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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贴子主题：倪乐雄：利德尔·哈特关于波兰会战的几个错误

leviat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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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乐雄：利德尔·哈特关于波兰会战的几个错误
　　　　　　　　　利德尔·哈特关于波兰会战的几个错误
　　倪乐雄
　　英国著名军事思想家、军事历史学家利德尔。哈特在西方军事学界享有很高的
声誉，他的著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是在战后走访了交战双方高级将领、查阅了
缴获的德国档案并实地考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各主要战场、积二十二年之心血的
一部力作，在西方二战战史研究领域有相当的影响。我国学者在研究二战战史时，
这是一部必备的参考书。到79年为止，已有两个中文版本：台湾军事译粹社版和上
海译文出版社版。前者已出了三版，后者出了两版。这部战史著作的重要性和权威
性由此可窥一斑。
　　笔者在撰写《帏幄与决胜第二次世界大战决定性会战述评》（上海人民出版95
年4 月出版）时，在比较、对照二战战史资料时，发现该书第三章“侵吞波兰”中
有一处错误，先将英文版原文录下：“ In the north Guderian’s armoured corps
（thespearhead of Kuchler’s army） had pushed across the Navey and was attacking
the Line of the Bug ，In rear of Warsaw.”（括号为原著作者所加）。
　　对照大陆版的中文译文：
　　“北路，古德里安装甲军（屈希勒尔集团军的先头部队）已越过那累夫河，对
华沙后方的布格河一线发动进攻。”
　　对照台湾版的中文译文：
　　“在北面，古德林的装甲军（库希勒军团的矛头）已经渡过了拉里夫河，并已
向布格河之线进攻，即已达华沙的后方。”
　　在德国入侵波兰的战役中，德国装甲兵创始人古德里安当时任德军第19装甲、
军军长，在战后的回忆录里，曾对此战有详细的记录。笔者查阅古德里安的回忆录，
他对亲身经历的波兰之战有如下几段记载：
　　“希特勒曾在阿贝沙兹堡召开了一个军事会议，我却没有出席；以后第四军团
司令，克鲁格上将才告诉了我，此次的真正任务是什么。这时我才知道我第19军是
归第四军团所管辖。”
　　“我的任务就是要渡过布拉希河，我的战区右界为曾波尔罗，左界则通过柯尼
兹，渡河后就应该以全速向维斯托拉河挺进，这样就可把所谓’ 波兰走廊’ 内的波
军切断并予以歼灭。”“9 月8 日，我所辖各师都已经渡过了维斯托拉河，于是事
情也就迅速地发展。在那天夜间我奉召往驻在阿仑斯坦的集团军总司令部听取给予
我的新命令。……集团军总司令部的意思是想把我这一军配属给库雪纳将军的第三
军团：我军规定应与它的左翼保持密切的联系，由阿利斯地区，经过洛夏，直趋华
沙的东面。我觉得象这样的与一个步兵军团保持密切的合作，实在不能发挥我军的
全部威力。我就指出来在这个假想的作战计划中，使我无法使用我的这些摩托化师
的高速力，而这样迟缓的行动将使华沙区内的波军有向东撤退并沿布格河建立一道
新防线的机会。所以我就向集团军参谋长，沙尔穆斯将军提出建议说：我这个装甲
军还是改由集团军直接控制，从库雪纳军团的左面前进，经过维兹拉，沿布格河的
东岸而以布里斯特，李托弗斯克为目标。这就可以使华沙附近的波军无法建立一道
新防线，沙尔穆斯和波克都同意于我这个主张。”“……我们的位置现在（9 月17
日）是沿布格河，面向西方，准备去攻击其余的波军。……，这个时候，克鲁格将
军的第4 军团已经追上了我们，于是我们又再度归他节制。”
　　根据古德里安上面几段回忆，我们可以得出以下三个结论：一、在入侵波兰的
战役中，古德里安的第19装甲军的进攻出发点在当时德国、本土的波美拉尼亚，而
不是在东普鲁士（库希勒第3 集团军驻扎在东普鲁士）
　　二、在整个波兰会战期间，古德里安的装甲军从未受从东普鲁士方面由北向南
发起进攻的库希勒第3 集团军的节制和指挥，没有担任过该集团军的先头部队。
　　三、在会战中，古德里安装甲军起先归克鲁格第4 集团军所节制，担任该集团
军的先头部队，从德国本土的波美拉尼亚由西向东攻入波兰，在渡过维斯瓦河之后，
节制发生变化，由波克任总司令的“北方集团军群”总司令部直接指挥，在会战接
近尾声时，重归克鲁格第4 集团军节制。
　　上述结论在其它较权威的著作里也可找到佐证。前苏联国防部长格列奇科主持
编写的十二卷本《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中，关于波兰会战有如下所述：
　　“克吕厄将军的德国第4 集团军由波美拉尼亚出动，向维斯瓦河（向赫翁诺地
区）这一总方向实施猛烈突击。希特勒军队突破了”波莫瑞“集团军的防御，并把
该集团军拦腰切断切断。9 月4 日古德里安坦克军的先头部队抵达维斯瓦河，占领
了比得哥煦市附近的各个渡口。9 月5 日第4 集团军的左翼部队同从东普鲁士进攻
的第3 集团军的右翼在格鲁琼次地区会合，从而切断了’ 波兰走廊’.”可见利德尔。
哈特在自己的著作里，把波兰会战中古德里安第19装甲军的进攻出发点、攻击路线、
隶属关系都搞错了。
　　此外，利德尔。哈特在为西方权威性的《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撰写《第二次
世界大战》（第12卷第24章）时，同样存在上述错误：
　　“在北路，屈希勒尔军的先头部队古德里安的装甲兵团，已渡过纳雷夫河正向
华沙后方的布格河一线进击。……”笔者以为，像利德尔。哈特这样的军事学大师，
竟然对首次体现机械化战争的波兰会战中德国重要将领古德里安的进军路线记叙如
此失真，实在不可理解。他在战后曾为古德里安的回忆录作序，看来他并没有仔细
阅读这位“现代装甲战之父”的著作，至少没有仔细阅读“波兰战役”一节。或许
他已感觉到有点问题，所以在校样上加了括号，以备后查，但不及最后核对便溘然
谢世。最后的稿件整理出版是他夫人完成的，夫人不知此处加括号为何意，便按原
样交付出版，当然这只是笔者的推断。利德尔、哈特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虽有
以上的错误，但小瑕不足以掩大瑜，这可从西方军事评论界对此书的高度评语中不
难看出：
　　“作为这次大战的’ 一本’ 研究，可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巴芮特《星期电讯报》上的书评
　　“在严格作战的军事史上，利德尔。哈特是已经写了一本我们所从未见过的最
好的书。”
　　阿华德《伦敦星期时报》上的书评
　　“一本重要的书……文字流利简明，对于一般战略理论和战术分析作了一种令
人佩服的综述。”汤玛斯《新政治家》杂志上的书评
　　这些评语表明了这本著作在西方二战史研究领域的重要地位，在我国今后的二
战战史的研究中，利德尔。哈特的这本著作仍有其重要的参考价值。
　　注释：1 、B.H.Liddell Hart（《History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Overrunning Polish》P30 ）。G.P.Putnam’s Sons ，New York，1971. First american
edition 1971. 2 、利德尔。哈特（《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三章《侵吞波兰》第
39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1 月第1 版。
　　3 、李德哈特（《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史》第三章《波兰的蹂躏》第42页）。台
湾军事译粹社，1979年第三版。
　　4 、古德林（《闪击英雄》第四章《战祸开始》第72页）。战士出版社，1981
年2 月第1 版。
　　5 、同上，第72、73页。
　　6 、同上，第83页。
　　7 、同上，第91页。
　　8 、杰里维扬科主编（《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第三卷第一章《法西斯德国进攻
波兰》第30页）。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2 月第1 版。
　　9 、《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十二卷，第102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
年3 月第一版。
　　10、评语原文见英文原著封底，中文见台湾版的“简介”部分。
　　《史学月刊》2000年第2 期人大复印资料《世界历史》2000年第7 期全文转载

声明：所有的海啸地震什么的都和我无关

2003-8-30 16:01:18

leviat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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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乐雄：利德尔·哈特关于波兰会战的几个错误
　　郑成功海上商业军事集团与资本主义萌芽的关系
　　倪乐雄
　　一、关于中国古代资本主义问题的探讨
　　从1950年代起学术界开始了对中国古代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在时间上有孔经纬的唐代说、束世澄的宋代说、钱宏的元代说，比较为大多数学者所接受的是尚戎、邓拓、范文澜等人的明清说，1977年以后胡寄窗、傅筑夫又提出战国秦汉说。[1]
　　讨论的范围是农业社会中的手工业领域的纺织、矿冶、制陶、井盐、造纸、采煤、制糖、榨油、粮食加工、金属制造等行业，主要论据和论证一般围绕雇佣劳动、资本运转等工商经营方式展开。这些讨论对于传统社会中农业经济活动同工商经济活动的特征和差别，作了详细区分和细致的梳理归纳，对于进一步讨论是有益的。

　　二、以往讨论的评述
　　讨论中国古代资本主义萌芽问题，首先应该决定两个重要的概念，即“资本主和
　　“萌芽”，因为这是论证过程中所使用的两个主要概念。从现代观念看，把资本主义理解为一种社会制度要比仅仅理解为一种经济现象更准确，正如马克斯韦伯所言：资本主义经营方式自古至今在世界各地区都出现过，但并非就一定造就现代产业革命。也就是说雇佣劳动现象、用资本投入商品生产、商品销售的过程，从中赚取商业利润的现象，无论哪一种文明区域内，在其历史各个时期都存在着，但未必都属于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类型，更不属于资本主义社会的雏形。“近代的理性资本主义不仅需要生产的技术手段，而且需要一个可靠的法律制度和按照形式的规章办事的行政机关。”[2]只有把资本主义看作社会学概念而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学概念时，或者将资本主义看成是一种新型社会制度时，不仅仅看作一种纯粹的经济现像时，讨论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才具有真正的学术价值。
　　把资本主义理解为一种新型社会制度，但必须承认其中的经济运作是基础，是决定性因素，尽管如此，还是不能将它和社会制度划等号。社会制度包括社会的其它领域，他们被经济基础所制约，同时又受制于这些领域，从而构成社会互动。在这种有机的观念引导下，我们进一步从植物学借鉴来的“萌芽”一词不如动物学的“胚胎”来得科学。[3]植物的萌芽状态不能反映成型期的茎、叶、颗粒，动物的胚胎已具有生命体成型期各种器官的雏形，并且这些器官大部分已在发挥着各自的功能，尽管是微弱。建议以后能否用“资本主义胚胎”来替代“资本主义萌芽”？
　　历史学界之所以众说纷纭，主要是将资本主义理解为单纯的经济现象，进而把将历史上类似资本主义经济现象一一对号入座，这样做的结果必然发现每个历史时期都存在着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

　　三、以西方历史为参照
　　资本主义社会也可以看作是一种特殊的生存方式，与生存方式直接联系的是一个社会的经济形态，经济形态直接反映生存方式。资本主义经济形态是整个社会生产各个部门都以追求商业利润为目的，市场原则凌驾于社会各种权威之上，社会的政治、军事、外交、教育以及各种国家机器都围绕这一原则行事，经济同政治、军事、外交乃至社会的意识形态互相支撑、互相扩张并构成互动。
　　参照马克斯韦伯的观点并考察历史上各种文明的商业经济活动，我们发现单纯的商业经济活动如雇佣劳动、资本运作、工商资产的积累和扩张、赚取剩余价值、追逐商业利润是人类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经济现象，它即存在于奴隶社会，也存在于封建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商业经济即不能决定自己的社会属性，更不能决定社会的属性。因此，资本主义雏形和萌芽不单单是一种经济活动，而是社会各个方面的包括经济、军事、政治、外交等其他社会领域围绕市场原则这一社会最高权威的互动。只有这种萌芽状态的互动经相当长的时间后才能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成熟期。商业经济只有在上述特定环境中才具有资本主义性质，否则只是其他类型社会经济的组成部分。因此，中国古代农业社会出现的商业经济，无论其程度怎样，仅仅是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是农业社会中的商业经济，因为这种商品经济从其一开始到成熟，都处于农业社会的政治、军事、外交以及意识形态的笼罩下，并在相当程度上与周围环境构成互动，最终无法瓦解传统社会。这种受制于传统社会并服务于传统社会需要的商品经济，无论多么发达都应定性为农业社会的商品经济。
　　近年来，市民社会是学术界热门话题。根据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一个社会的商品经济发展到一定规模，必然产生出依附这一经济基础的市民社会。由于商品经济的社会属性的差异，也就造成市民社会性质的不同。简而言之，中国古代的市民社会因其商品经济的共性，肯定与资本主义性质的市民社会有共同处。同样，因其农业社会性质的商品经济而与资本主义性质的市民社会有着很大区别，从宏观上而论，由于真正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从一开始就对传统社会构成威胁，所以资本主义性质的市民社会从一开始就同传统社会形成敌对，并最终将后者毁灭。

　　四、过去史学界讨论之检讨
　　以往史学界在探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时，往往局限于经济范围，用经济分析代替社会分析的思维方式完全占据了主导地位，[4]其中的主流观点──明末清初的江南苏、杭地区丝织业中的生产关系代表着古代资本主义的萌芽──既是这一思维方式所导致的主要结果。客观地讲，过去的讨论仅仅是农业社会中的商品经济问题的讨论，或者说是将农业社会性质的商业经济同资本主义性质的商业经济进行简单的类比后，误将前者当作后者的萌芽的讨论。
　　某种商业经济的社会性质取决于其他社会因素对于它的有效控制，取决它同其他社会因素是否处于良性互动。把封建社会瓦解仅仅看作是根源于资本主义商业经济是一种误解，事实是：商业经济同其他资本主义因素共同构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萌芽，经过相当长的时间后逐步瓦解了封建社会。而资本主义商业经济同其他资本主义因素到底是何种关系，目前只有用“共生”和“互动”来解释。由于资本主义商业经济取决于商业经济同其他资本主义因素的互动。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讨论，离开了资本主义其他社会因素将是一场没有结果的讨论。
　　西方一些学者已经注意从整体上综合地考察资本主义问题，如马克斯·韦伯就从精神领域探讨资本主义的发生，认为新教伦理是造就产业革命的现代资本主义的决定性，因素；泰格（Michael E·Tigar）和利维(Madeleine R·Levy)从资本主义的法律因素考察同资本主义经济的关系；黄仁宇先生则从“数目字管理”上分析资本主义的社会管理特征；麦尼尔从资本主义军事活动起源和特征同资本主义商业经济的关系，把资本主义归纳为“商业——军事复合体”。他们的论述都是上述观点能够成立的证明。

　　五、郑成功海上商业——军事集团分析
　　对照西方在近代所发生的情况，中国明末清初东南沿海的海商集团的行为具有资本主义萌芽的性质。国内学术界傅衣凌先生较早发现了这一问题，1980年代后，林仁川等一批学者开始有系统地研究东南海商现象。尤其是发展到鼎盛时期的郑成功集团。关于郑成功海上集团的经济方面的研究，前辈学者已有详尽的论述，这里就不用赘叙了。我们尝试用麦尼尔的“商业——军事复合体”理论来对郑氏集团进行分析。
　　在麦尼尔看来，今天世界上的人们大都选择了市场经济的生存样式，把这样一种生存方式强加于世界和历史，并以实践论证其合理性的是欧洲。然而，最早向世界和历史提供这种生存方式的却是东方的中国，时间是宋代。但麦尼尔认为：尽管中国宋代的市场经济已经很发达，市场原则在社会生活中占据着重要地位，并部分地影响了政府行为，但始终处于中央集权性质的指令性结构严密控制之下。换言之，中国社会的指令性结构从未受到过真正挑战。麦尼尔最重要的结论是：市场原则突破君权和指令性社会结构并凌驾其二者之上，是西方近代所以强盛的最关键因素；中国之所以从明代逐渐落后，关键在于市场原则始终没能摆脱以中央集权体制为核心的指令性社会结构的控制[5]。
　　麦尼尔认为：欧洲长期的政治分裂是市场原则得以凌驾一切主要因素。分裂形成对外界资源的需求，必不可少的长距离贸易活动不能没有武装护卫，否则将遭受乡村骑士和沿途强盗抢劫，而最初的贸易集市点（后来逐渐发展为商业城市）也需武装保护。这样大约从１３世纪开始，欧洲社会出现了“军事——商业复合体”的最初萌芽，它成了中世纪乡村社会的“异化物”。这样一个复合体从北意大利开始向低地国家、法国、西班牙扩散。在“军事——商业复合体”范围内，市场原则高于一切，由于军事武器是统治社会最重要的物质，武器的改良和发明在政治分裂、市场需求、竞争法则的环境中获得了持续不断的动力，并一直延续到近代。也就是说欧洲从１３世纪到２０世纪的今天，经历了军事——农业体制向军事——商业体制、军事——工业体制、军事——高科技体制的三次转换。市场原则成为欧洲军事工业迅猛发展的长期动力[6]。
　　反观中国，由于不存在欧洲长期分裂的状况，大一统的局面所必然采取的指令性社会管理结构使原始的农业社会的各种关系得到了强化，而这种社会关系的强化又反过来强化了指令性管理结构本身。这种社会只要不存在外部入侵的威胁，任何改良武器和提高军事技术的努力都被看作是毫无意义的浪费！
　　大约在１５世纪，在北意大利已形成的军事——商业体制带来了属于自己的政治体制，社会的政治管理和行政管理本质上是为其服务的。不仅如此，社会的方方面面，诸如道德、法律、金融、关税、银行信贷、技术专利、生产专业化等等都以军事——商业体制为核心蓬勃兴起，并构成这一体制的社会背景，社会的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等领域相互支撑、相互扩张，形成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循环。
　　麦尼尔告诉人们，原始的资本主义是从战争领域获得突破的。１６世纪欧洲各君主国极欲控制武器的生产，但当时生产欧洲最先进的军火中心都属新兴的商业中心。例如列日城生产欧洲最好的大炮，每当被君主国军队占领，生产就立即瘫痪。这表明：只要武器价格由工匠和资本家自己来定，君主们才能得到维持统治的物品，即使欧洲最有权势的君主也不得不照价付钱，否则一无所获。这一历史事实揭示了被许多学者所忽视的现象，市场原则最初是在人类战争事务领域突破指令性结构的。不仅如此，资本主义从自由向垄断过渡时，每一次都以战争领域作为突破口。
　　顺便要指出一点，中国学者顾准通过自己的研究同样发现，军事力量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最初出现和确立有着至关重要作用，他在考察了意大利诸商业城邦衰落后认为：“仅仅经济上的优势，而没有强大的军力和适当规模的民族国家来保障这种经济上的优势，那种商业城邦是发展不出资本主义的。他在考察了西班牙经历航海、商业、殖民事业而最终没有发展成资本主义后总结到：“商业城市，唯有在合适的政治权力和强大的武装保护下才能长出资本主义来。”[7]
　　麦尼尔和顾准注重军事与资本主义关系的思路对分析郑成功海上商业——军事集团的社会性质十分重要。郑氏集团在经济上主要从事海上贸易，以追求商业利润目。为保护海上贸易而建立水师，并用商业利润来维持它的水师。[8]他所建立的地方割据政权，与以往内地的割据政权不同，其政治和外交功能也基本围绕海上贸易这一核心运作。郑成功集团在其管辖区内，经济、军事、外交、政治四者之间形成相互支撑、相互扩张的社会反馈回路，这和欧洲所发生的情况性质是一样的。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郑氏集团其所代表的社会性质近似于麦尼尔所说的“商业——军事复合体”，因而真正具有资本主义萌芽性质。
　　郑氏“军事——商业复合体”崛起的背景同欧洲有些类似，即长距离贸易和政治分裂。它主要同远距离的东南亚、日本进行贸易，用巨额商业利润来支撑政治、军事的运作，有别于中国历史上大多数政治──军事集团依赖传农业税收的现像。国内政治方面，李自成起义、北方女真族的崛起使明廷被迫放弃强硬措施，实行招安政策，使郑氏势力乘机得到发展。然而大陆一旦政治统一，郑氏集团的生存就岌岌可危了。
　　我们知道由于长期治水和北方草原民族的威胁，中原农耕区域采取了指令性社会管理方式。其具体体现于经济上的计划性，政治上的高度中央极权，文化上意识形态领域的专制，道德上的利他主义。西方现代化社会管理的核心是市场原则，体现于经济上的自由贸易、机会均等，平等互利；政治则取建立在商业活动带来的契约精神之上的民主制；文化意识形态上倡导自由、平等、民主等一套价值体系，道德上倡导个人主义（并非我们传统意识形态体系所认为的那种“个人主义”）。另外要指出的是，西方以市场原则为社会整合力量的现像从古希腊以来就有传统。
　　现代化同商业经济的关系可这样描述：有商业经济不一定发展到现代化，没有商业经济肯定没有现代化。商业经济在何种情形下能向现代化迈进？我认为像历史教课书上的“江南丝织业”是无法蜕变出现代化社会的。因为传统社会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因素形成的“合力”有效地遏制了它突破传统经济的藩篱，使它处于小农经济的“补充成份”的永久性角色定位上。
　　我们不敢断言象郑成功之类的海商集团若能生存下去，就一定会带来现代化社会的质变，但同“江南丝织业”相比，迈向现代化的可能性要大些。理由是在郑氏集团那儿，商业经济同为之服务的军事、政治、外交的良性循环已经形成，这和西方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期的情形差不多。但不足之处也是明显的，主要是在意识形态领域，不像西方那样，有一套与物质生活领域相适应的精神价值体系，从而形成现代化社会所必须的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的良性循环。
　　尽管如此，我们应该看到了郑氏海商集团以及他们所代表的东南海商社群向传统社会强有力的挑战，即经济上体现于自由贸易的市场经济向封建性质的计划经济的挑战；政治上是商业本位的政治实体向农业本位的政治实体的挑战，尽管政体形式仍取传统样式；意识形态上是商业价值体系向儒家伦理体系的挑战；社会整合方向上是市场原则向指令性原则的挑战挑战；社会形态上是“军事——商业复合体”向古老的“军事——农业复合体”的挑战；军事上是西方意义上的海军向农耕社会的陆军的挑战。
　　顾准曾极有见地地指出：资本主义若无强大的军事力量的保护也不能发生。他是那个时代发现资本主义与军事力量存在必然关系唯一的人。以顾准的观点来看，郑成功为代表的东南海商社群往往同军事相结合的现象，对于理解中国社会的变迁、理解中国的现代化过程的发生，有着不容替代的重要意义。
　　恩格斯说过：“火器的采用不仅对作战方法本身，而且对统治和奴役的政治关系起了变革作用。……，火器一开始就是城市和以城市为依靠的新兴君主政体反对封建贵族的武器。以前一直攻不破的贵族城堡的石墙低不住市民的大炮；市民的子弹射穿了骑士的盔甲。贵族的统治跟身披铠甲的贵族骑兵队同归于尽了”[9] 从西方近代史看，只有当工商资本培育出自己的军事力量时，才能对传统的经济体系和政治体系发起有效的冲击，才能促成封建社会全面彻底地向资本主义转型，无论是农业社会的法国还是商业社会的英国都是如此。因此，工商资本能否“孵”出自己的军事机器，似可作为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志，似应成为衡量资本主义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
　　我们再来分析一下过去史学界一向当作中国古代资本主义萌芽的江南丝织业。江南丝织业处于传统社会严密控制下，建立在暴力机器之上的封建专制政治的重要职能，是决不允许商业经济发展到足以动摇传统经济基础、进而造成其上层建筑崩溃的规模。中国历史表明：在严密控制商业势力、防止商业资本培育出军事机器方面，历代王朝因奉行“重农轻商”原则，并在社会管理操作时做得非常成功。同军事构成互动关系的商业和没有这种关系的商业在历史进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是截然不同的，江南丝织业在封建社会的指令性原则控制下，同封建农业社会的政治、军事、外交形成有效互动，因而构成农业社会商品经济的有机部分，不属于资本主义性质的商品经济。另外，江南丝织业的工商资本能否孕育出能与传统社会暴力机器相抗衡的军事力量？就象克仑威尔的模范军、法国大革命的民军？历史已无法提供答案，但郑氏海上商业资本已孕育出强大的军事力量，后者有效地保护着前者。二着构成了相关互动的关系，所以，郑氏集团所代表的社会性质远比江南丝织业社会更接近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模式。

