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劳塞维茨 战争论 第三篇 战略概论 雷默 雷默 土拨鼠 为了指出理论不能为了制定法则而限制胆量的作用，我们在论胜利的把握那一章中曾经谈过，胆量在各种起作用的力量中(在这里胆量同小心谨慎是对立的)占怎样的地位和起怎样的作用。促使人们在精神上战胜极大危险的这种可贵的力量，在战争中也应该看成是一种独特的有效要素。实际上，胆量如果不是在战争中，还会在人类活动的哪一个领域里更有它的地位呢? 对军人来说?从辎重兵和鼓手直到统帅，胆量都是最可贵的品德，它好比是使武器锋利和发光的真正的钢。 我们应该承认，胆量在战争中甚至还占有特别优先的地位。在战争中，除了对时间、空间和数量的计算以外，胆量也起一定的作用，当一方的胆量超过对方时，他的胆量就因为对方怯懦而发挥了作用。因而胆量是真正的创造性的力量。这一点甚至在哲学上也是不难证明的。有胆量的人每当遇到怯懦的人，就必然有获胜的可能，因为怯懦能够使人失去镇静。只有遇到深思熟虑的谨慎的人，他才处于不利地位，因为这样的谨慎同样可以说是胆量，至少和胆量同样坚强有力。但这种情况是少有的。在所有谨慎的人当中，有很大一部分人是胆怯的。 在军队中，大力培养胆量这种力量，决不至于妨碍其他力量的发挥，因为军队在战斗队形和勤务规则的约束和规定下是服从更高的意志的，是受上级思想的支配的。胆量在这里，就象是压缩待发的弹簧一样。 指挥官的职位越高，就越需要有深思熟虑的智力来指导胆量，使胆量不致毫无目的，不致成为盲目的激情冲动，因为地位越高，涉及个人牺牲的问题就越少，涉及其他人生存和全体安危的问题就越多。因此，如果说军队受已成第二天性的勤务规则的控制，那么，指挥官就必须受深思熟虑的约束。指挥官在行动中如果只靠胆量，就很容易造成错误。但是，这种错误还是可嘉的，不应该和其他错误同等看待。那些常常不合时宜地表现出胆量的军队还是好的。这好比生长茂盛的杂草，它们正是土壤肥沃的证明。甚至是蛮勇，即毫无目的的胆量，也不能低估它，从根本上说，它跟胆量是同一种感情力量，只是表现为一种不受任何智力支配的激情而已。只有当胆量同服从背道而驰，因而忽视上级明确的意志时，我们才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危害。但是，我们把它看作是危害，并不是由于胆量本身的缘故，而是由于拒绝服从，因为在战争中没有比服从更重要的。 在战争中，当指挥官的认识相同时，因小心，怕事而坏事比因大胆而坏事要多千百次，这一点也许只要我们一提，读者就一定会同意。 按理说，有了合理的目的，就容易有胆量，因而胆量本身的价值就会降低，但事实上却正相反。 当有了明确的思想，或者智力占优势时，一切感情力量就会大大失去威力。因此，指挥官的职位越高，胆量就越小，因为，即使见解和理智没有随职位的上升而提高，客观事物、各种情况和各种考虑也仍然会从外部对他们施加频繁而强大的压力，他们越是缺乏个人的见解，就越感到压力的沉重。法国有句成语:"在第二位上大放光芒，升到第一位时黯然失色，这句话揭示的生活经验所以在战争中也适用，最基本的原因就在这里。在历史上被认为平庸甚至优柔寡断的统帅，在职位较低时几乎个个是以大胆和果断著称的。 有些大胆的行动是必要性引起的，我们必须弄清楚这种必要性。必要性在程度上是不同的。如果必要性十分迫切，当事者在追求自己的目的时不冒很大的危险就会遇到同样大的其他危险，那么值得我们称赞的就只是他的果断，而果断是有它自己的价值的。一个年轻人为了表现骑手的本领而跃过深沟，那是有胆量，假使是在一群土耳其士兵的追杀下跃过深沟，那就只是果断了。反之，行动的必要性越不迫切，必须考虑的情况越多，必要性就越不影响胆量的作用。1756年腓特烈大帝看到战争不能避免，只有先发制人才能免于灭亡，所以他发动战争是由于有必要性，但同时也是很有胆量的，因为在他那样的处境下，恐怕只有少数人才能下这样的决心。 虽然战略只是统帅或最高指挥官的事情，但对战略说来，其他各级人员的胆量，同其他人的武德一样，并不是无关紧要的。一支来自勇敢的民族而又经常培养大胆精神的军队，可以作出缺乏这种武德的军队所不能作的事情，因此我们谈到了军队的胆量的问题。我们本来要说的是统帅的胆量，可是当我们尽了最大努力一般地阐明了胆量的特性以后，关于统帅的胆量也就没有很多的话要说了。 指挥官的职位越高，智力、理解力和认识力在他的活动中就越起主导作用，胆量这种感情力量就越被推到次要位置。因此在身居最高职位的人中间，胆量是很少见的，正因为这样，这些人身上的胆量就更值得称赞。有卓越智力作指导的胆量是英雄的标志，这种胆量的表现，不是敢于违反事物的性质和粗暴地违背概然性的规律，而是在决策时对天才（即准确的判断）迅速而不假思索地作出的较高的决定予以有力的支持。智力和认识力受胆量的鼓舞越大，它们的作用就越大，眼界也就越广阔，结论也就越正确。当然，在这里永远不要忘记，较大的目的也是和较大的危险联系在一起的。一个普通人，姑且不谈懦弱的人和优柔寡断的人，至多只有在远离危险和不需要负责的情况下，在自己的房间里设想某种活动时，才可以得出那种不需要实际观察即能得出的正确的结论。但是，如果危险和责任从各个方面袭来，他就会丧失全面观察的能力，即使由于别人帮助没有失去这种能力，也会失去决断能力，因为在这方面别人是无法帮忙的。 因此我们认为，没有胆量就谈不上杰出的统帅，也就是说，生来不具备这种感情力量的人是决不能成为杰出的统帅的，因此我们认为这种感情力量是成为杰出的统帅的首要条件。当一个人的职位升高时，这种通过修养和生活锻炼而有所发展和改变的天赋的感情力量还能剩下多少，这是另一个问题。当然，这种力量剩得越多，天才的翅膀就越硬，飞得就越高，因而冒险精神就越大，追求的目的也就随之提高。不管是预见到的必要性引起的、并按必要性进行的行动，还是荣誉心引起的、并为满足荣誉心商进行的行动，不管是因卡特烈的行动，还是亚历山大的行动，对批判的考察来说几乎都是一样的。如果说亚历山大的行动因为更为大胆而更能激发人们的想象力，那么，腓特烈的行动就因为内在的必要性更多而更能满足人们的理智。 现在我们还必须再考虑一个重要的情况。 一支军队所以能够具有大胆精神，可能是因为这个民族本来就有这种精神，也可能是因为在有胆量的指挥官指挥下，通过胜利的战争培养了这种精神。但在后种情况下，这支军队最初是不具备大胆精神的。 在我们的时代里，除了通过战争，而且是依靠胆量进行的战争以外，几乎再没有其他途径可以培养一个民族的大胆精神了。只有依靠胆量进行的战争才能抵制住懦弱和贪图安逸的倾向，这种倾向会使一个日益繁荣和交往频繁的民族堕落下去。 一个民族，只有它的民族性格和战争锻炼在不断地相互促进，才能指望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占有巩固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