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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两汉列侯之诸问题      秦帝国的爵位，一公士，二上造，三簪袅，四不更，五大夫，六官大夫，七公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长，十一右庶长，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驷车庶长，十八大庶长，十九关内侯，二十彻侯。汉帝国的爵位则为两级制：王爵和侯爵。皇子封为王者，称为诸侯王（初年也有异姓王）；皇子封为侯者，称为诸侯，臣子以功封者，称为彻侯，后来为避汉武帝刘彻讳，改称为通侯或列侯。以下就以列侯称之。列侯都是金印紫绶，只是因食民的多少而有大小之别，大者不超过一万家，小者五、六百家，对应汉帝国的县、乡、亭的行政划分制度。因此后来也称分万户的列侯为县侯，分数千户的列侯为乡侯，分数百户的列侯为亭侯。但无论县侯、乡侯还是亭侯，其实都是列侯，汉帝国的爵位制度也只有王、侯两级，并没有将三者单独设置。食民的多少，关系诸侯和列侯的切身利益，但并不代表其地位的高低和受皇室恩宠的程度。侯爵中地位最高的是以下两类：被朝廷赐特进的诸侯，位在三公下；被朝廷命为诸侯的列侯，称为朝侯，位在九卿下。     史书上多次出现了“某某亭侯”的记载，如《后汉书 孝桓帝纪》中记载道：     “七亭侯谓尹勋宜阳都乡、霍谞邺都亭、张敬山阳西乡、欧阳参修武仁亭、李玮宜阳金门、虞放冤句吕都亭、周永下邳高迁乡”。     这几句话大有嚼头。上面所谓的“亭侯”，前面说了汉制没有亭侯的设置，只是对食邑是亭的列侯的称呼。其次，照上述记载，上面诸列侯的食邑，即都乡、都亭、西乡、仁亭、金门、高迁乡都是亭。这就有两个问题了：     其一，“都亭”是否是某地某亭的专称？看来答案是否定的，据《说文》：“亭,人所安定也。亭有楼”，“亭”最初是指专供投递公文的驿使休憩的常所，后来的“亭”，扩充为一行政区域，包括维持所辖范围的治安、邮传等，遍布各地。而“亭长”就是负责官员，刘邦就曾经当过泗上亭长。那何谓“都亭”呢？     《说文》：      “都,有先君之旧宗庙曰都”。      《晋书 职官》记载：      “县大者置令，小者置长。有主簿、录事史、主记室史、门下书佐、干、游徼、议生、循行功曹史、小史、廷掾、功曹史、小史书佐干、户曹掾史干、法曹门干、金仓贼曹掾史、兵曹史、吏曹史、狱小史、狱门亭长、都亭长、贼捕掾等员”，《晋书》记载的县府官员中有“都亭长”的设置，可见“都亭”是特指县治（含县以上）所在地管辖的“亭”，而且由专门的县一级的官员-“都亭长”来管理，不同于该县所辖的其他的“亭”。因此某某被封为某县的“都亭侯”，即是把该县县治所在的亭---都亭所辖的范围作为食邑，反之被封为某某侯就是把该县所辖的其他某个亭作为食邑，如上述的邺都亭侯霍谞和宜阳都乡侯尹勋。     第二个问题，那么“都乡”是否也是如此呢，还是《晋书 职官》记载：     “又县五百以上皆置乡，三千以上置二乡，五千以上置三乡，万以上置四乡，乡置啬夫一人”，“乡”这一级行政区域的官员中有“啬夫”的官职设置，应该类似于“亭”的“亭长”。那么在县治管辖的乡是否有“都乡啬夫”的设置？在《中国历史大辞典 魏晋南北朝史》(p566)中有“都乡啬夫”这一词条，来源于吐鲁番发现的十六国文书。问题在于两汉是否也有“都乡啬夫”的设置？个人意见认为两汉应该有此设置。     《晋书 职官》记载：     “又县五百以上皆置乡，三千以上置二乡，五千以上置三乡，万以上置四乡”。     既然某县除了县治所在地的亭由“都亭长”负责，该县其他所辖的亭由“亭长”负责，而且该县一般的乡设置有“啬夫”的官职，那么在县治所在地所辖的乡设置“都乡啬夫”也是合情合理的。 何况乡一级远比亭一级人口多，而啬夫除了管理事务，解决诉讼外，还负责收赋税的大事，对政府的重要性显然要高于亭长。     由上可见“都亭”既可指各县县治所在地管辖的亭一级行政区域，也可指设在县治城内，管理县治所辖亭事务的行政机构--由“都亭长”负责。所谓某某都亭侯，是指食某某县治所辖亭的列侯，而不是指“某某--都亭侯”或”某某都--亭侯”。“亭侯”乃是在东汉末三国初才出现的，这点后面再述；至于“都乡”，比较复杂，若上面《后汉书 孝桓帝纪》中的记载无误的话，“都乡”可以是某县的亭名，算是特定称谓。但在上面也论述了如同设置“都亭长”来管理县治所辖的亭--“都亭”，也很有可能设置“都乡啬夫”来管理县治所辖的乡--“都乡”，因此“都乡”也可以不作为特定称谓，既可指各县县治所在地管辖的乡一级行政区域，也可指设在县治城内管理县治所辖乡事务的行政机构--由“都乡啬夫”负责。