　　六、郑成功海上商业——军事集团的局限性
　　西欧在近代以商业革命推动社会变迁，诞生新的法律体系和社会意识形态，引发了工业革命、政治革命、新教改革和启蒙运动。塑造了新型的国际关系格局。这些运动和力量共同作用，形成了西方资本主义的现代化社会。
　　而这一切在郑氏海商控制的东南区域却未发生。郑氏集团在意识形态上并未超出传统的儒教价值观念，这一点在郑成功本人身上就有明显的体现。他力主的“反清复明”主张现在看来仍是一种尊重传统的行为，而“反清复明”本身更是郑氏集团陷于战争不能自拔，无暇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也因其战争所需的巨大花费而使海上商业税负过重，难以进行更大的资本积累。战争又常常干扰海商的正常贸易活动。在政治领域，郑氏集团也未超脱出传统的中央集权政治框架的约束，采取传统的政体形式，这一是继承了传统，二是战争的需要；另外，台湾的经济环境也约束了它的社会经济变迁。由于当时台湾经济仍然落后，可贸易的货物有限，政治隔绝使贩运大陆货物又遭限制，因而郑氏台湾的商业缺乏一个坚实的经济后盾。它的商业活动也没有迅速发展的工业给以支撑，从而更显得脆弱。这一点，郑氏台湾与同时代的西班牙有相似之处。
　　同时代的西班牙作为最早最大的殖民帝国，积聚了大量财富，垄断了许多国际贸易。但在欧洲的争霸使它精疲力竭。而即使在西班牙鼎盛之时，由于特殊的社会结构，拥有财富的贵族却轻视经营工商业，更多的去购买地产，加上流入的金银过多，反使物价上涨，给发展工业造成障碍，最终使西班牙因缺乏强有力的经济动力和后盾而衰落。因此，虽然我们说郑氏海商集团在经济、政治、文化、军事上已具备了一定的近代因素，却同样由于这些方面各种不利因素之“合力”作用，而难以形成历史性的突破。在这里，我们看到一股颇具生命力的新生力量在强大的大陆保守力量的对抗中无可奈何花落去的一幕令人遗憾的历史剧。人类历史一再证明了一个真理：参与广泛的交流才可以有更快的进步。但我们却失望地看到宋元以来积极参与全球交流的东南海商力量,被封闭锁国的保守力量无情地压倒了，郑氏集团的发展史构成了这一近代化潮流与传统力量较量历程的缩影。
　　再进一步分析，资本主义社会从宏观上可以看作是两种循环。经济、军事、政治、法律构成社会具体操作层面上的循环；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等构成意识形态领域的循环。前者属于“形而下”，后者属“形而上”，两者在社会更大的范围构成循环。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政治经济制度与文化意识形态和社会价值观念基本相适应。比照之下，郑氏集团所代表的东南海商社会的局限性是十分明显的。在“形而下”的社会制度领域，尽管商品经济、军事、政治、外交已形成相关循环，但细加分析，作为资本主义经济重要的一环，其金融体制并不发达。作为资本主义制度的重要一环，其法律制度仍无迹可循，其政治体制的形式仍沿袭着传统王权组合方式。而在文化意识形态方面更属于封建传统的儒家范畴。这是由于“重农轻商”的传统社会里，儒家意识中向来蔑视商业价值观念，知识份子深受儒家熏陶，根本不屑从理论上论证商业社会产生的契约原则的合理性，因而不像西方的卢梭哪样站出来论证建立在契约精神上的商业社会的合理性。即使人们在具体生活中按商业价值行事，但远远不能成为社会主导。至于同政治经济制度运作层面相适应的自由、平等、民主、博爱等一整套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体系更无从谈起，而韦伯所认为必需的新教伦理更是无影无踪。所以，虽然郑氏集团所代表的社会性质最能代表西方意义上的资本主义萌芽，但因其被强大的传统社会所扭曲，其发育仍是一种畸形状态。

　　七、郑氏集团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结束语）
　　从东西文明比较研究的角度看，郑氏集团在中国历史上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在军事上，郑氏海上武装力量是中国古代唯一具有地中海文明商业文明性质的西方意义上的海军；这支旨在维护海上贸易海军的出现说明，中国本土也能或迟或早地自发地产生现代意义上的海权意识[10]。在经济上，它不同于农业社会商业经济，而具有明显的近代资本主义商品经济性质。在社会整合方向上，它代表着市场原则向传统指令性社会结构发起强有力冲击的一股新的社会力量。而郑氏集团的覆灭则表明：以封闭型大河流域灌溉型农耕生活为基础的中国古代文明传统具有异常强大之生命力，它对不管是内部自发产生的还是外部输入的异质文明具有极大的抵触力。郑氏集团的毁灭也许使中华文明在历史上丧失一次自我更新的机会。

　　全文完2000.2.5

　　[1] 姜义华主编，《社会科学争鸣大系历史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10月版，第219页
　　[2] 马克斯韦伯著，于晓、陈维纲等译，三联书店1987年12月版，第14页。
　　[3] 陈方正先生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如生物演化一样，不仅仅是某个器官或某一生理系统的发展，而是整个系统发育过程。见麦尼尔著《竞逐富强——西方军事的现代化过程》第3页。
　　[4] 这方面的代表著是许涤新主编的《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详见其第一卷《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第5页。
　　[5] 见麦尼尔《竞逐富强——西方军事现代等待化历程》第二章：中国称雄的时代。
　　[6] 见《竞逐富强》第三章：“欧洲的战争业务”市场夺取控制一节。
　　[7] 《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0页。
　　[8] 杨彦杰《一六五0至一六六二年郑成功海外贸易的贸易额和利润额估算》。见《郑成功研究论文选续集》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9] 恩格斯，《反杜林论暴力论（续）》，《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三卷，第207页
　　[10] 以郑氏集团为典型的东南海商集团的出现，以及有别于内地生活方式的海洋社会的萌发，可以看作地中海商业文明在本土的出现。

声明：所有的海啸地震什么的都和我无关

2003-8-30 16:03:21

leviat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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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3楼

倪乐雄：利德尔·哈特关于波兰会战的几个错误
             从海权和社会转型的角度看郑氏水师
　　倪乐雄
          ──兼对中国古代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再思考


　　关键词：制海权郑氏水师军事—商业复合体资本主义萌芽
　　建国以来，史学界对郑成功的研究作了大量工作，１这一领域研究的主要特点呈现为：在１９６０年代的时代氛围感染下，学者们大致围绕“抗清复明”、“驱荷复台”两个核心问题展开自己的选题，对有关人物、事件进行论述和细致的考证补缺。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对增强民族自信心，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起了积极的作用。１９８０年代后，一些学者感到郑成功研究急需拓宽研究视野，逐渐侧重于经济角度，尤其注重对台湾的经济、文化开发、以及对东南亚等地的贸易、交往方面的研究，将郑成功研究向前推进了一步。也有一些学者从纯军事角度出发，主要专注于郑成功戎马生涯中的战略战术探讨，或具体作战过程之剖析，以及对有关人物、时间、地点进行考证补缺。
　　虽然以往的研究成果斐然，但亦有明显之不足，主要是研究视角大多局限于本民族史的范围，而没有把郑氏集团放在世界背景中加以探讨。无需回避，当时这方面的研究同任何一门人文社会科学一样，在相当程度上受浓厚的意识形态倾向的制约。近年来，一些新锐学者借鉴西方史学方法，从更为宏观的角度将包括郑氏集团在内的明、清东南沿海商人群体的崛起，置于世界历史的背景下加以考察，研究的视野似有新拓展迹象。２本文从战争与文化的关系着手，通过中、西历史比较研究，对郑氏海上商业──军事集团进行考察，试图说明郑氏海上军事力量与中国传统水师的性质区别，以及这一海上军事力量同西方意义上的制海权的关系；并试图指出这一军事现像背后的更为深层的社会意义。为此，本文还将进一步探讨郑氏海上商业──军事集团同中国古代资本主义萌芽的关系问题，并对传统的“江南丝织业说”的论证方法提出质疑。


                                      一、

    水上武装力量在西方谓之海军，在古代中国则称为水师。两种不同的称谓背后代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文明传统。西方文明基本上围绕地中海沿岸发生，海上商业贸易是西方文明的主要传统，它可远溯到迈锡尼时代，那时克里特岛上的居民就往来于亚、欧、非三大洲的沿海地区。３历史上，地中海文明的特点之一是：当一个国家的生存和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商业贸易时，海上航线便成为自己生命线，当这些国家处于战争状态时，控制海上航线便成了双方胜败存亡的关键。这种情形对军事产生的直接影响是海军的诞生和海权意识的早熟，从而成为古代地中海文明在军事领域的象征。千百年来，地中海孕育了海军的原始细胞——海盗和武装商船，孕育了波斯腓尼基舰队、希腊雅典舰队、迦太基舰队、罗马舰队、威尼斯舰队、西班牙舰队，培育出现代西方海军马汉（Alfred·Thayer·Mahan）的制海权理论。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地中海独特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一种跨越历史时空、在本质上属于商业殖民扩张的西方文明，海军既是这一文明的产儿，同时也是这一文明拓张的利剑。
　　军事学有海权和陆权之分。海权的重要性，以及海权对陆权的优势，虽然在１９世纪末被马汉概括为系统的制海权（Sea Power）理论，但早在公元前五世纪，希腊人和波斯人就已认识到海权的重要性。当波斯帝国对希腊诸城邦国家尚未形成威胁时，希腊人崇尚斯巴达武士和由他们组成的步兵方阵，奉行“陆权主义”传统。莱德岛海战（The Sea battle of Lade ）和马拉松会战后，雅典人在波斯腓尼基舰队的机动面前，感到防不胜防。他们毅然抛弃传统，创建了雅典历史上没有先例的强大海军。公元前４８０年，希腊海军在萨拉米斯海战(The Sea battle of Salamis)中击败波斯舰队。当时情形：爱琴海北半部沿岸地区呈已成为波斯军的后方，希腊海军可以在呈大圆弧型的海岸线上任意一点登陆，切断包括赫勒庞斯特海峡（今达达尼尔海峡）在内的后方交通。波斯陆军虽已占领雅典，但因海军失败不得不全面撤退。已经集结在萨拉米斯岛上,正打算前往西西里岛另建国家的雅典人回到雅典城，重建他们的城邦国家。
　　萨拉米斯海战不仅如德国海军史学者Ｈ·帕姆塞尔(Helmut·Pemsel)所说：“这是世界上第一次由于海上作战而影响了历史进程”４的海战，也是历史上最早显示海权胜于陆权的经典战例。这次海战的另一个历史启示是：在国家的强大过程中，往往伴随着从陆权走向海权的现象。希腊人可谓世界史中第一个范例，后来的罗马人、奥斯曼土耳其人、和近现代英国人、日本人、美国人都可看成“希腊剧”的翻版。
　　考察内陆农耕型社会，生存和发展依赖土地耕作，极强的土地意识（表现在对陆地生存空间的维护和扩张）派生出军事上的陆权主义传统，以及规模庞大的陆军和步兵兵种。中国和近代的俄罗斯、普鲁士都是这方面的代表。尤其是中国，为有效应付长期的水患和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威胁，被迫采取严格的指令性社会管理方式，并以儒家、法家等学说作为意识形态，来论证这种社会管理的合理性，以强化指令性管理。由于自由贸易和市场原则本质上构成对指令性社会秩序的威胁，因而商业活动自古以来受到严格限制，商业经济只是农业经济中的一种必要的补充部分，至于商业精神则在意识形态领域更无立椎之地。另一方面，中国虽然拥有１８０００公里的海岸线，却不像地中海文明所表现的那样，国家完全和部分地依赖大海而生存，因此以商业经济和海上贸易为基础的海军和海权意识，很难在中国社会萌发出来。
　　在古代，中国农耕文明的生存状态不仅排斥海军军种和海权意识的诞生，同样也排斥游牧文明的派生物──骑兵兵种。在农耕文明圈内大规模发展游牧文明的兵种，历史证明后果是灾难性的。汉武帝曾建立中国历史上最强大的骑兵部队，在大规模反击匈奴侵略的战争中获得成功，但“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５历史学家剪伯赞指出：“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在完成了辉煌事业的同时，也耗尽了文、景以来库府的余财，”６这无疑给后世留下深刻影响，以后两千多年里，再没看到汉武帝时代具有战略规模的骑兵部队。７在我们传统的农业社会里，要维持一支规模上能与北方草原民族相抗衡的骑兵，意味着大量农业生产性人口变为单纯消费性人口，大量的耕地荒芜。历史的经验是：要维持一支能与北方草原相匹敌的陆军虽然也是一个负担，但可通过“寓兵于民”、“兵民合一”、“募兵制”（招募剩余农业劳动力）、军队屯田和完善的动员体制等措施，减轻国家负担，使维持一支战略规模的陆军，远比维持一支战略规模的骑兵要容易的多。8
    民国时期军事学家蒋百里曾对一个民族的生存状态与军事力量之间的关系，作过一个精辟的论断：“我于世界民族兴衰，发见一条根本的原则，就是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者强，相离者弱，相反者亡。”9 海军的战斗条件与海上贸易的生存条件相一致，骑兵的战斗条件与草原游牧的生存条件相一致，这二者的战斗条件与农耕文明的生存条件不仅相离，甚至相反。所以，在古代由骑兵兵种和近代由海军军种主宰战争舞台的时代里，游牧民族和航海贸易民族总是处于优势主动的状态，而农耕民族似乎注定了劣势被动的局面，在军事战略上只能取防御性姿态。
　　萨拉米斯海战还将西方历史上后来不断重复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凸现了出来：海军舰队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国家、民族的命运。１０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人类历史进程。波斯帝国的衰退和希腊人的崛起都是从萨拉米斯海战开始的，埃克诺姆斯角海战成了罗马强大和迦太基衰亡的起点，１１勒潘托海战则是奥斯曼土耳其人衰落的先声１２而西班牙无敌舰的沉没，“好像是一个耳语一样，把帝国的秘密送进了英国人的耳中，”13 从而开创了“日不落帝国”时代。
　　中国古代水师从生存状态和文化类型上看，根本不是西方意义上的、“地中海型”的海军，姑且称之为“东方亚细亚型”的海军14 ，同西方海军的根本差异在于：它以大河流域灌溉型农业为生存之基础，１５与农耕生活方式不构成相互依赖之关系，其性质是文化传播和政治炫耀，是传统礼制观念和中央极权在海上的军事兑现。西方海军与其国家生存构成相互支撑、相互依赖的关系，是国家商业行为在军事领域的延续。
　　比较古代中国水师和西方海军，还有一个明显的差异：西方历史上的强大舰队大都在对抗中被歼灭，直接的后果是国家或民族的衰败。但是中国古代的强大舰队，不是在同对手的决战中消失的，而是被农耕社会自身对海军天然的“排斥性”给毁灭的，并且无关社稷盛衰。例如西汉、隋、唐三代征高丽、元代征日本、明代郑和下西洋、施琅收降台湾郑氏集团等，都属中国古代水师的黄金期，但同西方相比较，大都昙花一现，一旦海上有事则偶尔为之，动用农业社会的资源，勃然兴起，一旦事平，即消声匿迹。这一现像也说明：农耕民族和农耕社会缺乏发展海军持续而根本的动力，因为持续的航海贸易是发展海军最根本、最强大的动力。

