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定跳过第一章从第二章开始翻，一来后面的内容大家更感兴趣，二来保持全书不连贯一段时间也算先尊重一下作者的版权么^^
本章从45页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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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对立的双方 战争这种意志活动既不象技术那样，只处理死的对象，也不象艺术那样，处理的是人的精神和感情这一类活的、但却是被动的、任人摆布的对象，它处理的既是活的又是有反应的对象。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战争论》，19世纪 越战30年后，大多数美国人已经很难想起美国军事部门在东南亚遭遇的羞辱和当时的难堪局面。在1972年年底，活下来的士兵们疲惫不堪地回到了在美国、朝鲜和欧洲的军营，他们是在1965年在“付出任何代价，承受任何负担”（阿修比注：源自1961年肯尼迪的就职演说，全句为：为确保自由的存在和自由的胜利，我们将付出任何代价，承受任何负担，应付任何艰难，支持任何朋友，反抗任何敌人。）的口号下应征入伍的。新的军队全部由志愿兵构成，士兵们装备着快要陈旧过时的武器，幻想破灭、心情沉重。毒品文化在军营中盛行，军士和军官们只有全副武装才敢执勤。 美国人民，特别是中产阶级和上层社会，对发生在越南的大屠杀感到极端厌恶而瞧不起自己的国防力量。1970年代早期的民意测验表明，仅仅不到一半的民众认为如果加拿大遭到攻击的话美国有必要去保卫它。只是由于美国的核威慑和中苏同盟的破裂才防止了共产主义势力直接进攻美国的核心利益。但是，从严酷的环境中最终形成了一支完全由志愿兵组成的基于尖端科技的新型军队，这支军队将在接下来的20年里在中东战场和其他地方证明自己的实力。这个戏剧性的重振旗鼓是美国军事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这个故事开始于1970年代晚期，在旁观了他们的上级是如何在越战中陷入一场大屠杀之后，新一代军事领导人走上了历史舞台。将毒品上瘾、缺少教育和懒惰成性的分子从军中铲除出去，重建了整个军队的纪律，这是必不可少的第一步。下一步则在于将军人重新塑造成一个严肃的职业——一个既需要体力更需要智力的职业。对于军官，进一步的要求则极大地集中于涉及在战场上协同使用武力的复杂任务。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所著《战争论》的一个出色的译本于1976年出版，这本写作于1820年代的著作被大多数军事历史学家视为所有已出版的同类著作中最富有洞察力的关于战争的理论论述，给美军重新思考军队的职业化提供了一个认识上的理论框架。 改变美国军事力量这件工作绝非易事，难以在短期内完成。最困难也是最深刻的改变在于领导层对战争本质的再认识。在1970年代晚期，作为军中最受尊敬的高级将领之一，多恩·斯塔瑞（donn starry）开始发展出一种后来被称为“空地一体战”的作战概念。这一概念产生于斯塔瑞在德国担任军级指挥官时所面对的苏联大规模进攻的切身威胁，这一进攻预计会通过富尔达（fulda）缺口——一个从前东德境内向西延伸至法兰克福的突出走廊。他自信可以挡住第一波的入侵者，但是随后推进的苏军波次却让他忧心忡忡。为了达到以下两重目标，斯塔瑞发展出他的空地一体战的概念：在守住和击败苏军开始阶段的冲击的同时，攻击和充分地瓦解那些位于前线后方的红军预备部队的作战机动。 差不多同一时期，一些受德国和苏联术语影响的军事思想家开始研究当今战争中的作战层次——军级及以上规模的大部队的机动和火力——这一术语的含义。这些作战可能包括一些特定的任务，比如远征部队在诺曼底的登陆或者更为普通一些的越过太平洋实施的两栖攻击。跨越长距离和多个时段的作战行动称为战役，包括陆军、舰队和空中力量，涉及人员可以万计。但是作战也可能包括一些小型部队的短期行动。1980年代中期，在位于利文沃思（leavenworth）的陆军参谋和指挥学院进行了一个新的两年期高强度计划，旨在强调作为一个理解未来作战计划的手段必须对过去战役进行研究。这一计划强化了在战争研究中采取更为思辩性方法的趋势。 1986年之后，这些认识上的发展集中体现在的新版陆军基本作战手册中，这一名为《野战条令fm-100-5》手册将用于指导复杂的作战行动。该手册表明了一场陆军在思考和准备战争的理论上所发生的革命，新的核心理念强调机动、欺骗、扩张战果和分散指挥。最后一点是特别重要的，因为如果战斗单位开始快速运动之后，低级军官和军士应该当场做出决定来利用环境变化产生的优势和机会。在这个新的作战学说的框架下，低级指挥官将没有时间来等待上级的指示。不久之后，海军陆战队的基本作战手册中也发生了几乎完全相同的革命性改动，他们的《舰队手册1：战斗》清晰的表述了类似《野战条令fm-100-5》的作战原则。 如果美国人民和他们的代表们拒绝为军队的资源和装备拨出预算的话，所有的这些认识上的催化剂都只能起到很少的作用。然而苏联1979年对阿富汗的入侵以及美国军队在解救被伊朗扣押的大使馆人质上的灾难性失败最终使整个国家发现了这个严酷的事实：外部世界充满了危险，苏联和其他一些势力给美国造成了直接威胁，从而军事力量至关重要。这些导致了美国防务预算在卡特执政的晚期就开始增加。随着罗纳德·里根在1980年11月胜选，军事开支就像洪水一般急速上涨。
美国军事力量的重建 士兵应征入伍，穿上军装，拿起武器，接受训练，以及睡眠、吃饭、喝水、行军，这一切都只是为了在适当的地点和适当的时间进行战斗。 ——————卡尔·冯·克劳塞维茨，《战争论》，19世纪 在1970年代，随着一些历经时间考验的古老原理重新被提出——训练、纪律和职业化——出现了一波空前的和日益增长的技术变化浪潮。从美军参加越南战争的最后几年开始，这些创新开始改变着美国的军事力量。1972年，在第一次“后卫”作战的开始阶段，空中攻击中止了北越对于南越的推进；在随后的第二次“后卫”作战中，对北越的心脏地带于11月发动了大规模空中袭击，美国空军对众多目标投下了27000枚激光制导炸弹。虽然以今天的标准看来还很原始，但相对于那些自二战以来使用的投下之后就只能祈祷命中的普通炸弹而言，这些初次上阵的激光制导炸弹将准确性提升到了一个很高的水平上。 仅举一例：从1965年到1968年，在“滚雷”作战中，美军战斗轰炸机曾经飞行了数百架次以摧毁位于清化省的大型铁路桥，这些行动付出了相当程度的损失却始终未能达成目标。这条河上的大桥曾经在1950年代早期被北越军队用两辆法国军火列车互相撞击所摧毁，当新的大桥于1964年重建的时候就在设计上着重考虑了抵抗强力攻击的要求，因为它位于从河内通往南方的唯一一条铁路线上。1972年5月13日，装备有2000和3000磅的激光制导炸弹的由14架f-4幻影式战斗轰炸机组成的攻击分队在第二次攻击中就摧毁了这座桥梁。 虽然在福特和卡特执政期间防务预算水平非常低，但是依然开始了一些重大的项目来设计新型的武器系统，其中便包括开发隐形战机的初步计划。从1970年代后期开始，基础研究已经取得了足够的成果，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宣布隐形轰炸机的开发已经列入计划。其他一些更简单也更现实的现代武器系统已经通过了原型测试，其中一部分已经进入了初期生产阶段。f-15和f-16很快就要革命性的提升美军的空对空作战能力，这两种飞机装备有先进雷达系统和响尾蛇型空空导弹（同样在过去的20年里经过了升级），性能上超过了它们将会面对的任何战斗机。在1980年代的福克兰群岛战争期间，英军鹞式垂直起降飞机上所搭载的响尾蛇导弹在对阿根廷人的战斗中证明了自己。同时，作为美国盟友的以色列人使用f-15和响尾蛇导弹的组合在中东战争中对抗叙利亚人的法制和苏制装备，迅速取得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战果。 在1970年代晚期，陆军就要获得艾布拉姆斯坦克和布莱德利步兵战斗车。艾布拉姆斯是第一种在设计中强调乘员保护的装甲战斗车辆，很快将成为世界上最令人敬畏的坦克。它拥有的升级版120毫米主炮可以发射贫铀穿甲弹，再结合具有艺术水准的火控系统，可以在4000码的距离上在第一回合摧毁敌方坦克。其间，海军也重新装备了f-14雄猫式组成的战斗机中队，其雷达系统可以在200英里的距离上跟踪和攻击多个目标。