曼施坦因 失去的胜利 钮先钟 超星数字图书馆 岳庆辉 投笔从戎 一般人的假定都是认为自从希特勒免去了勃劳希契元帅(Field-Marshal V. Brauchitsch)的职务，并在三军统帅以外，又自兼陆战总司令之时起，陆军总部，或者应该说是陆军总参谋部，才对于陆上的战争政策，完全丧失了指导的权威。不过，事实上却并不如此，在波兰战役之后的几个星期当中，陆军总参谋部实际上即早已等于被取消了，虽然形式上还是继续存在着。 在我于1939年10月21日，到左森陆军总部中，去代表A集团军群接受“黄色作战命令”(Operation. Order Yellow)时，回来之后我就在日记中这样的记着：“哈尔德，施蒂尔普纳格尔和格莱芬堡三人所作的音乐合奏是显得非常的低调。”当时哈尔德上将(Col-Gen. Halder)为陆军总参谋长。施蒂尔普纳格尔将军为他的首席次长(主管作战)，而格莱芬堡上校(Col. Greifenberg)则为作战处处长。 从这三位绅士的谈话中，即可以获得完整的证据，足以证明在希特勒强迫之下，陆军总部才颁发了这个战争计划。他们，以及陆军总司令个人，很明显地对于西线的攻势是具有一种彻底相反的思想，并且认为这并不是一种使战争结束的适当方法，从他们所说的话中，即可以了解他们根本不相信德军能在西线获得一次决定性胜利。从所颁发的作战命令中，和陆军总司令及总参谋长到集团军群总部历次视察时的谈话中，都可以发现此种印象。 现在已是很明白的，对于德军在西线发动攻势的希望和利害，是可能有不同的看法，尤其是在1939年晚秋和冬季的时候为然。所以似乎并不足怪。使我大感惊惧者却是陆军总部在整个最高统帅部中的地位是已经日渐低落。尤其是当它刚刚已经指导过一次在德国史上最卓越的战役之后，这种情况似乎更是不应该！ 诚然，在过去希特勒也曾不理会陆军总部的意见。那是发生在苏台区危机的时候。但是在那个时候所争执的问题，却与现在完全不同——不是一个军事领导的问题，而是一个政治决定的问题。希特勒与陆军总部之间的争论(主要的是与总参谋长贝克个人之间的争论)并非是在军事行动的指导方面，而是对于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动，究竟会不会引起西方国家的干涉。假使是如此的，那就又会引起了两面战争的问题，那却是德国所无力应付的。不过对于这种问题的决定，最后却还是一个政治领导的事件，因为只有政治家才能设法用政治手段，取消任何两面战争的趋势。虽然在这种情况中，总司令向政治家低头，也是负有一种严重的军事责任，但却至少在他自己所独有的领域中，并未放弃了其军事领导权。 当波兰危机发生时，我们并不曾听到希特勒与陆军总部之间，曾经有这样的争执发生。实际上，我还因为由于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形中，希特勒对于西方国家的政治判断被证明是正确的以后，陆军总部也就会希望在1939年秋天里，它能够同样正确。无论如何，我相信在八月间的最后紧张阶段中，陆军总部也正像我们在南方集团军群总部中的情形是相同的，一直都在假想又是和慕尼黑会议时一样，最后终于还是会获得一种政治解决。除了他曾对于在东普鲁士境内的部署表示过意见以外(陆军总部对此也已表同意)，整体而言，我们还是不能够说希特勒已经干涉了在波兰境内的作战指导。 可是现在的情况却完全不同。当然，在波兰失败之后，战争应该如何继续进行的问题，那是一个属于“全面战争政策”的事件，所以最后是应由希特勒以国家元首和三军最高统帅的身份来作最后的决定。不过，假使决定的解决方案为应在西线上发动一个陆上攻势，则这就要完全依赖陆军来决定“如何”，“何时”，和“是否”能够完成这个任务了。就这三方面而言，陆军的领导权威是应该毫无疑问的。 可是在这所有三方面，希特勒却都是使陆军总部去面临一个既成事实。9月27日，他事先并未与陆军总司令商量，即直接向其三军各总司令宣布，他已经决定在同一秋季在西线上发动攻势，并且准备侵犯荷比卢三国的中立。在1939年10月9日，陆军总部所颁发的一个训令中，即曾表达了这个决定。 当我听了上述三位军官的谈话之后，我就感觉到陆军总部是已经完全自动屈服了。它颁发了一个训令，可是它自己对于这个攻势的成功，(至少就决定性的意义上来说)却是毫无信心的。从西线上双方的相对实力而言，这种疑虑是并非完全不合理。 所以，我只能推想着说在这种情形之下，陆军总部是已经放弃了其对于陆上战争负责权威的任何要求，而甘心以一个纯粹技术性，执行性的机关自居。过去，贝克上将和我曾经对于在战时的权责合理划分问题，提出过一项建议，其目的就是预防这种现象发生。我们所主张的应该只有一个单独的权威，负责对于国家元首就军事政策的问题，提出顾问意见，并且同时对于陆军的作战作联合性的控制，对于战争作全盘性的指导。至少当战争的胜负是要在大陆上来决定时，则或者是陆军总司令应该指挥整个的三军，或者是设一位三军总参谋长，负责统率三军，而同时也决定陆军的政策。但是无论如何，却必须避免设立两套不同的总参谋部——一为三军的，另一为陆军的——而对于陆军的政策却都具有发言权。 