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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thor country="英国">J·F·C·富勒</author>
    <in>西洋世界军事史</in>
    <trans time="1968">钮先钟</trans>
    <scan time="2003">投笔从戎</s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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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tle depth="0">大事记（十一）：法国革命的来临</tit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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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使法国大革命开始发动的力量，就是美国的革命，可是以1789年的情况而论，也许再没有两个国家，会像当时的美法两国那样不相似的。前者是一个巨大而尚未开发的国家，对于一个具有自由民主心灵的民族，足以贡献无限的机会。后者是一个古老的君主国家，一向受着特权和传统的拘束。在美国，租税（为1775年叛乱的主因）是由人民来决定的；在法国却由国王来决定，并且由第三等级（Third Estate）来担负——换言之，即除了贵族和教会以外，都要纳税。尽管法国的繁荣日益增加，可是这种由于不平等所引起的怨恨，不但不曾减轻却反而更受激高涨。因为财富增多了，国债和税额也随之而增加。结果受害最重的还不是赤贫的无产阶级，而是小康的中等阶级，他们也正是财富的生产者。由于他们要求应有的社会正义，和对于国事的指导能占一席之地位，结果才造成了法国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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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参加美国的独立战争，势必要筹措战费，于是法王路易十六（1774-1792年）求教于他的财政顾问，热内亚的银行家内克（Jacques Necker）。他主张避免增税，而用发行公债的方法来维持财政支出，可是后来公债发得太多了，为了付利息而不能不加税。据说路易十六的祖父路易十五曾经说过：不幸而言中的就是公债，它实为洪水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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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1年，内克被免职。不久之后，他的位置即由加隆（Charles Alexandre de Calonne）所代替，为了应付危机，他劝路易召开贵族（Notables）会议——由贵族和教士的代表所组成。他们在1787年开会，但当他们发现加隆的财政改革计划有损于他们的特权时，就拒绝通过。其次在1788年8月8日，路易在无可奈何之中，听信了巴黎市议会（Parlenient）的劝说，决定于次年召开国会（States General）。他们自1614年起，就从未开过。（注：路易十五曾经把巴黎市议会取消，等到路易十六即位时，又重新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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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要求一个君主立宪制度，希望他们的代表能定期集会，并保有权利。当1789年5月5日，国会代表在凡尔赛举行第一次会议时，他们心中所持有的即为这种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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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等级的代表们拒绝分坐，并邀请贵族和教会的代表与他们共同讨论，因为他们之间很少有人愿意屈尊，于是到了6月10日，第三等级的代表们就自称为“国民议会”（National Assembly），而独立成为一个组织。十天之后，在著名的“网球场”（Tennis Court）中，他们宣誓表示除非已经拟定了一个新宪法，否则决不解散。为了安抚他们，路易命令所有的特权阶级代表，都加入与平民代表在一起开会。但同时为了防患未然起见，他又命令布罗格里公爵（Duc de Broglie）在凡尔赛集中瑞士和日耳曼人的部队，以充宿卫。此外又再度罢免内克，这是他在不久之前，又召回任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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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的资本家一向认为内克是惟一可以使经济复兴的干才，所以这个措施使他们大为不满。于是资本家的爪牙巴黎的群众开始暴动。结果是7月14日群众攻击巴士底（Bastille）狱，并杀害它的守兵。当这个消息传到宫中时，路易喊着说：“这是一个巨大的叛变！”利昂古尔公爵（Due de Liancourt）回答他说：“不，陛下，这是一个伟大的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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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暴动立即的效果是又三度起用内克，并成立了一个“国民自卫军”（National Guard），由拉斐特侯爵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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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取信于民，8月26日国民议会发布了一个宣言，定名为“人权宣言”（The Rights of Man），内容与美国的独立宣言极为相似。因为路易犹豫不决，未加以批准，于是在10月5日，拉斐特率领一小队“国民自卫军”，把皇族中人从凡尔赛押解移入首都之内，后面有许多群众跟随，不断地高呼怒吼。此时，国王的幼弟阿尔图瓦伯爵（The Comte d'Artois）已随第一批王党的逃亡者（Emigres）出国，他立即开始进行推翻革命的阴谋。由于他们阴谋与外国合作，使之成为最后导致战争的主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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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个国家已经在财政上破产了，由于奥特恩主教（The Bishop of Autun）——他是内克女儿的爱人——的建议，国会开始进行宗教改革，以便没收其巨大的财产。国会宣布今后主教和教士都必须由人民代表选举。然后米拉包（Merabeau）主张发行一种以土地为担保的纸币，以代替没收教会的土地。但是内克却乘机骗到了大量的教产，宣称将来用金银偿付。当诺言无法兑现，内克就逃走出国。结果在米拉包主持之下，终于发行了土地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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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反宗教的国会使路易感到深恶痛绝。他说：“我宁可做梅斯（Metz）的国王，也不愿依照这种条件来做法国的共主。”结果，当新法施行不久之后，他就决定逃走。他不听米拉包的建议，并不逃往忠于王室的诺曼底或不列坦尼，而逃往梅斯，想与那些逃亡者会合在一起。