                                   二

    在初步考察了西方地中海文明的兴起同海军、海权的关系后，将古代中国各个历史时期的水师与之比较，便会发现：郑芝龙、郑成功家族的海上武装力量具有不同寻常的意义。郑氏水师的社会经济基础是海上商业贸易，１６郑氏水师的性质是一支维护海上贸易的军事力量，从海盗船、武装商船发展成规模巨大的海军，这和古代希腊乃至近代英国所发生的情形性质十分相似，它的生存状态、经济运作和社会功能同传统意义上的水师有质的区别。可以说，郑氏水师是中国古代唯一的西方意义上的海军，１６
    从军事学角度看，郑氏海上力量能先后与大陆的明廷、清廷相抗衡，并且一度使大陆军事力量对之无可奈何。清王朝在很短的时间里，将李自成、张献忠、李定国、吴三桂、耿精忠等消灭，但同仅控制东南一隅水域的郑氏集团相持了２３年，最后清廷被迫大规模营造水师，启用原郑氏集团的降将施琅，经过海上会战，占领澎湖列岛，控制了台湾海峡的制海权，才迫使郑氏集团投降。１７这一现象的军事学意义是：一、海权比陆权重要的战争规律并非西方地中海文明之特产，在中国本土亦能自发地诞生。二、郑氏水师是中国古代海权意识代表。１８三、用现代军事学眼光看，郑成功的部队属于数量庞大的海军陆战队，公元１６５７年，郑成功北伐路线和鸦片战争时英国海军的路线如出一辙，补给于舟山群岛，扼长江口而据天下之险，溯江而上军锋直逼南京，以动摇江南半壁。这表明：海权意识制约下的战略战术具有一致性。
　　１７世纪以来，西方的海外贸易、殖民、海军强盛以及制海权理论的出现，与近代资本主义的崛起是密切相关的，西方国家寻求廉价劳动力、原料、商品倾销市场的政治经济行为，贯穿于整个资本主义发展过程。要做到这一切，就必须依赖海上武力。英国近代的海军为其资本主义打开了通道，资本主义能在欧洲最先发展起来而言，是以欧洲拥有强大海军、和在制海权方面对世界其他地区占有绝对优势为前提的。于是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历史景像：一方面：西方的近代海军、海权意识、制海权理论和贸易、殖民、寻求海外市场、原料一样，构成了资本主义的重要内容；１８另一方面：欧洲近代海军成了近代资本主义的开路先锋，也可以看成是海军为商业开道的古代地中海传统的现代版本。
西方文明特征的海军和海权意识居然在中国本土自发地产生，这足以激起我们进一步思考。显然，郑氏水师的意义已超出纯粹的军事学范围，我们应在更为广阔的社会历史范围加以讨论。郑氏集团是从传统农耕社会分离出来的另一种社会类型，其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海上商业活动，而非土地耕耘。既然商业经济构成这个社会的经济基础，必然派生出与之相适应的组织管理、价值观念、人生信仰、群体心理、道德伦理、行为规范，于根本上同传统农业社会格格不入。１９由于依赖大海而生存，在军事领域也就合乎逻辑地派生出旨在维护这个社会根本利益的军种——海军。所以，郑氏集团所代表的、后来半途夭折的社会，其性质同古代希腊和迦太基、以及代表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崛起的荷兰、英国有着惊人的相似。
　　美国学者麦尼尔(William H McNeil)认为：近代资本主义崛起的关键是市场原则突破指令性社会结构并凌驾上，军事领域是最关键的突破口。２０军事对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起着无法替代的作用。这样我们不得不将郑氏集团同中国古代资本主义萌芽问题联系起来。在展开新一轮讨论前，先对过去的讨论思路作一简单评述：
　　以往史学界在探讨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时，往往局限于经济范围，如许涤新、吴承明在问题展开前就先认定：“资本主义萌芽是一种社会经济现像，”２１用经济分析代替社会分析的思维方式完全主宰了当时的史学界，已成为人们共识的观点──明末清初的江南苏、杭地区丝织业中的生产关系代表着古代资本主义的萌芽──既是这一思维方式所导致的主要结果。笔者认为：资本主义与其说是一个经济学的概念，不如说是一个社会学的概念更准确，客观地讲，过去的讨论属于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讨论，不能代替资本主义萌芽的讨论。关于后者，应在社会整体上进行综合考察。例如，马克斯·韦伯就从精神领域探讨资本主义的发生，认为清教禁欲主义是其进行中的关键因素；泰格（Michael E·Tigar）和利维(Madeleine R·Levy)从法律体系进行考察；黄仁宇先生则从“数目字管理”上分析资本主义的社会管理特征。这些多角度考察之重要性不亚于经济学。
　　基于以上立场，笔者认为：研判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不仅包括对资本主义经济形态的确认，还包含对资本主义发展程度的判定，这就必须超越在经济范围内确立标准的传统作法，到包括社会其他重要方面确立新的标准。在军事领域，进行这种尝试显然是合理的。
　　恩格斯说过：“火器的采用不仅对作战方法本身，而且对统治和奴役的政治关系起了变革作用。……，火器一开始就是城市和以城市为依靠的新兴君主政体反对封建贵族的武器。以前一直攻不破的贵族城堡的石墙低不住市民的大炮；市民的子弹射穿了骑士的盔甲。贵族的统治跟身披铠甲的贵族骑兵队同归于尽了”２２从西方近代史看，只有当工商资本培育出自己的军事力量时，才能对传统的经济体系和政治体系发起有效的冲击，才能促成封建社会全面彻底地向资本主义转型，无论是农业社会的法国还是商业社会的英国都是如此。因此，工商资本能否“孵”出自己的军事机器，似可作为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标志，似应成为衡量资本主义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志之一。
　　江南丝织业处于传统社会严密控制下，建立在暴力机器之上的封建专制政治的重要职能，是决不允许商业经济发展到足以动摇传统经济基础、进而造成其上层建筑崩溃的规模。中国历史表明：在严密控制商业势力、防止商业资本培育出军事机器方面，历代王朝因奉行“重农轻商”原则，无意中做得非常成功（刘濞是个特例，后面将讨论之）。和军事构成互动关系的商业和没有这种关系的商业，其规模和性质上的差距是不能相提并论的。若无外部世界的介入，江南丝织业的工商资本能否孕育出能与传统社会暴力机器相抗衡的军事力量？就象克仑威尔的模范军、法国大革命的民军？历史已无法提供答案，但郑氏海上商业资本已孕育出强大的军事力量，后者有效地保护着前者。二着构成了相关互动的关系（如前面所论述的那样，这种关系是古代和近现代西方文明的基本特征之一），所以，郑氏集团不仅在经济结构上、而且在军事上以及二着关系的特征上，远比江南丝织业更接近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模式，它的资本主义发育程度远比后者成熟得多。

                                三

　　借鉴西方学者威廉Ｈ·麦尼尔关于近代资本主义产生于“军事──商业复合体”的观点，就会发现以往讨论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时，郑成功海上商业──军事集团的历史意义远远被低估了，就会更加意识到它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意义。
  麦尼尔主要观点可以概括为：市场原则凌驾于君权和指令性社会结构之上是欧洲资本主义萌芽发展壮大，并最终将封建社会逐出历史舞台的必要条件。中国落后的关键并不在于没有发达的市场经济，而是市场原则始终无法突破君权和指令性社会结构。２３他指出：欧洲封建社会的裂变发生于１１世纪左右的“军事——商业复合体”的萌发。欧洲长期政治分裂，迫使从事长距离贸易少数商人和小贩组织有效的武装护送。这样欧洲社会除了骑士武装外，出现了第二支武装。这就是公元１１世纪，在欧洲出现的“军事——商业复合体”的萌芽，其社会管理性质是现代社会管理性质的最初源头，其运作特征是政治、经济、军事互为动力源，互相支撑、扩张着形成一种“社会回路”。欧洲资本主义历史在本质上是“军事——商业复合体”不断膨胀的历史。２４麦尼尔的另一结论是：“军事——商业复合体”在海上的生存发展能力比内陆强得多。威尼斯、米兰等资本主义发源地在地理上都背靠海洋，近代资本主义的先锋型国家荷兰、英国也属于海洋国家２５这是因为海上贸易比陆上费用低、利润大、成本计算明确，所以财富和军事在海上结合要比陆地容易得多。
    不难发现，郑氏集团是中国古代最典型的海上“军事——商业复合体”。它最初由海盗性质的武装商船发展而来，最后割据台湾，在其实际控制区域建立地方政权，具有“准政府”的性质。在其后来的事业发展过程中，政治、经济、军事三者之间相互支撑、扩张、形成反馈回路同欧洲所发生的情况性质是一样的。
    郑氏“军事——商业复合体”崛起的背景同欧洲有些类似，即长距离贸易和政治分裂。它主要同远距离的东南亚、日本进行贸易，用巨额商业利润来支撑政治、军事的运作，有别于中国历史上大多数政治──军事集团依赖传农业税收的现像。国内政治方面，李自成起义、北方女真族的崛起使明廷被迫放弃强硬措施，实行招安政策，使郑氏势力乘机得到发展。然而大陆一旦政治统一，郑氏集团的生存就岌岌可危了。
　　透过政治、军事对抗的表面现像，从社会转型的角度看，郑氏集团是向传统指令性社会结构发起强有力冲击的一股社会力量，是中国历史上最典型的市场原则的代表。郑氏集团覆没的重要历史意义在于：中国古代社会内部自发的市场原则，在企图突破指令性社会结构的尝试中遭到了惨败。当然，根据北方少数民族一旦进入中原农耕区域便被同化的历史现像，来自海上的郑氏集团如果接过大陆王朝的遗产后，是继续奉行市场原则？还是被迫修复指令性社会结构？却是一个无法解答的难题。
　　汉景帝三年（公元前１５４年）,吴王刘濞发动“吴楚七国叛乱。对这一事件，我们似应给予重新研判。西汉初期，商业势力十分强大，史书载：“……而富商贾或财役贫，转毂百数，废居居邑，封君皆氐首仰给焉。冶铸煮盐，财或累万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２６这条史料反映出当时的实际情况是：中央王朝一方面财政处于困境，另一方面对大量的社会财富、和掌握这部分财富的商业势力是失控的，而这也就意味着对社会的部分失控。但更不妙的是：商业势力已经控制了地方封国诸侯，或同刘濞这样的地方政治势力合流。如果任其发展下去，中央政府也将仰其鼻息。当时人们的共识是，商业势力一旦控制整个社会，中央王朝政治运作和整个农业社会正常运作就会崩溃（今天看来农业社会向商业社会转型虽有暂时的麻烦，但前景未必如此糟糕）。
　　晁错主张削藩的理由是刘濞“即山铸钱，煮海为盐，诱天下亡命人，谋作乱。今削之亦反，不削之亦反。削之，其反亟，祸小；不削，反迟，祸大。”２７平心而论，刘濞叛乱的动机至少一半是朝廷促成的。冶铁、煮盐、铸钱未必将来一定作乱，但按正常逻辑推论，谁控制了社会经济命脉和社会财富，谁就在政治、军事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中央王朝出于政治上的万全之计，以及维护农业社会正常运作（这点常常使中央王朝打击商业势力的行为在道义上站住脚），只有选择削藩，并且晚动手不如早动手容易。刘濞或许起初并无叛逆之心，只想聚财，但朝廷却按政治运作的逻辑来理解和推理他的经济行为所引起的政治后果，并根据推理结果采取削蕃措施。准确地说，朝廷先把刘濞当叛逆对待，终使后者扮演起朝廷预先想像中的角色。
　　现在问题已经清除了，根源来自经济领域。在这一政治、军事斗争背后，是一场无法调和的经济利益的冲突，即地方自由贸易与中央王朝垄断贸易的对抗，从根本上看，这是一场市场原则同指令性原则在商业领域的冲突。据史书云：“吴所诱皆无赖子弟，亡命铸钱奸人，故相率以反。”28 剔除其中的贬义倾向，说明刘濞“叛乱集团”代表着从事商业贸易活动人们的利益。借鉴麦尼尔的观点，刘濞的“叛军”和“铸铁煮盐”的工商业可能是我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规模较大的“军事──商业复合体。现在我们提出同样的难题，如果刘濞叛乱成功，完成了由地方诸侯向中央集权制皇帝的角色转换后，难道不会像汉武帝哪样，对商业势力采取一连串抑制措施吗？
　　这一设问并非毫无意义，种种迹象表明，遏制商业势力，是中央极权统治的经济、军事和政治的需要。例如国家对盐铁业的垄断经营，在财政上保证了对匈奴大规模作战的军事行动。“汉连出兵三岁，费仰大农，以均输调盐铁助赋，故能澹之”、２９“昭帝即位六年，诏郡国举贤良文学之士，问以民所疾苦，教化之要。皆对愿罢盐铁酒榷均输官，毋与天下争利，视以俭节。弘羊难，以为国家大业，所以制四夷安边足用之本，不可废也。”３０可见国家对盐铁的垄断经营是西汉对匈奴长期作战的财政基础。
　　也许历史已经证明：指令性社会结构和管理方式是中原农耕文明对来自北方草原游牧文明挑战的必然回应，３１国家对盐铁的垄断经营和对商业势力强有利的遏制，正是这种必然回应在经济领域的体现（宋代则是一个很好的反证。宋代商业发达却无法有效应付北方草原民族的入侵，这同汉代商业受摧而军事强盛形成鲜明对比。过去常把宋代积弱的原因归咎为防止唐代藩镇割据重演，朝廷对军人采取种种肘制，导致社会性“重文轻武”现像，这种解释非常肤浅。笔者看法是：宋代社会已大规模商业化，但市场原则尚来不及将社会进行重新整合，而同时中央王朝的指令性社会管理已严重失调，故不能有效调动社会资源进行长期战争。明代似接受了宋代教训，明显地向指令性传统回归）。讨论至此，我们发现对外战争在中国和西方历史上具有不同的社会整合功能。在中国，对外战争直接或间接地强化着指令性社会结构，压抑着中国古代市场原则的崛起；在西方，对外战争迫使君权和指令性原则向市场原则屈服。
　　与刘濞相比，郑氏集团更接近西方“军事──商业复合体”模式，也符合海上比陆地更容易发展的西方情形。参考西方市场原则首先在军备生产领域突破的事实，郑氏海商集团失败的原因在于：在主、客观两个方面，都没有条件使自己成为封建王朝必不少的依赖性因素，形成类似于欧洲君主国必须依赖列日等军火制造业城市那种关系（这是欧洲君主们致命的弱点，也是市场原则坐大的主要原因）。郑氏海上“军事——商业复合体”的覆灭说明，以大河流域灌溉型农业为基础、以不断得到强化的指令性原则为社会管理基础的传统农业社会，具有异常强大的生命力，它同以市场原则为基础的“军事——商业复合体”社会在本质上是水火不相容的。

                              四

　　最后讨论一下中国在没有西方文明介入的情况下，能否自发地产生资本主义？
　　国内学者对此大都持否定态度。我注意到顾准先生的态度尤其鲜明，他断言中国不可能自发地产生出资本主义。３２他认为：“中国从来没有产生过商业本位的政治实体，而且也不可能产生出这样的政治实体。……在中国，谁要是听到商团要打天下成大事，那就是天大的笑话了。”３３他在考察了意大利诸商业城邦衰落后认为：“仅仅经济上的优势，而没有强大的军力和适当规模的民族国家来保障这种经济上的优势，那种商业城邦是发展不出资本主义的。”３４他在考察了西班牙经历航海、商业、殖民事业而最终没有发展成资本主义后总结到：“商业城市，唯有在合适的政治权力和强大的武装保护下才能长出资本主义来。”３５
　　笔者深为顾准敏锐而宽阔的学术视野所折服，他也是那个时代国内为数不多的、用自己头脑来思考问题、能多方位考察中国资本主义问题的学人之一，３９而且是国内罕见的能注意到资本主义发展与军事力量之间关系的学者。遗憾的是，顾准完全忽视了郑成功海上商业──军事集团的存在，而这个集团正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极为罕见、用强大军事力量对商业进行保护的地方割据政权，也正是顾准所说的“商业本位的政治实体”和“商团要打天下成大事”的社会群体。因此他的结论未免下得太匆忙。
　　也许我们长期习惯于用“武装走私”、“海盗集团”的有色眼镜来看待类似郑氏性质的海上集团，至于王直、徐海、吴平等不成气候者，更属一群不值考究的“海贼”。历史学者潜意识里的正统道德意识，常常使人忽略了这些“异质群体”在传统社会变迁过程中特殊的意义和作用。在欧洲，资本主义萌芽正是那些在公元１１世纪的庄园间，手持刀枪、走村串户的小商贩们培育起来的。
    今天回过头来看历史，１７世纪中叶以后，当欧洲文明同中华文明因频繁接触而形成特定的环境和条件后，中国似乎只等着跨出最为关键的一步：代表商业社会的军事力量打败代表传统农业社会的军事力量。遗憾的是，郑成功海上集团没有做到，而在１８０年后的鸦片战争中，却让英国海军在瓦解传统农业社会时，充当了一次“不自觉的历史工具”。中国从此开始了向近代化社会转型的缓慢过程。中国近代史表明：无论从时间还是逻辑顺序看，军事崩溃是促成传统社会解体时倒下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３６因此，笔者认为郑氏海上商业──军事集团的出现至少能够说明：在没有外部力量介入下，３７中国在特殊的地理区域内（东南沿海一带），也能自发地产生出一定规模和一定程度的资本主义。

                         １９９８年１１月９日三稿
                     于华东理工大学文法学院战争与文化研究中心
　　--------------------------------------------------------------------------------
　　１国内关于郑成功研究的大型学术会议先后召开四次，相继出版了《郑成功研究论文集》、《郑成功研究论文选》、《台湾郑成功研究论文选》、《郑成功研究论文选·续集》、《郑成功研究国际学术会议论文集》，还有相当数量的文章散见于各报刊和学术刊物。
　　２陈东有：《试论郑氏集团在中国海洋社会经济发展史上的地位》、倪乐雄：《近代东方民族海权意识一次难得的实践》。（纪念郑成功收复台湾３３５周年学术研讨会论文）

　　３美）斯塔夫里阿诺斯著、吴象婴梁赤民译，《全球通史─１５００年以前的世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１版，第１３１页。
　　４德）Ｈ．帕姆塞尔，屠苏等译，《世界海战简史》第１４页，海洋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月第一版。
　　５《汉书·食货志》）。
　　６剪伯赞《中国史纲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３年３月第１版，第1６5２页。）
　　７唐代的骑兵似有汉武时的影子，但毕竟在规模上不能同日而语。《旧唐书·李靖》记载，李靖擒获颉利可汉一战仅动用“精骑一万”，携带“二十日量”，而西汉元狩四年的那场“封狼居胥山，禅于姑衍，登临翰海”的作战，《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记载霍去病指挥的骑兵有五万。另外，卫青也有五万骑兵，尚不算跟进的几十万步兵和后勤保障中的１４万匹马。
　　8这是计量历史学很好的研究课题，相信不久的将来，史学界会在证明这个问题，有很好的建树，目前这一结论只能建立在历史的直观经验上。
　　9  蒋百里，《国防论》，《民国丛书》第一编，上海书店出版，第３页
　　１０公元前４９４年的雷特岛海战前，希腊舰队指挥官菲奥卡安·狄奥尼修斯曾在作战会议上发出号召：“我们当前的事态，正是处在我们是要作自由人，还是要作奴隶，”（见《希罗多德历史》第４０６页．商务印书馆，１９５９年６月第一版）。无独有偶，公元１９０５年，对马海峡之战时，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东乡平八郎发出的战斗指令是：“皇国兴亡在此一战，各员奋励努力。”（见（日）外山三郎《日本海军史》第７１页，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８年１月第一版）。虽然相隔如此大的时间和空间跨度，对海上决战的认识如此一致，反映了海军决定海洋国家命运是一个普遍的历史现像。
　　１１汉尼拔从西班牙经高卢越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波河平原，此举历来被军事家们叹为观止，利德尔·哈特把它作为“间接战略”的典范之一。（见《战略论》第三章《罗马时代的战争》，第３８页，战士出版社，１９８１年２月第一版）。但从海权角度看，汉尼拔合理的进军路线应从海上直接在意大利登陆。由于埃克诺姆斯海战后，迦太基丧失东地中海制海权，才被迫舍近求远，并在战略上始终处于不利地位。（参见马汉著、萧伟中梅然译，《海权论》第１５页至第２２页，中国言实出版社，１９９７年８月第一版）。
　　１２富勒(Ｊ·F·C·Fuller)认为：“从精神上来看，它（勒班多海战）却是一次具有决定性的会战，自从１４５３年以来，整个东欧和中欧都是一直笼罩在恐怖的黑幕下，现在已经被卷开了，它使整个基督世界认清了一个惊人的事实──土耳其不再是无敌于天下的。……，勒班多一战打破了土耳其权力的基础。”（见《西洋世界军事史》第１卷，第５９０页，军事科学院，１９８１年１月第１版。）
　　13 富勒著、钮先钟译，《西洋世界军事史》第二卷，第３７页
　　14 翁贝托·梅洛蒂在《马克思与第三世界》中认为：古代中国是马克思意义上典型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社会”。（见该书第１１７页，商务出版社，１９８１年１月第一版）。作者从生存状态与海军关系出发，将中国水师称为“亚细亚型海军”。
　　１５魏特夫在《东方专制主义》中，对大规模治水工程与古代中央集权政体的关系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把治水作为考察、分析中国古代文明聚焦点，笔者深表赞同。

