压力；不需要特别行动就能将对方已经削弱的兵力牵制在前线；一句话就是持续下去——这便是俄国摘取全面胜利果实要做的一切。1916年底，鲁登道夫审视当时的局面时说：
“尤其是俄国，组成了实力强大的新编制，师缩减为12个营，炮兵连减至6门大炮；多余的四分之一的营和每个炮连的七分之一或八分之一的大炮组建新的师。这一改组大大增强了战斗力。”③
这实际上意味着俄帝国为1917年的战事集结了比她参战时规模远为庞大、装备更为精良的军队。3月份沙皇安然在位；俄帝国及其人民巍然屹立，前线安然无恙，胜利可以保证。
人们指斥沙皇政权是愚蠢和腐败无能的专制政府，这是那个时代浅薄的流行观点。考察一下她与德国和奥地利30个月的战争就会纠正这些模糊的印象，并揭示主要的事实。根据其所承受的打击，根据其所经历的灾难，根据其所提供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兵力和根据其恢复的能力，我们便可测定俄帝国的力量。在各国政府中，当进行重大战争时，其国家首脑无论为谁，都被认为应对失败负责，但成功证明其正确。无论是谁付出辛劳，谁策划指导战争，最高负责当局都要为战争结果受指责或赞扬。
为什么这一严格的检验标准就不适用于尼古拉二世？诚然他犯过许多错误，但是哪个统治者没有错误？他既非伟大领袖亦非伟大帝王。他只是个忠实而纯朴的人，能力平平，性情善和，毕其一生对上帝的忠诚的信念支撑他的日常生活。但是最高决策的沉重压力集中在他的身上。在最高层，那里所有问题都简化为“是”与“否”，在重大事件无力解决和不能理解的地方，他必须给予回答。他所起的就是指南针的作用：战还是不战？前进还是后撤？向右还是向左？民主化还是牢固控制？放弃还是坚持下去？这些全都是尼古拉二世的战场。何以他从中得不到荣誉？俄军1914年为拯救巴黎忠诚发动进攻；因弹药匮乏被迫撤退承担着压在心头的痛苦；徐徐重新集结兵力；勃鲁西洛夫获得了胜利。俄国进入了1917的战争，她不但没有被打败，反而实力更强大了。难道其中没有他的一份功劳？尽管错误多而严重，但他主持的以他为象征的政权，他个人的品德给予这个政权充满生机的火花，此时正为俄国赢得战争。
他行将被打倒。一只黑手，最初带上愚蠢的手套，现在伸出来干预了。沙皇退位。给予他和他的所爱通通非伤即死，贬抑他努力的成就，诽谤他的行为，诋毁他在别人心中的印象；但是且慢，请告诉我们另有何人堪当此任。谁或者什么组织能够领导俄罗斯国家？智勇双全的人，有雄心和勇猛的人，大胆和有威严的指挥者——这些全不缺乏。但是没有人能回答决定俄国生命和声誉攸关的几个普普通通的问题。正当胜利在握时她轰然倒地，像古代的希律王一样被蛆虫活活地吞噬。但是她的英勇行为并非徒劳：身受致命重伤的巨人，及时拼尽临终前的力量，将火炬向东*越过大洋传递给了长期犹疑不决的新的提坦，现在他站起来慢慢地拿起武器。俄帝国于3月16日崩溃，美国于4月6日参战。
03.
在德军最高司令部的所有严重估计错误中，没有哪一项错误能与其不理解与美国交战的意义相比。这或许是愚蠢地将战争政策单独建立在计算物质要素基础上的最突出的例子。1.2亿有良好教育的人民有科学武装，拥有无法攻击的世界即新大陆的丰富资源；他们的战争努力，是不能以他们现在可以使用的受过训练的士兵和军官、铸成的大炮和战舰的数量来衡量的。认为他们能被称为潜艇的机械武器永远打败，这正证明对存在于这样一个社会里固有力量的无知。仅仅寄希望于他们不会及时地抵达战场的概率，来抵消世界上最大(如果不是最重要)的文明国家的敌对军事努力，这是多么的草率！强令饱受战争创伤的、疲惫不堪的和在人数上已处于劣势的英勇的德国人民与这个新参战的强大的无情的对手作殊死搏斗，这是多么艰难！
没有必要夸大美国给协约国提供的物资援助。凡可给与的都毫不吝惜地尽快送达，无论是人员、舰只还是资金。但是早在美国的物力作为决定性的甚或首要因素送来之前，战争已经结束；它是在两百多万名美军踏上法国国土而告终的。倘若1919年仍有战争，则将有大量美军继续参战，这个数字到1920年很可能高达500万人。与这种潜在力量相比，请问占领巴黎有什么价值？至于德国机械化的希望所在的200艘潜艇，依然有英国海军对付；在此期间，海军在占压倒优势的战列舰队保护下，保持有3000艘以上的武装舰船在海上巡游。
但是，如果说美国的人力在打败德国当中实际上使用的并不多，例如仅有数万德军败于美军之手；但是美国参加协约国的士气效果的确是战争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
战争已经持续将近三年，所有最早的交战国都处于极度紧张状态。对交战双方来说，远在不断变动的双方接触线后面的其他危险之大，也不亚于战线的危险：俄国已经屈服于这些新危险；奥地利正在解体；土耳其和保加利亚正日益衰弱；德国本身甚至在全面交战状态中被迫承认其人民享有意义深远的宪法规定的权利和选举权；法国处于绝望之中；意大利差不多快要进入毁灭；甚至在不动感情的英国，人们眼中也出现了不同的目光。突然一个拥有1.2亿人口的国家亮出了它的旗帜，站在已经是较强的一方；突然之间，长期以法官姿态出现的、世界上人口最多的民主国家被投入战争，不，是她自己投入战争的。在这一新的实力增强中忘记了俄国的丧失。失败主义运动在一方被压制，而在另一方正如火如荼兴起。两种对立的状况遍及各交战国的每个角落，一方认为“全世界都在反对我们”，另一方认为“全世界站在我们一方。”
美国历史学家们或许将相当详尽地向后世确切地解释，为什么美国在1917年4月6日参加世界大战，他们为什么不在早些时候参战。此前美国商船就已被德国潜艇击沉过；乘坐“卢西塔尼亚号”丧生的美国人人数与宣战前不久被击沉的五艘美国轮船上的死亡人数相等。至于协约国的整个事业，如果说它在1917年不错，那末它在1914年不也是同样好吗？美国在长期等待后到1917年才站出来自有其充分的重大政策理由。
协约国对德国义愤填膺，战争打得精疲力竭、血流遍野、濒临死亡，目视大西洋彼岸大国的态度冷漠、审慎、超然，感到惊讶，这是很自然的。尤其是英国，对美国回避战争的态度难以理解，那里的法律和语言本是两国之间相互沟通的桥梁。但是如此理解问题有欠公平。美国并没有感到任何直接危险，时间和距离妨碍他们对事物的最低洞察力。从事和平职业的人民大众，正抓住时机开发他们继承的尚未开发的大陆资源，专心致志于国内的生活和政治，受悠久的宪政传统的熏陶回避外国的纠纷，他们的思想兴趣领域与欧洲人的迥然不同。世界正义对所有人都有吸引力；但是请问，美国人对世界正义问题的局势有何责任？这个问题，协约国设身处地想一想，不是也一样简单吗？将无数赤手空拳的民众千里迢迢投入这样一场争斗的狂暴中心，这种责任不可怕吗？真正的奇迹是，一切阻碍参战的因素都被克服了。应该对那些从不怀疑、从一开始就洞察必然途径的人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美国具有严格的宪法，其政党机器具有巨大的规模和力量，选举行政长官和代表有固定期限，因而美国总统较之任何大国首脑在战前拥有更大的独断专行的权力。这个国家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民族、兴趣和环境多种多样，48个主权州的立法机构的安全阀功能，造成全国舆论集中的困难，除了固定的大选时期外，联邦政府拥有不受舆论左右的特殊的独立性。很少有这样的现代政府，它几乎不需要关心在选举中被击败政党的意见；更无一个政府让它的最高行政长官(既是国家元首又是政党领袖)具有如此直接的个人权力。
国王或皇帝登基的世袭继位事件平均每隔25年发生一次。在此漫长期间，以及在他即位前的一生中，君主的品质和气质需接受其臣民的考察，在此期间各政党和各阶级往往能对君主个人行动设法进行考察和反考察。在权力责任由首相承担的有限君主政府中，国家的选择领导人通常落在生活在公众之中的政治家身上；他们而且又是立法机构的成员，在任期内继续对国家负有责任。但是美国选举规模非常宏大，具有自己的特点，因而任何终身政治家要成为成功的总统候选人越来越困难，虽然还不是实际上不可能。政党首领们的选择越来越倾向于落在个性鲜明、美德堪称风范的杰出公民身上，这些人从未深深卷入政治或政府圈子之中，因此他们没有那种好斗性与焦虑经历所养成的仇恨和错误。数以千万计的人民的热情和理想所选出的优胜者，他常常对国家事务缺乏经验，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突然被推上了眩目的卓越地位。政党斗争中厮杀得污迹斑斑的老手们，在多次激烈的内部争论后，挑选了一位无可指责的、令人尊敬的人物，由他来高擎党的旗帜。他们为他制定纲领和政策，如果在竞选中大功告成，便把他推上国家的最高职位四年，在此期间赋予他直接的行政职能，这种职能的实际重要性堪称全球之最。
凡对重大问题作概括一样，前段所述也有许多值得注意的例外。但是威尔逊总统不在这些例外之列。在他的全部优点与不足中，在他的崇高品质与瑕疵中，尽管他长期从事学术研究，只担任过短期的州长职务，但是对于1912年使他成为最高统治者的大人物来说，他是一位令人难以知晓的深不可测的人。对于整个世界来说他更是神秘莫测。出于崇敬的心情谈论他，似乎可以毫不夸张地宣称，在可怕的善恶大决战时期，对世界历史产生了巨大影响的美国的行动，取决于他的思想与精神，几乎没有任何其他因素。他对决定世界各国命运所发挥的作用，较之任何其他人都无可比拟地更加直接。
正因为如此，豪斯上校的《回忆录》特别令人感到兴趣。这位总统的真实面目透过回忆录的字里行间展现在读者的眼前。他深居简出，生活与尼古拉二世一样的简单和节俭，除友人与侍从外都闭门谢客，但对他们十分宽容。高居国会之上，内阁仅仅是他的工具，从不受公共生活“铁匠铺”的锻炼和锤打，以美国宪法规定的“经常反复思考的首要原则”为指南，伍德罗·威尔逊这位高不可测、睿智的、其判断影响亿万人民生命的法官，永远是一座高耸入云发人深思的纪念碑。
首先，他自始至终是一位政党人物。他的主要忠诚献给将他推上总统宝座的那个伟大的政治组织，同时他真诚地坚信人类的最高利益有赖于该组织的持续繁荣。我们看到美国参战高潮中的他，当联邦不分阶级、不分政党毫不吝惜地将一切奉献给当时政府的时候，他运用自己的正常的职权毫无顾虑或者没有明显的自省为国会中那些民主党的代表们获益。在他执政时期，从来没有因政党间仇恨把那些暂时性牺牲强加在欧洲国家身上，增加它们的危险。战时美国的权力和威信尽可能集中在当时各级官员和政党机器手中。此种情况令那些送儿上前线、自己大量捐钱表现了高度爱国主义热情的政治反对派滋生憎恨；一俟战事结束，这种憎恨证明对威尔逊总统和他的希望是极其不幸的。其次，他是一位值得尊敬的美国人，一位有学者风度的自由主义者和一个真诚地厌恶战争和暴力的人。大西洋彼岸的欧战压力和美国政策的所有内部压力相互起着强烈的作用，这种作用落在他内心的容易调和的个性上。面对四大连贯的难题使他绞尽了脑汁。如何确保美国不介入战争？如何赢得1916年的总统选举？如何帮助协约国打赢这场战争？和最终大战结束后如何统治世界？
如果他对欧战中正义在哪一方得出了明确的结论，这对他执行自己的使命会大有裨益。像德军挺进比利时或击沉“卢西塔尼亚号”等重大事件的意义，于敌于友都是显而易见的。这两件事都表明，要无限制地使用兵力直至打出个最后结果，这种前景直接影响美国的利益也实际上影响她的安全。如果德国获胜和作为强国的法国与英帝国的同时消失，经过一段时间后，爱好和平而未武装的美国人民必受强权主义的无限威胁；日耳曼帝国在其胜利之后的年代里，在陆上和海上势必比美国强大得多。她在对日本关系上能容易地处于比美国有利的地位。在此种形势之下，日耳曼帝国对南美洲命运的看法，美国就不可能有效地抗拒。因此，无论如何美国需要大规模地扩充武装力量，迟早一定会爆发一场美国突然发现只有自己在孤军作战的新冲突。
然而在战争的头两年半期间，威尔逊总统并没有让自己的思想去琢磨德国无限使用武力的问题，更未考虑德国获胜的最后结果。因此，他并不觉得美国的利益从开始就卷入了欧洲的战争。他怀疑和抑制由比利时的沦陷或“卢西塔尼亚号”沉没在他胸中升起的愤怒情感；他没有真正发现美国人民的天性。他低估和轻视了美国人民支持协约国这深厚和崇高的感情。直到亲自向国会发表著名的战时咨文时，他才明白在众多纷杂的美国民意中，过去与现在国民占主导地位的意志力之所在。直到此时他才自信与深信向前迈步；直到此时他才以不逊色于任何协约国政治家的言词重中协约国的事业；直到此时他才向美国人民宣告，根据他的判断世界正义在哪里，和他们自己的生命和物质利益濒临什么样的危险。
德国战争失目不顾一切行径的后果，最终无路可逃。1月31日，德国将其开始无限制潜艇战的意图照会了美国。2月3日，美国发给德国驻华盛顿大使出境护照，召回驻柏林代表，总统向国会宣布断绝与德国的外交关系。威尔逊先生还有另有措施。他绝不相信德国继宣布其意图之后不会采取任何“公开的行动”。2月26日，因为担心德国的攻击，美国航运实际上受阻，这迫使总统要求国会授权武装美国商船。2月26日，一艘美国船只被击沉，8名美国人溺毙。与此同时，英国情报局查明，德国外相黑尔·齐默尔曼已经指令驻墨西哥的德国公使，一旦德国与美国交战，德国即与墨西哥结成同盟，并向墨西哥人抛出得克萨斯、亚利桑那和新墨西哥等美国领土作为诱饵。这份文件还论述了拉拢日本对付美国的种种可能性，3月1日美国政府将此文件公布于世。3月期间，4艘美国船只被击沉，12名美国人丧生。4月1日，“阿兹特克号”被击沉，28名美国人溺水身亡；2日威尔逊总统经国会授权宣布，美国与德国之间处于战争状态。
总统被步步紧逼，走投无路。他一反自己最珍视的希望，一反自己最严重的怀疑和自己最根深蒂固的倾向，在30个月的大屠杀中他所说所做和所说未做的一切完全归于徒劳。在此情况下，他被迫才发出他所担心的和厌恶的信号。他自始至终都处于美国人民感情的真正主调之下。在他们的政策后面有合理的解释和大量的论据，而所有的解释与论据必须尊重一位力求使自己的国家免受战争的毁灭和恐怖的政治家的动机。但是没有办法把他1917年3月以后的言论与他以前发布的方针调和起来。他1917年4月采取的行动本可以在1915年5月付诸实施。果真如此，那末可以减少多少屠杀，免除多少痛苦，什么毁灭，什么灾害，早就可以避免；多少家庭今天就不会留下空着的坐椅。胜败双方都注定要共同居住的这个破碎世界将是多么不同！
但是无论如何现在一切有了定局。曾经指责战争不过是“一场醉鬼的打闹”，“没有胜利结局的和平”，但4月2日这些引起创痛的话去哪里了呢？在骑兵卫队的马蹄声中，总统来到参议院；他向国会和全人类宣读咨文。他最终宣告协约国事业之正义性的著名阶段开始了。
“各种各样的船只，无论挂的什么国旗，无论涂有什么标志，无论装载什么货物，无论驶向什么目的地，无论执行什么使命，都被无情地送到了海底，既不发出警告更不考虑时船上那些人给予救助或怜悯，友好中立国家的船只连同交战国船只全都一样。甚至医院船和给比利时痛失亲人的人和患者运载救济品的船只，尽管后者持有安全通行证穿过由德国政府自己指定的航区，且有准确无误的识辨标志，都同样毫不留情不讲原则地被击沉了。……世界和平和各国人民的自由陷入危险，和平与自由受到威胁，原因是存在有组织军队支持的独裁，而军队完全受独裁意志所控制，而不是由人民的意志所控制。……一定要使世界秩序对民主政治是安全的。……一定要使人们认识到正义比和平更为宝贵，我们将为我们一向扎根于我们心底的理想而战——为了民主，为子民们争取在他们自己的政府中享有发言权，为了弱小民族的权利和自由而战，为了将和平与安全带给所有民族并使世界最终实现自由，为自由人民一致争取的普遍正义而战。”
众议院对此宣言立即作出反应，4月6日决定正式宣布战争状态。“为了胜利结束战争，美国国会特别保证向国家提供一切资源。
从大西洋沿岸到太平洋沿岸，这一号召都得到了响应和服从。义务兵役法这一铁的法律，受到大多数人口参与的、互相制约的社会的有力肯定，立即得到统一舆论的拥护，谁也不能抵挡这一潮流。和平主义、无动于衷、坚持异议在前进道路上被扫除，并在凶狠追逐下消灭；缓慢积贮起来的过去受抑制的愤怒吼声如今压倒了喧嚣中一切不和谐的叫嚷，美利坚国民立即拿起了武器。
————————————
①冯·提尔皮茨，《回忆录》(My Memoirs)，第2卷，第419页。
②同上书，第2卷，第442页。
③鲁登道夫，《我的战争回忆录》第1卷，第3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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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6章、尼韦勒将军的试验
第46章、尼韦勒将军的试验
01.
正
当凡尔登之战高潮迭起的时候，注定要改变战争进程的几位新秀在隆隆的炮声中开始崭露头角。贝当手下最成功的指挥官是一位名叫尼韦勒的将军；此人原是一名炮兵军官，凭其勇敢和举止脱颖而出，从一般职位擢升为军长。尼韦勒的得力战将是名叫芒然的将军，有必要对这位将军作一简要介绍。芒然原属于法国殖民地军，在摩洛哥和突尼斯成名。1898年，他曾率领马尚德的前锋部队到达法肖达。在战争开始数天内在大部队的前锋作战，在迪南和沙勒罗瓦建立殊勋。继法军初战屡败之后，在无能军官指挥下普遍溃散之时，芒然继任一个士气低落师的师长，他下令将一个不称职的长官调离。曾任该师参谋部书记的一位年轻保皇党人写道：“芒然来此上任之后，我们这个活的废墟实际上拥有了法军最优秀的将军之一。”①芒然并非徒有虚名。古铜色的脸，表情严肃，浓密乌黑的头发直立竖起，鹰单似的脸形，双目炯炯有神，牙齿洁亮；他朝气蓬勃，行动敏捷，性情暴烈，生活奢华，盛气凌人，贪得无厌——从各地包括从敌人那里收集来的十几辆汽车，在这位上校旅长出行时排成长长的行列。对所有人冷酷无情，对自己也同样，只要能从指挥部抽身，他便手持步枪身先士卒向敌人冲锋，在电话里怒吼给部属下达毫不宽容的命令，必要时也敢顶撞上司。历经胜败的芒然，素有英雄美誉与屠夫恶名(如果换一个角度看)的芒然，在凡尔登的铁砧上成为法国最凶猛的战将。
春季，贝当将最重要的军事行动交给尼韦勒指挥，尼韦勒则主要责成芒然付诸实施。3个月的战斗之后，4月份贝当从凡尔登晋升集团军群司令时，尼韦勒接任战事指挥，他把芒然带走。
兴登堡—鲁登道夫体制最早的决策之一是停止对凡尔登进攻；自8月底开始，使皇太子甚感欣慰的是，德军面对凡尔登堡垒采取了纯防守的姿态。这个决策在灾难性形势下是聪明的，但它给法军提供良机。漫漫数月的战斗使德军的防线呈楔形。实际接触中处于最尖端的杜奥蒙堡立即成为法军的最近和最大目标，德军在凡尔登战事的失败成为定局，没有比法军收复举世闻名的杜奥蒙堡更引人注目了。这便是尼韦勒和芒然决心做到的事情。
法军作了长期和彻底的备战：凡尔登守军在普通大炮外又增加了530门重炮，包括一个新编16英寸克勒索炮兵连，重炮全部集中指向德军阵地的突出部——受攻击的防线每15码1门大炮。准备进攻的3个师的实力和效能已准备到最高点，并在前线后面打算出击的地方接受了一个多月的训练。10月中旬开始炮轰，炮弹猛烈地落在德军防御工事和组织系统上，主要目标是德军的炮队。到20日，近三分之一德军大炮失去了战斗力。22日下午2时，法军向德军防线轰击的火力突然延伸，射程延长。该项策略获得成功。攻击的时刻已到；一直隐蔽的德军158门大炮开火，同时也暴露了他们的阵地和防卫性弹幕系统。当实战时刻来临时，德军158门大炮中仅90门仍在射击。
10月24日以前三天天气晴好，但24日这天浓雾遮盖战场。法军司令部就是否应推迟进攻进行了短时间的讨论；可是芒然正确地判断：浓雾固然牵制进攻，但至少也同样妨碍防守；他的观点占了上风。以空前规模秘密集结的法军战壕迫击炮——一种新特点——向德军战线猛烈开火，德军战壕已经变成弹坑，战线就在弹坑上面；两小时以后，法军步兵沉着冷静、义无反顾地冲向宿敌；又过了两个小时战事全部结束。德军的楔形突出部给咬掉了，三色旗重新飘扬在杜奥蒙堡上空，6000名德军战俘落入芒然的牢笼。德军曾轻率地称它为凡尔登“柱石”的这个地方重被法军占领；凡尔登的名字已作为德军一个最大不幸载入史册。
然而在这一辉煌的局部胜利中撒下难忘的挫折的种子，我们很快就会看到。
02.
霞飞将军1917年的军事行动计划很简单，它就是索姆河战役的继续，在极端严酷的冬天中仅有一个最短暂的间歇。计划由英、法军的汇合攻击咬掉德军防线的突出部。此时刻不容缓地重新部署军队，不容拖延地完成人员增援和实现协约国新大炮与弹药计划。计划定于2月1日开始新的战斗。用于进攻的全部英军和法军的北方集团军群准备向正东方进攻，英军从维米到巴波姆，法军进攻索姆河与瓦兹河之间；与此同时，另一支法军中央集团军群自兰斯方向向北进攻。预计上述各路大军激战两周后，德军即使不被击溃也会被紧紧咬住，此时法国第5军在上级后备部队支援下突然插入以解决战斗或扩大胜利。德军将陷入巨大包围圈，或处于大力夹击中间，如果他们的战线明显退缩，他们将首先面临众多人员被俘和大量物资的损失，其次其战线将出现十分巨大的难以弥合的裂口。
这些便是法军总司令于1916年11月16日在尚蒂伊会议上向协约国政治家和军事指挥官提出建议，他在11月27日的指示中作了精确的详细说明：“我决定英军在巴波姆和维米之间采取类似军事行动的同时，在索姆河与瓦兹河之间实施总攻，力求打开敌人一个缺口。此次攻势要为2月1日开始的行动作好准备，根据协约国的总体军事形势确定这个确切日期。”
随着叙述的进展将会看到，自2月初以及在整个2月份发动了这些大规模军事行动，本想在德军处于极其不利的时刻打败德军。在经历了如此之多令人遗憾的不幸和估计错误之后，也许霞飞最后可能获得不受挑战的桂冠，但是这些可能性依然在未知的迷雾中；因为正当此刻霞飞调离了司令部，最高指挥权落入他人之手。
尽管凡尔登和索姆河名声被新闻界和宣传机关大肆吹到地球的最遥远角落，但是巴黎有教养的舆论对这两个战役不抱幻想。凡尔登的光荣属于法国士兵，他们在卡斯泰尔诺、贝当、尼韦勒和芒然等人指挥下保持了法兰西的荣誉。这个战役中对防御体系的忽视和不足，显然可以追溯到总司令身上。他在1915年12月与加列尼的令人震惊的通信，已于7月份在秘密会议上向内阁宣读；尽管白里安曾经支持总司令，但他清楚地暗示，对他保留总司令职位必须在比较合适的时候再行审核。他强烈地认为，在凡尔登战役处于高潮之际，正当总司令协同英军对索姆河进攻刚刚开始的时候，在该战役以及关于该战役的一切希望还没有得出结论之前，就撤销他的职务，是不符合法国利益的。但是现在索姆河战役已经过去。其最后交战已经结束，尽管士兵们表现了高度的英雄主义和牺牲精神，也没有取得决定性的成果。德军战线虽然受到了强大压力，依旧保持不破。不但如此，入侵罗马尼亚的一些部队②实际上是从西线调去的。罗马尼亚已被彻底打败，当这可怖的一年在杀戮的腥风血雨中走向尽头的时候，德军又重振了昔日的威风。现在是算账的时候了。
每个大国处于危机的时候都有它自己的行事方式。德国人依靠他们的皇帝——全能上帝，他的话就是法律，但他们也为皇帝操心。居德意志帝国顶层不断变换的占统治地位的名人，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设法取得帝国的神谕。我们英国也有自己的方法，对这种方法或许比任何其他方法都更难向外国人解释清楚，总的来说比较不完善、比较不成熟和比较笨拙。但是它们能起作用。法国人也有他们的方法。研究法国人的战争政治，首先给人印象是其政治的极端复杂性。涉及的人数众多，他们之间关系错综复杂，整个安排不断变化，既迅速又顺利，所有这一切使局外人在事件过程中感到困惑，事后追述起来感到厌烦。给人印象最深的是，一群蜂全都一块儿嗡嗡作响，但是每只蜂，或几乎每只蜂都完全心中有数，为了蜂巢的实际利益必须做什么。
此时白里安，也是第一次认为，他发现了恰当而合适的霞飞继任人。法国陆军的三大领袖，作战前线的三匹战马，从大战开始以来担任集团军或集团军群的司令官——福煦、卡斯泰尔诺和贝当——在当时看来，似都有充分的理由被排除在外。关于卡斯泰尔诺，据社会主义左派称，他的宗教思想太浓。说到贝当，有人抱怨他对待造访其司令部的议会各委员会议员和其他知名人士不够殷勤有礼。据说，萨拉伊将军于1915年8月与克列孟梭交谈中提到贝当的时候说，“他不是我们中的一员，”对此，那位庄重的老人答道，“我管那些干嘛？只要他能为我们赢得胜利。”但是克列孟梭的腾达之日尚未到来，而萨拉伊的暗示在贝当所到之处，都起败坏名声的作用。关于福煦，到处传播一种尖刻的宣传，但不知其由来，“他的健康垮了，他的脾气和神经都已经失去控制，他完了。”关于卡斯泰尔诺、贝当和福煦，就说这么多。
不过现在冒出了一位新人物。尼韦勒凭充沛的精力指挥了后期凡尔登之战并获得成功，芒然遵照他的命令收复了著名的杜奥蒙堡。根据当时的气氛，霞飞已经选定尼韦勒取代福煦。于是诸多知名人士立即奔赴凡尔登，首次结识这位新任陆军司令。他们觉得自己置身于一位谦逊的、个性和清晰谈吐都散发出普遍魅力的军官之前。赞美之词源源不断流向巴黎。尼韦勒将军对他所接触的诸多资深政界人士产生的吸引力是不容置疑的。白里安及其部长们与内阁的代表们，正如几个月后的劳合·乔治和英国战时内阁一样，很快获得了深刻印象。有了这些愉快的印象，再加上新近取得了无可争议的军事成就，挑选总司令的决定因素，在此令人厌烦的时刻全都具备了。
12月27日，霞飞晋升法国陆军元帅，同时被解除总司令职务。皮埃尔弗用他的神笔把这最后一幕从个人角度描写得委婉动人，他是关于霞飞将军最严厉也最知详情的批评家；他对事件有最充分的了解，是以第一手观察者身份对事物作了仔细的探索和研究后下笔的，所以他对霞飞的传奇生涯的批评，较之法国业已公开发表的所有其他攻击和揭露，更有决定作用。不过皮埃尔弗频频运用灵巧而富有人情味的笔触，使霞飞严肃画面生辉。他描写了不同寻常的两年里霞飞在尚蒂伊的生活中奇怪的情景。“办公室没有地图”；“办公桌上没有文件”；总司令在阅读和答复来自世界各地表示钦佩的颂词中度过漫长的时光；他舒适地处理无特色的例行公事；他的神态悠闲安详；他的胃口极好和有固定的习惯；他在无情的炮声中整夜熟睡不醒，“这就是这位伟人处在战争高潮中的生活。”他讲到霞飞遇到敌人或政府造成的困难时习惯于用手拍拍自己的大脑袋，以滑稽的口气大声说，“可怜的霞飞。”皮埃尔弗还讲到他的小个子侍从武官图泽利耶上尉，一位在此期间大家熟悉的人物，在总司令部各办公桌之间敏捷地来来往往，所到之处人们都叫他“图图”。霞飞在心情好的时候总是叫他“可爱的图泽利耶”，以示特别的赞赏。对历史真正价值的认识，正是从此类小事细节中获得的。然而现在这个画面正在褪色，乃至永远消失了。
“新任元帅在普瓦雷别墅召集手下的主要军官向他们告别；仪式充满了悲伤的气氛。所有到场的人想到将与这位长期指挥他们的杰出人物分别就感到痛苦；人人心中都为显得暗淡的未来感到焦虑。依照军阶有权享受三名勤务军官的霞飞元帅问，在场的人中谁希望陪伴他过退休生涯。只有侍从武官图泽利那自动地举起了手。正当元帅显得有些惊讶时，甘末林将军轻声对他说，“不要对那些想在事业上有所成就的人耿耿于怀。”当然霞飞从来不这样耿耿于怀。当所有与会者离去之后，元帅向哺育如此之多荣誉的房子看了最后一眼。然后他面带微笑友善地拍了一下忠心耿耿的图泽利那，用手抚摸他的头，嘴里说出他最爱说的话“可怜的霞飞——可爱的图泽利那。”③
对尼韦勒将军的任命显然是一个很成问题的举动。挑选一位职位较低的军官担任全国陆军或舰队的司令，无论有多大的成就为理由，总是存在巨大的危险。由一位像尼韦勒那样仅仅担任五个月的集团军司令的将军，不但接替霞飞，而且占先于福煦、卡斯泰尔诺、贝当，这是一个只有用极不寻常的结果才能证明其步骤正确。对尼韦勒将军来说，他凭自己的杰出的作为和真实的本领一步一步地跻身高级指挥层，这本来会比较幸福。
03.
其时，法军参谋部在霞飞下台时形成了新的战术思想。以往“大炮征服阵地，步兵占领之”的原则，在1915年和1916年发挥令人欣慰的作用，但有点贫乏。此刻在很大程度上已被舍弃，人们主张更大胆的进取精神。尼韦勒—芒然于10月24日在凡尔登的功勋成为法军参谋部的典范；它不但是尼韦勒将军声誉的基础，也是他的坚强信念的基础。这点体现在他的全部通信中。他相信他和手下的主要军官找到了一个迅速打破德军防线的可靠方法，他还进一步认为，他的方法可能最大规模地运用。将此类进攻的规模扩大10—15倍，则其产生的优势将以更大的倍数增加。正如法金汉在拟订进攻凡尔登的计划时心中想着戈尔利采—塔尔诺夫的胜利一样，尼韦勒一年以后也将自己的希望和推理建立于他在杜奥蒙堡所获成功的基础上。
没有人会低估获得10月24日胜利的战术的价值。这些战术是参战将军们在最激烈炮火中千锤百炼的产物。然而，无论在战争中或在其他领域都不能由此断定，用于小规模成效很好的方法，用于大规模也将得到圆满效果。当军事行动扩大时，它们变得比较沉重缓慢，而且时间因素开始引起各种复杂反应，本来在几天足以准备好的事情现在可能需要数月。秘密能够保持几天，但在几月中容易泄密。制胜的关键是突然袭击，由于人员和大炮的增加，较难突袭确保成功。在尼韦勒—芒然的方法中和执行这些方法的精神里确有获得决定性成功的要素；但是方法的制订者不知道怎样将这些方法用于他们现在参予的庞大规模战事；1917年他们也不拥有必要的各种类型的兵力的优势。尼韦勒所设想的战术，却留给鲁登道夫于1918年3月21日去施行，他把行动的大胆与真正的价值感相结合，进行长期准备而不过早泄密，对50个师组成的防线实施战略突袭。但是，由于环境不同没有许多相同的条件，所以不能进行这种比较。
尼韦勒于12月12日升任总司令。他于16日抵达尚蒂伊；同日，法军最高司令部发表了一份关于新的进攻(凡尔登)方法的备忘录，迎接新首长的来到，这份备忘录无疑是在上个月起草的，当时霞飞仍在总司令任上。尼韦勒将军立即采取行动，用他自己的话发挥了这一主题。12月21日，他在致道格拉斯·黑格爵士的信中和给自己集团军群的指令中写道：
“法英军队应该寻求的目标是摧毁敌人的主力，这一结果只有作为决战的后果才能获得。”
24日，在他给他集团军群司令们的进一步通知(传送英军参谋部)中，他断言：
“敌人防线的缺口(深入到敌人炮兵群的后面)，运用24或48小时的猛攻，在狠狠一击条件下是有可能打开的。”
1月29日，他向担任主攻的三个军的总指挥米舍莱将军强调，“在进攻中必须猛烈。粗暴和迅速的特色，尤其在第一阶段，是突破的条件。”
这些引语是尼韦勒将军、他的凡尔登的兄弟们和尽职责努力追随他们的法军总参谋部连续不断指示和教导的典型，他们把这些主张一周接一周地大大量地灌输给他们的军队和协约国军。
读者一定还记得战前年代的那位军事学院院长、进攻的使徒德·格朗迈松上校，他每次都要高喊“不惜牺牲迎着刺刀前进”等等。战争已召他去见祭司。德·格朗迈松上校遗体躺在坟墓里已腐烂——应让人人知道，躺在这座坟墓里的是一位热切地献身祖国和自己理论的勇敢绅士。他倒下了；但是他的理论在尼韦勒将军的参谋长达朗松的心中找到了短暂的安息之地。皮埃尔弗对这位在舞台上悲剧性地昙花一现的军官作了生动的描述：他颀长而瘦削的身材，黑色的头发，浅黄的皮肤，容貌憔悴，沉默寡言，表情严肃，充满了一股被压抑的热情——是一个坚守于自己的信念和主张的人。尼韦勒令人瞠目的青云直上，把达朗松作为一颗附随的明星带上了军旅生涯的中天。不过关于此人有一件事应予指出——他只能活上一年了，由于已处于结核病晚期，所以他知道自己来日无多，因此也只能有一次成功机会。尽管来日无多，却仍有一事需做，此举可望赢得永久的荣耀。这样的一个人的思想，对一位特别需要的切合实际的常识和判断力的参谋长都是不利的。
命运之神刚刚把尼韦勒将军举上权力的顶峰便将他抛弃。从他执掌法军指挥权时起，事事都和他作对。他从一开始就较成功地激发政治领袖们的热情，而军界首脑们却对他无动于衷，他和英国政府的关系比和本国政府的关系好。他立即着手扩大经过霞飞深思熟虑的巨大军事行动的范围。在对德军突出部的全面进攻中，霞飞一直小心冀冀地避开英军在1914年就非常熟悉的沿埃纳河自苏瓦松到克拉奥纳30公里令人畏惧的一段。尼韦勒将军下令对这段防线再次发动进攻，另一处攻击在东面的莫龙维利耶。霞飞原计划尽早进攻，即使这需要牺牲一定程度上的备战。尼韦勒不但需要规模更大，而且他的准备必须更详尽全面，为此他愿意付出更多时间。霞飞领导下法军参谋部为他确定的目标是“力求打开敌人部署的缺口”，而尼韦勒则要求至少“摧毁敌军的主力”。霞飞原打算以更大的规模在比较有利的条件下重开索姆河之战，在数周期间发动了三、四次对德军战线和军力连续的大规模进攻。尼韦勒主张突然全面猛攻的理论，要在24小时以内或最多在48小时内决定胜败。霞飞本想在2月上旬发动攻击，而尼韦勒的扩大进攻需要延期到4月份。尼韦勒更改霞飞计划的主旨是使进攻规模大、更加猛烈、更有决定性和时间较迟。
12月20日，尼韦勒向道格拉斯·黑格爵士解释自己的想法并请他修改原先的计划，将英军右翼从布沙韦斯讷扩展到自亚眠至鲁瓦的公路。法军和英军司令部之间关于各自在前线所应承担任务的讨论——甚至可以说是争论——在整个大战期间持续不断。所有的讨论全都是同一程式：法方强调他们防卫的公里数，英方则强调他们面对的德军师团数，双方都提醒对方他们将要发动或要求支持一个重要的攻势，以加强这些有说服力的理由。然而这一次，黑格并非不愿满足法军司令部的希望。他赞成在法国重新发动进攻，并准备就进攻的方向和范围同意尼韦勒的观点。此外，当法方表示愿意承担新攻击的主力并要求得到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支持时，英方更没有拒绝的余地。因此，黑格于12月25日致函尼韦勒表示，“我原则上同意您的建议并愿竭尽全力在您提出的各条战线上协助你。”他还从2月1日开始将英军防线扩展远至亚眠—圣康坦公路。尽管如此，黑格和英军司令部都对法军执行尼韦勒将军雄心勃勃的计划中所指定的任务的能力表示极大的怀疑。他们进一步全神贯注于法军维持的北部省铁路状况，该铁路此时已完全不足以承担指望英军采取的重大军事行动。因此，他们迫切要求改善交通状况，并声称在这一最实际问题未解决之前不能确定英军进攻的日期。
在这些讨论的过程中，重新进攻的建议及其改变方式的最早暗示于12月26日传送给英国战时内阁。已在伦敦的里博先生声称，新任法军司令的想法是在广阔的敌人防线突破宽阔的缺口，保留一支机动部队在防线突破之后发动进攻。为达到这个目的，英军必须将现有防线增加30—40公里。劳合·乔治先生起初反对在法国再次发动攻势，尤其反对像索姆河之战一样再次开展长期攻势。在他担任首相之前，在我们之间的所有谈话中，我发现他同情我对这一问题总的看法。他掌权后作出的最初的努力便是要找到某种可供选择的措施。在1月初他出席的罗马会议上，他提出了向奥地利战线发动大规模进攻的建议，主要由意大利军队在英法大量炮兵集中火力的支持下进行。法方在尼韦勒的影响下反对这个计划；威廉·罗伯森爵士也不支持它，于是该计划只好提交几国参谋部研究。首相自意大利乘火车归国途中，在北方加雷等候时尼韦勒将军觐见他，并概括地阐明了自己的计划。双方都留下了令人愉快的初步印象。尼韦勒应邀去伦敦于1月15日会见战时内阁。他立即获得成功。英国大臣们以前在会议上从未见过一位强有力地连贯论证自己主张的将军，他们更从未见过一位能够直接听懂英语的法国将军。尼韦勒不但言辞明白晓畅，而且讲英语；他不但攻克了杜奥蒙堡，而且有一位英国母亲。他解释说，他的方法不是重新开始持久的索姆河战役，而是一次短暂、突然、决定性的突破。自从在法国北方省的加雷会面以来，劳合·乔治先生对这个新进攻计划的抵制迅速消除，变成了热情支持。黑格也在伦敦.他和罗伯森应召赴内阁委员会，于是起草了备忘录，并由三位将军签字，正式批准不迟于4月1日在西线重新开始进攻，于是先进行英军防线的扩展。
至此，一切进展都很协调，首相在改变先前反对进攻的过程中有了进一步的设想。他已经精心策划建立联合指挥部这一重要而简单的设想。和战时内阁一样，他也为尼韦勒将军的个性所吸引，并愿意全心全意支持他。相信，可以从这位法国人那里获得更优秀的军事指挥。还相信——这点更有理由——在整个西线应当实行一个人的控制。正如劳合·乔治在战争后期同意尼韦勒的观点时说，“并非一位将军比另一位高明，而是一位将军比两位将军高明。”于是尼韦勒带着首相作出的事实上的许诺，即黑格和英军置于他的指挥之下返回尚蒂伊。这些外加的重要发展状况此时并未由首相或战时内阁通知罗伯森或者黑格。
04.
