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论西路军失败的根本因素 论西路军失败的根本因素 徐向前元帅长篇回忆录《历史的回顾》中《血战河西走廊》一章,从战略方针、战场指挥到作战行动,全面地深刻地概述了西路军史。做为一个长期研究西路军的研究人员,我赞成《血战河西走廊》衷恳而切中要害的分析。本文拟将其中观点“西路军失败的根本因素”展开论述。 “西路军的失败宣告了张国焘退却逃跑路线的破产”现在已经很少有人再说了。那么,西路军悲壮惨烈的失败原因究竟何在?不少党史军史工作者,西路军研究者,从不同侧面阐述了这个问题,涉及到的原因较多。徐向前元帅在《血战河西走廊》中说:“西路军担负的任务,飘忽不定,变化多端,并大大超出应有限度,是导致失败的根本因素。”任何作战决策中,都始终贯彻着动机冲突。决策的动机是多种多样的,由于条件的限制,多种愿望和意图往往不能同时实现,常常必须从两种乃至几种不同的动机中选择一种,明确目的,并且研究和确定达到目的方法和手段。然而,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对于西路军动机从一开始就有两个,一是配合河东的战略行动,一是打通国际路线,换句话说,西路军的任务是西进打通国际路线,与此同时又要时时配合河东。 这就使“西路军的行动,步步以河东形势的暂时需要为转移,缺乏战略性的久远安排。这样虽对河东的红军和友军,起到了一时的策应作用,却毕竟招致了西路军覆灭的不幸结局。”注永凉一线,不进!不退!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之后,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总政委陈昌浩率领三十、九、五等三个军共21000余人西渡黄河,在“打通国际路线”、“配合一方面军夺取宁夏”的口号鼓舞下,英勇进击,控制一条山、五佛寺等战役枢纽地段,全力抗击敌人的反扑,为宁夏战役创造了条件。下一步就是向宁南进击,乘胜取中卫和定远营,并策应一方面军西渡。徐向前、陈昌浩派人侦察中卫的情况及去定远营的路线,准备实现下一步的战役企图。然而大局发生变化。蒋介石亲自坐镇西安,决心消灭陕甘红军,完成“安内”大业。一面部署河东部队齐头并进全力向北压迫,一面催促西北“四马”倾巢堵截红军。三十军、九军、五军渡河后,河东部队因遏止南敌前进未能得手,无法西渡黄河执行宁夏战役计划。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根据变化的局势,决定放弃宁夏战役计划,又根据陕甘苏区军粮已告罄尽,筹粮、筹款、筹棉、扩红,均极困难,数万红军缺衣少食,难以熬过严冬而实行战略转移。 中央军委11月8日提出《作战新计划》,其要点:第一、放弃宁夏战役计划,但11月份三个方面军主力仍在关桥堡至金积、灵武之间作战,求得在一二个战役下消灭敌之一部,争取休息准备,以示我欲渡河,吸引敌进入宁夏。第二、12月上旬以后,河东红军组成南路军、北路军,南路军出东南方向,北路军出东北方向,分别进至黄河沿岸,准备渡河入晋,逼阎锡山、蒋介石与红军妥协,以便共同抗日。入晋后如能依照妥协条件参加抗日,则实行抗日,如不能抗日,红军则实行战略大转移:第一步占领同蒲铁路;第二步出至冀豫晋之交;第三步,出至直鲁豫之交渡黄河;第四步到皖鲁;第五步到鄂豫皖;第六步到鄂豫陕,尔后再转西北,以一年至两年完成之。目的在于扩大政治影响,扩大红军,争取统一战线在全国胜利,争取与南京订立协定,一致抗日。 《作战新计划》规定,“徐、陈所部组成西路军,以在河西创立根据地,直接打通远方为任务,准备以一年完成之。”西路军西进,一年为期而不是立即打通新疆,主要是为了隐蔽陕甘红军的战略企图,迷惑或调动敌人,保证河东部队实现战略新计划。中央明确了西路军的主要任务是打通新疆后,徐、陈及时调整部署,令部队分左右纵队向西挺进。