大型的尼米兹级航空母舰也将在70年代末加入现役，成为不断增加的美国海上力量的主要战力。 实际上，这个美国军事科技提升的典型范例极大地依赖于从197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期计算机处理能力的突破性发展。计算机的小型化技术产生于冷战中和苏联之间谁能首先完成载人登月的竞争之中。1970年代晚期以来，这一革命从空间竞赛扩散到整个军备竞赛，美国公司纷纷加速设计、开发和生产基于电子技术的先进武器系统。 1981年，新上台的里根政府启动了一个强力的重整军备计划。在当时大学学费飞速上涨的状况下，对于那些出身工人和中低收入阶层的高校毕业生而言，军人薪水的上升和提供大学学费补助使得志愿参军成为了一个有吸引力的选择。里根的防务预算同样包括了为三军建立新的训练场，分别是位于欧文要塞的陆军训练场、位于二十九号棕榈滩的海军训练场以及位于拉斯维加斯西部沙漠的空军训练场。在这些设施中，战斗员和指挥官同样能面对真实的“入侵之敌”磨练他们的技能，在大部分情况下，这些模拟敌军要比实际上的苏联部队训练更为精良。这些训练场中进行的高强度训练包括从入门级基础训练到大规模演习的方方面面，变得越来越复杂、逼真、严格和苛刻。 美国在1983年秋天对加勒比海小岛国格林纳达的入侵行动表明，虽然各军种的作战能力均得到了提升，但是依然不能在作战协同中达到紧密配合的程度。陆军的无线电通信系统无法和空军以及海军陆战队的无线电系统沟通。一个陆军连长不得不使用他的民用电话卡来呼叫位于北卡罗莱纳州的布雷格（bragg）堡的作战中心作为中继来给头顶上的战机传递重要信息。联合作战层面的指挥几乎不存在，各个军种都只是在进行自己单方面的作战。了解到这一问题后，国会开始着手修正这一无论是五角大楼的文官还是各军种的领导人都不愿意触及的问题。 1986年通过的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法案（阿修比注：goldwater-nichols法案也被称为国防部重构法）强制规定了各军种之间的高度合作，并给予区域最高指挥官（现在称为作战指挥）更大的权限，而且现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各军种领导人之间的关系也不再是仅仅是“同级中的优先”。也许其中最为重要的，国会规定军官必须拥有在联合参谋部的服役经历才能被允许晋升至将级军衔。 在戈德华特-尼科尔斯法案通过以来的20年里，美军的指挥在联合作战方面显示出了长足的进步，而不再像是分散的个体。转变并未就此而止，在各军种的基础学说和认识层面，联合作战的理念依然是不成熟的。另一方面，象加拿大人试图建立的那样一支彻底的联合部队并不是全然必要的，有时甚至会导致一场灾难。每个军种带到桌面上来的观点和文化都是产生于那些飞行员、水手、士兵和陆战队员在工作、训练和战斗中所面临其特定的环境。真正的联合作战行动在联合起来之前每个部分应该都具有针对相当不同的条件下发展出来的能适应战场需求的有效的军事能力。 对于那些从1980年代以来负责整合新技术、理论研究以及各军种训练管理等工作的大部分美国军官而言，一个缓慢但是稳定的演变过程逐渐显露出来。但是从苏联的角度看来，美国的进展看起来是革命性的，而且他们自己的系统无法与之匹敌。隐形技术、精确打击武器以及命令和指挥系统威胁到苏联穷尽国力所建设的大规模常规部队。实际上，新的精确武器系统使得战术核武器变得不再重要了，而美军在1970年代及早前都需要使用战术核武器（来阻止苏军）。 苏维埃帝国于1989年的垮台是由很多因素造成的，美国军事力量所创建的新型战争模式也在其中发挥了相应的作用。但是长期面临的冷战局面这样突然和很大程度上是全然意外地结束，美国军事力量震惊地发现自己处于一种全新的环境之中：过去建设军队是用来和苏联战斗的，但是现在苏联就这么不存在了怎么办？在只有美国一个超级大国的世界中美国庞大的军事力量何去何从？对于职业军官而言，如何解答这些问题现在至关重要。 两个国际危机迅速回答了这一问题。在第一个危机中，乔治·h·w·布什总统命令美军推翻巴拿马政府，逮捕其独裁者曼纽尔·诺列加（manuel noriega）并建立一个稳定和民主的政府。尽管诺列加曾经受雇于美军和中央情报局超过30年之久，他同样也是共产主义势力的一名双重间谍。他曾经将高质量的原料运往古巴，并协助将受限制的美国技术转卖给苏联集团，以及向古巴支持的拉丁美洲游击队出售武器——还从毒品买卖中将成百万美元的赃款纳入私囊。 1989年12月，美军展开了被命名为“正义行动”的一场复杂和包含多要素的作战行动，该行动在数小时内摧毁了巴拿马政府及其警察力量，成功的完成了总统命令的前半部分。地面、海上和空中力量在晚间抵达，对巴拿马境内的目标进行了突袭和占领。以第75特种团为先导的特种作战部队在里约哈托（rio hato）、托里霍斯（torrijos）和托库曼（tocuman）机场空降，为其后跟随的第82空降师扫清道路。海军陆战队夺取了关键性的美洲大桥，从而将运河西岸孤立起来。同时海军的海豹突击队从海滩登陆占领了帕提拉（patilla）机场并破坏了巴拿马的巡逻艇。直接空运至巴拿马内部的机械化和轻步兵部队迅速在地面上夺取了巴拿马国防军总司令部、指挥中心和其它设施。与机动相配合，同样进行了战略距离上的火力投射。在伞兵从500英尺空中向里约哈托机场降落之前，从位于内华达的内利斯空军基地起飞的两架f-117向附近的军营投放了2000磅的激光制导炸弹以牵制巴拿马人。最有效的火力支援系统来自ac-130“炮舰”（阿修比注：国内标准译法为“武装飞船”，但感觉直译为“炮舰”或者“空中炮舰”更为形象。也称“幽灵”，是一种在c-130运输机基础上发展的携带大型机炮的作战飞机，专为特种作战部队提供炮火支援。），它在友军上空不停盘旋，摧毁了敌人的车辆和增援。 从如何进行对伊拉克的进攻看来，美军指挥官们在很多方面从正义行动作战中获得了一个的短暂而初步的印象。在巴拿马的机动是非线性的，更多地重视如何控制整个战场而不是象传统的机动方式一样侧重于按顺序夺取关键地域和重要地形。在这场战役中，美军也需要一边作战一边向公众解释自己的行动，因为当作战开始时当地已经有超过50家媒体聚集于斯。巴拿马城的巷战则暗示着在第三世界国家的城市战中令人不安的前景——预示着美军1993年在索马里的糟糕遭遇。从军事角度看来，正义行动不但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而且相比于一年后进行的沙漠风暴行动，这次作战更鲜明地预示着未来美军的作战形式。 这次任务的后一半——逮捕诺列加本人——则比较难以完成。美军在驻巴拿马的梵蒂冈大使馆门口大声播放摇滚乐来迫使诺列加放弃其庇护所并且投降的电视影像并不确切地意味着未来的成功。而且，对于巴拿马政府垮台后如何重建威权方面全面地缺乏准备，这导致抢劫和犯罪行为不断的扩散，并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军事成功黯然失色。特别地，在战斗结束之后，军队还不得不面临为数以千计的巴拿马人提供食物、庇护所和保护达数月之久的任务。 美军刚刚完成了这次对巴拿马的成功袭击的扫尾工作，第二场国际危机便接踵而至——伊拉克侵略科威特。相比于巴拿马作战，在这里战争计划者要处理此前没有遇到的一系列战略利益。最为重要的就是美军领导人根本不愿意用武力来对付伊拉克。很多原因使他们犹豫不决，其中最显而易见的就是美国情报组织和军事领导人们对伊拉克军事力量一贯的过度高估倾向。1991年2月上旬的卡夫吉（kafji）战斗及其后的发展展现出萨达姆的地面部队有着明显的弱点，无疑，越南战争的噩梦早已过去。但是时任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的科林·鲍威尔上将所鼓吹的鲍威尔学说，是美国不愿意投入军事力量的幕后主因（阿修比注：这个实际上应该被称为温伯格主义，鲍威尔只是继承了他。）。这一学说强调举国同心、美国军力的全面调动、压倒性兵力、目标清晰以及其他一些约束原则，从而为动用军事力量设定了严格的限制条件，而不再如早前一些的冲突中那样（如果按照这一学说来考察美国历史的话，那么可能一次战争都不会发生）。虽然布什和他的助手们不相信制裁和国际压力能起作用，他们还是缓慢地集结部队从而给了萨达姆以充足的时间撤出科威特。当美军在科威特和沙特阿拉伯完成部署准备摊牌的时候，时间已经走到了1月17日。 由于缺乏空中和地面力量的协同，海湾战争的指导是一种跛脚战略。在鲍威尔的支持下，诺曼·施瓦茨科普夫将军坐等发动地面攻势的时机，而同时萨达姆的部队一边从科威特撤退一边点燃油井并将数百万加仑的原油倾入波斯湾。如果萨达姆提前两周开始撤离的话，那么他将能够稳获战略上的胜利，因为他的军队将不会在战场上被击败。