1月份时，北方省铁路的车辆不足变得十分显著，以致在英方多次强烈抗议后2月26日在加来又召集了一次会议。当时法方出示了一份在法国组建联合总司令部的详细计划。它规定在一位法国总司令下设置由法英军官组成的参谋总部，由一位英国参谋长领导。名义上保留英军总司令，但只做副官长的工作，对军事行动的决定没有影响。英国将军们的立即抵制，导致该建议搁置一旁；作为替代草拟了一项协议，把即将进行的战事单独由尼韦勒将军控制，英军在这个期间服从他的命令。对此，黑格和罗伯森——唯恐出现更糟糕局面——表示同意。
这一插曲——其本身就不同寻常——明显地损害了英法两军司令部之间的关系。在英军高级司令部看来，尼韦勒一直试图参与本国政府事务，如果不是实际上替代政府，也要使之隶属于他。英军最高指挥部从一开始就带着几分惊奇看待越过所有最著名的军人任命的这位新总司令。现在又加上了怀疑和不满。当尼韦勒借新职位之威力，以命令的口气向黑格发号施令，命他放弃筹划已久的英军向维米山脉的进攻，去支持进一步向阿拉斯以南进军，此时黑格拒绝服从。他向英国政府提出申诉，并“请求得到指示：战时内阁是否希望英国远征军总司令应该受到一位外国年轻司令官的如此对待。”气氛十分紧张。最终还是达成妥协，但是英、法两军参谋部之间存在很久的友好亲密合作，此时经历了令人注目的衰退，尼韦勒因造成这种不利的后果在法国军界高层受到批评。
05.
此时发生了一起意想不到的事件：鲁登道夫插了进来，德军采取了行动。德国在急需中发现的杰出军事人物披挂上阵，在兴登堡的支持下，进行了一次重击便全盘推翻了尼韦勒将军的战略。近2月底时，德军撤离自阿拉斯至努瓦永整个区域。留下一支掩护部队占领被放弃的阵地，在那里开枪放炮，德军已从受威胁的突出部后撤50英里，从容不迫地审慎地进入此后通称兴登堡防线的经过深思熟虑的新阵地。德军参谋部用代号“阿尔贝里希”称呼这一经过长期策划的军事行动；“阿尔贝里希”是尼贝龙根传说中居心险恶的矮子的名字。德军让对手留在索姆河弹坑累累的战场上忍受严酷环境的煎熬，因为德军将所放弃的地区化为一片废墟，远远超过战争中用斧、火所能做到的。
已有一些日子风传德军后撤，这一行动首先被英国第5集团军战线察觉。2月24日，德军大炮轰击自己的战壕线的举动引起了怀疑。英军巡逻兵发现敌方战壕空无一人。当晚第5集团军作战命令称“据信敌人正在后撤。”夜间巨大的烟云和纵火的火光告诉人们，敌人已无情地离去。25日，据报敌人在某些地区已后退1.8万码；2月28日，英国情报机构告知德军后撤至兴登堡防线。
一位指挥官无论怎样全心身投入考虑自己的想法，同时往往也必须考虑敌人的想法。霞飞的计划是要在2月咬掉德军的巨大突出部，这个计划是否能获得成功，谁也不能断定。尼韦勒的计划是在4月份以更大的兵力咬掉它，但是到了3月份这个突出部已不复存在。尼韦勒所部拟投入攻击的5个集团军中的3个，现在已被的一大片荒原的鸿沟与目标隔断。所有的铁路和公路，所有的库存弹药都远离敌人的阵地，以致至少需要两个月才能运抵前方进行新的战斗。剩下的两个集团军除了对德军旧防线的最牢固部位发动断断续续的正面进攻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可能出现的任务。
在此形势之下，尼韦勒向其所指挥的英军发布的指令是颇为耐人寻味的。
总司令部
1917年3月6日
最高指挥官令
在英军第5集团军前面敌人的退却形成一个新的局势，必须研究它对法英军队联合攻势产生的影响，迄今为止德军的退却仅限于英军第5集团军前面。退却可能扩展至索姆河与瓦兹河地区。但无论如何没有迹象使我们可以假定，敌人将要在除了后备军群以外的贵部第3和第1集团军所进攻之前线来取类似行动。相反，根据所谓兴登堡阵地的部署，我们英军与法军战区的主攻之方向是从侧冀包围敌人，然后从反方向攻击之。
就此而言，德军的撤退即使成为总撤退，可能对我方完全有利；我的第一项决策即基于这个设想，这项决策不会从根本上修改已经决定的军事行动总计划。④尤其要坚持我方发动攻击的确定日期。
不过必须承认，我方所有军事行动不能按安排方式实施；因此，我将继续考察英国各军和法国北方集团军群前线所采取的姿态。
距离、人数、方向——都发生了变化；但是依然命令说，原则毫不动摇，原计划应该执行。
我们已经看到由尼韦勒将军所发展的霞飞计划的战术特点：进攻的巨大规模；向德军突出部的合围，对细节的仔细研究令全体官兵理解；以及第四项，最宝贵和最重要的是残酷、猛烈爆发的突袭。在这四项特点中，规模已经减半，合围实际上被德军的撤退阻止；其余两项——细节和突袭——注定要互相抵触。
英军和法军在防线的大规模备战情况，以及向敌发动进攻的有关地区进行的大规模备战情况，能从空中不断地看到。从阿拉斯以南到苏瓦松以南，近150公里的战线，德军知道自退却以后他们不可能受到攻击，阿拉斯前方20公里地区和处于香槟地区的约100公里，依然是仅有的危险防线。在这些地区前线，敌人每日都能观察到进攻部队的聚集。由于有准确的情报和通过空中观察，关于进攻的主要突破点将在何处发动的微小不确定性能进一步缩小。而且非常准确而肯定的情报很快便落入敌人手中。
因为希望所有官兵领会计划的精神，要求营长甚至连长掌握计划的整个意图。尼韦勒将军命令将各种重要文件在前线各部队中传阅。其中第一份就是前面引述过的于12月16日签发的关于进攻新原则的著名的参谋部备忘录。让这样一份文件传入据守在距敌往往不到100码的防线的部队手中，如此轻率，很快就受到了惩罚。3月3日，德国皇太子一个师发动的一次袭击，缴获了这份致命的文件。皇太子写道，⑤“这份备忘录包含的材料有特殊的价值，它清楚地表明，此次毫无疑问是一场有限的进攻，但是估计即将发生一场大规模的突破性的攻击。……最重要的是备忘录还暴露了进攻方所策划之突袭的特点。它建立在所谓的对我方的观察的事实基础之上；即我方的防御大炮对对方进攻前的准备性大炮轰击，一般只作出微弱的回击，因此，法军想到不再为进攻部队，尤其是为大炮长时间挖堑壕和筑工事。”……“冯·舒伦贝格伯爵……立即为防御制订了合理的应对措施，对敌方的准备性大炮轰击不但要强有力地回击，而且要以集中大炮火力把一切察觉得到的敌方进攻准备，事先予以摧毁。我们大胆地希望，用这个方法能十分有效地对付突破，并拔掉第一次攻击的螫刺，经验表明这是最有力和最好的措施。”
整个3月份，尼韦勒将军的突袭准备一直是敌人注意的焦点。“到了4月，”皇太子写道，“从已获得的大量情报得出的结论是，预计不久将向阿戈讷以西的第7和第3集团军以南防线发动重大攻击。情报机关进一步证实了已缴获的法军进攻备忘录所留下的印象。……大炮的纵深延伸，弹药的大量供给，在敌人第一道防线正前面集中布置无数炮兵阵地，炮兵阵地没有坚固的防御工事，用简单的掩体挡住对方的视线，完全停止敌对行动。……”他又写道，“4月6日，由第10后备师在萨皮纳发动的一场巧妙攻击，使我们掌握了法国第5集团军的一份进攻令。进攻令中一一列出了法军进攻单位的名称。第5集团军的目标是普鲁韦—普罗维瑟—奥默南库尔一线，准备从北方作包围运动夺取布里蒙(阵地)。这就提供了预期的法军进攻方法的最新情报。掩盖法军攻势意图的最后一层面纱被撕掉了。”
这一次，德军是在最完整的情报的激励和帮助下准备他们的防御手段的。军队的指挥进行了重组。2月，当尼韦勒的备战开始最早明朗化时，德国皇太子指挥的范围向东扩展，包括了第7集团军(属鲁普雷希特亲王集团军群)，从而统一掌握了将遭受攻击的整个防线的控制权。3月份，在第7和第3集团军之间又增加了整整一个集团军——第1军集团。皇太子的指挥部从斯特奈移至沙勒维尔。整个3月份，他的增援部队持续不断，机枪、大炮、作战飞机、情报机构和工兵营大批涌向这个受威胁的防线。德军从突出部撤退缩短了防线，因而得到了缓解，他们便有更多的兵力集中对抗迫在眉睫的法军进攻。德军昼夜不停热情艰苦地建筑整个地区的防御工事。从苏瓦松到兰斯和兰斯以远的阵地，或许是敌人防线上最牢不可破的部分。克拉奥讷高原、舍曼代达姆岭漫长的鬃丘、阿戈讷地区森林覆盖的悬崖和山脊，全都用热情和辛劳筑成了由战壕和坑道组成的一个结构均匀的迷宫；里面聚集了无数战斗营和机枪，布满纵横交错的铁刺网。年初，8—9个德军师驻守该防线；到尼韦勒完成其突袭计划时，已经有不少于进攻者之数的40个师在等候他的光临。
06.
尼韦勒将军周围开始出现其他一些需要全神贯注的事情。他一直是法国政府选出来的人物，政府的声誉与存在很大程度上与他连在一起。总理白里安、陆军部长利奥泰都是他的担保人，此二人无论如何不能和他分开。没有哪个后继的政府能承担得起这样的责任。人们改变了对前届政府竭力提升的军事首脑的看法。但是现在突然之间这一可靠的支持倒下了。3月早期，利奥泰将军陷入议会的罗网。他突然辞职，而他的下野又拖倒了白里安和整个政府。新统治者们登上了权力的祭坛，尼韦勒和这些人之间除了敌对关系之外没有任何交往。在里博政府中，潘勒韦任陆军部长。
保罗·潘勒韦是一位有明显知识分子特征的人，热心政治，数学出类拔萃，是忠诚的左翼党人，随时乐意遵从该党提出的公式化的构想，只要符合广义解释的公众利益。在原白安里内阁中，潘勒韦曾任教育部长，负责可能适用于军队的发明的研究。在这个职位上他频频自由地走访前线，和大多数重要指挥官，不但讨论发明而且商谈军事计划。他全认识他们，大多数将军都欣赏他的敏锐才智。潘勒韦认识了贝当。这位将军对议会委员会的议员们冷谈而不苟言笑，所以在权势人士圈子里不受欢迎。但是潘勒韦钦佩贝当的独立性格，或许贝当对这种赏识作出了回应，提名潘勒韦继任霞飞职位者便是贝当。当白里安在1916年10月底重组内阁时，他是以对霞飞的庄严清算和任命尼韦勒接替为改组的基础。当提出给潘勒韦的连任时，他拒绝留任，理由是他不同意对尼韦勒的任命。他作出这一决定——政界人物在战时采取的一项严肃决定——之后进入议会，不但受到左派的尊敬，而且几乎受到普遍的致意。现在他担任了陆军部长，是年老总理领导下法国新政府中最重要的人物。这位部长不像白里安那样把希望寄托在尼韦勒的成功上。他不管怎样尊重他的下属，还是公开地和事先证明对尼韦勒的任命是一个错误。
但是潘勒韦反对尼韦勒，不是限于个人方面。潘勒韦以及当时他所代表的政治势力是公开声明反对西线大反攻的。他赞同贝当的意见：法国不应该流血至死，法军的生命必须得到珍视；当年在该战区不存在取得突破的机会；逐步夺取有限的目标是唯一可望得到的回报；不太高的目标和节约法军士兵的生命是当前军事政策的主要原则。尼韦勒站在相反的极端：最大规模的进攻，法军当先锋；极端信任军队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打开德军防线上的巨大缺口，大批机动部队自缺口长驱直入；恢复旷野的战争，将入侵者驱逐出法国领土。这些原则分歧也不是纯学术性的。尼韦勒正在积极筹划法军从未采取过的最为雄心勃勃的进攻；潘勒韦身为陆军部长，他必须为尼韦勒可能采取的一切行动对议会和历史承担责任。很难说这两人中谁处于更不愉快的境地。
图33、尼韦勒将军的试验，1917年4月16日5月5日——，4月16日晨战线；-------，4月25日战线；……，5月5日战线；1st，第1；1st Cav.，第1骑兵师；1st Col.，第1纵队；Ailette，艾莱特；Ailles，艾塞；Aisne，埃纳河；Amifonlaine，阿米丰莱讷；Anizy-le-Cheteau，阿尼齐堡；Bermericourt，贝梅里库尔；Berry au Bac，贝里奥巴克；Braine，布赖讷；Brimon，布里蒙；Canal，运河；Chemindes Dames，舍曼代达姆岭；Corbeny，科尔贝尼；Cracy sur Serre，塞尔河畔克雷西；Craonnelle，克拉奥纳；Duchene，迪谢纳；Fifth Army，第5集团军；Fismes，菲斯默；Fort de Cord，孔德堡；FourthArmy，第4集团军；French Cavalry，法军骑兵；Front Prescribed for 10th Army on the everning of April 16，规定4月16日晚第10集团军的战线；Front Prescribed for 10th Army on the everning of April 17，规定4月17日晚第10集团军的战线；Hewlebise，厄尔莱比塞；IIIrd，第3；IInd，第2；IInd Col.，第2纵队；IXth，第9；Jurincourt，朱兰库尔；La Fere，拉费尔；Laffaux，拉富；Laon，拉昂；Malmaiaon，马尔迈松；Mangin，芒然；Marles，马勒；Mazel，马泽尔；Miles，英里；Montcornet，蒙科尔纳；Mt Spin，斯潘山；Nanteuil-la-Fosse，南蒂伊尔—勒福塞；Oulches，乌尔舍；Pierrepont，皮埃尔蓬；Pinon，皮农；Prouvaie，普每韦埃；Rheims，兰斯；Sapigneul，萨皮尼厄尔；Scale，比例尺；Serre，塞尔河；Sixth Army，第6集团军；Soissons，苏瓦松；St Gabain，圣加班；Snippe，叙普河；Tenth Army，第10集团军；Territorial Divions，本土防卫师；Third Army，第3集团军；Vauxallion，沃埃隆；Vesle，韦斯莱；VI，第6；VIIth，第7；Vth，第5；XVIIIth，第18；XXth，第20；XXXIInd，第32；XXXVIIIth，第38；Zone of Operations 10th Army，第10集团军战区
假设潘勒韦按自己的坚强信念行事，在这件事情上证明他的信念是对的，那末他本来会撤销尼韦勒的职务，任命贝当担任总司令，他信任贝当，而且他和他的政党都完全同意贝当总的军事观点。但是各种实际困难和许多有根据的考虑，阻止了他作出这些决定；如果他坚持这些决定，本来会证明他的作为将使他享有盛名。可惜他迎合了潮流，在自己所处的局面中，随遇而安。他在习惯力量和环境逻辑面前，在事态的沉闷趋势消逝中屈服了——试问，身居要职者谁能不如此行事？他默认了尼韦勒；听从了他那些已经向前推进得很远的计划。
所有的事实无情地朝他而来，尽管从各方面来的各种压力越来越沉重，尼韦勒将军显示了惊人的韧性。2月，他获悉贝当的怀疑态度和英军司令部对他的总体计划的疑虑。当德军的撤退明朗化时，他的亲信，特地选定担任主攻指挥的米舍莱将军写信指出，一切都已发生变化，并询问在新形势下仍指望“运用具有快速特点的向前进军”是否明智。4月1日尼韦勒答复说，“猛烈、残酷和快速的特点必须保持。我步兵向第3层和第4层阵地快速突袭将获得突破的成功。不应当有任何实质上削弱进攻热情的考虑”。尽管已经警告尼韦勒，敌人已有充分准备，他也知道已发出的详细计划已落入敌人手中，尼韦勒还是对突袭的优点赞不绝口。支持他的达朗松上校，双眼通红只有一年的寿命了。在他身边的是令人敬畏的芒然，充满火一样的战斗热情，坚信在进攻的第一天晚上他的骑兵将驰骋逐敌于拉昂平原。但是在其他地方，在部队高层指挥部和参谋总部的各单位，充满了怀疑和缺乏信心。
潘勒韦于3月19日出任陆军部长。尽人皆知进攻即将开始。“20日”潘勒韦写道，“甚至在我就任部长以前，我就获悉，可以说从公众议论中得知，进攻定于4月8日，因此英军将于4日在阿拉斯进攻。这些日期因天气不宜日复一日推迟，最后延期定于4月9日和16日。3月22日，陆军部长首次会见总司令，潘勒韦告诉对方，众所周知他对陆军总司令人选原有不同意见，不过那已成过去，现在他可以得到他的全力支持了。然而潘勒韦进而指出，原来的军事行动计划已经受到一系列头等大事的影响。德军的退却、俄国革命的爆发、美国肯定立即对德宣战。的确，这些是要求修改计划的因素。他以政府的名义敦促将军审时度势并敞开地重新考虑他的处境，不必受他本人以前预期的或向人表露过的任何期望的束缚。“新的形势就应该用新的眼光去考虑。”
尼韦勒的思想并不愿意接受上述论点；他的信心是不可动摇的。按照潘勒韦的说法，⑥他(尼韦勒)将自己的观点表述如下：德军的退却没有给他造成不便，此举使解除沉重任务的法军师团数多于德军师团数。他本人不能规定敌人的行动更有利于他自己的决定。由于攻击面的变狭，法军右翼，包括在莫龙维利耶对面贝当所率集团军群的一部分能延伸予以弥补。敌人的防线将被突破，几乎可以说不会有什么损失。至于克拉奥讷高原，“已是他的囊中之物，”他唯一的担心是德军会望风而逃。敌人越是加固其防线，法军的胜利就越会令人吃惊，只要进攻的强度不断增加。或许第三日在追逐敌人30公里之后，我将士已立马于塞尔河畔歇口气了；只是“大军一旦出动，就难以收兵回营”云云。这就是尼韦勒将军的心态。
性质完全不同的忠告流向新任陆军部长。得到最大信任的参谋部军官们冒着丢官的危险秘密写信，提出了严肃合理的警告，如果已经发布的命令实际上得到执行，那末灾难就在眼前。三位集团军群司令弗朗谢·德斯佩雷、贝当、甚至米舍莱，用尊敬但是坚决的言词表示，不认为突然猛烈突破敌人防线是切实可行的想法。然而三位指挥官都意识到战争的主动权有落入敌人之手的危险。贝当单独提出了一项意义深长的供选择方案，即让德军进攻法军，然后法军发动准备就绪的进攻作为大规模还击。
潘勒韦于4月3日晚召集了一次在陆军部举行的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总理、总司令和其他几位部长。他提请尼韦勒将军注意其主要下属的疑虑。直到最后尼韦勒仍毫不畏俱。完全的胜利是没有疑问的。夺取敌人的前两层阵地付出的代价微不足道。他们是否认为尼韦勒不知道要攻占第3层和第4层阵地必须从夺取第1、2层阵地开始呢？只有他心里最明白好天气对他的进攻方式至关重要。一切都将在24小时或最多48小时内决定。如果在此期限内打不开缺口，坚持将成为徒劳。他宣称，“我没有以任何藉口建议打一场索姆河式的战役。”最后，他说，如果他得不到与会者的信任，就让他们任命一位继任者好了。然而部长们已为这种非凡的自信所折服，因此，尼韦勒将军散会时坚信，问题已经有了定论。
在此次争论中好几次出现了梅西米将军的名字，而且这个名字总是与不论好歹的决定性行动相联系。我们在1911年见到他时，他正以陆军部长的身分向由将军们组成的军事法庭控告预言家米歇尔并撤销其职务，使其黯然失色；1914年8月25日我们再次见到时，他正处于权力的中心，帮助霞飞将军，正式命令派遣至少3个军保卫巴黎，而就是那位将军曾建议宣布巴黎为“不设防城市”，放弃首都。数日之后，我们发现他在大战之初极度混乱时期法国政治令外国人困惑的杂乱无序中离开陆军部；不过此前他曾命令应该保卫巴黎，调集了必要的军队，并指派了加列尼取代被他以前弹劾的米歇尔，担当这一重大使命。此后他马上担任了某旅旅长，消失在战争的骚动和混乱中，直到两年半以后的今天，即1917年4月5日，梅西米又突然之间冒了出来，将一封异乎寻常的信件交给里博先生。此信罗列了反对反攻的种种理由。虽然“能抓获战俘，缴获枪炮，还能够占领10或12公里的一片狭长土地；但是付出的代价是残酷的，而且不能取得战略性结果。紧要的结论是，刻不容缓地下令将进攻推迟到天气好转之后。”他宣称这些观点“差不多是在米舍莱口授下”写成的，代表了“法军大多数著名领导军官”的信念。
可是现在时间已经迫近，各处的大量准备工作不遗余力在行进。英国内阁被争取过来了。英军司令部已经被说服。经过极大努力取得了伟大盟友英国的合作，一旦取得合作，便能得到十足可靠的力量。抵制反攻计划，撤销总司令的职务，不但意味着出现政府和议会的危机，这对政府可能是致命的，而且还意味着把当年的整个作战计划一笔勾销，推测起来(虽不肯定)有将主动权交给德军的危险。所以，尼韦勒和潘勒韦——他们的最大雄心新近几乎同时得到满足——两个人发现自己处于幻梦破灭者才能有的最为不幸的境地：总司令必须敢冒最大风险，同时在他后面有一位完全持怀疑态度的顶头上司，陆军部长必须为一位他不信任其能力的将军所请求的军事政策和他深信其为愚蠢的军事政策的执行而发生的一场骇人屠杀承担责任。这就是权力的壮观！
07.
我既不试图描述法军始于4月16日的进攻过程，也不想介绍英军在阿拉斯之战中攻克整个维米山脊的辉煌的初步战绩，诸多惊心动魄的报导——法文的、英文的和德文的——现在依旧存在。这里只消说说法军在不利的天气条件下，凭习以为常的勇敢展开的进攻就够了。在攻击的主要防线之一部，他们刺穿到了3公里深度；自16日至20日他们俘敌2.1万人，缴获大炮183门；己方损失10万人，未能获得任何战略上的决定意义。实际上被敌人缴获的文件后，只有重拟了作战计划，尼韦勒增加兵力进攻莫龙维利耶和苏瓦松—克拉奥讷前线，才获得突袭的成功。到16日夜，尼韦勒的主要希望和信心都已经落空，因此，他17日重新开始发布战斗的命令不仅暗示了战术的修改，而且暗示以颇为稳健的战略目标代替先前的政策。
战斗的后阶段在某些方面较之开始时稍为成功；法军蒙受的损失与德军损失相比，不像霞飞进攻时那么相差悬殊，事实上，在法军实行的所有进攻中，尼韦勒的进攻所付出的代价，无论是实际数字，还是相对于德军的损失都是最小的。但是这位将军永远逃不了他乐观宣言产生的后果。他曾几次三番地断言，如果不“在24小时或48小时之内”立即并完全打开缺口，那么继续战斗将毫无用处。他还带着许多细节条件预言了这样的一种缺口。此前，几乎人人都对他的观点表示怀疑，现在，所有的怀疑都成为肯定的事实。这场屠杀对畏缩的法国成年男子是悲惨的，但它被严重地夸大了。部队中爆发了骚动，在首都出现一阵反对这位将军的愤怒风暴。他试图将重大战争改变成较为稳健的战斗的希望已经无人理睬。4月29日，作为总参谋长的贝当成为法国内阁中指导整个军事行动的顾问。
尼韦勒攻势垮台后出现了一种特殊的局面。如我们所知，英军以强大气势成功地完成了他们在总计划中所承担的非常重要的任务。阿拉斯之战的胜利，攻克了维米山脊，俘敌1.3万人，缴获大炮200门，没有发生不应有的牺牲。黑格原来就想在攻占蒙希—勒普勒之后结束这些军事行动，并尽早开始占领梅西讷和帕尚达勒山脊，以肃清海岸部分的敌人。但是在法国军队中和在巴黎的普遍存在的形势使他认为，那怕放松数周对敌人的压力也有危险。然而英军的继续进攻不但代价惨重，且未获任何实际战果。在初期阶段，德军就施展了一套新的防守办法：他们以少数人据守前线壕堑系统，保持强大完整的部队随时可供调遣；并发起各自为战的强大反攻，几乎每战皆重新夺回英军的初始战果。
首相因轻易地接受尼韦勒的攻势计划而使自己深深陷入。他表示决心坚持到底；英军应毫不吝惜地投入消耗战，必须作出一切努力促使法军作出不停的最大努力；因此，总司令部在这个关键时刻发现劳合·乔治先生是一位强有力的支持者。不能脱离形势评判他的行为，时局是悲剧性的：德国潜艇4月份击沉的船只超过以往纪录，总计达80万吨。致命的统计曲线仍在上升，在英国人的头脑中这件事的重要性高于一切。“让陆军战斗到最后时刻！”或者用费希尔勋爵带有挑战性的话说，“陆军能在海军失败以前打赢战争吗？”首相、总司令和威廉·罗伯森爵士共赴巴黎，在5月4日和5日举行的会议上，劳合·乔治先生向里博先生、潘勒韦先生和贝当将军说了一些最有力量的劝告，叫他们继续进行协约国间业已通过的进攻。会议的全过程已由梅尔梅在其一本优秀著作⑦中公布于世。此次会议进程构成了英、法关系上和劳合·乔治先生一生中惊人的一章。
这位专横的威尔士人在全体会议上向法国政府强求的许诺，既不符法军参谋部的最终决定，也有违当时的事实。事实上战斗在继续，且在嗣后两周内攻占克拉奥讷和舍曼代达姆岭。然而就在巴黎举行会议的那一天，发生了一起令人深感不安的事情。奉命开赴前线的一个法军师拒绝开拔。不过军官们成功地召回了士兵执行任务，该师也没有失去信任地参加了战斗。然而此事是倾盆大雨前的第一滴雨。
08.
法军的士气低落状况在迅速蔓延。由于对长官缺乏信心，由于惨重的损失和活跃的失败主义宣传，整个军队产生紧张的气氛一触即发。哗变——其中有的性质非常危险——在16个各自分开的军中发生；某些精锐部队也有这种情况。许多师建立了士兵会议。整个团开赴巴黎要求通过谈判媾和并得到更多的探亲假。一支约1.5万步兵的俄国部队在革命前派往法国接受武器和装备，这些士兵在自己国家受到政治形势发展的影响，他们就是否应该参加4月16日的战斗一事付诸投票表决，由多数票决定参加战斗。法国人以无情方式使用他们，结果有近6000人伤亡。幸存者进行公开背叛。他们宣言中的一句话显示了一位宣传高手的鼓动力。其控诉词一开始写道，“我们接到的通知说，我们被送来法国是为支付卖给俄国的军火的。”直到使用持久的炮火对付这些叛军之后，他们才屈服并被遣散。
法国民族的精神并非经不起这场危险的考验。5月15日，拒绝辞职的尼韦勒被免职；贝当接任总司令。忠诚的部队包围了那些逃避责任的士兵；老国土保卫队员们、家长们向愤怒的围困人员求情。混乱被安抚或者压制下去了。一切都给蒙上了密不透风的秘密帷幕，因此尽管有数万法国人涉及此事，但敌人没有听到半点风声；无论透露给道格拉斯·黑格爵士什么信息，都长期深埋在他身边参谋们的心底里。在所有的人士中，贝当最适合于做处理善后工作。在数月期间他巡视了部队上百个师，所到之处向官兵发表讲话，倾听他们的疾苦和抱怨，放宽军中的严酷待遇，增加士兵的假期，采取各种巧妙的转移手法减少法国前线的战斗。因此到这年年底他恢复了那支经受了痛苦考验的光荣军队的士气和纪律；通过三大可怕的战役保持的欧洲自由，主要依靠这支军队的牺牲。
————————————
①《德索雷的耻辱和屠夫芒然》(De Sauret la Honte，à Mangin le Boucher)，亨利·迪泰伊著，第88页。
②即阿尔卑斯山军和第187旅。
③皮埃尔弗：《总司令部》(G..Q.G)，第一部分。
④着重号系作者所加。
⑤《我的战争经历》(My War Experiences)
⑧《我为什么提名福燕和贝当》(Comment j'ai  nommé Foch et Pétain)
⑦《尼韦勒与潘勒韦》(Nivelle et Painle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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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7章、在军需部
第47章、在军需部
01.
1
917年7月16日，首相邀请我参加新政府。他提议我或者在军需部供职，或者赴新设立的空军部上任，有一个附带条件是，如果我选择后者，他下午在政府必须要对人事重作安排。我立即表示宁愿去军需部；我花了许多周折才决定下来，现记述如下：
翌晨宣布了对我的任命。引起当时习惯于用敌视眼光看待我的那些人的呼喊：保守党联盟全国联合会委员会立即提出抗议，一个有影响的工会会员代表团觐见党的领导人表示强烈不满。然而劳合·乔治先生已经以其习惯的耐心作了充分准备。诺思克利夫勋爵受命前往美国进行解释和安抚。爱德华·卡森爵士和斯马茨将军都是热心的拥有者。政府组建时曾成功地阻挠我进入政府的大臣们也不是原样不变；有的事先得到了抚慰，其余人皆表示默认。一直是我知友的博纳·劳先生给他的代表团一个很生硬的答复。我以明显多数重新当选为邓迪区议员，毫不拖延立即走马上任。没有时间制订计划，我便立刻开始制造武器。
军需供应的内部状况，英国行政部门的整个结构，实际上已经和20个月以前我离开的时候大不相同，与我任海军大臣时的情形相去更远。在大战初期——实际上几乎到1915年年底——英国的资源远远超过任何机构可能的需求。舰队和陆军需要的任何东西，只须及时并按足够规模订购即可。主要困难是要扩展眼界看到迄今为止无法想象的战事规模。夸大狂成为一种美德。的确，生产军需供应品的数量过去几乎需要或计划加上一位零或两位零，才是立功之举。现在一切都变了。三年的战争差不多投入了国家的整个力量。各种军需生产已经以极大规模进行，全岛就是一座兵工厂。劳合·乔治先生规划的大型国营工厂刚刚开始运作。与工会关于减轻劳动强度的最早纠纷已被克服；几十万妇女正在制造弹壳和引信比战争前大多数技工更为价廉质优。英国工业界最干练人物作为国家公务员云集在军需部所在的旅店。昔日军需供应的涓涓细流，现在已经流入持续上涨的大河。
尽管如此，激战前线的需求迅速而轻易地吞噬了所能生产的一切。我们正面临既迫切又显然无法满足的需要；现在我们能力极限终于开始暴露。
我在1917年秋天所面对的军需生产主要限制因素有四个，即船舶(吨位)、钢铁、熟练劳动力和美元。其中最后一项因美国加入协约国其尖锐性有所降低。我国已经卖出了10亿英镑的美国证券，而在作出此项重大举措之前，我们已为我们和协约国购买粮食和装备负上沉重债务。1917年初，我国在大西洋彼岸的信贷实际上已经告罄，美元急需的形势现在有点减轻，在其他情况下本要完全关闭的大门现在部分地打开了。美元和加元的购买力的限制还是制约了各项计划的安排。
船舶的短缺非常尖锐。由于德国潜艇战造成的损失，各战场陆军的需求，粮食和英国贸易需要运输的物资，各协约国的需要，美国对海上运输不断增高的希望，所有军需原材料需要进口，因而我国商船运输紧张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因而在此期间船舶吨位数成了限制我国生产的因素。钢铁紧迫性仅次于船舶吨位，而且是军事努力的直接的衡量标准。大英帝国的钢产量已经差不多翻了一番。和平时期本来无利可图的矿山投入了积极的生产。但是我国重要依赖西班牙北海岸提供的铁矿，所有输送铁矿的船只要走常常沉船的危险航路。此外，我们还用极有限的从美国和加拿大借来的美元购买成品钢材和各种半成品的弹壳铸件。
军需部的发展远远超过了它的编制。自从其创建者劳合·乔治先生晋升更重要的职位之后一年过去了。继任其职位的两位天才大臣蒙塔古先生和艾迪生博士应付了所有出现的需要，肩负起一个责任又一个责任，增设了一个又一个的“署”和“科”，但是实质上并没有改变其在凭经验和无秩序的创立时期就采取的中心组织形式。一切重大的和诸多次要的决定仍集中在大臣本人。我发现由1.2万名官员组成不下于50个主要部门，每个部门有权与大臣直接联系，并要求他就十分复杂相互联系的问题作出迅速的一连串决定。我立即着手工作，划分和分配这一危险的权力集中。
根据新的制度，部属50个署合并为10个大组，各由一人主管，此人直接向大臣负责。这10个大组的负责人组成一个类似于内阁的委员会。委员会成员赋有双重职能：一，管理他们的大组；二，普遍关注部的整个事务。他们必须形成“委员会意识”，而不要把他们自己局限于各自的特殊范围。每个大组用一个字母来代表。“D”代表设计组，“G”代表枪炮组，“F”表示财务组，“P”表示自动推进武器组，“X”表示炸药组等等。以不同方式组合这些字母，可以正确组成适合于处理任何特殊主题的委员会，而事务产的总体运作则由合作或“控制”委员会牢牢掌握。组成委员会的“精通业务者”由文职人员中的坚强骨干协助工作，我为此从海军部调来老朋友威廉·格雷厄姆·格林爵士和马斯特顿—史密斯先生。于是，我们立即开始进行首创精神、干劲、能力和发挥实际经验的竞争；加上高标准的要求、高标准处理日常事务和办事方法，这些是文职官员的特长。
缓解立见成效。我不再受到堆积如山的文件的压力。我手下10名委员中的每一位，都能够就其所辖范围的事务作出最终的重大决定。委员会每日会议使各委员相互之间保持密切联系并熟悉部的总计划；同时，委员会制度能使特殊问题迅速得到了结。一旦整个组织运转起来，就再不需要有所改变。我毋须徒步披荆斩棘，只要轻松自如地骑在一头大象身上；象鼻子可以同样不费吹灰之力拾起一根小针或者连根拔起一棵大树；从象背上登高望远，一览无遗。
我将自己工作局限于布置和调整任务，决定特殊供应的重点和优先，全面理解战事计划和开创具体项目。有了5个月新制度的经验之后，我能说，“我实际上总是不加修改地批准委员会报告。我记得几乎很少改动一个字。我从头至尾全神贯注地审阅每份报告，审核对问题的决定，我知道，即使我本人亲自对问题进行两整天的研究，写出的报告也比他们所提交的要远为逊色。
在军需部，我同我经历前所未有的最庞大最有力量的工作班子一起工作。部内云集了全国最懂业务的精英，为了共同的事业全力以赴和无私忠诚地工作。其主要人员皆是由于战争需要而蓬勃发展的行业中的业主人士，即使不是绝大多数也是为数甚巨。他们为了军需完全放弃了只要继续作为私人承包商必将可望滚滚而来的巨大财富。他们效力国家完全为了荣誉。他们心甘情愿地看到他们自己行业中地位不高的同行积累着巨大的财富，扩充事业的规模。在为王国政府效力方面，他们之间也存在尖锐的对立；委员会委员的地位及其一般前景为他们所珍视。根据职位条例，整个权力集于大臣一身；但实际上委员会拥有真正的集体责任。
道格拉斯·黑格爵士在他1919年度的最后一篇公文中写道，“至于物资，直至1916年仲夏，大炮供应状况才接近于满足进行重大战事的需要。在整个索姆河之战的过程中，大炮弹药的消耗必须予以最大的关注。在1917年的历次战斗中，弹药充足；只是大炮供应状况是不断焦虑的原因。只有在1918年才有可能进行枪炮战，除了运输问题之外，毋须作任何限制考虑。”
我用这些篇幅自豪地详述了军需部委员会在供应领域取得的不寻常成就，这不是占他人的功劳为己功。它首先归功于劳合·乔治先生，军需部大多数能力非凡的人士都是他招集的，他创办国营工厂的远见卓识为后来的生产奠定了基础。功劳也属于从事具体工作的人们，他们在初创伊始打下军工生产的基础；全国军民永远感谢他们忠诚、机智、不倦的创造和努力。
02.