　　１６杨彦杰先生认为海上商业利润的收入是郑氏集团维持军队的重要经济来源。他估算出郑成功在较长时期内，仅海外贸易一项，每年获利平均２５０万两白银。军队总数以鼎盛期１５万至１８万之间算，每年开支约在三百至三百六十万辆之间，按平均算，商业利润占其军费总额７５％。（见《一六五Ｏ至一六六二年郑成功海外贸易的贸易额和利润额估算》《郑成功研究论文选○续集》，福建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１０月第１版）。另外，郑克晟先生认为郑成功的军费来自三个方面：一、以厦门为主的外国贸易船只进口税，二、台湾对外国船只的进口税，三，郑氏自行经营的海外贸易收入（见《郑成功的海上贸易与军费来源》，光明日报，１９６３年６月５日）
　　杨彦杰的研究很有价值，他的成果为我要解决的问题提供了比较坚实的基础。
　　１６特别要指出的是：嘉靖年间的王直、徐海、吴平、曾一本、林道乾、林风等亦商亦盗的武装船队也同样具有西方海军萌芽的色彩，无论古代还是近代，西方海军最初大都从亦商亦盗的武装商船脱胎而来。由于“成者王侯败者贼”已成为一种社会潜意识，王、徐等辈被看作没有“修炼”成精的海贼，而他们同郑氏集团实际区别在于没有形成规模。
　　１７清军没掌握制海权前，郑氏集团屡以借口，拒绝招抚，最初清廷将泉州府划给郑成功驻军，后者嫌小。清廷增以漳、泉、潮、惠四府，郑成功又提出：“兵马繁多，非数省不足安插，和则高丽、朝鲜有例在焉”（见杨英《先王实录》）。以后清廷允许郑经“不剃发”和“照朝鲜例”，但郑经又在海澄问题上纠缠，导致谈判破裂。施琅在澎湖击溃郑氏水师，夺取台湾海峡制海权后，郑克和主战派人物刘国轩立即决定投降。这一现像也说明：郑氏集团的覆没非常类似西方海洋国家与海军共命运的特点。
　　１８汉、唐、元、都曾建大规模水师用于跨海作战，似乎亦有海权意识。但同根植于海上贸易的西方国家相比较，区别在于：我们仅在军事层面上来理解海权的重要（也只能在这一层面来理解），西方人不仅从军事、更在于从生存权利的层面来理解海权的重要性，完整的海权意识当包括后者，在此意义上可以认为：中国古代有海军而没有海权意识（但郑氏水师除外）。
　　１８陈方正先生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如同生物演化一样、是整体的，不可能只是某个器官或某一生理系统的事。（见（竞逐富强）学林出版社１９９６年出版，第３页。）
　　１９郑成功处理战败的荷兰人时体现了某种程度的“商业理性“。农业和游牧社会出现的屠城和大规模杀戮，从根本上讲源于强烈的生存空间意识，它使人们的冲突带上“有你无我”的性质。商业社会的基础是协作，当双方构成互相依赖的贸易关系后，虽有冲突，但彻底毁灭对方并非明智之举，而意味着自己断了的一条生路。这或许是“商业理性”的特点。郑成功的宽大与其像某些学者所说的是“宽大为怀、仁慈有加”的传统道德行为，不如说是按“商业理性”行事，荷兰人毕竟是他最大的贸易伙伴之一。
　　２０１５世纪的列日是生产当时最先进火炮的城市，几次军事占领都使生产中止，军队一旦撤出就重新恢复生产，这意味着：当工匠和资本家无需按西班牙和其他政府的法定价格（指令性价格）出售产品，欧洲的统治者们才能得到维持统治所必需的产品。即使是最有势力的君王也必须按价付钱，否则一无所得。当时类似列日的地方欧洲还有几十处（见《竞逐富强》第１１３页）。这一现像表明：资本主义的核心原则──市场原则首先的军备生产领域获得突破。

　　２１《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史》第一卷、《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９月第１版、第５页。附带一点，这本近６０万字的著作虽然对明清时期内陆农、工、商的情形作了细致的梳理，但对闽、浙沿海的海商现象却没有给予应有的讨论。
　　２２恩格斯《反杜林论·暴力论（续）》，《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３卷第２０７页。

　　２３麦尼尔著倪大昕杨润殷译《竞逐富强──西方军事的现代化历程》第二章《中国称雄的时代》学林出版社，１９９６年１２月第１版，第２８页
　　２４同上，第７０页，第１２５页，第１４６页。
　　２５同上、第１０５页。
　　２６《汉书·食货志》
　　２７《史记·吴王濞列传》
　　28《史记·吴王刘濞列传》
　　２９汉书·食货志》。
　　３０汉书·食货志》。这里要特别指出：汉武帝时，战争升级与打击商业势力成正比关系，与商业衰弱成反比关系。
　　３１阿诺德·汤因比把文明发展看成是一个“挑战和应战”的过程，这一模式在分析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冲突时极有价值。金观涛、刘昶等中国学者学者已意识到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威胁对于中国封建专制社会长期延续的某种必然关系。梅洛蒂、魏特、凯恩斯等外国学者则强调大型治水工程与中央极权的社会管理方式之间的必然关系。麦尼尔认为：“在亚洲，指令性动员使保持保持人类相互作用的原始模式得到了强化”。笔者在充分吸取上述观点的合理部分后，提出这一看法。

　　３２顾准指出：“认为任何国家都会必然产生出资本主义是荒唐的。特别在中国，这个自大的天朝，鸦片战争和英法联军敲不醒，１８８４年的中法战争还敲不醒，一直要到１８９４年的中日战争猛敲一下，才打个欠身，到庚子、辛丑才醒过来的中国，说会自发地产生出资本主义，真是梦呓！”（见《顾准文集》，贵州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４年９月第１版。第３２６页）
　　３３《顾准文集》第３１５页
　　３４《顾5准文集》第３１９页。
　　３５《古准文集》第３２０页。
　　３６中国近代化的起点，无论在时间顺序还是逻辑顺序上，都是从军事方面展开的，茅海建在堪称传世之作的《天朝的崩溃──鸦片战争再研究》中，以极其负责的精神和严谨的态度揭示了１９世纪中国在军事上崩溃的必然性，以及传统文明解体的不可避免性，为我们准确理解那场战争和由此展开的中国近代史、并为后人汲取真正的历史教训，提供了迄今为止最为令人信服的背景分析。
　　３７所谓“外部力量介入”，我的理解是指类似鸦片战争、甲午战争这种能立即产生重大后果的“介入”方式和程度。但严格地说，从正德十二年（公元１５１７年）葡萄牙人与明王朝接触起，就已经处于外部力量作用下了，只不过“介入”的程度和形式不同而已。

声明：所有的海啸地震什么的都和我无关

2003-8-30 16:04:22

leviat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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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楼

倪乐雄：利德尔·哈特关于波兰会战的几个错误
　　　　　　　　　　　　　森林与“猎人的优越感”──对日耳曼民族战争意识的一种解释　　
　　倪乐雄
　　赵鑫珊先生在《森林与文化精神》一文里认为：德意志民族的哲学、文学、音
乐、科学都带有原始森林的气息，德国文化精神的源头在森林深处。他设问：“在
德意志民族的性格里，是不是也有神性和魔鬼这两大势力并存和搏斗现像呢？”1
赵先生点到为止，没有继续深入。笔者愿借此思路，提出并尝试解释另一个问题：
日耳曼民族自从走出森林，登上世界历史舞台后，常常以其独特的思维和行为方式
令世人刮目、震惊、恐怖，尤其在从事战争时更是如此。这是否和他们长期生活在
原始森林的经历有关？
　　从世界各民族历史来看，每个民族在原始时期、即它的童年时代都无法回避大
自然给予的“第一启蒙教育”，蒙昧时期的日耳曼人在森林中接受启蒙，他们看到
是这样的一个世界：野兽与野兽之间为生存而互相撕咬、吞噬，人类为了生存也不
自觉地加入同兽类的竞争。不管是兽与兽、还是人与兽，竞争搏斗的结果是强者胜、
弱者败，强者存、弱者亡。森林世界的自然法则就是“弱肉强食”，这一自然法则
是如此地天经地义，不以任何动物、人的意志为转移，同时又如此地残酷（“残酷”
是文明哺育的意识，可以想象，原始的日耳曼人根本无所谓残酷不残酷，这一意识
尚未诞生），日耳曼民族所接受的“第一启蒙教育”正是这一残酷的大自然赋予森
林社会的法则弱肉强食，这一大自然的烙印在日耳曼民族心灵上铭刻之深，是农耕
民族、游牧民族、航海民族无法比拟的。只需浏览一下近现代史，德意志民族一出
现“返祖”现象，弱肉强食的法则便成为这个民族的行动指南。更为惊人的是，这
个法则对包括自己在内的所有民族都一视同仁，可谓十分“公正”。希特勒在柏林
被攻克前夕曾发布一项焦土命令，企图毁灭整个德意志民族，他向战时生产部长斯
佩尔（Albert.Speer）阐述的理由是：“如果战争失败，这个民族也将灭亡。……
因为这个民族将被证明是软弱的民族，而未来只属于强大的东方民族……。”2 希
特勒遵循的是“森林社会的自然法则”，他的肉体虽然是一位叫做阿洛伊斯。施克
尔格鲁勃（Schicklgruber ，Alois ）的奥地利海关税吏和一位叫做克拉拉。波尔
兹尔（Poelzr，Klara ）的奥地利乡下姑娘所给，但他的灵魂似乎是原始森林赋予
他的。
　　既然物竞天择，强者生存，森林中的人类必须同兽类搏斗，必须战而胜之，与
野兽肉搏的危险远远超出摆弄庄稼、放牧草原和驾驭风帆。它们是哺乳动物，具有
仅次于人的智慧，某些身体部位的功能比人类还发达。与野兽周旋不仅需要物理意
义上的力量，更强精神上的力量，包括意志、勇气、毅力和智慧。与野兽相斗决非
蛮力相拼，而需斗智斗勇，设陷阱、向动物侧翼及后面迂回、包抄，声东而击西、
引诱动物进入伏击圈，四面合围，向动物发起攻击时讲究隐蔽性、突然性和猛烈性。
《高卢战记》载：厄尔辛尼亚森林（Hercynia silva）中里有一种叫“乌里”（Uri）
的古代野牛，“无论是人还是野兽，一被它们看到，就不肯放过。日耳曼人很热衷
于利用陷阱捕杀它们，。青年人也借此练习吃苦耐劳，通过这种狩猎锻炼自己。杀
死它们最多的人，把它们的角带到公共场所去作为证明，博取极大的赞扬。”1 对
于凶猛动物和群体行动的动物，个人的力量是无能为力的，需要群体的协同一致、
严密的组织性、纪律性和服从性，这造就了日耳曼人强烈的集体主义意识和团队精
神。这一切为森林狩猎民族所特有。
　　所以，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原始森林似乎是日耳曼人的天然演兵场，天然军
事训练基地。他们在同群兽的角逐中完成了战争技能的训练，日耳曼人身材魁梧、
行动敏捷、足智足谋，正如西方古典历史学家认为的那样：他们是天然的好战民族、
是天生的战士，这是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东方的大军事家孙子在经历了“君
子不重伤，不擒二毛”、“不鼓不成列”的“礼战”阶段后，2 才悟出“兵者，诡
道也”、“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等等兵学精义，3 日耳曼人尚未开化、还没有创
造出文字前就已经精通这些兵家要则。可以肯定地说，狩猎民族是历史上最先产生
战略战术意识、最早获得战争艺术灵感的民族。民国时大军事学家蒋百里对世界各
民族历史考察后得出一个结论：“我于世界民族兴衰，发见一条根本的原则，就是
’ 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者强，相离者弱，相反者亡’.”4 日耳曼民族属于第一
种情形，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相一致，一旦涌出森林，便把森林中练就的战争技能
和战争艺术灵感一块带入世界历史，高卢人、罗马人都不是对手，就连横扫欧亚的
阿提拉率领的匈奴人，最终也非其对手。这使人想起东方历史上从兴安岭原始莽林
中涌出的鲜卑族、女真族，那以区区数万人便以犁庭扫穴之势席卷中原的努儿哈赤
部落，那剽悍的八旗军的编制基础，正是被称作“牛录”的狩猎单位。在第二次世
界大战中，德国人首创闪击战，就像历史上他们发明了“斜行阵”一样。5 “闪击”
一词内函丰富，包括隐蔽性、突然性、猛烈性，概括了朦昧时代原始森林中与野兽
作战的全部战术精华。他们对迦太基人发明的“坎尼战”6 情有独钟，并且擅长此
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从法兰西到俄罗斯、一个包围圈接一个包围圈，并在基
辅会战中创下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包围战的赫然记录，仿佛是日耳曼人的祖先们在
原始森林里围狩场面的重演。
　　日耳曼人被认为是具有浮士德文化精神的民族，歌德在《浮士德悲剧》中发现
了浮士德独具的特征，“他野心勃勃，老是弛骛远方”，7 浮士德有一节独白“…
…为什么你的心在胸中忧闷无比？为什么一种无名的痛苦窒息你一切生机？上天创
造生动的自然，原是让人在其中栖息，你反舍此就彼，而甘受烟熏霉腐与人骸兽骨
寸步不离。起来！快逃吧！逃往辽阔的境地！”8 在民族大迁徙时期，在来自亚洲
的匈奴人追迫下，日耳曼人连逃窜带征服，几乎扫荡了整个欧洲，其中的汪达尔部
落在其首领盖塞利克（Gaiseric）率领下，从直布罗陀海峡渡过地中海，掠过北非
沿岸攻克迦太基城，再渡海经西西里重返欧洲，这种沿地中海“遛一圈马”的潇洒
姿态，成为世界史上奇观之一。在二次大战中，德国“斯瓦比亚狐狸”隆美尔率德
军非洲军团向苏伊士运河冲刺，企图叩开亚洲的大门，其勃勃之雄心恐怕连历史上
的汪达尔人亦自愧弗如。
　　日尔曼人的扩张使人想起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的一句名言；“浮士德文化的
人和任何其他文化的人的区别，也正在于他的不可抑制的向远方发展的冲动。”1
如果这种“冲动”是他们文化性格最基本的东西，那么，问题在于：“冲动”来自
何处？艾米尔。路德维希以其犀利的眼光在其著作《德国人》中指出：“条顿人灵
魂深处始终潜伏着一种不安全感。”这给解释自古至今日耳曼人数次“不可抑制地
向远方发展”，提供了一把钥匙。几乎可以断定，黝黑、阴森、充满恐怖和残酷事
件的“黑森林”是早期日尔曼人灵魂深处“不安全感”唯一真正的来源。浮士德独
白里对“烟熏霉腐与人骸兽骨”的厌恶和恐惧，隐隐折射出日耳曼民族潜意识里对
“黑森林”感到不安全和恐怖，这种潜意识按荣格的心理分析理论，将作为一种
“集体原始意象”沉淀于日尔曼民族的心灵深处。每当这个民族面临历史大动荡时，
“不安全感”就会莫名其妙的被放大，导致极端的“寻找安全”的行动。出于逃避
恐怖的本能，哥特人、法兰克人、马克曼尼人、勃艮第人、苏维汇人一批又一批地
逃离森林，向高卢、罗马的边境线蜂拥而来；为摆脱匈奴人带来的“不安全感”，
有的部落竟逃到非洲；到了现代，“不安全感”又在“民族生存空间狭小”刺激下
成倍成倍地放大，以致被泰勒称为“德国民族的共鸣板”2 的希特勒为争取可靠安
全的生存空间，不惜将自己国家和整个世界抛入战火。
　　森林，那几百年几千年不见天日、光线幽暗晦涩、笼罩在阴森朦胧之中的原始
森林，除了培育不安全感外，还哺育着另一种浓烈的感觉，那就是神秘感。日尔曼
文化中充满了令人不可思议的神秘感。在他们的史诗《尼伯龙根之歌》、贝多芬的
交响乐、瓦格纳的歌剧里弥漫着这种感觉。当朱可夫、科涅夫的部队快攻陷柏林时，
希特勒泪流满面地倾听着别人为他朗读《菲特烈大帝传》，渴望并坚信他和第三帝
国能像历史上菲特烈大帝一样，会因奇迹的出现而起死回生。曾受过欧洲最著名的
大学良好科学熏陶的戈培尔博士，居然从希姆莱无奇不有的档案中找来两张星相图，
经反复研究宣称：命运将在4 月份发生决定性转折。当罗斯福总统逝世的消息传来
时，希特勒认定这是历史上菲特烈大帝行将失败时，叶卡特林娜女皇突然死去的奇
迹重演，体现了上苍的意志。戈培尔甚至听到了命运女神的翅膀在房间里颤动的声
音。3 很难想象，这些迷信、谎诞、神秘程度丝毫不比史前巫师逊色的人们，曾以
科学理性的方式制订出诸如“白色方案”、“黄色计划”“红胡子计划”等等代表
当时第一流军事科学水准的作战计划，曾以严密的逻辑程序和实验方法创造了机械
化战争样式。
　　威廉夏伊勒在《第三帝国的兴亡》里不无嘲讽地写到：“柏林演出的最后一幕
戏就是在这种疯人院的气氛中演到最后闭幕的。”4 对于第三帝国要人们在落幕前
向巫师、星相家的角色转换，夏伊勒的见解未免流于肤浅，这并非个别人的偶然现
象。事实上，科学理性和神秘宇宙观奇特地统一在这个民族的身上，科学理性仅仅
作为实现本源性质的神秘宇宙观的工具和手段。所以，神秘感不仅在德意志的政治
家、军事家、外交家和音乐家的血管里流动，也在他们哲学家的思维中蔓延。黑格
尔庞大的哲学体系是建立在神秘兮兮的“绝对精神”上的。他的历史哲学在解释地
理环境同社会发展时，不乏精辟，但在自然界何以产生的问题上，黑格尔的思维之
足不知不觉步入神秘的黑暗中。他的“世界精神”恍如上帝一样躲藏在类似森林般
的幽暗中，指挥着看不见听不见摸不着它的、蚂蚁般的人类按照它的意志去折腾。
他们的另一位思想怪杰斯宾格勒认为，要真正洞察历史的奥秘就应远离理性和科学，
借助于神秘莫测的“相术的机智”。1 日尔曼民族在历史上行动的节奏似乎类似于
森林的节奏。森林中静谧无声，在长时间的沉默中，突然爆发出野兽的怒吼、惨号，
一场短促的生死搏斗在瞬间完成，然后一切复归宁静，在沉默中，等待着下一次惊
心动魄的较量。在历史上，日尔曼人突然掘起，掀翻罗马帝国；当代的两场世界大
战，都是猝然勃发，举世骇然，转瞬即逝，复归平静。这就是日尔曼的节奏，也是
原始的图林根森林的节奏。
　　稍微留意一下世界各民族的自我感觉状态，便可发现没有一个民族像日耳曼人
那样具有如此强烈的种族优越感，甚至连他们的思想家也是如此。比如费希特声称
：由于语言的纯洁，只有在日耳曼民族的影响下，历史才能展开一个新纪元，这个
新纪元将反映宇宙的法则。2 黑格尔声称：“日耳曼’ 精神’ 就是新世界的精神。
它的目的是要使绝对的’ 真理’ 实现为’ 自由’ 无限制的自觉那个’ 自由’ 以它自
己的绝对的形式做自己的内容。日耳曼的使命不是别的，乃是要做基督教原则的使
者。”3 斯宾格勒认为：德国民族是西方历史上最后一个民族，在文明发展内在形
式的三个阶段中，命中注定要去完成最后一个伟大的阶段。4 再加豪。斯。张伯仑
（Chamberlain ，H.S ）这样一个日耳曼种族优越论的吹鼓手在一旁帮衬，于本世
纪末在一个恶魔的引诱下，写出《十九世纪的基础》一书。这本书对于本世纪二三
十年代已够自我膨胀的德意志人和希特勒来说，无疑是一瓶迷魂剂。使这一因“纯
亚利安种”而自命不凡的民族如痴如醉。
　　一位西方学者认为，日耳曼民族在种族优越方面表现出来的过分自信，恰恰是
因为他们从未有过这种自信。5 笔者以为这种说法缺乏历史事实依据。如果要寻找
日耳曼种族优越感的最初萌芽，似乎也只能到波罗的海沿岸的原始森林里去寻觅。
如果一个社会心理学家走进图林根森林，体验一下日耳曼民族祖先们的心境（以全
部身心投入体验），也许不难发现：日耳曼种族优越感萌发于原始森林所培育的
“猎人的优越感”，我们可以设想：森林中的日耳曼人凭着自身的力量，成为真正
的“森林之王”，面对各类动物，人产生了最初的“类”的优越感。再进一步设想
：当凶猛的野兽出现时，拥有家禽和庄稼的农民、拥有金钱财物的商人、拥有知识
满腹经论的书生首先想到的是躲避或逃跑，只有猎人才会勇敢地亮出猎刀迎上去。
战胜危险和躲避危险是衡量人种优劣的一条古老的鉴别标准，所以，一个猎人有足
够的理由因自己的勇敢、智慧、力量和亡命精神而嘲笑、蔑视农民、商人、书生。
再进一步说，一个由猎人组成的民族面对农民、商人、或书生组成的民族时，又怎
么不会油然生发出一种优越感呢？只是这种“猎人的优越感”起初是对动物的，以
后在其它因素刺激下，逐渐发展成对其他人种了。
　　在长期而固定的生存环境中，农民深信：辛劳和汗水是生存的基石；商人懂得
：勤劳和贩运是生存的源泉；游牧民深知：不辞辛苦、寻找新草地，生存才能维系。
唯有森林中的日耳曼人，大自然教给他们一种经验、一种信念、甚至是一种真理：
只有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用蕴涵智慧的暴力战胜并征服对手，才能生存。“而
且，他们还觉得：可以用流血的方式获取的东西，如果以流汗的方式得之，未免太
文弱无能了。”5 这就是森林赋予猎人的、区别于从事农耕、经商、游牧、渔猎的
人们的生存意识，在这一基础上，才派生出一系列的价值观念和行为规范。他们崇
尚暴力，崇拜力量，他们至高无上的神灵是“英雄殿”里伟大的战神欧丁（Odin）
和狄尔（Tyr ），不同与古希腊人把战神阿瑞斯放在不起眼的位置，他们那令人可
畏的尚武精神绵延不绝数千年，在一代又一代人的血管里流淌，从野蛮时代流进中
世纪，从蛮荒之地流入现代文明的象牙之塔。于是我们看到，德国哲学家在思想圣
殿里，兜售着蒙昧时代原始森林的东西、听到黑格尔发自象牙之塔的声音：战争是
最伟大的纯洁剂，战争有助于因长期和平所腐化的各国人民的伦理健康，正如刮风
使海洋去除长期平静所造成的污秽。1 特莱希克（Treitschke，Heinrich von）的
话也许最能反映日耳曼民族原始尚武精神对现代文明的强劲影响，这位柏林大学的
历史学教授认为：“战争不仅仅是一种实际上的必要，它也是一种理论上的必要，
一种逻辑的要求。国家这一概念意味着战争的概念，因为国家的本质是权力……要
在这个世界上永远消灭战争不仅是一种荒谬可笑的希望，而且也是极其不道德的希
望。这将造成人类灵魂的许多基本的和崇高的力量的萎缩……一个国家的人民，如
果执迷于永久和平的幻想，就必然要因为在超然孤立中衰败而不可救药地灭亡。”
2 这是一个战争狂的呓语？还是哲人对历史的洞察？这段声音粗听是来自柏林大学
的讲台，细听却是发自图林根森林的深处。这是日耳曼思想大师用思辩之锤对他们
原始尚武意识进行哲学加工时的铿锵之声。我们甚至怀疑西方的那句格言：“战争
是上帝之鞭”是否也出自日耳曼人之口？
　　日耳曼民族登上历史舞台后，或者说，“猎人”走出森林进入世界历史后，有
许多令人不可思议的行为，奥斯维辛集中营是其中最典型的一例。纳粹德国的党卫
队在处理犹太人时：衣服物品分别堆放，金银器饰逐个归类，人皮用来做灯罩，人
体骨骼做标本，焚尸炉出来的骨灰做肥料，人的脂肪做肥皂，一切都井井有条，有
板有眼。这就使人想起“黑森林”中茹毛饮血的日耳曼先人们处理猎物时的情景：
将捕获的猎物圈在一起，分期分批享用，兽毛用来编织、兽皮用来御寒、兽骨用来
装饰、兽肉晒干食用。森林里的猎人们总是这样有条不紊地处理着猎物。不过，这
次因为喝了“亚利安人种至高无上论”的迷魂汤，“猎人们”居然用处理野兽的方
式处理起别的民族来！二战结束后，人们普遍认为：上帝死了！死在奥斯维辛集中
营，因为德国人变成了野兽。而实际上恰恰是德国人将别人当成动物，才使自己沦
为真正的野兽，以一种“猎人的优越感”，干起了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勾当。
　　大自然给每一个生活在其中的民族都留下了独特的印记，并已深深地根植于他
们的心灵底层，文明的进步只能将之不断地淡化，却难以根除。这些人类童年期的
印记在一定的历史气候下，或多或少地会显示出来，只不过这类“返祖”现象涂了
几层文明或时代的色彩而已。日耳曼人在西方历史上最晚进入文明世界，即斯宾格
勒所认为的“西方历史上最后一个民族”，因而在创造历史的同时，留下了明显的
森林社会的痕迹。在近现代史上，德意志民族强烈地凸现出其独特的战争价值观念
和战争行为，在分析这一现象时，我们似乎不应忘记：他们曾经是森林中的猎人。
　　1996.28.初稿，1999.1.27 定稿于华东理工大学战争与文化研究中心