现在的情形似乎就正是这样的。希特勒与他的最高统帅部不仅决定陆军应进行何种作战，而且连时间与方法也都事先决定了。所以陆军总部就只能奉命行事，不管它自己同意与否，都得照常加以执行。陆军总司令已经丧失了其作为国家元首的军事顾问的地位，而变成一个只应绝对服从的下级指挥官。不久之后，在挪威居然创立了一个由最高统帅部直接指挥的战场，这更是一个明证。 陆军总部如何可以如此的投闲置散，其解释可以分为两点：(一)为人事问题，(二)波兰战败以后，战争应如何继续指导的问题。 形成上述趋势的主要原因即为希特勒个人的性格，和他对于权力的永不满足的贪欲，以及其过份的自命不凡。他那无可否认的成功足以激发他的骄气，而其党徒和左右的阿谀态度，都使他感到不可一世。面对着军事方面的反对者，下述的事实使他的位置立于不败之地，因为他不仅是国家的元首，而且也更是三军统帅，在军事方面已是最高级权威。此外，他又具有歪才，能够突然用政治和经济的理由，来驳倒他的军事顾问们，这是他们所一时无法反驳的，而且照常理来说，政治家对于这些问题是应该具有较好的判断。 不过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因为希特勒对于权力具有无比的贪欲，所以才使他在国家元首和政治领袖的地位以外，还要想自兼最高的战争领袖。1943年，我曾经与他作过一次谈话，使在这一方面更可以获得具有启发性的证明。我曾经累次劝告希特勒接受一种合理的指挥形式，换言之，就是把军事行动的指导权，完全交给一位总参谋长去负责。这只不过是多次谈话中的一次而已。希特勒坚定的否认他具有任何想做“军阀”的野心，不过毫无疑问，他却对于这种光荣十分有兴趣。反之，他却承认，真正具有决定性的事情，却是他必须要有权力，和贯彻其意志的绝对权威。他所相信的就是权力，而他更认为他的意志与权力是一体的。此外，还有一个合理的假定，就是在波兰战役之后，希特勒害怕将军们的成就，会影响了他自己在人民心目中的威望，所以对于西线战役，一开始他就毫不客气对陆军总部加以独裁性的控制。 这个人是胆大妄为，天资极高，具有一种不屈的意志。勃劳希契与哈尔德所要应付的就是他。他不仅为人民所公认的国家元首，而且在将军们的自己集团中，他也被推戴为最高领袖。 的确，即令希特勒的军人对手换了另外两个人，这也还是一个不平等的战斗。 未来的勃劳希契元帅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军官。虽然他不能与弗里特希，贝克，伦德斯特，波克，李布等人列于平等的地位，但是却也只不过是伯仲之间而已。事实证明，他也同样具有一个陆军总司令所应有的一切素质。 专就勃劳希契的人格而论，他的个人行为标准是可以说毫无攻击之余地。同时我也不否认他具有意志力，尽管照我自己的经验看来，那多少是消极而缺乏弹性，而缺乏一种创造性的决断。他宁愿接受他人所建议的决定，而不愿自己主动作决定并贯彻它们。事实上，他常常避免决定，希望躲过一个他自觉不是对手的斗争。在许多情况中，勃劳希契为了陆军的利益，都是不惜作艰苦的奋斗——其中有一个例证，即为他曾经努力使希特勒对于弗里特希上将的清白，作公开的昭雪，尽管他深知这个行动是会引起希特勒对他个人的恶感。当弗里特希逝世时，他所发布的每日命令，也可以算是一种勇气的表现。不过从根本上来说，他却不是一个斗士。他从来不能够真正仅凭人格的力量达到他的目标。贝克上将曾经在我面前诉苦，对于勃劳希契深表不满，他说在捷克危机发生时，勃劳希契对于陆军总部意见的表达，只是半途而废，遂使贝克感到进退失据。此外，像前驻罗马大使，哈塞尔先生(Herr V. Hassel)这一批人。又指责勃劳希契对于是否应用暴力来对付希特勒的问题，感到犹豫不决。他们忘记了不负责任的人，与作为陆军领袖的人，观点是不同的。这种改变，在平时可能会引起内战；在战时更可能会使外敌获得胜利。 勃劳希契是一个外表优美的人，具有一切贵族化的风度，几乎没有那一方面不是高贵的。他是正确的，有礼貌的，甚至于也很动人，不过却使人感觉到多少缺乏内在的温情。他缺乏进取的精神，不能获得对方的尊敬，使人感觉到他是缺乏活力的。其一般的态度为冷静而含蓄。他总是似乎有一点勉强，而且也的确很敏感。这种性格也许可以赢得其同僚的支持，因为他们也许会尊敬他的“绅士”作风，不过却不能够像弗里特希伯爵那样的，获得部队的信心，而更不能左右像希特勒这样的领袖。诚然，泽克特是比他还更要冷，甚至于到了不能接近的程度，但是每个人却可以感觉到他的内心，是像火一样的热；而且具有铁硬的意志，足以使他成为人们的领袖。勃劳希契却缺乏这种品质。同时他又缺乏军人的勇敢美德，弗里特希就是凭这一点才能赢得部队的衷心支持。 至于说到勃劳希契与希特勒的关系，我深信他在与这个具有无情意志的人之间的斗争中，是已经感到心理上疲惫不堪。位置，出身和教育都使他对于希特勒不能不有所顾忌，反之希特勒站在国家元首的地位上，却是什么手段都可以使用，而且毫不犹豫。勃劳希契在怒恼之余，简直说不出话来，尤其是他的口才根本不是希特勒的对手。