当沙漠风暴尘埃落定之后，哪怕是常常下错赌注的巴勒斯坦人也不得不承认他们最伟大的英雄之一萨达姆的失败。但是这些都不能阻止萨达姆对自己的人民宣称胜利——尽管很多伊拉克人不相信这一宣称，但是争辩这个问题需要冒生命危险。 美国军人们庆祝着胜利，但是布什总统在外交和军事上的成功却未能在选举中转化成胜利。在1992年11月人们投票时，经济衰退徘徊不去，克林顿最终胜选，这表明即使是在一个全球化和信息化的社会中，经济复兴依然最受重视，而国外政策和军事政策则要等而下之。 选战期间，南斯拉夫分裂成一些互相交战的小国家。鲍威尔拒绝使用军事力量来遏止日益扩大的种族暴力。回头看来，美国和北约军队如果在1992年12月塞族炮轰杜布罗夫尼克（dubrovnik）时采取一个决定性行动的话，也许能够防止出现后来所发生的暴行。但是当美军领导人确定地声称没有必要让军队卷入巴尔干混乱的时候，无论是即将去职的布什总统还是欧洲领导人都不愿意采取这样一个激烈的行动。 克林顿认为军事力量应该在第三世界国家乃至第二世界国家的政治稳定和国家组建中发挥主要作用，而各军种和联合参谋部认为只有需要大型战役的时候才应该投入美军。于是从克林顿就职的第一天开始，这方面的矛盾就开始不断发生。在克林顿政府的第一年里，索马里的灾难扩大了两者的分歧。在非洲之角，联合国政策存在着根本性缺陷，这迫使美国承担起稳定局面的任务，结果18名美军士兵死在艾迪德的暴徒手中。这主要是因为将军们拒绝让军队象克林顿所希望的那样在维和行动中扮演主要角色，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如果承担这一角色将意味着更高的防务预算和人力供应。 然后在1994年上半年，卢旺达发生了二十世纪最血腥和最可憎的种族灭绝暴行——法国的政策鼓励和煽动了一场图西族和胡图族之间的内战。完全是由于军事顾问们的坚持，克林顿选择了置身局外。仅仅是塞族在1990年代晚期采取了一些最惊人的行动之后，美国及其欧洲盟友们才最终决定联手干涉巴尔干局势。 在美国这个持续投入世界上最多防务资源的国家困惑于如何使用其军事力量的时候，各军种的能力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1990年代是计算机革命的年代，计算机性能以几何级数上升，给通信（同步和异步）、数据搜集、信息获取、智能聚集和运算速度等方面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全球定位系统（gps）在1991年仅仅是很有限的使用在帮助联军地面部队在伊拉克沙漠中寻找方向，而到了2003年已经整合进了相当大一部分武器系统之中，涉及从巡航导弹到联合直接攻击弹药（jdam）的范围，炸弹现在更多的是靠gps导航而不再是激光指示器。在这一技术支持下，美国的轰炸机可以在任何天气以极高的精确度命中目标。 1990年代军事力量发展的最后一个变化是经历越战的一代人纷纷从职位上退休。这一代领导人从未否定过技术是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是他们也通过痛苦的经验认识到技术的局限性。他们了解不确定性、模棱两可、机遇和摩擦是战争指导中的决定性要素，这一点是那些非军人们常常所认识不到的。接替这些退役官员的新一代人急切地想要探索技术变化带来的可能性。一些人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宣称技术也许能彻底驱散战场上的战争迷雾。其他一些人则认为侦查系统的普及和精确弹药的精确度将使美军能够摧毁世界上的任何移动目标。对于某些人来说，这似乎意味着已故的“比利”米切尔将军为代表的空权论先驱们的梦想要变成现实了；美国不再需要地面和海军力量，战争将主要从空中通过远距离打击来进行。虽然这些观点从来没有主宰美军的作战思想，但是也对防务预算的安排产生影响并且将在新的世纪里引发论战。 9.11之后的阿富汗战争测试了这些假说。这场战争完全是依靠空中力量及其支撑的特种作战部队（sof）来进行的，他们负责为北方联盟的战士提供战斗支持。通过使用激光指示器或者gps设备，特种部队顾问能够呼叫空中力量对那些缺少训练和纪律散漫的塔利班士兵进行毁灭性打击。技术证明了它对于这些经过非常良好训练的联军部队有着巨大的价值。特别重要的是，这些美军特种部队是从陆军、海军、空军中抽选出来的，他们在战场上合作无间。就在十年前的海湾战争中施瓦茨科普夫还很难在战役层面上使用特种部队，但是现在他们已经成了追捕基地组织努力的重心所在。另外对于传统空军而言，无人战斗机（uav）在阿富汗的使用将战术情报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而这种飞机最开始主要是由海军和陆战队使用的。传统意义的地面部队是做为后续部队随后跟进的，当时大部分领土已经从塔利班手中被解放出来。 从持久自由行动中可以提炼出两个主要教训。首先，无论是从军事还是政治角度出发，投入一定形式的地面部队是必要的。对于大部分世人而言，判断胜利还是失败的简单标准就是冲突结束之后谁的鞋子踩在“那片土地”上。第二个教训是关于战争中的摩擦和不确定性的，虽然技术可以消除它们的言论有时会带来困惑，但是它们将会继续象过去一样主宰着未来的战场。在2002年3月3-4日晚间发生于塔克盖尔（takur ghar）山上的交火中有7名美国特种兵丧生（1名空军、1名海军、5名陆军），原因在于通信故障、计算错误和行动失误——所有的这些从蒙昧时期起就成为了战争的特性。 如果说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大部分现代技术有时候甚至会加剧这种摩擦。正如当晚参加战斗的一位特种兵指出的：“美军在战场上使用了很多杰出的技术来完成任务。这些技术很多都是在阿富汗的行动中首次在实战中被使用。这些装备和系统正如所声称的那样具有优越性。但是……在最新的技术帮助我们夺取了战场主动权的同时，对其过度信任导致事态更加糟糕的例子也确实存在。”
联军地面部队 （罗马人）不会到战时才第一次使用自己的武器或第一次着手展开行动。他们也不止一次进入无聊的和平时期，但是武器就好像他们身体的一部分，他们从不间断实战性的训练……有一点不会被误解：完全可以把他们的训练称作不流血的战争，而他们的战争也就是血腥的训练。 ——————弗拉沃斯·约瑟夫，《伟大的罗马犹太战争》，1世纪（阿修比注：flavius josephus（37-100）是一位重要的犹太历史学家。公元66年他被推为加利利的犹太军的领袖之一，率军反抗罗马人。不幸战败被掳，并归顺罗马政府，在罗马度过晚年。其最著名的两部历史巨著是《犹太战史》（wars of the jews）和《犹太古事记》（the antiquities ofjews），其中前者估计即为本段所引著作，后者中关于耶稣的描述是迄今最权威的历史记载。 ） 21世纪伊始的美国军事力量正在经历一个意义重大的组织上的转变。一些理论家将这些变化视为“军事事务中的革命”。无论如何看待这些观点，毫无疑问，美国军队是以一种和1991年海湾战争相当不同的方式进行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的。哪些东西发生了变化而哪些东西保持不变呢？ 在组织形式上，这两次战争之间很多东西都没有改变。负责从总体上指挥军事行动的是美国中央司令部（centcom），其司令官是汤米·弗兰克斯（tommy franks）陆军上将，一位从军34年的越战老兵。正如海湾战争中的施瓦茨科普夫一样，弗兰克斯还依职权拥有海军部分和空军部分的指挥权。但是由于他同时还需要对在阿富汗进行战争负责，弗兰克斯指派第3集团军司令戴维·麦基尔南（david mckiernan）陆军中将（阿修比注：麦基尔南于2005年任美国欧洲陆军及第7集团军司令部司令，2008年6月成为北约驻阿富汗部队司令。）做为伊拉克的地面部分指挥官，这一职位此前是由施瓦茨科普夫自己兼任的。麦基尔南麾下有两支劲旅，陆军第5军的进军路线将穿过幼发拉底河以西的沙漠地带，而第1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mefs）将冲过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伊拉克心脏地带，他们的目标都是巴格达。 选择麦基尔南担任联合部队地面部分司令官（cflcc）是众望所归的选择。这不仅因为他拥有作战指挥的天份，更由于他曾经担任北约的联合快速反应部队（arrc）的首席计划官员，而这一部队的大部分军官都是由英国人担任的。