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军事政策考察 ——以广昌战役为中心
黄道炫
内容提要：第五次反“围剿”中共军事政策的错误向被认为是导致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而广昌战役则被作为当时中共中央错误军事政策的一个标本。但是，当我们试图从当时的条件、背景、情境中考察第五次反“围剿”这样一个历时一年，战略估量历经变化的宏大战场时，将有可能发现，一些人们已经耳熟能详的原则论定其实并不一定具有强有力的史实支撑，而当年的历史运行脉络，也远比我们想像的更为多变、复杂。 关键词：第五次反“围剿” 广昌战役 李德 短促突击 中央苏区第五次反“围剿”中，广昌战役是最引起注目的一次战役。正是在这次战役之后，中共中央开始考虑战略大转移。多年来，广昌战役已被作为当时中共中央错误军事路线的标本，其失败被认为鲜明地指示着当时中共中央总体战略的错误。但是，当我们面对具体的历史事实时，不无惊讶地发现上述原则论定其实并不一定具有强有力的史实支撑。本文以广昌战役为中心，试图通过对第五次反“围剿”中具有重要地位的这一战役及其背景的尝试性复原，加深对第五次反“围剿”中中共总体军事政策的理解。 一 中共的反“围剿”准备和作战方针 1934年4月，国民党军对中央苏区的“围剿”进行达半年之久后，其在苏区外围的清理工作基本结束，开始向中央苏区的腹地广昌挺进。这意味着国民党军的触角已经伸向苏区基本区域，国共第五次“围剿”和反“围剿”战争进入决战时期。 虽然有福建事变的影响，但国民党军在苏区外围长达半年之久的“清剿”，即使除去因事变耽搁的两个月，也已超出了前四次“围剿”中历时最长的第三次“围剿”。那次“围剿”，从国民党军开始进攻到最终退出，也不过经历了两个多月时间。国民党军在第五次“围剿”中采取的极其缓慢、谨慎的行动方式，清楚地体现出其持久消耗的新“围剿”策略，也给中共的应对提出了重大难题。[1] 第五次反“围剿”期间，在初、中期的战略指导中，中共遵循前四次反“围剿”的成功经验，对运动战方针高度重视，并在战略上坚持予以贯彻。1933年10月，中共中央在给闽浙赣省委的指示中批评了单纯防御的思想，强调：“消极的堵防的政策，不论军事上与政治上都是有害的。在军事上，在部队数量暂时我们还比敌人小得多的时候，分兵把口，实际上就是使我们在敌人的残酷的集中兵力的进攻面前解除自己的武装。”提出：“最好的巩固苏区的办法，就是积极的开展深入白区的游击战争，发展与扩大苏区”[2]。11月，中革军委代主席项英要求：“应在敌人后方要道，发展井冈山时代游击袭击的精神、第四次战役的挺进成绩，来配合作战以及转变战局。”[3]1934年1月，红军总政治部就开展游击队工作发出训令，指出：“游击战争的开展，是主力红军在决定胜负的战争中取得胜利的必要条件之一”，要求“对任何忽视游击队工作的倾向，坚决进行斗争”[4]。共产国际对运动战原则也反复强调。早在1933年3月，共产国际电示中共中央军事方针：“既要保卫苏区，尤其是中央苏区，又要保持红军的能动性，不要因一城一地而招致大片领土的丧失。要规定几条可行的退路，做好准备，在人烟稀少之地建立能保障给养的根据地供红军隐蔽和等待良好时机。应避免与敌人的大队人马做无益的冲突，采取诱敌深入，分散敌军，瓦解敌军，拖垮敌军的策略，以及最大限度地使用游击战的方法。”[5]4月，共产国际东方部负责人米夫阐述红军的作战方针：“假使要牺牲很多的战士时，红军绝不固守一个地方。红军避免与集中的大部敌人接触，引诱一部分敌人到苏区内来创造进行决战的胜利环境……红军还用游击战争与革命农民对政府军队士兵的影响来削弱和动摇敌人。红军在分散敌人的集中后，从侧面及后面攻击孤立的队伍，各个击破，消灭敌人。”[6]10月和次年2月，共产国际又两电中共中央，进一步强调运动战的作战方针：“我们的行动不应该采取阵地战的方式，而应该在敌人的两翼采取运动战。”[7]“根据过去的经验，我们的队伍在运动战中已经获得了许多伟大的胜利，但不能在强攻敌人的堡垒地带的作战中，获得胜利。”