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三章 戈尔巴乔夫与世界新的动乱 1985-1991 引言
1985年3月米哈依尔·谢尔盖耶维奇·戈尔巴乔夫开始掌权时，世界总的秩序、尤其是美苏关系还看不出要发生什么革命性变化的迹象。虽然戈尔巴乔夫代表着苏联领导的新一代——他是二战之后成长起来的第一任苏共中央总书记，但当时人们的期望总地说是在苏联传统的老框架之内放松政治控制，而不是彻底改革苏维埃制度，更不是背叛这一制度。戈尔巴乔夫发表于1988年的《改革》一书已为世人广泛阅读。诚然，这部论著坚定不移地反斯大林，对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停滞不前也持严厉的批评态度；但它并不反对社会主义。他在书中写道：通过“改革”和“公开性”，“社会主义的理想会获取新的推动力，而这样做的途径是回到列宁的理想，列宁永远活在亿万人民的心中。”[①戈尔巴乔夫1988：131，25。] 总的来说，西方观察家对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会把苏联引向何方并不比他本人更有先见之明，这也不足为奇。发表于1988年的一篇分析苏联经济的文章断言，尽管苏联的国力日衰，它在国内、在东欧虽都面临难题，但它“现在并没有(未来的十年间也不会)经历一场真正的制度危机，因为它还拥有政治和社会稳定这一尚未使用的资源，这一资源足以使其经得住可预见的最严重的困难”[①迪普1988：260。]。次年发表的、由西方一位著名的苏联问题专家主持撰写的研究报告《俄国与公开性》得出结论说：“人们有理由相信，公开性时代如今已走到头了。未来数年内，不能指望取得多大的进展。”这位专家写道，果真有更戏剧性的、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进展，“那简直会是一个奇迹，因为文化革命不仅涉及一个政治精英集团被另一个政治精英集团所取代，而且涉及到整个民族心态的持久而剧烈的变革。这种情况将来某时或许会出现，作为某一剧烈震荡的产物、或众多微小步骤的最终成果、或随着一代新人走上政治舞台。苏联的革命目前看来似乎并不是历史议程的组成部分。”[②拉克尔198*9：311。]
此类论述不胜枚举，但列举这些言论的目的并不是对它们未能预见到198//9年乃至以后的事件而幸灾乐祸，而是指出潜流于地下的事件进程同我们认识它们的能力之间存有巨大的差距。为某类情况设计的认识框架遇到当前谁也无法估计将来怎样发展的情况时则一筹莫展。苏联问题专家长期以来一直在辩论苏维埃制度是否有能力调整自己，即实行一定程度的“多元化”，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而苏维埃制度中看来最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特色就是“其政治制度的高度稳定性。”[③科恩1985：146。]虽然也有人不同意这种观点——其中有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他的一篇文章挑起了一场激烈的辩论[①布热津斯基1969：1-34，151-63。]——但这种“稳定”的信念在勃列日涅夫停滞不前的时代看来仍在加强。1986年，塞韦伦·比亚列尔发表了一篇研究苏维埃制度颇有分量的文章。他在文章一开头就写道：“[苏维埃]政权现在看来不会有社会或政治解体的危险，80年代后期也不大可能。因此，我们必须研究在后斯大林时代使这一政权稳定、如今仍在发挥这种作用的那些因素。”[②塞韦伦·比亚列尔1986：19。]据说，坚持“苏维埃政权正处在危机之中”观点的人被描写成了“反苏分子”[③戈德曼1992：5。]。
在二战后国际体制这一更为广泛的问题上，需做出解释的看来仍然是“稳定。”戈尔巴乔夫上台一年后，美国历史学家约翰·路易斯·加迪斯发表了一篇名曰《长期和平——战后国际体制中的稳定因素》的文章。其基本论点是：冷战体制尽管有种种危险，却已经证明为出奇地稳定，“至少在时间跨度上可与著名的、至今仍令人留恋的俾斯麦和米特尼奇的19世纪的国际体制”相媲美。他还补充说，“与那些早期的体制不同的是，[冷战体制]在出现40年之后，仍然看不出有解体的迹象。”[④加迪斯1986：100。]而造成这种40年无大战局面的是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其中包括结构因素(主要是两极格局与双方核武器的大体均衡)和行为因素(双方都同意遵循诸如尊重彼此的势力范围、避免直接军事对抗之类的“游戏规则”。加迪斯虽没有对这种体制能持续多久做出预测，但他断言，冷战体制有资格长期存在。
人们对苏联的解体竟毫无预感，这表现了社会科学的局限性。1989-1991事件以来，指责社会学家最激烈的正是加迪斯本人[①加迪斯1992：3。]。话说回来，革命性的变化，就其本性而言，带有很强的不可预见性。有人曾说过，“人们从来不希望革命发生在自己身上，而只是希望发生在儿孙身上。”[②布林顿[1932]1965：66。]即使回过头来看，也很难看清可以说明革命的种种相关因素，更不能肯定地说我们能准确理解这些因素的相互关系。
对革命起因最恰当的论述或许仍旧是德托克维尔的话：革命并非出现在独裁体制镇压最残暴、苛政最横行之日，而是发生在它谋求改革自己之时。意识到自己的弱点(首先是经济方面的)则是谋求改革的原因。为了发动改革并使之合法化，旧体制会对反对派在政治上做出某些让步，从而削弱了自己政权的基础。这种模式或许过于笼统，但它确实是理解戈尔巴乔夫执政的革命时期的一个用得着的出发点。
不过，苏联国内事态的发展并不是事情的全部，同样重要的还有苏联与其东欧“外部帝国”、以及与整个世界(尤其是美国)的关系。把这三个方面综合起来加以分析，将有助于解读苏联崩溃与冷战结束之间的关系。下面我们就逐一研究。 苏联与共*产主义的崩溃
未等尘埃落定，分析学家就开始从苏联历史的深处为“戈尔巴乔夫现象”寻求解释。共产主义的终结和苏联的解体尚未成定局之前，有些人士就已经用长远的历史眼光来观察戈尔巴乔夫执政头两年(从1985年3月算起)所推行的改革了。他们心目中的影像大致是30年代以来苏联的社会变革，而这种变革并未带来政治制度的相应的变革。那时苏联的城市化和经济现代化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进行，这种进展是政府促成的，但又不为政府能完全控制。社会变革之快使国家机构无力适应。最重要的是：“城市化的进程需要一个科学技术与知识分子群体的兴起”，而政治制度的禁锢又提供不了这种土壤。于是，在陈旧的政治教条和机构的外壳之下，出现了一个新的社会阶层。一位名流极力主张把它称作“平民社会”，把它描绘成“一个网络和机构的集合体，或独立于政府之外生存与活动，或是能够就全国或当地的问题形成自发性的独到见解的正式团体”[①卢因1991：49，90。]。鉴于苏联社会内部这种新生力量遭到旧的政治机制和价值观念的反抗，显而易见，这就埋下了冲突的种子。
戈尔巴乔夫对那个“科学技术与知识分子阶层”讲话，也为他们讲话。对那些人来说，“行动的自由、职业的选择和在众多领域享有多项选择”比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口号有更密切和更直接的意义。在城市生活的密集而复杂的结构中，这种“个人领域”具有新的重要意义。然而，在“一个强制性的大环境”中，成长和自治的机会几乎不存在[②卢因1991：64，65。]。直言不讳地说，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目的就是要把潜在于苏联社会中的创造力从民主集中制铁腕的几十年压制下解放出来。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这种话在老辈的共产党员听来无疑是地地道道的资产阶级言论)：“如今我们的主要工作是振奋个人精神，尊重他们的内心世界，赋予他们道德的力量。我们正尽力调动全社会一切智能潜力和文化潜力，用以塑造社会活跃分子，他们将拥有丰富的精神境界、有正义感、有良心。”[①戈尔巴乔夫1988：30。]
这种从社会学角度理解戈尔巴乔夫现象回避了某些问题(例如该现象为何在那一特定时期出现)，但它确实有助于理解下述事实：苏维埃制度尽管有明显的惰性，但仍然能产生戈尔巴乔夫这样的人物[②卢因1991：129。]。这里涉及到一些长期起作用的重要因素，让我们研究一下苏联经济，就能证明这种说法。
戈尔巴乔夫上台时，苏联经济并没有处于崩溃的边缘。80年代后期的灾难性衰退乃是戈尔巴乔夫政策的直接结果。不过，如果结构上不存在严重缺陷，崩溃也不会发生，这是显而易见的。这些缺陷有的是苏联指令性计划所固有的，其中危害性最大的是中央计划体制毫无灵活性，鼓励生产量而不是生产力，在生产和管理技术上鼓励保守而不是革新。马歇尔·戈德曼写道，苏联的中央计划体制“只有在处理慢速运转的基本技术时’’才能发挥最好的作用。一旦技术变革的步伐加快，“苏联的中央计划人员就跟不上日新月异的革新高速度了。”[③戈德曼1992：36。]
一个相关的问题是：在这种经济体制中供求之间不存在任何合理的关系。其部分原因是中央计划体制本身，这种体制把决定经济的整个需求的职责完全放在中央。但它也是中央计划人员决定这些需求的特定方式的结果。从斯大林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 (1928年)，他着眼于使苏联经济赶上20世纪的步伐，便优先发展重工业，而不是消费品。苏联中央计划人员主要致力于生产资料(煤炭、钢铁、机械)和军事装备的大规模生产，而在这两个领域消费者的需求没有什么分量。
这种努力可以被认为取得了成功，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成功的，尽管在人力上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另一代价是使“优先发展重工业”扎根于苏联的经济思想，产生了弊远大于利的后果。其实早在70年代，计算机和自动化革命席卷西方但绕过苏联(除在军事领域)时，计划经济的积极作用就已经到头了。即使在军事领域，苏联也发现自己难以与西方并驾齐驱[①迪普1998：266。]。苏联之所以未能对高科技革命做出反应，不完全是由于经济的僵化，还有政治上的原因。即使一台复印机也能对信息的集中控制构成威胁；计算机网络如掌握在个人甚至企业管理者手中，便有可能把自治的程度大大提高!
