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N·杜普伊 武器和战争的演变 超星数字图书馆 ronin21 ronin21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三十年来一些被混淆、纠缠的重大事件，没有及时地、系统地进行历史分析和研究。一方面是由于这些事件发生的时间较近，还难以从中观察其真实的历史背景，另一方面是由于时局的急剧变化。但是，在这期间，人们还是很快地觉察到武器和战争有着密切的关系。但武器和战争两者的辩证关系和内涵，仍然是模糊不清的。在战后的二、三十年是一个战争和具有战争威慑的时期，军方人员在试验和挫折的迷雾中，不断探索如何掌握新型核武器的途径；此外也在探索不使用裂变和聚变核武器的条件下，如何改善利用常规武器进行作战的样式。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一个十分短暂的时期内，殖民帝国纷纷崩溃，建立了许多新国家。这些新国家对怎样领导好本国的建设，往往未能作充分准备，而且这些新国家的领导者，又往往是在势力真空的形势下，被迫推上领导岗位的。当然那里的局势会动荡不定，这是不可避免的必然结果。 在20世纪中叶，由于在美国和苏联的武器库中，出现了核武器，又由于两国政治观点对立，生产核武器的技术发展情况，以及使用和控制这类新型武器的方式方法有了变化等原因，对战争的性质有着强烈影响。两个超级大国所确立的核战略思想是：依靠核武器相互进行威慑，而防止直接的军事冲突。虽然美、苏两国在战场上没有直接对抗；但在这一时期的大多数战争和武力冲突中，两个超级大国却采取了某种方式部署这类核武器，互相对抗。 任何常规战争都可能逐步升级到核战争。这种可能发生的事件，迫使政界的首脑们不得不对当时战场的急剧变化的形势，作周密的观察和全面的分析研究。在越南战争期间，美国总统可利用其先进的电子通信设备，观察每天战场的动态。譬如，总统可以观察战斗进展情况，并可直接与参战部队进行通信联络。不幸的是，这样一来，就引起了文职当局对军方过多的干预，而文职当局对于军队的行政和战术方面的详情并不熟悉，甚至还难以充分理解，往往效果适得其反。 在朝鲜战争的头六个月里，战绩象摆锤似地大幅度摆动着。 美军从后来作战的失败中，得出一条最重要的教训是：美军应当重新学习步兵如何运用火力和机动作战的基本知识。作战中，开始美军就离不开道路，而且自身也过于依靠坦克、火炮和飞机的火力支援。而装备轻便的中国军队，却是采用机动作战和奇袭、潜伏等战术，活跃在朝鲜的北部和中部崎岖不平的山区，以弥补其火力不足的弱点。他们在黑夜活动，发起攻击；在白天进行伪装、隐蔽。攻击战遵循相同的作战样式——渗透、合围、伏击。正面突击往往采用小部队进行进攻，作纵深穿插。每次交战开始都是利用小分队机动作战，往往是以一个排的规模进行作战。这样，使得美国部队的火力优势，得不到最有利的发挥。 在战争的第一年末，中、朝部队全面展开，供应补给线延长，交通运输处于不断的空中攻击之下，美军在朝鲜半岛上缓慢向北推进。后来，正当美军加速向朝鲜北部推进之时，联合国的苏联代表，于1951年6月23日，提出了停火建议。美军司令受命停战，尽管他当时曾提出乘敌处于崩溃边缘进行“穷追”的主张。美国政府对于中国支持朝鲜是记忆犹新的，因而对于苏联和其它国家接连发出的警告很敏感。所以，决定不做任何有可能触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事情。从回顾中，很容易证实当时富有洞察力的战略家的看法，即已看出当时苏联是无意于冒险介入战争的。 双方停战谈判代表团在前线附近相会，起先在朝鲜的开城，后来在朝鲜的板门店。停战谈判无休止地拖延下去，而双方的局部冲突，始终不断在前线发生。中、朝部队利用了这一有利时机，加紧充实、扩大自己的兵力。到年末，中、朝地面部队，估计已发展达800,000人，其中中国军队约占四分之三。这时，大量的苏联火炮，包括配有高性能雷达控制的高射炮，也陆续被运到了北朝鲜。但美军的制空权并未受到严重威胁，也未预示将来可能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此时共产党部队仍继续在白天隐蔽，不断积极开山挖洞和构筑其它地下工事。 停战谈判几经中断之后，双方又重新发生冲突，然后又恢复停战谈判。最后，在1953年7月23日签定停战协定。当时所确定的南北朝鲜分界线，是实际的交战线。该线大约在38纬度线上，这也是交战前已经划定的南北朝鲜的分界线。 关于这次战争的意义，有几点是值得注意的。首先，这是核时代第一次发生的重大冲突。