联合快速反应部队在1990年代北约在科索沃的行动计划中扮演了重要角色。麦基尔南在联合快速反应部队的副手是英国陆军上校阿尔伯特·惠特利。当麦基尔南担任即将到来的伊拉克战役中担任地面部分指挥官的时候，他除了从陆军和海军陆战队中抽调了一批最出色的计划人员之外，还将已升任少将的惠特利任命为英军驻第三集团军司令部代表，来规划这场战争。顺理成章的，惠特利发现自己成了麦基尔南的特别顾问，他能和老上级的工作风格配合无间并证明了自己做为正匆忙调集到海湾的英军意见通道具有不可或缺的价值。 和其他一些将军不同，麦基尔南喜欢和属下们保持互相尊重而又彼此亲善的气氛，他也乐于倾听属下的意见。曾与之共事的英国军官们都喜欢亲热地称其为“戴夫”将军（阿修比注：dave是david 的昵称）。但是他在其军事生涯中还一直拥有“战争斗士”这样的声誉，他手下的单位需要接受贴近战场要求的严格训练。一位他手下的军官这样形容他：“绝对的职业军人，绝不涉及政治，能很好的处理压力——从不会惊慌，总是寻求建议。总是倾向于从更高层次看问题，比如上级任务和邻近友军。通常研究四件事：（现在）我能如何伤害敌人，敌人能如何伤害我，（未来）我将能如何伤害敌人，敌人将能怎么伤害我。不喜欢用幻灯片而喜欢用地图来做简述。”。另外，麦基尔南强迫他的参谋们超越“烟囱”式（stovepipe）程序（阿修比注：这是一种分布式和冗余式的管理体制，各单位只对本军种内相邻上下级单位负责，除上下级关系之外各系统间互不相关，形如一根根烟囱。）来看问题，思考那些涉及能一次性摧毁伊拉克的更大型作战计划。 作为一名作战层面的指挥官，麦基尔南必须决定装甲箭头穿越沙漠推进多远，从何处打击幼发拉底河流域，何时渡过该河，何时停下来休整以及休整多久再重新推进，如何从总体上配合和协调海军陆战队远征分队和第5军的推进，以及如何指挥对巴格达的围攻和袭击。总之，他必须思考他的部分和整个美军行动之间的交互关系以及伊拉克人将试图如何来遏制联军的军事行动。在直接应对现实的地面战役中的种种事件的同时，麦基尔南必须面对存在于并不真实存在的虚拟战役空间中的种种可能性并完成自己的工作，虽然这些未来美军行动或者伊拉克人的决定可能从来不会发生。 麦基尔南拥有一位第一流的参谋，这给予他很大的帮助。集团军副参谋长杰克·基恩（jack keane）将军作为联合部队地面部分司令官的主要执行者，扮演着至关重要角色，他也是陆军中屈指可数的顶级参谋军官之一。除此之外，随着第三集团军转变成联合司令部，海军陆战队派出了他们最富有思想和远见的军官拉斯蒂·布莱克曼（rusty blackman）少将担任麦基尔南的参谋长。布莱克曼毕业于康奈尔大学，在军中以其敏锐而富穿透性的头脑在军中享有盛名。这位高级军官既领导过海军陆战队大学也在列尊营（camp lejeune）指挥过第2海军陆战队师。 联军地面部队的规模大大地低于1991年的海湾战争，但是其组织结构却大体类似。陆军军和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按以下层次编组：师（接近2万名男女士兵）、旅（海军陆战队中的团，约4000人）、营（约800人）、连（约200人）和排（约60人）。陆军兵力集结为第5军，这大约3个师的兵力的指挥官是威廉·华莱士（william wallace）陆军中将。得益于急速进步的现代技术带来的破坏力，今天这些军在火力上能达到冷战时期一个集团军级组织的水平。 在入侵伊拉克行动中担任第5军先导部队的是第3机械化步兵师。在战役的第一周，第5军还接受了第101空降师和第82空降师的一个旅。第101空降师的战斗能力是基于其步兵单位的机动力以及直升机的杀伤力之上的。最后，当战争快要结束时，原计划从土耳其方向转进的第4步兵师开始抵达科威特，士兵们从德克萨斯州飞来，但是他们的装备还要从地中海转运而来。 第5军要从南面向幼发拉底河西部进发，然后转向东北以进攻巴格达。在此过程中，该军拥有至少两个齐装满员的师和第三个师一部分的兵力，如果需要的话在途中还可以增援第四个师。这个军同时还拥有战斗预备工程师和补给单位，这些人员有些已经分别配给各个师，剩下的统一由军部根据任务来调配。在幼发拉底河西部的高速公路上，有时候会有第5军的将近2500辆卡车同时奔驰着来为那些向伊拉克北方挺进的师提供油料、弹药和食物。 在这个舞台上，第5军的每个师和其他作战单位都拥有各自特殊而又互为补充的能力。第3机步师在冲向巴格达的战斗中担任重装箭头。这个师的主力拥有近270辆艾布拉姆斯坦克，可以提供巨大的直接火力。大约200辆布莱德利装甲车装备有25mm机关炮，在作为机械化步兵载体的同时还能提供额外的火力支持。第3机步师拥有号称“坦克杀手”的阿帕奇（apache）直升机充当先头部队，而且师属的一个旅级炮兵单位会对伊拉克人的任何抵抗倾泻直接和间接火力。 第4步兵师在组织和任务上都和第3步兵师类似。如果土耳其人能够按计划与美国人合作开放通道的话，这个师本来应该穿过伊拉克北部，在进攻巴格达的路上顺路“解放”萨达姆的老家提克里特。在所有的陆军战斗序列中，第4机步师拥有最新式的装备。它是一个完全数字化的编队：能对地面事态提供以分钟计的连续图像，从而其指挥官能追踪战场上的车辆运动并减少误伤。该师于3月19日才刚刚开始将其部队和装备运往科威特，这一事实无疑误导了萨达姆及其顾问，使他们认为离美军发动进攻还有一段时间，如果他们在宫殿和权力营造的幻想世界里真认为战争会发生的话。 第101空降师组织上并没有很大的不同。放弃了艾布拉姆斯和布莱德利这两种车辆，该师毁灭性的火力和机动力来自于其直升机部队。阿帕奇直升机所配备的激光或雷达制导的地狱火提供了摧毁坦克、车辆和其他一些目标的手段，不论它们是在移动中或是静止状态。近战士兵们所搭乘的黑鹰运输直升机可以穿越敌军防线袭击深达数百英里的目标。空中机动性允许士兵们破坏敌人的补给和补充通道，特别是其指挥和控制中心。这些攻击并不仅限于精确而致命的地狱火导弹形成的直接火力，还包括使用突击队超越前线阵地进行机动和突袭以占领关键地域并对这些单位进行增援和再补给。 这个军的战列中还有一支较小型的空降部队，即第82空降师的一个旅。该师以其二战中在詹姆斯·加文（james gavin）和马修·李奇微（matthew ridgeway）指挥下的表现而享有盛名。在本次战役中，这个旅除了作为第101空降师的后备之外，还需负责保卫基地和补给线的安全。第82空降师的营级单位还需要配合艾布拉姆斯和布莱德利等车辆组成任务分队，来对付通向巴格达的途中位于城镇和市区内的伊拉克战斗人员。伊拉克战争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陆军和海军陆战队士兵们能临机组合成各种特别分队——即二战时德国人所谓的“战斗群”（kampfgruppen）——来应付特定的挑战。这一能力不仅反映了非凡的高水准战斗训练而且也体现了美国指挥官们在作战理念上的弹性。在北方，第82空降师的姊妹部队第173空降旅在伊拉克北部实施了空降，从这里出发，库尔德战士和他们的特别作战顾问攻下了基尔库克和摩苏尔。此外，第26海军陆战队远征单位（meu）也飞往北方进行支援。伞兵、海军陆战队、特种部队和库尔德“自由斗士”（peshmerga）游击队在北部的行动由一位特种部队将军全盘统筹。 在第5军沿着沙漠通道进入幼发拉底河西部的同时，海军陆战队第1远征部队（与第5军平级的海军陆战队单位）则将跨过幼发拉底河冲向伊拉克心脏地带，并最终穿越底格里斯河从东面攻击萨达姆的首都。虽然海军陆战队拥有三个常备的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mef），且每个部队都包含一个师和相应的空中联队，但是它们很少授权进行相应的军级乃至师级的训练和展开。基本的地面作战元素是师，但是海军陆战队大多数都是以较小规模的合成兵力集群来行动的，这种被称为海军陆战队远征单位（meu）的集群是一个营级战斗单位，包含一个步兵加强营及其支援用飞机和战斗支援装备。为应对潜在的危险，每个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将麾下的远征单位采取一种连续圆环式的前向配置。这样的配置既可以形成一个稳定的训练循环，也能适应远征单位级的任务，而不是针对战争和作战级别。当重大事件发生时，海军陆战队将以师级规模集结和展开一个远征部队，正如他们在海湾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中所做的那样。 在这次冲突中，詹姆斯·康维（james conway）中将指挥着海军陆战队第1远征部队，其麾下有第1海军陆战队师、塔拉瓦（tarawa）任务部队、第3海军陆战队飞行联队以及英军第1装甲师。