农业在苏联一直是个问题。30年代的强制集体化造成生产效率低下，也给农民带来苦难。作为对策，农民便把尽可能多的力量放在经营合法分到的自留地上。自留地上的生产效率比国营集体农庄要高得多，因为在集体农庄谈不到提高产量的积极性。同苏联经济生活的其它领域一样，农业中的这种“黑经济”长期以来对国家经济起着釜底抽薪的作用。很多农产品(30％，有时甚至高达50％)或损失在分配过程中，或烂在地里，简直骇人听闻!这进一步迫使这个地大物博、完全可以自力更生的国家越来越多地依赖于进口食品(如谷物)[②戈德曼1992：50。]。
所有这些情况在整个苏联历史中或多或少地始终存在。这样就出现了两个问题：为什么苏联没有早点儿解体?又为什么这些情况偏偏在80年代成为致命伤?第一个问题的答案一部分在于压制和政治纪律这个传统，它使苏联一个接一个的政府能迫使老百姓做出牺牲，而这种牺牲在更开放的社会里是不能容忍的。但还有经济上的原因。用戈德曼的话来说，那就是：“由于苏联拥有丰富的资源(主要是石油)，它能够掩盖其根本制度上的缺陷。”出口石油换取的硬通货收入被用来掩盖食品和机械生产的不足，从而失去了进行根本改革的动力[①戈德曼1992：50-1。]。
至于第二个问题，答案是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农业收成不好、某些关键工业部门的产量下降、以及整个经济增长缓慢这些因素的综合作用的结果。而这种情况又发生在军费开支递增的时期。自1976年以来，苏联的预算一直是赤字，这种情况直到 1988年在“公开性”的压力下才被披露出来。经济的停滞不前同时带来公共服务和公众道德的滑坡，它的危害性同样不小，戈尔巴乔夫在他发表于1987年的《改革》一书中也强调了这一点。而苏联当局却一直在虚构“没有问题”的假象。实际上，“日复一日的现实世界与虚构的繁荣世界”差别越来越大[②戈尔巴乔夫1988：22。]。苏联的形象是一个主要靠军事实力的超级大国，迪普说得好：“一个不完全的超级大国。”
不过，以上讨论的社会和经济条件本身还不能解释共产主义为什么解体，即使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经济形势的每况愈下也并不一定导致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的政治危机，是戈尔巴乔夫做出的一系列决定才导致了这种结果。我们可以把这些决定分为三类：公开性、政治结构的调整和经济结构的调整。戈尔巴乔夫提出的改革倡议绝非独出心裁，此前苏联已有先例，如20年代的“新经济政策”和50年代至60年代初赫鲁晓夫的改革。戈尔巴乔夫最初的举措也没有什么民主可言，仍然沿用苏联(也是俄罗斯)传统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模式。简而言之，戈尔巴乔夫上任第一年的措施“与前任领导十分相似”[③麦德维杰夫1988：186。]。戈尔巴乔夫领导的重要特色在于他把改革推进到不可逆转的方式，摆脱了“先实行部分自由化，然后再进行整顿”人们熟悉的循环圈。
人们原以为，戈尔巴乔夫的主要目的是恢复苏联经济，但是其政策的最初、最明显、也是最有戏剧性的成果都来自于对媒体的松绑。批评政府官员和“自我批评”是苏联生活的老传统，但实际上只能在很小的圈子里进行，比如说，通常限制在《真理报》和其它类似报刊的“读者来信”栏目上，内容则不超出个别官员和机构的具体缺点和玩忽职守，决不会扩展到对苏维埃制度的总批评。尽管戈尔巴乔夫明确表示要比自己的前任们给人们更多的自由，但他也并不想把“公开性”作为对苏联生活全盘否定的信号。用他自己的话说，“公开性”只所以必要，是为了推进社会环境的民主化，推进社会改革和经济改革[①戈尔巴乔夫1988：75。]。一句话， “公开性”只是一种手段，用来使结构的调整合法化。从这个意义上讲，它是朝着“把公众的认可作为政府管理的基础”这一主张迈出了一步，尽管只是一小步。然而，已有人指出，自由化“显然不是民主化”[②博瓦1991：119。]。戈尔巴乔夫的意图显然是想使民众对他的想法认可。正如一位观察家所指出的那样，“公开性”并不意味着无限制的言论自由，而只是“有权批评戈尔巴乔夫改革的绊脚石”。它在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戈尔巴乔夫是否能控制业已扩大了的舆论工具。
上述叙述证实了伴随对媒体和其它文化表达手段逐步放松控制而来的自由的这种特殊含义。批评从人们熟知的戈尔巴乔夫当政之初的那些主题——“揭露管理不当、作假账、挪用公款、行贿受贿和任人唯亲”——很快就扩展到了对共产党本身和高层所享有的特权的抨击[①罗克斯伯格1991：37。]。1987年1月，戈尔巴乔夫在中央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随后“公开性”便扩展到文化领域，并深深扎根。 50年代被赫鲁晓夫禁止的帕斯捷尔纳克所著{日瓦戈医生》一书于1987年由苏联一家文学出版社出版，一部据说是描写斯大林主义的虚幻电影《忏悔》(三年前已经完成)于1987年公开放映，苏联的历史可以公开重新审查，开始是试探性的，但最后演变为对苏联过去的全面复审。要求释放政治犯的呼声日益高涨， 1986年底，流放在西伯利亚的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被释放，允许他返回莫斯科。这一决定是戈尔巴乔夫自己做出的，显然没有与政治局商量[②罗克斯伯格1991：45-6，53，59，60-61，63-4。]。这一步骤与对苏联法律观念的全面修正是一致的。这种修正导致了法律的现代化和“人道主义化”，最终还首次引进了事先假定被告无辜的原则[③怀特1990：38。]。
有些观察家(如第一个为戈尔巴乔夫写传的麦德维杰夫)把事态的这些发展仅仅看成是赫鲁晓夫反斯大林运动的继续，只不过注入了新的活力罢了。麦德维杰夫在一部发表于1988年的著作中写道：“戈尔巴乔夫的态度可谓小心翼翼。”[④麦德维杰夫1988：303，300-6。]鉴于后来的事态发展，看来倒是麦德维杰夫的评价过于谨慎了。但他提醒人们，一旦“公开性”迈开步子，戈尔巴乔夫往往会大大落后于拥护改革的公众舆论之后。还有，一旦松绑，新近释放出来的公众舆论朝哪个方向走就不一定控制得住了。谁也不能保证自由发表的意见就一定支持改革，1988年3月《俄罗斯苏维埃报》刊登的一篇忠心捍卫社会主义原则和苏联历史的长篇文章就证明了这一点。由于这家报纸是俄罗斯加盟共和国的官方喉舌，并部分掌握在俄共中央委员会手中，该文被视为政府内部反改革势力的宣言[①罗克斯伯格1991：84。]。
虽然戈尔巴乔夫能够挫败这一破坏改革的企图，但文章仍然说明了一个令人不安的事实：“多元化”既释放出政治上可接受的力量、也释放出政治上不可接受的力量，使它们都登上了政治舞台。戈尔巴乔夫早在1986年夏天就说过，“公开性”之所以必要，是因为“我们没有反对派，同志们。”[②罗克斯伯格1991：84。]但是，随着“公开性”进程的发展，“反对派”的含义也发生了微妙的变化。起初，戈尔巴乔夫把自己设想为反对派——反对旧政权、反对苏联历史的僵化。然而，他的进程表一旦确立，问题就变成他是否愿意允许别人反对他这个“反对派”——不管来自于想要他走得更快更远的人，还是想要他急刹车甚至走回头路的人。下面我们将会看到，在一定程度上，“公开性”的进展对他调整政治和经济的政策都不利。
“公开性”合乎逻辑的结局应该是接受反对共产党的合法性，最终废除苏联宪法中关于共产党“起领导作用”的第6条。从西方的观念来看，共产党远远超出了一个政党，它代表着国家政权，渗透进政府的立法和行政各个部门，实际上也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难怪当初戈尔巴乔夫没有想过要修改宪法第6条，那将意味着把苏维埃生活连根拔掉，而他的初衷是使社会主义复兴，而不是破坏它。一直到1990年3月，戈尔巴乔夫才在巨大压力之下同意废止宪法第6条。
戈尔巴乔夫政治改革的初步尝试是更换关键岗位上的官员，但这种做法并没有超出传统的模式。人事变更是巩固政权的必行步骤，但因为戈尔巴乔夫显然打算比他的前任们走得更快更远，以使其改革不可逆转，他最终走到政治体制的结构改革已成为不可避免的地步。他从未设想把党的机构一扫而光，不管怎么说，保守派对其改革日益增长的对抗有些是来自于他亲手指定的人员，如利加乔夫。利加乔夫此时已成为党内反改革运动的领导。人。该运动在1988年初发展到顶峰，其标志就是前面提到的《俄罗斯苏维埃报》刊登那封来信。戈尔巴乔夫此时只能期望用破坏保守派的组织基础来击败他们，于是就有了他在1988年6月在党的十九大上提出的一揽子改革方案。
这些改革是最终结束一*党统*治的重要步骤，不过不是全部。它们的效用主要是开始了一个把党从政府的立法和执行机构中剥离出来的过程。监督政府各部委工作并与之重叠的一大堆党的委员会被撤消。一个名叫“人民代表大会”(2/3的代表将由直接选举产生)的新立法机构被赋予选举最高苏维埃的职能，而最高苏维埃不像老的最高苏维埃那样，而是连续召开会议[①罗克斯伯格1991：96。]。这当然还称不上完全意义上的议会制度，人民代表大会中，1/3的代表是留给党和其它公众组织的。尽管如此，党的作用被大大削弱了，部分民主化了。而且，职能机构中反对戈尔巴乔夫的势力被大大削弱了，如一位评论家所指出的那样，“这或许不是偶然的。”