在这次战争中，虽然没有使用核武器，但原子弹却严重威胁着参战各方，尤其影响美国部队。因为原子弹的威胁，抑制了美国部队扩大战果。 朝鲜战争，还证实了空军在现代战争中具有重要地位，是现代战争成功作战的一支不可缺少的力量。但这也从实战中提醒我们，空军既不能单独完成对地面的侦察任务，也不能最后解决地面战斗。朝鲜战争初期，由于美国部队掌握了空中优势，促使共产党部队引进了“米格-15”战斗机。这种飞机是当时苏联最新的喷气式战斗机，它远比美国的F-84战斗机性能好，在某些性能方面还超过了美国的F-86战斗机。“米格”战斗机是1950年末在朝鲜首次见到，在1951年期间，数量上有所增加。当时，绝大部分美国飞行员训练有素技能高超，弥补了其飞机性能较差的弱点。虽然，当时绝不允许美国部队的飞机越过鸭绿江上空追击“米格”飞机，但却阻止了中国部队想在鸭绿江以南建立军事基地计划的实施。 此外，朝鲜战争也完全证实了直升飞机具有很大的作战潜力，它可作为机动运输、侦察、撤离和战场救援的一种新型作战工具。 在朝鲜战争中，比空军，尤其是美国空军起更大作用的是海军。美国海军不仅担负着横越太平洋，进行军需物资的运输供给任务；而且担负着参与两栖作战任务。在两栖作战中，美国海军常利用舰炮攻击射程内的目标，并使用了海军陆战队对陆上目标进行攻击；同时还利用海军飞机进行近距支援和遮断轰炸，以攻击地面目标。美国海军还担负着海上封锁任务，千方百计切断中、朝部队的海上后勤供应线。 与此同时，在越南亦进行着一场持久战。这场冲突是1945年，作为殖民地人民起义，反对法国统治而开始的。1954年演变为越南共产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之间的内战。从1965年到1973年间，由于美国积极介入，而发展成为一场重要的国际性战争。美军支援南越反对北越和越共；而北越和越共又得到中国和苏联的支援(这种支援是两国各自进行的，并未协同配合)。美国参加越南战争，是其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最为奇特，最不得人心的一次战争，也是一场没有固定战线，四处出现敌人的战争。北越国防部长武元甲将军，是1945年至1954年反法战争的胜利者。他已经把游击战这一作战科学加以掌握和运用。而美军只能在千百次野蛮战斗中，固守已占的地盘。这种作战不是一种现代常规战的主要作战模式。战争是残酷的战斗，也是政治和社会矛盾激发的产物，经历着无数挫折和变幻不定的场景。华盛顿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对这次军事行动施加了严重影响。 美军作战，往往是以所构筑或设防的基地为出发点，进行搜索和突破，以求歼灭共产党有生力量，扫荡游击队根据地，而不是以争城夺地为目的。除包围战外，一般作战只动用排到营的兵力，有时即使是较大规模的作战，也只动用不大的兵力。美军在越南战争中，通常运用直升飞机，作为枪炮和人员等的运载工具，以及伤员营救、撤离的救援工具。这样，大大地提高了美军和联合国军作战的机动性。 1966年，美军发动了一次长期攻势。他们不是采用近距交战，突然袭击的策略，而是采用长时间，不断扫荡的策略。越共部队被迫无奈，凭借其熟悉地形的优势，一般采取了化整为零的策略，迅速潜入森林，就近转移，越过老挝和柬埔寨边境，隐蔽休整，待机出击。当美军和南越军扫荡缓和时，越共部队又秘密返回其原来所占据的地域。 1968年初，美军前线指挥官送出了一份公开而又悲观的战场报告，越共部队公然违反停火协定，突然发动了一场来势凶猛的新年攻势。这次新年攻势的规模、范围和剧烈性，使美国公众感到震惊，导致广大人民群众强烈要求美军撤出越南。 虽然，在这次新年攻势中，越共部队被完全击退，且遭受到了严重伤亡。共产党方面既未收复失地，巩固立足点；又未能对南越共产党加强支援。但是，这次新年攻势，对北越和越共来说，是一次战略上的胜利，或许也是迫使美军在1973年最后撤出东南亚的一个决定性因素。 1917年，英国外交部长阿瑟·詹姆斯·鲍尔弗勋爵发表一项宣言，刺激了各种力量，不断引起冲突。于是，当时这个归属英国的古老国家——巴勒斯坦，开始经历了动乱的三十年，接着又经历了战争的三十年。这种动乱和战争，直接或间接地波及整个中东，并影响着全世界。而对于这些事态，既不能谴责鲍尔弗勋爵，又不可责怪英国政府。由于酿成上述事件的各派势力早已出现，并积极活动。所以，就是没有鲍尔弗宣言，也会被别的事件激发起冲突。 由于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矛盾加深，在以色列成为独立国家之前，就发生了武装冲突，导致1948年到1973年期间在中东爆发了四次战争。