左纵队九军袭占古浪,吸引了马家军,右纵队三十军和五军乘虚疾进,过武威、克永昌、占山丹。正当西路军大步西进之时,中央11月19日来电指示:“你们的任务应在永昌、甘州、凉州、民勤地区创立巩固根据地。以一部向古浪、土门方向活动,在有利条件下消灭由古浪本敌、大部向凉州、永昌前进之敌;同时以一部夺取甘州、肃州至安西一带地区;并可以一部在民勤活动,迷惑敌人,使敌疑我西路军由民勤经定远营配合陕甘主力企图。”对于中央要西路军停止西进的意图,徐向前百思不得其解。 兵贵神速!孙子曰:“兵之情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西进就要趁敌人兵力空虚一鼓作气,可是在一条山蹲了那么久,现在又要在永凉一线搞根据地。永凉一线能建立根据地吗?创建根据地,离不开两个基本点:一是消灭敌人,站稳脚跟;二是发动群众,建党建政。西路军面对优势敌人的不断围攻,要建立根据地,显然力不胜任;而且一屁股蹲下来,也就失去了战场主动权。敌强我弱,外线作战历来强调灵活机动,这是保证作战主动性的有效手段。红一方面军长征时,中央军委于1935年2月16日发出特别命令:红军必须经常转移地区,有时向东,有时向西,有时走大路,有时走小路,有时走老路,有时走新路,而唯一的目的是为了在有利条件下求得作战的胜利。这个特别命令几乎成了长征后期的口号,使红一方面军赢得了作战主动权,从而获得了长征最后胜利。永凉一线以至整个河西走廊,地区也难以建立根据地。河西走廊是一条“弄堂”,永凉一线地处走廊蜂腰部。南临终年积雪的祁连山,祁连以南又是大坂山、大通山、宗务隆山等大山;北依龙首山和浩瀚无垠的巴丹吉林和腾格里沙漠。走廊平川几乎没有回旋余地,甚至没有护卫,仅有的屏障就是星星点点的土围子和战士仅有枪上的刺刀和少得可怜的子弹、手榴弹。 11月24日,徐向前起草了一份电文,向中央反映情况请求重新考虑西路军的行动方针。25日中央复电:西路军应着重在凉州、永昌之线,各个消灭马敌,尔后“主力应准备东进一步,策应河东。”中央令西路军在永凉地区建立根据地的主要意图,是为了造成河东红军将与西路军在河西会合的假象,调动蒋介石的兵力扼控黄河,以便河东主力红军东出或南出。 西路军领导人对于党的战略新计划,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即知道放弃宁夏战役计划,由西路军独立打通新疆,而不知三个方面军准备南出或东出,进行大规模战略转移。尽管如此,西路军的行动确是准确无误地执行了中央的指示。在永昌,西路军电台收到马步青给马步芳的一份电报,电文大意是:如果红军不停留地走,可以不打;若停下来不走,就打!河西“四郡”被地方封建军阀马步芳、马步青弟兄占领。任何军阀都把地盘看得比性命还重要,有了地盘就可以征兵,收税、派粮,要他的地盘自然是要他的命了。马步芳不惜动用其青海老巢的全部人力物力投入扩充和保卫势力范围的战场。“宁死一万人,不失一寸土”就是他的一名口头禅,他还冠冕堂煌地提出“军队民众化民众军队化”的口号。历次战争中,马步芳都大量征集民团,驱使在第一线效命。“二马”先后在河西投入的总兵力超过125000人,是西路军的6倍。按照中央命令,西路军在永凉一线摆开,不进不退,终日与优势敌人拼搏,试图站稳脚跟。徐、陈发表告指战员书,号召全军战胜一切困难,建立永凉根据地,为执行党中央和军委给予的光荣任务而英勇斗争。西路军在永凉一带艰苦鏖战之时,爆发了举世震惊的西安事变。 根据政治、军事形势,军委主席团12月14日电示徐、陈:“西路军目前应在现地加紧休整,进行政治动员,一面争取凉州之补充旅和二马到抗日方面来,一面准备接通兰州和准备一部适时占领安西地区。”12月18日复电指出:“你们的任务应基本的放在打通远方上面,限明年1月夺取甘、肃二州。”22日,西路军电复说:“西路军为按期完成任务决定逐渐西移。已令三十军四个团位永昌附近,两个团位水磨关一带,侦察连与九军均在水磨关西南30里之新城堡一带。