但是，戈尔巴乔夫对民主化的立场总是模棱两可，这种态度蕴藏着危险。在他推进体制内部民主化的过程中，却集中了越来越多的权利于自身。或许这是不可避免的，它是苏联和俄罗斯自 上而下搞自治与改革的老传统。也许只有靠发表虚张声势的演说、威胁要辞职与掌握简直是“独*裁”的权力(如1990年新设“总统执行委员会”)才能启动笨拙的苏维埃官僚主义机构，并在启动之后能控制它的工作。启动自由化的进程并使其向充分的民主发展将会带来中央失控的危险。尽管如此，人们仍然会看出下面这种现象的讽刺意味：戈尔巴乔夫一方面不遗余力地推进民选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同时又拒绝把自己交给民众选举。这样做的损失主要是在左派中失去信誉，他们越来越把鲍里斯·叶利钦看作自己的领导人。而右派也愤愤不平，他们认为戈尔巴乔夫成功地利用自己的地位来破坏苏联乃至整个东欧的共产主义事业。从 1989年年中往后，苏联的演变过程与东欧共产党垮台的势头密不可分，后面这个问题我们将在下一节讨论。
不管戈尔巴乔夫多么愿意终结苏联在东欧建立的帝国，苏联本身的完整则完全是另一码事。对苏联内部加盟共和国以及加盟共和国内部某些种族主义组织要求自治的愿望，他只是时有察觉。在关键时刻，他对这种愿望持公开反对的立场，赞同对民族主义情绪采取高压政策，至少没有制止这种做法。人们经常说，戈尔巴乔夫的最大弱点是他未能认识到“多民族问题”的重大意义。事态的发展表明，这种指责不无道理。
亚美尼亚和阿塞拜疆就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原为亚美尼亚一部分，但划归了阿塞拜疆，并为阿塞拜疆所管辖)的争端于1988年首次爆发。该地区的亚美尼亚人要求从阿塞拜疆分离出去，并入亚美尼亚共和国。这激起了阿塞拜疆人的强烈反应。一开始，戈尔巴乔夫对亚美尼亚的困境表示同情，但也仅此而已。实际上，在1988年12月亚美尼亚发生灾难性大地震后他到那里访问期间，他的讲话拉大了同亚美尼亚人的距离。当时他说，卡拉巴赫的形势正被“那些不择手段的人、蛊惑人心的政客、冒险家、腐败分子、法西斯主义者……以及权欲熏心的大胡子们”所利用。戈尔巴乔夫表示站在阿塞拜疆一边时，心中无疑想的是如果亚美尼亚实现自治，将会对数量越来越多的其它要求分治的种族主义组织树立什么样的样板。从立法上把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地区从莫斯科直接分离出来的企图很快失败之后，阿塞
拜疆在该地区的控制得到加强，这一问题遂陷入僵局。而到此时，“原来住在阿塞拜疆的亚美尼亚人大都逃离该共和国，留在那里的所剩无几。”[①罗克斯伯格1991：152。]
格鲁吉亚要求独立的呼声对苏联的中央控制来说或许是更大的挑战。如果它能实现独立，整个苏维埃联盟的完整就成问题了。1989年4月，格鲁吉亚首府第比利斯发生群众示*威*游*行，结果20人被苏军士兵打死。虽然开枪命令发出时戈尔巴乔夫正在休假，而且他对这次暴力事件也深表遗憾，但他同样不愿答应格鲁吉亚完全独立的要求。198*9年8月，苏共中央就民族问题制定出一个新的纲领，一方面承认需要对各加盟共和国加大放权，另一方面又重申苏共的领导地位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戈尔巴乔夫下定决心坚持上述原则，不让加盟共和国独立。
然而，他的保守派对手认识到，如果没有公开性、如果苏共中央的统治没有受到破坏，加盟共和国中的民族主义本来就不会有出头之日。1990年下半年，保守派向戈尔巴乔夫发起猛烈反击，炮弹之一就是他要为苏维埃联盟看来无可挽回的分崩离析负责。在那年后期的关键岁月，戈尔巴乔夫做出回答。他极力迎合保守派，开始实施一系列新措施，恢复克格勃和军队的大权，强化中央集权，将五年来在某些问题上他一直依赖的自由派顾问们打入冷宫。在这次大倒退中离去的首先要算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他于1990年宣布辞职，口中发出“独裁即将来临”的警告[②贝施罗斯和塔尔博特1993：295-6。]。
戈尔巴乔夫同时还宣布，将用武力镇压民族主义运动。从 1990年3月立陶宛宣布独立以来，他一直对其实行经济封锁。到1991年1月，苏联国防部宣称要向立陶宛和其它分裂主义的加盟共和国派出伞兵部队。通常情况下，这种做法只用于强行征兵，但这次从士兵镇*压*民族主义报纸所采取的行动来看，他们的目标是民族主义。戈尔巴乔夫坚持说，袭击维尔纽斯电视台并造成13人死亡的行动并不是他下的命令，但他在此前几个月的言论显然是鼓励而不是阻止这种行动。而且几天之后，拉脱维亚发生了同样的事件[①西克史密斯1991：97-101。]。
上述事件构成1991年8月反戈尔巴乔夫政变的背景。如果说戈尔巴乔夫始终不能使自由派相信他是真正的改革家，那么他同样也不能使保守派相信苏联在他控制下是安全的。1990年他实际上已经背弃了改革派，而1991年他又摇摆到改革派一边。“8月政变”的直接原因是即将签定一个新的“联盟条约”，使组成苏联的15个加盟共和国享有很大的自治权。这在保守派看来无异于苏联本身的解体[②西克史密斯1991：第三章。]。
戈尔巴乔夫左右摇摆的结果是他在1991年遭受了来自两方面的打击，先是保守派，后是自由派。第一次打击就是那场政变。政变失败了，但他在自由派中的地位并未因此得到加强，而恰恰相反。倒不是他们怀疑他本人卷入政变，看来这不太可能，尽管对戈尔巴乔夫久怀不满的那些人很容易这样指责他。真正的原因看来是他对强硬派的姑息迁就导致了政变的发生。的确，政变的主要策划者中的些保守派分子是戈尔巴乔夫本人任命的，包括国防部长德米特里·亚佐夫、内务部长鲍里斯·普戈和副总统根纳季·亚纳耶夫，后两人是1990年12月才任命的。主要策划者中还有军队的代表，他们对戈尔巴乔夫1988年12月宣布从阿富汗撤军并单方面裁减苏联常规部队早就心怀不满[③西克史密斯1991：第五章。]。而且，政变过后，戈尔巴乔夫看来并未意识到一切都已改变这一事实。在回到莫斯科当天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他仍然为共产党辩护，这显然与鲍里斯·叶利钦与政变策划者勇敢抗争的气氛极不协调[①西克史密斯1991：125。]。随政变流产而来的就是苏联本身的最终崩溃。
如果说受事态发展压力的推动，戈尔巴乔夫最终尚能把政治改革推行下去，使旧体制解体，但他却未能把苏联推人重建阶段。他的努力只是一种破坏、而不是重建的演习。这也并不为奇。因为戈尔巴乔夫自己生长在苏联的过去，更重要的是重建苏联政治的条件尚不具备，那将需要在所需机构的类别上、在向民主过渡的速度和方向上、在各加盟共和国与民族主义组织在联盟中的地位等问题上达成某种共识。而当时在这些重大问题上没有形成共识。确实，公开性和民主化的作用就是培养多样性和差异性，而不是建立共识!不过，最重要的是，共识最有可能产生于成功，至少出自于“改革最终必将成功”的许诺。然而在苏联，改革的直接结果是混乱，又以经济为甚。如果说经济崩溃本身还不是共产主义垮台的原因的话，那么政治崩溃则暴露了苏联经济固有的弱点并加速了经济的滑坡。这是因为，正如乔治·肖普林所指出的那样，“苏维埃那样的体制的中心在于：它强行建设一种完全由政治决定的未来，其它一切领域——经济、社会、法律、美学、宗教，等等——都在意识形态决定的目标之下，不论是否适宜，必须服从政治标准[②肖普林1990：4。]。”如果去掉政治上的理由，经济就失去了它赖以运转的法则和依据。
不管怎么说，戈尔巴乔夫的初衷是提高苏联经济体制的效率，而不是使其解体。理顺中央计划与制止私人贸易是他改革的最初成果。同他继前任安德罗波夫的政策开展严格的禁酒运动一样，这些措施从严格的经济角度来看成效甚微，并不能满足“改革”和“公开性”所激发出来的要求实施更激进的改革的呼声。实际上，戒酒运动使大部分工人离心离德，还造成白糖的奇缺，因为人们被迫去喝家酿酒。又由于官卖酒减少，政府的税收损失了数百万卢布。1988年，对伏特加酒买卖的禁令开始松动[①怀特1990：204-5。]。
1987年颁布法律，宣布私人农业和合作企业合法化，真正的经济改革就此开始了。虽然这些措施还附有种种限制、此类组织比起中国的类似改革来发展也缓慢，但总算在摆脱共产主义传统束缚方面迈出了一大步[②戈德曼1992：111-17。]。
不过，影响更深远的是“企业法”的颁布，因为它关系到苏联经济的主体——国有企业。该法于1988年1月生效，旨在把决策权从中央各部委下放到企业本身。这并不是私有化措施，因为国有制没有变，而且国家仍然是企业产品的主要买主。厂长真正得到的权利是可以把一定比例——15％左右——的产品卖给任何买主。经营者对工资也有了更大的控制权。总之，同戈尔巴乔夫提出的许多其它政策一样，这一举措意在保留计划经济的同时引进市场经济，后者将激发经营者创新，生产出高质量的产品。
同样不甚明了的还有使苏联经济向外资开放的试探性的起步。这方面改革的关键步骤是1987年1月颁布的“合资企业法”。开始它把外资限制在50％以下，但在1990年又修订该法，允许外资达到100％。这一步棋潜在的意义十分深远，确如一位观察家所说“具有爆炸性”。苏联的“保护主义”历来都不仅仅是一个政策选择，而一直是面对一个虎视眈眈的资本主义世界如何坚持共产主义原则的问题。虽然苏联同西方一直有贸易往来，而且从70年代初起就呈递增趋势，但这种贸易始终在国家外贸部的严格控制之下，而且主要限于苏方出售石油和其它自然资源。允许合资就意味着废除部委的垄断性控制，以便使苏方企业同外国投资商直接建立起更为灵活的关系。它还意味着苏联经济对外国经济的运作方式(包括投资方把利润拨回本国的做法)开放，并同其它国家直接进行经济竞争。最终它会要求卢布成为可兑换的货币。所有这些同计划经济都是格格不入的。
合资企业同样发展缓慢，部分原因是苏联的官僚主义制度对西方投资者来说是道道关卡，另一个原因是一旦合资企业有望成功，当局就手痒起来，拼命征税，结果企业利润下降，扩大生产的兴趣全无。“麦道公司”在莫斯科的遭遇即为一例。
同国内经济政策一样，戈尔巴乔夫在对外经济关系上也是只走到了破坏旧体制的地步，他没有能够为经济管理的新模式打下坚实的基础。这部分地要归咎于该问题固有的难度。苏联从事的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摆脱计划经济的试验，而对资本市场，戈尔巴乔夫只能“以其昏昏，使人昭昭”，结果可想而知。众所周知，他对“私有财产”之类的概念深恶痛绝，这足以表明他在放弃共产主义方面不准备走多远。