大个头、坦率、博学且受过良好教育，“吉姆”康维将军代表着这支由阿尔·格雷（al gray）将军于1980年代晚期建立的新型美军海军陆战队的最优秀品质。康维执行过很多步兵任务，并在1990年代中期担任过海军陆战队基础学校校长。对于英国人来说，他看起来就像是约翰·韦恩（john wayne）（阿修比注：约翰·韦恩是以演西部片著称的好莱坞明星，1939年以一部《关山飞渡》蜚声世界影坛。他一生共拍片250部，影响甚巨。）扮演的角色在身边出现了。康维和英军军官和士兵们之间建立了良好的友谊，并获得了他们的尊敬。很多英军军官对康维的演讲技巧印象深刻，他们将其开战前夕在英军第7装甲旅发表的讲话形容为他们所听过的最鼓舞人心的演讲。战争结束后，海军陆战队和英军战士们之间的良好关系让人回想起二战盟军中英国人和美国人之间那些关系最好的时刻，他们联合起来击败了纳粹德国。 第1陆战师包括三个步兵团和一个炮兵团（均接近陆军旅的规模），以及自属的支援用直升机和近地支援飞机。每个步兵团包含三个步兵营。该师指挥官是詹姆斯·马提斯（james mattis）少将，其手中还控制着两个艾布拉姆斯坦克营，可以用来灵活地配给各个步兵团。由于陆战师相对于陆军重型师会缺乏装甲冲击力，所以其转而追求强大的直接火力支持，负责这方面任务的是第3海军陆战队飞行联队眼镜蛇攻击直升机、鹞式垂直起降飞机以及f/a-18大黄蜂战术战斗机。陆战队的步兵们配备了水陆牵引车（具有两栖能力的装甲运兵车）和轻型装甲车辆。相比于陆军，海军陆战队更多的将艾布拉姆斯坦克用作步兵支持武器。 而且，由于海军陆战队一直以远征单位规模的组织和展开，他们也倾向于只配备低于陆军水平的装甲车辆。这一特点在导致缺陷的时候也产生了一些优势。陆战队这种组织形式使其不能给康维提供一支足够大规模的部队以摧枯拉朽之势冲往伊拉克首都。和陆军第3步兵师不同，较轻型的海军陆战队由于只有较少的直接战斗火力从而预期会和顽强的敌人进行艰苦的战斗。这时和陆战队地面部队一同训练的陆战队飞行联队将会提供尽责而有效的空中支援。 康维手中的特殊武力是塔拉瓦任务部队，它由一个步兵团和两个陆战队远征单位组成，规模大于一个旅而小于一个师。这支任务部队拥有五个步兵营和两个艾布拉姆斯坦克连，配备有一定数量的轻装甲车和两栖车辆。这里美军再一次组成了类似的“战斗群”，虽然这一形式在书面学说中从来没有提到过，但是它既符合战术的需要也适应于手中的工具。塔拉瓦是康维的陆战队里另一支具有相当大机动力和战斗火力的部队。 在战役中，推进的地面部队获得了联军空军的强有力支持。但是第3海军陆战队飞行联队作为第1陆战队远征部队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可以提供直接支持。当出现偶然目标或者紧急状态的时候，打击飞机几乎总是随呼随得。这对于陆战队的推进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一方面，这个飞行联队全部三种飞机的驾驶员——大黄蜂、鹞式和眼镜蛇——都经过了在战斗中支援陆战队地面单位的特殊训练。另一点重要因素则是所有这些驾驶员都在海军陆战队基础学校中担任过4个月的教官，这给了他们对步兵战斗的直观认识。同样重要的还有陆战队直接将这三类驾驶员都指派给每个营，以确保互相意见的畅通以及当地面人员需要帮助的时候能准确的引导头上的飞机。这样，伊拉克战火中陆战队的空中力量对陆战队就显得格外的准确和有帮助。 地面部队同样还要依靠自属的炮兵单位，它可以在大多数气候条件里提供即刻的和持续的支援火力。在3月25-26日，大规模沙暴从西方横扫伊拉克，炮兵部队不得不承担更重的火力支援任务。管身火炮和多管火箭发射系统（mlrs）炮轰了伊拉克阵地，仅受到微弱的还击。在密集的弹幕射击进行中，第1陆战队师的炮术士官威尔·维拉罗波斯（will villalobos）对空中的炮弹密度做如是评论：“这就像是在洛杉矶当空中调度员。” 英国人为联军的军事行动提供了一个齐装满员的师，即第1装甲师。在初始的战争计划中，英国人本来是安排参与北方的作战行动的，但是到了12月末土耳其人明确地拒绝允许让他们进入，于是他们开始全力以赴地工作了60天来进行一个师级调动将部队转移到海湾地区以赶上g日（地面攻势开始的日子）。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英国人花了超过20周的时间来转移一个师，但在这场战争中，他们在10周内就完成了任务。不过由于时间紧张，他们没能转移第二个装甲旅而用较为轻装的第16空中突击旅取而代之。 英军第1装甲师（近25000名士兵）并不是象美军一样的常备师，而是从诸多分散的部队中特别抽选组合起来的。但是正如英国人在马岛战争和海湾战争中所证明的，他们特别擅长于按这种方式作战。这个师包括3个旅：在二战中以“沙漠之鼠”的绰号闻名遐迩的第7装甲旅、第16空中突击旅和第3突击旅。第7装甲旅拥有和第3机步师相近的打击力量。其主战坦克是挑战者ⅱ（challenger ⅱ）型，性能和艾布拉姆斯坦克接近，而且由于使用了柴油发动机拥有更远的行驶距离。值得庆幸的是，英军将一些挑战者ⅱ型坦克投入2002年在阿曼举行的“闪亮军刀”（saif sareea）系列演习中，在那里他们发现这些坦克需要进行一些针对沙漠战场的重要调整以适应这一环境。英国人匆匆忙忙地在科威特完成了这一改装工作，这时已经是3月16日，离战争开始只有3天。 第16空中突击旅的组织结构和战术目标类似于美军第101空降师的一个旅，由直升机部队和一个伞兵团组成。第3突击旅由皇家海军陆战队的第40和第42突击团组成，其主要训练内容为两栖作战，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相似。而且该旅也拥有一些陆军单位，比如炮兵和信号兵部队。这三种相当不同的旅编制在同一个英军师之中，在控制伊拉克南部的作战中配合默契、表现杰出。英军清扫了巴士拉附近的区域，摧毁了大量伊拉克部队，最终围攻并占领了这座城市。而且如果第1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陷入困境时，他们还将作为预备队投入战线。 在战争开始阶段，第15陆战队远征单位首先被配属给英军以完成最初的突破并占据通往乌姆盖斯尔（umm qasr）的桥梁，然后再转而被配属给塔拉瓦任务部队。这是一次几乎没有前例的战场条件下的国际合作——一个隶属于海军陆战队远征部队司令部的美国战术单位被转属给一个英军师。在整个伊拉克战争中，美国第1陆战队远征部队和英国第1装甲师之间这一水平的合作是一个典范。更深入地说，这很大程度上是基于相似的作战学说和相容的作战理念，它们要求将责任和权利委托给下级单位——换句话说，就是分布式的命令和指挥方式，正如二战中德国国防军所做的那样。 远在3月19日之前，澳大利亚、英国和美国特种部队已经在伊拉克西部沙漠展开了行动，在那里他们彻底消除了伊拉克对以色列发射飞毛腿导弹的可能性。他们还着手切断通往叙利亚的伊拉克补给线。西部沙漠的所有这些行动由20号特殊作战任务部队统一指挥，它包括美国第5特种群、英国空军特别部队（sas）和澳大利亚空军特别部队。此外，还有由第82空降师的一个营编成的别动部队，其规模略小于一个营，负责提供额外的战斗火力。所有这些沙漠中的特种部队人员加起来超过4000人。他们还拥有少量艾布拉姆斯坦克和车载式多管火箭发射系统（himars），使这些特种兵可以从40公里外呼叫炮火支援以协助其袭击和切断行动。 在北方，特种部队继续动员着库尔德人，摧毁了一个基地组织的巢穴并占领了基尔库克和摩苏尔。美国第10特种群是北方任务的主要负责者，而且负责全权指挥本地区联军部队行动的特种部队将军还控制着第173空降旅，后来还包括第26陆战队远征单位。此外，c－17运输机还空运了一些艾布拉姆斯坦克、布莱德利和m113装甲运兵车以支持作战。最终，这些北方地区的努力打破了伊拉克人的平衡并且防止了他们点燃基尔库克附近的油田。 在南方，特种部队也在防止伊拉克士兵毁坏这个国家油田的行动中发挥了主要作用。在这个区域的1057口油田中只有9口被点燃，这表明了特种部队能够将自己的行动和常规部队很好的配合起来。在这方面澳大利亚人的表现尤其出众，他们不仅协助控制了伊拉克西部，而且还占领了伊拉克的阿萨德（al asad）空军基地，捕获了超过50架完整无损的米格战斗机。 就像在阿富汗一样，特种部队队员们证明他们不仅能够执行关键的小型单位作战，而且还能够通过牵制敌军和破坏敌国的纵深组织来对战役产生广泛的影响。这次战争的一个主要收获就是特种部队和常规地面部队在空前的程度上进行合作，并且都从这一合作中获得了益处。 联军海军和空军部队 但是请记住，我们所遵循的法则
我们不能理解谎言
我们不能爱也不懂得什么是遗憾和宽容
