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媒与总统
(马蒂厄·德雷福斯,1895年2月) 抵达吉贝尔医生家时,我就被带到一个房间,莱奥妮正在里面等候。 我见到的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农妇,闭着眼坐在长沙发上。她戴着一顶诺曼式无边帽,相貌平凡。医生叫我在她面前坐下。 她牵起我的手,抚摸我的手指并轻轻抚弄。之后,想说话却又停下来……她慢慢地说:“你是他的兄弟,你的妻子和你同来。你有两个子女,目前留在他们祖母那里。你的兄弟在那边承受很大的痛苦。”然后,她放下我的手,对我的弟弟说话,好像他就在她面前:“你为什么戴眼镜?谁给你的那副眼镜?”可是,我对她说我弟弟从来不戴眼镜,只戴夹鼻眼镜,她可能把两者混淆了。“不是,不是!”她发怒大叫,“我知道我在说什么……那是眼镜。你会到更遥远的地方……但是你会回来,这是一定的,但我不知道要等多久。我们对时间不太熟识,但是你一定、一定会回来。” 莱奥妮说她很累,要休息一下。医生说:“睡吧。”她显得昏昏欲睡,降灵会就此结束。 她的谈话内容使我惊讶。她提及我和妻子到访巴黎,提及我的目标,我的子女在他们祖母那里……这些事情我的亲戚(在哈佛)都知道,医生也可能从那些亲戚那里得知这些事实,并向莱奥妮间接提过。 说到她提及的眼镜,我知道我弟弟是从来不戴的,我的弟媳也有同感。她将在两三天内启程前往位于法国西部的雷岛,阿尔弗雷德正被押在那里,预备启程前往魔鬼岛。 弟媳回来后,告诉我阿尔弗雷德现在果真戴着眼镜。他的近视很严重,夹鼻眼镜常会掉下来,所以向典狱长索取了一副眼镜。这件事我们从不知道,现在证实是准确的,我们都感到震惊。 我到哈佛很多次。当莱奥妮准备好见我们时,吉贝尔医生便通知我们,莱奥妮有时告诉我们一些难以明白甚至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尤其是当她被催促时…… 2月初在另一场降灵会中,莱奥妮毫不做作地说:“秘密呈给军事法庭法官的文件究竟是什么?不要这样做,这样做是不对的。如果阿尔弗雷德先生和德芒热先生看到这些文件,它们的效力便会遭到破坏。”我问她那些文件是什么。 她说:“你对这些文件一无所知?但它们已呈给法官,过些时候你会看到的。”2月21日,有人向我解释了这番话…… 医生和共和总统福尔是知已,他曾在哈佛担任总统的私人医生。医生觉得自己有责任要求总统尽量延迟放逐德雷福斯到魔鬼岛去的时间。 与总统的会晤定于2月21日上午7时…… 吉贝尔医生从总统府回来时显得非常震惊,总统对他说:“德雷福斯被判有罪并不是因为备忘录,也不是因为审讯中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是基于法官审议案情时呈交的一些文件;为了国家安全,这些文件不能让被告或辩护律师查阅。” 医生强烈抗议这种做法违反了辩方权利,他告诉总统,德雷福斯是无辜的。根据下列事实,他对德雷福斯的无辜绝无疑惑:德雷福斯的家庭背景、拔阶仪式中所表现的态度;最后,他没有犯罪动机。 医生补充说:“没有动机,何来罪行?” 吉贝尔医生坚持上述意见。他请总统阅读我弟弟在拔阶仪式后写给妻子的信,这封信看来令总统感动了,总统从此决定采取行动。 医生对他说:“不要与案件发生关系。我亲爱的总统,请保重,不要让这起案件牵连你。” 总统态度坚定。医生说:“德雷福斯的哥哥马蒂厄知道我和你有联络,你允许我告诉他我们的谈话吗?”总统说:“可以。” 