他的王后，玛丽·安托瓦内特（Marie Antoinette），也热烈作此主张。她是玛丽·特里萨的女儿，是奥地利皇帝利奥波德二世（1790-1792年）的姊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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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0日到21日的夜晚，路易和他的家人躲过了守兵的注意，沿通到蒙梅迪（Montmedy）的道路逃走。中途被人发现，在瓦伦钮斯（Vareanes）被拘捕，押回了巴黎。当这个消息传到奥地利之后，利奥波德宣称说：拘捕国王一事直接冒犯了所有其他君主的荣誉，和任何政府的安全。8月27日，他与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二世（1786-1797年）联名发布了一个“皮尔尼兹宣言”（Declaration of Pillnitz），这两位国王宣布将联合其他欧洲的统治者，共同支持路易。利奥波德事实上是不怀好意的，在这个宣言尚未发布时，他就曾与腓特烈·威廉共同商定了一个瓜分法国的计划。奥地利获得阿尔萨斯和洛林，普鲁士分得于利希（Julich）和布尔格（Berg）两个公国，并在筹划中的波兰瓜分案内可以分享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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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4日，国民议会已经制定了新宪法，于是自动解散，代替它的是新宪法中的立法议会（Legislative Assembly）。它于1791年10月1日，召开第一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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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新国会的领导权落入一群青年的中等阶级热心分子的手中，他们号称“吉伦特派”（Girondins），因为多数人都来自吉伦特（Gironde）省。他们激烈反对逃亡者、利奥波德和玛丽·安托瓦内特。因为在法国的东面边界上，有少数逃亡者的兵力在集结，他们认为是一种侮辱，同时也感到畏惧，所以主张用对奥地利作战的手段，来统一国内的意志，并强迫路易摊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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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间，这种备战的热心使法国人把沿着法国东疆的部队，分组成三个军团，北方军团由罗尚博指挥，中央军团由拉斐特指挥，他们二人都是曾经参加过美国革命战争的；莱茵军团则由鲁克勒元帅（Marshal Nicolaus Luchner）指挥，他是一个年老的日耳曼骑兵军官。这就是最初的法国革命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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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的报纸刺激人民的感情，使他们趋向好战的途径。在雅各宾的寺院中（注：当国会移到巴黎时，第三等级的某一部分代表，在雅各宾寺院中租了一间大房子，作为集会之所。这就是这个著名革命党派的命名起源。）和国会中，布里索（Brissot）也鼓动对于宫廷的仇视心理，并宣传战争的必要。不仅是为了团结人民和使他们服从国会的意志，而需要战争；而且诚如希里斯（Herault de Scchelles）所说的：“在战时可以采取某些措施，若在平时则似乎是太严酷了。”——这也就是恐怖时代即将来临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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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巴士底监狱被攻击时，在欧洲还不会产生组织十字军以援救法国的观念。当时各国王室所注意的问题，是波兰而不是法国的革命。1792年3月1日利奥波德逝世后，才迅速地发生了新的变化；因为他的儿子弗朗西斯二世（Francis Ⅱ），接受了吉伦特派的挑战，一心要恢复其姑母的荣誉。他是最后一任神圣罗马皇帝（1792-1835年）。同时，腓特烈·威廉也认为法国是一个容易到手的目标，并且以扑灭革命为借口，来扩张其领土。俄国女王叶卡捷琳娜二世（1762-1796年）又希望维也纳和柏林两地的政府都被纠缠在法国的事务中，这样就可使她在波兰坐受渔人之利，此时波兰正好到了第二次瓜分的边缘。最后，法国的保王党人也认为只有奥地利出面干涉，击溃法国的征兵，才能救出路易。这就是1792年4月20日的情况，路易十六以俘虏的身份，向他的主人，吉伦特派的内阁，建议对奥地利宣战。其目的是想当他们被打倒之后，他自己也就可以脱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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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对于战争实在是毫无准备：它的府库空虚，军队混乱，人民像患有神经病一样。7月11日，政府号召全国人民从军，于是许多群众都纷纷自愿入伍。十四天之后，普鲁士也向法国宣战，并指派不伦瑞克公爵（The Duke of Brunswick）为普军总司令。他受了王党逃亡者的指使，发了一个颇不妥当的宣言，使巴黎人民大为愤怒。8月10日，杜伊勒里宫（Tuileries）受到攻击，结果是国民公会以敕令废除1791年的宪法，取消路易的一切权力，实行普选。国民公会（Convention）又代替了立法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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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混乱之中，最严重的危险却是来自军中。法国陆军此时共为八万二千人，不包括边界守备队在内。在左面，北方军团现在改由拉斐特指挥，掩护着从敦刻尔克到马尔梅迪（Malmedy）为止的边界。它分为两部分，一部分共二万四千人，驻在佛兰德边界方面；另一部分共一万九千人，称为安德内斯军团，驻在色当附近。在它的右面，从蒙梅迪到孚日（Vosges）山地，为中央军团，亦称梅斯军团，共一万七千人，由鲁克勒元帅指挥。在它的右面，从弗斯格斯到巴塞尔（Basle），为莱茵军团，共二万二千人，由巴隆将军指挥（Gen. Biron——即劳曾公爵）。在后方，苏瓦松（Soissons）附近，又有一大堆无组织的志愿兵，号称预备军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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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1日，拉斐特正在色当，当他知道了前一天的敕令之后，他立即命令在桑布尔河桥村（Pont-Sur-Sambre）的狄龙将军（Gen. Arthur Dillon）和在毛德营（The Camp of Maulde）的杜木里埃将军（Gen. Dumouriez）向巴黎进发。前者是一个保王党，表示同意；而后者则趋附吉伦特派，拒绝服从。国民公会听到这个兵变的消息之后，立即派遣委员前往色当，但为拉斐特所拘捕。8月16日，政府任命杜木里埃为北面军司令。第二天，拉斐特看到军队对他已经丧失了信心，于是率领许多军官越过了卢森堡国界，向奥地利投降。同时，在梅斯的鲁克勒，也是拉斐特的朋友，他也拒绝接受这个敕令，于是被派指挥第二线的部队，而由克勒曼将军（Gen. Kellermann）接充司令。鲁克勒部下的重要军官也都被调换。在莱茵军团中，只有巴隆将军愿意竭诚效忠。当杜木里埃代替拉斐特时，法国陆军的情况大致就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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