所以这样的下去，终于因为心脏病发作，迫使他在一个最有利于希特勒的时机中，自动退休了。 说一句公平话，从一开始起，勃劳希契比起他的前任，在对于希特勒的关系上，就是处于远为不利的地位。自从勃洛姆堡被免去三军统帅的职务以后，希特勒就已经不仅只是国家的元首，而且更身兼最高统帅了。这位军政部长勃洛姆堡，对于陆军所作的最后一个打击，即为建议希特勒应亲自指挥三军——当然，不管有无勃洛姆堡的建议，希特勒本身是否也会找到这个同样的解决，那也是不无疑问的。 此外，当勃劳希契就职时，希特勒对于陆军的态度，尤其是对于陆军总部的态度是已经变得与过去几年中的大不相同了。毫无疑问，当他刚刚当权的时候，他对于陆军将军还是相当的尊重，并敬佩他们的专门能力，譬如说对于像伦德斯特元帅这样的人，尽管战时曾经两次被免职，但是希特勒却始终还是保持着相当的敬意。 在和平的最后阶段中，有两点是特别足以使希特勒改变其对陆军的观感。 第一点，他认清了在弗里特希上将领导之下(事实上，在勃劳希契领导之下也是一样)，德国陆军仍坚持着其传统的思想——简单，骑士风度和军人的荣誉感。诚然，希特勒并不能指控陆军是不忠于国家的，但很明显，陆军决不愿意抛弃其军事原则，接受纳粹党的“思想”。此外，这也是同样明白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军人就更能获得人民的爱戴。虽然，最初希特勒是拒绝听信有关高级将领的谗言，可是这种由戈林，希姆莱，戈陪尔等人所发动的对陆军谣言攻势，最后还是产生了效果。甚至于军政部长勃洛姆堡，在强调他对于“使陆军与国社主义结合一体”的努力时，也都无意中帮助了引起希特勒对于陆军的不信任。当1939年春天里，戈林以一个“国防军高级军官”的身份，向一群高级陆军将领训话时，这种煽动的结果也就变得至为明显。在他致词时，他毫不客气痛骂陆军，是自别于其他两个军种之外，保留着一种不合于纳粹思想的传统观念。对于这种演讲，在座诸人，包括勃劳希契上将在内，都感到是难以忍受。 第二个使希特勒不满意陆军总部的原因，就是他以后常说：“将军们总是迟疑不决的”。 这又有两种不同的解释。第一点，希特勒认为陆军总部是故意阻止重新武装的加速进展。后者认为进展太快了，足以影响部队的素质。第二点，希特勒认为他在外交政策方面的一切成功，都是不听将军们的反对，然后才能获得的。将军们在每种情况中，都是太小心谨慎了。对于这种指控也可以用事实来答复，弗里齐特希上将(即代表陆军总部)对于希特勒的恢复征兵制，和占领莱茵地区的计划，都不曾表示过反对。当希特勒决定入侵奥国时，贝克将军也不曾表示反对(那时，勃劳希契本人不在柏林)。第一个反对征兵制的人却是军政部长勃洛姆堡。当希特勒进兵莱茵地区时，勃洛姆堡听到法国已经下了局部动员令之后，他马上就劝希特勒把德军从莱茵河左岸撤回来，事先也不曾告诉陆军总部。事实上，希特勒几乎听了他的话，幸亏当时的外交部长，牛拉斯(V. Neurath)，告诉希特勒此时是不能神经紧张，轻举妄动的，所以才稳住了。尽管陆军总部在重新武装的时代中，曾经一再指出，陆军距离完成战备的标准还差得太远，但是它却不过是因为职责所在，而不能不提出警告而已。希特勒在表面上也同意它的看法，不过事实上，也许足以增强其对于陆军总部的厌恶。 希特勒的外交政策，在1937年11月5日，所举行的一次会议中才第一次受到了正式的反对。这次会议中出席的人员为外交部长和三军首长。希特勒发表了其对于捷克斯洛伐克的意图。军政部长勃洛姆堡，外交部长牛拉斯，陆军总司令弗里齐特希都反对他的意见。这个事实也就使得希特勒决心乘早把这些反对者都清除掉。 今天大家都相信，因为在弗里齐特希上将被黜时，德国的将军居然忍受了，没有表示反对，所以从此以后，遂使希特勒感觉到对于陆军总部，他是可以为所欲为了。希特勒当时是否作如此的想法，我固然无法判断。假使他的确是如此，则他对于将军们的动议，的确是不免误解了。他们未表反对并非是一种示弱的表现，而是他们不了解事实的真象，而且也不相信一国的元首会用那种卑劣的阴谋手段。此外，在那个环境中，实际上也不可能发动一个政变。 最后，毫无疑问，那些党老爷们在与希特勒的谈话中，也都总是一再说陆军将领的态度是犹豫不前的。 所以很明显，当勃劳希契就任陆军总司令之后，就一直感觉到他自己在对于希特勒的关系上，是处于一种非常困难的地位。此外，他又误信人言，在人事方面作了几个严重的让步。对于一批有优良记录的将领，加以不公正的免职，同时又任命凯特尔将军(Gen. Keitel)的兄弟为陆军的人事处长。这是勃劳希契所犯的第一个大错误。 苏台区危机使陆军总部的地位受到了一个严重的打击，应该感谢西方国家的畏怯无能，所以才使希特勒证明，他不顾陆军的一切反对，而仍能获得胜利。这一次勃劳希契牺牲了他的总参谋长，其结果当然只会使他在希特勒眼中的重量更形减轻。 在贝克免职之后，陆军总部中第二个与希特勒直接接触的人，即为新任总参谋长，哈尔德上将。就军事才能而言，他是足以与勃劳希契元帅并驾齐驱的。他们之间在所有的情况中，都是能够合作无间。当勃劳希契同意哈尔德的建议时，我敢相信他都是出于至诚的。