[8]共产国际的这些意见，起码在理论上统一了中共的基本作战理念，李德回忆：“至于阵地战，不管是什么形式都不合适，这一点我们大家是完全清楚的。”[9]中央苏区军政领导人普遍认为：“死守堡垒，对于我们是致命的打击”[10]；“要反对滥做支点单纯防御的堡垒主义”[11]；项英更明确警示闽浙赣苏区领导人：“运动战是内战中主要方式，望努力学习。”[12]中共的这种作战方式，其对手蒋介石体会最深，他在1933年12月谈到：“现在我们打土匪，真面目的阵地战很少，而随时遭遇的游击战特別多。”[13] 应该指出的是，对当时的中共中央有着重要影响的王明在这一问题上认识也是清楚的。1933年12月，他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13次全会发言谈到，中共中央正在执行的军事政策的一个重要部分是：“反对那种‘左’的、冒险的倾向，其具体表现，就是完全否认有暂时地部分地军事策略上的退却底可能和必要（例如，为避免和敌人过大力量底作战；或者为避免在不利的地理条件下应战；或者为的抽出时间准备和找到好的机会再作进攻等等），就是对于保存红军实力有第一等重要意义这一点估计得不足或根本不了解，机械地了解巩固根据地任务，甚至以为可以牺牲大量红军力量去达到这一目的。”[14] 本着这一思路，他强调，打破蒋介石新一轮“围剿”的主要办法应是：“把中央苏区的红军和游击队从内防守的军事行动，与红军及游击队在蒋军后方和两翼方面实行广大的游击战和运动战配合起来”[15]；指出：“中国革命是一种长期性的坚（艰）苦斗争，六次‘围剿’，虽然是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残酷斗争的严重的步骤，然而它不仅不是最后决定中国命运的斗争，并且也不是决定胜负的斗争。”[16] 不过，共产国际、王明虽然注意到运动战、游击战的作战原则仍有其不可移易的效应，但远在数千里之外的他们其实并不一定对中共新的遭遇有深切的了解。应该看到，战争毕竟是敌对双方战略战术的相互较量，由于国民党方面在第五次“围剿”中采取持久消耗的作战方针，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将“极力剥夺红军进行一般的运动战，尤其是遭遇战斗、袭击的机会”作为其战略战术“最基本的要点之一”[17]，中共以往最为得意的运动战、游击战都面临严峻考验。以诱敌深入为例，由于国民党军力量上的绝对优势和进兵时的极端谨慎，导致红军集中优势兵力对敌方单兵突进部队实施打击的机会大大减少，李德谈到：“在我们区域内进行歼灭战的有利条件，只要不能诱敌深入，也就是说敌人不放弃堡垒战，那就没有希望得到……我们埋伏在这里，而敌人就可以丝毫不受干扰地继续推行它计划中的堡垒政策。这岂不意味着，我们自己放弃了苏区的重要地区，而不去利用时机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18]林彪还进一步指出：“诱敌深入的方法，在对付历经惨败而有无数血的教训的敌人，已经不是可靠的有效的方法了。”[19]对李德、博古军事指挥作了系统批评的遵义会议有关文件虽强调第五次反“围剿”时，“诱敌深入的机会依然是有的”；但也清醒看到：“否认五次战争中敌人战略上的堡垒主义的特点，是错误的”[20]。而且，由于国民党军推行坚固、密集的堡垒政策，红军运动战的区域、效用也大打折扣。中央红军反“围剿”初期在硝石、浒湾一带主动出击，试图在运动中把握机会消灭对方，就由于对方处处设防、时时筑碉而难觅胜机。指挥作战的彭德怀等对此深感无奈，不无急躁地认为：“敌人正在大举集中的时候，利用堡垒掩护，使我求得运动中各个击破敌人机会减少，我军需要充实主力，储集力量与敌人大规模作战。”[21]同样，湘赣红军在初期作战中遵照外线作战的原则向萍乡、宁冈等地的出击，也因该地“碉堡纵横，是湘军重兵驻屯的纵深地区，战场狭小，运动战机会很少”[22]而遭失败。