再争取相当长时间休整,拟于明年1月中九、三十军抢占临泽、高台,五军全部约明年2月中旬直到安西。” 这时,何应钦指挥的“讨伐军”已开向潼关,直逼西安。张学良、杨虎城破釜沉舟,决心集中主力,以兰州地区为战略后方进行西安大会战。张学良考虑到东北军向西安地区集中,胡宗南、毛炳文等蒋之嫡系就会乘机袭取兰州、天水、宝鸡等地,直接威协西安侧后方的安全,故要求红军主力出动打胡、毛,固甘肃,并望西路军以一部东返出靖远,配合河东红军击敌。12月20日,周恩来将上述情况电告中央,并建议:“徐陈目前应立即出一部绕过凉州,逼近兰州与于(学忠)军打通。”党中央根据张学良的要求,一面放弃陕甘红军东出或南出的战略转移计划,改为南下关中,援助友军抵抗亲日派的军事进攻;一面拟令西路军东返。军委主席团22日致电西路军领导人征求意见。 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当即开会,绝大多数委员认为,东进和西进比较,前者困难更大,取胜把握较小,因为马家军的主力集中在东面,或与红军同在永凉线上,东进势必与强敌决战,难免付出大的代价。能否突破二马的重兵防堵,还是个问号。陈昌浩认为应当无条件地执行中央的指示,向河东进击。徐向前认为乘虚西进,把握较大,损失较小。他认为,既然军委征求意见,就应如实反映情况,反映看法,如果上面最后决定东进,当然无条件地执行。会后,陈昌浩按照多数人的意见,向中央作了报告,徐向前则派人侦察敌情,作东进的准备。中央24日电示:“在整个战略方针上看来,西路军以东进为有利,只要20天到30天内到达静宁,隆德地区,便可与于学忠、王以哲之8个师配合作战,至少可以钳制胡、毛、曾、关,而利我主力在东边放手打仗。张学良极盼你们来,答应在兰州补充子弹、被服。你们接电后两天内准备一切,意见电告,正式的命令明天或后天电达。” 次日,西路军军政委员会复电军委主席团:“目前时局的开展,西路军利于东进,我们当坚决执行此任务。”徐、陈刚开始秘密调动兵力,12月25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27日,军委主席团电告西路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前途甚佳。西路军仍执行西进任务占领甘、肃二州,一部占领安西。开始西进的时机及如何作战,由你们依情况决定。”当时,中央并不愿放弃打通苏联的计划,想叫西路军东返,只不过是河东形势吃紧关口的一项应急考虑,形势缓和下来,自然又令西路军继续完成打通国际路线的任务。西安事变不久,国共两党开始了第二次合作,但由于蒋介石顽固地坚持反动立场,内战的硝烟并未散尽。国共开始谈判,合理解决红军驻地,是谈判的实质性问题之一。 从战略上着眼,当时红军极需一个人口稠密,物资丰富,靠近苏联,利于回旋的战略基地。中央一致认为,这个基地以黄河以西的兰州、凉州、甘州、肃州及宁夏地区最为理想。西路军控制河西走廊,进据甘西,不言而喻,正是我党名正言顺地向蒋介石索取河西地带的“资本”。但是,蒋介石始终坚持红军应留在陕甘宁边就地“整编”、“驻防”,而且暗地授意马家军加速进攻步伐,彻底消灭西路军。12月下旬,西路军撤离永昌、山丹地区,冒着西北高原凛冽风雪继续西进,至此,建立永凉根据地的任务才告结束。西路军鏖战永凉,肩负的是策应河东红军和友军战略行动的千钧重担。西路军坚守永凉时近两月,冒白刃,餐风雪,疲兵屡战,元气大伤,兵力降至15000人。 临高地带,东进?西进?西路军向甘、肃二州挺进,整日被马家军围追堵截。敌人的骑兵在红军队伍前后奔跑,步兵成群结队游行似地要威风。红军指战员把子弹推进枪膛,食指紧扣扳机,直到敌人靠得不能再近时才开枪。当敌人略微远一点的时候,大家又把食指松开,将子弹退出来装到子弹袋里。因为只有消耗难得补充,一粒子弹真是宝贵胜似一两黄金。红军天黑突出重围,天亮又被包围,于是坚持到天黑再突围。就这样,在敌人的包围圈中行军,突围,行军。西路军以五军开路,三十军殿后,前攻后卫,边打边进。