我重新参加政府时，英军正处于发动一场新的大规模攻势的前夜。经过长期准备向梅西讷山脊的进攻，于6月7日准时执行并获得成功，道格拉斯·黑格爵士的进一步计划是从伊普尔方向向奥斯坦德进攻。这实际上是1914年对约翰·弗伦奇爵士有极大吸引力的肃清沿海一侧敌军的那些想法的复活，只是规模庞大，方法有所不同。在凯默尔山和比利时战线之间调集了40个师。弹药堆积如山，大炮数量空前规模的集中以支持进攻。英军司令部一如既往对决定取得成功充满信心，他们也一如既往得到了威廉·罗伯森爵士和陆军部参谋部强有力的支持。另一方面，要进攻的敌军阵地无比坚固，敌人作好了充分的准备。延绵起伏的帕森达勒—克莱尔肯山脊被德军发挥全部科学力量与才能筑起了防御工事。地面密布钢筋混凝土碉堡，不久便被称为“药丸盒”的牢固机枪掩体架满了机枪，外边有带刺铁丝网，最密集的炮轰也难以穿透。敌人防线后的铁路交通与支持英军攻击的铁路交通相比，如果实际不处于优势，至少也旗鼓相当。一个德集团军已调集在鲁普雷希特王子的麾下，它是任何时候守住阵地所需兵力的3倍；接替和取代疲惫部队的各项措施都经过仔细的研究。荷兰铁路线源源不断地供应水泥用碎石，精心设计的层层防线继续建造。
除了寄希望于决定性的胜利之外(离英军战线越远，越不知情；对决定性胜利的希望成了情报部的绝对信心时，对决定性胜利的希望就迫切)，总司令部还列举两点理由作为重新提出对兵员严峻需要的根据。第一，尼韦勒将军的4月攻势失败以后，法军处于衰竭休眠状况；第二，为了削弱德国潜艇战或使之瘫痪，攻占奥斯坦德和泽布吕赫尤为重要。第一条理由言过其实。法军无疑在尽可能保全自己的实力，但是伤亡统计表显示，1917年法军使德军遭受的损失几乎与英军使德军遭受的损失相等。削弱德国潜艇战的理由是完全荒谬的。奥斯坦德和泽布吕赫对于潜艇战的价值，误导了黑格及其参谋部，其严重责任在于英国海军部。这两个港口固然是便于德国潜艇出没于英吉利海峡的前哨基地，但它们对潜艇战来说决非必不可少。潜艇完全有能力绕过不列颠岛屿，且一次可在海上逗留一整月，它们从设于易北河、威悉河和埃姆斯湾的本土基地启航，几乎与从遭受重创的比利时前哨港口出发一样容易。德国整个潜艇战是以德国本土军港为基地的，从来没有依靠任何别的地方。事实上，在1918年5月，即奥斯坦德和泽布吕赫均被我海军封锁后的那个月，德国潜艇击沉船只数实际比公开宣布潜艇战和潜艇非常活跃的前一月有所增长。无论这一错误论据对黑格—罗伯森发动一场新攻势的决定产生什么影响，它肯定会起阻挡首相和战时内阁的反对意见的作用。它似乎将军队投入了反潜艇的斗争。它混淆了问题，它模糊了讨论的意见，它麻痹了疑虑，它压倒了谨慎的决定，为悲惨而无效不平等地虚掷勇士生命扫清道路。
在东南战场对土耳其的战争中，也采取代价极高和非常艰辛的政策。热马尔帕夏所率的土耳其军驻守加沙，在沙漠与海边之间的深沟高垒中，它成功地抵挡了艾伦比指挥的英军；这支军队是从埃及沿铁路和水管线历尽千辛万苦开赴前线的。这一障碍于次年克服。然而与此同时，派遣一支部队在土耳其军后方登陆的明显策略，威廉·罗伯森爵士认为太危险和不切实际，拒绝考虑。
如我在前面提到，在我参加政府之前，首相经常同我无拘无束地讨论战争局势。我刚一就职，他便让我了解所发生的一切。在他与尼韦勒将军一起梦游和幻觉消失后，他又回到读者所熟悉的那种观点，即反对在没有必要的优势或手段的情况下在西线寻求进攻。德国潜艇击沉舰船的顶峰似已过去。如果对陆上的希望是受了欺骗，那末对海上的担心也是胡说。劳合·乔治先生现在满足于在主要战场等待美军的到来。他希望道格拉斯·黑格爵士在当年所剩日子里保持积极防御并养精蓄锐。其时，英军和法军的几个师在巴勒斯坦的活动和对意大利的增援，可能对土耳其和奥地利的作战产生重大结果，且无论如何也不会付出过多伤亡的代价。起初，战时内阁大多数成员都持有这些总的见解。但是在正确思想与正确行动之间有一道鸿沟。威廉·罗伯森爵士和在他指挥下的陆军部参谋部，不停地强烈要求立即进一步作出军事努力。他们的坚决主张在内阁赢得了几位拥护者。整个6月份一直进行讨论。最后首相觉得没有足够的力量对付黑格—罗伯森同盟。他以充满忿恨的宿命论的态度屈从了。支持意大利的计划放弃了，到7月第3周，罗伯森从内阁取得并向黑格传达了“全心全意”支持帕森达勒进攻战的保证。①待到我有机会获悉实情为时已晚。决定已经作出。我的唯一希望就是限制其后果。7月22日，我提出了如下忠告：
丘吉尔先生致首相
十分感谢让我见到这些非常令人关注的文件，随函将文件一并奉还。从广义而言，我赞同斯穆茨的意见。不过我同阁下一样，为必须对重开西线进攻的军事要求作出让步深感遗憾。两军旗鼓相当；若有不同的话，则德军实力更强，他们有更多的后备军和充足的弹药。敌人的防线筑有无穷系列的工事，敌人具有各种充沛的潜能与设施，加上地形的巨大天然困难，这些构成了难以逾越的障碍。现已时近7月底，即使赢得三四仗梅西讷那样的胜利，到年底西线的局势也不会有明显的改变。
不过很清楚，没有任何人力能阻止这一已作出决定的尝试。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要使成功和“重大结果”有一个界限，指望这个界限使攻势打了一二仗之后能作出新的决定。依我之见，此种界限必须包括三项条件，即订立目标；订立遭受的伤亡的界限；以及第三(非常重要)，任何两次攻击之间需要有停顿的时间。这样，参照上两个事先安排的指标，将有可能看清(譬如说在6个星期的战斗之后)，在隆冬来临前是否真正有取得“重大结果”的希望。
关于东线，真实情况令我们关注。应该从萨洛尼卡(前线)抽调英军或英法联军6个师的兵力置于热马尔所率部队的后面。此举将迫使那支部队投降，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全部协约国军，包括艾伦比的军队在内，可望于翌年春腾出来，去意大利或法国作战。
首相竟然拟将驻巴勒斯坦英军的指挥权交给斯马茨将军。经深思熟虑之后，斯穆茨答复说，他愿意接受此任务，但有一个条件，即应允许他派充足的部队登陆以切断土耳其军的交通。考虑到这个方案尚有障碍，他谢绝了上述指挥权。随后物色到另一位军事领导人艾伦比来担任这个职务，此人的品格和能力，在没有大规模水陆两栖军事行动援助下，足以担当驱逐并最终摧毁土耳其在叙利亚的军队的任务。随着对艾伦比的任命，巴勒斯坦的整个形势迅速改观。尽管他反复要求得到无法给予的增援，审慎地申诉他面临的困难，艾伦比还是以小股部队成功地采取了一系列巧妙的联合行动，以出色的计谋打败由热马尔率领的、法金汉充当顾问的土耳其军队。10月最后一周在佯攻加沙同时，他以两个步兵师进行突击，用骑兵与骆驼骑兵作大回旋运动猛攻贝尔谢巴。就这样攻占敌军的沙漠一侧，他连续向东一次比一次猛烈地进攻筑有坚固工事的土耳其军防线。11月6日夺取加沙，1万名土军被俘，至少毙伤相同数量土军；强有力的追击打开了为英军进一步提供军需的雅法港。由此占有了沿海区域、一个新基地和另一条较短交通线，艾伦比挥师北进直指耶路撒冷，继续驱赶土耳其第7和第8集团军，并危及其第4集团军的最终退路。1917年12月8日，土耳其军在400年的腐败占领后放弃了耶路撒冷，英军总司令在当地居民的欢呼声中进入该城。他在这里相当奥妙的形势下度过了冬天。他整编部队；明智地鼓励阿拉伯人起义，起义队伍以劳伦斯惊人的品格为中心发展起来，准备在春季展开更大的行动。他率领不超过15万人的兵力，将德国人指挥的17万人土耳其部队逐出了在普莱夫纳斯耗费数年艰辛劳动构筑的坚固阵地，并使敌人在人员、枪炮和领土方面都遭受严重损失。
对这些损失微小、战绩辉煌的军事行动，无论如何称赞也不为过，这些军事行动永远是可能运用的灵活机动战术的战场典范。尽管如此，其结果仍不能使总的问题简单明朗。相反，因为打开了一项不可能影响主战场胜负的、但却有竞争性利害的关系，总的问题变得更加复杂。由于远征军不断涌向巴勒斯坦，人员、武器弹药的运输工具严重枯竭，必须采取更迅速更大规模的行动予以制止。在此期间和在整个战争过程一样，牵制土耳其的真正检验标准是攻击应迅速短暂而具有决定性质。在遥远无关的战场进行持久和不断扩大的战争，无论是像在萨洛尼卡那样的软弱无力，还是如同艾伦比率军在巴勒斯坦那样势如破竹，都与远见卓识的战争方针不符。但在较短时间内冒较大风险，这么做不但更为安全，而且付出的人员和物资代价也要小得多。不应该忽视控制海域的优势。当艾伦比在加沙抓住土耳其军时，如果在海法或其他地方向敌军身后的海岸发动了一场策划已久的突袭，而且假若敌人唯一赖以生存的铁路在9月份被一支6—8个师的新增部队所切断，那末在叙利亚的战争本来会一下子结束。军需物资的东流本可自2月起停止；全部驻巴勒斯坦的英军便可用于应付在法国的极度危险。但是在巴勒斯坦犹如以前在加利波利一样，东线和西线两派的思想冲突，使内聚力涣散，产生了无补的折中办法。如果将足够的军队派往东线，那会形成危险的兵力分散，而且从未有一次得到迅速的结果。当时享受海军强国这个独一无二、至高无上特权的岛国人民的战略家们，在整个世界大战期间竟完全未能使这样一支海军为进攻出力，这对子孙后代来说将是不可思议的。
在实战中将会看到，鲁登道夫1918年的进攻，于一日之内便使艾伦比为春季战役精心制订的全部计划烟消云散。不下于60个战斗营连同许多炮队仓促撤出巴勒斯坦去堵3月21日的炮眼；直到两个印度师于8月份从美索不达米亚抵达之前，其元气大伤的部队一直处于极其危险的境地。但在这样的环境中，他居然巧施计谋攻占了德拉、大马士革和阿勒颇，并在停战之前摧毁了土耳其在叙利亚的军事和非军事势力的各种残余；这是战争中最引人注目的成就之一。
03.
与此同时，英军对帕森达勒的进攻显露了其暗淡的命运。猛烈的炮火使地面成为一片焦土，同时炸毁了德军的战壕和普通下水道。凭崇高的献身精神和惨重的损失在德军防线上打开了几处微小的缺口。6个星期里我军推进最远点为4英里。不久大雨从天而降，弹坑遍野的巨大战场成为一片令人窒息的恶臭泥浆，人、畜和坦克在泥海中挣扎并无望地消亡。可以穿过这片泥沼的几条小路遭到炮火的不停射击，络绎不绝的运输车队坚韧不拔地彻夜通过这些小路。向唯一保存的通道上的英军野战炮和中程炮提供弹药，十分艰难，以致我方运输工具大量成直线聚集在通道边上。因此不可能有任何隐蔽，德军的反击炮火造成了我炮兵和大炮的严重损失，并杀死了几乎所有牵引大炮的马匹。
尽管未攻占阵地令人失望，但关于德军遭受惊人伤亡的传闻却给人宽慰。切不可低估给敌人造成的损失和忧虑。这一点有鲁登道夫承认的真相记录在案。这种猛烈的连续攻击动摇了敌人的基础。但是德军遭受损失的规模总是要小得多，他们常常只将极少数的部队投入激战，他们一直是损失一个人要消灭两个人，每让出一寸土地都要使对方付出高昂的代价。
10月份，首相作进一步努力以求结束这场战争。他甚至召来亨利·威尔逊爵士和弗伦奇勋爵进入商议圈子，担任独立于参谋部的内阁“技术顾问”。我们天真地让这一传闻由罗伯森本人公布。②我们被告知，弗伦奇勋爵“在26页文章中用24页的篇幅”批评黑格—罗伯森战略战术，然后弗伦奇建议我们，应该“处处采取守势，仅采取那种有益于有效防御的行动；等待美国兵力的展开；同时依靠严厉的经济战削弱敌人。”在正式与外界顾问相商中，首相明显地想要帝国参谋长辞职。这没有立即办到，内阁不准备提出这一要求，结果只造成互不信任。
佛兰德的战争继续在进行。新的步兵师源源不断地替换那些受到重创的部队。大雨傍沱、泥海漫漫，然而总司令的意志力和军队的纪律依然是可战胜的。付出无法估量的牺牲之后攻克了帕森达勒。但是在远处，在更远处，克莱尔肯的碉堡群依然完好无损，不可接近地耸立着。8月过去了，9月过去了，10月也远远过去了。佛兰德的隆冬无以复加的严峻形势紧紧笼罩着恐怖的战场。人流不停地从伊普尔的梅嫩山口涌出。尽管大炮射击得很快，大炮后面的弹药补给得更快。甚至在10月，英军参谋部仍在计划并发动进攻，且坚信能达到决定性结果的目标。直到11月底才承认最终的失败。
不能说“军人们”，也就是参谋部，没有自作主张。他们将前景暗淡的实验做到最后。他们从英国得到了想要的一切。他们把英军的人员和大炮同时消耗到了毁灭的边缘。他们是在不顾最直截了当的警告、不顾连自己也无法解答的论据的情况下这样做的。道格拉斯·黑格爵士根据坚强信念行事；而威廉·罗伯森爵士则严重地随波逐流。他担有主要责任，并引咎地说：“我不仅是一名顾问；我身为全体英国陆军的专职长官，正如黑格是驻法英军司令一样。全军期待于我，整个帝国期待于我，我要尽力不要求他们去做不可能做的事情，无论如何不让他们处于不必要的不利地位。”③他于6月23日又说，“在极力主张继续推行一项他(首相)严重担忧的计划方面……我本人的责任……不小。”④最后(罗伯森9月27日对黑格说)，“我个人的观点您是知道的：除了西线以外，在所有战场我都一直主张‘防守’。但是困难在于，现今俄国已经退出战争，如何证明这样做是明智的。我承认，我坚持推行原计划是因为我看不到任何较好的办法，还因为我的本能驱使我坚持，而不是因为我有可以支持我这样做的有说服力的论据。”⑤用这些话来为近40万人的牺牲辩护是可怕的。
与此同时，为了帕森达勒的缘故却忽视了意大利的后果，这一后果以任何人都无法预料的猛烈程度爆发出来。意大利的卡波雷托灾难始于10月24日。德军6个师采取夜行军迅速调至伊松佐河隐蔽在前线后面的深山峡谷中。这些部队和冯·贝洛将军的到来使大批奥地利军增加活力。经山路发起的一次巧攻夺取了一处关键性的阵地；巨炮和毒气弹的突然狂轰，继之德军率先从各重点并沿全线发起总攻击，加上意大利防线内部失败主义宣传的影响，在12小时以内造成了卡多尔纳将军的军队的决定性失败。夜幕降临时一百多万意大利军队全面撤退。大部分军队分崩离析。三天里，20万人被俘，1800门大炮被缴械，长途跋涉的撤退尚未完成，沿皮亚韦河向西80英里意大利防线还来不及重建，80多万士兵已因死、伤、病、俘、逃亡而失踪了，主要是脱离了部队。这一惊人的灾难需要由英国和法国立即予以全力补救。
当可靠消息抵达时，我正在肯特郡的家里休息。首相打电话要我立即驱车前往沃尔顿·希思处。他把电报拿给我看，连措词谨慎的电报也显示这是一场极大的失败。正当我军在帕森达勒大量流血和法军从尼韦勒的攻势及其令人不安的后果中渐渐恢复之际，要求为意大利调遣大量军队的前景是不受欢迎的。首相以他惯有的适应力作出了反应。几天以后他启程前往拉帕洛，他已事先建议在那里与法、意政治和军事首脑举行一次会晤。这次，由两位西线最成功和最有经验的指挥官，法约勒将军和赫伯特·普卢默爵士所率法军5个师和英军5个师以最快速度经阿尔卑斯山下的隧道，从11月10日起开始在意大利前线出现。假如这些部队早几个月派遣，那末，即使意大利协约国军的攻势没有取得重大战果，但可以肯定，事态也会循完全不同的道路发展。
意大利民族的伟大使人回想起坎尼之战以后的时期闪烁的光辉。“失败主义”在国民决心的烈焰中化为乌有。尽管意大利遭受的损失巨大，但是自卡波雷托之战以后意大利付出的努力比在大战早期要大得多。无情的惩罚恢复了军纪；热情的后备队和志愿者的加入，各部队的编制重新满员。但凡此一切皆耗费时日，因此有几个月时间意大利的命运仍处在紧急关头。必须考虑到这样的局势：意大利北部可能完全被日耳曼军队蹂躏；意大利有可能被迫退出战争，瑞士战线的发展可能对法国产生重大影响。所幸“凡事皆有其极限”，无论如何成功的攻势也会因他们占有太多土地而损失其最初的力量。
如果德国从一开始就准备从已经消失的俄国前线撤回的12—14个师增援其最初的进攻，那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这是一个大可令军事研究者久久深思和很有价值的问题。但是鲁登道夫正在酝酿另一些更大更野心勃勃的计划，而结果表明，这个计划对他的国家是灾难性的。策划1918年庞大的德军进攻一事紧紧压在他的心头。进攻意大利不过是“小事一椿”，或许相当于“波美拉尼亚的掷弹兵掷骰子”，但意大利绝不应不接受经典理论的指导作用，与这一极强大的敌人作最终实力较量。然而拥有4000万人口的第一流强国意大利如果在此时脱离协约国事业，这将是一起较之德国1918年3月21日的全部胜利具有更加深远意义的事件。压倒意大利并获得全面的和平，依然为同盟国提供了最可靠的希望。对帕森达勒继续加压将发挥影响德国军事思想的作用，这是英军指挥部正确的然而不充分的主张。英军用于进攻的资源几乎不会耗竭，英军有克服超常困难的能力，英国有不屈不挠的指挥官和一往无前的军队，德军防线累遭摧毁，德国资源——相当于我们的一半，但仍十分惊人——的耗竭，凡此种种原因迫使鲁登道夫的注意力完全集中于西线。但愿上帝不要让我们的牺牲——总之没有必要，也不成比例——徒劳无益！
我必须请读者离开这些深奥的问题回到我正在叙述的当前局势上来。当务之急是由法国和英国最大限度地将意大利重新武装起来。11月8日我前往巴黎秘密会晤卢舍尔和意大利军备部长达洛利奥。这是一次不愉快的经历；我们的资源剩余如此之少，我们的需要求又是如此迫切，而意大利的豁口扩大了供需的差额。在那些艰难的日子，过度紧张的各协约国不是宽容地看待战场上的失败。我们都先后经受过这样的情况——用礼貌来遮掩内心的轻蔑和同情，但又难消怨恨。在此，我要向意大利军备部长的尊严和冷静的勇气表示敬意，对他在这样的形势下知道如何赢得全体与会者的尊敬表示赞赏。
04.
正当帕森达勒进攻战在困境和屠杀中告终时，突然在康布雷对面的英军战区打响了一场性质与以往战争中完全不同的战斗。破天荒第一次有效地运用了确保突袭成功的机械化的手段。博拉斯顿在报导中指出，此次战斗驳斥了“说我们在法国的军队1916—1917年间领导方法落后，无才无能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等等这种拙劣言论”⑥。他认为，这次战斗是科学的创新与勇敢战术融合为天才军事计划的最佳范例。但是这个计划，其根据的思想、方法甚至武器，差不多两整年来都对英军高级指挥部形成巨大的压力。康布雷的进攻计划产生于最初的坦克构想，正是为了这样的进攻才发明了坦克。
图34、康布雷战斗，1917年11月20日至12月6日
2 Div.s & 2 Cav.Div.s，2个师和2个骑兵师；3 Div.s，3个师；4 Div.s，4个师；7 Div.s，7个师；A de Bourlon，阿德布隆；Bapaume，巴波姆；Cambrai，康布雷；Canal in Tunnel，隧道运河；Cantaing，康坦；Cavanagh，卡瓦纳；Dec 6.，12月6日；Flesquiires，弗莱斯基雷；Gonnelie，贡内利厄；Gouzeaucourt，古佐库尔；Hennecourt，埃内库尔；Holdane，霍尔丹；Le Catelet，勒卡特莱；Masnieres，马尼耶尔；Miles，英里；Nov. 21 evening，11月21日晚；Nov. 20 morning，11月20日晨；Peronne，佩罗讷；Pulteney，普尔特尼；Scale，比例尺；Snow，斯诺；Villers Gluslair，维莱格卢斯莱；Woollcombe，伍尔科姆。
相当数量的、而且数量不断增长的坦克已在英军前线投入战斗，其构想于1916年在索姆河战役中已不谨慎地暴露给敌人。在坦克兵团指挥部，促使坦克战计划的初始战术思想得到了而全面的发展。坦克兵团一直未获准将坦克投入实战。仅少量地使用它们作为步兵战和炮战的辅助手段；有人指责坦克冒密集的德军炮弹的爆炸在弹坑累累的战场上打滚，或者在帕森达勒泥泞中动弹不得。从来不曾给予机会考验它们的设计，考验它们的特殊战斗力，它们是为这种战斗专门设计的，在这种战斗中它们能发挥不可估量的作用。
马克西将军率领的军团在帕森达勒小规模战斗中正确地使用了少数几辆坦克获得成功，这或许是坦克军的契机，摆脱了长期受到英军司令部的错误处置而陷入的日益不利地位。无论可能是什么原因，事实依然是：“在坦克军参谋部头脑中持续酝酿了近三个月的方案，而且预先已经为之作好准备的方案，得到了批准，日期定在11月20日。”⑦一切必要条件终于都具备了。坦克将在尚未被炮弹炸翻的地面上对尚未准备迎击进攻的战线采取行动。最重要的是突袭！单由坦克展开进攻。指挥该军、敢于负责的朱利安·宾爵士下令：在坦克实际投入战斗之前，英军大炮不得先发一弹，连校准目标的射击也不许可。第一次将进攻的功绩在实际上是没有风险的情况下让给了坦克部队的炮战方案，以显示该方案制订者的最高荣誉。
周密准备的坦克军方案的目标如下：“在没有任何类型炮火掩护下于数小时内完成对4层战壕系统的穿透。”⑧有近500辆坦克可供调遣。坦克军司令埃尔斯将军在对其部下的特别命令中写道，“明天，坦克军将获得期待数月之久的机会——向前冲击当战斗的先锋。”
坦克军史学家(富勒上校)说，“进攻获得了惊人的成功。坦克向前推进步兵紧随其后，敌人极度慌乱，那些惊恐中未及逃离战场者几乎不作任何抵抗即举手投降。……至11月20日下午4时，就坦克军而言，已经赢得了历史上最惊人的一次战斗，在战术上大功告成，因为没有后备部队，所以不可能进一步扩大战果。”⑨在11月份一个短短的白天里，整个德军战壕系统有6英里宽的防线被穿透；俘敌1万人，缴获大炮200门，而英军损失不超过1500人。这位参谋声称，“值得注意的是，协约国军队在西线的任何一次突击，在攻占阵地和战果上都没有较此次康布雷战斗更丰硕，尽管战斗的设计范围有限。”⑩
但是，倘若如其所言，何以以前不实施坦克战？何以不更大规模地用它作战？我们不要求英、法军事领导人具有较高的天才，此时坦克的各种可能性已为研究坦克问题所有的人清楚了解，我们只希望伟大的军队的可尊敬的长官们有眼光和有理解能力，有理由问，为什么类似康布雷那样的战斗不能在一年以前进行，或者更理想的是，为什么没有三、四起类似康布雷的战斗同时在1917年春季展开。如果实际上同时在三、四处突破敌人防线就有可能在50英里的战线上彻底击溃敌人；那时有可能实现我军的全面推进和打破可怕的僵持局面。
但是有人会说，这些断言没有充分考虑到诸多实际困难，没有考虑到经验是缓慢积累的，研究需要无限精炼，以及必要的训练和组织。譬如说，到1917年春能制造出3000辆坦克吗？坦克驾驶员能从前线抽调出来吗？坦克兵的战术训练能在战线后方在不与敌人接触的状况下完成吗？能够保密吗？在战线后方的大规模准备难道不会被敌人发现吗？针对所有上述问题，我们的答案是：总部人员拿出为准备战争——包含旧式进攻——所耗的精力的十分之一，拿出为迫使政府勉强批准这些进攻所使用的影响力的二十分之一，拿出这些进攻中损失的兵力的百分之一，本可以在1917年春季以前轻易地解决上述全部问题。至于德国人听到这件事，例如，他们获悉英军正在后方模拟战壕大规模地用屐带式装甲车进行实战演习——他们知道了又有何用？鲁登道夫在1916年9月得知关于坦克这一真正的幽灵并非传闻或无可怀疑的消息之后，那又有什么用处？回想起来令人感到忧郁和欣慰的是，如果说英、法军队司令部在当时全是近视的话，那末德国中最有能力的军事家就是瞎子。事实上这些高级军事家都属于同一学派。只不过黑格至少沿新的途径走得快一些远一些，因此，他虽犹豫不决和行动迟缓，但最终获得了丰厚的回报。
对本章的整个论点来说，有必要继续详述康布雷战役的这些方方面面。既然我将1915、1916和1917年协约国军发动的大规模攻势一概指责为毫无必要的、代价惨重的、策划错误的军事行动，那末我就必须回答这样一个问题：除了这些还能做什么呢？针对这一问题，我要指着康布雷坦克战回答：“本应这样做。”应当有多种变通办法，坦克战应当规模更大、方案更佳；只要将军们不满意用勇士们的胸口去抵挡机枪子弹，想一想那时进行的残酷战争，本来早该这么做了。
关于康布雷坦克战，唯一尚待指出的是，最初的成功远远超过了第3集团军参谋部的预期，所以没有作好适当的准备去扩大战果。快速前进的骑兵自然不久便受到了狙击手和机枪的阻挡，因此除了第一天的收获外没有取得重大进展。这一部分德军防线后的铁路便于敌人迅速集中，在我军胜利后的十天里，德军发动了一次十分强有力的反攻，重新夺回了大部分被占领的阵地，这回轮到他们俘虏我军1万人，缴获大炮200门。此次反攻中，敌人首次运用了由小量优秀机枪手或战壕迫击炮手的“渗透”战术，该战术不久便更大规模地使用。因此为康布雷敲响的胜利钟声，被断定为时过早，于是在英、法、意、俄和巴尔干协约国前线，1917年在一片沮丧中结束，仅从艾伦比挥师耶路撒冷的刀光剑影中得到些许宽慰。
————————————
①罗伯森，《军人与政治家》(Soldiers and statesmen)，第2卷，第249页。
②同上书，第2卷，第256页及后续部分。
③同上书，第1卷，第188页。
④同上书，第2卷，第247页。
⑤同上书，第2卷，第255页。
⑥《道格拉斯·黑格爵士的指挥》，第1卷，第15章，第283页。
⑦富勒上校，《大战中的坦克》(Tanks in the Great war)，第19章，第140页。
⑧同上书，第141页。
⑨同上书，第149、150页。
⑩《道格拉斯·黑格爵士的指挥》，第39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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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章、英国击败德国潜艇
第48章、英国击败德国潜艇
01.
通
常认为，德军1914年进攻巴黎和无限制的潜艇战都“几乎获得成功”。不过此说尚需加以分析，对陆战与海战之间的问题也要加以区别。观看一场势均力敌的足球赛的球迷，观看一辆不知其确切重量的汽车经过一座他一直无法测定其承受力的桥梁的工程师，毫无疑问都体验过类似的担忧或激动的感觉。然而过程是各不相同的。像一场大规模陆战的足球赛，处于高潮迭起，机会难测的持续状态。但是车辆是否会压垮桥梁并不取决于机会，而是取决于车的重量和桥梁的承受力。当此二者事先均为未知数时，担忧是自然而然的。但是一旦知道了桥梁至少可承受10吨的压力而车辆的最大重量不超过8吨，则证明一切疑虑都是没有根据的。车辆“几乎”压垮桥梁之说就不正确。从来就不存在这样的可能。但是另有许多事件，其中任何一个事件就有可能使德军在1914年占领巴黎；但是大列不颠的航海资源事实上在当时的情况下总是胜过德国潜艇攻击。加上潜艇攻击一定是渐进的性质，而我方的优势资源肯定能得到充分的发展。
尽管如此，不列颠水手——皇家海军和商船船员——发挥了同样不可或缺的作用，他们与德国潜艇之间的斗争是最震撼人心的历史插曲之一，业已公布的结果，将世世代代被视为各民族命运的转折点。就规模和利害关系说，它是海上决战的最大的战争。它几乎完全是英国同德国之间的决斗。奥地利潜艇支持了德国；协约国的海军——美国和日本的驱逐舰——尽最大能力帮助了大不列颠。但是被击沉的船只吨位中英国占四分之三，德国在战争中损失的182艘潜艇中175艘是英军击毁的。
英国海军设于海上和本土的高层指挥部，暴露出种种缺陷，因而导致了舰队司令德·罗贝克强攻达达尼尔海峡的失败，导致了日德兰海战的流产结局，导致了忽视将战斗引入德国海湾，因而在1915年和1916年期间为敌人提供了发展一种无人能预计到的、巨大规模和潜在强度的、全新的海上攻击方式的手段；而这种方式一旦获得成功，势必造成致命的后果。乍看起来，一切都似乎有利于攻击者。200艘德国潜艇，每艘都具备三四星期的作战半径能力，能用鱼雷、炮火或炸弹在一日之内击沉四五艘船只；堵住一个岛屿的进路，而在其附近海域每周有数千艘商船出入。潜艇有一架像扫帚柄一样短暂露出海面的潜望镜，能不被发现地发射鱼雷。它还能露出水面开炮，击沉、焚烧或诱降一艘没有防御能力的船只，然后消失在深不可测的茫茫大海之中，身后不留下一丝痕迹。在分配给英军舰艇的所有任务中，最令人头痛伤神的莫过于为我巨大的海上运输护航和向大海深处搜寻这种令人困惑的死敌。这实际上等于在无限的三维空间玩一场捉迷藏的游戏。
如果事先对问题作冷静考察，这个问题似难以解决。但是到头来随着危险的增长，受到威胁国家的意志力及其军人的勇气、忍耐力和智谋也在增长。在最高层，由于首相的权威，所有的疑虑受到压制，所有发牢骚者沉默了，所有的怀疑者被逐出了行政机构。但是对事实作了严格调查后，任何官员的不满表示不再被长期当作争论的话题。海军水兵和年轻军官固有的大无畏精神、首创精神和航海技术等品质，在这新的战争中找到了最佳的表现机会。不过没有商船船员百折不挠的精神则难成大事。全部防卫的基础在于以下事实：三四次受潜艇袭击的商船船员毫不犹豫地重返险象环生的大海航行。有几个月甚至有四分之一的船只一出国门便永未归来，多么可怕，但也从未因缺乏坚定的平民志愿者而延误过一次航班。
读者要充分了解有关这一人类经验迄今不知的这种新奇战争方式的种种问题，就必须认识潜艇的一般结构。此种奥妙的舰艇在水面时，由大马力燃油引擎驱动，其时时速最高为16—17节。没入水下后，它依靠蓄电池为动力，潜艇在水面上可用燃油引擎对蓄电池充电。这种蓄电池在水下产生的最大时速约为8节，全速续航能力为1小时，经济速度航行续航能力是20小时。潜艇下潜，不必为本身提供负浮力(即自重大于水重)，她只需把足够的水量注入水柜，使本身具有吨浮力，然后压低水平舵杆并靠电动马达前进，或降至所要求的深度。潜艇的牢固度足以可承受水下约250英尺的水压；超过该深度外壳接缝处就有渗漏的危险。盐水的严重渗透可能使蓄电池中的氯气逸出，艇中乘员就会痛苦地窒息。在深度超过300或400英尺的情况下，潜艇必将被水压摧毁，因底舱破裂很快沉入海底。因此深海中的潜艇只有在运动时才能保持在水下，也只有在她的蓄电池继续供电才能保持运动。当蓄电池耗尽时，她必须冒出水面，在充电的数小时中处于无防御能力的漂浮状态。另一方面在深度不超过250英尺的海域，潜艇只需为自身提供负浮力，可以不使用蓄电池运行而下沉，并长久地停留在海底，只要她自备的空气和氧气罐能供乘员的呼吸；这使她能在水下停留至少48小时，在此期间她或许还能运动60英里。因此使潜艇留在水下20小时以上的能力仅限于浅海。另一方面，小于50英尺的深度则难以进行潜水攻击。
所有潜艇的首要武器是鱼雷，只要潜艇是和战舰交战，就没有别的武器可以使用。薄壳的潜艇只能冒致命的强度悬殊的风险与水面装甲舰进行炮战；一颗炮弹穿透德国潜艇外壳，即使不造成她当即沉没，也会使之丧失潜行能力。但是当德国人决定用其潜艇攻击商船时，出现了另一类争论。商船数且如此巨大，所以鱼雷并不是适合于取得决定性结果的武器。鱼雷造价昂贵，生产技术困难，制造时间长；供应只能逐步扩大；依照等级，一艘潜艇只能装备8—20枚鱼雷。由于一大部分鱼雷因这种或那种差错打不中目标，在一次巡游中德国潜艇对商船的破坏能力受到严重限制。因此，德国人采取的第一个步骤就是在潜艇上装备大炮，以便在水面攻击商船，或者用炮火将其击沉，或者在商船投降以后在甲板上放炸弹将她炸沉。
德国潜艇利用其绝对优势的水面航速实施这些方法；她们能够识别商船的不同种类，区分敌对国与中立国的船只；能够按德国人自己的战利品法登船搜查.；最后能为愿意弃船的商船船员提供时间乘救生艇逃走。
1915年在我负责海军时采取的第一个对抗措施是，尽量用有足够威力的炮武装英国商船，以制止德国潜艇的水面攻击。做到了这一点，攻击者(潜艇)只得下潜，下潜后速度便会降低，加上鱼雷数量有限，这样便相应地增加了商船的逃生机会。这个论点令人信服。不幸的是，起初几乎没有任何大炮供应商船或海岸巡逻艇。我们搜遍了世界各地和海军部所有仓库，找寻哪怕是早已过时的或不同类型的大炮。到1915年春，有100艘海岸巡逻艇每艘配备了一门12磅的大炮。凡比较重要的出海船只也都武装起来。大炮紧缺状况非常严重，凡潜艇活动区以外的港口的出国船只上的大炮必须转移到回国的船只上，以便这些船只再次外航。尽管我的后任贝尔福先生作出一切努力，大炮的供应仍增长缓慢；因而直到1916年秋天他才能够着手进行对全体商船的武装。在潜艇威胁以最严峻的形势重新出现之前，已经取得了重大进展。
由于英国商船不断武装，迫使德国潜艇日益依赖水下攻击，因而后者遇到了许多新的危险。水下潜艇因视力不足，所以有误将中立国船只当作英国船只加以攻击，因而溺毙了中立国船员，从而使德国卷入与其他大国纠纷的最大风险。我们还依赖悬挂假国旗以便进一步迷惑和困扰敌人。因此，从很早阶段起，德国潜艇就被迫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要么用鱼雷进行水下攻击造成各种实际麻烦并引起影响深远的外交后果，要么在水面上进行炮战，那么潜艇必须面对不成比例的危险。我们正是在这个阶段发展了伪装的猎潜船的策略。许多船只特地装备鱼雷发射管和在活动舷门后射击的大炮，这些船只被派往沿商船航道，让自己暴露给敌人的潜艇。当德国潜艇希望节省鱼雷而露出水面用炮火攻击伪装的猎潜船时，一部分英国船员便登上救生艇，千方百计诱使德国潜艇逼近。一旦敌人进入关键射程，白旗升起，活门板掀开，由训练有素的炮手操纵的致命大炮便向她们开火。采用此法，1915年和1916年摧毁了11艘德国潜艇，因而其余潜艇更加神经紧张不敢用炮火攻击，越来越被迫依赖鱼雷。到1917年底，这一过程已告完成，因为德军潜艇指挥官不愿面对力量悬殊的炮战，于是伪装猎潜船的策略便告终了，他们的最后的牺牲品U—88于1917年9月沉没。
02.
1916年期间，德国人在所有上述的策略和压力下，面临两难境地：要么在炮战或伪装猎潜船的伏击中损失大量潜艇，要么甘冒与日俱增的触犯中立国的风险，完全依靠鱼雷攻击。这种复杂和小心翼翼以求平衡的讨论，在德国海军与文职政府之间产生严重的紧张关系和相互矛盾。以提尔皮茨和舍尔为首的海军参谋部要求有权攻击在战区发现的所有船只。皇帝和首相则因担心触犯中立国坚持的在遇到非武装船只的情况下遵循登船搜查的惯例。海军参谋部抗议说，哪些是非武装船只？德国潜艇在进行盘查的过程中会发生什么不测？此外他们还宣称，无限制潜艇战将大大增加击沉船只的数量，以求达到这样的程度，即迫使英国在6个月之内求和。
武装船只和非武装船只受攻击状况，可从以下德国潜艇在1916年1月1日至1917年1月25日期间向英国船只发动攻击的总结中得出判断。
上述数字说明一个问题，也可由此作出结论。它们表明，德国潜艇几乎不愿意与武装船只进行炮战；因此，相同数量遭受攻击船只中，武装船只逃逸的机会是非武装船只的近4倍。关于最早防卫措施就谈到这里。
03.