如果你操作失误，那你就会失去性命 ————拉迪亚德·吉卜林，《机器的秘密》，1911（阿修比注：rudyard kipling（1865—1936）是英国短篇小说大师、作家和诗人，190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由于伊拉克的地理状况，你可能会认为海军部队在这场战役中只会扮演一个相对次要的角色。但是实际上，海军为联军部队的胜利做出了显著的贡献。除了短暂的例外，合众国和大不列颠在过去的三个世纪里控制着世界的海洋。这种无法抵抗又难以挑战的海上霸权使美国人和英国人可以跨过遥远的海面调集军事力量并完好地投放到中东战区，并且可以选择进行战役的时间。 除了至关重要的制海权之外，美国海军和英国海军还拥有密集的火力以支持攻势。和美国水面舰只一样，许多英国和美国潜艇也装备有战斧式巡航导弹。到战争结束时，大约发射800枚这种精确巡航导弹，轰炸了遍及伊拉克全境的战略目标。和1991年的战斧导弹不同，大部分这些导弹都使用了gps而不是近地雷达来制导，这使它们更不会错过目标。 对于联军行动更为重要的是美国海军为了应对危机调来的四个航母战斗群（开战后第五艘航母小鹰号从日本赶来）。这四个战斗群的核心是重逾9万吨的尼米兹级大型核动力航母，它们均载有5600余名船员，可以以30节的速度巡航。每艘航母上的空军联队拥有70-80架飞机，分成战斗机中队（主要是f-14s）、突击中队（主要是f/a-18c/d，但是第一中队装备更为先进的f/a-18e/f）、电子干扰侦察机和预警机。这些战斗群中，哈里·s·杜鲁门号航母和西奥多·罗斯福号航母配置在地中海，从西面打击伊拉克目标；而亚伯拉罕·林肯和星座号则配置在波斯湾，将从南面发起攻击。海军同时还是战区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重要一环。例如在战争初期，位于法奥（al-faw） 半岛附近的希金斯（higgins）号军舰捕捉到伊拉克发射了飞毛腿导弹，随后激活了美国空军的感应器并确定了发射的位置，这些信息被瞬间传送给一个陆军爱国者导弹小组，并由它将之拦截摧毁。与此同时，空军和陆战队的战机接收到发射坐标之后立刻出发攻击发射地点。 尽管航空母舰本身和1991年部署的那些相比没有太大变化，但从其甲板上起飞的飞机却经历了许多技术上的革新。实际上，所有的舰载机现在都装备了激光制导或者gps制导的弹药，具有精确打击的能力。相反，在海湾战争期间没有任何海军飞机具有这一能力。类似的，大部分陆基也都携有精确武器，而在海湾战争中陆基飞机在伊拉克投下的弹药中只有7％是精确炸弹。统计加总之后，联军空军使用的武器至少有65％属于精确武器，其中大部分是gps制导的。而且，战斗轰炸机和轰炸机都可以一次携带多枚这种武器。这些意味着基本作战能力的显著变化。在此前的战争中，对效率的度量是通过摧毁单一目标的飞行架次来衡量的；在这次战争中，效率的度量标准改变为一个架次能摧毁的目标数目。 因为这次战争中地面攻击是和空中战役同时展开而不是延后了38天，空中战役受到的媒体关注要远远小于1991年。这里依然有诸如对伊拉克政府机构的大规模空袭这样的壮观场景，但是巴格达的记者和摄影师却很少试图理解这些行动的内容和目的。空中战役的报道被淹没在那些跟随地面单位的记者所发出的数以百计的电视和新闻报道中。但是空中战役的重要性却不容低估。在陆军和海军陆战队集中力量冲向巴格达时，它瓦解了地面上的伊拉克政治和军事领导体系。通过对后方区域的拦阻性空袭、为联军单位提供近距离空中支援以及直接与敌人交火，空中攻击还对伊拉克地面部队的战斗能力造成了毁灭性打击。 控制整个联军空中战役的联合部队空中部分司令官（jfacc）是美国空军的巴兹·莫斯利（buzz moseley）中将，其主司令部位于沙特阿拉伯的苏丹王子（prince sultan）空军基地。虽然沙特不允许使用联军飞机使用其空军基地执行战斗任务，但是他们允许利用基地附属的命令和指挥设施，这对于战争很有帮助。而且从沙特空军基地起飞的空中加油机夜以继日地为飞往北方的大量联军战机提供了燃料补充。这些空中加油行动非常重要，单从4月11日的数据看来，联军的空中加油机飞行了7525架次，输送了4600万加仑的燃料，极大地延展了联军飞机的航程。 在对伊战争的计划阶段，一些空军领导人强烈的主张在地面战役开始之前进行一个持续的空中战役。但是随着中央司令部和麦基尔南的计划人员越来越重视这场即将到来的战争的政治和战略层面，他们就越不喜欢进行独立空中战役的想法。如果这样做的话，就会让萨达姆有时间从包括阿拉伯世界的国际社会中获得更多支持，以在复兴党政权垮台之前结束冲突。其次，一个独立的空中战役会让萨达姆有时间点燃油田并向波斯湾北部倾入石油，从而导致环境灾难。最后，一个独立的空中战役会让萨达姆有时间整顿他的军事力量来防御领土。一部分高级空军军官们不能理解战争的政治和战略层面，坚持自己的信念：空军应该独立行动。但是弗兰克斯及其助手拒绝采取这种不考虑政治和战略后果的行动，并最后压服了他们。另外，情报组织对大规模杀伤武器威胁的强调也是军事领导人决定同时开始空中和地面战役的一个因素。在科威特集结的庞大军队为可能存在的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武器提供了一个富有吸引力的目标，为了缓解这一危险就必须一开战就通过入侵伊拉克把部队疏散开来。 空中部分司令官需要完成很多重要的任务：摧毁伊拉克政权和人民的抵抗意志（通过“震撼和威慑”）、从军事上摧毁伊拉克地面部队实施机动的能力、预防和阻止伊拉克投放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以及为联军地面部队提供近距离空中支援。这次空中战役基于从海湾战争开始出现的一种新的空中战争方式。战役的重点集中于采取精密攻击以摧毁敌人的抵抗意志，而不是局限于按计划者确定的每个可能目标进行有条不紊的毁灭。空军计划者强调，空袭应该同时打击在敌人物质和心理层面，两个方面同等重要。他们侧重选择这样的目标，其毁灭会产生最大的心理效应而不是导致最大可能的物质损失，后者往往伴随着潜在的长期伤害和不必要的平民伤亡。 不过，空中计划也存在其弱点。和其他人一样，空军人员低估了复兴党对伊拉克人民施加的政治控制。因此，以给人印象深刻的“震撼和威慑”部分为展示重点的空中战役在对削弱萨达姆对人民的控制方面显得效果不彰。而且，人们会质疑对早已被官僚们放弃而空空如也的政府机构和党部实施大规模轰炸到底有什么意义。对这些建筑的攻击还毁灭了大量文档证据，它们本来可以用以对萨达姆所犯下的罪行进行全面调查。历史女神在这里成了失败者。 为了执行这样一个复杂的战役，空军计划者必须每天每夜地协调数以千计的飞行架次以及海军舰船发射的巡航导弹，其中很多涉及从战区以外的基地的调动。这些协调问题本身就是一个相当大的挑战，它要求为空军、海军、陆战队、英国皇家空军以及澳大利亚的飞行架次确保足够的空中加油支持，还要决定对于每个目标而言那种武器系统和炸弹最为适合，以及在天上时时刻刻都有大量飞机出动的情况下将空中相撞的可能性降至最低。所有的这些工作必须以最大的弹性来完成，使空中航程能重新安排以对付随机出现的目标（比如萨达姆现在位于何处的情报），以及为正在接敌的联军地面部队提供即时火力支援。 空中部分司令官在这次空中战役中使用的攻击机来自各个方面。从美国本土和迭戈加西亚（diego garcia）岛（阿修比注：印度洋上的小岛，英属领地。）起飞的b-2轰炸机携带了16枚由gps执导的2000磅联合直接攻击弹药（jadm）。在看似永葆青春的b-52发射空基巡航导弹的时候，b-1轰炸机携带着24枚jadm，其中每一枚都可以单独打击一个目标。从分散在海湾各处的基地起飞的空军f-15e和f-16s战机、陆战队的f/a-18c/d式大黄蜂战机、英军狂风式战机和澳军大黄蜂战机都执行了空对地任务以支持对伊拉克政治和军事基础设施的攻击以及地面部队的行动。 和敌军接触的第5军士兵们获得的主要空中支援来自a-10“疣猪”，以及皇家空军鹞式战机的不时协助。1970年代设计“疣猪”时的目的就在于执行近距离空中支援任务，从而赋予其强大的持续伤害能力和生存能力。有一次，金姆·坎贝尔上校（kim campbell）——她是一位圣何塞参议员的女儿——的飞机在飞越巴格达的时候被炮火打个正着，结果导致液压系统失灵，最后完全依靠手动操作返回了科威特。在她安全返回后，她的父亲对记者说：“这就像是坐过山车。大部分时候，得意占上风；有些时候恐惧占上风。今天最后得意赢了。”陆战队第1远征部队获得的大部分近距离空中支援来自其空中联队的眼镜蛇、鹞式和大黄蜂。这些支援同样也提供给在巴士拉附近战斗的英军行动，尤其是通过眼镜蛇攻击直升机。总之，这场战役中的近距离空中支援证明了自己全方位的价值。 