声明：所有的海啸地震什么的都和我无关

2003-8-30 16:05:35

leviathan

  头衔：深海水怪
  等级：上尉
  文章：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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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门派：不死怪物大联盟
  注册：2003-8-11

	第5楼

倪乐雄：利德尔·哈特关于波兰会战的几个错误
　　　　　　　　　　　　战争与文化研究的一种阐述
　　倪乐雄
（论文集《战争与文化传统——对历史的另一种观察》序言）
　　一
　　按研究一门学科的规矩，必须首先解释这门学科的基本概念、研究对象、范围、
方法和意义等等，似乎不如此，你所研究的东西就谈不上成体系、成气候。我不敢
断言战争与文化研究是一门学科，但至少是一门学问，而且是一门重要的学问。这
门学问在中国学术界泾渭分明、壁垒森严的条块划分中属“孤鬼游魂”，不知归属
哪个学术“山头”。这种流浪者状态亦有其便利之处，可以独往独来，不受拘束，
所以也就省去了许多概念游戏。尽管如此，现既已汇集成册，便还是要硬着头皮不
得不对“战争”和“文化”这两个历来难以界定的概念斗胆作一番探讨。
　　象征派诗人瓦雷里（Paul Valery ）说过，任何词汇都是经不起推敲的，语言
就象两座悬崖之间勉强搁置的一块木板，你只能轻轻地快步走过，如果你在中间跳
起来蹬几下，想试试有多牢靠，那么你将连同木板一块掉进万丈深渊。瓦雷里岂止
是诗人？简直是一位真正窥破人类语言奥秘的大师。确确实实，在我们日常生活中、
科学研究中存在着语义和概念经不起认真推敲的现象。像“战争”、“文化”这类
概念的定义，近代以来到底有多少种恐怕难以统计，也无从判断哪一种定义比其他
的更准确。这一现像本身就表明：语言是不可靠的、建立在抽像语言基础上的概念
更是靠不住的。
　　语言、概念不可靠是因为人们以追求终极真理的态度对待它们，另一方面，语
言、概念又是可靠的、有用的，君不见整个世界不是依赖它们在运作？所以一旦用
追求永恒真理的执著精神对待概念时，我们立刻会在定义的密林里迷路，并且在研
究一开始就陷入无法摆脱的困境。当我们用“有用”作寻找定义的引路人时，一切
会变得简单而明朗。一切与人类有关的事物、包括界定概念的工作在内，只有对人
类“有用”才具有意义。我们必须用我们所不信任的语言来表达我们对语言的不信
任，这句话是语言、概念不可靠性同有用性高度统一的最精炼的表述。
　　所以，对一个概念下定义时的思维定位，与其放在追求永恒的真理上，不如放
在如何有利于我们论述的展开上更为明智。这样，我们便可从容不迫面对“战争”、
“文化”等概念的无数种定义，并且开始自己的工作。
　　人类的暴力行为是指人们为了利益，以直接危害他人生命体为手段，迫使他人
无条件屈从于自己意志的一种行为。战争涵义同暴力的涵义不完全重叠，战争是人
类共同体之间围绕生存为核心的各种具体利益，有目的、有组织、动用一切共同体
社会内外资源，以暴力方式坚持自己意志，并将这种意志强加于冲突对方的行为，
因此可以说：战争是人类暴力行为的最高表现形式。
　　尽管“文化”一词已有了许许多多种定义，但我这里想从两个角度考虑问题：
从动态的历史而论，“文化”可以理解为文明化过程，即指人类摆脱原始野蛮的生
活状况的过程；从静态的历史来，“文化”是人类的创造物，即人类在摆脱原始野
蛮生活状态的过程所创造的一切东西。
　　因此，我对“文化”的定义表述为：人类不断摆脱原始野蛮状态的进化过程及
在这一过程中所创造的一切。
　　按这样的定义，文化研究的范围将包括人类的精神和物质两大领域。我在这里
无意对此问题展开进一步的讨论，只想指出的是，那些将文化研究只限于精神领域
的观点是不妥的，精神领域只是文化研究关注的一个方面，而非全部。因为人类的
物质产品虽是人类精神的物化，但也是精神证明自己存在的唯一场所，即便是在
“形而上”的哲学层次，黑格尔之流的客观精神论者，亦将自然界看作是“绝对精
神”能够显现自身的所在。可以说凡是人为的物质中，无一不存在人的精神，人类
的物质世界是人类精神的表现形式。广义文化和狭义文化可以社会生活范围的大小
进行划分，不可在物质与精神之间划分。
　　研究战争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既可解释纯军事领域无法解释的现象，使我们对
人类军事事务获得新的观察点，进而深入理解人类战争现象，同时又使一向给人以
凌空蹈虚的文化研究落实到生活的一个具体领域战争领域，从而使文化研究亦获得
一定的深度。战争与文化互相借助对方开拓自己的研究领域，并将自身研究引向深
入。
　　人类的暴力行为完全继承了动物社会暴力行为的一切本质和特征。因此人类的
战争现象中，有相当部分排斥在文化之外。但是，暴力现象始终伴随人类的文明化
进程，并且在形式上发生着变化，所以人类战争现像中亦有相当部分内容属于文化
的范围。在此意义上可以说，有史以来，战争在任何时候都是文明与野蛮的混合体。
历史的直觉告诉我们，战争是人类的本能之一，是人类历史舞台上最重要的角色之
一。战争与文化研究的任务就是要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不同的具体问题出发，
解释人类的战争本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着文明的进程，而文明进程又在多大程度上
影响着人类的战争本能及其表现形式。
　　历史的单位是人类共同体，国家是人类共同体发展到现今为止的最高的形式。
无论何种形式的人类共同体，从氏族到今天的国家都把“强盛”看作唯一的目标，
东西方历史上有过许多哲人大师，他们的思想至今、并将继续放射着光辉，然而恕
后生不恭，他们中有许多人不免书生气太重，都一厢情愿地将国家理想化，希望或
主张国家的目的是伸张正义。无论是柏拉图（Plato ）还是孟子（Mentius ）都书
生气十足地为国家设计着最终的道德目标，然而国家自古却是按照自身的逻辑追逐
自己的终极目标走向强盛，根本不按实践道义的逻辑行事。尽管国家对内也积极提
倡道德理想、建设道德秩序，但那是为了提高社会管理运作的效率，服务于“强盛”
目标的手段而已，决不是国家的终极目标。
　　因此，德国的特莱希克（Treitschke，Heinrich von）教授有惊人之语：战争
不仅是人类现实的需要，也是逻辑的要求，因为国家这一概念就意味着战争。我们
大可不必对特莱希克的坦率表示不满，事实上，他从逻辑上论证了战争必然是历史
的主角。我们的先人也早已悟到这点，“国之大事，在祀与戎”。战争不仅是历史
主题，也是国家的主题。所以，精通历史的一个重要前提之一是对人类战争现象的
把握。研究历史必须研究战争，将历史等同于战争史是幼稚的，不研究战争现象的
历史研究同样是肤浅的。要彻底了解一种文明、一个民族和一个国家，须深入考察
其中的战争行为，考察其中一切与战争有着直接、间接关系的事物。因为一种文明、
一个民族、一个国家许多重要的特征和秘密隐藏在战争行为中，并且也往往只有在
战争状态下才显现出来。
　　例如，古代希腊民族和文明的最伟大之处，就在于在波斯文明的威胁下，迅速
领悟到海权和海军的重要意义，果断地挣脱传统陆权主义的束缚，毅然走向海权主
义。雅典人把劳雷恩（Laureion）银矿的财富全部用于国防的选择，体现了作为一
个优秀民族必然具备的高尚境界，而把银矿全部用于史无前例的海军创建则表明，
希腊民族具有高度的智慧，以及对险恶复杂环境迅速的应变能力。由于萨拉米斯
（The Sea battle of Salamis ）海战的胜利，古希腊文明获得发展壮大的机会。
而世界上其他古文明，由于军事上不能迅速适应外部之变化，都早早地消失在历史
深处。
　　再如，中华文明之所以伟大，也充分体现于军事上能够迅速领悟、适应外部战
争形式之变化。从1840年鸦片战争到1894年甲午战争，一个现代海权意识及其薄弱
的传统农业大国，一个沉湎于陆权主义军事传统几千年的文明，能够在极短的50多
年里建立起一支强大的北洋海军，并同日本展开一场现代化海战。失败固然令人痛
心，但中华民族在军事上具有迅速适应世界环境之变化的能力，却得到充分证明。
这点至关重要，因为决定民族命运的不是一场具体的会战成败，而是通过具体会战
所反映的该民族军事应变力的质量，而军事应变力的质量将决定一个民族的能否继
续生存和发展。
　　“战争的精华，却不是在胜利，而是在于文化命运的展开。”奥斯瓦尔德。斯
宾格勒（Spengler，Oswald）这句话可谓道出了战争与文化、与人类命运关系的实
质，称得上至理名言。不过斯宾格勒只说对一半，在我看来，战争也是判别文化优
劣的试金石，是文化选择时必须优先考虑的因素。
　　二
　　战争与文化研究虽然游离、穿梭于各传统学科之间，但毕竟有自己的关注范围。
尽管它同军事学研究有重叠部分，但针对战争现象而言，两者之间主要区别在于各
自切入点的不同，为说明战争与文化研究的特点，有必要将它和军事学作一详细的
比较。
　　军事学主要在自己的范围解释战争现象，对战略、战术、战役、武器、编制、
军种、兵种、战斗队形、后勤供应等等的考察一般不越出纯军事层面。战争与文化
研究一般从文明特征、大历史、大社会背景出发，考察军事领域包括以上列举的一
切现象。
　　军事学仅仅注意到古希腊以“方阵”作为步兵作战单位，并对其起源时间、战
斗力的强弱进行考证和评估。战争与文化研究关心的是古希腊“方阵”贫富阶层的
队列安排，解释何以最富有、最显赫的公民阶层站在“方阵”的最前列，最先接敌
作战；而最贫困的公民阶层被安排在最后一列，还将指出这种兵力最佳化配置的社
会文化因素，从而找到古希腊“方阵”战斗力之强的最终根源。以此类推，同样可
解释早期古罗马军队战斗力强大以及后来罗马军队战斗力衰退的原因。
　　军事学常常罗列一些战例，来验证“不战而屈人之兵”的思想如何了得。战争
与文化研究则要解释为何古代西方文明将合围歼灭战看作战争的最高境界，汉尼拔
（Hannibal）创造的“坎尼战”（Cannae Battle ）何以成为西方的战争经典；同
时还要解释“百战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何以是中国古代东
方文明追求的最高战争境界？
　　军事学研究不一定要解释某种军事思想为何产生于特定的文明圈内。然而，战
争与文化研究一定要回答：“孙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思想为何产生于东方而不是西
方？”“为何马汉的海权论产生在西方而不是在东方？”“中国的现代海权意识为
何发育迟缓？”等等，而且，还要尽可能地将研究过程中的每一个逻辑环节论证清
楚。
　　军事学研究对奥林匹克运动同古希腊民族的尚武精神不会感兴趣，战争与文化
研究则要指出古代奥林匹克大会的比赛项目几乎都是冷兵器时代的作战技能，并且
提醒人们注意：一个把战斗技能作为日常生活娱乐消遣的民族，其尚武精神达到如
何程度可想而知，其能够最终战胜强大的波斯帝国的秘密由此可窥一斑。所以，仅
仅从战略、战术等军事学层面解释希波战争的胜负显然是比较浅显的。只有从战争
与文化关系切入，才能获得较为深刻的结论。
　　军事学研究一般不关心文学现像，对于“荷马史诗”中把阿喀琉斯（Achilles）
等英雄塑造成具有嗜血本能的英雄以及赞美苍蝇的现像没有兴趣。战争与文化研究
则对《伊利亚特》中赞美苍蝇的天然攻击精神给予特别的关注。因为至少在东方文
明的艺术创作中是极为罕见的，这无疑可作为判别一个民族、一种文明对战争态度
的标志。一个曾在古代仅仅因为天然的攻击精神就把苍蝇视为艺术审美对象，使之
成为一种诗歌意象的民族，今天的表现与过去必然存在着某种继承性。鲁迅曾指出
西方民族这一乖戾，但纯文学研究因看不出解释的意义，从来没有对此作过解释。
似乎也只有从战争与文化的关系角度，才能作出较为深入的解释。
　　军事学一般不研究作战技巧的非军事化的社会功能，但战争与文化研究要说明
作为军事作战技能的射箭派生而来的“射礼”，如何在中国古代社会成为“礼制”
的重要内容，成为统治阶层政治生活中的一项规范；战争与文化研究还要关注奥林
匹克运动各种项目竞赛的冠军是战时当然的指挥官现象，那些竞赛项目基本都属当
时的作战技能，从而解释人们的社会道德、政治规范、包括具体的人材选拔制度曾
经从军事领域获取资源的现象。不同的文明为管理和规范社会生活，从军事领域汲
取资源的方式和对象都是不同的，比较它们之间的差异，有助于加深对各种文明的
深刻理解。
　　军事学研究只对“甲午海战”作出军事范围的技术性解释，即从战略战术，舰
船的数量、吨位、航速、装甲厚度，火炮的数量、口径、射速，作战人员的素质，
后勤保障等等方面进行分析并作出结论。战争与文化研究则要从大河流域灌溉型农
业生存方式、以及由此形成的指令性社会管理模式、内陆农耕文明强烈的土地意识、
沿袭了几千年的陆权主义传统等等文明的主要因素出发，探讨这些文明因素同现代
海权意识和现代海军在根本上的冲突，从而说明我们现代化军事建设在起步阶段和
社会其它领域一样，只限于表层而无法进入深层的历史必然性。这样就能全面而公
正地评价这场战争的得失，不会苛刻地把所有失败的责任强加于当时的军事领导人。
海军与国家共命运是西方现代化重要特征，甲午海战的失败固然是我民族的一大耻
辱，但也应看到这是我民族已不得不卷进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标志。
　　战争与文化研究也能帮助解释军事领域中的一些现象。自拿破仑以来，法国军
事上就一直处于长期弱势。法国地理上东临欧洲内陆、西向大海面对英国的海上挑
战，一方面要全力发展陆军，以对付欧洲内陆的普鲁斯、俄国等强大的陆权主义国
家；另一方面，18世纪以后，海权优于陆权的情况日益明显，法国有着漫长的海岸
线，这就迫使它发展自己的海上力量以抗衡英国的海权。这样一来，法国财力和资
源捉襟见肘，国防投资上，被迫兼顾陆、海两个方面，结果海陆军均不能达到世界
一流程度。而英国、德国和俄国因良好的地理位置，可以倾其国力于海权或陆权，
法国则因所处的独特地理，必须同时担负海权和陆权两副担子，这就注定了法国无
力成为世界一流军事强国。在东方，中国西临亚洲内陆，承受俄国强大的陆权压力，
东向大海面对日本的海上挑战，所处地理位置酷似法国。所以近代以来，中国军事
状况与法国相似，因内外战争的需要，既不能放弃传统的陆军建设，又必须发展自
己的海军以应付来自海上的威胁，也就说必须同时承担陆权和海权两副重担，加上
近代化进步晚，这就注定近代以来中国军事力量难以振作的命运，而在古代，亚洲
文明都属农业性质，在陆权主义占军事主导地位的时代，中国可以置漫长海岸线于
不顾，因而能发挥自身优势，并常常成为古典世界中的一流军事强国。近代以来，
中国的地理条件和法国一样，成为实现一流军事强国的天然缺陷、及先天不足的因
素。
　　三
　　让我们用更广阔的视野来考察一下，战争与文化研究的意义所在。诚然，我们
要避免重蹈过去某些历史学家的覆辙，把人类历史仅仅看成一部战争史，但上述分
析表明，从观察历史、解释历史而言，战争与文化的关系研究的确提供了一个崭新
的角度，我们视野中出现了新奇的景观。不仅对历史研究而言，即使对当代和未来
社会的观察而言，也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审视点。塞缪尔。P.亨廷顿（Samuel P.Huntington）
的“文明冲突论”即是一种不错的尝试，尽管其某些结论有待商榷，但他从战争与
文化关系的新角度，历史地分析国际关系未来趋势的新尝试，无疑值得肯定。从战
争与文化的角度还可发现儒家思想对于当代世界的新价值，例如，孔子主张“礼制”，
以及对战争看法，使他成为东西方历史上最早主张对战争暴力进行理性制约、用社
会规范来约束战争暴力的思想家。孟子、荀子关于“仁义之师”的论述，使他们成
为历史上最早系统地考虑战争与道义的大思想家，孟、荀的战争应该成为道义工具
的观点至今尚未过时。尤其孟子，面对当今国际政治复杂之现象和众多理论学派，
我们更感其学说慎密、深刻之伟力所在，他不仅在历史上最早提倡人道主义军事干
预，同时也是历史上最早提倡对人道主义军事干预进行严格限制的伟大思想家。在
战争与文化关系研究领域，通过东西方之间的比较，我们可以感受到儒家文明成熟
较早的历史事实。由于当今世界形势以及国际政治原则在我们春秋战国时代就已经
预演过，所以我们古代圣贤在那时总结出来的学说使我们民族拥有足够的自信去把
握、应付这个变化的世界和自身的命运。
　　战争与文化研究使我们重新发现历史，发现文明遗产的价值。就象过去人们发
现《蒹葭》、《采葛》是表现远古爱情的千古绝唱，《氓》、《我行其野》是弃妇
咏叹的永恒经典，从战争与文化角度看《诗经》，同样会发掘出其中长期被人所忽
略的重要意义。古典文学研究侧重比、兴、赋的艺术技巧的运用，关注社会生活诸
方面情感的宣泄和抒发，然而，运用《诗经》提供的古代社会的生活信息，寻找汉
民族对战争的基本态度，古典文学研究即不能胜任、也没有这方面的义务。战争与
文化研究发现，《采薇》、《伯兮》是表现古代汉民族对战争暴力基本态度和感受
的经典作品，它们反映了汉民族在现实生活、情感心理、理性认知三个层面对战争