攻击水下潜艇的主要手段是从船上向水中投下到一定的深度爆炸的炸药包。爆炸产生的冲击波剧烈震动潜艇，如果相距很近，能扰乱其机械装置或撕裂其外壳接缝。这些深水炸药包是我国最早的反潜手段。投炸药包的方法逐步有所改进，它们的型号和数量增加了许多倍。潜艇的头号敌人是驱逐舰。驱逐舰有最快的航速、数量极多的深水炸药包，且本身的造价比它追杀的猎物低廉。一旦发现深水处德国潜艇的潜望镜，所有用得上的驱逐舰和大摩托艇及其他快速小型舰只，在广阔水域布成一片组织严密的罗网，使潜艇长时间停留在水下，迫使她耗尽蓄电池的电能源；不论在深水区或浅水区，她在那里的最细微痕迹——水面泛起的气泡或油渍——都会招来一阵可怕的搜索性的深水炸药包的爆炸。随着战争的进行，猎潜舰艇的技能和方法不断得到提高。发明了效果惊人的探测潜艇螺旋桨转动的仪器；有种种迹象说明，一艘德国潜艇有时被断断续续地却是无情地追逐36小时以上，其间潜艇或许有两三次在看不到的地方露出水面给蓄电池充电，但最后难逃灭顶之灾。
第二件反潜武器是呈长条形横挂于海峡或狭窄航道的薄薄的铁丝网。这些铁丝网靠玻璃球浮于水面，旨在缠住德国潜艇的螺旋桨并裹住艇身。被这样裹住的德国潜艇，即使其动力不受影响，也会于不知不觉中拖动浮在水面上的致命的指示器，从而指引她的追猎者。在特定航道上，还有精心设计的水雷项链，将它们与上述轻轻的铁丝网相连，由大量拖网渔船监视，并有驱逐舰随时待命。对这种行动缓慢、视力微弱的潜水怪物来说，还有一大危险就是碰撞；因此，战列舰、巡洋舰、驱逐舰或商船上的金属撞角，经常使它遭受致命的损害。
最后是潜艇相互悄悄地追踪，当德国潜艇浮出水面攻击商船或重新充电时，不止一次被不知不觉接近的水下追踪者发射的鱼雷炸得粉碎。潜艇攻击商船，必然残酷，常常被忽略的乘客与平民船员惨遭不测，这显示这种战争分外凶残。皇家海军认为，对敌方战舰的攻击，无论造成的生命损失多么严重，都是公正的战争。但是，将商船或俘获的船只或医院船统统击沉，似是一种野蛮、奸诈和海盗的行为，应该采取一切想象得到的手段予以根绝。当我们考虑到将近1.3万名英国人的生命被德国潜艇夺去，且其中许多是平民，当我们考虑到那些在某种程度上不可避免的、并成为这种战争之特点的残酷的和令人震惊的事件的时候，当我们进一步回想起这场战争的输赢的可怕性质的时候，却有数百名德军官兵在他们的舰只被击沉后，被我们从海上救起或获准投降，这一事实是我们深受伤害的胜利者的克制精神的表现。
德国原定于1916年4月1日开始无限制潜艇战。在攻击“苏塞克斯号”事件后，美国要与之断绝关系的威胁，这导致德国于当月底撤销决定。当无限制潜艇战的狂热鼓吹者舰队司令舍尔接到这一命令时，他激怒地召回公海舰队的潜艇，不允许它们执行登船搜查的任务。因此从5月至10月，潜艇战事实上局限于地中海，以及危险来自佛兰德小舰队的布雷艇。但英国北方水域减轻压力是短暂而虚幻的。依照德国战利品程序作战的地中海德国潜艇接连击沉大量船只，德国海军参谋部于10月6日命令舍尔指挥北海小舰队恢复有限潜艇战。其间，可投入作战的德国潜艇数已从3月份的47艘增至11月份的93艘。恢复潜艇战后，结果是击沉船只数迅速增加。自4月至9月期间，每月平均损失船只13.1万吨；而11月至2月的月均损失上升至27.6万吨。到1916年底事实已很明显，反潜措施的发展跟不上增加的攻击强度。1915年实施的防卫措施是增加武装商船和辅助巡逻船只，但是实际攻击并摧毁德国潜艇的问题仍处于初步阶段。
德国潜艇被不同类型舰船击毁数量的比较；主要武器摧毁潜艇数量的比较；英国与其协约诸国击毁德潜艇数量的比较。以上数字系根据英国和德国提供的资料汇编。
2月1日，无限制潜艇攻击开展，德国潜艇数持续增长。英国、协约国和中立国船只的损失从1月的181艘增至2月259艘、3月325艘、4月423艘；相应损失总吨位数是1月29.8万吨、2月46.8万吨、3月50万吨、4月84.9万吨。我们现在已经明白，德国海军参谋部当时估计，英国的海运船舶有可能按每月60万吨速度减少，因而按此速度英国将在5个月内被迫屈服。仅在4月份世界损失总吨位就高达84.9万吨的惊人数字。英国船舶在4月、5月和6月期间因遭德国潜艇攻击平均每月损失达40.93万吨，相当于一年近500万吨。到5月底，除了海陆军使用进行远程必要贸易和接受维修的船只以外，联合王国可用于全部物资供应和贸易的船只不到600万吨。如果损失按此速度继续下去并在受攻击的海陆军中平均分摊，那末到1918年初可用于贸易的船舶吨位数将降至500万吨以下，就是说，几乎正好等于1917年被击沉的总量。看来，迄今为止被视为坚定不移的胜利盟友——“时间”——将要背叛我们了。
美国的参战也没有向这些黑暗的水域投射任何希望之光。期待已久的美国物资需要大量的英国船舶吨位才能送往前线。靠近英吉利海峡和爱尔兰南部的巡逻系统已经完全失效。不但数量有限的巡逻舰艇不能保护船运，而且这些巡逻艇的存在还帮助德国潜艇发现海港航路。在4月份，爱尔兰西南的靠近主要航道水域成为英国船舶名副其实的墓地，大型船只在这条离岸约200英里的航道上的水域，每天都有大型船只被击沉。据估算，这个月离开联合王国的商船有四分之一一去不复返。德国潜艇迅速破坏的不但是不列颠的生命线，而且破坏协约国实力的基础；协约国在1918年崩溃的危险可怖地开始显露出不祥征兆，而且近在咫尺。
图35、商船损失与商般产量的比较1
------------，英国商船由于敌国行为和海险造成的损失的总吨位数；————，世界商船由于敌国行为和海险造成的损失的总吨位数；—+—+，英国制造商船的总吨位数；———，英国制造商船的总吨位数；1st Qr.，第1季度；2nd Qr.，第2季度；3rd Qr.，第3季度；Scale of Time，时间表；Scale of Tons，吨位表。
事态的严峻压力使海军部机构作出反应。5月，第一海军大臣的职位与参谋长的职位合并，使海军参谋部在海军部委员会中有适当的地位；同时增设副职和助理，每人都能与委员会机构一起工作，加速了办事效率并减轻了参谋长的大量工作。此前像马大*一样，为许多事务烦恼，作战处一直不能考虑较远的将来。因此于5月成立了一个小型计划组取代了它，负责政策研究和计划的研订；该小组于当年晚些时候扩充为独立的处。海军部招来一批年轻军官并委以重任。没有这次参谋部的改组，则击败德国潜艇的种种措施，即使构想出来，也不可能付诸实施。这些措施采取三重形式：一，准备并实施范围扩大的布雷计划；二，进一步发展水雷、深水炸药包和加强水下探测器技术的研究与供应；三，决定性步骤是建立包括护送与控制全部商业船运的护航制度。
图36、商船损失与商般产量的比较2
(1)——协约国和中立国的商船和渔船在战时每月被潜艇击沉的总吨位数。(2)--------每月10日报导德国潜艇服役的数量。(3)——德国潜艇每月损失数量(损失明显大于新服役的数量。)
Jan.，1月；Feb.，2月；Mar.，3月；Apr.，4月；May，5月；June，6月；July，7月；Aug.，8月；Sept.，9月；Oct.，10月；Nov.，11月；Dec.，12月；Scale of  Time，时间表；Scale of Numbers，数字表；Scale of Numbers for Submarine Losses，潜艇损失数字表；Scale of Tons，吨位表。
(1)商船损失。白皮书，1919年第199号。(2)1914—1918年潜艇战。Michelsen第182页。(3)1914—1918年潜艇战。Michelsen，第187页。
在大战开始之初，我曾为横渡大洋的部队运输船创立了护航制度。当时的危险是德国快速轻巡洋舰的攻击。老式战列舰或重巡洋舰的大炮，当然能驱走当时游弋于海面进行袭击的敌人。我们从一开始也使用驱逐舰护航队护送部队运输船出入潜艇活动区，没有发生过任何不幸事故。然而似乎没有理由指望在商船遭到潜艇攻击的情况下过去的护航制度会产生同样的结果；相反，显而易见的是，敌人的潜艇对成群结队的商船比对单独船只将造成更大的损害，更明显的是，护卫战舰本身也在敌人鱼雷攻击目标之中。1915年和1916年上半年，德国潜艇对商船的攻击，由于海上商船的数量、她们航道和港口的变化、她们抵达时间的不确定性、最重要的是由于海域的大小，似乎局限在尚可忍受的范围之内。尽最大力量对贸易航道汇合处实施监视和巡逻的制度，对防范德国巡洋舰的攻击产生良好的效果。在战争的头两年里，海军部依靠这个制度对付德国潜艇，并未出现严重不幸事件。
在损失日益增多的压力下，以护航作为补救办法再次受到海军部战时参谋部年轻军官鼓吹的时候，这个办法实际上遇到来自各方面的反对。每个中队和每个海军基地都迫切需要驱逐舰，护航就意味着连它们现有的舰只都要被抽调走，因为调集舰只将出现耽搁，快速舰只的速度势必降低，港口舰只势必拥塞。这个任务的规模和困难被夸大了，反对者争辩说，同行船只的数量越多，遭潜艇攻击的危险就越大。这一有说服力的逻辑只有靠事实的证据才能驳倒。1917年1月，海军部表达了如下正式意见：
“由数艘舰只结伴航行作为护航制度，在可能出现潜艇攻击的任何水域均不可取。显然，组成护航船队的船只数量越多，潜舰实施成功攻击的机会就越大，护航舰防止这种攻击的难度也越大。”
法国和美国海军当局也反对护航制度，在1917年2月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商船船长代表也持同样观点。
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在这如此高度热情、迫切和认真的一致意见忽略了什么。海洋的范围如此浩翰，以致一支护航船队的规模与单艘船只的规模比较起来其差别几乎微不足道。由40艘船只组成的船队，紧密编队从巡逻的德国潜艇中间溜过而不被察觉，其机会与单艘船只溜过事实上几乎是一样的；且每当发生这种情形，逃走的是40艘船只而不是一艘。防范德国潜艇的护航制度的成功关键即在于此。船只集中，大量降低了在特定水域的目标数，因而使潜艇确定攻击对象的方位更加困难。加之护航船队便于控制，可在任何时刻通过无线电通知船队迅速改变航向脱离已知的危险水域。最后驱逐舰并非分散在广阔水域进行巡逻，而是集结在敌人的进攻点，因而经常出现进攻的机会。有13艘德国潜艇实际上是在企图骚扰护航船队时被击毁的。对遭到护航船队护卫舰立即报复的担心，起到了削弱敌人士气的作用，因此德国潜艇的进攻往往半途而废。
这个论点在1917年早期大部分尚未得到证明。仅有的事实是，受护航的部队运输船队在1915年和1916年期间一直被护送经过潜艇活动区完全没有受到攻击。最高专家的意见，依然反对作为防范德国潜艇的护航办法。
爱德华·卡森爵士在他的海军大臣任上注定要面对最令人担心和难受的海战时期。在8个月里，德国潜艇击沉的商船数达到了可怕的顶点。正是在他的领导下越过了这个高峰，采取了许多重大原则性的决策，终于化险为夷。内阁力促海军当局进行护航制度的尝试，首相为此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1917年4月底，反潜局局长明确主张采取护航措施。第一批护航船及于5月10日驶离直布罗陀，首航获得完全成功。从美国出发的定期护航队于6月4日开始，6月22日发布命令将护航制度扩展至加拿大港口，7月31日为南大西洋海上贸易发布了同样的命令。美国的参战，得以开放其口岸作为集结船只的海港，并提供大量驱逐舰从事护送工作的宝贵援助，促进了护航工作。横渡大西洋的整个护航工作有四分之一以上是由美国驱逐舰提供的，在执行这一艰巨使命中结下的深情厚谊，形成了两国海军永世长存的传统。
护航组织将永远是皇家海军和英国全体商船船员的坚毅与勇敢精神的纪念碑。对于那些未经事先训练便驾驭由四五十艘船只组成的舰队以密集队形乘风破浪前进的海军官兵，无论给予什么样的荣誉都不过分。海军所执行的使命，对国家价值之大，当以这些护航舰只为最。那些在小型军舰上服役的军官充分认识到，日复一日，月复一月在狂暴的气候中和严冬的海洋上精神饱满和斗志昂扬地完成任务需要技能、忠诚和刚毅。海军部和航运部的管理和安排随着时间推移日臻完善。
护航制度最初仅限于归国回港船只。外驶船只被击沉数所占百分比立即开始上升。1917年8月，护航扩大到外驶船只。到1917年10月底，由运载能力为1065.6万吨的1500多艘轮船组成的99支归国护航船队安全回港，其损失是仅有10艘轮船在护航队中被鱼雷击沉，另有14艘上是在脱离护航队后受损的。
护航极大地增强保护贸易的能力，与此同时，攻击德国潜艇的各种手段也逐步形成，摧毁潜艇的比率稳步上升。1917年4月，英国潜艇小舰队以北部的斯卡帕湾，斯威利湾和爱尔兰西海岸的基利贝格斯为基地，设伏以待向北攻击主要贸易航道的德国潜艇。与此同时，北海南部水域的小型英国C级潜艇也从防护港口中抽调出来执行同样任务。潜艇攻击的这种方法产生了可观的效果。1917年使用潜艇击毁7艘德国潜艇，1918年击毁6艘。潜艇攻击的威胁还迫使德国潜艇在航行中更经常更长时间地潜入水中，结果延长其完成巡航的时间。
无论如何，水雷证明是最有效的毁灭潜艇的武器。战前，海军部并未指望水雷发挥重要作用。在海面进行的战争中，实力较弱的海军无疑总是运用这类武器阻碍优势敌人的行动，但对实力较强的舰队来说，布雷水域越少越好。当时并非根据不足的上述结论，被战争延长而产生的种种变化推翻了。起初，英国的水雷为数甚少，且效果极差。一份德军的命令中甚至声称“英国水雷一般都不爆炸。”这个说法未免言过其实；但是在这个问题上我们确实有缺点。
1916年4月底，由海军上将雷金纳德·培根爵士麾下的多佛尔部队进行了一次尝试，在比利时海岸外建立起一道长而广阔的阻拦网封锁佛兰德的德国潜艇。至5月7日完成封锁。它由18英里长的系留水雷和铁丝网组成，自5月至10月由日间巡逻队防守。在布设阻拦网的次日，德国13号潜艇被其中一枚水雷摧毁，接着德国潜艇立即减少了在北海和英吉利海峡的活动。这一变化自然归因于新阻拦网的功效，并使多佛尔司令部过高估计了它的价值。现在我们知道，是由于德国海军上将舍尔突然冲动地召回公海舰队潜艇小舰队，才使这几个月的形势有明显改善，而并非因多佛尔的阻拦网；因为只有一艘德国潜艇被它的水雷摧毁，而且它并未真正阻挡潜艇的进进出出。
自大战开始起，为提高英国水雷的质量的努力从未停止。直到1917年秋天，新型“带角”水雷才大量应用。最能测定在旧水雷基础上改进的新型水雷效能的莫过于下面的事实：在被水雷摧毁的41艘德国潜艇中，仅有5艘是在1917年9月以前击沉的。1917年在黑尔戈兰湾布置了不下于15700枚水雷，1918年又增布了2.1万枚，这些主要是由自亨伯河出动的第20驱逐舰小舰队布置的。封锁德国潜艇的这一企图，发展成为英国布雷艇与德国扫雷艇之间的一场持久战。敌人被迫用一整队扫雷艇和鱼雷艇护卫出航和回航的德国潜艇，前者是特别建造的舰艇，艇首填满混凝土，称作“破阻拦艇”。这些护卫舰艇本身必须受到保护，因此从1917年起，公海舰队的主要任务是支援在远处潜艇航道工作的扫雷部队。随着时间的推移，外出和进入的困难越来越大；黑尔戈兰湾的“通道”或清扫过的航道经常被封闭，因此1917年10月，回航的潜艇开始绕道卡特加特海峡。1918年早期，在卡特加特海峡布设了约1400枚深水水雷，但无法巡查其效果。因为难以攻击德国扫雷艇，又缺乏驱逐舰巡逻卡特加特海峡，所以在黑尔戈兰湾的密集布雷未获成功。不过这种努力还是摧毁了数艘德国潜艇，并增加了德国潜艇往返于我贸易航道的时间。
1916年横跨多佛尔海峡布置阻拦网经1917年说明完全失败。自2月至11月，德国潜艇继续以每月约24艘的比率通过该海峡。多佛尔海峡通道为小型的佛兰德潜艇节省14天巡航时间中的近8天时间，为从黑尔戈兰湾出发大型军舰节省25天巡航时间中的6天时间。于是决定用所有现在可用的经过改进的器械作一次新的尝试。11月21日，在瓦尔讷和格里内角之间布设了一片新的深水雷区。当不少于21艘德国潜艇在最初两周通过该布雷水域之后，海军部爆发了一场激烈的争论。部分权威人士支持多佛尔指挥部的论点，认为水雷阻拦网基本上是成功的，外加的巡逻是不适用的。另一些人士则认为，密集巡逻和夜间使用探照灯与照明灯迫使德国潜艇潜入水雷群会获得巨大效果。大约在此时，部分原因与此次讨论有关，约翰·杰利科爵士第一海军大臣一职，由海军上将威姆斯取代，多佛尔司令部的海军上将培根，也由海军将军凯斯接任。凯斯使局势发生了彻底的变化。他大大增加巡逻舰艇，夜幕降临时，阻拦网从头至尾像伦敦皮卡迪利大街一样光亮。从奥斯坦德和泽布吕赫驶来的德国驱逐舰试图采取突击手段摧毁我方的巡逻舰艇，但她们在激烈的夜战中被击退，1918年1月至5月间，9艘德国潜艇在多佛尔水域被击毁，至9月又有4艘。早在2月份，黑尔戈兰湾的潜艇已停止使用多佛尔海峡；至4月份，佛兰德的潜艇已基本上放弃了海峡通道。9月仅有两艘潜艇穿过，其中一艘在回航中被击毁。
凯斯将军和多佛尔部队在圣乔治节封锁泽布吕赫的著名事绩，在此不再复述。有充分理由将这次封锁列为大战中最辉煌的战功，当然也是皇家海军史中最杰出的一段插曲。港口完全封锁了约3个星期，有2个月时间对德国潜艇构成危险。尽管德军经艰苦努力于数周后为潜艇部分清扫了入口，但此后佛兰德驱逐舰再也没有进行有任何重大意义的战斗。凯斯将军在多佛尔指挥的结果，减少协约国在英吉利海峡船只的损失，从每月约20艘减少到6艘。由佛兰德舰艇所布雷区使协约国船只的损失，从1917年的每月33艘降为1918年的每月6艘。虽然随时可执行任务的德国潜艇数，因新造补充保持在约200艘之数，我们还是取得了上述战果，这些战果显然是构成总胜利的部分。
我们在黑尔戈兰湾布雷的努力，因德军公海舰队密切支援的扫雷行动而受挫。有人认为，在大舰队直接监视和保护下的远距离的水雷阻拦网可能获得成功。1918年，由英、美海军制订一项雄心勃勃的计划：建立横跨挪威与奥克尼群岛之间180英里水域的一条受守护的雷区。耗费大量的物资，不计成本或人力，是用于这个防卫战的最高体现。巨大的中心部分全由美军布雷，奥克尼群岛部分由英军布雷，挪威部分则由两国海军联合作业。美军使用了一种特殊类型的水雷，它装有与金属船壳一接触即引爆炸药的触角；他们布设的水雷不下5.7万枚，其中大量的水雷在布设后不久即过早爆炸。英军布设了约1.3万枚水雷，但是其中部分安装的深度不够，不足以让水面船只通过，结果必须予以扫除。这个花了大量物力人力设施的效果难以判断，因为雷区刚刚敷设完毕，双方已签署停战。可是有人知道，两艘德国潜艇在雷区的中心部位严重受损，另有4艘可能是在奥克尼部位被毁。
1918年，反潜艇组织效力的不断提高，还掌握了德国潜艇的布雷战术。英国情报署与扫雷处之间的更密切合作，消息更迅速的分发，对船运更严格的控制和“扫雷器”①的使用，都发挥了它们各自的作用。1917年有123艘英国商船被德国水雷炸沉，1918年被炸沉数降至10艘。以不懈的创造力研制出其他各种反潜器械。飞机、水下测听器和特种类型水雷使德国潜艇遭受越来越大的损失。1918年期间，主要的希望寄托在系统的追踪战术上，配备有精密监听装置的拖网渔船小队集结在北海水域执行此项任务。与德国潜艇曾有过几次接触，但她们采取绝对慢航方式，使仪器不能测得其行踪而逃脱；而我方又未能在如此广阔水域提供足够的驱逐舰，能迫使敌潜艇的蓄电池耗尽能源。
德国潜艇战的最后阶段出现了交战双方角色的转换，受追猎者已是德国潜艇而不再是英国商船。德国潜艇110号第一次巡航的经历便是一个例子。她于1918年7月5日自泽布吕赫驶出，甚至在她与佛兰德小舰队会合之前已遭到两架飞机的攻击。自7月7日起，她每天的航海日志都记载着与日俱增的深水炸药包落在她的周围；到18日有26个炸药包在它附近爆炸。在这次巡航中，她只能发射两枚鱼雷，第一枚炸伤一艘油轮，但因立即遭到驱逐舰的猛烈反击，它无法看到第二枚鱼雷造成的结果。19日当她试图攻击一支护航船队时，她的下潜舵被一艘摩托艇投下的深水炸药包炸坏；正当竭力设法下沉时，她被一艘驱逐舰的撞角撞沉。在这些最后日子里，一艘佛兰德的德国潜艇在遭到厄运前只能希望出航六次。官兵有突然可怕死亡的预感，既无人看到又无法施救。深水炸药包令人战栗，出航便可能遭受护航军舰的连续攻击，恐俱随时触雷遭到毁灭，潜艇一再从九死一生中脱逃，凡此种种使德国潜艇的官兵的神经造成极度紧张。他们当初的高昂士气在1918年难以忍受的紧张状态下迅速下降。不止一次出现完好无损的潜艇的投降，多起潜艇离港数日即返航小修，这些事件表明，即使在尚勇崇武的时代，人类的忍受力已达到极限。
对德国潜艇战的各个阶段及其奇特的状况，现已经考察和论述。德国军事头目们刚作出无可挽回的决定，开始对商船发动无限制攻击，俄国便爆发了革命，革命消除了对德国的重大冲击，使他们危急的局势稍有缓解。德国无限制潜艇战刚迫使美国对德宣战，德国潜艇的有效性便开始下降。威尔逊总统在骑兵卫队的马铃丁当声中步入参议院，他把一亿二千万人口国家的有生力量投入战争，此时的那个月份，也标志德国潜艇攻击达到顶点。从此德国击沉船只数再也没有达到4月份的水平。许多个月来，岛国人民及其盟友前面摆着难以忍受的损失和心头积压着焦虑，大量紧缺物资需要转运——有些是不必要的——影响了他们的军事努力。但现在随着每一个月时间的过去，优势增加的意识不断增强。有一个时候我们图表显示的被击沉和补充的船只的曲线似乎成了名副其实的“不祥之兆”。但是这些可怕的特征逐渐消失。德国人似乎会实现其梦想的1917年秋天，来到了又过去了，留给我们更多的安全感。到年底已经肯定，我们不会垮。同时还肯定战争将继续到美国的兵力(如有必要)全部施展在欧洲的战场上。到1918年中期，潜艇战已被彻底击败；尽管有新的德国潜艇替代那些被摧毁的，但是她们遭受的危险每个月都在增加，她们的劫掠行径每个月都受到更大的限制，潜艇官兵的士气每个月都在低落。德国军事头目们用高昂代价得来的武器，在他们自己的手中首先变钝而后损坏。他们的处境只是付出代价，只是遭到全世界激怒的讨伐。但他们并没有因此而退缩。
————————————
*见《圣经》新约，路加福音第10章第40节。——译者
①装在船首两侧，用来切断水雷系索的一种水下切断铁丝器。


地球人都知道，只有中國大陸人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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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9章、德军在西线的集结
第49章、德军在西线的集结
01.
继
1917年的大量屠杀生灵的一系列战争之后，出现了严重的人力危机，于是战时内阁对我国剩余的人力物力进行了一次长期探索性的调查。首当其冲受到屠杀的英国步兵可悲地减少。各营兵员低于正常编制，即使如此，大部分还是应征入伍的新兵。炮兵人员和被毁大炮损失也十分严重。军官的损失与普通士兵的损失不成比例。战斗任务自始至终要求团级军官作出前所未有的牺牲。在帕森达勒攻势中已有5000余名军官阵亡，1.5万多名军官受伤。这一损失尤其难以弥补，事实上绝不可能得到完全补充。我们有充分的理由预计，1918年在法国的主要战斗将由英国承担。1914年一开战即遭受了空前的大屠杀，此后仍以近120师规模作战的法军，预计必定而且自然要保存其剩余力量——假定证明如此——以应付最紧急情况。可以肯定，美国尽管作出了最大的努力，而且表达了患难与共的强烈意愿，但在实际战争中只能发挥次要的作用。事实上仅有八、九个美军师预定在夏末以前进入战线。大量援军必须从西线调往意大利，不可能期望他们能调回哪怕小部分。我们几乎还要承担与由我们对付的土耳其军交战的全部重负，因此，艾伦比不但匀不出几个师的兵力，反而不断地强烈要求补充新兵和增援装备。美索不达亚的军队也需要增派英军和印度军；最后，在我们分担防务的萨洛尼卡前线，兵力也处于持续的耗竭状态。正是在上述严峻形势下，我们必须抢在德军发动的空前兵力和猛烈强度的进攻之先采取行动。
俄国的最终崩溃解除了对大量德军和奥地利军队的束缚。整个冬季，不停地有军队和火炮从东线开往西线以及少量开往意大利。这次调动的实际规模有多大，我们无法准确测定，但是经过我仔细研究的情报显示，人员和物资的洪流周复一周地无休止地涌向西线。综观双方在主要战场的兵力，不容置疑的是，到了春季，德国在大战中第一次在西线占数量上的压倒优势，甚至其最初入侵时在内都未曾有过。此外，从俄国调来的德军各师，到新战役开始时，有近一年时间没有进行过真正的战斗，在那段时间里从事休整；另一方面，我们的各战斗部队在1917年的后6个月里已经伤亡过半。最后，除了从俄国前线抽调的德军和奥军的大量炮兵之外，敌人还从俄国缴获了至少4000门大炮，从意大利缴获2000门以及大量各种军需物资。
道格拉斯·黑格爵士急切和自然地要求得到他所辖各师尽可能早地达到满员的军官和士兵。罗伯逊支持他，但是情况显然令他感到非常吃惊。从我处于陆军与战时内阁之间的中心地位出发，凭我掌握的全部有用情报，以及我能经常接近首相所知，我自认为，我一直坚持不懈地在强烈要求立即为道格拉斯·黑格爵士的部队增援。劳合·乔治先生怀着惊骇的心情估量落在他肩上的艰难任务：即根据严格的法律要将全国剩余成年的男子驱向屠场。小到十八、九岁的小伙子，大至四十五岁的中年男子，最后尚存的兄弟，母亲(已寡)的唯一儿子，家庭唯一支柱的父亲，体弱者，结核病患者，三级伤员——现在都必须准备拿起武器。为了迎战即将来到的德军猛攻——一旦来到——必须全力以赴；但是首相担心，唯恐我们的最后人力虚掷在另一个帕森达勒战役中。
现在12月，阴影黝暗地笼罩在大家所关注的军事问题上。直到那时内阁一直得到保证说，西线一切顺利——只要有新兵补充——便可满怀信心地迎接新年。在军需部，我们早就接到指示，为在初春敌人又一次开始的30周攻势作好准备。幻想随着帕森达勒之战的结束而告终。参谋部有一种突如其来的不祥之感。要求发动新攻势的呼声停止了。心态转向纯粹的防御，因为寡不敌众。这是一次无声而彻底的剧烈变革。我对此立即感到欣慰。然而，有一段时间战时内阁仍寄希望于那些将军们9月份发出的主张在帕森达勒坚持下去的，信心十足的声明。他们不乐意遵从军事上180°的大转变，并对与数周以前大相径庭的传闻持怀疑态度。
我极力主张，内阁应派遣所有必要人员重建军队，同时严令禁止任何恢复攻势的行动。但是首相觉得，一旦部队开赴法国，他将没有充足的力最抵制那些往往压倒政治家明智判断的军界领导人要求进攻的压力。因此，他凭借他的全部强有力的影响，坚持一种不同的政策。他仅仅批准适量的陆军增援，而与此同时在英国本土集结了尽可能多的后备军。他相信，这样他既有能力阻止英军发动攻势，又可以在即将来临的整个可怕年份中为军队提供人员补充。这个目标实际上已经达到。但是我当时认为，现在依然认为，战时内阁本应对在法国的英军最高指挥部，既要坚决支持，又要坚决限制，我相信人们会发现内阁有足够力量这样做。
我曾进行正式的或公开的辩论，又加上我最有力的个人呼吁。战时内阁明确反对英军在法国重开攻势。希望英军和法军在1918年期间保持防守的态势。他们还希望严格控制剩余人力，直到数百万美军抵达提供决定胜利的前景。与此同时，使用与西线的规模相比几乎微不足道的兵力在巴勒斯坦作战，可能迫使土耳其退出战争，并鼓舞在悲惨的漫漫长夜中的民众情绪。他们得到了关于德军针对黑格不断集结兵力的充分情报，并对此进行了反复讨论。但他们相信，德军发动进攻，他们将面临那些长期困挠我们的相同的困境，因为我军有充分强大的力量进行防御。让黑格相应地用56个步兵师——每师从13个营缩减为10个营①——和3个而不是5个骑兵师②去面对德军春季进攻，这些军队在没有可供选择方法的情况下，最后作出了有价值的贡献。
但是，对黑格的考验并没有到此为止。同样生活在幻想世界中的法国人，此时提出了英军应该接防更大部分战线的强烈要求。对地图的表面粗略一瞥，法军100个师，有70万步兵据守480公里防线，而英军56个师50.4万步兵只据守200公里防线。换言之，英军步兵为法军三分之二强只防守不到三分之一的战线。但是这是一个非常肤浅的考察。法军的大部分防线处于持续沉寂状态，在他们对面的蹩脚的铁路交通线，排除了敌人作重大进攻的可能性。另一方面，英军防守的几乎全是最活跃的防线，甚至在1月份在他们对面的德军集结比法军对面的德军人数更多。针对漫长的法军防线，部署有79个德军师，而在短短英军防区前面就不少于69个师。此外，德军针对英军防线的集结每周增多，且极有可能先向英军发动主攻。更有甚者，自1917年四五月份以来，法军未进行过一次重大战斗，而英军几乎保持不间断的进攻，如我们所见，遭受了灾难性的损失。最后，法军士兵享受的探亲假差不多是英军同志的三倍；就是说，法国步兵在任何特定时刻离开战线的人数比例是英军的三倍。
在来自法国政府和英国政府的压力下，黑格于12月同意将其防线延伸14英里，远至南边的巴里西；换防工作于2月完成。法军提出的英军防线应向东南延伸30英里至贝里欧巴克的进一步要求，克列孟梭先生以辞职威胁支持这一要求，但遭到英军总司令以类似威胁的成功抵制。
威廉·罗伯森爵士与劳合·乔治先生之间的持续摩擦和缺乏信任于2月初达到顶点。首相在小心翼翼而坚持不懈地酝酿建立统一指挥部的设想，但他觉得还没有充分的力量公开表示自己的目的。显然包括置英军于法军司令指挥之下的一项建议，是他判断没有力量实行的。这是一个将激起威廉·罗伯逊爵士和道格拉斯·黑格爵士联合辞职的危险问题。战时内阁可能不会联合起来给予支持；自由党反对派可能全体一致提出反对。因此，首相迄今一直把自己的心愿搁置起来；12月在讲到一位独立的最高统帅时，他对下议院说，“我完全反对这个建议，这是行不通的。它将产生真正的摩擦，可能不只是产生军队之间的摩擦，还导致国家之间和政府之间的摩擦。”
尽管如此，劳合·乔治先生继续采取一系列极为费力和神秘莫测的策略，稳步向他的解决办法前进。1月30日，在凡尔赛举行的最高军事会议上，他促成了一项决议：建立一支由30个师组成的总后备军，委托一个由英国、意大利、美国和法国代表组成的委员会管理，由福煦将军任司令。此项建议是，他和战时内阁对于人们指责他们面对德军的不断集结轻率地减少在法英军兵力的答复。毫无疑问，如果这一计划立即付诸实施，如果福煦得到30个师的兵力，专用于支援前线遭受攻击的任何地方，那末黑格在有紧急需要来到时刻本来可以得到更多的兵力支持。然而黑格不欢迎这项建议，他宣称根本拿不出军队给总后备军，甚至连拨给前线兵力也不敷使用。在这样的情形下，指派英军某些师用于其他地方就只能流于形式了。除非在别处遭到进攻，否则休想从黑格手中调走一兵一卒。
此项决议就和最高军事会议诸多其它决议一样，成为一纸空文，因此在战事的发展中，英军既未得到黑格所恳求的增援，也没有得到劳合·乔治先生苦心孤诣试图提供的后备军。
虽然30个师的后备军尚无着落，但控制这样一支部队的执行委员会已在凡尔赛建立。威廉·罗伯逊爵士声称，作为帝国参谋长，在委员会中只有他一人代表大不列颠。这就引出一个问题，首相觉得自己有足够力量对付它。他宣布，一人不得身兼二职是一个根本原则。他的意图肯定是给内阁配备另一套军事顾问班子，可用这些顾问的意见约束和纠正罗伯逊—黑格的观点，以防止再次发生像帕森达勒那样的进攻。毫无疑问，他还可能运用这一新的机构推行西线以外的作战计划。这个安排在原则上是站不住脚的，但是在帕森达勒战役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其目的是有价值的。在此没有必要探究和争论其策略的复杂细节。2月11日，罗伯逊返回他有点失慎地离开了数日的伦敦时，战时国务大臣召见他，交给他一份由首相于2月9日签署的通知；这份文件将帝国参谋长的职权降到了基奇纳下台前原有的限度，它规定了英国军事代表在凡尔赛委员会中的独立职责；第三，文件提名威廉·罗伯逊爵士为军事代表，亨利·威尔逊爵士担任帝国总参谋长。罗伯逊对自己的职务被取代感到震惊，于是以委员会安排不健全为由，拒绝去凡尔赛赴任。帝国总参谋长的职位，尽管原来指定威尔逊，后来又轻率地交给赫伯特·普卢默爵士，后者也同样快速予以拒绝。最后再次请罗伯逊担任，但职能减少到首相通知上所规定的。2月16日，罗伯逊用书面形式拒绝同意规定的条件；当晚，官方新闻局宣布政府已经“接受他的辞呈”。他实际上是被免职的。竭尽全力调解分歧的德比勋爵也提交了辞呈，但未予接受。
道格拉斯·黑格爵士一贯遵奉军人职责的原则，此原则阻止他在与政府关系紧张时刻，在帝国总参谋长被免职之际提出他自己的辞职。道格拉斯·黑格爵士——无论对错——在他看来，涉及他所指挥的英军安全问题上，只要有必要，随时准备辞职。但是这些军人个性使他在服从中允许自己成为唯一的例外。如果他思想上曾产生过个人阴谋的任何动机，那末最高军事指挥部与文职政府之间的危机势必严重恶化。此时政府的地位是稳固的，在严重争端上他们可以依靠公众的支持。首相并没有畏缩。然而，黑格不作评论，他的职务仍被保留，这使焦虑不安的战时内阁感到宽慰；亨利·威尔逊爵士迅即奉命填补白厅中的空缺。
如果认为在上述交易中，任何方面完全受遵循国家责任感肯定是不公正的。但是在事件赤裸裸的记录底下，冲突是显而易见的。首相和威廉·罗伯逊伯爵两人都极其认真，双方估量了力量，双方都深知他们所冒的风险。这两位人士再也不可能继续共事。权力中心的局势已变得无法容忍。行动迟早要发生。冲突未能采取一种较为简单的形式，实属一大遗憾。
威廉·罗伯逊爵士是一位杰出的军事人才。作为战略家，他的洞察力并不深刻，但是他的观点鲜明、深入且切合实际。他在任职期间重新推行了有条不紊地处理陆军部问题的方法并恢复了总参谋部系统的活力。他缺乏自己的主见，但对否定偏激的观点有敏感的判断力。他用最平易的措辞表述军事专业的思想；他所持的战争政策概念与本书所述的观点完全相反，但他真诚而地始终如一地坚持。当大战胜利之后他最终从陆军退役时，我作为战时国务大臣，欣然向国王推荐，使得他漫长而光辉的戎马生涯能够从普通士兵开始，以手持陆军元帅的节杖圆满告终。
我没有介入这场紧张的内部混乱。那整整一个星期我正在前线忙得不可开交，只有在返回以后，我才从这场戏剧的各个角色那里获悉种种内情。我对本职工作所持观点，使我必须经常保持与战斗前线实际形势的不断接触。总司令给予我在英军战区行动的充分自由，把各种设施供我使用。我十分急于通过亲自观察，了解与大规模防御战有关的据守战线的最新方法。我与指挥加拿大军第3师的利普塞特将军住在一起，在他深有教益的指导下，详细考察了在朗斯对面他据守的从前线到后方的整个地区。
前线的状况与我在1915年服役于近卫团或1916年任营长时所知道的情形大不一样。过去带刺铁丝网、胸墙、射击踏台，土墙和掩体的连续战壕系统，以及配备的巨大兵力，这些往往构成最强大抵抗力的第一道防线看不到了。只留下由前哨站组成的外围，保持和敌人的接触，有的前哨站构筑了防御工事，而另一些则全靠隐蔽点掩护。在这些前哨站后面两、三千码距离范围内，部署了错踪复杂的机枪掩体，几乎都可发射侧冀火力互相支援。细长的交通壕联络这些机枪掩体，人员得以在夜间进出，进行轮班。带钩铁丝网并不是成连续带状横向拦在战壕前面，而是倾斜地间隔设置，以便把敌人引入受到机枪火力无情扫射的通道。各重要据点之间保留空旷地面，使防护性弹幕可以猛力射击。这就是战斗区。后方约2000码或更远处是野战炮兵阵地。长久以来误称为“棱堡”的坚固工事、深格网状战壕和更深的地下掩蔽部都经过精心的伪装，供后援部队集结和停留之用。从这里再往后，在不显眼而偏僻的深处，设有旅指挥部，在它的后面，重炮和中型炮群故意成不规则队形排列。当日，因天公作美又无战事，我们得以小心冀冀地深入阿维翁村的废墟，在那里三两人一组的目光犀利的加拿大神枪手们不停地冲着50或100码处的德军前哨站呼叫。
我必须坦率地承认，我在前线和远至后方目睹了细致完美的组织，这一切鼓舞了我对防御系统所具实力的信心，这种实力是随着战事的推进逐步形成的。怀着本书描述的在现代条件下进攻与防御的相对力量的坚定信念，至少就该战区而言，我预期德军品尝我军曾长期被迫饮下的那种苦酒的一天一定会到来。但上边所述情形绝不能代表前线的总局势。
02.
记述我获悉亨利·威尔逊爵士被任命为总参谋长时所怀的极大喜悦，决没有贬低威廉·罗伯逊爵士才能的意思。我们彼此相识已有多年。我初次遇见他是1900年2月在图盖拉河的岸边，他给我的第一印象是一位桀骜不驯但幽默诙谐的少校，刚从彼得山战斗的一夜浴血奋战中回来。正是从1910年起和他的讨论中，我研究了法、德战争的问题。尽管我当时就战争开始阶段所得结论与他研究的结论有些不同，但我对他十分感激。我永远忘不了1911年8月阿加迪尔危机期间他向帝国防务委员会提交值得纪念的预测。在此期间我们是亲密的同盟者。危机过去之后，关于爱尔兰的争执，使我们的私交一刀两断。作为忠诚的乌尔斯特人后代，他对自由党政府的地方自治政策有无限强烈的不满。在英国对德宣战之前的一段紧张日子里，我们不得已见过几次面，但都纯因公事。我为之起了一定作用的舰队动员和同法国联合的最终决定，廓清了威尔逊心中此前对我的一切意见。但对此我并不知道，因此在8月的一天上午，我以惊讶的心情在海军部接受他启程赴法国前夕的一次礼节性访问。他说，以前所有的分歧一笔钩销了，我们又是好朋友。他后来反对达达尼尔远征。当时他对战争的目光仅仅是根据法国的战争。如果他抓住了形势的核心，或许他的意见会有所不同。无论如何，作为参谋长他推行的政策范围比西线广阔得多。但是这些意见分歧，就我所知，并没有损害我们的个人关系。后来我担任营长赴法作战时，他对我处处以礼相待，并经常无拘无束地讨论军事和政治的整个形势，还是像当年在白厅我的职位比他高的时候一样。他任职参谋长，立即导致了战略和物资方面最密切的协调。我所持的观点，也就是本书所述的战争思想，受到了他的热情而意义深长的欢迎。他采取的第一行动几乎就是满足陆军部对坦克兵团的要求，人员从1.8万人增加到4.6万人。
战时内阁第一次发现亨利·威尔逊爵士是一位才智超人的专业顾问，他能够明白晓畅而令人信服地解释整个局势，并为采纳或反对任何做法的提出种种理由。这样的才干在英国成了习惯性猜疑的对象，不管是否正确。但这样的才干在对国家事务的处理中肯定有很大的帮助。亨利·威尔逊爵士有自己离奇的习性和表达方式，不断地校正用语，使他人理解其思想的清晰性。他讲话常用比喻，常使用古怪的形象以及模棱两可的词语。他有自己的一套词汇。把政治家称作“教士”；把克列孟梭常常称作“老虎”他甚至直呼其为“老虎”。他的忠诚侍从武官邓坎农是“Lord”*。他莽拙地将法国一些城镇和将军们的名字念得滑稽可笑。在讨论最严肃的问题时，他用不稳重的语气说话。有一天，在我参加的一次会议上，他开始对战时内阁说，“首相阁下，今日在下就是德国佬。”接着从德军司令部立场出发，对局势作出一番深刻的描述。另一天他成为法国人或保加利亚人。在我看来，眼前问题的根源总会从他这种装模作样的言谈中显露出来。不过有的大臣对此甚感恼怒。他还没有达到像福煦元帅那样的地步，有时用哑剧手法来作军事描述，不过他们提出军事论述的手法，多有共同之处。
笔者行文至此，犹如见到他的清晰形象站立干内阁作战室的地图前，用简练如电报的语言作评论，“今晨，先生，一场新战斗。”(读者听到此话就能知道正题已经开始)“此次进攻者为我方，我们用两支军队出击——支英军，一支法军。黑格爵士在自己的车厢里，首相不很舒服，车行已近美好的亚眠市。罗利③在首相左侧，德贝尼在其右侧。罗利正指挥500辆坦克。是一场恶战，我们以为您不愿意我们事先告诉你这件事。”我不能担保与他的原话一字不差，但这是他原话的意思和语气。
我们应该感激未来的不可知。我竟在这同一房间里见到另一番景象。亨利·威尔逊爵士已不在了。首相和我面面相觑，在我们之间的办公桌上放着手枪，在一小时之前就是桌上的手枪使这位忠诚战士饮弹身亡。
笔者的叙述在这里离开了按历史年代的循序，提起这位我们时代英国最有理解力的军事思想家，他虽未指挥过军队，但他是一位有时能对最重大的战事施展深远和吉利影响的军人。
与亨利·威尔逊共事、担任其副职的是才气横溢的哈林顿，此人与普卢默一起时，曾为第2集团军赢得了无比威名。我想我可以说，在为1919年**的战役制造武器的所有事情上，以及他们对生产计划不可避免的深刻反应上，我们的想法完全一致。他支持我为供应部队拟定的全部主要方案，并在亨利·威尔逊爵士的领导下，运用参谋部的整个力量推进大规模机械作战的计划；我们相信无论那天的战斗持续到多晚，机械作战将带来决定性的结果。
此时我在陆军部还有一个朋友，他是军械署署长弗斯将军。在我赴前线数月中，他指挥我服役的那个师，我们曾多次争论我当时所能够提出的那类方案直到得出结论。为确保在广泛的炮术领域最密切的接触，经米尔纳勋爵④同意，我任命他为军需委员会的实实在在的委员。因此，所有这些意义深远、尽管是从属的、但至关重要的管理，从此形成了统一；我们唯一担心的只有敌人了。在这种有利的氛围中，3月初我公开地从军需部的立场出发，完成了对战争的全面考察，并展开关于机械作战的争论。
但是狂怒的暴风雨此刻即将向我们袭来，各种论点很快由熊熊战火进行说明和纠正。鲁登道夫再次把我们带入大规模战斗时期，在没有必要的机械武器和车辆的情况下进行孤注一掷的进攻，消耗了德军的实力，他注定要导致结束这次大战的“沿300公里战线的总决战，”并使这场战争的结束在经历多次可怖危险期之后，比我方最佳方案所能实现的提早了一年。
————————————
①或者从12营减少为9营，先锋营不计算在内。
②2个印度骑兵师从法国派往巴勒斯坦。
*Lord意为“老爷”或“勋爵”。——译者
③即罗林森将军。
**原文如此。——译者
④米尔纳勋爵现已接替德比勋爵任陆军部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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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0章、3月21日
第50章、3月21日
01.