伊拉克军队 最根本的问题在于意大利总参谋部的传统：库斯托扎、利萨、阿杜瓦、卡波雷托（阿修比注：这些都是意大利军队历史上的著名的失败战役，1866年的普奥战争中意大利军队于custoza和lissa两次战役中分别在陆上和海上被奥地利击败；1896年的adua战役中，二万意大利军队被埃塞俄比亚人歼灭；1917年，意大利军队面对德奥联军在caporetto遭遇惨重失败）。在这些战役中意大利军队尚未被法西斯主义所污染，却依然暴露出在研究、计划中的缺陷，尤其是对细节问题的无视和德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高级军官中，阴谋盛行、混乱不堪……军队在武器装备、作战学说、组织系统、参谋工作和领导才能方面的缺乏形成恶性循环，越陷越深。 ——————麦格雷戈·诺克斯（macgregor knox），《墨索里尼内幕》，1982（阿修比注：麦格雷戈·诺克斯是英国战史学家，国内已出版的作品有和威廉姆森·默里合著的《缔造战略》和《1300-2050年的军事革命变迁》。） 正如历史上的诸多暴君，萨达姆的政治体系在经历了一段摇摆不定的时期后最终倚赖于强力组织：军队和警察。但是在伊拉克战争爆发前夜，他的军队毫无纪律、组织涣散而且缺乏训练——完全不能和其联军对手相提并论。伊拉克军事文化强调政治化和监控性而不是职业精神，显示出严重的功能紊乱，而其根源可以一直上溯到这个国家最早期的历史。 在1932年英国人承认伊拉克是一个拥有自己的军队的独立国家的时候，他们还保持着若干空军基地并控制着伊拉克的对外政策。在1933年费萨尔（faisal）国王离开了这个国家之后，首相拉希德·阿里（rashid ali）动用军队血腥镇压了亚述人社区，这是让少数民族抑郁无比的一系列暴行的开始。为庆祝这一军队的“胜利”在摩苏尔建立了凯旋门，“装饰有沾染血迹的瓜果和插在上面的匕首”。这一行动为其执行者带来了成功和威望，在其鼓舞之下，军官团从1936年到1941年间策动了至少6次政变。其中最后一次发生在1941年4月，将英国人的支持者赶出了这个国家。 由于这些政变领袖表示愿意加入第三帝国，德国人很乐意对这些叛乱给予帮助。5月份，少量德国空军的飞机出现在伊拉克北部，其中包括bf-109s和he-111s。伊拉克革命正好发生在英国人最糟糕的时刻：英军在希腊和利比亚的轻率行动遭遇挫败，克里特岛也被德国伞兵夺取。英军中东地区的司令官阿奇博尔德·韦维尔（archibald wavell）上将鉴于自己的实力虚弱以及担心伊拉克军队的力量，向伦敦的领导人们建议不要针对叛乱采取任何行动。 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彻底地否定了这一建议。他解除了韦维尔的职务并且拼凑了一支大杂烩式的军队从巴勒斯坦和外约旦穿过伊拉克沙漠进攻巴格达。当英国人正在集结兵力的时候，伊拉克人围攻了主要的英国空军基地，但是无法冲破皇家空军的防御。一个旅级的英军和阿拉伯人的联军随后穿过了沙漠进入了肥腴月湾（fertile crescent），并且在巴格达前方击碎了伊拉克军队。丘吉尔对这一结果做出了恰当而精炼的评论： 在两个月前伊拉克陷入叛乱的时候，我们的人在哈巴尼亚苦苦支撑，我们的大使被囚禁在巴格达的大使馆里，以及整个叙利亚和伊拉克开始在德国人的介入下沸腾不安，虽然这支部队只是间接被德国人控制但因其威名而显得颇为强大——如果任何人预见我们到了七月中旬已经清除了整个包括伊拉克和叙利亚的利凡特地区，这样一个预言家将被认为是一个胡言乱语者。 在一个英国旅面前崩溃的令人羞愧的事实让伊拉克军队在接下来的十七年里在政治上没有发挥什么作用。 接下来在1958年军官们发动了他们野蛮、残忍和血腥的暴乱，这导致了随后的一段不稳定的时期。到了1968年，当复兴社会党巩固了自己的权力之后，威胁和恐怖的幕布笼罩到人民和军队身上。1979年，铁腕人物萨达姆·侯赛因着手开始让军队再也不能成为对复兴党权力的威胁。除了选择“最好和最聪明的人”来领导伊拉克军队之外，萨达姆大力提升忠于政权的政治帮闲而不考虑任何训练和经验。幕后的官僚结构接管了军队，这里现在不会有任何人敢于散布坏消息，也没有人会对萨达姆的国内外政策表示不满。萨达姆所要求或允许的只是军官们应该能按政权的要求谋杀数千自己的国民。但是萨达姆很快会像1941年的斯大林和1982年的阿根廷人一样发现，这些将时间花在屠杀手无寸铁的人民身上的军事组织在战斗中很难起到什么作用。 1980年9月22日，伊拉克军队开始执行萨达姆等领导人想象中的对伊朗的“闪电战”，他们预期这将是一场类似以色列在六日战争中的胜利，战役最多会持续两周。但是一周还没有过完，伊拉克人受到的严重损失就越来越明显。他们推进得缓慢而痛苦，最终未能深入伊朗人的防线而在霍拉姆沙赫尔附近被遏止。萨达姆枪决了自己的一大批将领作为报复。当1982年德国《明星》周刊的记者对萨达姆问及他是否真的枪毙了300名将军的时候，这位独裁者的回答很简单：“没有。实际上有两个步兵师和一个机械化师的指挥官被处决了，这在战争中历来都很正常。” 随着向伊朗的推进毫无希望地陷入停滞，一场血腥的消耗战开始了。伊拉克对伊朗空军基地发动的初期突袭（试图复制1967年以色利对埃及空军基地的袭击）令人失望地失败了。由于在1970年代经过了美国人的完备训练，在突袭中保存下来的伊朗空军很快就占得上风。萨达姆被迫将他的飞机疏散到阿拉伯邻国以避免灭顶之灾。 对伊拉克人而言，地面上的局面同样严重地恶化。1981年春天，伊朗在宗教狂热者的强力推动下发动一系列组织混乱而且执行不力的攻势，试图从结合部逐退伊拉克人。虽然宗教革命使得伊朗无法将其大规模部队和伊朗国王留下来职业化军队结合起来，但是这些包括十多岁的少年在内的大群狂信徒依然让伊拉克人陷入了最惨痛的噩梦。到了1982年年底，这些伊朗人在经历了严重损失之后已经将萨达姆的军队赶出了他们在1981年付出惨重代价才征服的领土。 接下来持续3年的僵持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一场大屠杀。由于在任何一个层面都缺乏有效的领导，伊朗的年轻革命者的死伤数以万计，他们不仅是伊拉克从国外购买的先进武器的牺牲品，而且同样也是萨达姆军队所装备的化学武器的受难者。然而，伊朗人在1986年已经迫近了伊拉克国境线并且威胁到巴士拉。萨达姆不得不提升一批更有能力的指挥官，但他们依然不断的死于直升机坠毁或者其他一些难以解释的事故。在大量的飞毛腿导弹向双方的城市互射并杀伤了数千人之后，这场冲突结束了，但是这些平民伤亡和死在战场上的军人数目相比其实是微不足道的。 萨达姆指挥着重新扩建的共和国卫队发动了一系列仔细计划的攻势，在付出可怕的人命损失之后夺回了在过去四年里丢失的领土之后，这场战争最终在1988年划上句号。萨达姆的“胜利”被伊拉克宣传机构和西方情报组织宣传为伊拉克军队高效的战斗力的结果。实际上，这一胜利主要是是由于其对手从战场上只学会了很少的东西却开始丧失其宗教热情。双方面的损失都很可怕，一个保守的估计认为总死亡人数达到36万7千人，还有大约75万人受伤。 战争结束时，伊拉克已经精疲力竭，其外汇储备消耗一空，其经济完全靠其他阿拉伯国家的借贷维持，石油价格降至谷底，而且伊拉克人民渴望着和平。但是萨达姆依然保持着其梦想：伊拉克要成为这个世界上的主要国家，其地位应该和中国或者苏联相当。他不指望通过国内重建来达成这一目标，而计划着另一场入侵，其目标是邻国科威特。由于低估了美国的决心和高估了伊拉克自身的军事资源，他在1990年夏天采取了轻率行为，并导致了一场危机。 只看外表是靠不住的。就像穿着阿喀琉斯的甲胄的帕特洛克罗斯，伊拉克军队只是打扮得像是一支现代军队而已，但是现代军事组织所要求的训练、纪律、职业教育、主动性和信任感则一样都没有。所以回头看来最后的结果就丝毫不让人吃惊：海湾战争带给萨达姆·侯赛因一场灾难性的军事挫败。 海湾战争一个月后，伊拉克军队比萨达姆入侵科威特之时已经衰弱很多，不过在镇压伊拉克南部和北部的叛乱中他们依然显得足够强大。虽然如此，幼发拉底三角的沼泽阿拉伯人（marsh arab）进行的游击战还是一直持续了整个90年代。仅仅是在将沼泽的水抽到巴士拉东南部从而排干沼泽并终结了这些人从有记载的历史以来的生活方式之后，萨达姆才最终能够镇压这次起义。将入侵科威特前后伊军拥有的坦克和其他装备的数量进行比较可以清楚表明伊拉克军事力量的衰弱：主战坦克数量从5100下降到2000；装甲运输车从6800下降到1800；自行火炮从500下降到150；牵引火炮从3000下降到1900。伊拉克空军到2003年更是衰弱到这样的地步，无法完成哪怕一个飞行架次来抵抗3月19日开始的联军空中屠杀。 而且，伊拉克1990年所拥有的那些最先进的装备到了2003年已经显得陈旧过时了。