暴力的矛盾冲突，对于把握汉民族个性特征和社会特征来说，这两首诗的历史学、
社会学、民族学、军事学和心理学的价值远远超过其艺术价值。
　　同样，在“荷马史诗”中，我们发现阿迦门农（Agamemnen ）的联军在特罗伊
（Troy）城外海滩登陆后，把船只拖上陆地，构成几道连环防御工事。这表明当时
的航海民族不仅把船只当作海上运输工具，也把它当作军事防御设施，从而提供了
远古地中海军事艺术和军事技术的宝贵信息。这使人想起西汉霍去病远征匈奴时，
用运输工具武刚车在草原上“环接连城”，组成防御工事以对付匈奴骑兵的冲击。
这表明各民族的人们在从事军事活动时，都遵循将日常生活条件与军事作战条件尽
可能结合的原则，这是人类社会追求效率时的规律，只是不同生活环境表现为各种
具体的形式而已。所以“荷马史诗”在军事学、社会学方面的价值与艺术学具有同
等的重要性。
　　在战争与文化关系的视野里，我们发现明末清初东南沿海的郑氏集团是中国古
代资本主义发育程度较高的典型事例。历史学一般只是将郑氏集团看成中国古代海
商集团的代表，官方眼里是亡命趋利、杀人越货、通则为商、不通则为盗的一群海
上亡命之辈，以后明朝式微，被招抚后成为合法之地方豪强。以马克思主义史学理
论观之，郑氏集团具有资本主义萌芽状态的经济成份。军事学则将郑氏集团的武装
力量看成是中国古代海军的一个部分。战争与文化研究在经过东西方比较后认为：
郑氏水师与以前历代水师有着本质的差异，它是中国古代唯一具有地中海文明性质
的海军，即西方意义上的海军，因而，郑氏水师是近现代海权意识在古代中国的真
正代表。而近现代海权意识在本土自发产生、旋即消失的现像，对于深入理解我们
古代社会性质、儒家文明性质提供了重要依据。顺藤摸瓜，我们还会发现，郑氏集
团所代表的正在形成的社会，其内部的经济、政治、军事、外交的内容和运作于内
陆王朝的传统社会具有本质的不同，前者以“商业军事复合体”为核心结构，后者
以“农业军事复合体”为核心结构，又因为在社会整合方向上，前者所代表的市场
原则向后者所代表的指令性原则发起强有利的挑战，因而郑氏集团所代表的东南海
商社会比江南丝织业更接近西方资本主义的萌芽状态，更能代表中国古代资本主义
的萌芽。传统史学概括地认为：中国近代与西方较量失败的原因在于西方在军事上
的优势- “船坚炮利”以及制度上的落后。战争与文化研究的结果概括为：近代中
西两大文明的较量是“工业军事复合体社会”同古老的“农业军事复合体社会”之
间力量悬殊的抗衡。由于“商业军事复合体社会”是“工业军事复合体社会”的前
奏，从历史的逻辑出发，郑氏海上商业军事集团的毁灭很可能是中国近代化乃至现
代化文明进程的一次令人遗憾的中断，我们民族和我们的文明在17世纪中叶，也许
丧失过一次千载难逢的自我更新的历史良机！
　　也许，这样的机会至少在西汉和北宋时期还曾有过。传统史学中，人们一直把
西汉的刘濞看成是一个不光采的主张分裂的地方叛逆者，但战争与文化研究的结果
是：刘濞所代表的私营性质的煮盐、铸钱、冶铁工商业和他的“叛军”即是中国古
代规模最大的“商业军事复合体”，刘濞是经济自由主义、即古代市场经济的代表，
削番和反削番的斗争在经济方面是古代“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之间不可调和
的冲突；社会性质方面是“商业军事复合体”同“农业军事复合体”的对抗；社会
整合方向上表现为市场原则同指令性原则的冲突。
　　宋代的工商业已经相当的发达，华北的冶炼业在技术和产量上都相当或超过了
17世纪英国工业革命时代，中央王朝在相当程度上已被市场原则所左右，社会生活
在相当程度上已经市场化了，原始的指令性社会结构已处于瓦解的边缘，历史再一
次走到十字路口，但是由于偶然的因素元朝的入侵，打破了历史的进程并改变了历
史的方向。著名历史学家黄仁宇认为：唐、宋时期是开放式的，明、清是收敛式的，
显然他的直觉已经也已经感受到这点。
　　把东西方战争对各自文明的影响加以比较，会产生一些很有意义的问题。作为
西方文明的婴儿古希腊文明，其狭小的生存空间和海上贸易占重要地位的生存方式
形成了特有的社会各方面的互动和协作，商业利润、殖民地开拓、军事征服相互配
合，形成这一文明内部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文化价值观念的良性循环，相互
支撑，相互扩张。希波战争素来认为是波斯人入侵所致，然而这只是表面现象，从
文明性质而论，这场战争是由古希腊文明与生俱来的扩张性引起的，具体地说，希
腊城邦向小亚细亚地区的商业扩张是这场战争的主要原因。因为商业利润的追求具
有无限性，所以商业扩张和殖民扩张也具备了无限的特征，波斯帝国的政治家们明
显感到这种扩张的威胁，于是采取了主动进攻的姿态，企图一劳永逸解决问题。后
来主客形势倒转，亚力山大大帝向东方掀起了远征狂潮，这就证明了当初波斯帝国
对希腊半岛发动战争是具有远见的。在“丛林原则”主宰的世界里，是不能用道义
来评价希波战争的。西方一些史学家极力把这场战争中的希腊人打扮成正义的一方，
纯粹出于欧洲文明中心论的偏见。
　　但这场战争却显示出西方古典文明的一个重要的、持续至今的特征，那就是对
外战争与市场原则为核心的商业经济互为因果，保持一致。反观中国，尽管西汉时
期商业经济占据社会重要地位，甚至有人认为西汉初期，统一的中国第一次面临历
史的十字路口，但为应付匈奴的长期战争，中央政府为有效调动中原农耕区域的一
切人力、物力，实行了一系列大规模摧毁以市场原则为主导的商业势力的政策，并
配合以相应的蔑视商业社会价值观的意识形态，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在
对匈奴的百年战争中，从镇压代表商业势力的“吴楚七国叛乱”到汉武帝时期的
“平准”、“均输”、“算缗令”、“告缗令”及“盐铁专营”，再辅之以儒家意
识形态，强大的商业势力在政府政治的、军事的、经济的、文化的全方位扫荡下枝
落叶败，一蹶不振。这和古希腊社会形成极其鲜明的对照，对外战争与市场原则为
核心的商业经济严重对立，而与原始的指令性原则为核心的“古典式”计划经济保
持高度一致。因此可以初步认为：西汉时期因匈奴战争而被迫采取的铲除商业势力
的做法，加强了指令性原则对于统一后的中国社会生活的干预，是对古老却并不凝
固的指令性社会结构的第一次“淬火”。西方一位学者曾极有见地的指出：西方文
明近四百年来之所以远远超越东方文明，就在于市场原则最终突破了指令性社会结
构并成为社会管理的主宰。中国现代化滞后的关键不在于历史上不曾有过市场经济，
而在于市场原则始终没有突破指令性社会结构，并凌驾于后者之上。反思历史，当
发现一种曾使我们辉煌无比的社会管理原则、一个曾使我们赢得历史上那场最伟大
的战争胜利的社会整合之法宝，在近代魔术般地变成了衰败的根源。
　　古代思想史研究一般认为，先秦儒家提倡的“仁”涵盖孔、孟、荀三家，其中
无太多的分歧，但把他们对战争暴力的基本态度进行比较后会发现，孔子（Confucius）
的“仁”同孟子、荀子的“仁”有着极大的分歧甚至对立，孔子仅仅把战争暴力的
合理性定位、局限于“礼制”，并不主张突破现实政治规范而进入属于理想境界的
道德领域。在属于理想境界的“仁”的范围内，孔子反对一切战争与暴力现象。简
言之，孔子在现实世界积极主张为“礼”而战，在“仁”的理想境界排斥一切暴力
现象。孟子和荀子则不然，主张战争暴力不仅要为现实的“仁政”服务，而且还要
进一步为实现理想境界服务。他们提出了“仁义之师”的思想，实际上突破了现实
政治的范围，将战争暴力的功能扩展至孔子一直拒绝其进入的道理理想境界。这样，
通过战争与文化研究，我们认识到孔子的“仁”并不接纳暴力，而孟、荀的“仁”
却包含着暴力。所以，先秦儒家对“仁”的理解、以及道德理想与战争暴力之间关
系的认识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
　　有学者论及法国革命的影响时认为；“法兰西革命已进入中国文化的血液。”
并认为现代中国革命根本上是由法国大革命带动起来的。我对“五四运动”后中国
摒弃西方种种现代化学说，偏偏选择了马克思阶级斗争、暴力革命的学说曾感困惑，
而对历来的解释又不敢苟同，通过战争与文化研究发现，将接受主义美学某些原理
稍作改造，便可作出令人较为满意的解释。接受主义美学认为：“文本”的意义是
接受者赋予的，接受者知识结构的差异产生一种接受定势，这一定势将决定接受者
只接受文本一种意义而排斥其它意义。马克思要求穷人以暴力推翻残酷压榨他们的
统治者，正如毛泽东所简炼概括的：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句，归根结底就是一
句话，造反有理！而传统儒家思想中，孟子曾大声疾呼“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
轻。”“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荀子亦主张用战争来“禁暴除乱”。可以
说孟子、荀子的道理也有千条万句，归根结底也是一句话：统治者残酷压迫穷人，
穷人造反有理，加上历史上数不清的造反实践，我们的传统决定了我们对西方的法
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情有独钟，我们千年文化结构中的暴力倾向早已决定了我
们必然选择暴力革命，而排斥其它一切变革社会的途径。所以，与其说中国现代暴
力革命是法国大革命渗透到中国文化血液的结果，不如说是中国文化中古老的暴力
革命传统因法国大革命、俄国十月革命而被重新激活，并以“现代版”再次问世。
　　通过战争与文化关系的研究，可以发现民主制度致命的弊端，给人类造成史无
前例灾难的两次世界大战并没有发生在黑暗的中世纪，而是产生于自由、民主、平
等、博爱深入人心的时代，产生于民主主义制度走向全面胜利的时代，这使得包括
汤因比（Arnold J.Toynbee）在内的一些西方学者大为困惑：民主的原动力是爱，
它所产生的巨大活力不仅不能阻止战争，反而全部转化成战争热情？汤因比的困惑
在于不了解人类尚未摆脱国家的羁绊，在国家的范围内，民主的仅仅是调动一切成
员、形成一致对外力量的有效手段。由于历史的局限，民主所产生的“爱”在现实
中成了“恨”的手段。所以富勒（J.F.C.Fuller）说出了那句惊世骇俗的话：“民
主的原动力不是对他人的爱，而是狠。”这也许就是两次世界大战在民主主义时代
爆发的根本原因，近代民主制度使人类战争恢复了原始野蛮时期的总体战状况。
　　历史学的使命在于总结过去，避免曾经有过的灾难，以便在未来的历史十字路
口帮助人们作出明智的选择，从而把握人类自身的命运。战争与文化研究不仅为了
更好地解释过去发生事件，同时还分担着历史学交付的部分使命。如果说军事学研
究更多地是为将来的战争作准备，那么战争与文化研究除了具有军事学同样的功能
外，还将义不容辞地、更多地考虑如何营造人类永久和平的问题。
　　诚然，如果我们不深入地研究战争，我们又怎能去赢得永久的和平？但是，一
谈到战争与和平，所有的学者都持谨慎态度，富勒认为，战争就象大海的潮汐一样，
有规律地起伏着。虽然这是一个天才的比喻，但细加品味却令人沮丧不已。在我看
来，战争的可能性就象人和自己的影子，只要存在着人类，战争的可能性就存在。
因为激发战争的诸多根源是绝对不会消失的。战争爆发是战争的可能性同战争现实
性之间的阀门失控，和平则仅仅意味着战争阀门的暂时关闭，战争可能性暂时被压
抑着，而非永久性消失。战争阀门是由各种规则与不规则、可测和不可测、可控与
不可控的、不断变化着的各种社会因素临时杂凑而成的，因此历史经验证明任何一
个时代的战争阀门总是脆弱的。因此在我看来，康德（Kant，Immanuel von）所追
求的“人类永久和平”很可能是一种海市蜃楼的幻觉。
　　西方学者现在把人类永久和平的希望完全压在“全球一体化”、建立“世界政
府”的赌注上，仿佛康德那种“自由国家的联盟”的世界政府一旦降临，我们便可
升入永久和平的天堂，这种观点只能反映他们历史知识的肤浅及对历史观察的浅薄，
他们仅在西方有限的空间研究和总结历史经验，并且以这种有限的历史经验作依据
来规划世界的未来。只要认真研究一下东方文明史，便会发现“世界政府”曾在东
方黄河流域的小范围里建立过，夏、商、周三代都历时400 年以上，生活在三代太
平盛世期间的人们，谁不认为已经进入永久和平的天堂？已经建立了永久和平的社
会机制？然而哪一个朝代避免了内战？既然东方历史上的“世界政府”未能摆脱战
争与和平的周期性循环，那么，我们有什么依据认为将来全球范围的世界政府管辖
下的社会就一定不发生战争？
　　最后谈谈人类面对战争时才会凸现出来的智力悖论现象。战争最能证明人类是
智慧异常和愚蠢透顶的混合体。战争是把双刃剑，它激发了人类的创造力、想象力
以及各种潜能，把他们发挥到极致，从指南车到火药、雷达、声纳、原子能、计算
机，无一不是战争刺激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讲，即将来临的人类电子计算机时代
即为战争的产儿。尽管西方许多学者论证了战争在促进文明发展和人类许多高尚精
神方面的种种益处，但正如卡尔。雅斯贝斯（Jaspers ，Karl）没有任何事情比战
争更能证明人类的愚蠢。核武器的发明实际上是人类在向地球上所有生命种类表明
自己是最强大的生命种类的同时，自觉地、人为地、快速地逼近了历史的尽头，到
达了毁灭自身的边缘。这就是历史对人嘲弄！这才是一幕经典的历史悲喜剧！富勒
在20世纪六十年代总结出这样一句话：“今天，人类的敌人仍然是人类本身。”历
史表明：战争既是人类聪明才智的见证，也是人类愚蠢不化的见证。也许人类将永
远背负着这把“双刃剑”走到历史的尽头。战争与文化研究也将在无可奈何之下，
担负起沉重的使命能否将人类带出自我毁灭的危险地带？
　　（全文完）
　　1999.12.17于华东理工大学战争与文化研究中心
　　《世纪之窗》2000年第1 期

声明：所有的海啸地震什么的都和我无关

2003-8-30 16:06:46

leviathan

  头衔：深海水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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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6楼

倪乐雄：利德尔·哈特关于波兰会战的几个错误
　　儒家战争观及其历史命运
                                   倪乐雄

　　先秦儒家对战争的基本态度是把战争置于最高的道德原则“仁”的基础之上。因此先秦儒家的战争暴力观里张扬着一种独特的东方伦理主义精神。这一精神滥觞于孔子，经孟子发扬光大，旋由荀子集其大成。其中，在现实层面上，儒家战争观分化为孔子所代表的以“礼制”为核心，以及孟子为代表的以“民本”为核心两条不同的支脉。儒家战争思想在传统中占有无可辩驳的地位，它的影响不仅轰然回响在漫长的历史长廊中，而且至今在文化的深层意识里，我们仍感受着那巨大的历史惯性。
　　孔子虽然没有直接阐述战争与道德的关系，但考察其对某些政治、战争事件所发之言论，析其内在义理关系，仍可把握孔子战争思想的脉络。孔子的理想是“天下归仁”的世界。何以达此境界？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1]。他在社会政治层面上力倡“治国以礼”，战争则作为政治的工具，自然被孔子用以维护“礼制”了。有例为证：陈成之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2]。”很明显，战争T礼制T仁，这种递进关系是孔子战争观内在的义理结构，观《论语》有关言论和《史记》记载的“堕三都”事件都足以证实这点。
　　“礼制”所强调的是社会等级化和秩序化，在孔子看来，社会的“礼制”秩序是宇宙自然秩序在人间的体现，因而是神圣的。在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等级秩序中，君为臣纲、君主的地位神圣不可侵犯是“礼制”最重要的原则之一。因此，孔子的战争观客观性质上，带有明显的“君本位”特点。这一特点遂使它在以后的历史中为权势阶层所青睐。每当底层民众不堪暴虐，起义反抗时，权势阶层总斥之为“犯上作乱”、“大逆不道”。之所以振振有有词，其意识之源发端于正统的礼教。此已成公论，不必赘述。
　　孔子战争观里，仁与战争的关系成立，然毕竟是笔者义理推演之结果，孔子自身却从未有意识地阐明过战争与道德的关系。《孟子》中虽有记载孔子的话“仁不可为众也，夫国君好仁，天下无敌，”[3]但孤证殊难成立，只能存而不论了。首先勾通战争与道德两大领域，直接阐明战争与“仁”的关系的儒家大师是孟子。
　　孟子也许是东西方历史上第一位系统地阐述战争与伦理道德之间关系、并把战争明确置于道德前提之上的古代思想家。和孔子一样，儒家最高的伦理原则“仁”是孟子战争观的源头，但在社会政治层面上，他将“仁”落实在“仁政”上，不同于孔子落实在“礼制”上。这样，最初在社会政治层面上，两者的战争观开始分道扬镳。孟子所描绘的一幅“仁政”蓝图对于理解其战争思想是至关重要的。《孟子·梁惠王上》曰：