随
着帕森达勒战役在隆冬的暴风雨和泥泞中停止，德国军事统治者们又集中注意力于一种新的局势。俄国的崩溃使他们能将100万军队和3000门大炮从东线运往西线。因此，从发动入侵以来，他们首次自认为拥有了对在法国的协约国军的绝对优势。——但这种优势转瞬即逝。美国已经宣战并正在武装起来，只是军队尚未抵达。一旦大批美国成年男子得到训练和装备，运到前线，那末德国从俄国毁灭中获得的全部数量优势，不但被抵销甚至被超过。——同时，德国陆军司令部了解英军在帕森达勒遭受的严重损失，因而觉得自己有能力判定英军实力和作战素质在明显下降。最后，德奥在卡波雷托战胜意大利所产生的令人惊讶的声望，闪耀着迷人的光辉。
这无疑是提出和平谈判的有利时机。俄国已经垮台，意大利气喘吁吁，法国筋疲力尽，英国陆军力量使尽，德国潜艇尚未失败，美国远在3000英里之外。据此一切，德国政治家的才能正处于完全可以进行决定性干预的地位。德国从俄国获得大量的战利品，协约国对布尔什维克的憎恨和蔑视，因而德国有极大可能向法国作出重大领土让步，并向英国提出完全恢复比利时的领土与主权作为媾和条件。苏俄对协约国事业的摒弃，结果是俄国对外所有领土要求的消失，这为奥地利和土耳其的谈判创造了似乎便利的条件。这些便是这一大好机会的各种情节；它也是最后的机会。
但是鲁登道夫对这些东西一概不予理睬。我们必须把他视为此关键时刻的主宰意志。从贝特曼—霍尔韦格垮台以来，居于德军参谋部机器之首的他和兴登堡，已经篡夺或至少是获得了对政策的主要控制权。内心深处对局势的重大变化充满恐怖，骨子里可能是和平主义者的德国皇帝越来越不能发挥作用。因此，在力量的明确考验中，结果屡屡证明军人的势力居绝对支配地位。这种优势地位建立在专业化军事观点的基础上，不能对国内外许多起作用的最重要力量作出公正的估计。因为这种估计是不全面的，所以它变得更加危险。鲁登道夫和兴登堡可以用辞职相威胁的手段作出他们所希望的最重大决定，这些决定左右了德国的命运。但是他们仅仅熟悉问题的一部分，因而只能驾驭属于他们自己军事领域应付形势必不可少的这些部分。当时完全缺乏国王、军人、政治家的最高联合，历史上伟大征服者显然需要这三者的联合。
鲁登道夫一心要保住东方的库尔兰、立陶宛和波兰。难道他不是在这些地区获得名声的吗？他还决心保住比利时的一部分，其中包括列日，在那里他也立下显赫的战功。他认为如果德军要为未来的战争获得一个理想的战略起点的话，这就是当务之急。他和德军参谋部不但不放弃阿尔萨斯和洛林的任何一部分，还反而把获得梅斯以西包括布里耶盆地作为保护区看作起码的审慎措施。这些先决条件，加之拥有从俄国前线撤回重新集结的军队，便决定了事态的进程。
1917年11月11日(日历上后来因其它理由定为庆祝的一个日子)，鲁登道夫、冯·库尔和冯·舒伦贝格在蒙斯召开会议。这些高级参谋名义上的主子们——兴登堡、鲁普雷希特王子和皇太子——皆不劳其光临。会议的主要内容是：必须在西线发动一次最大的进攻；不准其它地方分散兵力，唯有在此条件下，才有足够的兵力用于发动一次这样的进攻；反攻必须于2月或3月初赶在美国发展其力量之前进行；最后，必须打败的对象是英军。对各种可供选择的计划进行了讨论，并下达了详细准备的命令。每项行动都有代号名称：冯·库尔进攻下阿尔芒蒂耶尔战线的计划称“圣乔治一世”；对伊普尔突出部的进攻称“圣乔治二世”；向洛雷特的阿拉斯圣母院的进攻称“火星”；最后还有“米迦勒I、II和III”。直至1月24日，进行了深入细致研究之后，最后选择先进行“米迦勒”的进攻。
此次进攻的目的是要突破协约国军的防线，到达索姆河自哈姆至佩罗讷河段。日期原定于3月20日。战斗打算于数日之后由代号为“火星南”的进攻予以扩大；由瓦兹河以南的第7集团军实施名为“天使长”的辅助进攻作为牵制。“圣乔治一、二世”的准备也要在4月初完成。有52个师可用于代号为“米迩勒I、II、III”和“火星南”的进攻，也就是第17集团军的5个主攻师、2个普通师；第2集团军的15个主攻师、3个普通师；第18集团军的19个主攻师、5个普通师；后备军的3个主攻师。尽管与冯·舒伦贝格和冯·胡蒂尔在进攻各阶段的方向和重点上有某些意见分歧，鲁登道夫还是坚持自己的构想：“必须打败英军。”打败英军的最好办法是进攻圣康坦的任何一侧，咬掉康布雷突出部。之后，第18集团军沿索姆河组成一道防御侧翼，以阻止法军进攻；其余德军可使用兵力在前进时改变方向，从西北方向攻击英军，并迫使其向海岸退却。两个“圣乔治”攻势引而不发，用作进一步和可能的最后打击。根据上述基本原则，全部有关德军完成了各自的部署。
最后，德国皇帝于3月10日批准如下命令：
总参谋长
总司令部3月10日，3月12日发布：
皇帝陛下的指挥官们：
(1)3月21日实施“米迦勒”进攻计划。于上午9时40分穿透敌人阵地。
(2)鲁普雷希特王子所部的集团军群的首要战术目标是切断康布雷突出部、奥米农河以北以及远至该河与索姆河汇合处的英军退路，占领克鲁瓦西耶—巴波姆—佩罗讷一线。……如果右翼攻击之进展非常顺利，该部将推进至克鲁瓦西耶以远。该集团军群的嗣后任务是向阿拉斯—阿尔贝推进，左翼固守佩罗讷附近的索姆河，协同向右翼进攻的主力，攻破第6集团军对面的英军防线，以进一步腾出固定在战场上的德军继续前进。一旦出现上述局势，立即指挥在第4与第6集团军后边的所有师向前推进。
(3)皇太子所部之集团军群首先攻占奥米农河以南的索姆河段和克罗扎运河。第18集团军务必迅速推进占领索姆河与运河上渡口。还必须准备扩展右翼直至佩罗讷。该集团军群将研究从第7、第1和第3集团军抽调一些师增援左翼部队的问题。
(4)司令部①保持对第2警卫师、第26符腾堡师和第12师的控制。
(5)司令部保留它关于“火星”和“天使长”攻势的决定，并以战事之进展为指引，不间断地实施对这些行动的准备工作。
(6)其余各集团军依照总参谋长3月4日第6925号作战令采取行劝。鲁普雷希特所部集团军群保护“火星—米迈勒”行动之右翼，以对付英军的反攻。德国皇太子的集团军群在法军向第7(不含“天使长”战线)、第3和第1集团军发动大规模进攻之前后撤。
陆军司令部保留它有关加尔维茨和阿尔布雷希特公爵集团军群的决定，即在受到法军大规模进攻情况下应当采取的战略措施或将各师进一步撤往该战区。
冯·兴登堡
02.
3月19日，由军械署长陪同，我在蒙特勒伊军械库召开一次会议，与参谋长、坦克兵团司令和数位军官及专家协商，以期拟定1919年坦克发展计划的方案，并确定时间和组织1918年的坦克交付使用等问题。我和总司令住在一起，午餐之后，道格拉斯·黑格爵士领我进入他的个人工作室，在地图上用他的观点解释了当时的形势。德军向英军防线，尤其在第5集团军对面的大规模集结是显而易见的。尽管一切都尚不确定，但总司令已天天预期会出现一场空前规模的进攻。北线集结大量敌人，英军自伊普尔至梅西讷的防线有可能遭到突袭，显然可以预料其主力进攻将落在自阿拉斯至佩罗讷防御阵地甚至更南的防线上。所有这些可能性，已在前一天由炮兵司令伯奇将军向我作了详细说明。他的地图非常清楚地显示，德军正在喷芥子气的一些地区(可能是禁止双方在数日内把那里作为进军场地)，在这些地区中间留有宽阔豁缝，毫无疑问敌人将通过这些豁缝发起进攻。在埃纳河地段，敌人针对法军也有重兵集结，只是不很明显。总体来说，在西线半数以上的德国师针对英军防线摆开了阵势，在广阔的各段战线上，估计敌人针对英军部署步兵的最重要标志是：四倍于针对法军的人数。
总司令用焦虑但是坚定的眼光看待即将来临的攻击。他坚持认为，战时内阁与法国人令他勉强默认的安排，即将英军防线向南扩展远至巴里西的安排，对他的部队造成了不适当的紧张。他还抱怨，在这种形势下抽调他的有限兵力的一大部分，划归总后备军，给他带来了压力。他自身的兵力，连充当各部门和总司令部的后备队都不够用，他怎能找到部队提供给总后备军？我提出，如果如他所想信的那样，敌人投入的主力针对英军，那末他将得到这整个后备军的好处；如果不是这样，问题无须再予讨论。他说对此他倒更喜欢自己与贝当将军所作的安排；根据这些安排，一旦发现英军或法军成为攻击目标，则七八个法军师或英军师可随时准备从侧面向北或向南移动支援。根据对前线的总体考察，看来有110个德军师面向57个英军师，其中至少有40个德军师面对我第5集团军；85个德军师面对95个法军师；4个德军师面对首批9个美国师，他们已进入防线各点，特别部署在圣米耶勒附近。
我们的谈话约在三点钟结束。在我告退时，军械署长向我建议，既然我在圣奥梅尔召开的化学战会议开始之前尚有两天空闲，我们不妨对我们呆过的第9师作一次短暂访问。他任那个师师长时我曾在那里服役，现由图德将军指挥该师，自我在印度担任陆军中尉那时候起他就是我的朋友。我们立即启程。图德将军的指挥部设在尼尔吕，在佩罗讷以北10英里遭受战争严重毁坏地区，靠近英军防线的突出部，正好是受威胁防线的中心。我们于天黑之后抵达时，受到衷心的欢迎，寂静的前线只见到炮火的闪光。
图德将军保持高度等惕。一切都已准备就绪。“你认为进攻将何时来临？”我们问。“或许明晨，或许后天，也或许一周以后。”次日一整天，我们在战壕里度过。令人疑虑重重的死一般的沉寂笼罩着前线，数小时不闻一声炮响。然而阳光照射的战场充满了不祥之兆。第9师据守他们称之为“灾难防线”的一段，也就是紧接康布雷战役德军成功反击之后稳定下来的地方。我们考察了防御系统的各部分，从骁勇南非士兵(素有“跳羚”之称)把守的戈谢林地到阿夫兰库村后坡地上的中程炮阵地。当然，凡是人想得到、办得到的事都没有忽视。前线纵深4英里是由铁刺网和科学设防的机枪掩体组成的迷宫。地面部队虽然分布稀疏，但这种部署保证能充分发挥每个士兵的战斗力。有关德军将使用大量坦克的传闻和合理预测，导致布设了宽阔的雷区，雷区里密布埋在地下的弹药筒，其灵敏的引信安置在铁丝网中间。在穿过横贯这些区域的狭窄小道时，我们小心翼翼地择路前进。夕阳西下时我们离开戈谢林地并向南非士兵告别；此刻我看到他们安详的神态就像德康比利战前夕莱奥尼达斯王的斯巴达勇士。
我在尼尔吕的废墟中就寝之前，图德对我说，“进攻肯定马上来临。今晚可以确定，敌人单在半英里的战线就会集中不少于8个营的兵力进行战壕突袭。”夜很静，只是间或从远处传来大炮的隆隆声和偶尔飞机袭击投下的炸弹声。我在4点稍后的万籁俱寂中醒来，静卧沉思。似乎过了大约半个小时之后，突然，数英里之外，六、七响十分而沉重的爆炸打破了沉寂。我想这或许是我们的12英寸大炮，但也可能是地雷。紧接着，正如钢琴家的双手在键盘上从高音部滑向低音部，在不到一分钟内响起了我从未听到过的最巨大的炮轰声。“凌晨4时30分，”鲁登道夫在他的记述中写道，“我们的弹幕在轰隆爆炸声中落地。”在远处，从南方和北方，强烈的轰鸣和回响向我们滚滚传来，而炮轰的火光透过精心纸糊窗户的缝隙像闪烁的炉火照亮了我小小的卧室。
我穿上衣服走到室外。在泥泞地外的铺板道上我与图德相遇。“战斗开始了，”他说，“我已命令我的所有炮队开火，你马上就会听见炮声。”但是德军炮弹落在8000码外在我战壕线上的爆炸声如此震耳，以致无法辨清离我们更近处差不多200门大炮射击所添加的喧嚣声。从坐落在尼尔吕高地上的师指挥部，人们可以看到许多英里的防线，它呈红色跳跃火焰的广阔曲线，从我们身边绕过，沿第3集团军防线伸向北方，沿第5集团军防线伸向南方，两端都看不到尽头。距天明尚有两个小时，炮弹落在我战壕里的巨大爆炸几乎彼此相接，它们中间几乎没有空间或时间的间距。在爆炸炮弹之中升起一阵阵几乎是连续爆炸的弹药库的熊熊烈火。敌人炮轰的份量与强烈程度超过过去所知的任何炮轰。
只有一门大炮向指挥部开火，这门炮属于“珀西”的变种型号，它射来的炮弹都落在100码以外，没有造成伤亡。向南四分之一英里沿佩罗讷公路，一门威力大得多的重炮将师部食堂化为灰烬。白天来到了人间地狱，火焰的舞姿在烟幕下跳动，烟幕下爆炸的“弹药堆积处”升起一股巨大喷泉般顶上如蘑菇的浓烟。我因公务在身，必须离开这些场景；10点钟时，我怀着复杂的心情向朋友告别，乘汽车顺利地驶向佩罗讷。我对图德的印象是，敲入冻结大地的不可动摇的铁钉。事实证明的确如此。第9师不但坚持了战斗，而且还顶住了敌人的每次猛攻，守住了第3集团军和第5集团军结合部的前哨阵地。只是因战线总的后移，才在下达命令后撤退。
03.
这里只能对战斗提供一个最简要的轮廓。已有许多全面而精彩的报导问世，还将写出更多的记述。综观其规模与强度、数量与质量，“米迦勒”攻势必须毫无例外地视为世界历史上最强大、最猛烈的进攻。在从桑塞河到瓦兹河40英里的战线上，德军同时出动了37个步兵师，有近6000门大炮的掩护；他们还得到差不多30个师的密切支援。在同一战线，英军防线由17个师和2500门大炮据守，另有5个师作为后援。此外，还有在瓦兹河以南由德军3个师向英军1个师发动的进攻。总计德军集结并投入超过75万的兵力对付30万英军。在突出部的北面和南面有两个长10英里的防线段，第9师就驻守在那里。敌人布阵的密度是每1000码配备1个突击师，达到的优势是4比l。
图37、3月21日战役示意图
————，3月21日早晨防线；…………，4月9日防线；Abbeville，阿布维尔；Ailette R.，艾莱特河；Alber，阿尔贝；Amiens，亚眠；Ancre，昂克尔河；Arras，阿拉斯；Avre R.，阿夫尔河；Bapaume，巴波姆；Barisis，巴里西；Beauvais，博韦；Bellonglis，贝隆格利斯；Bothune，博蒂内；Calais-Boulogne，加来—布洛涅；Cambrai，康布雷；Chauny，绍尼；Combles，孔布勒；Compiegne，贡比涅；Creil，克雷伊；Croisilles，克奋瓦西莱；Doullent，杜朗；Escaut，埃斯科河；Fifth Britsh(Gough)，英军第5集团军(高夫部)；First British(Honne)，英军第1集团军(霍恩部)；Fontaine，方丹；Hornoy，奥尔努瓦；II(Marwitz)，德军第2集团军(马尔维茨部)；Ilam，伊拉姆；La Bassec，拉巴塞；La Fere，拉费尔；La Vacquerie，拉瓦凯列；Le Plemont，勒普莱蒙；Le Plessis de Roye，勒普莱西德鲁瓦；Lille，里尔；Mailly，马伊；Miles，英里；Moeuvre，莫厄夫雷；Montdidier，蒙迪迪耶；Moreuil，莫勒伊；Moy，穆瓦；Nerles，内勒；Nirlu，尼尔吕；Noye R.，努瓦河；Oise R.，瓦兹河；Orville，奥维莱；Paris，巴黎；Peronne，佩罗讷；Pontoise，蓬图瓦兹；R.Aisne，埃纳河；Renaud，雷诺；Roisel，鲁瓦塞勒；Roye，鲁瓦耶；Scale，比例尺；Scarpe，斯卡尔普河；Somme R.，索姆河；Souisson，苏瓦松；St Quentin，圣康坦；Tergnier，泰尔尼耶；Third British(Bing)，英军第3集团军(宾部)；VI，德军第6集团军；VII，德军第7集团军；Villers Ghislain，维莱吉兰；Vimy，维米；von Gayl，冯·盖尔；XVII(Below)，德军第17集团军(贝洛部)；XVIII(Hutier)，德军第18集团军(胡蒂尔部)
英军投入的部队包含整个第5集团军和第3集团军的近半，分别由高夫将军和宾将军指挥。防御工事系统分作前哨区和战斗区，前者旨在阻滞敌人并打乱其编队，后者是主战场。防御系统平均纵深约4英里；其后还有后备区，那里没有时间或人力建筑工事，仅建有中程炮队和重炮炮队的掩体。实际上，在第5集团军的整个防线，尤其在从奥米农到巴里西的新接防地段，许多战壕线和火力点还只草率不完整的形式。例如，后方区仅有挖入草地几英寸深的一条线，连良好的公路和轻轨铁路的交通线都还没有。防御手段就是复杂安排的火力点、机枪掩体和棱堡，它们互相支援，在必要的地段由战壕或地道彼此相连，并受到严密组织的弹幕射击的炮队掩护或支持。在英军防线的后面就是索姆河战场的荒野。他们的左侧在战略意义上依托维米山脊突出的山壁；他们的右翼与相对较弱的法军部队相连。
关于进攻的时间或总方向毫不令人惊讶，使人吃惊的在于其规模和力量。在难以置信的狂轰持续了2—4小时，并在某些地方大量施放毒气之后，德军步兵开始前进。1915年和1916年大部分时间里，该整个区域曾在他们的控制之下，因此在敌人任何单位中不乏熟悉每寸土地的军官和士兵。他们采取的进攻方式是，他们在康布雷战役后的反击中初次尝试过的“渗透”法的扩展。低悬的雾，有的地方很浓密，至少在最初阶段有利于他们的计划。英军所依靠的独立哨位系统，因为其数量相对较小必然稀疏地散开，它们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清晰的视野，既为他们自己的机枪手，也在较小程度上为保护它们的炮队提供射击目标。德军步兵在浓雾的掩护下，以小股突击队顺利地进入我前哨区，并带有机枪和战壕迫击炮。其后紧跟大股部队，到中午时已在多处穿入我战斗区。英军各哨所，被炮弹与毒气炸毁、震懵或窒息，在迷雾中茫然不知所措，处于孤立无援之境，还往往受到后面的包抄；但他们仍顽强自卫，与敌互有胜负。在整个约160平方英里的战场上，接着发生无数的浴血战斗。但是德军依仗他们的出色组织和对地形的熟悉，又有人数上的巨大优势作后盾，在白天不断侵袭并在数处穿入我战斗区。夜幕降临时，英军各师几乎全都被迫退出最初的战线，在战斗区内多处与敌人混杂在一起。
英军各孤立哨所奋不顾身的抵抗，使敌人遭受了沉重的损失，并对最后的结果发挥了显著的作用。从一开始德军就获悉他们所要对付的军队是，只要还有一枪一弹就会战斗下去，不管战场上别处出现什么情况或者是否还有胜利或逃生的希望。
战斗在继续。新增德军潮水般不停地卷入战斗。到22日夜，英国第5集团军已经完全被逐出战斗区，半数军队已退到指定的最后防线之外。英军第3集团军仍在战斗区内及其周围战斗。德军在瓦兹河以南的穿透取得了重大进展。英军死伤被俘逾10万人，并损失大炮近500门。德军一方也遭受了巨大的伤亡，他们的进攻每前进一步都要付出代价，但是他们的人数之多使其遭受的损失在战斗中显得微不足道，压倒多数的后备军随时可供调遣。另一方面，英军的总后备军仅8个师，其中5个师可随时调用。法军行动太慢或者距离太远，因而连续数日一直不能提供有效的支援。于是，休伯特·高夫爵士于22日夜命令索姆河后面的第5集团军全面撤退。他下此命令的目的是要“不惜一切代价保卫佩罗讷的重要中心及其以南的索姆河”。他退往这一线采取全面防守后方的行动是完全正确的，但是这样薄弱防线一旦在如此广阔的战线上开始撤退，那末只要敌人的压力持续不断，撤退很难停止。各军或师的情况十分不同，以致中途停下来抵抗的部队会发现自己的侧冀因其他部队退却而被暴露。索姆河上的许多桥梁大多被炸毁；但留下来的——其中交付给铁路当局而不是给部队的最重要的几座——还足够德军运大炮迅速过河。加之在这个时节该河很容易徒步涉过。
于是英军战线跨过昔日布满弹坑的那片可怕的无人区战场，连续五天往后退却。各骑兵军则填满防线的缺口，空军集中全力投入战斗，低空飞行，给源源不断向前推进的敌人纵队造成沉重损失。其间，从战线其它部分抽调的后备军以及由军校和技术机构临时组建的部队也相继抵达战场。与此同时，随着每日的推进，德军突击的力量和势头减弱。实际战斗已经为疲惫的双方军队痛苦而艰难的向西跋涉所取代；当退却的英军得到足够的增援而全面停止后撤时，追击者也发现自己同样精疲力竭，他们自己的大炮和给养远远地落在后头。到27日夜，大战的第一次危机结束了。
全部“米迦勒”攻势都给对方以沉重打击。但是“火星”攻势在哪里？德第6集团军和第17集团军右翼原定于23日投入战斗，向阿拉斯和维米山脊进攻，但他们直到28日才发起进攻。这里有一个意义深远的原因。因为宾将军已秘密地将部队从蒙希的防线撤退，并防守后方4英里处的阵地。德军对伪防线的空战壕实施炮轰。他们花了4天4夜才将大炮拖上前来对新阵地发动攻击。因此第二个大浪潮未能与第一个汹涌波涛同步进行。第二个大战没有增加第一个大战的强度，而是在第一大战的高潮过后的单独战争。此外，德国第2集团军和第17集团军在初始进攻中取得的进展没有实现鲁登道夫的预期。23日上午9时30分，他不得不放弃首要的战略希望，即全面击败在法国的英军并将其逐至海岸，不得不满足于达到以下极其重要的确定目标：通过占领亚眠把英军和法军隔离开来，第18集团军和第2集团军正在向亚眠挺进。他中午下达的命令是：“很大部分英军已遭沉重打击。……现在战争的目标是沿索姆河两岸快速前进以隔开法军和英军。”这已经是一个明显缩小的目标。
28日晨，已被延误的向阿拉斯阵地的进攻(代号火星)开始。进攻是在一条20英里的战线上发动的，由德军20个师对英军8个师。双方采取的方法与3月21日相同。但是天气晴好，防守方工事的机枪和大炮达到了最佳的配合。每一处的进攻都被击退，并使敌人遭受重大伤亡。连前哨区的许多火力点都守住了。战斗区没有一处受到严重影响。负责防卫的各战斗师根本不需要外边的后备军。德军虽然极其勇敢地向前推进，但纷纷倒地，尸体成堆。②8天战斗的结果，英军在实际上没有得到法军援助的情况下，阻止或者说打败了这次空前规模的进攻。
从23日上午起法军断断续续地和无力地投入战场南部的战斗。当日拂晓，一个师(第125师)进入战斗。夜间，一个不骑马的法军骑兵师进入防线。法军第9、10、62和22师于24日下午进入防线，虽然只有两个师没有炮队，但所有师都没有“机枪”，步枪弹药每人不超过50发。法约勒将军25日上午即接受防守索姆河以南第5集团军整个战线的职责，但是直到27日，战斗的主要压力，甚至在这个区域，也仍继续由筋疲力尽的英军部队承担。直到28日午夜，第一次和第二次战斗的危机过去时，法军没有一次用6个师以上的兵力同时投入战斗，而且没有一个师认真作战。战斗直到28日的转折点都只是在英军与德军之间进行。
战事已近最后阶段，此时仍在作战战线的那些地段的法军不断积集力量，他们发挥了与英军同样的作用。德军第18集团军打退法军的微弱抵抗，实际上已于27日占领了蒙迪迪耶。但这是德军推进的最远点。鲁登道夫说，“现在敌人的防线越来越密集，在某些地方他们甚至在攻打自己；而我军没有援助就不再有足够力量制伏他们。弹药不足，供应困难。尽管我们作了各种准备，但公路和铁路的修复需时太长。在全面补充弹药之后，第18集团军于3月30日进攻蒙迪迪耶和努瓦永之间地区。4月4日，第2集团军和第18集团军右翼进攻的索姆河以南面对亚眠的阿尔贝。这些攻击不起决定性作用。③确凿无疑的事实是，敌人的抵抗不是我们的力量能制止的。……战斗到4月4日结束。”
让我们集中注意实际发生的事实。胜利属于何人？与一般接受的判断相反，我认为，根据严格检验得失来判断，德军被决定性地打败了。鲁登道夫未能达到一个战略目标。到23日上午他被迫放弃了战胜英军主力并迫使其退到海边的梦想，不得不满足于攻占亚眠和隔离英军与法军的希望。4月4日以后，他又放弃了这两个十分重要的但对于他是次要的目标。他说，“战略上，我们没有实现23日、24日和25日的胜利鼓励我们去追求的目标。我们也未能拿下亚眠。……这尤其令人失望。”那末他们得到了什么？德军重新占领了他们的旧战场和一年以前残酷蹂躏和毁坏的地区。他们再次拥有了那些令人毛骨悚然的战利品。没有肥沃的省份，没有富饶的城市，没有山川屏障。没有新的未开发资源成为他们的报酬。目光所及，只有令人憎恶的向四方延伸的弹坑累累的战场。废旧的战壕、无边无际的坟场、皑皑白骨、炸毁的树木和毁坏的村庄——从阿拉斯到蒙迪迪耶，从圣康坦到维莱布勒托讷，这些都是最伟大的军事思想的杰作“死亡之海”，和可载入战争编年史的最可怕的猛攻。大战以来首次，或者无论如何可以说从1914年伊普尔之战以来，他们的损失或阵亡士兵数与英军之比是2：1，阵亡军官数之比是3：2。他们俘虏了6万人，缴获1000余门大炮以及大量弹药和物资。但是他们俘获人员的优势远远抵不过大量人员受伤的损失。他们的物资消耗大于他们的俘获。如果说德军的人员损失是严重的，那末他们的时间损失是致命的。作出了巨大的努力但是没有取得成功。德国陆军不再蹲伏蓄势，而是无力地躺卧；它的大部分后备军已经展示而且投入了战斗。另一方面，由于严重危险的压力协约国不得不付出努力和牺牲，正如我们将看到，如今带给她们的好处大大超过她们的损失。
对这次会战的互相指责在英国政治史上留下了永久的印记。4月，陆军部作战处长莫里斯将军，因政府未能在冬季增援陆军而忿忿不平，指责劳合·乔治先生不正确地向下议院报告了这次战事的事实和数字。这不但在反对党中，而且在政府的支持者当中，甚至在执政党的党员中引起了紧张和半信半疑。当阿斯奎斯先生在辩论中提出正式质疑时，首相使下议院深信，他的报告以莫里斯将军的副职书面提供情报为根据。这一答复对问题的解决起了决定性作用；而争论的实际是非曲直几乎不再讨论。劳合·乔治先生接受了随后出现的分歧，它标志他的自由党追随者和阿斯奎斯先生追随者之间的分裂。8个月以后，在大战胜利之际举行大选时，所有当时在这件事情上投票反对政府的人，现在受到了获得胜利的联合政府的反对，几乎无人幸免于政治排挤。此次争执的反响一直持续至今。
不过我们可以尝试进行一次临时判断。如果黑格没有在帕森达勒之战中消耗自己的军队，或者，如果至少他同意在9月停止那场进攻，那末他3月21日本可以指挥(冬季实际上没有从英国给他派来新兵)足够的后备军，使他能够支撑受威胁的防线。要是没有帕森达勒之战在首相和战时内阁思想上引起的恐惧，那末毫无疑问，他原可以得到数量大得多的增援；从而他将做到既减少生命损失又得到较大增援。假如尽管有帕森达勒之战的失利，要是战时内阁按应该做的那样给他增援，那末3月21日本来可以守住防线。导致英军数量不足的种种原因的责任，应该由总司令部和战时内阁分担。根据宪法原则，毫无疑问最大责任在战时内阁：在远远超越军事或技术领域的问题上，内阁没有使总司令与他们的信念保持一致；还由于他们与总司令的意见分歧，他们没有对军队做到完全公正。然而，鉴于军界的影响在战时占优势，至于“军人”与政治家之间冲突的严重危险，英军司令部必须承担相当大的责任。
04.
我23日在圣奥默附近化学战学校工作了一整天，直到24日中午才抵达伦敦。在化学学校得不到关于战斗进展任何有价值的情报；因此我立即前往陆军部，探听来自法国的消息。亨利·威尔逊爵士表情极其严肃，他把电报和自己的一张地图拿给我看。我俩步行横过马路前往唐宁街，首相正在那里等他。这是一个明媚清新的日子，劳合·乔治先生和弗伦奇勋爵一道坐在花园里。他们似乎认为我有了第一手消息，于是转身朝我看。我解释说，我所了解的一点儿也不比他从电报里读到的多，看到的只是一个防御地段头几个小时炮轰的情况。谈了一会儿一般性话题之后，他把我拉到一边提出了下面的问题：如果我们守不住我们已经如此精心建筑的防线，我们怎么能够使用已经被打败的军队守住更后面的任何阵地？我回答说，每一起进攻随着它继续进行都要失去它的力量。这就像把一桶水倒在地面上一样，水起初急速向前流动，然后一路前进一路渗透，最终完全停止，直到再拿来一桶水。在后退三、四十英里之后肯定会出现一个相当长的喘息时间；这时候如果作出一切努力，防线就可以重新构筑起来。看来他已经派遣米尔纳勋爵前往法国，只是我还不知道这件事。参谋长说他本人打算当夜前往。于是我们商定在他启程之前一起在埃克尔斯顿广场我家同进晚餐。只有我的妻子在场。我回忆起来，在大战的全过程中从来没有比今天更令人焦虑不安的夜晚了。劳合·乔治先生的一个伟大品质就是忘记过去并将整个心身集中于应付新形势的才能。英国可供迅速派遣的部队有20万人；弹药和装备怎么样？威尔逊说，“我们很可能损失1000门大炮，”而“堆积如山的军火和各种各样补给品肯定被丢掉了。”我感谢我当时所处地位，我说，关于这些问题至少没有担心的必要；一切都可以立即从我们的储备中得到补充，并不影响正常供应。不久，总参谋长去赶火车，就只剩下我们二人在一起。首相在真正可怕的职责压力下，他的决心毫不动摇。
其间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虽然不影响战事的进程，但具有头等重要性。24日夜，战斗处于最不利的时候，贝当将军软弱无力而行动又迟缓的援助，正引起严重的关注，当晚贝当将军在亚眠附近的迪里会晤黑格和他的参谋长。尽管确认德军有62个师投入战斗，其中48个师是从后备军新调来的，贝当断言德军主攻仍可能到来，主攻对象将是香槟的法军。他通知黑格说，如果德军继续向亚眠逼近，那末当时集结在蒙迪迪耶周围的法军将遵照法国政府的命令撤向博韦以保卫巴黎。他表明已经照这个意思采取了行动。两年多以前由基奇纳勋爵亲自给黑格下达的最初命令，简言之就是“不惜一切代价保持和法军的团结。”但是在此危机时刻完全抛弃了团结的基本原则。
得知法方这一关系重大的意图，道格拉斯·黑格爵士马上发电报要求战时国务大臣和帝国总参谋长火速前来。但是正如我们已经知道，两人已经各自启程。米尔纳用极大的精力办事，在圣奥梅尔见过黑格的参谋长之后，直接驱车前往巴黎把共和国总统克列孟梭和福煦找到一起。他们一同于25日赶赴贡比涅调查贝当的意图；最后，他们带上贝当，于26日中午在杜朗会晤黑格，亨利·威尔逊已先期到达那里。危险的严重性化解了个人之间的和国家之间的所有的偏见与对立。大家心里只有一个人的名字。一周以前还被形容为“老糊涂”的福煦，现在成了不可缺少的人物。唯有他一人拥有崇高的声望和毅力能防止法军和英军分裂。米尔纳建议福煦应有对亚眠前线军队的指挥权；黑格宣称这还不够，必须授予福煦“从阿尔卑斯山到北海”整个法军和英军的实际指挥权。一个月以前在伦敦的一次会议上，老迈的“老虎”曾鲁莽地对福煦表示直言不讳的疑虑，“闭上你的嘴，我就是法国的代表。”现在该轮到福煦讲话了，“您交给我的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危险的形势，支离破碎的防线，正在进行不利战斗。但我还是接受。”就这样，第一次在西线建立了统一指挥，这是劳合·乔治先生长期以来谨慎而巧妙地但坚持不懈地追求的目标；对于这个目标不管有人如何说三道四(肯定不少)，历史将证明，它对协约国事业提供了不可估量的好处。
数周之后在所谓“博韦协议”中各种应急安排得到进一步确定和详尽说明，根据这项协议，一国军队总司令如果断言最高统帅的命令危及他部队的安全，保证他有权向本国政府提出申诉。
对高夫将军采取了严厉措施。第5集团军自28日起不复存在。它遭受重创的各师在防线后方进行痛苦的改编。缺口由现在迅速赶到的法军、骑兵、从军校召集和临时组建的部队以及罗林森将军堵住，罗林森将军开始用少得可怜的五花八门的人员和物资组建“第4集团军”，坚持摇摇欲坠极不稳定的防线。
高夫再也没有得到另外的军事指挥权。内阁坚持将他免职；或许是正确的理由是，他已经失去部队对他的信心。这位军官在整个大战期间节节上升，从骑兵旅长升到集团军司令。据认为，他1916年底在昂克尔河作战中功绩突出立下殊勋。他和普卢默一起在帕森达勒战役过程中首当其冲，在战斗结束时，人们把失败的责任怪罪于他。他是一位典型的骑兵军官，具有坚强的个性和无忧无虑的孩子般天真的举止。他是一个绝不吝惜自己或自己部队生命的人，当时充当了代价惨重而无望的进攻战的工具，他从帕森达勒战役悲剧中崭露头角，遭到所属高级军官的强烈怨恨，关于这种怨恨的传闻甚至遍布普通士兵中间。一年多的时间使他声名糟到士兵与军官都不愿意在第5集团军服役的程度。有人确信，该集团军供应粗劣，对进攻战不作充分的研究。在这样的情况下，高夫没有条件克服别人对他极坏的印象。然而最严厉的批评家也未能找到理由指责他3月21日战斗中总的所作所为。看来在战前和战斗中他采取了每一种措施：这些措施是他的经验和能力能够策划的，也是他极端不足的人力和物力能够容许的；他的镇定不曾动摇过，他的活力不曾耗竭，他的重大决定谨慎而又果断，在他的戎马生涯中没有哪个片断比造成他丢官的那场灾难更令人肃然起敬。
05.
我有责任履行我作出的保证，那就是所有物资损失将立即得到补充；为此，军需部委员会，其下属70个部门和250万男女工人从不知休息，只是以冷静的激情辛勤劳动。每一个长期紧张开工的工厂，放弃了劳动者健康所需的复活节松一口气的机会。一个思想主宰了整个庞大的组织系统——一个月之内完成全部任务。大炮、炮弹、步枪、弹药、马克沁式机枪、刘易斯式机枪、坦克、飞机和成千上万种附件都从我们珍藏的储备中聚集起来。风险是相对的，于是我决定省略常规射击测试，保证提前一个月供应大炮，结果没有发生不幸事故。
3月底以前，我已能向战时内阁和总司令部保证，一俟陆军接收部门能够办理手续，到4月6日就可以供应近2000门各种性能的新大炮及其全套装备。不过实际上，1200门大炮就能满足需要。
————————————
①总司令部。
②道格拉斯·黑格爵士的参谋军官说，“看来似有充足光线和时间，对正确布置机枪的防守而言，进攻人数的多少只是提供较理想的靶子的问题。”无人对这一结论提出异议。
③着重号系作者所加。


地球人都知道，只有中國大陸人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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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1章、高潮
第51章、高潮
01.
4
月9日星期二，德军对英军的第三次大的战役努力开始了。为了阻止德军向亚眠的推进，道格拉斯·黑格爵士被迫削减其防线其它地方的兵力。他不是平均地削减，而是运用有选择的明智方法。他保持从阿拉斯到拉巴塞运河的日旺希一带巨大中心设防区的强大实力，要塞包括便于防守的朗斯煤田重要地区和连同维米与洛雷特高地在内的大片居高临下地带。在设防区以北，防线不可避免地非常薄弱。英军58个步兵师中有46个师曾在索姆河作战，第5集团军各师正在改组，不宜开入战线。为了把守拉巴塞运河与伊普尔运河之间4万码的防线，黑格只能提供6个师；每个师必须铺开守卫7000码的阵地——就是说，铺开得比第5集团军各师在3月21日以前的防守面更宽；而且几乎所有部队前两周在索姆河的战斗中都遭受了十分严重的损失。因而在德军打击来到前的危急形势下，甚至连这些不稳定的部署都无法完成，所以在新沙佩勒的差不多1万码防线目前由葡萄牙军4个旅组成的一个师防守。
鲁登道夫袭击的目标正是这一段裸露的防线；时间是英军原定用两个师替换葡军的前一天。到4月3日，德第6集团军得到17个师的增援，第4集团军也增加了4个师。德第6集团军准备进攻阿兹布鲁克和凯默尔外边的高地，第4集团军准备进行支援并扩大战果。阿尔芒蒂耶尔镇，因为遭7日夜开始的毒气弹轰击，毒气弥漫，成为无法穿越的地区；德军北翼因此受到保护，在一条11英里的战线上德军10个师向葡萄牙第2师和该师两侧的英军第40师与55师挺进。不少于7个师的德军猛攻葡萄牙军4个旅，葡军立即溃不成军。其侧翼因葡萄牙军溃败而暴露，也很快被压倒。浓雾遮掩了部署在防线后面纵深处的英军机枪掩体。在德军推进的两个小时以内，我防线被打开了1.5万码以上的缺口，通过缺口大量德军像潮水般涌入。组成英军后备部队的第50师和51师，战斗刚一开始便退向利斯河与拉韦河交汇处第二道防线的指定阵地，但是德军突破非常突然，德军推进强度又猛烈，造成葡军撤退的人流普遍的大混乱，因而阻碍英军完全占领事先准备的阵地。他们迅速对数量占绝对优势的敌人展开运动战。经过一天的激战之后，德军抵达了原来防线后面5公里处埃斯泰尔的郊外；英军5个师的余部在这四面受敌的小块地区周围，奋力构筑并守住一道防线，对付全部投入战斗的德军16个师。
10日早晨天明，德军第4集团军向阿尔芒蒂耶以北4英里长防线发动了第二次猛攻浪潮。这一阶段进攻的时间定在主攻发动24小时以后开始，有充分理由预期在这个地段的英军后备军此时已进入初次战斗。事实上已有4个旅被转移；因此，德军5个师的全部力量压向了我第19师和第25师的5个旅，这5个旅后面只有第29师所剩的一个旅作后备。敌人的进攻获得成功，我防线被突破。“塞子街”村，梅西讷的大部分和维查埃特山脊的山顶，到中午都落入了敌人之手。第34师处于被隔绝在阿尔芒蒂耶尔周围的极大危险中；到10日晚，德军实际上已主宰或可能主宰从维查埃特到日旺希整个英军防御系统。白天，莱斯特朗和埃斯泰尔都已被攻占；夜间，英军8个师的幸存者还据守着一条30英里临时建立的防线，死死抓住德军27个师，德军实际上有21个师参加战斗。第34师于夜间从阿尔芒蒂耶尔突围，凭智谋技巧才逃脱了敌人迅速合拢的夹击。
但是遭攻击的防线虽然大部分严重受损，防线的两翼仍把守得非常牢固。兰开夏师即第55师，在日旺希和费斯蒂贝尔建立起完整的防御工事和组织，在连续七天中打退敌人的每一次进攻，自己损失3000人，俘敌900人。在敌军进攻的北冀，据守的是第9苏格兰师，在3月21日早上该师据守尼尔留巍然不动。它在那次大会战中进行了最杰出和成功的战斗，官兵损失5000余名，但随后迅速得到了新兵补充，该师被送往据信是一个安静的地方进行休整。向南的整个防线被击破，其右翼向后退，经过重组的南非旅，于10日下午4时将德军逐出了梅西讷山顶。敌人企图将该师赶出它已经牢牢钉住的阵地的一切努力均告失败。因此这几个支撑点岿然不动，虽然它们之间的防护墙被完全摧毁。整个防线的安全和战斗的最终结局毫无疑问地取决于这个实际状况。
图38、进攻利斯和凯默尔：进攻利斯1918年4月9—18日；进攻凯默尔4月23—29日。
——，4月9日德军前进线；--------，4月10日德军前进线；—·—·，4月12日德军前进线；Armeintieres，阿尔芒蒂耶尔；Bailleul，巴约勒；Beigians，比利时军；Bethune，贝蒂纳；Cassel，卡塞勒；Dixmuide，迪克斯迈德；Estaires，埃斯奉尔；Festubert，费斯蒂贝尔；First Army(Home)，英军第1集团军(霍恩部)；German Fourth Army，德军第4集团军；German Sixth Amly，德军第6集团军；Givenchy，日旺希；Hazebrouck，阿兹布鲁克；Hollebeke，霍勒贝克；Kemmel，凯默尔；La Bassee，拉巴塞；La Bassee Canal，拉巴塞运河；Merville，梅维尔；Messines，梅西讷；Miles，英里；Neuve Chapelle，新沙佩勒；Neuve Eglise，新埃格利斯；Nieppe，涅普；Orginal Front，原来防线；Ploegsteert，普卢赫斯泰尔特；Popering，波珀灵厄；Portuguese 2nd Division，葡萄牙军第2师；R.Lawe，拉韦河；R.Lys，利斯河；Second Army(Plumer)，英军第2集团军(普卢默部)；Wervicq，韦尔菲克；Wytschaete，维查埃特；Ypres，伊普尔；Yser，伊塞尔河；Yser Canal，伊塞尔运河
11日，敌人第6集团军和第4集团军的战线联成一体，继续向四面八方扩展他的侵袭，只是在两翼他们无法拓宽。村庄和城镇纷纷落入敌人之手，三年多以来这些村镇一直是英军的驻屯处，它们的名字和艰苦赢得的胜利密切相联。梅维尔、涅普和梅西讷的其余部分先后失守。随着战线的拓展，敌人能部署更多的师，于是增加了进攻的强度，并向我薄弱而不稳定的防线延伸。4月10日和11日整整两天，我第50师和51师沿2万码不断变动后缩的防线与德军7个多师坚持殊死战斗。
到这天战斗结束时，德军战线在原英军阵地形成了一个15公里深64公里宽的突出部。与此同时，各增援部队步行、乘汽车和火车急匆匆来到战场。我第29师余部开始抵达受攻击的北部防线；第4师、第5师、第31师(包括第4警卫旅)、第33师、第61师和第1澳大利亚师，全都赶往南部防区。阵地寸土必争，在夜以继日的短兵相接中，德军遭受的损失，正如他们的参战人数一样，至少两倍于英军。一场名副其实的消耗战终于在这里展开，它充满危险和痛苦，很少为人所知。
德军突击的初始成功超过了鲁登道夫的预期，在战斗的头48小时内，他下定决心扩大进攻的规模，全力以赴攻击英吉利海峡各港口。从4月12日起，德后备军大量投入战斗。两位德国陆军司令夸斯特和西克斯特·冯·阿尔尼姆得到鼓励，从北方的主要集中地自由地进入战场。开始时为了在亚眠前线吸引协约国后备军而进行的利斯河佯攻战，现在演变成了头等重要的战争。
02.