但是维护装备用资金都很少，更不用指望升级了。在现代化的战场上，伊拉克士兵只能寄希望于既严格又逼真的训练才可能得以幸存。但是这两点他们都做不到。相反，野蛮的纪律和互相猜疑的消沉气氛葬送了军官们的最后一点积极性，即使是最高级的指挥官也是如此。口号和标语宣称着对萨达姆和复兴党的永远的忠诚，这在萨达姆的脑海中似乎就意味着已经为战争做好了准备。 虽然他在1991年遭到如此的军事失败，萨达姆依然拒绝支持对他的军事体制进行的任何改革。基于互相不信任和怀疑一切人的信条，军队依旧是以政治性和警察性的工作为重心。就在战争前夕，这个政权还禁止任何部队靠近巴格达附近，即使共和国卫队也不例外。他们没想到的是，美国指挥官将发现伊拉克人根本没有认真地准备防守他们的首都，所以那些巴格达战役将变成21世纪的斯大林格勒这样的担忧全部化为乌有了。但是萨达姆的残暴统治所产生的最大弱点还在于没有任何人，哪怕是他的最亲密的助手，也不敢顶撞这位领袖或者告诉他坏消息。这样，伊拉克军队的领导人及其组织都没有能力适应面对的作战空间，而他们的对手却在其中以闪电般的速度和惊人的破坏力向前推进。 这个政权还拥有的军事力量的绝大部分就是共和国卫队，它包括6个师，总计约5万-6万名士兵。但是即使是共和国卫队在战前也陷入士兵逃亡的困扰之中。其中的三个师——阿德南（adnan）机械化师、巴格达步兵师、阿比德（abed）步兵师——编成第1军部署在北方。第2军则控制着位于伊拉克中部和南部的三个师。麦地那（medina）装甲师则留在巴格达附近以保护首都免受突袭。最后，还有两个共和国卫队师部署在南部，它们是尼布甲尼撒（nebuchadnezzar）步兵师和汉漠拉比（hammurabi）机械化师。 一些专家在海湾战争之前将共和国卫队师比喻成希特勒的武装党卫军，同样接收了更多的现代化装备、享有更高的薪酬和更好的食物，以确保其忠诚。但是进入1990年代之后，由于糟糕的维护和缺少零备件再加上一些过度使用，导致其装备状况逐渐恶化，而且他们也不再能获得法国和苏联专家提供的建议或者技术支持了。没有证据表明共和国卫队更为努力地或者花更长时间进行训练。他们的军官和将领完全是依据对政权的忠诚来进行挑选，而不考虑任何军事才能的因素。在即将到来的战斗中，这些单位的抵抗意志被证明是很顽强的，但是只要他们开始战斗就会当场毙命，几乎没有给敌人造成任何伤亡。 巴格达的保护很大程度上是倚赖于所谓的特别共和国卫队。这支部队的主要任务是防备反政权的叛乱，它包括三个装备良好的旅，兵力近15000人，直接由萨达姆最小的儿子库塞（qusay）指挥。特别共和国卫队负责执行这个政权最肮脏的那些工作。总体而言，这支部队对政权有着极深的忠诚，但是这种忠诚很大程度上类似艾尔·卡彭（al capone）的“鱼雷”们对其黑手党首领的忠诚（阿修比注：卡彭是美国1930年代著名的黑手党头目，司法部门无法给他定罪，最后以逃税起诉。）——基于分赃之上。这支部队不是一支正规的部队，也没有针对战斗进行过准备和训练。 正规部队也很难说为战争做好了准备。它们最好的装备已经陈旧过时，最差的一些则简直不堪使用。只有当复兴党保持着控制的时候，这些单位才会战斗，否则他们就会投降或者逃亡到民间。在纸面上，这支军队拥有17个师，编成了5个军。在北部的两个军拥有6个步兵师和2个机械化师。在伊拉克中部的一个军驻扎在和伊朗的边境线上，拥有1个装甲师和2个步兵师。最后在南部伊拉克人配置了6个师：2个装甲师、1个机械化师、3个步兵师。这些正规部队的实际规模即使对于伊拉克人也是含混不清的，因为这些被征募来的士兵绝大部分都是什叶派，他们成群结队的开小差，复兴党努力地围追堵截也无法阻止兵力的流失。由于在过去的十年里有超过四十位伊拉克将军叛逃，萨达姆对军官们忠诚度的担心是可以理解的。以密谋反对政府的罪名，这位独裁者撤除了150多名军官的职务，并且将其他一批人处以枪决。 在这场战争的预备阶段，这个政权想到了一个好点子，即基于复兴党的忠诚干部和信徒组建一支非正规武装。另外，一些从其他阿拉伯国家来到伊拉克的宗教信徒和狂热分子为了寻找成为烈士或者杀死美国人的机会，也加入进伊拉克人的行列中。萨达姆的长子乌代（uday）将这些分散的个体整合成一个名为“费达伊”（fedayeen）的组织，以纪念巴勒斯坦的人弹袭击（阿修比注：fedayeen是指反以色列的游击队员，最早为埃及人使用。）。想到组建这些单位很可能是由于看了电影《黑鹰坠落》；乌代是一个好莱坞电影的狂热爱好者，收集了成百部的影片。但是不管这些费达伊的士气如何，从军事角度看来，他们所起的作用要远远小于索马里的艾迪德武装暴徒。 西方的无形优势 在今日的战争中起决定作用的已经不再是个人的匹夫之勇而是团队的勇气，而后者产生于团队中每个个人之间的良好印象和相互信任。 ————柯马·冯·德·戈尔茨（阿修比注：colmar von der goltz（1843-1916）是一战时德国的陆军元帅。） 回头看来，在第一枪打响之前伊拉克人已经处于毫无希望的境地了。合众国和联合王国的军队具有职业军队的精神特质，而这一精神特质花了西方五个世纪才发展出来。这些部队配备的技术具有惊人的破坏性和精确性，但是带来胜利的主要因素却蕴含在2003年春季的联合训练、军队纪律以及各层面的精神准备之中。 这样，一些明显的因素可以帮助我们解释联军部队的成功：技术领先、完全的制空权、萨达姆及其军事指挥官面对外部敌人时的缺乏能力，以及并非最不重要的，大部分伊拉克人不愿意为他们既害怕又鄙夷的这个政权战斗和牺牲。但是对于联军胜利最为重要的原因还是西方军事效率的秘密，这一秘密最早由罗马人发现并在17世纪的欧洲被再度发现出来，那就是：用严格的纪律将年轻人组成战斗部队，他们应当具有凝聚力、互相依存而且信任彼此和军官。其结果就是一个军事单位面对其指挥官和文职政府的权威时，应当服从命令和具有责任感。不论在西方战争艺术中发生过多少次革命，这一点无疑是最为重要的——军队必须同时训练其公民和军事方面的判断力——这是奠定西方国家的基础。由此看来，那些冲垮了缺乏纪律的伊拉克武装暴徒的联军地面部队可以自诩为罗马军团士兵以及古斯塔夫斯·阿道夫的瑞典军队中的长矛兵和火枪手的直系正统传人。 除了对列队中的士兵大喊大叫之外，纪律有着丰富得多的内涵。这是一种训练个人使其能够在细节上集中注意力的事务。军中最主要的几位理论家中的一位在伊拉克战争期间做了以下评论： “训练和纪律至关重要。在显示行动中的联军地面部队的大量电视报道中，有一个特点越来越明显却极少为人注意，那就是联军士兵携带其个人武器的方式。几乎毫无例外，扣扳机的手指总是在‘安全’位置：靠近扳机却在护圈之外。每个射手如果受到了正确教导的话都会学到这条规则，但是只有较少的人会严格地遵守它。那些正在冒着生命危险的部队持续地做到了这一点，这表明它已经成为了一种自我约束。只有细致而严格的训练才能产生这种效果。”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现代战场上陆军和陆战队士兵和他的战斗指挥官隔得越来越远。从而，个人的主动性和低级军官成为了获得胜利的一个重要因素，因为它们使士兵们可以抓住转瞬即逝的机会。从他们的军人生活一开始，战斗在伊拉克的英美两国的陆军和陆战队士兵就接受了高强度和有效的正规战斗训练课程，逐步地向他们灌输以下两点：在非常危险和困难的环境下遵守命令的纪律，以及在缺乏命令的时候自发地采取主动行动的意愿。纪律和主动性的结合使得联军士兵能够象一个团队一样的作战，并完成国家赋予的严酷任务。联军在伊拉克的胜利和英美士兵比其伊拉克对手更勇敢所产生的任何优势仅仅有很小的关系，但是却和他们在战场上表现出的凝聚力和纪律密不可分。伊拉克军人中有些也非常的勇敢，但是却没有人具备这些素质。 这些差别是萨达姆和他的复兴党高级助手们的军事头脑从未试图理解的。当英美军队在中东地区开始集结时，伊拉克最高领导层，尤其是萨达姆，显得对自己面临的危险毫无认识，这实在让人惊讶。基于国土内堕落的过时军队，萨达姆不能了解在国土外集结的是怎样一支部队。伊拉克的抵抗将被证明是短命的和严重地缺乏效率的，而且伊拉克人还将很快放弃他们实际上拥有的一些优势。
—————————————————————— 第二章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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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2-16 1:43: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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