我们因此明白莱奥妮所指为何(“秘密呈给军事法庭法官的文件究竟是什么?”),她是指法官在审议案情时收到的文件,而被告及其律师对此一无所知。 那场秘密审讯简直是一出闹剧。 本文译自:MathieuDreyfus,LAffairetellequejelaivécue(Paris:Grasset,1978),pp.49—52。 马蒂厄从不夸张,直到去世前,他仍坚持他是从莱奥妮那儿得知秘密档案的存在,而总统后来也不情愿地加以证实。然而,一位农民灵媒很难成为令人信服的证人,福尔总统就算曾向吉贝尔医生证实秘密档案的存在,后来也能轻易地否认。德雷福斯的家人现在已得知陆军部的不法行为(德芒热也从其他渠道得知秘密档案的存在),但是他们必须说服其他人。马蒂厄很怕弟弟会死在魔鬼岛,因此正如他自己所说,他“不辞辛劳、毫不沮丧,日夜奔波为这起案件宣传,请求所有的朋友帮忙……找出罪犯” MathieuDreyfus,L’Affairetellequejel’aivécue(Paris:Grasset,1978),p.47。。 马蒂厄需要说服一个极为卓越却未必会应他之召的人。拉扎尔(BernardLazare)是个年轻的无政府主义者,他是反资本主义的前卫文人,曾在1894年底写过两篇文章谴责德雷福斯案中潜在的反犹太主义。可是,虽然他致力于社会正义,却不同情德雷福斯及其代表的富有中产阶级,也不同情与他信仰相同的人,是个同化了却不遵守教规的犹太人。他斥责信奉正统犹太教的犹太移民,在文章中称他们为“粗鲁、肮脏、四处劫掠的鞑靼人,这些人寄生在不属于他们的国土上”。他明白法国人为何憎恨一批又一批的犹太移民,认为他们必须完全同化于法国社会,才会被法国人接纳(他称法国犹太人为“以色列人”〔israélites〕,以便和“犹太人”〔juifs〕有所区别)。拉扎尔的部分引自:MichaelR.Marrus,ThePoliticsofAssimilation:TheFrenchJewishCommunityattheTimeoftheDreyfusAffair(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1980),pp.170—171。 马蒂厄虽然害怕拉扎尓的无政府主义,却钦佩拉扎尓的文学天分,并且对反犹太主义的抗拒已有所准备;此外,德雷福斯的家人也无意批评盟友的政治立场。1895年2月,马蒂厄会见了拉扎尓,详述案件细节,并邀请这位作家草拟一份小册子,向大众透露案件的“司法错误”。他的资料来源主要是军检官多尔梅切维利原来的起诉书,德雷福斯在谢许米迪监狱时曾私下将它记录在单人牢房内,典狱长福尔齐内蒂冒了很大的风险把它转交给德雷福斯的家人。 拉扎尓在1895年夏天写好了小册子并想要立即出版,但是马蒂厄和德芒热犹豫不决,想选择一个较“有利”的时间再出版。同时,马蒂厄和德芒热的谨慎作风促使拉扎尓转变态度。他一向主张犹太人的同化,现在开始转向犹太民族主义,这种新的热忱并不表示他重新皈依宗教(他仍然不信宗教)或主张犹太复国主义(他仍然是个无政府主义者),他的目标是从社会及政治行动中“保存犹太民族”。他对德雷福斯家人的处事作风有点不耐烦,而且他相信法国犹太人已被反犹太主义搞得瘫痪了,因此“再次学习犹太事物”。正当赫策尔推行犹太复国主义时,他则鼓励犹太人在法国成立国中之国,并且批评赫策尔太中产阶级化,太远离“贫苦的无产阶级”。他一方面攻击“装死以避免雷劈”的犹太人,另一方面在文字和决斗场上打击反犹太主义者。1896年6月,他和德吕蒙决斗,结果只鸣枪数响,没有人受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