无论是从一般的观点还是从英国人的观点看，同样认为4月12日或许是继马恩河战役以后的战争高潮。看来德军已经下定决心，用他们的命运和重新集结的优势作睹注要置英军于死地。他们在20天内把近90个师投入三大会战，对付一支计算起来不超过58个师的军队，而这些师中近半数又被牵制在未遭攻击的战线上。凭借在攻击区人数三比一且往往四比一的优势，凭借训练有素的突击部队，凭借使用机枪和迫击炮方法，凭借超乎寻常的技巧和冒险精神，凭借他们新的渗透战法，凭借其极具杀伤力的芥子气，凭借可怕的大炮和强大的军事科学，德军极可能成功。在英军司令部看来，法军似乎陷入了麻木和被动，从尼韦勒导致的灾难以来，他们一直在全力对付背叛和小心地使用剩下的人力物力。除了“预先约定的”冬季马尔迈松之战和行动迟缓的有限的几个师在3月21日后的阶段参加索姆河以南的军事行动之外，他们在将近9个月的时间里仅仅进行了一般的壕堑战。在此期间，数量少得多的英军几乎在不停地作战，在共同事业中作出聪明或愚蠢的牺牲，且不说1917年长时间的阿拉斯—梅西讷攻势，在帕森达勒悲剧中40余万人的损失，现在又在鲁登道夫的无情重锤下又损失了近30万人。就是这支军队遭受可怕的损失，流尽鲜血，它的团级军官伤亡数以万计，它的炮兵连和战斗营补充了一批又一批的新兵，新兵们还没来得及认识军官和互相认识之前就投入战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胆大妄为的德意志帝国聚集起来的巨大力量现在衰减了。
此外，让出阵地不能缓和敌人的冲击或自己获得喘息空间。道格拉斯·黑格爵士找不到像“矮子国王”大退却那样的策略。到处都可以放弃数公里。帕森达勒战役以高昂代价取得的阵地可以放弃并由此获得些许轻松。伊普尔战役的最后办法是任它去。但是在亚眠的前面，在阿拉斯的前面，在贝蒂讷的前面，在阿兹布鲁克的前面，他们必须存亡与共。因此，12日早晨，这位通常非常克制的而且一直反应冷谈的总司令，向他的部队发布了当日的命令：“我们除了决一雌雄没有其它的路可走。每个阵地必须坚守到最后一个人。绝不允许退却。我们已经没有退路，我们坚信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我们每个人必须战斗到底。”于是英军远征军各部队全体将士已经作好准备：不成功，则成仁。
战斗在继续。增援部队堵住了战线上不断被撕开的缺口。整连、整营甚至整旅的部队在坚守的阵地上被消灭。坚定、无情、爱冒险的鲁登道夫加大了他的赌注。越来越多的德国后备军投入进攻。大炮的隆隆吼声回荡在佛兰德的上空并传到了海峡的彼岸。但是什么力量也动摇不了右翼的第55师和左翼的第9师。整个12日和13日可以辨认出澳大利亚军来到了，接着是第4警卫旅，他们的英勇气慨阻挡通往阿兹布鲁克的道路。各战斗单位和编队在战线上互相混杂，以致在巴约勒一阿尔芒蒂耶尔公路上，四年前还是陆军少尉的维多利亚勋章获得者弗赖伯格发现，在他据守的4000码防线上有来自四个不同的师的人员，由两个师炮兵队的余部掩护，他们都是随战线后撤的。新埃格利斯失守了，接着是巴约勒和梅泰朗，在强大的压力下，防线向后弯曲，但是没有破裂。17日，当德军8个师——其中7个师是新调来的——对著名的凯默尔山的进攻被猛烈击退时，利斯河之战的危机就过去了。总司令的命令得到了严格而忠实的执行。
03.
甚至在利斯河之战开始之前，道格拉斯·黑格爵士就坚信鲁登道夫有意对英军进行猛烈攻击。于是他向福煦求援。
他请求最高统帅刻不容缓地采取以下三项措施之一，即：
“(1)在随后五、六天之内出动法军进行一次进攻，其规模要足以吸住敌人的后备军；或者
(2)替换索姆河以南的英军部队(共计4个师)；或者
(3)在圣波勒邻近布置法军4个师的部队，作为英军防线的后备军。”
战斗开始之后他于10日再次写道：“毫无疑问敌人将继续对他的部队进行打击直到他们精疲力尽。至关重要的是法军应该立即采取步骤，减轻英军防线某些部分的压力，并在战斗中发挥积极作用。”
他在11日和14日再三重申了自己的请求。15日他最后写下自己的意见：
“最高统帅作出的部署不足以应付军事形势。”
为了更坚决地达到自己的要求，同时又维护与最高司令的良好关系，黑格早在4月10日挑选了在利斯河战斗中实际指挥英军第15军的杜·坎将军，派遣他常驻福煦司令部，作为高级“中间人”或联络官。
这些要求使福煦感到非常痛苦。他原来的意图是要聚集并节约使用他的后备军。他认为，对后备军行使控制权，就是总司令在防御战中的主要职能。已经列入损失项下的10个英军师必定缩减到只剩下骨干队伍，它们的幸存者将被用作其他部队的增援力量。他问，这些师什么时候能够重建起来？当战斗的危机过去后，英国人不会把疲惫的英军各师“转移”到法军防线的平静区段去吗？这些反要求完全与英军投身拼死战斗的情况不和谐。4月14日在阿布维尔举行的会议上，福煦与黑格之间发生了令人痛苦的意见分歧，米尔纳勋爵出席了这次会议。福煦的见解是他所称的“北方的战斗”在慢慢平息，他的后备军放置在合适的地方既可介入佛兰德之战，也可介入阿拉斯—亚眠—蒙迪迪耶之战；他预计这场战争将会随时重新爆发。他的态度激起了英方代表的忿懑，双方达不成协议。他曾于1914年在伊普尔见过英国第一军团的战斗；英军只要坚决号召，他们就能经得起任何考验，留给他难以磨灭的印象。
积聚他的后备部队和要求协约国军各部分最充分发挥它们的力量无疑是福煦的职责；但是至少他关于“北方的战斗在慢慢平息”的判断是不成熟的，他也没有任何权利指望极度受压的英军部队在即将发生的战事中再作激烈的抵抗。福煦所说的在一次战斗中绝不替换部队的理论可能适用于为时两三天的战斗；但是延长到数周的战斗就不适合这样的规律了。一个师战斗到某一点之后，如果不予替换，就会因大量伤亡和与前来支援他们的部队混合而消失；而在许多天无休止的危险恐惧和震荡中的个别幸存者，即使没有受到真枪实弹的伤害，也会变得失去知觉和感觉。
依靠他们的创议福煦才上升到掌握最高控制权的，英国政府和司令部，已经不相信他运用他权力的作用。然而必须承认的是，福煦已由事实证明是正确的，因为英军在实际无援的情况下抵抗了猛烈的攻击，使德军的冲击力逐渐消失。福煦迫于压力缓慢而勉强地拿出他的小部分后备部队，4月18日从北方法国抽调由5个步兵师和3个骑兵师组成的一支特遣队接收巴约勒—维查埃特防线。但是这些军队甚至到达战场以后，还是慢条斯理地进入防线。这支法国部队最后增加到9个步兵师。但是不到那时危机已经过去。
04.
但是持久战中，敌人的强大和我军处境的明显危险，迫使我们作最严峻的深思：假如德军继续用全力撕裂我们的咽喉，假如他们使我军失去战斗力，假如紧张的防线崩溃或者被不可抗拒的大潮冲得停不住脚！无论如何还有“水上防线”存在。前哨防线从敦刻尔克往后撤到第二道防线或主要防线；这条防线沿阿河河流建设，自格拉沃利讷经圣奥梅尔至圣沃南。沿这条防线构筑了大量的工事；之所以称它为“水上防线”，是因为大部分大水泛滥区在防守中可发挥作用。这条防线可以缩短战线，因而起很大的缓解作用，但是它也意味着敦刻尔克的丢失和加来受敌人的持续炮轰。这两个港口对我军接收供应品起显著的作用，一旦这两个港口失守，将产生影响深远的限制和混乱。
甚至更加暗谈的前景即将来临。假定我们不得不在放弃海峡港口或与法军主力分离两者之间作出选择。在前一种情况下，我们将失去最优良和最接近的交通路线，那末我们在成功开辟其它基地之前必须完全依靠阿夫雷港。我们的全部计划将顷刻化为乌有。我深感忧虑，在这种情况实际落到我们头上之前，应该冷静地加以探索研究。
5月1日和2日在阿布维尔举行的最高军事会议上，把这个问题向福煦提了出来。威尔逊和黑格都觉得必须由最高总司令作出决定，以便做好预防准备。英帝国参谋长劝告英国政府代表坚持要求有一个答复。能够引导福煦答应的最大可能是保持两军的联系比保有海峡港口更加重要。但是他又坚定地回到了他的主要论点：“我的意思是为保住两者而战，因此，在我被打败之前不能产生这个问题。两者我一个也绝不放弃。”“两者都不放弃。其它地方也要坚持。”他冒险把大部分希望寄托在英军的持久力上。但是他没有失望。
25日发生了一起不幸事件。自18日起部署在我防线后面的法军几个师接防了防线的一部分，他们密集地据守这部分防线，每师负担的不超过3000码。在这个防区内，法军第28师据守极其重要的斯海彭贝格高地和凯默尔山，后者由第99团的一个营防守。拂晓，德军的大炮和迫击炮发射高爆炸力炮弹和毒气弹，以惊人密度向这座山和环山脚的战壕进行轰击。据说法军的防毒面具只有部分防毒气作用。不管是什么原因，据守该山两侧的法军部队，在击退三次步兵进攻并遭受沉重损失之后放弃阵地，到清晨七时飞奔后撤。他们的撤退给据守山顶的部队，包括我们自己的迫击炮队和重炮连处于孤立。同样的命运落到据守法军左面战壕的一旅英军身上。他们受到从侧面来的攻击，全体官兵非死即俘。要不是紧邻的苏格兰高地旅迅速连续缩回它的右翼并组成一个防守侧冀，灾难很可能进一步恶化。
毫无疑问，从3月21日开始的战斗期间，法军和英军指挥部间的关系因从不高度欣赏彼此的军事素质而引人注目。法军参谋部认为，英军的失败引起共同防线的巨大灾难，他们公开表示英军的素质在这个时期表现平平。另一方面，英军觉得他们在可怕紧张形势下得到的援助，不但杯水车薪而且姗姗来迟；法军的解困部队刚进入战斗，随后几乎总是进一步撤退。博拉斯顿上校举出几个联合进攻的例子，在这些进攻中，虽然英军已经投入战斗，但因法军一些师按兵不动而失败。
他还记录下一个奇特的事情，我本人就是这件事的目击者。4月29日10时许，我正和道格拉斯·黑格爵士同进早餐。赫伯特·劳伦斯爵士，他的参谋长和两三名侍从武官来到。总司令刚坐下准备喝咖啡，下面这样一份电报送到他的手中：“指挥官将军：法军第39师报告，毫无疑问敌人已占领蒙特鲁日和蒙维代内。斯海彭贝格右侧的部队遭受重创。……据报，敌人正在斯海彭贝格和蒙特鲁日之间推进。”与此同时又从普吕梅传来证实上述报告的电报，请求参谋长立即赶往第2集团军指挥部。已经没有任何后备部队可供调遣，如果消息属实就意味着问题严峻。大家迅速离开餐厅。黑格回到办公室，认为，“形势绝不会像第一个报告表明的那样糟糕。”劳伦斯驱车离去。
我想我要去亲自看看发生了什么，于是乘车来到亚历山大·戈德利爵士那个军的防区，这里是离报告所说的突破口最近的地方。猛烈炮声不绝于耳；但是在军指挥部人人满面笑容，法军司令打来电话说，上个报告完全是一个错误，根本没有发生重大事情。偶尔难免出现此类意外事情。但这也说明了法军和英军指挥官们在那些艰难时期所处的紧张状态。
无论如何，对英军指挥部来说最坏的时刻已经过去，虽然他们还不知道这一点；剩下的战争时间包含着杀戮和艰辛，但对他们来说充满了希望和胜利。占领凯默尔山是德军在这次战斗中取得的最后成就。令人震惊的是，付出如此高昂代价获得如此巨大战果之后，他们并没有利用这一战果。决定是由鲁登道夫作出的。被法军缴获的德军第4集团军从4月9日至30日期间的实战日志和档案显示，迄今一直督促该集团军参谋部竭力争取胜利的鲁登道夫却建议他们坚定止步，准备迎战英军的反攻。“鉴于防守的巩固，”鲁登道夫写道，“应该考虑进攻是否应该中止还是继续。”对此，第4集团军参谋长冯·洛斯贝格将军答复说，“我部队在进攻战场处处遭遇巧妙纵深布置的坚强防御，且因大量机枪掩体特别难以克服。……靠我们的现有兵力，军事行动没有成功的机会。最好中止进攻。”鲁登道夫表示同意。顽强的防御在遭受最危险的创伤的时刻取得成功。
英、德两军最激烈和紧张的搏斗就此告终。从3月21日到4月底的40天里，德军主力不停地一心一意打击和毁灭英军。德军120个师反复攻击英军58个师，突破其防线，多次取得巨大胜利，缴获1000余门大炮，俘虏7—8万人。在这40天内，英军军官2161人阵亡，8619人受伤，4023人失踪或被俘；士兵25976人阵亡，172719人受伤，89380人失踪或被俘，总计损失军官14803人，士兵288066人①。这个数字占道格拉斯·黑格爵士3月21日前指挥的英军战斗部队总人数的四分之一强。但是，在这么短的期间内，在相对小的军事机体内，集中这么可怕的损失，并没有压倒英军的有生力量。没有从它的手中夺走一个关键性阵地；没有使部队和它的领导人陷于沮丧。军事机器在继续运作，士兵在继续战斗，他们顽强勇敢地战斗；无论他们自己的命运如何，毫不怀疑英国将一如既往胜利地度过难关。由于他们在每个地方顽强机智的抵抗，由于无数小单位默默无闻地战斗到全体阵亡，所以英军给德军造成的损失比自己遭受的更大，在战争的这个时间德军遭受了无法补救的损失，超过了德军一开始为争取胜利所作最大努力而遭受的损失，为过份疲惫的德国人民敲响了丧钟。在这相同的40天内，德军在与英军的作战中军官死亡3075人，受伤9305人，失踪或被俘427人；士兵死亡53564人，受伤242881人，失踪或被俘39517人；总计损失军官12807人，士兵335962人。向前推进的军队收集战俘和失踪人员的规模总是远远超过退却的对手。这些被切断退路的部队是撤退付出的沉重代价，他们对防守部队来说是永久性损失。但是如果不计这些，从两方数字中都减去失踪和战俘人员，那末实际情形是，英军在这些战斗中击毙击伤德军308825人，付出的代价为209446人；简而言之，德军与英军伤亡人数之比为3：2。
现在该轮到我们的盟友了。我们遭受的连续沉重打击很快落到了法军的头上。如果我们事先知道他们将经受的折磨，我们就应该感谢他们培育、保护和保留了用于打击的力量。
————————————
①《军事努力》(Military Effort)，第362页。


地球人都知道，只有中國大陸人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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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章、舍曼代达姆岭的突然袭击
01.
4
月底，当北方的战斗渐渐平息的时候，鲁登道夫发现自己面对的敌军部队太多，于是把目光投向别的地方。他写道①，“最有利的军事行动本身就是继续向据守伊普尔和巴约勒的英军发动进攻。……我们能在这里再次发动进攻之前，敌人必须变得较弱，而我们的交通状况必须得到改善。”因此，他放弃了德军从3月21日起一直争取达到的所有决定性战略目标。他首先放弃击破自阿拉斯向北的英军防线和彻底打败英军，转而争取达到占领亚眠并分隔英军和法军这个较明确但同样重要的目标。作出了这个决定后，他在北方发起攻击，以便从亚眠战场吸引英军后备部队。但是作为佯攻开始的利斯河之战，已经获得虽较小、但仍是巨大的海峡北部港口的战利品。现在他必须放弃这些战利品；他的战略野心，已经三度缩减，此后必须降到更低水平。德军1918年的第4次攻击战，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争取局部胜利，它除了起到从重要战线上转移协约国军的作用外，不可能有重大的战略价值。
福煦元帅以准确的目光看到了战事重大而简单的性质。他没有被掩盖关键问题的大量极重要的、但并不相关的见解所蒙蔽，他按照问题重要性的真实次序，排列协约国军的战略需要。在这些需要中无与伦比的第一项是法、英军队的团结；第二项是保护海峡港口；第三项是是保卫巴黎，尽管这个安排并不是最为决定性的。另一方面，贝当不止一次表明，他的评估与此迥然不同。贝当在3月24日晚上在杜朗会议上的态度是确切的证明，他认为巴黎失守比切断法军和英军之间的联系是更大的不幸。我们以后将看到这一错误的更显著的例子。一位如此杰出军人的这种错误只能归因于情绪的干扰。巴黎有可能在1918年6月被德军占领，但不会阻止11月同盟国的崩溃。但是海峡港口的失守及随之而来英国军事努力的减半，将意味另一年的战争，而英军和法军的隔离，可能很容易导致他们最终的彻底失败。所幸福煦正确的判断力冲破了虚假表象的迷雾。从掌握最高指挥权的时刻起，他就与英军的观点完全协调一致，坚定不移地聚集后备部队，保护英军和法军的结合部。在他的身后，持有共识的克列孟梭在必要的时刻宣布：“我将在巴黎前方战斗，我将在巴黎城内战斗，巴黎失守了我仍将战斗。”这些杰出人物能使自己的思想超越心中最珍贵的诱惑，因此，我们看清了真理的灯塔，找到了安全的航道。
02.
根据福煦的决定把后备部队集结在佛兰德以及贡比涅与亚眠之间，那片危险的裸露地段必须由战线的其它重要部分接防。贝当和法军司令部眼看法军众多战斗师向北调动深感不安。贝当事实上作顽强努力要想留下最后一批部队，但福煦坚持全部北调。这样，当利斯河之战以僵持告终时，鲁登道夫发现他没有可能重开亚眠之战。他已经承担保住两大突出部的责任，这两个突出部是他为此次战役集结优势后备部队，以沉重增援力量为代价才夺取的。在这两大突出部，他面对强大的抵抗无法前进，他又不愿意从这两处后撤，唯恐动摇人们对德国光辉的、但他深知已经脆弱的信心。对德军部队来说，这两个突出部各有其特别不利的一面。在索姆河地区，他们被迫住在他们自己摧毁的荒野中，而交通情况虽有所改善，但仍不可能发动最有力的攻势。在巴约勒突出部，条件更糟糕得多。它的面积较小，因而在那里安顿更加困苦。四周的英军炮兵部队对整个占领地区居高临下，这些炮兵部队有源源不断的弹药供应和新炮补充，日夜从三个方向对这个德军突出部射击。在这个大锅里，德军近20个师必须不断付出高昂代价才能维持下去；而这笔代价很快消蚀他们的后备部队。
鲁登道夫一定是怀着暗淡的疑虑选择下一个进攻点。从表面看几乎一切进展顺利，实际上全部失败。但是雄心勃勃的复仇的靠山依然存在。手中还有大量的人力物力。还可以赢得令人眼花缭乱的胜利，尽管这种胜利最终毫无用处，但仍能维持越来越大的成功幻想。早在4月17日，德国皇太子的集团军群奉紧急命令准备进攻舍曼代达姆岭，目的是在苏瓦松和兰斯之间实现突破。以常规的、彻底和科学的方式并采取空前保密的手段进行了布置。德国第7和第1集团军集结29个师投入战斗，部署的炮队不少于1158个，时间定在5月27日凌晨2点。
福煦和贝当一样知道，德国皇太子的聪明部署将使法军容易遭受损失，但是两位将军在整个5月期间都不能预见打击将落在何处。人们一直归咎于法军第6集团军的参谋部。集团军司令迪谢纳将军的暴躁性格使下属失去信心并对他疏远，军事机构内部摩擦常有发生。②在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应该齐心努力，不惜代价地到处采取突然袭击，突破敌人的屏幕蔽障，以获取必不可少的情报。但是不论第6集团军还是沿法军防线其它地方都未能成功地做好这个工作。法军4个师据守在舍曼代达姆岭防线，另有4个师在埃纳河后面作为后备部队。在它们右边是英军第9军团，由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戈登爵士指挥，包括据守防线的3个师(第21师、第8师和第50师)，还有作为后备的第25师，都已经在北方战斗中严重受损。按照福煦的诚挚希望，把这些师团派往法军称为战线上最平静的区域以便修整，补充新兵。英军总指挥部送来正式警告说，敌人已经向埃纳河防线发动进攻，对此，法军第6集团军参谋部的反应是，5月25日上午发表的声明：“我们认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敌人已经作好准备，使他们能在明天发起进攻。”
随后发生的事件激动人心。26日拂晓，法军抓获两名德军战俘。其中一名列兵，另一名是候补军官，分属于耶格尔的两个团。在解押前往师指挥部途中，两名俘虏开始和法军交谈。那个列兵说德军将发动一场进攻，而那名军官却否认了列兵的话。抵达军部情报中心后，俘虏分开受到审讯。首先审问军官，此人口若悬河，并声明说德军没有打算向这里的防线发起进攻。对列兵的审问随后进行。他说士兵们相信他们将在当晚或第二天晚上发动进攻，但日期他说不准。进一步追问之下，他说已经分发了弹药和手榴弹，但是还没有发放战地紧急口粮。他上一天在营房附近看见属于警卫团的一些士兵。他就知道这么多。于是再次召来那名军官。告诉他，战争法绝不强迫他说话，但是他已自愿地说了些话，对这些话他要承担责任，提供假情报就是间谍行为。听到这番话，他显然乱了方寸；在压力下，他终于吐露了有关进攻的最完整细节，进攻就在第二天。此时时间已经是26日下午3点。警报发出，战斗部队进入战斗阵地。
皮埃尔弗描述了远在普罗万的贝当和法军指挥部参谋们经受的可怕时刻③。他们知道肯定有一场巨大灾难；他们知道数日之内不可能有增援部队抵达战场，而且此后更长的期间内平均每天也只有两个师赶到。此时，什么人都无能为力。他们整夜坐在寂静的办公室内，等候在即将降临的打击下的屈服，无法抗拒部队注定要接受的另一种形式的磨难。第二天凌晨1时，德军的排炮倾泄在30公里的防线上，3个小时以后，敌人18个师扑向法军4个师和英军正在整休的3个师。尽管我阵地上的部队早已警惕，但敌人的战略突袭是全面和压倒性的。
“在3个半小时的大炮和迫击炮准备性轰击之后，”德国皇太子写道，④“各战斗师向舍曼代达姆岭潮水般涌去。……据守阵地的少数敌人部队——战壕中6个法军师和3个英军师——被打垮，我军一鼓作气攻到舍曼代达姆岭和埃纳—马恩运河。早在当日下午我先头部队已越过埃纳河。到傍晚第3集团军的主力已经攻抵菲姆两侧的韦勒河。一天之内突破了纵深20公里。第7集团军左翼还越过埃纳—马恩运河。”
图39、对舍曼代达姆岭的突然袭击，1918年5月22日
Ailette，艾莱特河；Albed Front Line，协约国军防线；Ardre，阿德尔；Barisis，巴里西；Berru，贝吕；Berry au Bac，贝里欧巴克；Betheny，贝特尼；Bourgogne，勃艮第；Braine，布赖讷；British，英军；Carlepan，卡勒蓬；Chateau Thierry，蒂耶里堡；Chatillon，沙蒂永；Chauny，绍尼；Chavignon，沙维尼翁；Chemin des Dames，舍曼代达姆岭；Chezy en Orxsis，谢济昂奥克斯西；Conde，孔代；Cormicy，科尔米西；Covoy le Chateau，科瓦堡；Craonne，克拉奥讷；Cuts，屈茨；Dormans，多尔芒；Fese en Tardenois，费尔昂塔德努瓦；Fismes，菲姆；Forest of Retz，雷斯森林；Forest of Rheims，兰斯森林；French，法军；German Line，德军防线；Juvancourt，瑞万库尔；La Villeaux Boil，拉维洛布瓦；Laferte Milon，米隆堡；Laon，拉昂；Loivre，卢瓦夫；Lucy le Bocag，吕西勒博卡；Marest，马雷；Mateuil，马勒伊；Merancourt，梅朗库尔；Miles，英里；Montigny，蒙蒂尼；Neuilly St Front，讷伊圣弗龙；Noyon，努瓦永；Oulchy le Chateau，乌希堡；Ourca，乌尔卡；Paroy，帕鲁瓦；Pinon，皮农；Pontaver，蓬塔韦尔；Premontre，普雷蒙特勒；R.Aisne，埃纳河；R.Marne，马恩河；Rheims，兰斯；Sapigneul，萨皮尼厄；Scale，比例尺；Soissons，苏瓦松；Taissy，泰西；Vailly，瓦伊；Vaukaillon，武凯隆；Vesle，韦勒河；Vic，维克；Vierzy，维耶尔齐；Vine Donneng，维莱栋南格；Vine en Tardeneis，维莱昂塔德内；Villes Cotteres，维菜科特雷；Vrigny，弗里尼；Witty les Rheims，维特里莱兰斯。
据守防线的英军3个师和几乎立刻参战的25师进行了最顽强的防守，在它们的右翼是第45法国—阿尔及利亚师，它本身未遭攻击，因而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援。依赖这次抵抗，英军战线能在正面强大压力下后退，它的左翼继续处境危殆。后退的英军幸运地发现他们身后是多丘陵和多树林的乡村，在兰斯的西面，这种地形有助于退却战中的防守。英军第19师也幸运地抵达沙隆，稍事休整；第4天英军又开始坚守防线。英军第21师在这时候实际已被击溃，到6月1日英军全部5个师已经不及一个师的兵力。所有部队遭受的损失如同一个月以前在利斯河战斗中一样。许多营已经不复存在，大部分炮队连同他们的大炮在战场上被毁灭。不知情而又惧怕的法国村民们举行敌对的示威游行，攻击后撤部队。
与此同时，德军的攻击已经突破，完全击碎英军的左翼。迪谢纳将军的部下破坏埃纳河上桥梁的行动拖延太久，因此大部分桥梁完好无损地落到了入侵者手中。到6月2日，苏瓦松沦陷，德军抵达马恩河上的蒂耶里堡。
皮埃尔弗在感人的一段文章中描述了随即发生的事情。在普罗万与向莫及向库洛米耶防线之间的各条公路上突然开始被无尽头的美军人流堵塞。容光焕发的青年的人潮仿佛无穷无尽的，他们青春焕发，朝气蓬勃，给深陷窘境的法军的印象是奇妙的。这些年轻的美军都在20岁以上，几乎没有30出头；他们挤在卡车里一路上谈笑风生，以最大音量唱着新世界的歌曲，风风火火地来到腥风血雨的战场；法军司令部感受这些新生命的冲力而激动不已。“大家觉得，”皮埃尔弗写道，“他们正接受一次不可思议的输血手术。生命洪水般涌来，使4年以来遭受无数创伤耗尽力量的法兰西垂危的躯体复苏了。”的确，这种反应与事实达到了高度准确的一致。美军训练不足，组织欠完善，除了武器之外，只凭他们勇气、他们的数量和他们高贵的青春，他们准备以痛苦的代价获得他们的经验。但是他们已经为此作好了充分准备。
03.
舍曼代达姆岭之战造成的不幸，对改善英军和法军之间的关系产生了值得注意的效果。遭受了如此触目惊心的袭击，以及在一日之内退却20公里——创下了西线全部战斗的纪录——之后，法军再也没有理由保持那种优越感的姿态，这是他们从卡波雷托之战以后在意大利人面前和3月21日以后在英军面前都无法掩盖的。他们自鸣得意地认为，唯独法国陆军拥有的部队才能真正据守现代战争条件下的防线，直至轮到他们时才感到鲁登道夫攻势的威力。这样的幻景在德军的沉重打击下一扫而光。共同经历的深重磨难把协约国军比以前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同时，法军司令部对曾受命照管休整一段时间的英军5个师遭受的毁灭性损失深感悲痛。他们以慷慨激昂的语言颂赞这些军队的战斗成就。现在把有关集团军群司令迈斯特将军的一席话转述如后：“请允许我完全用英语讲话。当大量敌人似洪水般涌来时，你们以坚韧不拔的精神，成功地重组新的建制继续战斗，终于使我们能构筑起一条大坝，制服了这场洪水。所有亲眼目睹的法国人绝不会忘记这一成就。”⑤英军第45野战炮兵旅第2德文郡营和第5炮兵连，战斗到全体壮烈牺牲，被授予大战十字勋章，以示永久的纪念。
04.
由于德军向距巴黎不到100公里的蒂耶里堡的推进，我遇到几乎同我们在利斯河之战期间所碰到的一样严重而紧迫的问题。除了原有事务以外，我还负有飞机和各种航空物资的全部供应的责任。军需部就是一家大商场，空军部向它订购所需要的一切。在当时国务大臣威廉·韦尔爵士的令人值得怀疑的能力的指挥下，空军的需求大得骇人。我们发现，法国制造业拥有大量剩余能力。于是，我征得卢舍尔的同意，指示阿瑟·达卡姆爵士向法国大量订货。我们的订单最重要部分所依靠的法国工厂大多集中在巴黎周围。由于法国首都面临危险，必须精心计划，在必要时将这些工厂南迁，同时还要求作出正确的决断：在什么情况下和在什么时候将这些计划付诸实施。如果无缘无故搬迁，中断生产就无必要；如果延误太久，我们就不能把机器运走。在这些变幻无常的日子里，巴黎显得平静甚至宜人。德军的远程大炮，每半小时发射一批炮弹落在周围，实际上把几乎所有那些不太忙和不太穷的人都疏散了。白天这个城市空寂无人和令人惬意，而到了夜晚差不多总是有空袭的干扰。克列孟梭的精神主宰了整个都城。“我们正在让出土地，但是我们绝不会投降。只要共和国政府能担当得起它的任务，胜利就一定是我们的。
现在，鲁登道夫在协约国军防线上又夺得了第三个突出部。在所有三个突出部里的德军部队都感到惊恐不安，他们的交通条件极其恶劣，他们所处总的战略地位非常脆弱。看来，他们很可能试图咬掉或打击伸出在蒙迪迪耶和蒂耶里堡之间远到努瓦永的法军突出部，维莱科特雷周围的茂密森林区和在蒂耶里堡所有德军只有一条铁路线，这一事实使得他们不可能从东方发动进攻。贡比涅前面从蒙迪迪耶至努瓦永的防线，显然是最令德军感兴趣的。克列孟梭先生授权甚至敦促我奔赴各处，视察一切，并“告知劳合·乔治先生我们正在做什么。”此时正在举行协约国内部军需会议，在工作允许的条件下，我访问了亨伯特将军和德贝尼将军的部队，他们在等待预料中的袭击。这两位将军我都认识，对集团军群司令法约勒将军更为熟悉。从巴黎抵达前线不到三个小时，我最密切注意的是法军正在采用的经过改进的防守方法。现在已经没有任何重要目标供德军的炮轰。由精心隐蔽的互不相连的机枪掩体组成牢固的前哨防线，单独与敌人接触。在这些视死如归的部队(对于他们来说攻击即是毁灭)的后面是纵深3000—4000码的区域，这片区域里只有一些牢固据点，由较小的兵力据守。至少距敌人炮队7000码地方，法军步兵和炮兵才准备真正的抵抗。当人们见到所有防御工事和种种设施，见到主要防线到处布设的大量大炮和机枪，他们就会明白，只要远在前方顽强抵抗的哨站不被消灭，主要防线不可能遭到重炮轰击；看来可以相信，世界上没有什么军队能在一天之内攻占从前线到后方的整个阵地的。
6月8日夜间，我从贡比涅前面法军防线的中心地带走过。空气中有战斗的预兆。所有警报都已经发出，全体官兵各就其位。白天十分平静，甚至大炮的轰击没有搅乱夏夜的芬芳。等待再一次死亡打击的法军战士显得镇静、勇敢甚至愉快。到第二天夜晚，他们带我巡视过的所有阵地都落入了德军之手，和我交谈过的那些人大多数已阵亡或者被俘。
图40、努瓦永战役，1918年6月
Arondt，阿龙德；Belloy，贝卢瓦；Cambronnt，康布龙；Candor，康多；Cantigny，康蒂尼；Carlepont，卡勒蓬；Colvre，科尔韦；Compiegne，贡比涅；Cuts，屈茨；Faveralle，法韦拉勒；Ferries，费里耶尔；Final German Line，德军最后防线；Fontaine，方丹；Fontenoy，方特努瓦；Forest of Laigue，莱格森林；German Line 9.6.18，德军防线6月9日18点；Gournay，古尔奈；La Candonnois，拉康多努瓦；Lagny，拉尼；Lassigny，拉西尼；Mery，梅里；Miles，英里；Montdidier，蒙迪迪耶；Morsain，莫尔桑；Noyon，努瓦永；Oise，瓦兹河；R.Aisne，埃纳河；Ressons，雷松；Rollot，罗洛；Roye sur Mall，鲁瓦—叙—马尔；Salency，萨朗西；Scale，比例尺；Thiescourt，蒂埃斯库尔；Tilloloy，蒂洛卢瓦；Tracy，特拉西；Tricot，特里科；Vic，维克；Ville，维莱；Wacquemoulin，瓦凯穆兰。
9日清晨，德军第18集团军开始了他们所谓的努瓦永战役；与此同时，德军第7集团军进攻苏瓦松西南。因此，整个受威胁的前线成为火海。整个进攻总共只持续了2天。德军穿入纵深15公里，登上了贡比涅前面的高地。但是法军的防守方法使敌人遭受了沉重损失，利用阵地的巧妙灵活性减少了法军的伤亡。从11日起，法约勒开始发动精心准备的大兵团反攻，尤其是朝梅里方向的反攻。这些反攻持续了12日和13日两天，不过，鲁登道夫在11日已经感到力不从心。他说⑥，“由于敌人部队大量集结，总司令部命令第18集团军于11日停止进攻，以避免伤亡。显而易见，由第7集团军在同时开始的向苏瓦松西南的进攻将无法取得突破。第18集团军的行动并没有改变战略形势，……也没有提供任何新的战术资料。”
这一年迄今为止，协约国军经历的只是蜷缩。对德国的军事力量大家都感到有沉重压力。这个魔鬼似乎有无尽资源、不倦力量和不畏刀枪，甚至最大规模的杀戮也未能予以遏制，与魔鬼搏斗的感觉在脑子里总是拂之不去。谁也不指望战争会有迅速的结果。连私下里的交谈中也严格地排除这样的想法，即战争能够以德国的彻底失败而告终。所有上层人士都决心战斗到胜利；怀有纯朴信念的普通士兵们认为，这是理所当然的结局。鲁登道夫说⑦，“我们的两次大进攻没有取得问题最终的解决，这肯定是令人沮丧的。两次大进攻取得了胜利，那是显然的。……但幻想破灭了，其有害作用因我们当时思想状态无法加以克服的事实而成倍地扩大了。”德军的两次大进攻并不是胜利，它们只是告示牌上的布告。在已进行的五大战役中，针对英军的前三次战役，没有达到德军旨在逐步削弱我军力量的战略结果。针对法军的第四次是一个局部胜利，很引人注目，但毫无战略性后果；最后一次即努瓦永战役，是非常明显的半途而废。最大的攻势陷入了困境。6月11日法军防线在战争中建立的里程碑完全像4月12日与英军在战争中建立的一模一样。在德军一方，尽管取得了令人激动的胜利，但一切都是“幻想的破灭”。在协约国军的防线后面，尽管备尝痛苦，但信心的基础坚不可摧。
这3个月的不停战斗，实际上经历了战略平衡的深刻转变。德军的主力深深卷入战斗之中。发动巨大攻势必须具备最重要的突然袭击性质，必须在战线的不同部分，具有同时准备发动四五处最大强度进攻的力量。这对3月21日以前的协约国曾是制约因素；但是现在大部分制约因素已经消除。鲁登道夫可利用的剩余可能性受到限制，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出现限定界线。他的军需储备不多，而我们的储备越来越充足。
军队人数的平衡有重大转变。在5个星期的激战中，英军实际上毙、伤或俘虏德军40万人；而自己的人员物资损失，由于政府的努力，得到了补充而有余。的确，我军到6月底时在人力上比3月21日前夕稍微强大。从意大利、从萨洛尼卡、从埃及抽回好几个师。陆军部克服了长期对敌人入侵的荒谬担忧，从本土派出大量部队。超龄人员组成定点师把守壕堑防线。当时机来到时，证明他们不但能防御而且能进攻。道格拉斯·黑格爵士清醒地意识到力量的持续增长.正如后来的事实证明，他对这方面估计的能力比任何人都强。
法国的人力物力，在大战之初虽经过度消耗，但后来几年里受到刻意保护，现在已足以进行最后的努力。在他们的身后，每日都在集结数以万计的美军。到此时为止，单是英国军用和商用船只，已把近75万美军运送到法国，没有因敌人的攻击造成一人伤亡。所有这些事实有力地证明对这一年战事胜利结束的信心是完全正确的，而下一年将是决定性的一年。
然而，5月27日以后，福煦元帅的个人地位并不是完全没有动摇。法国将转移法军后备部队去保护英军和法军结合部的主要责任归咎于他。最高统帅的任命是在面对许多强烈的和自然的反对中通过的。“统一指挥”和福煦亲自指挥前线的最初战果是一场惊人的灾难。到处都是不满和指责的强大潜流。英军认为自己在遭受严峻考验的时刻没有受到公正的对待。此外，疑虑是有合理根据的：福煦元帅与黑格或者贝当都不一样，他没有庞大的参谋机构供他调遣。他只通过他愉快地称之为“我的军人之家”的少数几个忠心的军官办事，他们在整个大战期同他荣辱与共。率领这批人的是一位年轻的将军名叫魏刚，此人举止机警慎重，沉默寡言，后来渐渐出名。这个人数极有限的小圈子能够向他们的首长提供无数浩繁的技术细节，这些细节是现代军队在作战之前必须掌握的，这样才能使首长在许多供选择方案中进行衡量和抉择，在当时仍是一个没有答案的问题。正是在这种考虑下产生了许多怀疑。尽管如此，福煦元帅把他的计划建立在战略真实的牢固基础之上，所以他的精神坚忍不拔。
————————————
①《我的战争回忆录》，第615页。
②要么脾气象熊一样暴躁，要么不停地吼叫，要么狂风暴雨般地训斥。紧接着满口的粗话，毫无理性。——皮埃尔弗，《总司令部》(G..Q.G.)第1部第2卷第178页。
③同上书，第1部，第2卷，第187页。
④《我的战争经历》，第318页。
⑤《道格拉斯·黑格的指挥》，第2卷。
⑥《我的战争回忆录》，第634页。
⑦同上书，第6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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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3章、形势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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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
继
努瓦永之战以后的一个月里，德国统治者面对一片令人沮丧的景象和日益加剧的听天由命之感，他们开始感到不寒而栗。在各国乃至全世界武装力量的强大联合中没有间隙、没有裂缝、没有隔阂，他们冷漠地注视着战线对面的德国及其同盟国。克列孟梭领导下的法国坚定不移。众所周知，英军在迅速地恢复无气，在劳合·乔治的领导下，整个帝国荡漾着加倍努力的呼声，美军越洋过海蜂踊而来。意大利在前一年冬天差不多将被消灭，但现在恢复了她的力量。与此同时，噩耗从各处向德军司令部纷至沓来。土耳其在垂死挣扎，不祥的沉寂笼罩了保加利亚。奥匈帝国正处在瓦解的边缘。德国海军中爆发了哗变。现在，勇敢的德国陆军本身、整个日耳曼国家生命的基础也显示出令人不安的种种征兆。德意志民族已经开始绝望，士兵们慢慢地显示出他们的郁郁寡欢。丑恶的事故时有发生。逃兵增多，度假士兵不愿意归队。俄国根据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释放的德军战俘回国前就传染上列宁病毒，他们当中大量人员拒绝再上前线。反对德军军官阶层无辜责备士兵的运动开始发展。由于军官对士兵刻苦和严格的日常训练，德军在各战线上的伤亡仅为协约国军的一半，但此刻军官再也不能保护自己不受指责：他们没有与士兵同受物质匮乏之苦。在3月和4月，英军的攻击加剧，从大战初的日子起德国第一次感到她惯于让别人遭受的那种迅速流尽鲜血的滋味。庞大的战争机器依旧服从于得势者的操纵，成千上万齿轮的牙齿，尽管有时摇动，并发出刺耳的声响，但仍保持无情的磨合。
鲁登道夫原来是一个大胆的赌徒，只要还有大笔赌注可赌的时候，他是不可能洗手不赌的。当时谁能说他是对是错？他无法断定：采取防守方针，实行战略大退却，不惜一切代价使得能在冬季进行谈判，会不会成为他惧怕的崩溃的信号。不，还是硬充好汉打到底为好。他聚集了再冒一次险的兵力。难道没有一次更好的机会？大胜法军，向巴黎挺进，然后，当协约国后备部队聚集防守巴黎时，出其不意地向右转进攻英军和海峡各港口。至少这些就是他的决定。
02.