像多数从巴伐里亚总参谋部中出身的军官一样，哈尔德不仅精通一切的参谋业务，而且也是一个孜孜不倦的工作者。毛奇曾经说过，“天才就是勤勉”，这也许就可以算是他的格言。但是这个人却缺乏一种内心中的“圣火”，这是真正伟大的军人所应该有的。当他在准备对俄战役时，他的作战计划是由其首席次长，保卢斯将军(Gen. Paulas)所拟定的，而后者又是以各集团军群参谋长的研究为基础的。这固然可以表示他具有高度的责任感，但事实上，一个战役计划的基本构想却是应该从指导该战役者的内心中产生出来的。 在外表方面，哈尔德不像勃劳希契那样文雅。他的说话是极为客观的，我亲自听到他曾经坦白的批评希特勒。他为了部队的利益，和对于错误的决定，都是敢于据理力争的。不幸，客观和温和的态度都不足以感动希特勒，而他对于部队更是完全缺乏同情感。 照我看来，使哈尔德最后终归失败的主要理由，就是他的态度是双重的。甚至从他代替贝克出任总参谋长之日起，他就早已是公开反对希特勒的。根据高尔里兹在其所著“德国总参谋部史”一书中的报导，哈尔德在就职时，就曾告诉勃劳希契说，他之所以肯接受这个位置的原因，就是为了想要打倒希特勒。他曾经多次计划推翻希特勒，虽然实际上却都是毫无成效。 在另一方面，哈尔德是德国陆军的总参谋长，当希特勒自兼陆军总司令以后，他又是后者的参谋长。虽然一个政客是可以同时扮演两种角色。一方面为负责的顾问，而另一方面又是阴谋的主持者；但是军人通常却是很不适宜于这种任务。尤其是根据德国的传统来说，一位总参谋长对于其总司令是缺乏信心的，那才简直是不可思议。即使以希特勒的行为而言。在平时，一位总参谋长会计划推翻这种元首，也许还情有可原，但是在战时，总参谋长与阴谋者的双重任务，却毫无疑问地会造成一种不可解决的矛盾难题。站在总参谋长的地位上来说，哈尔德的责任是要使其所共同负责领导的陆军，能够获得胜利，换言之，也就是要使其总司令所指挥的军事行动能够成功。可是从他的第二个任务上来看，他却又不应希望有此项胜利。所以毫无疑问，哈尔德面临着这种极困难的选择。从军事责任上来说，他应竭尽其全力为苦战中的德军服务。同时，他又必须尽量不惜一切代价保守他自己的位置，因为他希望有一天可以推翻希特勒。可是为了这个目的，他又必须服从希特勒的决定，尽管他本人对它们是不表同意的。的确，他之所以隐忍不去的主要原因，就是他希望能够设法保护德军能够不因为希特勒所犯的错误，而受到重大的损失。但是这又使他必须执行他内心所不同意的命令。这种冲突使他受到内在的煎熬，终于还是使他支持不住了。不过有一点却是可以断言的，哈尔德之所以恋栈不去，决不是因为他个人的利益，而是为了全军的利益。 在1939年秋季中，陆军总部就是在他们二人领导之下，逐渐的丧失了其权势。从我在上文中的分析上看来，即可以知道为什么这两位将领，尽管是第一流的人才，但却都不是希特勒的对手的理由。同时，为什么事实上，当陆军总部刚刚在波兰获得了一次最卓越的胜利之后，就马上会降级成为一个纯粹的执行机关，其理由也与希特勒和陆军总部对于今后战争应如何进行的问题，各有其不同的看法有关。 一直到战争爆发时为止，甚或到刚刚爆发以后的那个最初阶段为止，德国人很自然在西方只是准备采取守势。谁都猜不到西方国家在给予了保证之后，对波兰居然又会坐视不救。他们只是向沿着萨尔河的齐格菲防线的前进地区中，作了一个微弱的推进，接着就又立即撤回了法国的境内，这对于任何大规模的攻势而言连准备步骤也都算不上。 因为这大规模攻势是绝对在预料之中，所以我们就只可能坐候，看我们是否能守住齐格菲防线，并等到在波兰的兵力可以抽出时，然后才能发动反攻。不过现在因为西方国家的按兵不动，遂使情况变得完全不同了。不管英法如何努力，西方国家在最近的将来，都还是不能够发动一个攻势，因为现在波兰已经被击败，所有全部的德国陆军都可以用在西线上来了。至迟到9月18日，波兰的命运即早已确定了，在那一天布楚拉河之战已经告一结束，而俄军也已于前一天越过了波兰的东界。所以关于陆军在西线所应采取的行动，希特勒与陆军总司令之间的交换意见，实应以此日为其“死线”。可是从最近所出版的书籍上看来，根本上就不曾有过这样的讨论。[例如罗斯堡将军(Gen. V. Lossberg)为最高统帅部中的高级作战军官，格莱勒(Greiner)秘书为最高统帅部中主管战争日志的人员。他们的书中都没有记载。] 对于在波兰的卓越成功，和西方国家意想不到的不行动，很可能希特勒与陆军总部是各有不同的反应。毫无疑问，希特勒认为英法盟军之所以未能发动攻势的解释，即为一种示弱的表现，这也就使他自己在西方有了发动攻势的机会。此外，波兰的胜利也使他深信，今后对于德国陆军而言，是不会再有不能够完成的任务。可是陆军总部似乎却完全不同意他这种看法。他们认为西方国家之所以参战，只不过是为了面子问题，现在也就可能设法与他们讲和了。同时，哈尔德更想以推翻希特勒来为和谈铺路，所以在这个时候，德国人若在西线发动任何攻势，似乎都是不妥当的。 不管真正的答案如何，但是陆军总部却敢于断定，甚至于在波兰已经沦亡之后，希特勒都还不曾想到在西线发动攻势。在1939-1940年之间的冬季中，我自已有一次经验即可以当作证明。