那么某某都乡侯，既可能是指食某某县所辖亭中的一个--都乡（亭），也可能是指食某某县县治所辖的乡--都乡。     下面谈谈“亭侯”的出现。     两汉爵位只有王爵和侯爵，根据食邑的规模，列侯又有“县侯”、“乡侯”、“亭侯”的称法予以区分，但两汉爵制却没有这样单独设置。     据《通典 卷三十一 历代王侯封爵》，“亭侯”的设置是出现在建安元年：     “至献帝建安初，封曹操为费亭侯。亭侯之制，至此始也。”     可惜《通典》没有详细介绍，再据《三国志 武帝纪》记载：     “太祖将迎天子，诸将或疑，荀彧、程昱劝之，乃遣曹洪将兵西迎，韂将军董承与袁术将苌奴拒险，洪不得进。汝南、颍川黄巾何仪、刘辟、黄邵、何曼等，觽各数万，初应袁术，又附孙坚。二月，太祖进军讨破之，斩辟、邵等，仪及其觽皆降。天子拜太祖建德将军，夏六月，迁镇东将军，封费亭侯。秋七月，杨奉、韩暹以天子还洛阳，奉别屯梁。太祖遂至洛阳，韂京都，暹遁走。天子假太祖节钺，录尚书事。洛阳残破，董昭等劝太祖都许。九月，车驾出轘辕而东，以太祖为大将军，封武平侯。”     曹操封了两次侯，一次是“费亭侯”，对应官职是“镇东将军”；另一次封侯是“武平侯”，对应官职是大将军。从官职上看显然是提升的，侯爵的改变乃是“费亭侯”地位低于“武平侯”之故。照汉制，侯爵地位的高低并不是取决于食邑的大小，而且曹腾是中常侍大长秋，属于得势的宦官阶层，也是封为“费亭侯”。原因就在于此“费亭侯”不同于彼“费亭侯”，曹操的“费亭侯”属于新增的“亭侯”，而曹腾的“费亭侯”还是照旧制，属于“列侯”，地位大大倒退了。      那么曹操为何要“作践”自己呢？关键还是曹操急于用爵位鼓动将士效命，而旧制只有两级，王爵是不能给的，侯爵之间的差别就在食邑大小，但乱世人口锐减，不可能像以往那样封赐。因此只能增加爵位设置，拉大地位差距。曹操设置“亭侯”算是照此思路走出了第一步，尽管后来因为大将军职，又升为列侯。但“亭侯”却没有废除，如乐进，立了些战功，被封为“广昌亭侯”，自然不是旧制的“列侯”，而是新设的“亭侯”，次于旧制的列侯。夏侯惇大致在这一时期，因功封为高安乡侯，则是旧制的列侯。随后曹操在建安二十年又始置名号侯、关内侯、关中侯、关外侯等爵，以赏军功，正是打破旧汉爵制。到了曹丕时期，开始全方位改变爵位制度，除王、公、侯、伯、子、男六等外，还有县侯、乡侯、亭侯、关内侯，又置名号侯爵十八级，五大夫十五级。其中自关内以下皆虚封爵，不食租。这么大的变化，就不完全是为了满足军功分封所需，而是曹丕代汉的需要，其黄初元年，替自家人、汉帝、汉诸侯王、汉列侯新增了很多爵位。     据《三国志 文帝纪》：     “以河内之山阳邑万户奉汉帝为山阳公。。。封公之四子为列侯。。。赐男子爵人一级，为父后及孝悌力田人二级。以汉诸侯王为崇德侯，列侯为关中侯。”       亭侯在建安元年正式成为爵位制度后，自此县侯、乡侯也加入其列。     在《三国志 魏书》的记载中，张辽在曹丕代汉前是都乡侯，照汉制是列侯。在曹丕代汉后，转而成为晋阳侯，属于魏爵制中的侯爵，也就相当于汉制的列侯，但其食邑增加不算多。因此魏的封食邑制度还是采用了东汉简约的标准，并没有大的改变。      至于刘蜀，当然不会照套曹氏的那套爵位改革方案，基本按照两汉爵制来走。     如《蜀书 刘琰传》：     “后主立，封（刘琰）都乡侯。”     张飞以及诸葛亮也分别为“西乡侯”和“武乡侯”，仍然是列侯。有的观点认为刘蜀的侯爵食邑太少，也是仿照魏氏那样搞虚的。这可冤枉刘蜀了。其实自东汉开国以来，列侯的食邑就不多，如邓、寇元勋，也不过区区四县而已，比照西汉初年，小气很多了。再如西汉诸侯受特进，位次三公；列侯特命为朝侯，位次九卿，东汉则分别降为位次车骑将军和位次五校尉。     最后总结一下，两汉侯爵就是封皇族的诸侯和封外姓的列侯。无论“西乡”、“五乡”、“都乡侯”还是“都亭侯”都是属于列侯，差异仅在于食邑的大小，但食邑大小并不关系到在朝廷地位高低，而是取决于是否受皇帝特命为朝侯。所谓“亭侯”、“乡侯”和“县侯”只是对食邑是亭、乡和县的列侯的叫法，却并不属于两汉的爵位制度。“亭侯”的设置是曹操在建安元年始置，而“乡侯”和“县侯”的设置则是属于曹魏的爵位制度了。另外，不能单单从名称上判断两汉列侯的食邑是“亭”还是“乡”，如《后汉书 孝桓帝纪》中记载的周勇是“高迁乡侯”，但他却是七亭侯之一，因此“高迁乡”是“亭”而非“乡”。只有“都亭侯”和“都乡侯”还很明确，上面已经讨论过了。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 此主题相关图片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