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辅 日军侵华战争 佚名 cdhyy cdhyy （1931年11月） 日军于“九·一八事变”占领奉天不久，即又在我国关内地区制造骚乱，企图转移国际视听，以便造成向这些地区出兵的借口。当时敌所制造的骚乱，一为天津事件；一为上海事件。并因上海事件而爆发了“一·二八”战争。 天津事件，是由关东军司令部附、土肥原贤二大佐所策动。土肥原曾是奉天特务机关长，“九·一八事变”后的第2天，即出任奉天市长近1个月。日军参谋本部及日本政府认为这样做，易于引起国际上对日本有“亡人之国”的指责，因而在10月15日令土肥原辞去沈阳市长职务，由留学日本并在日本居住多年的赵欣伯继任。 土肥原自1904年10月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16期之后，在军队里干了不太长的时间，即被调至我国的华北地区，并担任过日本驻北京特务机关坂西利八郎中将的助手。他通过与军阀、政客、买办、社会黑势力之间的奔走往来掌握着我国的社会动向，为日本侵华出谋划策。土肥原活动的手段很多，如支持亲日的反动势力，向其接济经费、援助武器等等，而主要是策动军阀混战，支持北方的亲日派，使我国常年处于自相残杀、动荡不安、贫困落后、国破家亡的内战之中，以利于日本从中操纵、控制，而达到吞并中国的目的。 在日军中享有“中国通”之称并可以讲流利汉语的土肥原，这次去天津的任务，是在市内制造混乱，乘机协助溥仪逃出天津至东北，作为将来伪政权的首脑。他到达天津后，即收买、网罗了一批汉奸，并唆使李际春、张壁等组成“救国军”便衣队，拟于11月8日在天津闹事。 土肥原在作好制造天津事件的准备后，即向关东军发回如下的电报： 溥仪确实有逃往东北之意，并准备在吉林成立政府，但天津总领事桑岛主计，根据外务省的训令，不希望溥仪离开，且严密监视其行动。因此如不采取特殊手段，则难以达到目的。 本庄繁接到这个报告后认为，采取特殊手段使溥仪离开天津，目前尚无此必要，待北满黑龙江等地局势稍为稳定后再考虑为宜。因此，令板垣征四郎通知土肥原，暂缓行动。可是土肥原已将他所说的特殊手段，予以实施。 受策动的原旧军人李际春、张壁等汉奸部队，按计划首先在天津北门外的估衣街抢劫商店、搜抄行人财物、鸣枪示威，造成天津市内人心惶惶混乱不安；随之，他们袭击维持秩序的军警，使市内陷入更大的混乱；接着，破坏了天津至北平的铁路，在混乱中两名日军被打死。 此时，驻天津的日军，在其租界内宣布戒严。 有关天津的情况，11月9日在北平的日本武官永津佐比重中佐，在向其上级报告情况的电报中，曾提到： 此次天津之暴动，是以张壁等为主的河北自治维持会一派所为，目前已占领天津地区的中国各要地，并已破坏了杨村铁桥。现正计划等待韩复榘的到来，…… 从以上日本特务机关的电报看出，当时除关东军正策划组织东北伪政权之外，而华北的日本特务机关，亦正在酝酿“华北自治”的阴谋。 当时驻天津的日军部队，为香椎浩平中将的“中国驻屯军”，它是根据1901年辛丑不平等条约而进驻。其部队数量并不多，即： 　中国驻屯军司令部　　驻天津 　天津驻屯步兵队　　　4个中队 　北平驻屯步兵队　　　1个中队 在天津市内发生混乱时，香椎浩平将其租界内的部队，作了如下部署： （一）天津驻屯步兵队，实施既定之警戒。 （二）军炮兵队之重炮小队位于军营阵地，山炮小队位于运动场阵地，按预定计划作好射击准备。 （三）军预备队位于运动场，按预定计划面向法租界，并负责警戒军直辖区域。 （四）天津租界警备队的位置，应在青年会事务所和天津领事馆。天津警察，天津步兵队，军预备队共同协力，负责日本租界内的警备和治安。 敌军在部署其租界内的兵力同时，于11月9日以“中国驻屯军司令部”的名义，向河北省政府提出：中国在天津的保安部队须后撤距日本租界300米。11月27日竟又要求我国驻军撤离天津20公里以外。 我国在天津周围的部队，是东北军王树常的第2军，王兼任河北省主席。