德皇在兰斯大战期间的苦难经历，一直是一位著名的德国作家进行富于想象力的和启发性的研究主题①。情节限于战事发动到解决不到10天的时间内，他记载了皇帝每时每刻的行为和经历。作者以德国人的彻底性为主题写了500余张密排印刷页。皇帝专列驶抵道旁车站；与他的将军们举行最高军事巨头会议；兴登堡的庄严、恭敬、毫无表情，鲁登道夫全神贯注、讲话简练、态度保留，俨然是掌舵人——这些就是文章开端的画面。皇帝的服饰不再毕挺。这些人正在与恶运搏斗。他们不物色别人加入他们谈知心话的圈子。皇帝被合乎礼节地安置在树林里特地为他建造的高高木塔上，从木塔高出树梢的平台上，这位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将处在最有利的位置目睹可能发生的事件。他必须和最密切的扈从在这里栖身6整天；双眼不离望远镜，但透过望远镜只能看到远处的硝烟和一些模糊不清的东西和火堆；他的皇位在摇摇欲坠，他的人民的命运已经决定，他的人民绝对无望无助，成了惶惶不可终日的牺牲品，但是无论如何一切已经决定。
鲁登道夫的兰斯战役计划所遵循的、德军通常运用的钳形运动模式，其规模几乎与3月21日的不相上下。两起同时发动的单独进攻，中间有20公里的沉寂地段，向兰斯的两侧发动，目的是要啃掉这座城市及其周围崎岖的丘陵地区。德军第7集团军越过马恩河向兰斯以西进攻，第1集团军向兰斯以东进攻。为每起进攻的第一次浪潮指派了15个师；进攻的总宽度，包括沉寂地带，将近70公里。二支军队在沙隆大汇合。如果这次战役获得成功，对巴黎日益增加的威胁将吸引协约国后备军南移防守都城。在时机成熟时，由皇太子鲁普雷希特率31个师猛攻佛兰德英军，再次发动利斯战役，力争占领海峡诸港口。这是一个庞大的构想，整个联合作战使用的兵力是自最初入侵以来最多的。
上述这些图谋的秘密没有瞒过协约国。对敌人的集结作出了正确的判断。在尚有时间作必要准备的时候，从逃兵和从有组织突袭中抓获的俘虏得到的情报，为法军和英军指挥部提供了充分确凿而详细的消息。黑格作好准备迎战鲁普雷希特，贝当细致认真地组织兰斯防线。兰斯以西的法军防线由贝特洛的部队据守，兰斯以东由古罗的部队据守，这两支部队都隶属于迈斯特的集团军群。采取上述措施后，大会战的总协调就由福煦担任。
最高控制权的干预起决定性作用。无论是黑格还是贝当，由于都有各自强烈的先入之见，都不可能综观全局。同时，由于各有关键目标要防守，所以在两个同样受到威胁者的讨论中也不可能讨论出公正安排的办法。在无论如何忠诚的合作和联合行动之间，还是有一道缺口，其宽度足以使胜利变为失败。尽管到手的情报不是都很确定，但福煦还是相信这些情报，他决定让兰斯之战展开，然后在战斗高潮以强大的反攻打击向前推进中的德军右翼。为此目的，他极其秘密地在维莱科特雷周围的森林里集结了20余师的一支大军和350辆法国造小型坦克。他的这些部队是从贝当希望留下来防守巴黎的后备军中调集的。他还于12日要求4个英军师移入法军防区，2个师部署在索姆河以南，2个师跨守该河两岸以保证亚眠附近法军和英军之间的联系，使他能够将法军4个师进一步向东调动，更接近即将发生的战斗。这一安排得到了英军指挥部的同意；于是下达了调防令。13日，福煦要求这4个师无保留地直接供他指挥用于战斗，他还进一步要求再调4个英军师接防前面4个师。
这是两项严峻的要求。在阿兹布鲁克防区对面，危险地靠近海岸的地方，获悉鲁普雷希特有8个师部署在前线，有23个师作后备，其中21个师为新补充部队。对付敌人这个势必待发的进攻，英军只能调集15个师，包括后备军在内，而其中还有2个师训练不足，1个师为二线人员。道格拉斯·黑格爵士立即调动2个追加师，命他们替换跨守索姆河两岸的部队；但是他随后仔细考虑了德军进攻英军防线的累计准备情况和下一步将向何处发动打击的不确定性，于是宣布他本人暂时不同意向香槟派遣部队。他要求，关于这最后一点的决定至少应推迟到他与福煦在穆希的会晤；这次会晤安排在15日。
当敌人无疑随时有可能向我饱经磨难的部队发动一系列大规模进攻之时，英国政府因英军后备部队的大量削弱感到惊恐。他们还深感恼怒的是，已经抵达英军防区的美军部队几乎又全都被转移了出去。首相于13日晚在哈索克斯召集了一次战时内阁会议，结果斯马茨将军奉遣去见黑格，斯马茨对他说，如果他认为有必要诉诸“博韦协议”，政府将支持他。事情还处于这种状态时，战斗就开始了。
随着新的舞台上帷幕升起，我们可以扫视一下几位主要人物。7月15日拂晓前，德皇就登上了树梢丛中树叶掩映的高台。鲁登道夫在阿韦纳如坐针毡。贝当的注意力集中在他的防线，首都就在防线的后面仅90公里处，暴风雨即将向它袭来。黑格和他的参谋长认为，从整体看来留给他们的不是第一次打击，而是第二次打击，他们毫不怀疑，打击将是沉重的。他们相信，法军防线就是给压弯了也会坚守；法军反攻也大有可能，令人难以置信。兰斯以东在伪装防线后面精心防守的就是古罗，在这个久经沙场磨炼的躯体中有一颗火热的心，他足智多谋，侠肝义胆，掌握的情报精确无误。他甚至知道德军发动进攻的时刻；在德军的炮轰开始之前3小时，他的大炮就向敌人密集的炮群和准备发动攻击的战壕集合点开始了反准备射击。在维莱科特雷森林里潜伏着福煦的反击集团军——2个实力雄厚的美军师和18个骁勇的法军师。率领它们的是性情暴烈的芒然。从杜奥蒙收复以后他的日子就不好过：他当了尼韦勒造成的灾难的替罪羊，被免除指挥权，实际上免除了所有指挥权，内阁下令他不得驻守在距巴黎50公里以内的地方，后来在阿尔马盖敦战事激烈时他担任低级指挥官——这是难以忍受的。没有参与制造替罪羊一案的克列孟梭突然伸出了强有力的援助之手。当时仅担任顾问的福煦也建议“给芒然一个军”。于是反对偏见都被扫除。在担任第9军军长6个月的试用期之后，“屠夫芒然”再次当上了集团军司令。此时，他就像一头伏在树枝上饥饿的豹子，看到了无比的良机来到，正要向树下朴去。最后，在风景如画的邦邦堡，那里早晨阳光照着草地和水面，水面映出漪丽波光，与夏天作伴的福煦元帅坐在水边，魏刚坐在他的身旁，四周是他的“军人之家”。在他的防线前后马上就要打响一连串战斗。
从德军胸墙外面，像瀑布一般跳下连续不断的士兵，前进，祖国不屈不挠的久经沙场的战士们！前面是必须渡过的马恩河。成千上万的炮弹和机枪子弹打在河里，激起无数饱沫。饱经战争苦难和磨炼的德国突击部队向前挺进，他们再次喊起了“向巴黎进军”的口号。他们把橡皮船和木筏推下呼啸、尖叫和激烈爆炸声的地狱，他们过了河，登上了对岸，与法军和美军搏斗。美军人数众多，精神抖擞，沉着应战。在遭受沉重损失后，德军被迫后退，修筑好立足点。他们架桥把大炮和炮弹拉过河，当夜幕降临到血流遍野的战场时，5万名德军已经在马恩河对岸4英里宽的战线上掘好战壕。他们经过空前激战之后在此停留，以便进一步集结力量。
但是在兰斯以东情况就不一样。古罗的防德军准备进攻的炮击，在德军的前进信号发出之前就打击了第1和第3集团军。这位将军根据情报冒险取下他全部炮队的伤装。这件事会证明他是对的吗？他的参谋长走进他在沙隆驻地的房间，手里拿着表。“他们还没有开始。现在过了零点。我们被战俘欺骗了。”“还有两分钟，”古罗回答说，手里也拿着表。就这样俩人屏息站着，等待在法军炮击沉闷隆隆声之上传来随后发生的新的炮声。正当古罗的手表指向预定的时间，只听得有如火车从头顶飞过的咆哮声，随着德军巨型炮弹震耳欲聋的爆炸声，附近的电厂被毁了，指挥部顿时一片漆黑。这两位法国军官得到这个准确无误的信息，内心充满了深深的感激和欣慰。他们的炮队没有白白地暴露。
先发制人的炮火给集结的德军造成了非常严重的损失。德军的进攻是在极其不利的情况下开始。法军在伪装防线上进行了顽强抵抗，因此不费大力气是不会被消灭的。德军在自己的大炮射程以外，撞上了真正的防线，到处是火焰，无法穿过，随时出现反击。沿防线从这头到那头没有例外，德第1和第3集团军在法军防线面前处处碰壁；经过一天的可怕屠杀，敌人没有取得任何结果，受遏制是决定性的。“到16日正午，”鲁登道夫说，“总司令部下令给第1和第3集团军停止进攻，并后撤几个师为停止进攻组织防守。……一旦困难地作出中止这些部队进攻的决定，再试图进一步越过马恩河前进或者将部队留在南岸都是毫无作用的。我们必须在撤退开始前为渡河作好安排。”撤退时间定在20日到21日之间的晚上。然而他仍然希望在趋向兰斯的阿德尔山谷取得进展。
鲁登道夫的决定当然不为福煦或贝当所知，15日对福煦将军来说是极为紧张的一天。15日早晨从古罗的部队送来的第一份战报非常令人满意，以致福煦立即出发与黑格在穆希会晤。毫无疑问总司令部对芒然的反击态度冷谈。至少可以肯定，他们极力拖延反击。在以后几年中据说贝当争辩说，“反击为时过早。要让德军进一步推进。让他们将后备军全部投入主要战斗，那末你的反击将更有成效。”这到底是出于真正的动机还是一种事后解释以掩盖对于巴黎的过分敏感，这个问题将长期争论下去。但是对福煦将军的行动不可能有任何争议。他在赴穆希途中，曾在诺阿耶的法约勒将军司令部停留。他在那里闻悉总司令部已发布指令所有法军后备部队作好准备开赴兰斯。他立即取消了这些命令，并说，为芒然进攻的准备应全速加紧进行，进攻应尽可能早开始。他要求在17日发动，但又勉强同意了最终决定日期为18号。
法军司令部提出了进一步的反对意见。这些反对意见是否直接出自贝当之口难以肯定；但是12点25分，福煦从穆希打电话给贝当——“绝不能有任何放慢，更不能停止芒然的准备。万一有紧急需要，你可以调用绝对不可缺少的部队并立即向我通报。”打完电话，他开始同黑格讨论。英军司令部相信，5月27日的失败严重影响了法军的士气。他们极端怀疑法军发动一场重大进攻的能力和决心。他们担心自己的后备军会减少，并不是为了在适当时刻进行决定性反击，而仅仅是要在巴黎和敌军之间增加大量部队。英军和法军司令部之间相互保持着密切接触，因此黑格对贝当的防守观点知道得一清二楚。最高统帅的记录没有别的，只有5月27日的灾难，除了在邦邦堡的一群私人的参谋官外，他没有任何军事机器供他调度。黑格可能同情福煦。但是这计划会变成行动吗？兰斯前线处于战斗危机中，巴黎或许处于危急状态，众所周知的贝当的观点和法军参谋组织的力量不会占上风吗？尽管如此黑格还是同意调遣英军第二批4个师支援法军，其中前两个师实际上奉命去充实据守索姆河以南的第22军。
当晚深夜，战时内阁成员兼特使斯马茨将军抵达前线。他向总司令解释了此行的使命，并告诉他，如果他感到压力过大的话，英国政府愿意给他支持。黑格的答复是：“他甘冒风险，他担当责任，他为协约国事业的重大利益而战。”他还给斯马茨一份书面备忘录说，他“承担这个风险而且充分意识到，如果(福煦的)部署证明错了，受指责的将是我。另一方面，如果这些部署证明是对的，荣誉就属于福煦。对此，”他尖锐地指出，“政府应该感到非常满意！”
与此同时，一场紧张的讨论在普罗万进行。安托万将军由于5月27日的结果被免职之后，法军司令部出现了一位新人物。年轻勇敢的比亚，经福煦和克列孟梭挑选，被任命为陆军少将，而且不经贝当同意，便成了他身边最得力的人物。因为比亚无疑按照选定他的那些人的期望行事，所以他全力投入主张立即反攻的一方；最后贝当和法军参谋部同意服从最高统帅的命令。
16日一整天，法军发起有力反攻，马恩河的战斗激烈。17日上午，福煦派杜·坎将军将一封信交给黑格，主要谈到进攻对英军防线构成威胁以及英军后备部队应采取预防措施应付威胁的问题。杜·坎上车时，跟在他身后走出门口的魏刚说，“福煦将军授权你转告道格拉斯·黑格爵士，芒然的军队将于明晨8时发起进攻，出动20个师。”
英军司令部参谋部对其后备部队的分散深感担忧。得到斯穆茨访问的支持，他们在16日向总司令最强烈地表示了这种担忧。杜·坎将军刚一抵达就看到等待黑格签署的一封信的草稿，信中要求第22军的全部4个师立即回到索姆河以北。他亲自和总司令的会谈也未能阻止该信的签发。不过黑格坚信大反攻已经势在必行，所以他增加了一个口信说，“如果需要英军部队开拓胜利，当然应该使用他们。”在这件事情上这就是所需要的一切。
对两军的这些交往，我已经作了相当详细的叙述，因为这些往来标志了福煦担任协约国军最高总司令一职期间此时是事业成就中的关键时刻；同时表明(理应如此)为取得胜利他经受的困难，以及他处于领导地位所发挥的个人作用，而这个胜利在此后是人人同享的。这些交往还表明，在可怕变幻不定的危机中道格拉斯·黑格爵士和英国军队给予他的重要援助。
图41、7月15日的兰斯战役和7月18日的福煦反击
——————，7月15日晨战线；—··—··，7月15日晚战线；------------，7月17日战线；—+—+—+—+，7月29日战线；—·—·—·，8月4日战线；1st，第1集团军；3rd，第3集团军；8th，第8集团军；9th，第9集团军；Berry au Bac贝里欧巴克；Chalons，沙隆；Chateau Thierry，蒂耶里堡；Craonne，克拉奥讷；Epernay，埃佩尔奈；Fere en Tardenois，费尔昂塔德努瓦；Forest of Villes Celterels，维莱塞尔特勒森林；IV Gouraud，古罗第4集团军；IX De Mitry，德来特里第9集团军；Miles，英里；Moutain of Rheims，兰斯山；R.Marne，马恩河；Rheim，s兰斯；Scale，比例尺；Soisson，苏瓦松；Suippe R.，叙普河；Suippes，叙普；V Berthelot，贝特洛第5集团军；Vesle，韦勒河；VI Degoutte，德古特第6集团军；X Manglin，芒然第10集团军。
03.
现在让我们暂时考察一下防线的对面。
“在17日到18日的夜里，”鲁登道夫写道，②“我亲自前往皇太子鲁普雷希特的集团军群司令部，再次察看他们的准备情况。这次进攻的意图是作为4月底中止的那次进攻的继续。将由驻扎在利斯河以北的第4和第6集团军付诸实施，其目的是要占领波珀灵厄和巴约勒之间居高临下的丘陵和阿兹布鲁克周围的高地。18日上午在同皇太子鲁普雷希特集团军群进行讨论时，我得到的第一个消息是，法军运用意想不到的坦克攻击，已经突入苏瓦松西南的防线。……我结束了在皇太子鲁普雷希特集团军群的会议(自然处于神经极其紧张状态)，随即回到阿韦讷。”
芒然所率部队于指定时刻突然出动。他指挥的这次战斗遵循康布雷之战的模式。没有大炮射击准备。330辆小型雷诺坦克从树林驶出，一路上隆隆碾过德军防线。坦克后面法军步兵以绝大优势兵力蜂涌前进。在宽阔的防线上敌人被压倒了。在防线后面德军部队平静地收割庄稼，他们扔下手中的镰刀就地应战。高高的谷物杆阻碍了他们架设机枪，除了偶尔有地方为他们提供特殊的支架。小型坦克继续势不可挡地粉碎敌人的防守。到夜幕降临时，芒然的军队在45公里宽的战线上平均推进了5公里。西线的决定性打击尚未开始；但是从此时此刻起到大战结束，毫无例外，协约国军持续向前推进，德军则节节败退。
04.
在这些极重要的日子里，英国、法国、美国和意大利的军需当局连续不断地在巴黎举行会议。远处传来的隆隆炮声和每半小时一批“贝尔萨”炮弹沉闷的爆炸声提醒我们，1918年的战役已在进行。但是我们的全部工作所关注的是1919年。钢铁、煤炭和硝酸钾的供应和分配；大炮、炮弹、机枪、坦克、飞机、毒气等按最大规模制造并依照最协调办法安排，这些问题使我们和我们所指挥的庞大技术班子日复一日从早到晚在会议桌上不得脱身。当然，当战斗正处在成败未决的紧急关头时，如果有必要，我随时准备实施精心制订的有深远意义的计划：撤退并重建和我们所关心的巴黎的那些军需工厂。在7月的最后一周，我们与会的人受邀休假一天参观胜利的现场。经过蒂耶里堡沿千疮百孔的前线，我们一行前往芒然设在韦尔西尼的指挥部。我们经过由缴获的德军大炮和迫击炮排列成的漫长大道走近将军的寓所，芒然热情友好地接待了我们。他谦逊的风度掩盖不了内心的喜悦。午饭以后只有我和他单独在一起；我得知他从死亡边缘经历过来的不平坦的道路，我说了几句话赞美他取得的重大胜利。他对此所作的回答，我原原本本地照录如后：“这是福煦元帅给予的胜利。古罗将军提供了胜利的可能，我使它成为现实。”几年以后，我向古罗将军重复这些话的时候，他考虑好一会儿，然后说，“此话完全属实。”我的确认为，他们真正称得上是这个值得纪念大事的象征。
从表面上还看不到，但形势的转变现在已经开始。虽然鲁登道夫仍然坚持，皇太子和他的参谋们还能够阻挡法军向他们一翼的侵袭。本来打算支援进攻巴黎的德军几个师迅速组成了抵御法军反攻的防线；第一次突袭之后，只从顽抗敌人那里夺取十分有限的几公里。在两星期的激战中，德军巧妙地将大批人员和物资撤离了危险的马恩河突出部。但是在佛兰德实际上举起大锤的鲁普雷希特就僵住在那里。起初，这仅是马恩河德军阵地的重建，而后来从他那儿抽调了几个师去协助构建阵地；后来又抽走了几个师；再后来又僵在那里一个星期。这样，鲁普雷希特就停留了20天等待命令，但命令始终没有来。衡量这两支交战军队和它们背后两个国家的天平已经倾斜。这一倾斜在公众的眼里看不到，但是德军司令部的控制者心中已经明确地感觉到了。
05.
但是现在一起重大事件马上就要发生，它将解决所有的怀疑。“8月8日，”鲁登道夫写道，“是德军此次战争史上的黑色日子。……8月8日使双方参谋部都看清了事实真相；我当然也看清了事实真相。……后来皇帝对我说，在7月攻势失败和8月8日以后，他知道不再可能赢得这场战争了。”
7月24日，协约国军司令们在邦邦堡举行了唯一的一次会议。福煦给黑格、珀欣和贝当一份文件，提出当年下半年他的计划大纲。他的计划可以简短地表述如下：第一，攻下敌人防线上的三个主要突出部——亚眠、蒂耶里堡和圣米耶勒，目的在为1919年的战役改善沿整个前线从孚日山脉到海滨的横向铁路交通，同时发动辅助战事，解放布律埃煤田和某些其它小型企业。第二，如果上述战事获得成功，则调集全部可用兵力实施总攻。据说他已经开始在密友中开始详细谈论1918年取得最后胜利的希望。当时他的口头禅是，“大厦已经开始崩塌，全世界都在战斗！”另一方面，他的备忘录说到，最后胜利将取决于这些不同战事所获成功的大小和“冬天来到以前”这些成功能否更全面地加以利用。他的全部计划都瞄准1919年的夏季。8月，当被问及战争将于何时结束时，他的正式答复是“在12个月之内约在明年秋天”；到了10月中旬，他的参谋部答复是“春季”。
英军司令部对芒然发动反击取得的成功惊喜交加。然而，尽管进行了7月18日的最初突袭，但法军进攻蒂耶里堡的突出部的德军未能取得有效的进展，也未能阻止德国皇太子将他的部队撤离危险阵地，这都加强了英军指挥部的怀疑。尽管如此，黑格对进攻态度坚决，而且完全赞同最高统帅将立即采取的实际步骤。他还早在7月13日就指示罗林森准备第4集团军对亚眠前面的德军突出部的进攻。结果，罗林森有很好进展。他根据逻辑满怀信心地接受了坦克战的整个模式。当时可参战的坦克总共有近600辆，除了备用坦克外，其中96辆为补给坦克，22辆是火炮坦克，420辆是战斗坦克。战斗坦克中，324辆是高速高机动能力的“新马克5型”，每辆重30吨以上。一切都服从于坦克进攻的突然袭击。集结了120个英国炮兵旅，配备各种性能的大炮，但是严禁准备性的炮击。即使为了校准也不得发射一炮。坦克在徐进弹幕射击后面200码自由地径直地前进，特殊噪音的坦克得到弹幕、晨雾和人工雾的支援。英军的重炮和中型炮主要对准敌人的同样类型炮兵。在众多野战炮和大批就近骑兵的密切配合下，步兵的主要任务是扩大坦克的战果。整个计划的精髓就是突然袭击。罗林森部队集结阵地有限，而德军的反准备炮击，如果射击正在进行集结中的我军，势必产生严重后果。鉴于这两个理由，罗林森不希望和在他右边的法军携手作战。他担心联合作战有暴露机密的危险。此外，德贝尼所率法国集团军的坦克寥寥无几，没有炮火准备不能发动进攻。为了确保充分的合作，福煦将英国和法国所有军队都置于道格拉斯·黑格爵士的指挥下。将法军步兵进攻的时间定在英军后45分钟，这就消除了法军的准备性炮轰打乱突袭的危险。因此，零点以前不会发射一发炮弹。在战斗的第二天和第三天，德贝内军和亨伯特军的其余部队相继介入。
8月8日早晨4时20分，在有雾黎明的朦胧中，英军坦克隆隆前进驶入无人地带，与此同时协约国军万炮齐发。4个加拿大师、4个澳大利亚师和2个英军师，后面跟随3个后备师和骑兵军从英军防线向前推进。然后，法军8个师在他们右侧成梯队协同作战。沿整个前线，尤其在加拿大军和澳大利亚军战斗的中心地带，立即告捷。鲁登道夫曾采取特别措施加固德军防线。“在这个暴风中心，”他写道，“各师的防线狭窄，有充足的大炮，壕堑系统结构纵深。7月18日获得的所有经验都用上了。”然而一切都无济于事。德军抵挡不了坦克。“善于作战的6个师”③在数量上不占多大优势的军队面前，几乎立即崩溃。不到2小时，英军俘敌1.6万人，缴获大炮200余门，到中午，坦克和装甲车，随后骑兵，荡平了德军防线14公里的地区。进攻中没有坦克的法军也向前推进了约一半的距离。英军的推进使绍纳枢纽站置于近距离炮火攻击下，结果摧毁了德军自蒙迪迪耶至拉西尼的整个防线所依赖的交通线。此举起了决定性作用。两天以后，当亨伯特参加战斗时，发现拉西尼附近的高地已被德军放弃；于是协约国军沿120公里宽的战线全面推进。
06.
我在这个战场上度过9日和10日。再上一天我在战时内阁，当时亨利·威尔逊爵士宣告进攻开始，当天下午坦克大捷的首批战报开始传来，我就决定乘专机去度两天假期。罗林森的司令部设在亚眠附近的弗利克斯库尔，由于无数纵队的德军战俘不断地沿尘土飞扬的道路行走，耽误我好长时间才抵达那里。凡是本身曾当过战俘的人，没有人能够对战争运气使之落得如此不幸境地的官兵的命运无动于衷。*军官们的愁眉苦脸的表情与普通士兵近乎兴高彩烈的面容形成鲜明对照。所有人都有严酷的经历：惊人的炮轰，势不可挡向前猛冲的坦克，从想不到地方扫射的机枪子弹，投降的悲惨结局，从战场开始的长途跋涉。在他们前面有许多事情需要考虑，前边战俘营里的漫漫长夜，从拂晓开始的又一次长途跋涉。“战争总归是战争！”
将军怀着惯常的好心情接待了我，午餐时，又有一队队战俘走过的脚步声宣告他的胜利，他向我解释了胜利是如何取得的。的确，这就是他的胜利，是他指挥的第4集团军的胜利。他抛弃旧式的观点，他运用了应该运用的新武器，因而迅速地得到了丰硕的回报。
行文至此，或许我可以向读者约略谈谈对亨利·罗林森爵士的某些印象。我是从乌姆杜尔曼战争起和他相识的，在那里他是基奇纳的主要参谋之一。在大战中，我们在每次命运变化时见过面。第一次是1914年9月在埃纳河，在他还没有担任任何指挥职务之前，当时我们躺在尚未高垛的干草垛上观看炮弹在苏瓦松公路上爆炸，第二次在安特卫普，他是在进一步防守出现问题时刻到那里接任指挥职务的；再下一次是在海军部我的办公室里，在他指挥的第7师在伊普尔第一次战役中实际上被击溃之后，当时很多人准备归咎于他的战术有误。1918年4月，在3月21日开始的战事的最紧张关头，我和他同在迪里，当时他带领为数甚少的骑兵和机枪手以及从训练单位来的几支小分队进行掩护，并忍受第5集团军的解体。现在我们在他的事业处于巅峰时相逢；这一次他主要凭个人的贡献赢得了一场战斗，我们现在知道，这场战斗是大战中起决定作用的插曲之一。
在战事变化无常中，他始终如一。在命运的最好或最坏时候，在最危险和无望的处境，或是最得意的顶峰，他始终是同一个坚强高兴的绅士和运动员。他对朋友一贯表示同样欢迎，不管处身于贵显还是低微；他总以同样敏锐、切实、坚定的观点看待事实，无论事实是怎样排列的。读过罗林森所撰《亚述史》(History of Assyria)和他的另一部著作《希罗多德》(Herodotus)的人，一定不难发现他出类拔萃能力的继承渊源。
战斗仍处于高潮，我问怎样才能对现场作最佳观察。有一条皇家空军非常熟悉的公路，绝对笔直地从亚眠向正东方向延伸50公里到韦尔芒。“这条公路正遭受炮轰，但是车辆不会拥塞，你可以沿着它出发，想走多远就走多远。”于是我们出发沿这条著名的公路前行，途经满目疮痍的弃城亚眠，穿过已经成为一堆余烟未尽废墟的维莱布勒托讷，每穿过一段路就有一条护送队指引的小道，从一个着弹点到另一个着弹点徐徐前进。从战场上见到各种各样的情况，德军的尸体比比皆是，三三两两多至五六个散布在一处。德皇的那些忠心耿耿的军团士兵们，他们曾经试图阻止“6个善战的德军师”的溃败，而现在则硬梆梆地躺在机枪掩体里，一个个成了面无血色松弛的尸体。天空中一个英国军用侦察汽球突然爆炸为一片火光，从那儿几个细小黑色人影乘降落伞下降。骑兵兴高彩烈地在收复的领土上策马徐跑，似乎他们本身就是胜利的根源。在一片小树林边，七八辆坦克停在被一门隐蔽大炮击毁的地方，四周散布着德军的尸体，坦克是被猛烈汽油火焰焚毁的，被烧得焦黑变形。“坦克驾驶员差不多全被烧死，”掩埋队的军官说，“那些还活着的伤势严重。”
最后，在树叶纷纷被子弹扫落的地方，成队的新伤员源源从向前推进的战线撤下来，一位澳大利亚士兵说，“这是我们经历的最激烈的战斗。昨天我们一整天都非常吃紧，不过今天早晨有人替代我们，宗主国的一个旅(请注意用语)现在正在进攻。”
————————————
①《国王传》，卡尔·罗斯纳著。
②《我的战争回忆录》，第667—668页。
③(鲁登道夫语)。
*丘吉尔本人在1900年布尔战争期间曾短暂被俘数日。——Franc.S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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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4章、日耳曼帝国的崩溃
第54章、日耳曼帝国的崩溃
01.
在
大战之前，人们似乎认为，这种恐怖和屠杀即使开始了，也不可能持续数月以上。而在大战最初两年以后，人们又难以相信它们竟会终结。我们与往常的生活好像被一条无限宽阔的鸿沟隔开了。人类的适应能力几乎使自己习惯于新环境中的恐怖。家乡上空一颗苍白的和平之星在远处发生微弱的光；但是暴风雨仍在咆哮，不见减弱，实际上战火还在不断增强。年复一年乐观主义者受到怀疑，各种合理的希望通通被抛弃，不列颠民族坚持自己的目标而不问战争何时结果。在政府圈子里必须为未来一年多的时间拟订许许多多计划；这种心态形成我们思想的潜意识基础。最终的胜利看来是确定无疑的，但是胜利如何到来，它在1919年、1920年还是更晚的时候到来？这些在每日迫切事务中属于过份猜测性的问题无法追索。更少有人敢希望在1918年得到和平。然而，心灵的眼睛有时注视这些不解之谜，便立即出现这样一个问题：德国会突然垮台吗？还是像她以前在耶拿之战给予双方的那样或者她像拿破仑率领的法军或者像李将军率领的邦联军那样坚持战斗到悲惨的结局呢？大战是在双方都坚信自己能取得胜利的情况下爆发的。在一方肯定已经毫无希望之后，大战还会继续吗？在复仇的拼命中仍坚持战斗，如此勇敢，同时又如此合乎逻辑，这是德国人的天性吗？我们还将在莱茵河畔作战一年，再向柏林进军，在野战中摧毁它的陆军，征服它的居民；或者我们还要出现某种紧张的神经痉挛、某种压倒性的和几乎普遍承受的失败和失败所涉及的一切？我们一直想要战争以耶拿式结束。但是我们的全部计划都选择长期作战为基础。
当然，一旦胜利的全部希望之门对德国关闭，她的最高利益要求将她的大部分陆军有秩序地撤退到安特卫普—默兹河一线，再由此撤回德国边界。在8月8日的战斗以后，德国统治者从这次战斗得出的结论，不惜一切代价确保上述撤退，这便成了军人和政治家以及各党派和各阶层的首要职责。此外，只要当机立断，这种撤退肯定能够完成。除了战术和战略提供的缓解追逐的所有方法外，德军此时还拥有一个简单的机械装置，充分运用这一装置将肯定为他们赢得喘息空间，直到1919年春季。他们已经研制成功引爆地雷和弹药的定时引信，这种引信能控制爆炸时间推迟到数日、数周甚至数月以后。因此，这就有可能使撤退的入侵者在身后的公路和铁路上布下地雷和埋在地下的弹药筒，这样他们可以用新的无穷系列的爆炸连续摧毁这些公路和铁路，而爆炸的时间和地点又是追逐者无法预见的。对付铁路布雷的唯一方法，就是沿着旧铁路以可以利用材料建筑一条全新的铁路。这样一来，协约国军在重建整个新铁路系统以前，不可能推进到德国边界线。这项工程在年底以前肯定无法完成。发动一场大规模进攻战，必须将必要的大量笨重物资向前运输，直到那时才能开始。
因此，德国可能赢得大约6个月的时间，然后协约国军的全部力量才能压向它的边境，然后她才会遭受实际入侵的危险。德国有充分时间选择并构筑坚固的阵地，有充分的时间调集全国的所有剩余资源保卫其领土。但是，比军事力量远为重要的是，德国承认失败并完全撤离法国和比利时，这对协约国的凝聚性和驱动力产生的作用。解放法国领土是法国人民坚持战争的主要动力，拯救比利时仍然是英国战争决心的主要聚集点。因此，假如德国消除了法英这两大主要动机，假如她仍手持武器挺立在她自己国土的门口，准备缔结失败的和平条约，割让领土，支付赔偿；假如在一切和谈遭到拒绝的情况下准备自卫到底，而且还有能力使进攻者遭受200万人员的伤亡，那末从当时和现在看来，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她不会被迫接受这种考验。复仇的情绪高涨，协约国的心情严峻，即使面对真正的和平提议，无论惩罚本身如何公正，都不会有充分的刺激力量，因而足以引导厌倦战争的大国进入另一年可怕的浪费和屠杀。在暂时平静与严寒的冬天，骄傲的敌人祈求议和条件，他已经放弃所有征服的土地，和平谈判势在必行。甚至在这最后阶段德国也不必置身于那种可怕的境地，即任凭那些她曾经极其严重地伤害过的国家自由处置。
毫无疑问有诸多因素和影响同时对依然统治德国的那些人发挥作用。但是有可能由于一个极不充分的理由而丧失最后的机会。德军司令部下不了决心去面对立即迅速撤退引起的后果。据报导福煦在8月底曾指着军用地图说过，“此人(德国人)如果不在乎把行李留下，他仍可以逃脱。”德国人4年里在法国和比利时积储的大量军需品和各种战争储备，变成了致命的累赘。德军参谋部不能忍受牺牲这些东西。他们的铁路很快被这些堆积如山的轴重所壅塞。与此同时，国家的最高决策无法实施，因而，极度紧张的战斗前线又开始颤动、摇晃和破裂。
02.
我已经谈了一系列巨大的浴血战役等事件，由于德军现在将被赶出法国和比利时，德意志帝国即将崩溃，即将无条件投降和发生国内革命，有可能在以后几页里将过程谈得比较详细一点。8月8日的胜利刚刚结束，福煦和黑格就试图重新发起进攻。但是在进攻方法和方向上出现了某种分歧。福煦于8月10日发布的命令规定，罗林森的英军第4集团军和德贝内的法军第1集团军以哈姆为总方向立即向索姆河推进。命令法军第3集团军延长进攻时间有利于第1集团军的推进；黑格受命尽早出动英军第3集团军(宾将军在第4集团军以北)向巴波姆和佩罗讷发起进攻。黑格另有想法。他认为命令罗林森和德贝内立即进一步向索姆河推进是不切实际的。他说，敌人的炮火已经大大增强；敌人已经在他们1914—15年的旧防线上站稳阵脚驻守，该防线依然井井有条，铁刺网完好无损；而地面凹凸不平，不适合于坦克行驶；德军至少有16个师把守防线的这一地段。在这样的情况下，经过亲自视察之后，黑格下令进攻推迟到重炮能运到前线进行全面的炮战之后。不过他完全赞同英军第3集团军的进攻，而且事实上在福煦10日的指示发布之前他已经主动地向宾将军下达了命令。现在他还计划投入英军第1集团军的右翼(霍恩所部)。
福煦在8月14日重申了他的命令。他认为根本不必将罗林森—德贝内的正面进攻推迟到宾将军能够参战。他没有考虑到使用霍恩的部队的可能性，黑格仍然拒绝在他的炮队准备完成前发动进攻。他说，还没有出现任何情况使他改变意见。……他拒绝更改业已对两个集团军发布的命令。同时，他正迅速而秘密地将后备军调拔给宾将军，并用实力强大的新到加拿大军增援霍恩。简言之，福煦要求继续向索姆河以南发动正面进攻，黑格则坚持向北方开拓一场新的面更广的战役(在蒙希—勒普—勒米托蒙一线)。这两套计划之间的分歧是根本性的，于是15日在萨尔居举行了一次协调会议。黑格坚持自己的意图，虽然“用十分友好语气说话，”强调他指挥的英军唯一对他的政府和同胞负责。福煦知道不可能取得进展，便作出了让步。他在这次会谈后发布的命令中接受了英方的计划及其论据。不过他立即从道格拉斯·黑格爵士那里调出法军第1集团军，从8月16日中午起该集团军仍归贝当将军指挥。
黑格可能夸大了索姆河以南(在鲁瓦—绍讷—线)德军的抵抗力；不过他提出的理由和他的拒绝态度一样坚固，而事实证明此举是非常幸运的。8月21日英军第3集团军开始了重大的巴波姆战役。宾将军得到100辆坦克的增援，向东南偏南方向进攻，经过的乡村要比索姆河以南弹坑累累的田野好得多，适合坦克这类最重要的武器作战，他迫使德军防线后撤。被进攻的德军第17集团军部署在效仿古罗模式建筑的伪装防线之后3英里。这支德军于22日发起全线反攻。但是英军最初非常谨慎地作战，只投入了部分兵力，然后大力加强攻击，打退德军的反扑，保持向前推进。22日收复阿尔贝，23日黑格能够下令从33英里宽战线全面推进。战斗中争夺异常激烈，但英军继续取得进展。26日英军第1集团军右翼从阿拉斯介入，使进攻的宽度增加了7英里。这成为西线进行的攻击战中最长的连续战线。此刻第4集团军也再次投入战斗。
同日，屈服来自北方的压力，德军从鲁瓦撤退，退守索姆河防线。这样，福煦元帅要求的、本想通过英军第4集团军的正面进攻争取的直接目的，由第3集团军的进攻自动地到达了。29日，收复一片废墟的巴波姆。德军仍坚守从佩罗讷到努瓦永一线；但是8月30日到31日的夜晚，澳大利亚第2师以惊人的功绩攻占佩罗讷的门户圣康坦山，从而威胁德军的整个沿河防线。9月1日，佩罗讷再次易手。2日，英军第1集团军左翼投入战斗，并与加拿大军和英军第4师一道，经过一场浴血奋战，从北面突破了称作“德罗库尔—凯昂开关”的坚固壕堑系统。于是德军放弃了从瓦兹河到桑塞的整个索姆河防线，退向兴登堡防线。
可以说，英军的这次大规模强攻是在9月3日结束的，到那一天为止英军3个集团军尤其是第3集团军的阔广战线平均推进了20英里，俘虏德军5.3万人，缴获德军大炮470门。德军的行动，不但在这次战斗中，而且直至大战结束，就像一班士兵排队时试图向右看齐，每次他们力图站好正确位置时，总是因为他们最右手的那个人被英军的强大压力向后猛推，整班人只得不断后退改变位置。
同时，芒然的第10集团军的力量不断增加，经过苏瓦松向东北推进，尽管他作战的规模和战果均不及英军那么大，但这使德军中心全面撤退的后面有两支追击军队。因此，英军第4集团军的余部及其右翼的法军第1和第3集团军能够不受重大损失齐头并进，到9月3日，协约国军的战线已处于自北向南从杜埃以下到拉费尔隘口几乎成垂直的一线。英军的进攻的成功超过了福煦的迫切预期，他以伟大司令官不常显露的宽宏大量，情不自禁地表示了赞许。他派遣杜·坎将军转告道格拉斯·黑格爵士，“英军在8月和9月初作战将成为永久的楷模，”不过这些战事远远还没有结束。
图42、西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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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我军在这些巨大胜利中开始发挥的最主要作用，却被自己内阁和舆论归功于福煦元帅，这使英军司令部甚为怨恨。首相在建立统一指挥方面发挥的作用导致他不自觉地总是想着最高统帅的光辉思想，而对英军强有力的向前推动则看不清楚；没有这种推动，战果本不会如此辉煌。国内新闻界与公众跟随着人云亦云，因此，在这几个月里人们流行的看法——此后也从未有效纠正——是在迭经灾难和大量失误之后，一位非凡的天才获得了最高指挥权，因而几乎立即转败为胜。本文在叙述福煦元帅的盛名赖以确立的某些杰出决策时采取了小心的态度；但是这绝不会缩小英军总司令在这次战役中作出的贡献。他的军队在胜利进军中贡献出最大的一份力量，正如他们在承受德军猛烈攻击时首当其冲一样。福煦了解更全面的情况，因为他处于更高的地位。持比较受局限的观点是黑格的职责。
“只要克尽职守，荣誉尽在其中。”
然而尽管如此，正如已经表明和将要表明的那样，在不止一次重要时刻，黑格坚持自己的意见，扭转最高司令的计划，并取得辉煌战果。他所率饱经枪林弹雨的各战斗师，在一年中五次大量伤亡，依然保持严明纪律，怀着献身精神，养精蓄锐并大步前进。
国内盛行的情绪引起的反应，导致英军司令部多少贬低了法军对最后进军的贡献。在这一点上，他们和本国政府一样都脱离真实，走向两个相反的方向。从7月15日到11月11日这一段胜利时期，法军自身遭受的伤亡不少于53.1万人，给敌人造成的损失是41.4万人。法国全军和全民从大战开始即以全力参予战斗，在最初数周内就有70万人伤亡，在头三年里有300万人伤亡，而到最后竟还能作出如此崇高的努力，将永远受到协约盟国的钦佩和感激。
英国军政当局，无论在国内还是在法国，没有人因这些非同寻常胜利而预计大战的指日可以结束。总司令部、亨利·威尔逊爵士、帝国战时内阁和首相都坚信1919年必将还有另一次重大战役。因此军需部继续最大规模地进行各种准备。战时内阁担心，黑格受胜利的鼓舞将自己曾受严重创伤的部队投入力不能及的行动。他们不无理由地担忧，兴登堡防线很可能成为另一个帕森达勒战场。就我国的人力状况而言，由于50岁以下男子已经应召人伍，合格人力标准已降到危机点，1919年要维持兵力在60个师的规模将是极困难的问题。再损失三四十万人将迫使我们可悲地缩减可用于1919年英军师的编制数；看来我们没有理由希望这一年将是最后的决定性的一年。因此内阁于8月底致函英军总司令，警告他进一步大量伤亡将造成的严重后果。关于这种对高级司令部特有权力不适当的干涉和政治家们以无奈的心情，关于面对部队伤亡表示出可怜的无能为力，总司令的“参谋”写了几句十分不快的反驳语句。
内阁的干预只是按照慎重地忠于职守行事。然而，黑格此时对德军的衰败和他自己军队的迅速恢复能力有了更切合实际的看法。他持同福煦一样的军事理论。这两位卓越的军人曾经年复一年以顽强和平静的信心发动多次进攻，现在我们知道，以往这些进攻是灾难性的也是没有希望的。但是现在条件变了。两人现在都装备了进攻性的武器，这些武器是他们两人的军事科学知识所想象不到的。鲁登道夫在进攻中使德军遭受的损失，同样影响敌人的数量和质量。美军迅速不断涌入，扭转了人力的平衡，大大有利于协约国；我们最终有了充足的大炮，可以向敌人防线的几乎任何部分发动猛烈攻击。突袭女神终于回到了西线。因此，黑格和福煦两人最终证明是正确的。他们始终彻底地忠实于自己的军事理论，在大战的第5次战役中，当事实开始第一次与理论一致时，他们得到了应有的报偿。
这段时间，我经常在前线，与英军和法军司令部的关系极为融洽，以致我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评价新的形势。道格拉斯·黑格爵士指挥英军继续把德军赶出他们一道接一道防线的信心是坚决的。在巴波姆之战的结束阶段，在弗雷旺他的火车专列上他给我看他刚刚下达给英军3个集团军同时发起进攻的命令；并指着地图上标志着西格弗里德、沃坦、布龙希尔、兴登堡等名字的德国防线对我说，“当部队不再决心守卫这些防御工事的时候，你就会明白所有这些工事有什么价值了。”
04.