红十军在赣东北准备通过运动战集中力量打破国民党军进攻时，由于对方采取稳健推进战法，很难觅到战机，往往被迫打成“攻击占领有利阵地做有工事的敌人”[23]，运动战效能无法发挥。对于堡垒战中的双方对垒，彭德怀有一个形象的比喻：“等如猫儿守着玻璃里的鱼可望而不可得。”[24] 面对国民党军的战略改变，红军当然不应一成不变。其实，第三次反“围剿”战争胜利后，毛泽东在解释红军挺出闽东南地区攻打漳州原因时就指出：“在三次战争以后，我们的军事战略，大规模上决不应再采取防御式的内线作战战略，相反要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战略。”“在现时的敌我形势下，在我军的给养条件下，均必须跳出敌人的圆围之外，采取进攻的外线作战，才能达到目的。”[25]也就是说，在新的形势下，红军不应再固守原来诱敌深入、内线作战的一贯战略，而应变内线作战为外线作战，主动出击，打到敌人后方去，从根本上破坏敌人的部署。这和其原先的诱敌深入战术恰成对比，可谓兵无常形的最好注解。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毛泽东更明确总结了苏区时期红军在不同阶段战略战术的可能变化：“红军的游击性，没有固定作战线，根据地的流动性，根据地建设工作的流动性，十年战争中一点也没有变化吗？有变化的。从井冈山到江西第一次反‘围剿’前为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中游击性和流动性是很大的，红军还在幼年时代，根据地还是游击区。从第一次反‘围剿’到第三次反‘围剿’为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中游击性和流动性就缩小了许多，方面军已经建立，包含几百万人口的根据地已经存在。从第三次反‘围剿’后至第五次反‘围剿’为第三个阶段，游击性流动性更缩小了。”[26]所以，他强调指出：“当‘围剿’已经证明无法在内线解决时，应该使用红军主力突破敌之围攻线，转入我之外线敌之内线去解决这个问题。堡垒主义发达的今日，这种手段将要成为经常的作战手段。”[27] 放弃经营数年的中央苏区，集中兵力直捣敌之后方，这样的作战计划确实需要极高的想像力和极大的决心，它充分体现着毛泽东不羁的思路、傲岸的性格、特异的谋略，和其一贯的军事谋略是相吻合的。[28]宋希濂回忆，1934年9月顾祝同曾对他谈到：“共军所占地区有限，他们的粮食、布匹、食盐、药品等都很缺乏。如我军不再失利，他们一定不能持久下去。委员长过去所最担心的，是怕共军由闽北窜到浙江、安徽、江苏一带去。共军扩展的范围愈大，我军兵力就愈难以对付。”[29]双方的战略巨擘可谓相见略同。不过，对于中共当时的军事、政治决策者而言，在对前景还没有完全绝望，又有前几次反“围剿”胜利的美好回忆背景下，确实不太可能一开始就直面这样一个破釜沉舟的设想。何况，以红军的现有力量，挺进到国民党政权的纵深区域，在一个不具有群众基础、回旋余地也有限的地区作战，风险也相当巨大。毕竟，毛泽东的根据地思想也正是建立在敌人薄弱环节这一基础之上的。因此，中共中央当时选择在中央苏区展开反“围剿”作战确也不应感到意外。[30]关键在于，后来的结果证明，留在中央苏区继续作战，事实上也就意味着第五次“围剿”的不能被打破，而离开苏区进行外线的运动战，可以说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无奈选择。只是在第五次反“围剿”刚刚开始时，虽然人们普遍已经意识到了即将到来的严峻考验，但大部分人仍不会轻易认同这一估计，[31]毕竟，“战争中一切行动追求的都只是可能的结果，而不是肯定的结果”[32]。 当毛泽东提出外线作战的思想时，他实际是把运动战的思路放到全国这样一个大的棋盘上作出重新的定位，这可以说是深得运动战之精髓，而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虽坚持运动战的原则，但在当时形势下苏区内部的运动战由于游击性流动性的缩小，事实上已难以发挥其曾经有过的威力。