　　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置不入夸池，鱼鳖不可胜食也；斧斤以时入山林，材木不可胜用也。谷与鱼鳖不可胜食，材木不可胜用，是使民养生丧死无憾也。养生丧死无憾，王道始也。
　　无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可以衣帛矣。鸡豚狗之畜，无失其时，七十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痒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以上便是“仁政”伊始，“王道”畅行的情景。孟子已将儒家道德原则的“仁”与现实主张“民本”一并融合于这张蓝图。把“仁”与“民本”联系在一起的意义在于“民本”意识在伦理道德领域找到其依据，反过来，“仁”这一儒家最高道德原则亦从抽像的道德彼岸世界过渡到现实的此岸世界，在现实政治领域找到自己的归宿。二者在“仁政”的政治层面得到统一。这和孔子将“仁”与“礼”统一在“礼制”中形成鲜明的对照。这样，战争作为政治的延续和工具就必然在孟子那里成为“行仁政”的手段。孟子反对以纯粹功利为目标的战争，对“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4]的战争深恶痛绝，愤愤然而道：“善战者服上刑”[5]。但他绝不是一个“非战主义者”和“非暴力主义者”，孟子竭力主张战争应成为行“仁政”手段，即为实现上述这幅蓝图之有力工具。基于此，他提出了一系列反映儒家我战争观的重要概念和命题，例如：“王师”、“仁者无敌”、“保民而王，莫之能御”、“天吏”、“以至仁伐至不仁”，“诛一夫”等。
　　虽然，“仁政”已将“仁”与“民本”合二为一，然而其中仍然包含着两种价值尺度：一为道德、一为现实政治。“仁者无敌”立足于道德，“保民而王、莫之能御”、则立足于现实政治层面，由于儒家的最终归属在道德领域，“王师”、“仁者无敌”、“以至仁伐至不仁”、“天吏”等又都属战争的道德命题，这就意味以下几个事实：１．“民本”意识已成为沟通战争与道德两大领域的媒介或中间环节。２．儒家道德原则取代了“自然状态”的功利原则，成为战争的前提。３．战争超越了功利层次上升至道德层次,并且在儒家的道德范围中获得道义的合理性以及最后的归宿。4．儒家最高道德原则“仁”经由“民本”这一环节继续延伸至战争领域，借助战争这一极端暴力形式使自身得到最有力、最彻底的现实的外在显现。战争即为“仁”这一道德观念在现实中最有力之代言人。这些事实首先表明儒家的战争观在本质上是一种伦理主义的战争观，是东方文明史上产生的独特之战争观。
　　远眺西方，差不多同一时期古希腊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虽然也像孔子那样以伦理为基点，建构自己的国家政治学说，前者认为“国家的目的则是创造合乎最高道德规范的人类”[6]，而后者亦从“善”、“正义”的伦理观念出发阐述自己的政治主张，但是他们对战争的基本态度，柏拉图停留在维护国家内部和外部利益的工具上，亚里士多德仅限于“务必以求取闲暇与和平为战争的终极目的”[7]。显然他们对战争的认识并没逾出功利层次而进入道德层次，他们也没有像孟子那样对战争与道德的关系作系统而透彻的阐述，更谈不上提出诸如“仁者无敌”、“王师”、“天吏”、“以至仁伐至仁”等战争的道德命题。或许后人可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学说内在义理结构关系的推演上，逻辑地将战争与道德连系起来，但他们本人却丝毫没有意识到要去这样做，从而明确提出战争是“善”的工具，或战争是“正义”的工具之类的命题。他们只赋予战争以政治的使命，不像东方的孟子，明确赋予战争以崇高的道德使命。从色诸芬的观点：“取胜为生存之道，胜者存败者亡”[8]中亦不难觉察到：与孟子同时代的希腊人的战争意识尚未跨出现实功利的范围。
　　孟子在思想史上把战争置于道德基础之上，赋予战争以道德使命，并以道德原则来评价战争，这表明：在春秋战国的历史动荡期，被战争召唤出来的旧时代的黄昏降临时儒家的“猫头鹰”——战争的道德使命意识——开始起飞。这在人类文明历史上意味着什么？伟大的伏尔泰在考察世界各民族历史时曾经说过：“我研究的仅仅是人类精神史”[9]他是研究世界历史时第一个把人类精神的进步提到首要地位的大师。他认为：历史的终端是理性的普遍胜利，是建立在地球上的闪耀理性光芒的理想社会。假如我们赞同伏尔泰这一观点，那么，战争的道德使命意识的诞生就意味着东方的汉民族文化已具有一种道德自律性质（这点与同期的北方游牧文化相比较，尤为突出），伟大的汉民族已意识到：战争不应是生理欲望和功利欲望释放出的魔鬼，而应是通往道德理性社会的有力之开山斧．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文明程度的标志．前面已提到孔、孟战争思想因其现实政治层面“礼制”与“仁政”的核心主张不同，而显出“君本位”与“民本位”倾向之差异。在用武力推翻暴君的问题上，这开初之分道扬镳酿成互为水火的两种观点。这充分表现在孔、孟对历史上“汤武革命”的不同态度上。孔子把“君为臣纲”、“臣事军以忠”奉若贤明，因而同“陈恒弑君”态度一样，从根本上，孔子对名“鸣条之战”和“牡野之战”所谓“汤武革命”战争持否定的态度（古代文献表明，孔子一直持一种不寻常的缄默，笔者推测夫子崇尚周礼，故想否定，却有难言之隐），他曾通过对古代音乐和其他人物的评价，委婉地批评过周武王“以臣弑君”。“子曰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10]。为何武王未尽善？笔者同意宋人邢所发之微言大义：“以臣弑君虽曰应天顺人,不若揖让而受,故为尽善也”[11]。反之，周武王已具取殷商之天下而代之的实力，仍君事商纣，孔子大为赞扬，“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适事殷。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12]，足见其不赞成以武力推翻暴君之态度。孟子的战争思想在现实政治层面上立足于“仁政”，表现出与“君本位”相反的“民本位”倾向。从“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出发，进而从道义上阐述了“汤武革命”战争的合理性：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轼君也”。[13]这一评价与孔子“以臣弑君”看法宛如水火，是儒家内部不可调和的矛盾，一如钱钟书先生所言：“盖儒家既严树纲常名教，而复曲意回护‘汤武革命’，说终难圆，义不免堕”[14]。然而，这“说终难圆”的矛盾却使儒家内部从此繁衍出两种不同的战争的道德评价尺度。一为“君本位”倾向的“礼制”；一为“民本位”倾向的“仁政”。责两种经常对立的道德评价始终贯穿于漫长的战争史上，呈现出永远之生命力。
　　孟子的战争观生发于那幅仁政蓝图，这幅理想的现实生活画面恰恰是汉民族农耕社会广大民众最大的愿望。“诛乱除暴”，“解民倒悬”在古代战争史上具有神奇般的号召力。因此，孟子战争思想根治于农耕社会的性质中。从客观历史过程看，用武力推翻暴君、暴政已属于汉民族农耕社会一种历史规律社会底层民众往往用孟子“诛一夫”的观点作思想武器，所以，孟子的战争思想表现出对这一客观历史规律的认同，同时也真正继承了《尚书》所反映的上古时期原始的“伐无道”思想这点荀子与孟子相同，“故商纣无天下,而汤武不弑君”[15]孔子的战争道德评价尺度虽然在这一客观历史规律面前显得苍白无力，莫可奈何，但并没有被历史所遗弃，相反，由于民众反抗的对立面腐败王朝的权力阶层出于自身利益之计，视之为护身符和用来作起死回生的一副解药。就这样，战争此起彼伏，王朝兴衰起落，历史循环往复，遂为儒家这两种对立的战争评价尺度的同时并存，历久不衰提供了坚实的现实土壤。孔子也罢，孟子也罢，他们的战争观念虽能在纯意识领域得以自圆其说，然而一旦进入现实和历史过程就经常被扭曲、变异，呈现出一系列令人眩目、困惑的现象。笔者暂且分为错位现象与功利现象两类来考察：
　　孟子的“仁者无敌”的思想，其核心是一种“内胜外王”的精神。前者是后者在战争领域的改头换面。“为仁由己”，是故“仁者”属“内圣”，“无敌”属“外王”范围。对于战争的发动者，孟子“所希望的仍是由成德而成圣，由成圣而主政”[16]，“修己以安百姓”，进而成为商汤、周武王那样的“仁者”，进行“诛乱除暴”的战争，以解民之倒悬。显然地，“仁者无敌”意味着战争的道德性质必须在主观与客观上相统一，由“内圣”开出“外王”来。所以，孟子首先要求战争发动者必须是循着修、齐、治、平顺序而来的一位道德圣人——仁者，强调主观动机的纯道德性。
　　然而，历史现实中的战争发动者，哪怕是“诛乱除暴”性质（客观上）的战争发动者大都未经修炼以达到儒家“内圣”境界，便匆匆发动“诛乱除暴”的战争去解民倒悬了。以秦末战争为例：陈胜起兵的直接原因是失期当斩，出于求生的本能。就其“鸿鹄之志”而言，不过是“苟富贵，无相忘”以及“且壮士不死即已，死即举大名耳，帝王将相宁有种乎”[17]而已，与儒家“内圣”境界相去甚远。刘邦可从其观秦始皇赫然之仪仗的喟然太息中，窥见其动机之一斑：“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18]！而项羽则曰：“彼可取而代之”[19]。再看元末朱元璋从军过程，“谋避兵，卜于神，去留皆不吉。乃曰：‘得毋当举大事乎？卜之吉，大喜，遂以闰三月甲戊朔入濠见子兴”[20]，以今人之见，此殊为滑稽。这些“诛乱除暴”的战争风云人物远没经由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之程序而升华到“内圣”的境界。可见，一旦进入历史现实，儒家理想的战争发动者——道德圣人轻而易举地被凡夫俗子所取代了。
　　道德圣人与凡夫俗子的错位又导致以下一系列错位现象：儒家所要求战争在道德上主客观的统一变异为主客观相背离，表现为主观功利动机与客观道德效果相一致，即战争的客观效果也许与儒家的“外王”要求相吻合，但战争的主观方面并不认同于儒家“内圣”要求。具体地说，个人的、集团的私欲同客观的“诛乱除暴”、“海内安抚”的社会效果相统一。再进而论之，战争胜利者只要建立新的王朝，一旦掌握历史的解释权，就往往用“禁暴去乱”、“海内一统”、“黎民安居乐业”的客观既成之现实，来证明当初战争主观动机的纯道德性，即用“无敌”来证明自己是“仁者”。于是，儒家观念世界里“内圣”开出“外王”的顺序在现实中变异为有“外王”来证明“内圣”，来了个戏剧性的颠倒！
　　除错位现象外，儒家战争思想在历史过程中还遭到无法摆脱的、被现实彻底功利化的悲剧命运。这由两方面原因造成，一方面从儒家战争观本身来看，“仁者无敌”、“以至仁伐至不仁”等虽属战争道德命题，然而孟子在论证过程中含有功用性因素。“仁者无敌”其内在演绎是这样的：仁者政治上必然“实仁政”、“行王道”，代表广大民众最根本的利益；所以民心向背决定战争根本力量的消长，战争中若做到“效死而民弗去”，那么“则事可为也”；军事力量暂时弱小是可以改善的，“王不待大——汤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21]关键在于施仁政，得人心，行王道，而“得道者多助，失道者寡助，寡助之至亲戚叛之；多助之至，天下顺之。以天下之所顺，攻亲戚之所叛；故君子有不战，战必胜矣。”[22]是故“仁者无敌”。概而言之，仁者行仁政，仁政得民心，赢得民心即从根本上赢得军事力量的优势，从而摘取胜利之果。这一推演无意中把一个战争的秘密毫无掩饰地公诸世人：在汉民族农业社会里，战争的道义性与军事力量的消长存在一种正比关系。这就为儒家战争思想彻底功利化的历史悲剧命运埋下了伏笔。
　　另一方面，现实的战争领域是实用主义的天堂，战争的唯一目的是胜利，任何高尚的、卑鄙的东西一旦进入则生死存亡的领域，便身不由己地沦为夺取胜利的手段。战争实践者们仅仅感兴趣的是如何改变军事力量的对比，使之有利于己方。于是他们欣喜地发现，儒家所强调的战争的道义性一旦被社会民众所认可，就会从根本上改变力量对比从而赢得优势。儒家的观点为战争是道义的工具，战争实践者们却把道义连同儒家这一思想一古脑儿变为战争的工具。于是，在中国战争史上，反反复复出现了一种笔者暂且称之为“儒文化的战争仪式”现象：战争双方必先通过“传檄四方”、“布昭天下”的方式，将对方置于不仁不义的地位，同时为自己的战争行为进行道义的解释，以便“师出有名”。纵观中国战争史这种争取战争道义合理性的做法几乎成为战争舞台上双方开打前必不可少的一幕过场戏。这与其说是一种战争现象，毋宁说是战争领域的文化仪式更妥。这种“战争仪式”的形式是“传檄海内”、“昭谕天下”；内容是宣称己方“替天行道”、“吊民伐罪”，因而是“仁义之师”。而对方则是“暴虐天下”、“残害生民”的“虎狼之师”；功能是改变军事力量的对比；目的是取得战争的胜利。当然，至于谁是真正的“仁义之师”，那就天晓得了，也无关宏旨。因此，无论从举行这一“战争仪式”的动机和目的来看，都属急功近利的性质。就这样，建立在道德基础上的、非功利性质的儒家战争思想在历史现实中非但没有实施和到位的可能性，反而被彻底功利化，沦为战争史舞台上一件必不可少、得心应手的道具。
　　上帝用来惩罚魔鬼的利剑一旦被撒旦盗取，必定加重人间灾难。同理，儒家战争观的道德使命意识一朝被功利化，沦为战争的工具，客观上加重了社会的痛苦。历史上打着“仁者”、“天吏”、“忠君”幌子，蛊惑人心，发动不义之战的情形俯拾皆是。隋炀帝征高丽则最为典型。高丽在隋朝统一前，外交上小心地周旋于隋、陈、突厥三者间，其弹丸之国出于自保，本无可非议，然隋炀帝疑其有“异志”，又为满足好大喜功的征服欲。不顾国计民生之艰辛，穷兵黩武。为掩饰计，出师前告示天下，先声明自己是“甘野譬师，夏开承大禹之业；商郊问罪，周发成文王之志”[23] 的王者之师，继而呵斥“而高丽小丑，昏迷不恭”，“无事君之心，岂为臣之礼，此而可忍，孰不可忍！”旋又列数其“法令苛酷、赋敛烦重”，以致“百姓愁苦”、“境内哀惶”，最后振振有辞道伐高丽是“吊人问罪”、“协从天意”。经此一番翻云覆雨的功夫，隋炀帝俨然已是一位伐无道的“天吏”了。
　　不仅如此，在儒文化的辐射下，连北方的蛮族居然也依样画起葫芦来。元朝忽必烈灭宋前也装模作样地作了一番道义上的表白，昭谕天下，先表其诚爱和平，体恤庶民的良苦用心，随即指责宋朝在边境“东剽西掠，曾无宁日”，“侵扰之暴不已”，继而责问“彼尝以衣冠礼乐之国自居，理当如是乎？曲直之分，灼然可见”。[24]最后声言自己是被迫兴兵，“以为问罪之举”。于是，经此“战争仪式”的装饰下，忽必烈的虎狼之师摇身一变而为“仁义之师”矣。多尔衮入关前致书吴三桂曰：“于闻流寇攻陷京师，崇祯帝残亡，不胜发指！因此率仁义之师，沉舟破釜，期必灭贼，出民水火，不达目的，誓不返旌。”[25]清军南下时，豫亲王多铎告示云，进军江南目的是“勘定祸乱”，属“耀德必先观兵”，而南明君王“沉湎酒色”，使“生民涂碳极矣”，“故奉天伐罪，救民水火”[26]比起早先明火执仗的老前辈匈奴人，他们明显受儒文化战争意识的影响。再看引狼入室的吴三桂，他给多尔衮书函云“三桂爱国厚恩，悯斯民之罹难”，故而“兴师问罪，下慰人心”[27]。“而示大义于中国”而吴三桂开门揖盗之真正动机据说是“冲冠一怒为红颜”耳。凡此种种，皆可以现代诗人北岛的一句诗来概括“以太阳的名义，黑暗在公开掠夺”。若儒家先师有灵，孔、孟二夫子将痛哭于九泉之下。
　　战争一旦成为儒家道德原则的“仁”在现实中最有力之代言人，就意味着道德世界那个温情脉脉的“仁”将在现实世界里转化为血淋淋的“仁”，儒家先师们富有睿智的历史悟性使他们相信：在特定的环境下，只有用鲜血作代价才能浇灌出“善之花”——大同世界。然而，事与愿违，战争的道德使命意识由战争的主宰沦为战争的婢女后，那泊泊的血水浇灌出来的却是朵朵勃然狰狞的“恶之花”，这才是真正的千古遗憾！儒家战争的道德使命意识由最初的神圣性和完美性，进而在历史现实中陷入错位的泥沼，再跌入功利化的深渊，最终在相当程度上沦为客观上具有极大危害性的行骗术，这是历史对它的嘲弄？抑或是儒家战争观在历史上必须承担的悲剧命运？
　　虽然疑云重重，但笔者始终认为这丝毫无损于战争的道德使命意识在人类思想史、文明史中无可辩驳的价值。汤因比曾预言：东方儒学的伦理精神将弥补西方物质文明的不足，从而使人类登上一个更高的文明台阶。如斯言，儒家的战争思想将在未来社会中必有一席之地，它是人类消灭战争过程中必经之环节。最终在地球上诞生的不是一个闪耀着理性光芒的社会么？赋予战争以崇高的道德使命不正是道德理性战胜兽性的先声么？正如尼采活着时宣称自己的时代还未到来一样，笔者坚信：让战争完全承担起道德使命的时代还远未来到，先秦儒家先师们相对这个时代，他们的战争观念实在太超前了。也许正因为太超前的缘故，历史才注定它要走一段漫长的悲剧之途。

                             《史学月刊》1993年第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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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论语·颜渊》
　　[2] 《论语·宪问》
　　[3] 《孟子·离娄章句上》
　　[4]《孟子·离娄章句上》
　　[5] 同上
　　[6] 乔治?霍兰?萨拜因：《政治学说史》上册，第122页。
　　[7]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92页。
　　[8] 《中外军事名言录》P.38，军事科学出版社。
　　[9] 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第20页。
　　[10] 《论语八佾》。
　　[11] 《十三经注疏论语注疏》。
　　[12] 《论语泰伯》。
　　[13] 《孟子梁惠王章下》。
　　[14] 钱钟书：《管锥篇》第一册，第371页。
　　[15] 《荀子正论篇》。
　　[16] 张灏：“超越意识与幽暗意识”，见著作《幽暗意识与民主传统》，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
　　[17] 《史记陈涉世家》。
　　[18] 《史记高祖本纪》。
　　[19] 《史记项羽本纪》。
　　[20] 《明史本纪第一太祖一》。
　　[21] 《孟子公孙丑章句上》。
　　[22] 《孟子公孙丑章句下》。
　　[23] 《隋书卷四帝纪第四炀帝下》
　　[24] 《多桑蒙古史三卷二章》
　　[25] 《清朝全史二十五章》，引自《中国历代战争史》15册P.235～236,军事译文出版社。
　　[26] 【清】留云居士：《明季稗史》。
　　[27] 《清朝全史二十五章》，引自《中国历代战争史》15册P.235～236,军事译文出版社。

声明：所有的海啸地震什么的都和我无关

2003-8-30 16:07:52

leviat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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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7楼