当那个时候，希特勒正在累次下达命令，要部队进入集结地区，有一天负责支援A集团军群的空军集团军参谋长，希皮里将军(Gen. Sperrie)来访，他告诉我空军单位是无法在这种积水的机场中起飞。我就反驳着说，空军不是有了几个月的时间，为什么不构筑坚硬的跑道呢？希皮里就向我说在过去，希特勒一直都在禁止进行任何与未来攻势有关的工作。此外还有一点也可以当作证明，弹药的生产量始终不曾达到在西线发动大攻势所要求的标准。 很明显，陆军总部是假定希特勒的观点是不会改变的，这对于希特勒的心灵而言，实在是一个错误的判断。格莱勒告诉我们，在9月的下半月中，当波兰战役快要接近其终点时，陆军总部对于战争的未来指导，曾经由施蒂尔普纳格尔将军拟了一个说明文件。他的结论是认为在1942年以前，德国陆军都不可能获得适当的装备，足以突破马奇诺防线。他也不曾考虑绕道荷比两国的可能性，因为德国政府最近还刚刚保证尊重这两个国家的中立。根据这个文件和希特勒过去的态度，陆军总部很明显已经作下了一个决定，即认为在西线仍应继续采取守势的政策。所以在波兰战役结束时，它并未首先获得希特勒的批准，即命令增强陆军在西线上的防御部署。 由于波兰的完全崩溃，遂造成了一种全新的情况，于是这种政策事实上即无异于把拟定任何未来计划的主动权，都拱手让与希特勒本人。不管战争的未来发展采取何种形式，军事领袖若是希望能确保他们自己的影响势力，则这都不是一个正当的办法。此外，施蒂尔普纳格尔所获得的结论，对于德国未来战争政策的问题而言，也绝对不能算是一个答案。假使我们真是要等到1942年方再来突破马奇诺防线，那么西方国家在军备生产方面，可能早已经超过我们了。而且，即使能够成功的透过马奇诺防线，也还是绝对不可能发展成为一个具有决定性的作战。因为自从1939年起，敌方可用的兵力至少将为一百个师，所以我军是不可能获得决定性的结果。即使敌人用了相当强大的兵力驻防马奇诺防线，他至少还可以余下四十个到六十个师，用来构成一个适当的战略预备队，一旦当要塞线被突破时，即可以用来担负拦截的任务。毫无疑问，这种战斗不久就会变成了无决定性的堑壕战争。这当然不可能就是德国战略的目标。 当然，我们不可能假想勃劳希契和他的总参谋长，会相信长期的使用一种纯粹防御性的战略，是能够获得任何结果的。尽管如此，他们却是的确把希望寄托在两种可能性上：(一)西方国家会同意讲和，(二)他们终于会自动发动攻势。可是不幸得很，对于前者的可能性，是他们自己所不能作主的；而他们对于盟军攻势的希望却也证明是不现实的。事实上，从军事的观点来看，德国人若是希望在西线上发动一个成功的攻势，则1940年的春季不仅是一个最早的机会，而且也更是一个最后的机会。 依照格莱勒的记载，希特勒并不曾看到施蒂尔普纳格尔的备忘录。但他却还是已经认清了，陆军总部在西线上是正在准备坚持着一种防御性的政策。本来至迟到九月中旬，他与陆军总部之间对于战争的未来途径，是应该要作一项切合时机的讨论，可是他却先发制人，让陆军总司令去面对着一个既成事实。9月27日，他宣布了他的决定，于是三军统帅在10月9日，也就遵照他的决定下达必要的训令。希特勒事先未与陆军总司令作任何的洽商，他不仅命令在西线上采取攻势的措施，而且甚至于还进一步决定了时间和应采取的方法。所有这些事件，照理说都是必须经过陆军总司令的同意，然后才能作决定的。希特勒要求应尽量提早发动攻势——无论如何，都要赶在秋季终了以前。依照罗斯堡的报导，他原先预定的死线为10月15日。这也就是等于说，至迟在布楚拉会战结束时，即应从波境内抽出一切的装甲兵与飞机。希特勒也决定了未来的攻势作战应该如何打法，那就是说应该绕道马奇诺防线，并取道荷比两国进攻。 于是陆军总司令所剩下来的职务就只是对于这个作战负技术性执行之责而已。希特勒对于这个作战的决定，事先故意不与他商量，而在1939年的秋天里，他对于这个作战实际上也的确没有任何可以保证成功的把握。 有些人会感到很怀疑：为什么陆军总司令肯如此委曲求全地接受希特勒的命令。格莱勒在他所著的“高级战争领导”一书中，对此也许是已经给予了一个正确的答案。他认为勃劳希契感觉到，若是立即表示反对，可能不会有什么结果，他希望若在开始时表现善意，则也许最后能使希特勒改变他的计划。罗斯堡将军对于希特勒是很有认识的，他也主张同样的看法。勃劳希契同时也可能希望天气会使一个晚秋或冬季的攻势，到时变得无法执行。假使能够拖到第二年的春天里，则也许就可以找到一个用政治妥协方式结束战争的途径。 假使这真是陆军总司令和其总参谋长的想法，则专就天气这一点而论，他们的看法应该要算是正确的。 但是认为可以设法劝说希特勒放弃这一个基本的决定的想法，照我看却未免荒唐。即使赖希劳将军已经奉了陆军总部的托负，去作说客，结果也还是无效。唯一的希望就是陆军总部能够提出一个较好的解决方案，则也许还能使希特勒接受。 至于说到用和平谈判的方式来结束战争的任何可能性，在当时根本就不存在。在波兰战役之后，希特勒曾经向西方国家提出和平的试探，但却遭到干脆的拒绝。此外，希特勒对于波兰问题也可能决不会接受任何合理的解决，所以与西方国家之间也就决无达成谅解的可能性。