为此事件，日本驻屯军香椎浩平中将曾与河北省政府主席王树常、天津市长张学铭交涉过多次，终因日军兵力不多，如事件扩大对其未必有利，加之在11月9日晚，香椎浩平接到其参谋总长金谷范三的指示，要其对这一事件采取慎重态度，因而只造声势而未敢主动出击。金谷的电报内容为： （一）对在天津方面的中国兵乱，日本决定采取严正的中立态度。 （二）上述兵乱，对日军会有恶意宣传，但贵军应绝对表明严正中立，极力避免卷入漩涡； 如何处理此事，以后再作决定，此时切不可采取激烈的膺惩手段。 就在天津处于一片混乱，两国军方相互进行交涉的11月10日，土肥原按其预定计划，于当晚同溥仪一起离开天津，沿白河而下，并改乘海轮去营口，以后到达旅顺。 溥仪于辛亥革命后的第2年，在得到优待的保证而于2月12日退位之后，曾连连介入有损国家利益的活动，但当局未作有效防范，任其留住于多事之平、津地区，最后竟得以乘机出逃，而依附敌人危害国家。 得到天津情报的关东军，经研究于11月27日给香椎浩平发去一份有下列内容的电报： 军准备立即集结兵力，然后向山海关前进，以救授贵军之危急。 关东军在发出这份电报后，即令第8师团铃木美通的第4旅团乘火车经沈山线去天津增掇“中国驻屯军”；在北满齐齐哈尔的第2师团主力向奉天集中；为保护奉天以北至开原的铁路行车安全，独立守备队则集中部分兵力，按已定计划扫荡该段铁路以西地区。 11月27日晨铃木美通率其旅团，以装甲列车为先导，在空军的掩护下，约在上午11时到达了新民以西的白旗堡，当即遭到防守在该地区的东北军的炮击。第4旅团的部队随即下车，在其空军的配合下，交战约1小时。东北军后撤，敌军乘火车开进至打虎山而奉命停止。这是因为国际联盟主席白里安于25日发出要求中、日两国停止在锦州地区战斗行动的电报；在巴黎的国联理事会还提出拟将锦州一带划为中立区，以及美国国务卿史汀生在27日发表了美国关于锦州问题的声明等因素所决定。日本政府此时认为，军队如再继续前进，日本在国际上将更为孤立。金谷范三根据其政府的指示，令关东军停止这一行动。随后，铃木旅团于28日返回奉天。 当时，独立守备队司令官森连指挥其部队在鞍山、汤岗子一带与抗日游击队作战，根据已定的计划，11月21至23日，这部日军分别向开原至奉天铁路以西之昌图县大金家屯、通江口，法库县及其以南之石佛寺等地，进行了扫荡。 天津事件发生后，日本海军津田静枝少将的“第2遣外舰队”，即派其第16驱逐队，由烟台、龙口驶向塘沽，以配合“中国驻屯军”的侵略行动。 11月12日，日本海军又派其国内第13驱逐队之“早苗”、“吴竹”、“若竹”、“早蕨”号4艘驱逐舰至华北。 11月27日，第16驱逐队的“刈萱”、“芙蓉”号，与约90名陆战队员，乘两艘商船，由岩桥透大尉指挥于当晚到达了天津。第2天中午，驱逐舰“朝颜号”及陆战队约40名乘商船1艘，也到达了天津。 日本海军又于12月27日，派其以三竝贞三大佐为舰长的水上飞机母舰“能登吕”号，由国内先至青岛。28日驶入渤海，由该地区起飞，侦察秦皇岛、山海关、绥中、锦西地区。 敌由于其天津兵力薄弱，香椎浩平一再要求增兵。日军参谋本部于11月28日决定从关东军内抽调一个步兵大队去天津。 被调去的混成第39旅团中岛铁藏大佐77联队第3大队于29日从大连乘船，30日到达塘沽登陆，由其大队长栂野他家治少佐率领至天津。 1931年冬，日军已在着手进攻锦州，其参谋本部调国内的第5师团1个步兵大队于12月27日至天津，将栂野他家治的第3大队由天津调至山海关。敌为集中力量进攻锦州，令在天津的部队，不准主动向东北军王树常的第2军和在山海关的东北军何柱国之独立步兵第9旅挑衅。 当关东军的第2师团，第20师团，混成第8旅团于1931年12月底向锦州进攻时，满载东北军由辽西经山海关撤至关内的44列军车。所运载的部队计有第12旅、第19旅、第20旅及炮兵第13团，总兵力约20000人，火炮约40门。日军参谋本部考虑到国际的影响，暂不将战争引向我国关内，令天津驻屯军，在关东军进攻锦州时不作策应，而持静观的态度，经山海关开往关内的军用列车不予阻拦，亦不询问其去向。 实际，东北军大量撤向关内，正是日军求之不得的事。这样他们可以在东北为所欲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