其结果，至少在短期内，是经济的混乱，甚至可能是共产主义世界和资本主义世界最严重的混乱。苏联本身在1991年8月政变后的崩溃加重了这种转折期的痛苦。一方面中央计划体制被中止，另一方面又没有建立起市场体系取而代之，物价飞涨(有些是政府高额补贴废除后的必然结果，有些则反映出“市场”究竟意味着什么)，物品日益短缺(包括必用品和非必用品)，通货膨胀失去控制，人们对向市场经济转变的速度看法不一。所有这些现象表明，1987至1991年间的苏联经济乱作一团。如马歇尔·戈德曼所指出：在一个生产者已作好准备、单等市场条件成熟的国度，“休克疗法”(向市场资本主义的骤然转变)或许行得通。而苏联就不是这种情况。苏联的工业总是根据国家的指令和时间
表来进行生产的，而且在资金、投资、信贷、预算和货币等方面必要的控制手段也不存在。
戈尔巴乔夫当时、以及叶利钦后来面临的经济决策困难的根本原因是政治问题。政治上的可能性决定着经济改革的限度。无论经济方面有什么理由，政治上的谨小慎微决定了行动上的小心翼翼。在实践中，行动上的小心翼翼意味着左右逢源——一方面试图满足改革的愿望，另一方面又怕得罪反对改革的人。在这种相互矛盾的形势下，怎么能期待政策的一致性呢!不过，戈尔巴乔夫的国内政策倒有一个大致是共性的主题，那就是一种信念，即：任何依靠暴力或压*迫来维持生存的制度都不值得维护。这种信念最终决定了苏联共产主义的灭亡。他把这种原则运用于东欧，东方集团就出现了类似的结果。实际上，除一两个国家外，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莫不如此。 东欧的革命
历史学家往往把重大事件的前兆和预测罗列起来，以便对事件进行解释。例如，人们可以指出从1945年以来东欧不满苏联统治的种种迹象，以表明19*8*9年出现的危机实非一日之寒。诚然，注意到东方集团从苏联强行控制以来不时出现的关系紧张自然很有必要，但19*8*9年共产主义崩溃来势如此之凶猛，使人一下子难以理解，任何解释都苍白无力。其速度之快、范围之广，对政治变革的现有理论都是一种挑战。它对东西方关系带来巨大影响，只此一举，“冷战”的概念就已过时。
这些事件引人注目的表现不只是共产主义作为意识形态的崩溃，在东欧人民——如果还不是政府——心目中，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早已流于形式。同样重要的是：苏联也不再愿意使用自己的国力来制止东欧事态的发展。没有战争的压力就如此陡然放弃皇权，实为罕见。由于苏联在东欧的霸权地位乃是冷战的根源、由于欧洲的分裂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东西方关系，这种分裂的终结自然是具有世界意义的事件。
尽管如此，此前40年间东方集团内部的冲突不和仍然是导致1989年革命的重要原因之一，这样说或许有使历史归于平淡之嫌。导致共产主义崩溃的原动力从50年代以来就一直存在，也可以说是这个集团从娘胎里带来的。1947到1953年东欧的斯大林化标志着把一种异域文化和异国意识形态强加于这些国家，而这些国家不仅各不相同，而且在政治思想、文化联系和贸易往来上往往更看重西方而不是东方[①布热津斯基1989：105；加蒂1990：3-6。]。即使是40年代后期分管意识形态的波共书记雅各布·贝尔曼那样亲苏的东欧领导人也回忆说：斯大林化猖獗之时，波兰领导人试图尽量“缓和”它的过激之处。“那时我们知道斯大林化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努力使其带上欧洲的特色。这是一种尝试，试图保卫……我们与西欧的文化联系……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让自己封闭在世界的某一部分。”[②达维沙1990：18-19。]
赫鲁晓夫的自由化运动旨在不牺牲东方集团的政治和军事完整性的前提下容忍民族主义的压力。查尔斯·加蒂写道，斯大林之后的苏联领导在寻求“霸权主义旧习与正慢慢兴起的务实灵活性相结合的中间立场”。霸权主义的旧习决定了对1956年匈牙利的和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反叛进行镇压，而务实的灵活性则决定了对南斯拉夫闹独立性、罗马尼亚的若即若离以及阿尔巴尼亚转而与中国结盟表现出勉强的容忍。它同时也意味着承认民族主义的传统力量，包括波兰的天主教和匈牙利比较自由的经济与社会政策[①达维沙1990：166-7，176。]。
这种政策所带来的微妙平衡或许以波兰为例能得到最好的说明。波兰在东欧国家中既是反对苏联最强烈的国家，又是对苏联的安全最敏感的国家。波兰在1956年所以没有受到苏联的直接干涉，是因为他们选出了一位新领导——瓦·哥穆尔卡，他能不靠苏联的帮助而“管理”好国家。然而哥穆尔卡决不是苏联的走狗。他推行的自由化政策——包括废除农业集体化——引起了苏联人很深的疑虑。不过，只要不影响波兰在华沙条约中的作用，苏联对波国内政策某种程度的“修正主义”尚可容忍。苏波关系一直相当紧张。
1980-1981年的类似形势导致了类似的后果，至少在开始是这样。团结工会成立于1980年造船工人罢*工期间，很快就获得了独立于共*产*党和国家机构之外的准政党地位，其成员占全国总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1981年12月下旬，团结工会要求就与苏联的军事关系和一*党制原则进行全民公决。苏联领导惊恐万分，本想直接出兵干涉，此时却又发现一位波兰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准备自己实施镇*压[②加蒂1990：52-5。]。雅鲁泽尔斯基实行军事管制、宣布团结工会非法之后，地位得到巩固，可以在允许的范围内推行一种“波兰式的”解决办法。
但是，1956年与1981年的形势有三点重要区别，这些区别有助于解释波兰及整个东欧以后的事态变化。首先是经济问题，它导致了团结工会的兴起，更是70年代后期以来整个东方集团不断加剧的经济总危机的一个组成部分。工农业生产的滑坡——部分原因是上面论述苏联经济时曾提到的那些问题，部分原因则来自外部(如全球石油涨价)——使东欧国家的经济出现负增长或近负增长。增加进口的必要性——而这只能靠贷款来支持——使这些国家对西方银行负债累累，背上沉重的包袱[①达维沙1990：169-73。]。与此相反，在50年代期间，尽管起点很低，东欧国家的经济却一直呈上升趋势。如此说来，经济滑坡如果算不上1989年政治危机的重要条件，至少也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
第二，比起斯大林之后的解冻时期，政见不一在80年代更加司空见惯了。尽管团结工会已被打成非法组织，它仍然是一支强大的地下力量，是对抗雅鲁泽尔斯基政权的核心。此外，天主教打着团结工会的改革旗号成长起来，继续团结工会未竟的事业。雅鲁泽尔斯基一方面准备镇*压反对其政权的公众游行，另一方面又容忍非法地下出版物在波兰广为传播。不过他对现实的让步并没有加强其统治的合法性。恰恰相反，他努力满足日益不满的波兰人民的要求只能使解除对团结工会禁令成为刻不容缓的问题。
在波兰以外，捷克斯洛伐克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成立了“77-宪章”，以监督执行赫尔辛基欧安会通过的最后条件关于人权的规定。此类组织对当局不断提出挑战。同苏联的类似组织一样，“77-宪章”也受到严厉镇*压。但是，由于西方人把这些组织同苏联和其它东欧国家已签署的条约联系起来了，使东欧各国当局非常难办，因为对这些组织实施高压具有很大的风险性。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这些组织成了改革依靠的基点。而最为重要的或许是：团结工会和“77-宪章”都为19*8*9年底成立的新政府提供了关键的人选，其中最有名的自然是波兰的莱赫·瓦文萨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瓦茨拉夫·哈维尔。后者作为“77-宪章”领导人之一，曾被监禁多年，后来在19*8*9年又作为“公民论坛”的领导人东山再起。“公民论坛”这个组织推动捷克斯洛伐克过渡到了民主政体。总之，80年代出现的形势使持不同/政/见者死灰复燃。
与第二点紧密相连的最后一点是，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后在苏联搞“公开性”和“改革”，破坏了东欧国家旧政权的合法性，对那里的反对派是个公开的巨大的鼓舞。在波兰和匈牙利，“公开性”比苏联和东欧其它国家走得更快更远。到1988年中期，两国已接近失控的状态，共/产主义只剩下个空壳。波兰和匈牙利的变革得以进行到底的关键因素是苏联关于不干涉、不扶植东欧国家不得人心政权的决定，这一决定据报道是在1988年间做出的。它意味着勃列日涅夫“有限主权论”的终结，意味着真正允许“走不同的社会主义道路”(据说戈尔巴乔夫认为某种形式的社会主义将在东欧继续存在)。
作为莫斯科与东欧国家关系已发生变化的标志是，1988年9月苏联取消了苏共中央专设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联络部”，其职能由“国际部”接管。这就是说与东欧国家的关系如今已是“外交”关系了。