倪乐雄：利德尔·哈特关于波兰会战的几个错误
　　　　　　　　　　　　　市场原则与军事现代化——麦尼尔观点述评　　
　　倪乐雄
　　读完麦尼尔的《竞逐富强西方军事现代化历程》后，首先便产生一个强烈的感
觉历史图景的复原和历史经验、教训的总结，往往受知识结构的限制而遭到扭曲。
由于现代大多数学者对于人类军事事务方面知之甚少，因而战争同人类社会运动之
间种种因素、环节、关系远没得到应有的揭示，这样的历史研究因“盲区”太大而
存在着极大的缺陷，而且在梳理历史的因果关系时往往会弄出了不少张冠李戴的笑
话。
　　古人曾云：“国之大事，唯祀与戎。”可见战争事务对于人类日常生活的重要
程度。“战争是新生社会的助产婆”已成为现代人的常识，但现代学术的误区之一
是将战争研究的范围局限在纯粹的军事史领域，人为地同社会史研究之间造成极大
的鸿沟。美国学者小戴维佐克和罗宾海厄姆在合著的《简明战争史》中曾十分中肯
地指出这一误区：“历代史学家的错误在于忽略了对战争的研究、而偏重人类经历
中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等方面的研究。职业军人的错误在于仅仅论述范围狭窄
的战术问题，供其他专业人员借鉴和学习。把战争研究和社会研究分开是一种错误，
这种错误在许多世代里已经导致种种可怕的后果。”但这一忠告对国内学界犹如东
风贯耳，毫无反应。不过这两位学者行文匆匆，在战争与社会发展关系方面，几乎
没作任何有深度的探讨。以宏观的视野，微观的慎密进行这方面研究的工作，在欧
洲学界正方兴未艾，而国内则几乎等于零。在此情形下，麦尼尔这部渗透20年心血
的力作给人以缇壶贯顶般的冲击。
　　近代西方文明和东方文明在军事较量时（武力较量往往是两种文明综合比较的
最权威的形式）的差距，茅海建先生在他的那本不愧为传世之作的《天朝的崩溃鸦
片战争再研究》中进行了详细的技术性分析。从军事失败到打倒孔家店的过程说明
：一种古老的文明体系的崩溃，是一个由外向内、由表及里的过程，军事方面则是
传统文明体系解体时倒下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麦尼尔的研究可看成是同茅海建的
技术性分析在逻辑上和时间上的衔接。麦尼尔的重点在于揭示14世纪以来，战争和
军备需求与欧洲近代化和现代化过程的密切关系，论证了战争和军备需求在欧洲特
定的几个时空里，对历史所起的决定性的作用。对于笔者、或许对所有研究中国近
代化问题的学者来说，更感兴趣部分是其对14～19世纪之间，欧洲文明迅速超过东
方文明，并以必然的外在表现形式军事上西方压倒东方的现象所作的深层探讨。对
国内部分已习惯于在形而上的层面来审视中国近代史且经常作些斩钉截铁结论的人，
多少起点清醒的作用。笔者不敢罔言已完全理解了麦尼尔的观点，只是尽其愚智，
将自以为有价值的观点作扼要述评。
　　一
　　麦尼尔认为欧洲社会从14世纪崛起的关键要素是市场原则突破了君权和指令性
结构，并凌驾于二者之上（笔者的理解是：14世纪开始欧洲出现了一种新的“情势”，
君权和指令性结构为核心的欧洲社会行政管理体制受到市场经济为核心的价值体系
原则的真正挑战）。这一变革社会的关键性要素是如何产生的呢？麦尼尔指出欧洲
政治上的分裂，远距离的商业贸易，1300～1600年形成的军事商业复合体的出现，
以及敌视商业精神的基督教意识形态对市俗政治的软弱无力。这四个基本条件促成
市场原则成为欧洲社会的主宰。
　　欧洲长期的政治分裂是麦尼尔研究体系内在的逻辑起点，从这样一个层面展开
自己的体系固然无可非议，但如果从欧洲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民族成份的复杂多
样和不易融合着手，对欧洲政治长期分裂作一简略分析，则基础更为扎实。
　　麦尼尔认为：由于政治分裂，作为农村社会的潜在分裂因素的少数商人和流动
小贩，为使商业活动得以进行，不得不武装自己，这样社会上出现了不同于乡村骑
士的第二支武装。于此同时，这一现象的副产品之一就是欧洲商人具有尚武精神和
商业精神相结合的特点（笔者以为欧洲商人两种精神的结合在古希腊时代就已存在。
希波战争时，希腊爱奥尼亚殖民地商船首次组成舰队同波斯舰队激战）。政治分裂
使得大多数国家和地区感到资源贫乏，不得不同较远国家和地区进行贸易，而长距
离贸易要得以维持，没有武装保护根本不行。从商阶层渴望自由地获得武器，进而
成了全欧范围内刺激武器不断改良的长期动力源。
　　麦尼尔指出：在1300～1600年间，一个“军事商业复合体”逐渐在欧洲开始形
成。它源于北意大利，然后向低地国家和法国、西班牙扩散。在北意大利几个商业
中心（这几个商业中心亦被认为是欧洲资本主义的最初萌芽）发生的军事管理和社
区管理的新现象，麦尼尔称之为“战争业务的开辟”。由于市民社会出现分化，以
及这几个新兴商业城镇被市场原则所支配，城市民兵制衰落，代表商业精神的契约
形式的雇佣兵制开始出现，并由最初的短期混乱转向长期稳定。
　　麦尼尔对中西古代意识形态进行了一番比较后认为：基督教虽然和儒家学说不
同，但对商人阶层和市场精神的敌视却和儒家相似。基督教的神学对高利贷的谴责
比儒家等其它说教更为严厉。如果当年教皇英诺森三世和普尼法斯八世能够建立起
屈从于教皇的基督教世界，西欧就会变得和中国相似，因为中国的统治者就是通过
儒家学说进行统治的。他还认为13世纪的罗马教会的管理方式和中国官僚机构的作
法相似，基督教的高级僧侣和宋朝的儒家官吏颇为相似。（麦尼尔此处寓意深刻，
因为中国如果一直处于春秋时代的政治分裂，儒家学说很难处于统治地位，孔子凄
凄惶惶，四处游说就是明证。政治统一能够造成思想和意识形态的统一，并使后者
对社会产生极大的影响，然而基督教世界分裂为多个不同的政治结构，得不到市俗
政治的有力支持，所以不能像儒家学说那样，对社会施加强有力的影响，它对商人
和市场精神的实际压制远远比不上东方的儒家。尽管它比儒家学说更仇视市场精神
和市场行为。）
　　麦尼尔认为上述几个因素使得市场原则开始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对军事
领域而言，西欧最活跃的商业经济中心，市场行为和军事行动相互作用的现象得以
生根、发展。商业原则、商业势力、商业态度开始逐渐左右军事行动，这在以前是
少见的。麦尼尔认为从15世纪开始，欧洲激烈的军备竞争和战略战术高速发展，一
直持续到我们这个时代，在本质上是14世纪北意大利诞生的“军事商业复合体”的
生长过程。\par笔者以为：军事商业复合体的概括体现了麦尼尔的辩证法素养，他
将市场原则与战争事务看成是一个统一体，由两个互为因果的方面构成，这两个方
面是共生的，而非人为地在两者中寻找那个方面是决定性的，避免了许多学者在创
立体系时的通病：将历史过程中互为因果的两个事物的关系扭曲成认识领域的单线
因果关系。在这样的认识前提下，对于麦尼尔观点的准确理解是：商业性内涵的军
事是市场原则在欧洲崛起、进而发展到统制一切的决定性因素。反言之，市场原则
也是具有商业内涵的军事行为出现的决定性因素，双方从诞生的一瞬就构成了这么
一种关系。不过这种关系并不妨碍我们作这样的理解：在麦尼尔看来，战争领域是
西欧市场原则凌驾君权和指令性结构之上的最初突破口（也许麦尼尔已经发现了一
条历史规律，战争经常促成人们接受市场原则的统制，近代日本在美国军舰的炮击
下接受市场原则，中国从鸦片战争到今天接受市场经济的过程也能说明问题）。
　　市场原则如何在战争领域突破指令性社会结构的呢？麦尼尔举了个典型例子。
16世纪开始，列日成为欧洲重要的军火中心，生产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大炮。西班
牙和其它国家想占为己有，但每次占领都导致大炮生产瘫痪。每次军队撤出后又都
恢复了正常生产。这一现象表明：只要工匠和资本家无需以西班牙或其他政府的法
定价格（指令性价格）出售产品，自己定价出售，统治者才能得到维持统治所必需
的物品。正因为统治者这一致命的弱点，列日人才能自己定价，即使是欧洲最有权
势的统治者也不得不按价付钱，否则一无所得。除列日之外，欧洲还有数十个类似
的地方。
　　市场原则与指令性原则在社会最重要的战争领域决出胜负后，其后果朝两个向
度杏伸，一是向欧洲各地扩散，二是向社会各领域蔓延。在政治领域，财政限度成
了最高权力（这是现实对“王权神授”的教会观念极大讽刺），这种权力甚至凌驾
于欧洲最强大的国王的君权之上。借助人类的战争事务，银行家编织成一个信贷网
络，君王们也只能在其范围内活动。
　　在梳理完市场原则、指令性结构同战争事务的关系后，麦尼尔对欧洲出现的军
事商业复合体做了历史的考察：在意大利米兰、威尼斯、佛罗伦萨等几个最早的欧
洲商业城市，军事业务和市场系统的结合经历了两个不同的阶段。通过雇佣军头目
与城市行政官的订立长期契约，一些雇佣军头目通过同化和篡权跻身于城市统治阶
层，这是第一阶段。为避免雇佣军政变以危害城市安全，城市雇主和越来越小的军
事单位订立契约，战时则有文职官员任命自己信得过的人担任高级指挥官。这样军
官们的前途取决与有任命权的文职官员，而不是所拥有的部众。文职人员开始对武
装力量拥有控制权。一种新的战争体制在15世纪末波河流域出现了，它是根据财政
和外交的分析计算，将手段和目的联系起来的战争商业化体制，这是第二阶段。这
种体制很大程度上有利于雇主而非被雇者。军事业务和市场系统结合的整个演变可
以看作从自由市场到少数巨头对市场的垄断，即勒索者和抢劫者依靠无数地方性的
“市场”交易来规定保护费用，发展到少数军事大头目和城市行政官制订和撕毁契
约。
　　军事业务和市场系统结合的重要结果之一是武装力量的商业官僚化管理。从意
大利传播到低地国家、法国和西班牙。在17世纪，这种组织战争的现代方法在德意
志诸邦扎根，在瑞典、英国甚至俄罗斯也产生这种方法的变体。另一方面，市场原
则控制社会的局面一旦形成，道德、法律、银行信贷、关税、技术专利权等方面都
服从于市场竞争。对商业在日常生活中占有重要位置的西欧来说，军事武器成了商
业的保护神，武器是商品社会里最重要的商品，而商品社会的市场竞争规律又对军
事技术和武器的不断改良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条件。这一现象必然促使军事领域发生
一次又一次的革命。每一次武器发明或改进，必然导致战术、战略的变化和改进，
必然造成军事体制和部队训练的变化和改进。
　　从14世纪起，军事商业复合体在欧洲开始了不断自我强化的循环，在这一循环
过程中，军事支持了政治、经济的扩张。同时，扩张着的政治和经济也支持着军事
扩张。这个社会生产领域本身的各种发明和同外界交流所引进的技术，统统卷入这
种性质的循环中，促成这种循环发生进一步的质变。欧洲各国的政府完全沦为替军
事商业社会体制服务的工具。18世纪中叶，随着工业革命的开始，欧洲的战争商业
化发展为战争工业化。军事生产部门一直在资本主义从自由到垄断过程中起着领头
羊的作用。到了19世纪，欧洲军队的武器装备，编制训练和组织管理技术都明显超
越地球上的其他地区，在全球用武力推行帝国主义变得轻而易举，当然对亚、非等
洲而言，则是一场极大的灾难。
　　二
　　在进行上述探讨时，麦尼尔也对中国古代社会进行了一番考察。他认为公元1000
年左右，中国的工业技术和武器装备的变化比欧洲早数百年，这一切都是以中国社
会本身的大规模商业化为基础的。当时中国朝着市场调节的方向的迅速演变，在全
世界起了改变均势的作用，对于从日本海和南中国海到印度洋直至欧洲整个海域内
兴起的与市场相关的活动，起了决定性的推动作用（笔者的理解是：以大规模的市
场经济来调节日常社会生活的生存模式是中国对人类的巨大贡献，提供这样一种生
存模式对世界历史进程的意义远远超过了火药、指南针和造纸术）。麦尼尔还认为
：中国的榜样促使人类对这样一个问题进行了长达千年的探索，即依靠价格以及个
人或小团体（合伙经营或商社）的私利观念来大规模地协调人们的活动，究竟能够
取得什么样的成果？他的概括是：“使用金钱能比其他任何办法都更有效地动员财
力、物力和人力来进行战争或从事其他公共事业。必须创立新的管理方式和新的政
治指导模式来调和军事势力和金钱势力之间的初期对立；到后来，在这方面手法高
明的社会西欧就成了世界的主宰。”在麦尼尔的论述中，最有价值的也许是如下的
观点：虽然中国古代的市场原则成熟较早，但始终处于君权为核心的指令性结构的
控制下，中国古代市场原则没有突破君权和指令性结构，并凌驾于二者之上，是中
华文明在近代远远落后于西方文明重要原因，也是军事方面落后的根本原因。中华
民族自鸦片战争以来，已经历150 多年艰难的探索，今天，当人们重新认识市场原
则的巨大价值时，看到麦尼尔这些观点，不仅令人击节而起，感慨万千！
　　市场原则为何没有成为中国古代社会的主宰？麦尼尔没有直接回答，但根据他
分析西方社会出发点长期政治分裂来推论，中国长期政治统一这一同西方相反的政
治状态肯定是个重要因素。统一的政治和行政管理使管辖区域内不存在西方性质的
“长距离贸易”问题，因而也无武装保护陆上、海上贸易线的问题，不存在西欧社
会最早的“军事商业复合体”萌发的土壤。相反，由于北方草原民族的严重威胁，
中央政府不得不统筹社会人力、物力以应付此种长期威胁。由于内乱的隐患，中央
政府不得不对社会各个方面实时严密的控制。这样，指令性管理成了行政的、政治
的、甚至社会的必然选择。
　　传统的重农抑商是市场原则没能成为主宰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农业文明的社会
运作的基本条件是人与土地的紧密联系。农业社会的政府管理目的就是保证这种紧
密联系。军事和商业在本质上是对这种紧密关系的破坏，因而必须加以控制。这似
乎成了一种历史模式，20世纪之前没有那个朝代能够摆脱这一模式。正如麦尼尔所
说：古代中国王朝的统治者肯定把欧洲14至19世纪军事和商业之间的不受抑制的联
合和发展壮大看成是真正的灾难。
　　中国古代社会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思想，对争利性质的战争和商业精神的抨击是
市场原则受到压抑重要因素。任何思想被长期接受和奉行必有其合理性，儒家强烈
的反战和贬商意识，反映特定时代社会合理运作的需要。在春秋战国时期，政治分
裂，天下争利，军事和商业不受某个最高权威的控制，儒家学说虽有孔、孟不遗余
力为之鼓吹，但却空谷足音，在现实社会里即无人响应，也不可能实施。自秦汉以
后，政治统一的局面出现，儒家意识借助政治权力，成为官方的意志，对社会和历
史产生了极大影响。虽然儒家对商业精神抨击远不如西方基督教来的猛烈，但事实
上对商业的抑制作用远远超过基督教，在蔑视商业行为方面，形成官方意识形态和
民众心理的一致。\par考察了商业精神和商业行为受到压抑的历史现象后，麦尼尔
进一步分析道：一旦市场原则受控于指令性结构，便走上一条与西欧迥然相异的道
路，在这个指令性社会结构中，中国商人不能随意将利润用于重新投资，政府对私
人企业有优先购买权，并在必要时实行没收性税收，变私人企业为国营或干脆让其
破产。对战争事务和一切与军事有关的方面则控制更严。只有在受到大规模入侵威
胁时，中央政府才会通过指令性动员，鼓励军事技术的发明，这种鼓励同西方比较
起来是单纯的，没有与之相适应的发达的专业化经济、金融体制、生产部门、交通
运输、技术专利和相关的法律制度。在缺乏上述背景的情况下，军事技术发明不会
走得很远，也缺乏长期的动力，而这种发明又因恐惧内部叛乱而采取严格的保密，
一旦太平盛时来临，发展军事技术仅有的动力很快消失。而从14世纪开始，逐渐形
成着的军事商业结构的西欧社会，在发展军事技术方面一直保持着强有力的势头。
所以当鸦片战争爆发时，中、英军事方面就出现了茅海建在《天朝的崩溃》中所描
述的巨大差距！
　　三
　　如果笔者没有理解错的话，麦尼尔最主要的观点可简单概括为：从14至19世纪，
西方各国先后完成了军事农业体制向军事商业体制继而向军事工业体制的转换，从
而成为世界军事强国；而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民族仍然停留在传统的军事农业体制
上，从而在整体上远远落后于西方。除此之外，麦尼尔给我们的启示是多方面的：
市场原则突破指令性结构后，经过几个世纪，到了18～19世纪，欧洲的军火工业出
现了私人与政府竞争的局面，甚至私人武器制造业占据优势的局面。英国的阿姆斯
特朗和维克斯兵工厂在1900年就控制了英国重武器装备工业，德国的克虏伯兵工厂、
法国的施奈德克勒佐也都是国内武器制造业的巨头。19世纪末，英国海军部军官费
希尔上校为改进大炮技术，挑起私营的阿姆斯特朗兵工厂同效率低下不思进取的国
有伍利芝兵工厂的竞争，受到了预期效果。私人武器制造业在市场竞争中产生，面
临私营同行、国有同行、国外同行三个方面的激烈竞争，这种环境造成了西方军事
技术的突飞猛进。直到垄断集团的出现，私营武器制造厂的生产计划成了政府的生
产计划时，这些企业最终重新纳入国家指令性计划中（与中世纪相比是一种更高级
的指令性结构）。在我国目前情况下，武器制造业采取私营的方式已不合时宜，西
方也超越了这个阶段，但通过政府行为，武器制造业应该形成行业竞争性机制，这
样才能不断地推进军事技术的发展，这是我们致力于国防现代化时应该汲取的重要
历史经验。
　　灿烂辉煌的中国古代文明是以政治统一和指令性社会管理为前提的，以汉、唐、
宋为代表的古代中华文明的鼎盛期，代表了指令性社会管理模式的最高成就，这些
成就把指令性社会管理方式的合理性发挥到了极限。然而物极必反，正如麦尼尔指
出的那样：“在亚洲，指令性动员使保持人类相互作用的原始模式得到了强化，而
且其本身又反过来得到了支持。”以历史发展来看，我们从17世纪开始为此付着长
期的代价，直到今天尚未结束。而西方正相反，由于政治分裂而造成市场原则成为
社会主宰，中世纪开始的欧洲社会付出了混乱、竞争、无情残酷和道德沦丧的代价，
但却收获了长期的硕果。如果由此得出中国统一的时间太早或分裂比统一更好的结
论那将十分轻率也是毫无意义的。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古老的指令性计划管
理方式再次回归（属于经过市场原则主宰一切后的高级循环）可以悟出一点，一种
社会管理模式的优劣须经由历史长期的检验。
　　对于国内经常争论的“全盘西化”、“中西合壁”等问题，不必先下定论。未
来中国在何种程度上接受西方文化，一切皆“势”使之然也，决非我们这一代人意
志所能决定。虽然如此，我们仍要努力避免重蹈几百年来以“军事商业复合体”为
核心的西方现代化运作模式，尽管这一模式被强加于世界历史（西方学者以己测人，
认为中国的现代化是对世界的威胁，其思考方式显然建立在“军事商业复合体”现
代化运作模式上，并轻率地认为中国也不可能摆脱这一模式）。
　　麦尼尔无意中流露的另一个观点或许对今天中国的改革思路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他认为：欧洲历史只是市场原则突破指令性结构的一种特定途径。言外之意还存在
着其它途径，这对正在走中国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道路的“摸石头过河”的人们无
疑是一种理论上的鼓舞！而东亚日本和“四小龙”的出现似乎是对麦尼尔观点的肯
定。
　　笔者认为市场原则如果作为一种重要的价值尺度被社会确立，将是一把扫荡我
们文化传统中一切有碍于现代化因素的利刃。因为至少历史证明了它把欧洲带出了
中世纪的落后，走上强盛之道。另外，比较欧洲各国和中国的历史，可以得出这样
一个重要的结论：国家强盛的关键并不在于市场经济如何发达，而在于市场原则必
须突破指令性社会结构！对于我们正在进行的现代化建设，清醒地认识到这点尤其
重要。
　　1998、3 、3 于华东理工大学文法学院战争与文化研究中心
　　《开放时代》1998年第5 期

声明：所有的海啸地震什么的都和我无关

2003-8-30 16:08: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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