1993年元旦,五军攻占高台;一月上旬,九军一部围攻甘州未下,进到临泽东南的沙和堡;总供给部、总部直属队和五军一部驻临泽;总指挥部及三十军驻倪家营子。 这时,河东形势又发生了突变,内战乌云再次笼罩陕甘上空。蒋介石扣押张学良,并调集重兵地逼西安,内战有一能即发之势。1月2日,军委通电各兵团集结待命,准备配合友军作战。5日,军委电令西路军:“即在高台、临泽地区集结,暂勿西进。全军集结于两三点,大力训练,伺机消灭敌人。”7日、8日军委连电西路军,要其集中全力击退尾追之敌,创造肃、甘、安根据地。“动员全军在临、高地带,以消灭敌人来完成创造根据地任务。”“西路军需全部集结临、高地带执行上述任务,现勿分兵去安西。”西路军虽然久战疲惫,但指挥部将三十军、九军及指直集中于临泽、沙河堡、倪家营子一带,决心在此寻机歼敌。 1937年1月4日,西路军向军委报告:“高台以东人粮极富,以西则甚荒凉,据点少且远。正值天寒,如主力进则齐进,道路、粮、房、敌骑均不许可;打则齐打,亦只有坐待消耗。”建议军委:“如何以外力帮助我或以外交武力扼阻二马。或令三十一军、四军过河配合,则我损失必少,任务更易完成;或则我们即均在高台战敌,远方物资用外力送下,亦属必要。”并表示:“西路军抱最大决心克服空前困难,不怕牺牲,照前电完成任务”徐、陈电请中央派四军、三十一军来援,东西合力,夹击马敌,争取灭敌主力一部,为建立甘、肃根据地创造条件。但是,军委认为河东抽不出部队西援,令西路军团结一致,紧缩编制,人自为战,坚决歼敌,独立完成任务。1月8日,张国焘第一次单独出面打电报给西路军强调:“军委对西路军的指示是一贯正确的,对西路军是充分注意到的。如果还有过去认为中央路线不正确而残留着对领导的怀疑,是不应有的。应当在部队中,特别在干部中,提高党中央和军委的威信。”徐、陈坚决服从命令,令部队在临高一带坚持。五军在高台的部队覆灭之后,徐向前、陈昌浩下令总供给部以及五军另一部放弃临泽,九军撤离沙和堡,向驻在倪家营子的三十军靠拢,动机不只是要防止敌人继续各个击破。他们计划经过一个消耗敌人有生力量的阶段,突破马军重兵围堵,执行东进任务。 从1月16日起,中央即连续来电,指示西路军准备东进。中央指示西路军东进,自然与全局有关。一方面,蒋介石兵临城下,西安局势又趋紧张。党中央估计,如内战再起,西安难以固守,友军和红军必须准备广阔而机动的战略退路,方保无虞。第一步,退向陕甘宁边;第二步,退向河西地带。这时调西路军东进,占领永凉一带,正是策应河东部队实行战略退却的重要一环。另一方面,为了避免内战再起,我党与蒋介石的谈判,亦在加紧进行中。关于红军的防地问题,我党要求陕甘主力红军仍驻陕甘(原要求汉中、甘北、宁夏等地均不成),另一部驻陕南,西路军驻凉州以西。而蒋介石的方案是:蒋军进驻渭水流域;陕甘红军及东北军、西北军处渭水以北;西路军处凉州以西。党中央考虑如与蒋妥协,照此案达或协议,则陕甘红军和友军南临渭水,北靠沙漠,东西两侧皆有黄河阻隔,如内战再起,就有被蒋介石封锁于渭水,处于进退失据的境地。因而,党中央先机下令调西路军东进,目的是争取占领甘肃南部的文、武、成、康地区,以便将来可与陕甘苏区成犄角之势,互为策应。如蒋答允我驻陕南一部红军的要求,亦可解决“策应”问题,西路军则不妨仍在河西,占一块防地。西路军军政委员会虽然不了解中央调西路军东进的全盘计划,但对执行东进命令意见一致。因为谁都明白,要么西进,要么东进,蹲在现地被动挨打,绝无出路。 1月23日,徐、陈电告中央和军委:因敌正防我东进,快行不易,部队需稍休整;东进前,争取在现地或路上乘机击敌,以利东进。”“现在全军发扬士气,团结杀敌,克服任何困难,总结血的教训,虽部分受挫,但所有指战员均极团结,照军委给予任务斗争到底。”军委1月25日电示西路军:在骑兵追堵下,欲图急进避战达到东进,危险较大,应集结全军,切忌分散,用坚决的战斗来完成东进任务。倪家营子位于临泽县南部,分上、下营子。徐、陈将部队收缩在下营子地区,以30军扼守西南方向,九军扼守东北方向,构成隋园形防御圈环。