戈尔巴乔夫为何做出这种决定?众说纷纭。或许他对共产主义尚得民心、还能以某种形式存在下去很有信心；或许他只是想节约开支而按兵不动；或许他像某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想把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这些国家反对改革的领导人推下水，让他们要么学会游泳，要么淹死——最好是淹死[①加蒂1990：163。]；或许他仅仅是怀疑苏联是否还有能力迫使这些国家的领导臣服。
毫无疑问，上述每一条理由都起了一定作用，但如果我们把这一决定放在更大的背景下来观察，我们很可能会发现，坚持勃列日涅夫主义将使人对戈尔巴乔夫在国内外政策上试图做的每一件事都会产生怀疑。既然他把自己的领导建基于在国内实施改革的原则与从事重新定义“社会主义”的工作，又怎么能够把共产主义教条强加于别国呢!如果不同时允许东欧人民有发言权，苏联国内的民主化又有什么信誉可言呢!再说，戈尔巴乔夫在其论著《改革》一书中和在东欧和其它地方的演说中都曾大谈“欧洲大家庭”的思想。“我越来越深切地感到，”他写道，“集团与集团之间的对抗是人为的、是暂时的，“铁幕”的概念业已过时。”[①戈尔巴乔夫1988：194。]即使在此阶段，戈尔巴乔夫仍然不愿意考虑完全取消东西方社会制度上的差别。尽管如此，他的“泛欧洲”的提法也使他完全不可能重复苏联在1968年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做法。
外交政策对重新实行勃列日涅夫主义也明显是个限制。这个问题在下一节将详加讨论，这里只挑明一点即可：早在1986年 11月，苏共中央政治局就通过决议从阿富汗撤军。这是认识到战争打不赢、国内负担过重的结果[②华盛顿邮报1992年11月16日：1。]。苏联领导人如今更不可能再实施代价无疑更高的对外干涉。此外，大约与此同时，苏联领导已经宣布对军事思想进行根本性的修正，提出“合理够用”原则，1987年12月苏联签署“中程核武器条约”就是这一思想的体现。随后在1988年，苏方表示准备在欧洲进行不对等的常规力量的裁减。当今一位观察家写道，苏联“大胆决定把计划建基在下述假定上：世界大战可以通过政治手段加以避免，因此欧洲不再是苏美安全考虑的核心”[③麦格韦尔1989：15。]。或许换一种说法更恰当，即：考虑到戈尔巴乔夫上任以来苏联战略重点的转移，对东欧事务不予干涉与其说是深思熟虑的决策，不如说是无能为力之举。
当然，一旦东欧共产党领导获悉他们不能再指望苏联的帮助来维持政权，便采取一系列步骤来保卫自己的权力，并取得不同程度的成功。在波兰，雅鲁泽尔斯基屈从于公众的压力，于 19/8/9年1月取消了对团结工会的禁令。随后他再次让步，同意在6月举行全民选/举，不过仍保留共/产/党控制立法的议会下院的权利。在实际选举——40多年来东欧的第一次自由选/举——中，团结工会的候选人赢得上院几乎所有的席位(只有一席旁落)，共/产/党则颗粒无收[①加蒂1990：167。]。更令人震惊的是戈尔巴乔夫直接干预了1989年8月间波兰共/产/党与团结工会之间的谈判，当时由于共/产/党拼命想组织政府，谈判陷入僵局。在戈尔巴乔夫的督促下，共/产/党参加了团结工会领导的政府[②达维沙1990：155。]。
1988年5月对匈牙利的卡达尔·亚诺什的换马在该国共产党内外引起了一场激烈的辩论，到19/8/9年2月已导致共产党放弃领导权、独立政党获合法地位。同年春夏，政府的权威日见削弱，它为提高威望所制订的每一个措施结果都适得其反。最显而易见的例子是19/8/9年5月取消匈牙利和奥地利间的安全防护带。或许可以说，此举是19/8/9年秋天东欧共/产主义总垮台的直接导火线。那年9月，匈牙利当局允许几千名东德游客越过边界到西德去。这些人用自己的脚投票做出选择，证明——如果还需要证明的话——铁幕是用来禁锢人民于内，而不是像共产党当局反复声称的那样，是防止资本主义于外的。
接下来是幻想像识破魔术师的戏法一样突然而有决定意义地破灭了。不过这其中毕竟没有魔术，只有一双灵巧的手和自认为可以漫天过海的手法。东德的领导企图用埃贡·克伦茨换下埃里希·昂纳克来保住这个幻想，显然是10月第一周戈尔巴乔夫来访时表示同意或施加压力的结果。东德的这种做法沿用了苏维埃制度的老传统，即：“尽量避免重新分权所带来的高昂的政治代价，改换领导人而不改变政策。”这一招头一年在匈牙利已经试过，卡达尔·亚诺什被换掉；同年在捷克斯洛伐克也表演过，用雅克什代替胡萨克；19/8/9年11月在保加利亚又重演，托多尔·日夫科夫被迫辞职。
事后证明，这些措施不过是权宜之计。东德和其它东欧国家受到的压力是要求抛弃共/产主义，其中以捷克斯洛伐克最甚。那里的政府在11月曾企图镇压群众的示威游行，抗拒不可避免的结局的到来。苏联再次施加压力，不要他们用武力镇压示威游行，结果12月政府垮台。不到一个星期，一位名叫瓦茨拉夫·哈维尔的持不同政见者当选为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的临时总统。只有在罗马尼亚，这场变革采取了暴力形式。其原因可能是齐奥塞斯库的独裁特别专横、特别严厉，再就是他不理会莫斯科的施压。12月，经过一场短暂而血腥的内战之后，齐奥塞斯库夫妇被搜捕到，随即被处决。
变革成什么样子呢？东德是个特例。这个政权完全由苏联一手包办，是否合法一直是个问题。19/8/9年11月柏林墙一倒，德国统一的问题就提上议程，无论戈尔巴乔夫还有西方许多观察家开始对此多么不以为然。实际情况是，在东德人民和西德政府的共同推动下，事态自然而然地向前发展。戈尔巴乔夫只能顺水推舟，在1990年初参与谈判。有人曾经说过，“如果说冷战结束在某一特定时刻，那或许就是……戈尔巴乔夫同意德国在北约的框架内实现统一之时。”
尽管东德融入西德后可能出现社会和经济困难，但长远看形势是乐观的。不过，这样的解决办法对其它前“人民民主国家”不适用。他们想要什么很明确，但如何达到这个目的就不那么明确了。看到名目繁多的政治组织和运动在东欧兴起，一位名叫加顿·阿什的英国观察家于1990年2月指出： 如果你听一听这些不同政党在政治、经济、法律和
国际关系这些原则问题上说些什么，你就会发现它们在
根本上出奇地一致。在政治方面，它们都在讲，没有什
么“社会主义民主”，只有民主。而民主对他们意味着
多党制，像当今西欧、北欧和南欧实行的那种议会民
主。它们都在说没有什么“社会主义法律”，只有法律。
而法律对它们意味着法制，为宪法规定的立法独立所保
障。
把这些愿望变成稳定的政府是一项极其艰巨的任务。共/产主义的硬壳一旦去掉，自由得以释放，具有破坏性的社会和种族冲突便随之而来，使此项工作尤为艰难。在南斯拉夫，自1980年铁托去世后，共/产/主义慢慢消亡，国家陷入一连串内战，19/8/9年后四分五裂。到1992年底，捷克斯洛伐克和平地一分为二。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该国共/产/党的领导比其它几个国家多坚持了几个月)都面临可怕的经济问题，与苏联不相上下。
共/产/主义的崩溃，不可能用单一的理由解释得了，但崩溃的方式表明，它的意识形态和机构固有的僵化使其在变化面前没有调整的能力。武力——更确切地说是武力的威胁——使它坚持了下来。一旦这种威胁消失，东欧社会一直存在的要求改革的因素就会充分表现出来。导致共产主义崩溃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东欧人民明显与共/产/主义离心离德而渴望自由。
到此为止，我们一直集中分析导致共/产/主义崩溃的内部压力，但这些内部因素同国际环境的因素是互动的。下面我们就谈谈外部因素。 美国、苏联与冷战的终结
探究冷战结束的原因时，有人会把美国政策的作用列在首位。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里根总统摒弃缓和，决心“重振美国”，这就为乔治·布什在任期间戏剧性的表演打下了基础。更具体地说，里根在80年代前五年的扩充军备，尤其是他对“战略防御计划”的执着，迫使苏联要么因拼命同美国并驾齐驱而破产，要么争取和解。戈尔巴乔夫选择了后一种做法，以便集中精力和资源用于国内调整，尽管后来证明这不足以修补创伤。总之，在苏联历史上这一关键时刻，美国的精神和物质力量使力量对比朝有利于自己的方向转化。
美国国内对这个问题的讨论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政党色彩。实际上，正是它作为1992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热门问题而出现才引起乔治·凯南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题为“是共和党赢得了冷战吗?荒唐之至!”凯南对这种历史性的说法及其反映的情绪都提出质问：
如果说美国哪届政府对地球另一面的一个大国的内
部政治大动乱的进程有能力施加决定性的影响的话，那
简直是荒唐之至。任何大国对另一大国的内部发展都没
有这样大的影响力……任何人——任何国家、任何政
党、任何个人——都没有“赢得”冷战。冷战是一种长
期的、代价昂贵的政治较量，是由双方对对方的意图和
力量的不实际和夸大的估计而促成的……这种冲突如今
已正式终结自然是件值得庆幸之事，但人们也应该冷静
地思考一下自己在它的产生和持续中曾起过什么作用。
硬把它的终结说成是某个人的伟大胜利是不合时宜的，
把它归功于美国的某个政党更不恰当。
(凯南1992：A21)
作为对凯南的回答，曾任里根政府苏联事务顾问、哈佛历史教授的理查德·派普斯问道，为什么否认布什“认识到在他任期发生的这一喜事”呢?他对凯南“一个国家没有能力对另一个国家的内部发展起决定性的影响”这一观点表示质疑。他认为，凯南自己的遏制理论基于下述假定：遏制会“鼓励苏联从内部爆炸”[①派普斯1992：A28。]。