其中1973年10月最后发生的这次战争最关重要。这次战争，是比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更现代化的一次常规战争的典型。在战争中所使用的武器和军队的培训，是由美、苏两个超级大国所提供。这次战争为美、苏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展起来的新型武器的战术运用及其在实战条件下效果如何，提供了试验和实践的机会。 当阿拉伯军队已在叙利亚的戈兰高地和埃及的苏伊士运河两个战区，首战告捷，到10月25日联合国停火令生效之前，以色列军队恢复了主动，在上述两个战区，已获得实质性的局部胜利，切断了苏伊士运河以东的埃及第三军。然而，很有意思的是：以色列在苏伊士运河两岸的进攻将结束的时候，企图攻夺伊斯梅利亚和苏伊士这两个城市的以色列军队却被击退；而在戈兰高地前线，叙利亚人在伊拉克和约旦支援下，又在计划进行反攻。虽然，毫无疑问，以色列军队在战斗中仍占据优势，但却已不象1948年、1956年和1967年前三次战争中那样，它每战都是占据压倒优势了。 在戈兰高地和苏伊士运河两个战区，阿拉伯人发起攻击后大约四十分钟，以色列飞机起飞，出现在战场上空。但出乎意料之外，突然遭到强大威力和为数众多的苏制阿拉伯导弹的轰击。天黑前，以色列飞机被击毁三十多架。以后几天，埃及的机动SA-6地空导弹和ZSU-23-4四管自行机关炮，又击落了许多以色列飞机。此外，埃及还使用了手提式固定发射的轻型苏制SA-7“箭”地空导弹，但其威力较小。用它虽击中了许多以色列飞机，但多数只能造成损伤，未能予以击毁。所以，激战的头几天，以色列的空中支援是不起作用的。但是，不久，以色列很快运用其所发明的战术，在战场上空，用飞机施撒金属箔片干扰物和采用其他电子对抗手段。这样，以色列的飞机对地面战斗支援，特别是对在北部前线的地面战斗支援，才发挥了较大作用，作出了更大贡献。 苏制地空导弹，特别是SA-6地空导弹和“箭”SA-7地空导弹，使用于对空作战后，实战表明，其情况不再象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情况那样，只要空中力量强大，就自然可获得空中优势。在此情况下以色列拼命努力采取措施，特别是充分利用其先进的电子对抗装备，来对付阿方苏制导弹的威胁。这样，在战场上空，以方才在小范围内恢复了空中优势。但是，地面作战的行动，对于空中作战是有着重要影响的。首先，有些战果，是通过远程火炮的火力攻击取得的，这些火炮，可用以压制对方地面导弹发射阵地。后来，在以色列军队推进到苏伊士运河以西时，曾以这些远程火炮进行火力压制，迫使埃及许多导弹发射阵地转移。这样，才使以色列空军有可能对地面部队进行更为有力的支援。 在海上，以色列装备了本国制造的“加布利埃尔”反舰导弹的“萨尔”级导弹快艇，完全控制了叙利亚和埃及的沿海水域，使以色列海岸免遭来自海上的炮火和导弹的袭击。另一方面埃及也在曼德海峡(向南流入红海)的港口，进行严密封锁，切断了通往以色列埃拉特港的海上交通运输线。埃及还公然对以色列地中海沿岸进行了严密的封锁，大大减少了海上船只的来往。 埃及和叙利亚在和以色列作战中，几乎完全依靠苏联支援，来补充、修理武器装备及其配件。开战后两天，以色列也开始从美国空运供应品。第一周末，美国人开始使用自己的飞机，支援以色列航空公司空运货物。接近停火时，苏联空运物资约15,000吨，美国空运物资约20,000吨以上。 1973年10月27日，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在美国和苏联同意之下，决定在6个月内，派遣一支7,000人的国际维持和平部队，到苏伊士运河沿线和戈兰高地，强迫双方停火。 在这一时期，世界上还存在一些其它类型的战争，其中最大或许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是中国内战结束阶段的战争。在这次战争中，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在1949年，被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军队赶出了中国大陆。 中国国内战争，在军事上最重要的经验是毛泽东的政治理论的灵活运用。特别是成功地运用游击战争发展武装力量，使游击战演变为大规模的正规战争，以夺取全国政权。 70年代，还爆发了一场战争。这是以亲苏的古巴为一方，和亲美的前葡萄牙殖民地的安哥拉为另一方所进行的一次战争。战争结束，亲苏的一方打败了亲美的一方。