9月底，炮兵司令伯奇将军给我看一份缴获的德军文件，它对我的观点产生了重大影响。9月26日我在一份关于弹药的备忘录中提请内阁对这份文件予以注意；现摘要如下：
认为现在在法国已经出现半野外战争，认为法军在攻击之前放弃延长炮轰，因而我们将可减少炮弹的消耗，这种观点是毫无根据的。相反，自从内阁最后一次讨论这个问题以来，在野外作战期间的法军出现了最大规模的炮击。连续5天每天炮弹消耗量逾1万吨。同时在两个或三个英国集团军在战线进行的大范围的战斗中，几乎使用了英军在法国的所有大炮，使用的弹药比梅西讷、帕森达勒等紧张的局部战斗所使用的更多，而不是更少。另一方面，弹药的大量消耗也出现了一个明显的结果：缴获的鲁登道夫将军最近下达的一道命令说，在一个月内德军在西线的大炮有13%以上被我反击炮火完全摧毁。由于炮击的方法，法军运用得较少，所以这惊人战果的主要功劳归于英军炮兵。得到充足弹药供应的优势炮兵与训练有素的优势空军联合作战，不但在摧毁敌人的抵抗力量方面，而且在减少我军人员伤亡方面，都产生了巨大的效果。如果摧毁德军大炮能保持在鲁登道夫将军所说的速度，那末，德军西线的所有大炮，除了正常的损坏之外，一年之内实际上必须更换两次；这一点他们是根本办不到的。因此，我们在这一方面付出的努力，可能是我们的最终迅速获得决定性胜利的因素之一。正当我们为增强实力，并完善炮兵和空军的联合作战作出的巨大努力即将产生结果的时候，不管因为什么理由，如果我们一定要炮兵节省弹药的话，那末，其后果将是灾难性的。我们绝不能吝惜弹药；相反，应该准备在各方面作出巨大的牺牲。
我不想增加读者负担，进一步论证上段摘录，发表有关钢铁与数量的长篇大论。我的脑海里已经出现了大战接近结束的确凿无疑的最初征兆，它的来到比我们敢于希望的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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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5章、胜利
第55章、胜利
01.
大
战现在进入了最后阶段。1918年期间，英国和不列颠帝国的努力达到了最高峰。帝国在各战区与敌人作战的兵力达450万人，处于备战状态的人员将近600万。大舰队各种舰只的实力达到最高点，而德军的舰只甚至已处于不再出海的状态。德国潜艇战已被打败，被将近4000艘悬挂英国皇家海军旗的武装船只的四面出击而不敢露面。本年内在这些武装船只的保护下多达200万美军部队横渡大西洋在法国登陆，其中半数以上是由英国船只运送的。2万艘英国商船维持了全体英军的供应，没有多大阻碍地为不列颠诸岛人民的生活，为那里的军需工业和为非军需的民用工商业运送粮食和原料。英国在全球各处针对敌人的制海权是绝对的，这一结果的获得是由于在大小舰队中、商船上、海军军火库和码头上以及在造船厂里雇用了120万以上的员工。吸收了近250万劳动力的英国军需工厂，生产了越来越充分的英军使用的所有炮弹和大炮等等必需品。此外，英国还向法国和意大利提供大量的钢铁、煤炭和其它军需物资，并在无损于其它义务的情况下，准备向美国提供的80个师的部队参加1919年战役所需的全部中程大炮。一切都已完成，准备的进程大大提前满足了英军1919年的各项技术装备，其质量和新颖程度远优于以往任何产品。整个王国在陆军、海军舰队和军需工厂，实际上总共雇用近800万男子和75万名妇女，还不包括从事粮食、煤炭和民用必需品生产的那些人员。发展和保持这种大规模生产态势所需财政支出数额，仅1918年就超过30亿英镑，其中10亿英镑是通过不列颠4500万人的纳税筹措的，16亿是向国内民众的借款，另外有4亿是向国外主要是向美国借来的英国政府的信用借款。
不过本章主要关注的是英军所作的最后努力。1918年战役从3月21日开始到11月11日停战，英军在法国遭受了83万人伤亡，而使德军死、伤和被俘的可比损失是80.5万人。同期内法军和比利时军的伤亡数为96.4万人，给敌人造成的伤亡是66.6万人。到7月份，局势开始出现明确的转变，英军在当年主要承受德军攻击的大部分压力，曾损失40余万人。尽管遭受了这么大的损失，他们继续全力投入战斗，而且那时起俘虏的德军和缴获的大炮至少相当于西线其他协约国军加在一起的总数。①与此同时不列颠在巴尔干提供了第二大的协约国军，并结束了德属东非敌军的抵抗。最后，大不列颠和印度在没有援助的情况下承担了与土耳其帝国作战的全部重担，在美索不达米亚的40万军队和巴勒斯坦的将近30万军队，击溃或摧毁了整个土耳其剩余兵力的四分之三，并占领了发生战事的所有地区和省份。这些就是一个国家的最大的战争努力，这个国家在1918年的战役开始之前，已经经历了三年半的战争，遭受了175万余人伤亡，损失了650万吨位以上的船只，并支出经费60亿英镑。这些事实和数字将会激起未来世世代代人的惊讶。
02.
可以说，大进军的第一阶段于9月3日结束。一旦巴波姆之战的全面胜利已有把握，福煦元帅就可以采取新的甚至更广泛的联合行动了。原来想咬掉德军的三个突出部——亚眠、蒂耶里堡和圣米耶勒——和解放这三地后面的横向铁路，就此计划来说，头两项最庞大的计划已经完成，美军针对第三个目标圣米耶勒的行动已经准备就绪并即将开始。这些局部的大规模作战一度看来似乎得足足耗这一年的剩余时间，而现在却可以接着进行由全体协约国军一起参与的精心设计的联合行动，突破德军的防线并在冬季到来之前将敌军赶出法国。
现在有必要最后看一看四年战争期间德军在法国所依赖的铁路结构。德军补给的主根主要是铁路大干线(A)，起自威斯特伐利亚军需工厂，通过科隆、列日、那慕尔和莫伯日。呈新月形T状的横向干线(B)，(如图形)入侵战线就建在这条横向线上，也就是从德国出发，途经梅斯、梅济耶尔、伊尔松、莫伯日、蒙斯、根特和布鲁日的铁路线上。沿这条铁路有多条向南向西的支线，各支线又有许多辅助小支线为向加来、亚眠和巴黎呈扇形展开的德军提供给养。在斜线南部的后面是阿登高原崎岖的森林地区，公路和铁路比较缺少，成为庞大现代化军队有组织撤退难以逾越的障碍。因此，在法国的德军在战略上大多沿其主要横向交通线“形成一个侧翼”。如果突破了这些交通线或将德军驱逐到交通线后面，他们大部分将成为瓮中之鳖。
此外，整个德军兵力的近四分之三沿梅济耶尔—伊尔松—欧努瓦一蒙斯横向弧线向外辐射。因此，梅济耶尔和欧努瓦的铁路枢纽(靠近失守的法国莫伯日要塞和铁路中心)是敌人极其重要的所在。如果这些枢纽被攻克或者瘫痪，那末依靠这些枢纽或者依靠它们之间横向铁路线的大量入侵之敌，将被彻底切断退路。德军迄今为止在战略上尚未感到焦虑；他们的防线及其连续的防御系统，除了在凡尔登前面那条外，仍在那条横向铁路线前面50英里之外。但是现在在这条防线迅速凹入和收缩，安全空间的边缘日益缩小。
最后必须记住，从佛兰德前线、阿拉斯前线、索姆河前线、埃纳河前线，以及从阿戈讷前线主体部分的所有交通线，最终都通过列日。这个瓶颈太小，既不能应付如滔滔洪水般撤退的物资和军需品，同时在继续激战时又无法为军队供应迫切的往返的需要。
这些考虑指导协约国军的行动。显然，除了凡尔登之外，受拙劣交通线阻碍的地方，和可向敌人发动致命打击的最近点，便是莫伯日附近的欧努瓦枢纽。英军朝莫伯日方向向敌人康布雷—圣康坦防线进攻如果获得成功，就将威胁和迫使部署在阿登高原之前莫伯日和凡尔登之间的全部敌军提前撤退。这点从可能成为实际可行的时刻起，便是道格拉斯·黑格爵士的目标。福煦元帅独立从他更高的立场看问题，当然也持有相同观点，而且协调整个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重任落在他的肩上。然而他依从珀欣将军的愿望，勉强同意美军向梅斯推进，如果向圣米耶勒的进攻获得成功就进入萨尔河谷。此举与主攻无关，而且有分道扬镳的性质。如果英军准备承担起粉碎兴登堡防线和向莫伯日推进的艰巨任务，那末绝对必要的是，所有其它军事行动都应该以上述关键枢纽点为目标，并为实现这一最终目标作出贡献。因此，黑格在8月底敦促福煦改变美军的进攻方向，从分道扬镳改为分头合击，也就是从向东改为向西北，向梅济耶尔而不是向梅斯进军。福煦完全同意黑格的意见，在与珀欣进一步协商之后得到他同意改变计划。
9月3日，福煦元帅的命令规定如下：(1)英军在法军左翼的支援下，继续向康布雷—圣康坦总方向进攻；(2)法军中心继续采取行动将敌人赶过埃纳河和艾莱特河，(3)美军最迟到9月10日进攻圣米耶勒突出部之后，应该准备“向梅济耶尔发动尽可能强大和猛烈的进攻；东侧有默兹河掩护，左侧将得到法军第4集团军(古罗)进攻的支持。
除这些外，据9月8日的通知，福煦还规定了在比利时以根特为总方向发动第三个攻势。准备建立一支新集团军群，由英军第2集团军(现重归普卢默指挥)、比利时集团军和一支法军分遣队组成，共计16个步兵师和7个骑兵师。上述部队均归比利时国王指挥，由法国将军德古特任参谋长。这次进攻原则上是以驻守阿尔芒蒂耶尔附近利斯河的英军为枢纽轴的左手扇形推进。
这就是协约国的三大攻势：由法军和美军向梅济耶尔进攻；英军向莫伯日进攻，比利时军、英军和法军分遣队向根特进攻。时间定在9月底。此前空隙期间，协约国军往前向新的主要攻击线移动。这包括一些重要的预备性战斗；其中最著名的是由美军第1集团军向圣米耶勒突出部发起的进攻。9月11日上午，美军9个师(每个步兵师人数等于两个半法军师或英军师)和3个法军师攻入了圣米耶勒突出部。已经接到撤退命令的德国和奥地利守军在撤防早期阶段就遭到了拦截。美军以最大激情发动的东边进攻的第一次冲击，就在11英里宽的防线插入了将近6英里。12日，他们穿过突出部与西边进攻的美军会师，到14日，当战斗结束时已俘敌1.6万人，缴获大炮450门。9月18日，英军第4和第3集团军进攻以埃佩伊为中心的17英里宽的敌军防线，目的是要使我军主力进入攻击兴登堡防线的距离以内。这次准备性战斗打得十分残酷。英军推进了约3英里，俘敌1.2万人，缴获大炮100门，但自己也损失惨重。与此同时，从英军右侧斜插过来的法军，于8日夜间突袭了克罗扎运河的各渡口，并继续战斗，不但加速了德军的撤退，而且扩大了我方的战果。
图43、美军圣米耶勒之战的胜利
Ailly，艾利；Appremon，阿普勒蒙；Briey，布里埃；Chambley，尚布莱；Chauvoncourt，沙冯库尔；Commercy，科梅尔西；Conflans，孔夫朗；Donmarlin，东马尔兰；Etain，埃坦；Faye en Haye，费伊昂海；Flirey，弗利雷；Fresnes，弗菌讷；Hattonchate，阿通沙特；Hettonville，阿通维莱；IInd French Army Crops，法军第2集团军；Ist American Army Crops，美军第1集团军；IVth American Army Crops，美军第4集团军；Jaulnay，若奈；Kilometres，公里；La Chaussee，拉绍塞；Lacroux，拉克奋瓦；Montsec，蒙塞克；Moselle，摩泽尔；Nonsan，农桑；Noroy，诺会瓦；Orne R.，奥恩河；Pagny，帕尼；Pannes，帕讷；Pontamousson，蓬塔穆松；R.Meuse，默兹河；Regneville，勒涅维尔；Rombercourt，龙贝库尔；Sept.12，9月12日；Sept.13，9月13日；Sept.15，9月15日；Seusey，瑟塞；Spada，斯巴达；St Mihiel，圣米耶勒；Thiaucourt，蒂欧库尔；Tresau les Eparges，特雷索勒埃帕尔热；Troyon，特鲁瓦永；Verdun，凡尔登；Vigneulles，维尼厄勒；Vth American Army Crops，美军第5集团军；Woel，沃厄；Xammes，克塞梅；Xivray，克西夫雷。
道格拉斯·黑格爵士向我提供的地图(见附图)，标明在此次最大规模战斗前夕西线各部队的阵地。博拉斯顿上校在他派军队去进攻三处前线时，完成了一项必要的任务。下面的事实就是根据他独自核查的陈述整理的。为南线战事集结了31个法军师和13个美军师，后者步兵人数至少等于30个法军师；可比总数略多于60个协约国军师。这路进攻的敌人是1个奥地利师和19个德军师，其中6个师属第一流的部队。为北线战事协约国集结了比利时8个、英军5个、法军3个步兵师，和比利时1个、英军3个、法军3个骑兵师。与这支大军对峙的是12个德军师，其中4个师为精锐部队。但是在中央战区，德军人数实际上较英军占有优势。在兴登堡防线名闻遐迩的防御工事后面的战斗区，集结了不少于57个德军师，其中18个是突击师。为攻破这些防御工事并击败防线上的大量德军，道格拉斯·黑格爵士只能调集不超过40个英军师和美军第2个军。再则，穿插在进攻前方的北方运河和谢尔德运河，几乎完全剥夺了英军进攻中坦克的帮助。
这些插曲中的每一个可以写成一篇扣人心弦的专题著作；但是本篇只能三言两语记录最突出的战果。
16日破晓，珀欣和古罗并肩出击：美军进攻20英里的敌人防线，法军进攻24英里的敌人防线。美军不因损失严重而畏缩，向整个德军受攻击防线的第一道防御工事系统猛攻，并在某几点上攻入了近6.75英里。古罗的部队也推进了1.25至2.25英里，不过此后两军的攻击都没有取得重大进展。美军的供应安排失灵，数十英里公路被动弹不了的车辆无望地堵塞。美军战线的粮食、弹药和援军的补给历尽千难万险只能运抵一部分。德军的反攻收复了部分失地，并在某些地段隔绝或击溃了推进最远的美军。战地的困难绝大，随后几个星期意外地出现混乱的僵持局面。然而在此期间，法军和美军俘敌3.9万人，缴获大炮300门，并牢牢地钳制了人数占优势的德军。
北线的战事频频告捷。被击败的德军在强大攻势面前后退，英军和比利时军几个师且战且进，穿过伊普尔—帕森达勒战场令人望而生畏的荒凉地区，3天之内便登上了离出发地10英里的梅嫩—鲁莱斯公路，一路上损失甚微，俘敌将近1.1万人，缴获大炮300门。法军分遣队在此阶段没有作战。
英军与协约国军俘获的战利品(1918年7月18日—11月11日)
图44、1918年英军战绩(1918年8月8日—11月11日)
Armies，亚眠；Arras，阿拉；Ath，阿特；Avesnes，阿韦讷；Bailleul，巴约勒；Bapaume，巴波姆；Bethune，贝蒂讷；Bruges，布鲁日；Cambrai，康布雷；Cassel，卡塞尔；Courtrai，库特赖；Denain，德南；Dixmuide，迪克斯迈德；Douai，杜埃；Enghein，昂吉安；Epehy，埃佩伊；Grammont，格拉蒙；Hezebrouk；Iseghem，伊塞昂；La Basse，拉巴瑟；Lens，朗斯；Lille，里尔；Maubeuge，莫伯日；Menin，梅嫩；Mons，蒙斯；Peronne，佩罗讷；Peruwelz，佩吕韦尔兹；Poelcappelle，普尔卡佩勒；Popering，波珀灵厄；Renaix，勒奈；Roubaix，鲁贝；Selle River，塞勒河；St Quentin，圣康坦；St.Amand，圣阿芒；Thielt，蒂耶尔；Thourout，图鲁；Tournal，图尔纳尔；Valenciennes，瓦朗谢讷；Ypres，伊普尔。
1.法比攻击区。
2.伊普尔，第2集团军于9月28日、29日俘敌4800人，缴获炮100门。
3.库特赖，第2集团军于10月14日—31日俘敌6(X幻人，缴获炮200门。
4.德军于9月15日—20日从该区撤退(系英军向兴登堡防线挺进的结果)。
5.德军于10月14日—31日从该区撤退(系英军南北夹攻的结果)。
6.德军于11月8日—11日从该区撤退(系莫伯日之战的结果)。
7.第1集团军于8月26日—9月3日俘敌18850人，缴获炮200门。
8.巴波姆第3和第4集团军于8月21日—31日俘敌34250人，缴获炮270门。
9.康布雷—圣康坦之战第1和第2阶段，英第1、第3、第4集团军于9月27日—30日俘敌36500人，缴获火炮380门。
10.康布雷—圣康坦之战第3阶段，英第1、第3、第4集团军于10月8日—10日俘敌1.2万人，缴获炮250门。
11.塞勒河之战，英第1、第3、第4集团军于10月17日—25日俘敌2.1万人，缴获炮450门。
12.瓦朗谢讷—莫伯日—阿韦讷之战，英第1、第3、第4集团军于11月1日—11日俘敌1.9万人，缴获炮460门。
13.亚眠之战，英第4集团军于8月8日—14日俘敌21850人，缴获炮400门。
14.埃佩伊之战，英第3、第4集团军于9月18日—19日俘敌11750人，缴获炮100门。
15.法军攻击区。
中心战区的战事于27日开始，当天河床深达60英尺的北方运河这一超常障碍，遭到第1集团军右翼(霍恩所辖)和第3集团军左翼(宾将军所辖)的猛烈攻击；在13英里宽战线上推进了4英里，俘敌1万人，缴获在炮200门。此举使第3集团军余部和第4集团军(罗林森所辖)有可能向南进攻。罗林森的大量大炮此次使兴登堡防线的阵地经受48小时老式的密集炮轰。然而，在没有坦克的情况下，他的部队在29日发动进攻时，遇到了十分顽强的抵抗。美军在突击中心战线打头阵，他们得到澳大利亚部队的支援，并与澳军交互跃进攻击。在这些自豪的军人之间充满着崇高的竞争精神，美军把这种精神发展到舍生忘死的程度；他们出自同一民族，说同样的语言，只是来自地球上相距遥远的地方，走过了不同的历史道路。德军防线前端的几处坚强据点，上一天没有按预定计划予以消除，两个美军师从掩护弹幕后1000码处开始冲锋。经过一段时间攻击，在敌人机枪扫射下他们的尸体“整齐地排成三行”躺下。在其它地方，高涨的激情鼓舞他们深入德军的防线。实力强大的德军部队从运河穿过的巨大隧道和准备已久的防御工事、地下掩体中倾巢而出，从后面攻击雄心勃勃前进的美军，切断了他们的退路，并使他们遭受大量伤亡。但是全体美军仍义无反顾地殊死奋战。久经沙场的澳大利亚部队向前进行救援，在进一步的短兵相接浴血奋战之后，攻占并牢牢地控制了全部阵地。
这段悲壮光荣的插曲仅仅是第4集团军战斗的一部分；英军所有3个集团军全部和不断地投入战斗。到30日夜间，兴登堡防线有25英里宽的一段被摧毁，平均深入7英里；道格拉斯·黑格爵士接报，俘敌36500人，缴获大炮380门。从9月初到10月9日，在法国的英军伤亡数超过20万人；其中6500名军官和133700名士兵是在进攻兴登堡防线的系列战斗，亦称康布雷—圣康坦战役中牺牲的。上述数字中必须加上6000名美军，即美军第2军团步兵的五分之一。从10月8日到10日，战斗和推进仍在继续，到最后一天在整个康布雷—圣康坦战线上又前进20英里，又俘敌1.2万人，缴获大炮230门。在这一凌厉的中心猛攻和南北两线夹击下，德军将其部队撤离了防线上所有被插入地段。协约国军紧随其后乘胜追击。
03.
然而，对德国抵抗力量的最后打击，只是间接来自西线的大战。自1915年夏季以来战争消耗巨大而徒劳无功的、失去活力的战场，以及军事努力遭到协约国最高军事当局普遍责备的战场，注定要发生使战争结束的决战。一根链条无论多么粗大，其承受的力量取决于它最薄弱的一环。保加利亚这一环行将断裂，因此整个敌人联盟的剩余聚合力也将和它一起消失。然而这一结果不是由局部形势引起的。它是由德军在法国遭到失败而出现的惊恐造成的。9月15日，所谓萨洛尼卡集团军，配合协约国军在各战线的总进军，向保加利亚发动一场攻势，中心目标是于斯屈布这一重镇和铁路枢纽。它实际上是一支混杂的军队，奉萨拉伊的最后继任者弗朗谢·德斯佩雷的命向前进军，8个法军师、7个英军师、6个希腊(韦尼泽洛斯派)师、6个塞尔维亚师和4个意大利师——全都编制不足，因热病体质虚弱，装备的大炮也不充足。17个保加利亚师和2个土耳其师受率领几个德军步兵营和炮兵连的赫赫有名的马肯森的控制和指挥，形成足以成功地防守保加利亚这样一个地势险要的国家的一支力量。但是保加利亚人不愿意继续打仗。保加利亚退出战场和她进入时同样忧郁、麻木和坚决。6月最后一个星期，温和的马利诺夫内阁的上台引起了柏林的不安，也为协约国的外交提供了良机。尤其是美国，她一直没有向保加利亚宣战，仍有代表常驻索非亚，她以强有力的手腕施展影响。
经过微弱的抵抗后(它仍然显示了防守者的优势)，保加利亚军向后退却，停止战斗，并声明他们只想回家收割庄稼。这些性格刚强的农民对德国人的告诫不予理睬。他们对逐步前进支持防线的小股德军相当友善。后撤的保加利亚军队还腾出时间协助德军把大炮曳出深陷的车辙。但是，要他们折回前线或停止后撤或进行战斗——这一切都办不到了！
9月26日夜间，一名保加利亚参谋手执休战旗来到米尔恩将军的指挥部，以他的总司令的名义谋求停止敌对行动48小时，称和谈代表接踵就到。28日，保加利亚同意无条件使她的军队复员，归还侵占的全部领土，交出所有运输设施，不再是交战国，并将其铁路和领土供协约国的进一步军事行动使用。
消息传来时，我在巴黎和卢舍尔在一起大家立刻意识到，大战的终结已经到来。9月29日，鲁登道夫创议在斯帕召开会议，决定派人觐见威尔逊总统(他的“崇高理想”激励他们产生希望)；由此人代表德国提出停战建议。10月1日，兴登堡在三国战争的压力下表示，停战请求将在第二天上午。10月4日，保加利亚国王斐迪南逊位逃往维也纳。这个善施阴谋、生性残暴、独断专行和估计错误的非同寻常的人物，现在消声匿迹了。他曾两度运用他的力量实现了他十分热情地为之奋斗的、他傲慢自负的国家野心的大部分。无论1912年第一次巴尔干(对土耳其的)战争以后，还是在保加利亚1915年加入同盟国之前，他认为，只要他采取较简便的做法，他就有可能使自己的国家上升为巴尔干邦联的领导者；但是，他的内心力量和逻辑都建立在完全排除道义因素的错误估计的基础上，这促使他进行极大的个人冒险和斗争，让他的国家两次陷入极大的灾难。
04.
选择开始战争时刻的那些人无一例外不能确定结束战争的时刻。要求停战是一回事，实现停战是另一回事。德国新首相——巴登的马克斯王子——5日照会美国总统威尔逊。他以“4点”为基础，以德国的名义表示接受议和。美国总统于8日答复，提出一些问题，并要求德国以撤出侵占的领土作为信守诺言的保证。12日，德国和奥地利宣布愿意撤离入侵的全部领土作为停战的第一步。14日美国总统指出，不可能与德国皇帝谈判。至于停战问题，其条件必须交由战场上的司令们决定，但是必须为维护“战场上的美军和协约国军的当前最高军事优势”提供绝对保证。威尔逊先生特别擅长于这种照会交往，就在文书往返期间——可能为时漫长——协约国军沿法国所有防线全面向前推进，并以越来越有力的、最强的攻击继续战斗。阿登高原前面至关重要的德国横向铁路依然在运行；珀欣和古罗从南方稳步逼近铁路，黑格的重炮已经将欧努瓦枢纽置于持续轰击之下。在北冀，阿尔贝特国王的部队向库特赖挺进。德军在这些突击点中间的宽广地区，随着战斗的结果连续后撤。鲁登道夫的后备部队已耗尽。他的大部分野战师已经不能作为依靠令他们决心作战；全都严重减员到只有战斗力的三分之一或五分之一。齐格菲防线多处崩溃。德军以狂热的努力加固安特卫普—默兹河阵地，鲁登道夫出于真正的本能，迟疑地决定开始巡视沿德国边境的防线。军事头目和已出现的新政要人之间举行了多次极度激动的会议。20日，德国政府宣布放弃潜艇战。与此同时，在意大利境内，意大利全军和协约国军——卡万勋爵所率英军为先锋——迅速越过皮亚韦河，向分崩离析的奥匈帝国部队发起猛攻，并于10月最后一个星期彻底粉碎其军事力量。梵蒂冈伸出了哀求之手。11月4日，剥夺了哈布斯堡帝国一切抵抗手段，并令其领土供盟军进一步作战使用，停战终止了该战场的敌对行动。
英军现在渡过了塞勒河，战斗过程中俘敌2.1万人，缴获大炮450门，并迅速向瓦朗谢讷、蒙斯和莫伯日推进，追逐在他们前面的敌军。英军的激情无限高涨，他们深信他们长期与之拼杀的强敌现在正在他们铁拳重击下土崩瓦解，被解放的人民的猛拳和欢乐使他们在这些最后的日子里，比战争最无望时期更愿牺牲自己的生命。每个战士都觉得自己既是征服者又是解救者。美军同样激情高涨。至于法军，谁来描写他们怀着憔悴和破碎的感情呢？最后几个月(7月至11月)他们伤亡超过50万人，他们仍日复一日打败他们的宿敌，解救法兰西的神圣领土。
兴登堡和鲁登道夫虽主张的停战，但现在却呈现出无条件投降的样子，因此鲁登道夫愿意打下去：他郑重宣布，什么也不能使德国愿意接受更加不利的条款。27日，德国政府已经决定完全屈服，促使皇帝免去他的职务。兴登堡留任到“和倒台的政府一道下台”。最后痛苦挣扎的荣誉属于兴登堡和德军的机枪手们。
05.
当这个世界上的强大组织紧张到超过了破裂点时，其结构总是在各个点上同时崩溃。无论多么明智的政策也没有赖以建立的基础；美德与勇武找不到立足之地，救世天才没有权威或动力。德意志帝国政权的强大机构，不久以前都还使世界各国黯然失色，突然之间粉碎成一千个各自分散的碎片。她长期扶植的所有盟友，全都倒下离析瓦解，单独地乞求和平。忠心的陆军，或兵败于前线，或士气低落于后方。骄傲高效的海军叛变。在最遵守纪律和驯服的各州爆发了革命。最高军阀逃之夭夭。
此番景象令人类惊得不已。在胜利的时刻，胜利者的耳边响起哀钟。
06.
英国议会在得知停战条款之前，心里都有怀疑。但当宣读文件时，大家普遍充满感激之情。谁都想不出任何进一步的条款。同盟国立即撤离侵占的国家；让所有居民返回本土；交出完好无损的5000门大炮、30万挺机枪、3000门迫击炮、2000架飞机；撤离莱茵河左岸；交出莱茵河上的3座桥头堡；交出运行正常的5000台火车机车，15万节车皮，5000辆卡车(连同配件)；交待全部地雷和定时引爆引信地点，并协助发现和销毁；立即单方面遣返全部战俘；放弃布加勒斯特条约和布列斯特—立陶夫斯克条约；交出6艘战列巡洋舰、10艘性能最好的战列舰、8艘轻巡洋舰、50艘最好的驱逐舰；交出所有潜艇；在未能履行上述任何条款时，协约国有权在48小时内宣布取消停战。以上就是条约的条款。因此，德国既无力量又无防卫地接受长期受其蹂躏和最终取得胜利的敌国的处置！
07.
现在是11月11日11时前几分钟。我站立在我房间的窗口，眺望诺森伯兰大街伸向特拉法尔加广场，静候大本钟宣告大战的结束。我的悠悠思绪越过伤痕累累的岁月，回想起在海军部那一夜的情景和感触，当时我侧耳等着听的是这同样的钟声，那是为了向我舰队和我遍布世界的舰艇中队发布对德宣战的信号。现在一切都已成过去！赤手空拳未经训练的岛国人民，他们除了海军没有其它防御手段，面对的无庸置疑是人类史上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他们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我们的国家从磨难里平安地生存下来，它的广大的领地完整无缺，它的军事努力仍在增大，它的制度屹立不动，它的人民和帝国空前团结。在迭经无限危险和极度心碎之后，胜利来到了。与我们打仗的所有国王和皇帝不是逃走就是流亡。他们所有的陆军和舰队不是毁灭就是投降。英国为争取胜利承担了很大一部分责任，自始至终尽她最大的努力。
时间在分分秒秒地过去，我想到的是反思而不是欢乐。人们工作所追求的物质目的，人们生活所思考的每一个过程，现今全都破碎化为乌有。整个军需供应的庞大事业，永远不断增长的军需产量，小心谨慎所作的军需储备，各项秘密的未来计划——转眼之间像恶梦般烟消云散，留下一片空白。我的思想机械地一直在探索复员问题。我们的300万军需工人会怎么样？现在叫他们生产什么？机器轰呜的工厂如何转产？实际上就是如何化剑为犁？把驻外军队运回国内需要多长时间？他们回国以后做什么？我们当然得为军需部拟订复员计划，计划已经制订出来，但是它在我们思想中未占应有的地位。现在必须把它付诸实施。油门必须加大——全速前进。军需委员会必须刻不容缓地举行会议。
这时，突然传来了第一响钟声。我再次朝我下面的宽阔街道观看，街上仍空无一人。但此时从政府部门征用的一座大旅馆门口冲出一位年轻女职员苗条的身影，她正在兴奋地指手划脚，当另一声钟声响起，然后男男女女从四面八方急匆匆涌入大街。人流从所有大建筑物涌出。全伦敦的钟声开始轰鸣，诺森伯兰大街的人群数以百计，不，应该是数以千计，他们疯狂地来回涌动，欣喜得尖声大叫；我能见到特拉法加尔广场已经是人山人海。在我们的总部大都会饭店四周，秩序开始混乱。门被敲得唠唠响，过道里是格登格登的脚步声。人人从办公桌站起身来，扔下手中的纸和笔。一切束缚完全放开。喧嚣声越来越响。人潮鼎沸，响声来自四面八方。街上现在成了沸腾的人海。彩旗像玩魔术般展现。男女人潮从泰晤士河堤方向涌来，他们注入向滨河大街的人流，混合一道去向国王欢呼胜利。几乎在最后的一响钟声消失以前，受战时严格管制的伦敦街道变成喧闹的庆祝胜利场所。无论如何，这一天显然不会再做任何工作了。是的，困缚世界的锁链已经断开。强制的链环、纪律的链环、暴力的链环、自我牺牲的链环、恐怖的链环、荣誉的链环，这些迫使我们民族，不，迫使人类大部分忍受苦难，担负强制性事业的种种链环，在几声钟声中僻僻啪啪碎裂了。安全、自由、和平、家园、亲人团聚——在52个月令人憔悴的磨难之后全都指日可待了。52个月压在人们的背上的悲惨负担，突然之际终于被扔了下来；看来至少暂时是这样。
我的妻子来了，我们决定去向首相表示祝贺，国内斗争的主要冲击落在他的身上，现在他应该得到酬劳。但是我们刚一上车，立刻有20个人登上车来，在发狂般欢呼的人群中我们只能徐徐驱车经过白厅向前。向德国发出最后通牒的那一天下午，我们曾一起驾车沿同一条马路反方向而行。当时满街也同样人头攒动，也几乎同样群情激昂。听到英勇无畏人民的欢呼声，我心内的感受无法用语言来表达：他们甘负重担，付出了一切，他们从不动摇，他们从未丧失对祖国及其命运的信心，当解救的时候来到时，他们能宽容公仆们的过失。
08.
对大战作出最终裁决的责任，当然不会落在这一代人的肩上。对德国人民值得作细致的分析，不能浅薄地说他们被敌人宣传所侵蚀。如果说宣传产生了效果，那是因为这种宣传唤起了德国人民心中的共鸣，但也激起了从一开始就在那里存在的心中的疑虑。因此，虽人数和资源都占优势，但因打仗和被封锁四年，德国人民元气耗尽时，此良心反叛的低声细语便变成了千百万人民公开的意见。
然而在力量方面，人类的历史纪录中从没有像德国火山爆发那样的表现形式。有4年时间，德国傲视一切，敢在陆海空与世界五大洲作战。德国陆军支撑了那些摇摇欲坠的同盟，成功地插手每一个战场，雄踞于每一片被征服的土地上，给反对他们的敌人造成的伤亡是他们自己所遭受的两倍以上。为打碎他们的力量和科学，为遏制他们的狂妄气焰，全人类所有最强大的国家有必要动员民众奔赴战场。占压倒优势的人口、无限的资源、不计其数的牺牲和海上封锁，有50个月时间未能占上风。弱小国家在战争中道蹂躏；一个强大的帝国被打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近2000万人作出流血牺牲之后，才夺下这个强敌手中的屠刀。德国人在历史上造成的灾难太多了！
09.
宣告战争结束的帷幕在法国和佛兰德漫长的战线上落下了。时间与造化之手，迅速使和平工业得到恢复，几乎已经抚平了弹坑累累的战场和战线，从孚日山脉延伸到海边的宽广地带上，昔日的战争破坏了法国洋溢着欢声笑语的田园。现在在战争的废墟上已重新建造了房屋，被摧毁的树木的土地已变成了新的种植园。只有那些墓地、纪念碑和矮小教堂的尖塔，以及随处可见的坍塌的战壕和地雷爆炸留下的巨大坑穴，勾起游人对往事的困恼和追忆：在不到20年之前，在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冲突中，曾有2500万军队在这里厮杀，有1200万人在这里流血牺牲。仁慈的遗忘症使人淡忘历史的陈迹，伤残者已蹒跚离去；未亡人唯以忧伤记忆为伴。新一代青年在这里要求自己的权利，即使在战争地区，江河依然长年奔流向前，好像这些往事只是一场梦。
梦境到此为止了吗？难道梦仅仅是残忍和愚蠢故事的一个章节？轮到新的一代人时，他们会不会为清算德、法两个民族的陈年老帐而去厮杀和牺牲呢？我们的子孙会在荒芜的土地上再次流血和呻吟吗？这场战火中的三大交战国会彼此和解、联合起来吗？会利用她们的才能，保证每个国家在安全与自由中共同分享重建欧洲的光荣吗？
————————————
①上述数字不包括“血的考验”一章表格中所列德军补充的伤亡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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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附录
英军、法军和德军伤亡正式统计报告
表I：英军在西线每月伤亡总数。摘自《军事努力》第253页及后续部分
表II：法军(在东北战线和东方战线)各时期所报损失①②。官方日报、国会文件、1920年特别会议、附录633、1920年3月29日会议、马兰决议报告。
表III：在西线各重大军事行动时期的损失(根据国家档案统计数字)③④⑤⑥⑦⑧⑨⑩。德军在法—比战线和英军前线的损失。
表IV：德国陆军人员损失⑾⑿⒀⒁。根据战争伤亡中央调查局提供的信息。
①其中包括到1918年11月11日为止在敌国或瑞士幸存战俘477800人和从1916年7月起遣返或逃脱的战俘3万人。
②加上阵亡军官3.6万人。
③包括葡萄牙军作战时德军损失；葡军曾一度插在英军防线。
④与美军作战时损失约2.5万人。无准确的资料。⑩
⑤“死亡”这里仅指阵亡，不含伤病员在医院中死亡。
⑥据部队每10日向最高指挥部所报数字。失踪总数包括两类人员：暂时离队者和最初报告死亡，或后来报告受伤者。
⑦关于从1914年8月至1915年1月(包括1月)的损失，只有部分靠估计的大致总数。
⑧1918年10月的数字不完全。1918年11月的数字全无。
⑨表A所列的军在西线死亡总数，即149.3万人，源自下列各表：击毙数78万人(国家档案)+医院内死亡数30万人(与法军比例相同)+国家档案报告据信已死的失踪者9.4万人+咨询处最终报告已死的17万人的4/5+美军击毙德军估计数4万人=149.3万人。
⑩据德国国家档案称该数字有误。德方非正式估计在10万与14万之间，我采用了较高的总数。——W.S.丘吉尔。
⑾受伤人数与受伤次数无法分列。
⑿受伤次数比以前少，原因是据报告为因伤死亡人数比该期新伤次数要多。
⒀被俘死亡总数未最终确定。迄今为止，据交战国政府报告，德军战俘有55066人死亡；其中40300包括在伤亡表中。其余仍在被俘与失踪项下。
⒁可以认为，依然失踪的17万名德国人大多数已经死亡；因此，死亡总数将增至近20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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