从本章以上几节的论述可以明显看出，凯南强调共产主义崩溃的内因大体是正确的。不过，凯南和派普斯都有些各持一端。他们“要么这样、要么那样”的论点忽略了苏联内部的变化和 80年代整个国际环境之间的极其重要的互动作用。对苏联起作用的外部因素不只是里根和布什两届政府的特定政策(当然，它们也起到了一定作用，这点我们下面将会论及)；同样重要的还有苏联阵营与非共产主义世界之间力量对比的变化所带来的更广泛的影响。这后一种影响既涉及经济衰退方面，也涉及非物质方面，如西方文化对苏联阵营内部的吸引力。
谈到经济方面，在80年代后期，人们往往都把注意力集中在美国经济的相对衰退上，紧随1987年秋季华尔街大暴跌之后发表的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就是这样。但是，从东西方比较来看，苏联的经济衰退可说是更为重要，因为它发生在世界经济体系(尤其在贸易方面)总体增长的大背景之下。苏联在世界产业和世界贸易中的份额在70年代呈下降趋势[②肯尼迪1988：430-2；布热津斯基1989：35-67。]。而且，它的出现是在缓和政策带来东西方贸易量递增之时。这种一升一降，原因之一是贸易发展最快的是亚洲新工业化国家，而不是苏联阵营，另一个原因是东西方贸易大都是单向的，在东西方贸易所有类别中(苏联石油除外)，东方集团的出口下降而进口增加。这种逆差靠从西方借贷弥补，结果在70年代期间这些国家债台高筑[①范德威1987：398-9。]。自给自足有其局限性，而克服这种局限性的努力又往往会削弱而不是增强东方集团承受内外压力的能力。实际上，苏联在同资本主义世界的关系中扮演了一个相当于发展中国家的角色——原料的供应者和日益增长的债务的牺牲品。苏联外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在1990年春提出问题：“作为这个星球上婴儿死亡率差不多最高的国家，我们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呢?”[②奥伯多弗1992：438。]实际上，在80年代中期，苏联在这方面的世界排位是第50位，不过也够可怜的了。[③见奥伯多弗1992：214。]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苏联对社会主义经济活力——特别是增长能力——的看法的逐步改变，最明显地体现在它对发展中国家的经济评估上。到80年代初，苏联许多经济学家已经开始放弃那种传统观点，即：接受西方投资的发展中国家不可避免地会成为半殖民地附属国。如杰里·霍夫所指出，许多学者甚至声称，“这些国家融人世界经济会带来比自给自足和走社会主义道路更大的增长率[④霍夫1988：587。]”按照列宁主义原则，这种观点是彻头彻尾的异端学说。然而从许多发展中国家7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来看，它还是很有道理的。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共/产/党国家和“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确实经历了严重的社会和经济衰退。相反，发展最快的是接受资本主义和实行现代化的国家，其中最令人瞩目的是环太平洋的几个新工业化(或新独立)的国家和地区——香港、新加坡、韩国、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
同样的测试应适用于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这种说法从纯经济学角度来看不足为奇，但从政治角度看却站不住脚，尽管到 1983或1984年有些经济学家在评论发展中国家时似乎有此倾向。他们如今又反对自给自足(哪怕是间接的)而主张苏联集团逐步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在某位专家看来，这一事实表明，某些高级官员接受他们的观点[①霍夫1988：59。]。
能做出这种比较对共产主义信仰来说具有很强的颠覆性，苏联集团国家通过电视、广播、旅游和流行音乐越来越多地接触到西方文化(例如西德的电视在东德和捷克斯洛伐克广为收看)，也起到这种作用。从70年代后期起，“自由欧洲电台”曾在前往西方旅游的东欧人中间做过民意调查，结果表明，对某种形式的西方民主的支持远远超过对共/产/主义的信仰[②哈立德1990：19；布热津斯基1989：188。]。这种证据的意义虽然很难衡量，但没有理由怀疑它的大体可靠性，单是19/8/9年东欧人民喜获解放后的行动就足以证明。认识到处于相对弱势就最终推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一条最根本的假定：苏联共/产/主义代表未来。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也等于证实了托洛斯基的信念，即：在资本主义的汪洋大海中，一个共/产/主义的小岛终究会被淹没的。
以事态的这种发展为背景，里根和戈尔巴乔夫就核武器开始谈判，并于1987年12月达成两大国之间的第一个削减军备的协议——“中程核武器条约”，后来又产生了关于战略核武器以及常规武器的更广泛的协议。我们在第十二章已经看到，两个超级大国关系中这一重大转折的某些必要的基础工作实际在戈尔巴乔夫1985年上任之前就已经完成了。
尽管如此，也不宜夸大苏美关系的变化速度。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在两国谈判过程中，美方对戈尔巴乔夫动机的怀疑一直到 19/8/9年秋才消除。里根的军控顾问保罗·尼采在签署“中程核武器条约”整整一周年后的1988年12月写道，军控的目的是稳定，但“削减军备本身并不一定有利。”他还说，“我们必须永远牢记，我们的安全政策必须以苏联的实力为依据，而不能以心里希望的或口头表达的意愿为依据。迄今为止，没有证据表明他们的军事实力有所改变。”而且，他又补充道，“对某些人呼吁‘帮助戈尔巴乔夫摆脱困境’，我们应该置之不理。”即将上任的布什总统似乎同意这种观点。他任命的国务卿詹姆土·贝克利用其首次外交政策讲话(就在布什就职仪式之前)“发出放慢与苏联修好的步子的信号”[①卫报19/8/9年1月18日：8。]。国防部长切尼对戈尔巴乔夫疑心更重。他在19/8/9年5月说，这位苏联领导人很可能改革失败，被强硬派取代[②卫报19/8/9年5月3日：26。]。尽管布什和贝克急忙表态与切尼的说法保持距离，后者的言论仍代表美国相当一部分公众舆论。以上事实总起来说意味着，虽然中程核武器条约取得成功，1985年到19/8/9年秋期间的苏美关系仍带有冷战的某些基本特点，至少在美方是这样。
布什当选之后，一直到19/8/9年9月军控谈判才恢复。此时东欧已陷入混乱，几个月后，东西方关系的整个结构完全改变：华约迅速瓦解，德国统一在望，东欧国家要求苏联撤军。到 1990年3月，西方一位军备专家指出，“鉴于自身在国内的地位每况愈下，戈尔巴乔夫几乎放弃了讨价还价的任何企图。此时此刻，如果西方稍加坚定地表明某一立场，它很快也就成为苏方的立场。”[①弗里德曼1990：22。]
从这种角度观察，就会发现一位评论家表述的下述论断不无道理：美国人“保持强硬，最终得到报偿”[②加迪斯1989：11-14。]。不过，重要的是必须清楚美国“从实力地位出发进行谈判”的政策究竟有何斩获。从大的方面来说——如凯南在其信中提到的——它有效地结束了冷战；从小的方面来说，它迫使苏联在军控谈判中做出前所未有的让步，“中程核武器条约”就是最明显的例子。这两个结果都基于同一根本假定，即：美国政策是导致苏联政策出现关键性变化的决定性因素。不过，这里还有一个假定，那就是：这些年来苏联政策可用“一系列让步”而一言以蔽之。这两个假定都值得质疑，而质疑的最好办法就是分析一下两个大国谈判的记录。
1985至19/8/9年的苏联外交自然是一个走下坡路国家的外交，但实际内容要比“走下坡路”的意思复杂得多，也有趣得多。首先，如果说美国的强硬政策是达成“中程核武器条约”及其以后各项协议的惟一或主要因素的话，那么人们就有理由质问：为什么它没有在戈尔巴乔夫上任之前起到这种作用呢?[③里斯卡本1991：163。]显然，这种结果既产生于美国的压力，又来自于苏方在国际关系中执行了新原则。因此，我们有必要谈谈戈尔巴乔夫在外交政策上的“新思维”。
新思维是1986年1月在苏共二十七大上宣布的。其新意主要反映在下述论断上：鉴于对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无可靠防御可言，安全越来越成为一项“政治任务”，只能依靠“政治手段”解决。因此，美苏关系必须以相互依存与合作为基础。意识到共同面临危险就要改弦更张，朝“共同安全”努力。基于上述思想，苏联对外关系的指导原则出现根本性变化：从阶级斗争以及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冲突不可调和的理论转变到世界各国面临共同挑战而相互依存的理论。戈尔巴乔夫又提出“合理够用”的概念，作为考虑军备控制和军备裁减的基础，从而把上述理论扩展到军事领域。这不仅意味着明确摒弃攻击性意图和攻击性武器，而且表达了不对等裁减武器和常规部队的愿望，这种立场是此前双方在武器谈判中不可想象的[①奥伯多弗1992：159-61，231。]。
把这些理论变为政策就不像宣布理论那样简单了。美方经过多年才克服自己的怀疑态度和国内(尤其军界)的对抗情绪。戈尔巴乔夫把他的新思维落实到政策调整时，他的声望在国外与日俱增，在国内却每况愈下，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新思维的戏剧性结果恰好出现在共产主义在东欧崩溃和苏联经济危机愈演愈烈之时。