尤其是现在俄国已经吞食了波兰的东部，所以这种解决更是不可以想像的。另外一个疑问，就是当时若无希特勒，德国又怎样能够获得一个光荣的和平，如何可以将他打倒？假使哈尔德将军有任何的新计划，在1939年10月间，准备对柏林采取军事行动，那么我敢断言那比之1938年秋季，还会更难获得部队的拥护。 于是再从头说起，勃劳希契顺从了希特勒的意图，依照他所决定的政策，陆军总部拟定了“黄色作战命令”。到了10月27日，陆军总司令在其总参谋长支持之下，企图根据军事上的理由，劝说希特勒把攻势发动的时间，顺延到一个比较有利的日期，照他看来似乎应该是1940年的春天。依照格莱勒的记载，在几天以前，赖希劳将军也曾对希特勒作同样的建议——很可能是勃劳希契要求他这样做的。虽然希特勒并未完全拒绝他的意见，但是他原先在10月22日所决定的攻势发动日期——11月12日——仍继续有效。 11月5日，勃劳希契曾作了另一次企图，希望能说服希特勒。正是在这一天，对于部队发出了代字的密电，要他们开始进入集结地区。并仍预定在11月12日，正式进攻。 虽然这次谈论是秘密的(注：以后凯特尔才被呼入)，但其详细内容还是泄露了出来。我相信这次谈话的结果遂终于使希特勒与将军们之间，发生了一个不能弥补的裂痕，依照格莱勒从凯特尔方面所获得的消息，据说勃劳希契曾经把他反对在秋季中发动攻势的理由，写成了一备忘录，当面宣读给希特勒听。除了列举了一些无可争辩的事实，例如天气的情况，新部队的准备程度不足等以外，他又提出了另外一点理由，却不免使希特勒当场就大发雷霆。那就是对于战斗部队在波兰战役中所作表现的批评，勃劳希契所发表的意见是说，步兵已经不能表现出来像1914年同样的攻击精神，而战斗单位的纪律与持久力也都不完全能合标准，这是重新武装速度过快的结果。假使勃劳希契是在高级指挥官的前面发表这些意见，则他们当然会明白他的用心。显然，他指控步兵未能表现出来像1914年同样的攻击精神，这一点并不合理，至少当他用如此笼统的说法来表示，更是不合理。这是因为他不了解，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代中，步兵攻击的方式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变。1914年的攻击方法现在已经不在考虑之列。反过来说，那又是无可否认的有些单位会偶然的现出混乱的迹象，尤其是在开战之初，许多没有经验的部队更是如此。不过事实上，这却毫不足怪，因为不过几年之间，德国的国防军已经由十万人的总数，扩充到了几百万人之多，其中有相当大的比例都是总动员之后，才第一次过军中生活的。但是根据波兰的胜利经验，这些事实都不能当作适当的理由，用来说明德国陆军在西线上是不能够发动攻势的。假使勃劳希契只是这样的说，新成立的师训练与内在的稳定性都还不够水准，而专凭有经验的师又还不足以发动一个攻势，那么他这种反对的理由也就可以像天气的理由是同样的安全了。可是像他那样的笼统说法，对于与希特勒的任何谈话，却都是不妥当的。希特勒是一向以新国防军的创立者自居，现在勃劳希契却居然敢于在他的面前说这个新国防军的战斗素质有了疑问，这当然是他所不能忍受的。的确，假使希特勒不是为了政治上的野心，而那样的加速重新武装，则这个新国防军也许在1939年就绝不可能达到它现有的实力标准。不过希特勒却认为一切都是个人的功劳，而抹杀了旧国防军的成就。因为若不是旧国防军那样苦心孤诣的培养出来那样多的军官与士官，则希特勒就会既不能“创立”他的新国防军，而又不能获得其在波兰的胜利。 希特勒是一个自命不凡的独裁者，在他的面前说这样的话，勃劳希契当然只会获得与他所意料的完全相反的效果。尽管勃劳希契所说的并非没有事实的根据，可是希特勒却认为那种批评是针对着他个人的，于是勃然大怒，结束了这次谈话。他坚持的认为11月12日的作战开始日期不准改变。 很侥幸，天气之神在这个时候却出面干涉了，强迫希特勒不能不展缓日期，一直到1月底以前，这样的程序一共有15次之多。 所以，即令是在攻势的可能日期方面，陆军总部终于是证明了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可是结果却造成领导权的危机，其后果在战争的未来发展上，更是非常的明显可怕。其立即的效果即为希特勒与勃劳希契两人不再会谈了。1940年1月18日，作战处的胡辛格上校告诉我，自从11月5日以后，勃劳希契却不曾见过希特勒——这实在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另一个后果为11月23日，希特勒曾在柏林总理府召集所有各集团军群，集团军，军的司令官与参谋长训话。这次训话的内容在其他的书籍中都早已有了详细的记录，所以我在这里不必再赘述了。其要点即为希特勒重申其决定，要尽可能提早在西线发动攻势，他并且说明德国能够避免东面后方不受攻击的时间究竟能有多长，也似乎是颇有疑问的。 他认为在西线有采取攻势的绝对必要，并列举事实以作解释，专就这一点而论，我认为除了时间的问题以外，他的措词是的确经过深思熟虑的。