70年代中期，靠苏联武器装备起来的大批古巴军队，开始控制了安哥拉这个国家。在1978年，同样靠苏联武器装备起来的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两国，为长期争夺埃塞俄比亚的欧加登省而引起了一场战争。也由于有苏联武器装备起来的古巴军队的介入，加上苏联的野战指挥，在这场战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使埃塞俄比亚获得了胜利。 探索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和核时代开始以来，世界上所发生的局部战争变化的共同特征，是研究武器和战争相互关系的一个十分有意义的新的领域。虽然，在这些战争中未曾使用过任何一种核武器，也没有显露出要进行核战争的迹象。但是，新技术的发展，确实对战争有着重要影响。新型武器的运用，必然会给参战的一方和敌对双方的战斗行动，带来重大影响，在中东、越南和朝鲜战争中，这一共同特征显得特别明显。然而，就这些战争本身来说，并没有多大的新变化，基本还是采用以往四百年来典型的作战样式。虽然随着时代的进步，在近代战争中使用了先进的通信工具，但这不过是早在一个世纪以前就已开始的发展趋势，最早可以追溯到克里米亚战争，只不过在不同时期，表现形式不同而已。 人们在研究这些战争特征中，已经看到：在绝大部分战争的背景中，都有对立的超级大国的影子出现。当然在战争中，这两个主要对手并不直接对抗，所以如此，是因为采用了相互威慑的战略。事实上，人们已将上述情况贴切地归纳成为一个共同特点了。未经直接较量的对抗或威慑战略，这就包含着将使用大规模破坏性核武器的潜在可能。仆从国家代理人之间，甚至主要国家代理人之间，常常发生局部战争，但对抗双方的主要对手，还是玩弄相互威慑战略，尽量避免直接交战，害怕发生严重后果，这已不是罕见的新奇现象。 在如下冲突、敌对行动中，也表现出上述这一共同特征。如历史上曾发生过的古罗马和北非迦太基之间的冲突；古罗马和帕提亚、波斯(现称伊朗)之间的冲突；拜占庭帝国(即东罗马帝国)和伊斯兰之间的冲突；拜占庭人和法兰克人之间的冲突；不列颠(今苏格兰、威尔斯、英格兰的总称)和俄罗斯之间19世纪在中亚发生的冲突；奥匈帝国和俄罗斯之间在巴尔干半岛发生的冲突；不列颠和法兰西之间为争夺美洲殖民地、非洲殖民地和东南亚殖民地而发生的冲突等等。其中某些冲突最后导致摊牌性的对抗；某些冲突则没有发展到这种摊牌性对抗的程度。所以，在冲突中，即使没有使用核武器，但也在某种程度上改变着代理人或半代理人之间战争的进程。这些在历史上是有先例可寻的。 譬如，朝鲜战争，就可以和罗马、迦太基对抗期间，在希腊的马其顿战争相比拟，或者和不列颠、俄罗斯对抗期间，在英属阿富汗进行的战争相比拟。当然，这种类比是不完全确切的。因历史本身决不会重演，但其格局却十分类似，这是十分明显的。 大国卷入局部的战争或骚乱，而其主要对手只在旁边观战，这种冲突的格局是很多的。如1978年到1979年的阿富汗战争，美国是旁观者。再如公元前2世纪，在以色列发生了骚乱，犹太人战胜了叙利亚人。当时，首先是托勒密王朝的埃及，后来是帕提亚的波斯，只在旁边观战。后来，也发生了类似的一些情况。如3世纪后，罗马帝国在以色列镇压了犹太人的起义，而帕提亚仍然只在附近观望，情节相类似，只是结局有所不同罢了。在现代，与上述战争相类似的是，19世纪末，英国反对苏丹伊斯兰教托钵僧这一长期而痛苦的战争。在这期间，法国利用此机会吞并了附近的非洲地区。在这些战争中，以及有大国插手所发生的外部暴乱的战斗中，正规军总是面临着与难以捉摸的敌手较量，并总是遭受失败。因为对方在作战中，得到了当地群众秘密的、实际的有力支持。 历史上类似1956年以来，在中东和非洲发生的代理人战争是很多的。在近代，1912年至1913年的巴尔干战争和西班牙内战，可提供有趣的对照。当然，把古希腊的战争作为对照，也同样恰当。那时候，雅典和斯巴达企图避免冲突，但最后相互被毁灭了。而在罗马-马其顿对抗中，却以迦太基人失败而告终。 因此，历代战例显示了一个共同的特征：无论武器和技术怎样变化，无论怎样使用或玩弄这些技术和武器，战争中的共性规律，都与古代和历史上出现的人类冲突相一致。 许多历史学家、哲学家和敏感的作家，采用过许多不同的方法，来阐述为何每一代人都需研究历史，以了解当代所发生的事件。但在阐述关于新与旧的关系中，譬如，阐述武器和战争的相互关系，没有谁比阿方斯·卡尔把它比喻得更恰当：“万变不离其宗”阿方斯·卡尔《万变不离其宗》，1849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