使美方谈判人员确信戈尔巴乔夫说话算数的具体政策变化包括苏方的几次让步，正是这些让步最终达成“中程核武器条约”。 1987年12月在华盛顿签署的这个条约规定，双方撤除在欧洲的所有中程核武器——苏方的SS-20导弹，美方的巡航导弹和潘兴Ⅱ导弹——并建立一套严格的核查措施。苏方第一次重大调整是决定使“中程核武器条约”与战略核武器协议“脱钩”，第二次是不再坚持把美方同意中断“战略防御计划”的开发作为达成“中程核武器条约”的前提，第三次是接受侵扰性极强的核查手段，第四次是放弃保留用于对付中国的100枚SS-20导弹的愿望，最后一次是同意在“中程核武器条约”中把英法核威慑力量排除在外。实际上，苏联全盘接受了里根在1981年提出的“零方案”的所有要点。 虽然大部分步子是苏方迈出的，但这并不表明美国强硬路线大获全胜。戈尔巴乔夫的判断是：苏联继续反对“战略防御计划”只会带来提高美国国会对它的支持率的危险。实际情况正是这样：他的立场松动后，国会果然动议限制对“战略防御计划”拨款，并限制该类武器的开发与空间试验。1985年，美国就“战略防御计划”是否违反了1972年签署的“反弹道导弹条约”展开激烈辩论，戈尔巴乔夫这样做实际上等于参加了这场辩论。美国政府中的律师得出结论：如果广义地理解“反弹道导弹条约”，“战略防御计划”的研制和试验应该是允许的[①不过部署是不允许的。]。这一结论引起军控专家们的质疑，但得到里根政府中要员的支持，如国防部长温伯格和军控谈判代表尼采。结果里根政府采取调和立场，一方面保留对“反弹道导弹条约”的广义解释，另一方面又宣布暂时遵守对它的狭义解释。“战略防御计划”仍作为苏美关系中的一根刺留在日程上，但由于戈尔巴乔夫采取了“战术撤退”的策略，又因为美国国内人们对“战略防御计划”仍存疑虑，它的针芒威力已大不如前。
核查也证明是把双刃剑，因为按照建议的规则，美方和军工企业的一些绝密领域将接受详尽的检查。解除军方对核查的传统忧虑既是苏联、也是美国必须面对的问题。更直截了当地说，虽然“反弹道导弹条约”被称颂为军备谈判的一大突破，但也给美欧持批评态度的人提供了绝佳的炮弹，使他们理直气壮地声称，“非核化”使欧洲与美国脱钩，而单独面对苏联更显得无能为力。毕竟，建议在西欧部署中程导弹——美式巡航导弹和潘兴Ⅱ导弹——的部分初衷就是为了免除欧洲人对此的恐惧感。总之，“中程核武器条约”的谈判不是单行道。从戈尔巴乔夫一方来看，它被视为对美国的一个让步，但同时又是按照“共同安全”的原则有条不紊地推进过程的一部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同苏联国内的改革并行不悖。失去控制只是发生在之后，而且是两方面的失控。
外交上新思维的另一个同样重大、或许是更为重大的实际后果是从阿富汗撤军的决策。卷入阿富汗的战争常常被描述为苏联的越南战争。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在撤军后说，“撤出阿富汗的决定是[调整苏联外交政策]的第一步，也是最困难的一步。其它一切都由此而来。”1992年解密的文件表明，戈尔巴乔夫在 1986年11月向政治局建议作此决定，九个月后向美国通报。文件还表明，美国在1986年向阿富汗游击队提供“毒刺”导弹是促使戈尔巴乔夫下此决心的决定性因素(“毒刺”是一种抵肩发射的武器，在游击队同苏武装直升机的战斗中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实际上，早在1985年10月，苏共中央政治局就制定出对阿富汗的新政策，内容同1965年尼克松的越南化计划极其相象。苏联的政策是以撤军为根本目标，在短期内则要“更有力地实施战争，同时要努力扩大阿富汗政府的政治基础。”[①华盛顿邮报1992年11月16日：A16。]
正是这一政策的失败，加上美国提供给游击队高技术武器，促使了戈尔巴乔夫下了决心。此举或许也反映出他如何看待当初做出干涉决定的方式。当初的决定是1979年政治局举行的一次小范围会议上做出的。虽然戈尔巴乔夫在此前不久已进入政治局，但那次会议他没有参加。苏联为这场战争所付出的代价——大量的开支，官兵伤亡率与日俱增(到1989年中期撤军完成时伤亡人数已达15000人)自然也是他考虑的重要因素。
要贯彻撤军决定也不是那么容易，所以戈尔巴乔夫在对军界关键领导进行清理之后才宣布这个决定。1987年西德大学生马蒂亚斯·鲁斯特驾机直飞莫斯科红场的破天荒事件，使这次清理工作顺理成章。当时他驾驶一架锡斯纳单引擎飞机从芬兰出发，成功地穿越苏联防空的天罗地网，这一壮举使苏联国防部长和空军司令丢掉了乌纱帽。戈尔巴乔夫因此进一步集权，接着做出撤离阿富汗的决定。19/8/9年2月15日，最后一批苏军离开阿富汗，比他1988年初公开宣布这一决策时下达的期限大大提前。不过军事援助一直持续到1991年底(美国对游击队的支援也是如此)。此时苏联已经瓦解，从政治和资金上都不可能继续支持喀布尔政权。1992年4月，喀布尔政权被赶下台[①华盛顿邮报1992年11月16日：A16。]。
最后，外交政策新思维带来的重大变化还包括苏共中央的“论点”，这是1988年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通过的，同年戈尔巴乔夫在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时阐述得十分清楚。“论点”的部分内容重申了1986年苏共二十七大宣布的对国际主义的新解和军事学说的修正，但这次是全新的表达，并伴有到2000年全面核裁军的具体建议。戈尔巴乔夫在联大演说中还戏剧性地宣布苏联将单方面裁军50万，并从东欧撤出10000辆坦克、8500门火炮和800架战斗机[②怀特11990：159-61，奥伯多弗1992：316-19。]。
正是事态的这些发展为1991年7月达成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和1993年1月达成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铺平了道路，尽管不是一帆风顺。从1982年开始，在里根政府执政期间，举行过一系列峰会和具体的会谈，削减战略武器的谈判举步惟艰。此后又由于布什在处理同苏联的关系时小心翼翼、东欧发生革命和最后是苏联解体，谈判一误再误。特别是苏联的解体带来了新的问题：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签署不久，便出现了三个“新的”核国家——乌克兰、哈萨克斯坦和白俄罗斯。这三个新独立的国家面对一个强大的、又被认为是怀有敌意的俄罗斯都感到不安全，因此拒不批准这一条约。当美国和俄罗斯达成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建议到2003年之前双方把战略核武器削减到现有水平的1/3)时，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仍不批准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由于第一阶段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被批准之前第二阶段削减战略核武器条约不能生效，到 1993年初战略核武器谈判的前景仍不乐观。
《纽约时报》在评估核控前景的文章中谈到另一个相关问题。这就是：在冷战后世界新的不稳定的背景下，美国同俄罗斯的双边会谈只能涉及到核危险的一部分。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也并不是问题的全部。在1991年之前，核扩散的问题主要被苏美对抗这一严酷事实所笼罩，“而如今，是伊朗、伊拉克、中国、北朝鲜、以色列、南非、利比亚、巴基斯坦、阿尔及利亚和印度这样的小型核力量构成大威胁。”[①纽约时报1993年1月10日：E3。]
尽管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产生了他并不想看到的后果，新思维以及落实新思维的行动仍然打开了为苏美关系重新定向的大门。这也是美国的政策做出某些调整的结果。正如《新闻周刊》所指出的，戈尔巴乔夫的让步很可能是“败军之将的明智之举”，然而出现这种结局，也应部分地归功于美国对自己、对苏联的看法的改变[②奥伯多弗1992：319。]。
看起来有些自相矛盾的是，里根总统这位冷战的坚强斗士，居然也在1986年10月雷克雅未克首脑会议期间一时高兴，同意销毁所有核武器。要知道，三年前他还把苏联称作“邪恶帝国”。这种180度的大转弯岂不令人吃惊!可是当戈尔巴乔夫重新提起“战略防御计划”时，里根的兴头马上消失了。戈尔巴乔夫坚持要求美方必须把“战略防御计划”的研究限制在实验室之内。里根的回答是：“我已经答应美国人民决不放弃‘战略防御计划’！”[①奥伯多弗1992：203。]
作为冷战斗士的里根同作为最终废除核武器的倡导者的里根看起来自相矛盾，实际上并非如此。我们在第12章已经谈到，里根从未真正相信“相互确保摧毁”理论能作为美国防御的基础。在一次视察北美防空司令部时，他惊奇地发现，那里竟然没有针对苏联导弹的防御。他之所以对“战略防御计划”紧紧抓住不放，既想把它作为保护美国的手段，又想以此打破相互威慑的僵局。他的出身和经验，使他数次与防御专家那种官样文章、尤其是核威慑理论那种神秘莫测的科学背道而驰。众所周知，他不关心细节，不愿意设身处地地从苏联角度思考问题。他无法理解，怎么会有人反对一个新的防御系统呢?他忽略了这一事实：任何确保美国安全的防御系统，如果行得通，就会使苏联的攻击力量失去作用。无论如何，里根对核威慑的平衡深恶痛绝，对美国科技有能力为此拿出解决办法充满信心。这使他去玩味苏美冲突较激进的解决方案，而他的顾问们往往考虑得更为谨慎。有人追述说，在雷克雅未克首脑会议期间，里根和戈尔巴乔夫曾“发生一次争论，都称自己最致力于建立一个无核世界的梦想，互不相让”。里根的顾问们在一旁看得目瞪口呆[②曼德尔布卢姆和塔尔博特1987：175。]。雷克雅未克首脑会议的这种场面被公开报道之后，很多评论家立即表示松了一口气——就无核世界终究没有达成协议。据说，否则不但西方在常规部队上比起东方集团来处于劣势，而且“永远废除核武器根本是不可能的，因为制造核武器的技术会永存[③曼德尔布卢姆和塔尔博特1987：175。]”里根异想天开的主意虽然夭折了，但他的激进主义举动却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外交常规。