西路军剩下的1万余人,全部收缩于倪家营子。马元海快速集兵,蜂拥而至,将红军团团围住。为了创造东进条件,西路军实行决战防御,顽强拒守,以寡击众,在倪家营子地区展开了一场血战,在倪家营子用血写下红军的伟烈和悲壮!子弹极端缺乏,步枪几乎失去作用。红军战士把枪架在一边,手里握着大刀、长矛、木棍。每当敌人蜂拥至前,战士们便嗷嗷叫着一跃而出攻入敌军,挥动一切可作为武器的物件与敌厮杀。不仅轻伤员,重伤员也是至死不下火线,其中自行拉响手榴弹以自己垂危的生命与敌人同归于尽者不胜枚举。许多人当手中武器被毁之后,即赤手空拳与敌格斗,掐住敌人脖子,拔掉敌人胡子,咬掉敌人耳朵……。整个战场,真是“一片土地一片血,一个战士一团火!”丹心拳拳,雄魂烈烈,这些铁血儿女,给历史留下一代人的雄壮,一代人的骄傲。 西路军在河西建立根据地的每一次战斗,都几乎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进行各种战斗中最残酷最血腥的巷战。各军、师、团的人数越来越少,全部兵力已不足万人。徐向前审慎而正确地认识到西路军要在河西建立根据地,力量是不够的。他曾希望避开和马家军的正面冲突直插新疆,但是,西进以后,他却不能按照自己的预想采取有力和有效的行动。西进计划随着不断变化的形势而一再拖延,最终失去了宝贵的时机。现在似乎有了转机,东返将取代打打停停的西进方法。可是,当徐、陈准备东返时,党中央又电令西路军停止执行东返计划。 原来,倪家营子大血战不久,西安局势又趋紧张。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忽发出“讨伐”电讯,在西安引起了轩然大波。西安军民群情激愤,认为蒋介石背信弃义,主战呼声高入云霄,内战有一触即发之势。我党力挽狂澜力排众议,坚决反对内战,争取和平,由周恩来等同志从多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和斗争。同时,党中央令西路军停止执行东进计划,以避免加剧西安地区的紧张局势。中央让西路军依靠自身力量,就地坚持,粉碎马家军的进攻,适时完成西进任务。徐、陈根据西路军面临的情况向军委建议,西路军灭敌西进,相当困难。如上级不派四军、三十一军来援,打击“二马”实力,则西路军难以完成西进任务。万不得已时,西路军在现地坚持一段时间后,只好东出青海大通、西宁一带活动,解决部队的补充问题,伺机再图发展。 中央书记处和军委主席团2月17日电报指出:同意西路军春暖前在临泽一带寻机破敌,争取春暖后向肃州、安西行动。“依据你们自己与当前敌人力量对比的情况,依据国内与西北的环境,如果蒋介石不能或不愿停止二马向你们进攻,又不愿主力红军派兵向你们增援,则你们唯一的方针,是调动敌人,寻求机会逐渐削弱与各个击破之。”“你们春暖后向大通行动的提议目的何在呢?是把向大通当作调动敌人守青海,以使自己仍然回到甘州、肃州区域,并向安西呢?还是想占领青海呢?”“你们(对)过去所犯的政治错误,究竟有何种程度的认识?何种程度的自我批评与何种程度的转变呢?我们认为今后的胜利是与对过去政治错误的正确认识与彻底转变有关系的。”中央的这个电报,虽不完全出乎徐、陈的意外,但在当时确象是一个晴天霹雳。 红一、四方面军懋功会师后,发生北上和南下之争。徐、陈曾力主和中央共同北上,后因张国焘反复电令,只好南下。事实证明,南下的路走不通。现在把西路军的行动方向与过去的“政治错误”联到一起,徐、陈自然有难言之苦。陈昌浩压力尤大,他曾是“国焘路线”的积极支持者,现时又身负西路军军政委员会主席的重任。翌日,徐向前建议召开军政委员会会议,讨论行动方针,陈昌浩同意。会上,徐向前讲了西路军面临的严重不利形势,中央不能派兵来援的情况,提出自救东返。多数到会者,对东返和西进的具体策略踊跃研讨,但提到与中央意见分歧的事,都似乎心情沉重,不愿多发表意见。陈昌浩迟疑不决,显得心事重重。最后,大家一致赞成徐总指挥的自救东返主张。西路军回师东进,在西洞堡一举歼灭马家军西宁宪兵团。