在另一方面，他的训话不仅对于陆军总部，而且对于所有的陆军将领，都是一个重大的打击。他指控他们总是经常妨碍了他的勇敢和进取行动。就这一方面而言，在我所听到的希特勒训话中，要算是这一次最为卑劣。陆军总司令做了他唯一能做的事情，那就是辞职。希特勒拒绝接受，但很明显这对于危机并非解决办法。陆军总部仍然处于不愉快的地位，必须准备一个它所不同意的攻势。陆军总司令对于全盘的战争政策，已经丧失了其顾问的资格，而降级成为一个纯粹执行人员了。 国家元首与陆军领袖之间的关系发展到了如此恶劣的程度，若是要追问其原因，则决定性因素为希特勒的权力欲，与其日益增长的自欺心理，而戈林与希姆莱的“欺君”作风对此又大有贡献。不过同时，陆军总部也未尝不是咎由自取，对于波兰战役结束之后，战争应如何继续进行，它们的处理问题方式也是很不妥当。 因为决定在西线上仍然保留守势，陆军总部遂把主动权让与了希特勒——虽然毫无疑问，迅速击败波兰之后，陆军总部的职责是应该立即向国家元首，提出今后应采取何种步骤的建议。 在1939年的秋天里，因为季节已经迟了，而新单位又没有训练成熟，所以在这个阶段中采取任何攻势都是不合理的。就这一点而言，陆军总部的观点毫无疑问是正确的。但是仅仅说明这种简单的事实，或是仅仅对西线的防御部署作加强的安排，对于如何使战争在军事的意义上，能够获得一个满意结束的问题，也都不能提供一个适当的答案。假使陆军总部要想对于全面战略发挥其影响作用，则对于这个问题也就必须自动提出一个答案。 诚然，陆军总司令有一切权利，可以建议与西方国家之间，采取政治解决的途径。但是这种解决若无希望时，则又将如何呢？对于像希特勒这样的人，陆军总部必须能够指出一个如何用军事手段结束战争的途径，尽管在那个时候，在西线上采取攻势是似乎并不便利的。 所以，一旦波兰战役结束之后，应该有三个问题必须要加以考虑。 (一)专门采取防御战术，能够使战争获得有利的结束么？抑或是必须在西线上作了一个胜利的攻势，才能达到这个目标呢。 (二)假使这种攻势被证明为必要的，那么在何时才可以发动，然后才能有任何决定性成功的希望呢？ (三)这个攻势应如何进行，才能在欧陆上确保一个有效的胜利呢？ 就第一个问题而言，又有两种可能性。 其一为在波兰沦陷之后，德国即能与西方国家之间获得一种解决。陆军总部从一开始起，对于这一点就是表示怀疑的。一方面是由于英国人的民族性，使英国很不可能在此时接受和平的条件，另一方面是一旦波兰已经被击败之后，希特勒也就很不可能再准备对于德波国界问题，接受一种合理的妥协解决。尤其是，为了与西方国家之间达成协议起见，他必须重建波兰，但因为波兰东部已为俄国所吞食，所以这也就不再有可能性了。这已经变成了一个既成事实，即使希特勒被推翻了，任何其他继续执政的德国政府也都无法改变它。 第二个使战争获得成功的结束的可能性为继续采取守势，以待西方国家决定采取攻势。这也就使德国获得了一个用“反击”的方式，在西方获得决定性胜利的机会。据说哈尔德的确曾经考虑到这一点。不过依据胡辛格将军的报导，陆军总部到了后来，才开始考虑到这种设计——换言之，是在12月间，而不是在9-10月之间，这个时间对于陆军总部自己的地位却是极为重要的。 毫无疑问，这种反击作战是的确很具有吸引力，因为一方面可以让敌人攻击齐格菲防线，而自己消耗其实力；或者另一方面，可以让他们去担负破坏比荷卢三国中立地位的罪名。不过至少就可以想见的将来而言，这实在是一种如意算盘的想法。当德军的主力被牵制在波兰境内时，西方国家都还不敢发动攻势，现在面对着德国的全部兵力，他们还敢发动么？所以我在今天和在当时，都同样不相信这种反击作战是有任何根据的。 当时根据盟军统帅，甘末林将军的命令，盟军方面曾经草拟了一个“战争计划”，对于这种观念即可以予以明白的解释。这个文件以后落入了德国部队的手中，其大致的思想可以简述如下： 在1941年春季以前，盟军还不能集中足够的物质力量在西线上对德军发动攻势。为了获得地面兵力的数量优势，必须还要争取新的同盟国。 除非德国发生了部份性的崩溃现象，否则英国人在1941年以前，是不准备参加大规模的攻势。(这当然是指德国国内发生革命而言，由此即可以证明，假使我们发动了一个政变，其结果又将如何。) 西方国家在1940年的主要任务即为确保法国领土的完整，不过假使比荷两国若受到了攻击，则当然又应该赶往援救。 此外，更应倾全力对德国创立更进一步的消耗战场，即为北欧诸国与巴尔干诸国(假定意大利仍守中立)。当然也继续企图使比荷两国也加入同盟国方面。 最后，应努力设法使德国不能获得其重要的输入物资。其方法有二，一为已见上述的创立新战场，另一为增强对中立国的压力，以使封锁更形严密。 从这个“战争计划”上看来，很明显，西方国家所想要打的是一种“消耗战”，并尽可能开辟更多的战场，直到他们感觉到已经获有明显优势以后(决不会早于1941年)，才会再来在西线上发动攻势。 虽然陆军总部在我们现在所分析的这个阶段中，是不会知道盟军方面已经有了这样一个战争计划，但事实上却也足以显示，西方国家是正在准备要打一个长期战争。 