里根不愿重新考虑美苏关系的另一原因在于下述这个经常提到的事实：政治上偏右的人——同里根差不多的尼克松可算一个——比自由派更容易做出这种选择，因为他们不用害怕别人攻击他们不是美国的真正保卫者。里根在其第一任期间大力扩充军事实力，可以说，为自己第二任赢得了讨价还价的权利。意识形态斗士的里根做了充分表演，务实主义的里根就可以从容登台了。如同国内事务一样，在外交上，那些热切期望里根政府在白宫乃至在整个国家最终会尊崇保守主义的人，肯定会失望的。另外，如加迪斯所指出，里根对苏联的看法始终是模棱两可的：他对苏联的威胁一直抱极端悲观主义态度，但同时又有“极强的自信心”，坚信资本主义必将战胜共产主义[①加迪斯1992：123。]。
顽固性同愿意考虑做出重大改革这两方面在里根身上的奇妙结合本不会有什么结果，但实际上确有建树，这是由于有国务卿舒尔茨和其他政策顾问将其大致的想法变为具体的谈判立场。舒尔茨同苏联外交部长爱德华·谢瓦尔德纳泽的关系在作用上不亚于里根同戈尔巴乔夫的关系，因为后两者之间的四次首脑会议都是经前两者多次会晤做出准备的。另外，在里根连任总统期间，美方同苏方一样也有必要做出人事变动。为迎接1987年12月在华盛顿举行的苏美首脑会议，里根撤换了在战略防御计划乃至整个军控问题上持鹰派立场的国防部长卡斯帕·温伯格和副部长理查德：佩里，由两个灵活派人士接任。同样，在布什政府中，把两国关系改善的大环境转变为可行的协议，国务卿贝克功不可没。谢瓦尔德纳泽在苏联决策过程中的作用可与贝克在美国决策中的作用媲美。贝克同谢瓦尔德纳泽的关系与舒尔茨同谢瓦尔德纳泽的关系一样密切。人们指出，他们对改善苏美关系的共同贡献主要在于私下督促“各自的老板不要听信国内鹰派的意见”。
总的来说，结论应该是：诚然，美国的政策对苏联路线的改变施加了重大影响，但问题决不简单是美国的强硬路线使苏联做出让步的。美方也迈出了步子，表现出接纳苏联巨变带来的新的现实。
如果研究“冷战结束的苏联内因和外因哪个更为重要”这一更广泛的问题，同样应该避免肯定任何一方而否定另一方的结论。苏联共产主义的自身衰败应视为主要原因；但这个问题不能孤立来看，不能脱离整个苏联集团的经济倒退及其对这个“不完全的超级大国”在世界上地位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但反映在苏联自身的垮台上，而且也反映在苏联扶植的共产主义世界的崩溃上。 冷战终结与大千世界
导致冷战结束的事态发展对整个国际体系都有影响。其中最明显的是：苏联越来越没有能力继续援助社会主义政权和别国的造反运动，这就部分解决了某些所谓“地区性冲突”。之所以还有必要用“部分”这个词，是因为说这些冲突得以解决，只是意味着它们远离了超级大国对抗的战场。国家内部的问题依然存在，在很多情况下仍需要外界组织(如联合国)予以干预。如果说冷战之后有一个什么“世界新秩序”的话，那么这个秩序的原则只是部分地勾画出来了。
安哥拉是最先感受到苏联减少对第三世界援助的国家之一。自从1975年古巴在那里部署军队以来，该国内战不断，一方是古巴支持的“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领导的政府，另一方是得到南非支持的反对党“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1988年12月内战才接近尾声：安哥拉、古巴和南非签订协议，规定随着纳米比亚的独立古巴军队要分阶段撤除安哥拉(南非对纳米比亚的主权要求源于1919年“国联”做出的一项决定，把这个原德国殖民地交给南非。该决定后来在1978年被联合国中止，但南非一直不服从)。南非同意纳米比亚独立标志着它最终服从了联合国的决议，但它是有条件的，这就是：古巴军队离开安哥拉。 1991年5月最后一支古巴军队撤出时，“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和“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签署协议，结束内战。大选于1992年9月在联合国的监督下进行，结果“争取安哥拉彻底独立全国联盟”获胜。尽管不能说这个国家的和平与稳定有了保障，但“安哥拉人民解放运动”领导同意尊重选举结果。这样，安哥拉十七年以来第一次摆脱了军事冲突。不过好景不长，1993年内战再起。
在东南亚，军事冲突虽然结束了，但并没有带来国内的和平，情况甚至还不如安哥拉。在苏联的压力下，越南在1978年1月同意从柬埔寨撤军。越军是1978年为把“红色高棉”领导人波尔布特赶下台而进入该国的。撤军虽然到19/8/9年已经完成，但柬埔寨仍是一片混乱，红色高棉(此时联合国仍承认它为柬埔寨合法政府)力图东山再起。再说，越南撤军并不意味着越柬战争的正式结束。只是到1991年10月，联合国维和部队力图支持一个由四方组成的新政府之后，战争才正式结束。实际上，根据 1991年在巴黎达成的协议，柬埔寨简直成了联合国的监护国，通过一系列复杂和不寻常的安排，柬埔寨最高国民议会“把确保联合国决议落实所需要的一切职权都交给了联合国”。
解决柬埔寨问题的另一关键是苏联和中国关系的修好。我们在第十章已经看到，1978年越南对柬埔寨的入侵把苏中分置于对立的两方，使本已存在的双方敌对态势进一步恶化。苏联停止支持越南引发了中苏就柬埔寨乃至改善两国关系的会谈。戈尔巴乔夫于19/8/9年5月访问北京，戈尔巴乔夫称，苏中关系“正进入一个质变的新阶段”。其标志是双方达成了中苏边界裁军和按照国际法解决领土争端的协议。
在中美洲，美苏关系的调整也带来重大影响。其中最重要的是苏联撤回对古巴的支持，从而削弱了古巴对尼加拉瓜以及对萨尔瓦多叛军的支援。尼加拉瓜“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领导的政府一直受到来自美国对“康特罗”叛乱分子的支持和美国经济封锁的压力，最后被迫同意于1990年2月举行大选。使“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同样也使布什政府感到惊奇的是，“桑地诺”在大选中败于反对党联盟。1990年6月，布什宣布“挺进美洲”的倡议，并在同年12月对拉美进行了为期六天的访问。据报导，“拉丁美洲已做好准备，同美国发展新型的经济关系，此时自由市场之风已席卷整个拉美，华盛顿针对经济集团的快速变化也做出调整。”[①卫报1990年12月12日：5。]第二年秋天，通过联合国的斡旋，萨尔瓦多政府同叛乱分子之间达成协议，该国长达十一年的内战遂告结束。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古巴成为拉美唯一的社会主义前哨阵地，不过，由于美国继续经济封锁，苏联又停止援助，古巴的经济和政治前景可谓风雨飘摇。
冷战结束最明显的受害者或许是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从 70年代后期苏美在非洲之角掀起战争以来，埃塞俄比亚一直接受苏联的援助，而索马里则从美国得到支持。只要苏联继续支持埃塞俄比亚的门格斯图政权，维系西亚德·巴雷在索马里掌权就符合美国的利益，重要原因之一是索马里的伯贝拉港是美国海军的战略基地。苏联放弃埃塞俄比亚后，美国随即撒手索马里。西亚德·巴雷的政府于1991年1月垮台，饱经部落冲突的索马里陷入一片混乱。门格斯图虽然保住了政权，埃塞俄比亚依然内战不断。旱灾和饥荒使这两个国家雪上加霜，国际救援也只能是杯水车薪。1992年底，美国派25000名军队去索马里，旨在确保国际援助的食品送到饥民手中，但这只能解燃眉之急，并不能解决政治混乱的问题。有一种观点认为，埃塞俄比亚和索马里是“令人不安的新现象”之两例，这种现象就是：“失败的国家完全没有能力作为国际大家庭成员而继续生存下去。”
如果说冷战结束对世界的影响有什么模式的话，那就是对于苏联和东欧，同样也对于第三世界，与其说是民族主义作为世界政治的主导力量而东山再起，不如说是暴露了民族国家的脆弱性。更准确地说，它暴露了民族国家的要求同其内部种族主义组织的要求之间的深刻矛盾。在那些国家里，共产主义曾被用来遏制对立的种族或宗教组织的愿望。民族主义——作为某种意义上的民族社会与国家之间的稳定因素——实际上没有出现就夭折了。很明显，民族国家的危机已不限于原共产主义国家和与苏联集团结盟的国家。不过，危机在这些国家表现得尤为突出。对它的影响，整个国际社会将在未来数年中不得不严肃对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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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2-23 7:5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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