战斗结束,800多个敌人作了异乡怨鬼,800多支马枪,400多支短枪和许多战马、俘虏成了红军的胜利品。 陈昌浩因东进没有中央的命令,本来就有顾虑,见部队打了胜仗,得到补充,便提出要重返倪家营子,继续建立甘北根据地。徐向前听了大吃一惊,说:“昌浩同志,你还有什么力量回去建立根据地嘛!我们好不容易突围出来,回去不是自寻灭亡吗?”但是,陈昌浩头上有“紧箍咒”,不顾实际情况坚持要回去。徐向前和他吵了一顿,没有结果。这时中央来电:“甲、固守五十天。乙、我们正用各种有效方法援助你们。”陈昌浩又一次占了上风,证明他是马克思主义,徐是“右倾机会主义”。西路军担负着一个独立作战方向的战略任务,但每一步行动均需请示报告,不折不扣地照指示去办。事实上许多指示难以行通,尤其是河东红军的战略行动步署,既未向西路军通报,又要求西路军配合,令之不知其然,更不知其所以然。这就使西路军最高指挥官几乎没有机动自主权力,战场指挥也就无法随机应变,机断专行。陈昌浩思想上有包袱,患得患失,一切唯上,当断不断。 徐向前在《血战河西走廊》中自责说:“我作为军政委员会副主席,西路军总指挥,虽向上级和陈昌浩提出过不同意见,但不无顾忌。特别是在受到中央指责的情况下,心情忧闷,不想吭声,缩手缩脚,教训是深刻的。”由于陈昌浩坚持,西路军没有趁西洞堡胜利的机会,迅速甩开敌人,大步东返,而是全军回师倪家营子。二返倪家营子,敌人对红军的包围更加紧缩,梯队重迭,步步推进,而红军驻地房倒屋塌,水井被填,吃住更加困难。敌人将红军前沿围子包围数层,一直冲到纵深与红军后方部队激战。徐、陈不断向中央告急,请求火速派兵支援西路军。但这时我党与蒋介石的谈判进入“拍板”阶段,和平协议即将达成。一着不慎,就会给蒋介石以借口,破坏和谈,挑起内战,危及全民族的生存。党中央对于救援西路军左右为难,总是尽力争取谈判途径解决,万不得已时才诉诸武力。党中央除紧急指示在西安谈判的周恩来等同志,强烈要求蒋介石令“二马”停止军事进攻外,2月27日决定以原四方面军之第四军、第三十一军,同第二十八军、第三三十二军并骑兵一个团组成“援西军”,任命刘伯承为司令员,张浩(林育英)为政治委员。 中央指出,增援西路军极为迫切,但必须服从两个原则:一是不影响和平大局。因此,增援部队开动时,由周恩来告知蒋介石的谈判代表顾祝同,请其谅解。如蒋下令“二马”停战,援西军即中道停止;二是不使增援部队又陷入困境。因此,在取得南京方面的谅解,援西军西进时,只能控制黄河附近一段,接出西路军,不可西进过远,以免造成更大困难。 中央也曾考虑“围魏救赵”,出兵临夏、西宁,吸引马步芳主力回援,以解西路军之危,但因受和谈问题的牵制,未能实现。3月5日,援西军从淳化、三原出动向镇原方向开进,但这时,远在千里之外的西路军败局已定,大势去矣!最后,引用《血战河西走廊》的一段话结束全文。“西路军是整个红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全盘战略上不可缺少的环节之一。毫无疑义,部队的一切行动,均应服从和服务于策应河东红军与友军的全局需要。但是,如何策应才更符合实际情况,更有利于全局发展,则值得研究。苏联当时应我党要求,为支援我国人民反抗日本侵略者,准备了大批武器,待红军去取(后因西路军失败,才将这批武器转交盛世才的军队)。 假如西路军渡河后,抓住战机,乘虚而进,照直往西打,取得武器、弹药,如虎添翼,回师横扫而东指,有没有可能呢?完全可能的。指导思想不同,方法不同,结局会大不一样。这不是‘事后诸葛亮’,我那时就是这种意见。再进一步说,西路军如果及早背靠新疆,打开战局,控制河西地带,那就不单是一时策应河东局势的问题,对整个抗日战争的进程,亦必将发生积极的影响。八路军就不止编制三个师。盛世才后来也不一定敢叛变,叛变了我们可以立即出兵收拾他。可惜的是,当时在西路军的问题上,举棋不定,犹豫徘徊,致使西进的战机完全丧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