虽然若攻击齐格菲防线，盟军是不免要受到惨重的损失，但是若希望英法两国人民会对于这种“空言的战争”会自动感到厌倦，这对于陆军总部的任何决定而言，似乎也并非一个现实的基础。德国人决不能坐待敌人增强他们的实力，结果使他们在陆海空三方面都确占优势——从罗斯福总统的态度上看来，美援的问题当时也应在考虑之列。尤其是因为后面又有了虎视耽耽的俄国，所以德国更不能如此的坐以待毙。俄国到了此时，对于它可能从希特勒手中希望获得的东西，都已经完全到手了，所以与德国之间已经不再有任何共同的利益。所以西方国家变得愈强大，则德国的处境就会愈为困难。 所以专就军事领袖而言，在波兰战役之后的情况应该是这样的。上述三个问题中的第一个(即在西线仍继续采取守势，是否能使战争获得成功的结束)，其答案应该是否定的，除非是政治领袖还有办法与西方国家之间，获致一个妥协式的解决。陆军总司令有权劝告希特勒采取妥协的解决方式，那是毫无疑问的。即使仅仅是为了战争再延长，则军事上即不免有危险的理由，这也是正确的。当然，这种行动包括在西线上接受暂时的延迟在内。不过无论如何，陆军领袖对于希特勒又有提供军事上指导的义务与权利。他们应该告诉他，假使不能获得政治解决时，则应该采取何种军事上的步骤。 换言之，陆军总部应该向希特勒提出一套备用的军事计划，假使与西方国家之间不能获得政治妥协，就可以立即使用之。因为即使是希特勒，也明显希望先能获得政治解决。他们不应该假定一旦当波兰被击败之后，希特勒仍会继续拒绝在西线上采取攻势，同时也更不应等候他自己来作军事上的决定。 除非是认为专用空中和潜艇的战争，即足以迫使英国人屈膝，则也许还可以建议在西方仍继续采取守势。不过这种假定又还是毫无根据的。 所以从军事的立场上来说，假定政治解决既已证明为不可能，则对于西线战争所能作的唯一建议，就是只能采取攻势。进一步说，当提出此项建议时，陆军总部最重要的又是必须要保有决定时间与方法的自主权。 关于时间方面，陆军总部与西线上所有一致同意的看法，即认为若在晚秋或冬季发动攻势，则绝对不可能获得决定性的成功。 主要的原因即“季节”。在秋冬两季中，天气的条件将使德国人对于他们的两张王牌——装甲与空军——不能作充份的运用。此外，在这个阶段中是昼短夜长，所以在一天之内，是连一个战术性的决定都不可能赢得，因此作战的速度也就会大形减低。 另外的原因就是所有在战争爆发时才编成的新部队，训练水准还是不够完善。在1939年秋季，唯一真正能够适合战斗要求的部队，却还只有那些常备师。其他的部队对于兵器的运用，和在作战时当作较大单位中的一个完整部份，都还同样缺乏经验，而且其内在的稳定程度也不够标准。此外，在波兰战役以后对于装甲部队所作的整编工作，也还没有完成。假使决心要在1939年秋季终了之前，即在西线发动攻势，那么在波兰的机械化师必须要趁早抽回，但是希特勒却并未能认清这一点。更重要的，是空军方面也更存在着严重的弱点。 所以很明显，在1940年春天之前，想在西线发动攻势实在是不合理的想法。所以这段时间也就正好利用得来寻求政治解决，从军事的观点来看，这也是应表欢迎的。 因为关于方法的问题，即为对于西线攻势的战略性准备，是下一章的主要内容，所以在这里不必再说下去了。不过有一点也许应该在这里事先提及，那就是希特勒在10月9日所决定的攻击计划，只不过是一个不彻底的措施而已。其目的并非是想在欧陆上获得一个完全的决定，至少在最初只以一种中间性的目标为满足。 所以这对于陆军总部而言，还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因为假使他的陆军顾问能够提出一个较好的计划，则希特勒也还是会表示欣然接受的。不过这当然有一个先决的条件，即为陆军总部自己相信发动一个攻势，即能在欧陆上获得一个完全的决定。 在波兰战役之后的几个重要的星期中，陆军总部的领袖人物对于未来政策的决定，都采取如此不负责任的态度，其真正的动机为何，固然是很难于猜度。他们也许是希望能迫使希特勒寻求政治妥协。他们也许是不愿意触犯比利时的中立。不过在那个时候，从一个局外人的眼中看来，似乎至少会感觉到陆军总部中的领袖人物，对于德军攻势有无决定性成功的把握，还是不免犹疑不决的。 因为如此，陆军总部才会把作军事决定的主动权，拱手让与希特勒。于是遂更进一步向希特勒的意志低头，并且执行一个其领袖们私下所不同意的作战命令。这样一来，从实际上的标准来看，它对于陆上的战争也就完全丧失了其责任与权威。 不久以后，当A集团军群提出其有关作战计划的建议时，陆军总部又有了一次机会可以收回其已经丧失了的地位。可是它却听任这个机会从它的手指缝中溜走了。 到了西线攻势正式发动时，应该感谢这些建议，方使成功的程度远超过了希特勒的原有想像之上。可是从此，希特勒却认为甚至于连在大战术方面的事情，也都可以不经过陆军总部这一关了。 诚如施里芬所理想者，希特勒现在是已经把国王，政治家和大将三重任务集于一身了。可是施里芬认为必不可少的“沙缪尔神油”(Samuel's anointing oil)，却似乎并未滴在他的头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