不过，我们究竟不能因此就否认当时中共中央还在力图贯彻运动战的原则，遵义会议决议谈到：“所谓运动战粉碎堡垒主义，即是在堡垒线内待敌人前进时大量消灭敌人的部队，在堡垒线外即是红军转到广大无堡垒地带活动时，迫使敌人不得不离开堡垒来和我们作运动战。”[33]在内线利用敌人前进实施突击以消灭敌人毕竟是当时条件下运动战的两种形式之一，而这一形式在当时的主要体现就是“短促突击”战术。 二 “短促突击”战术 中共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选择、运用“短促突击”，经历了一个变化过程。反“围剿”作战初期，当时由项英代主席的中革军委曾尝试到苏区外围进行外线作战，顶出去打，力争主动，其攻击方向主要为国民党军较为薄弱的黎川、硝石地区，试图在此调动国民党军实施歼灭战，以打击国民党军有生力量，打破国民党军封锁线，保持与闽浙赣苏区的联系，破坏国民党军的堡垒战术。这一战法，和第四次反“围剿”中首创的在苏区外围进行大兵团伏击的思路可谓一脉相承。中革军委期望：“假若我们在很短的时间以内，能够在黎川获很大的胜利，那末，蒋介石的第二步骤就更要小心了，那么我们便可采取旋回政策，推迟和避免与他决战。”[34]这一点，其实在红军将领中也有相当共识，林彪、聂荣臻在战役开始前夕建议：“敌人采用逐步延伸的办法，首先完成在永（丰）吉（水）间之封锁线，然后在移其兵力，进行永（丰）乐（安）封锁线……在此情况下，如我军仍在现地不动，则有使敌封锁线完成可能，故我们意见，应以我们的行动调动敌人，以寻求击敌机会，以破坏敌封锁计划，我们除以一部正面钳制外，余应到北线敌人之后方翼侧及间隙中活动。”[35]在这一思路指导下，红军相继展开硝石、浒湾等战役，并取得一定成果，硝石战役通过运动作战截断国民党军一部，使蒋介石不得不承认其“七十九师在硝石吃亏”[36]，但这一作战方针遇到难题也很明显。由于国民党军兵力上的绝对优势和对防御工事的特别重视，红军进入国民党军控制区域后，处处受制，不仅难以调动对方，自身后路还常有被切断之虞。时任红13师政治部主任莫文骅谈到：“从表面上看，我们是在主动进攻，试图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实际上由于红军兵力不集中，又是在敌人堡垒密布的白区作战，故我们一开始就处于被动的境地，可说是虎落平川。”[37] 在难以顶出去打，又希望坚守苏维埃现有区域的情况下，红军不得不退而求其次，开始在苏区外围与国民党军展开运动防御战。当时，人们普遍认同：“消极的防御一定是失败的”[38]，“应采取积极的和运动的防御”[39]，对在防御中坚持运动战原则，力争主动，在理论上有清醒认识。被认为推行了消极防御政策的李德和项英当时都明确指出，红军反“围剿”战争中“最基本的要求，是要在敌人堡垒主义的条件下，寻求运动战，不要在进攻堡垒中，来消耗我们的兵力和兵器，要在堡垒外，于敌人的运动中，来消灭其有生兵力”[40]；“应该避免进攻要塞堡垒地域，甚至避免正面进攻停止的敌人。我们战术的特质就是要搜求运动中的敌人，特别是他的翼侧施行迂回，或因地形和时间的关系施行包围，以及迅速而猛烈地突击敌人纵队第二、第三梯队的翼侧。”[41]国民党军在广昌战役后的总结中也谈到：“匪每欲以碉楼线，袭留我主力于正面，利用其重兵，袭击我之侧背。”[42]国民党方面谈到的这种战法就是中共在第五次反“围剿”中运用最多的“短促突击”战术。 所谓“短促突击”，即以一部防御吸引敌人，同时将主力埋伏在附近，当敌军出现在我前沿阵地时，以埋伏之主力部队“施行短促的突击及袭击，以便于堡垒前瓦解敌人”[43]。李德具体规定了这一战术的几个主要原则：“向敌人运动中的部队进行短促的侧击”；“在敌人后续梯队或堡垒内来的增援队未到达前，迅速解决战斗”；“要最坚决的使用最高度的主力作战，以便确实的避免延长战斗”；“迅速转变自己的突击方向，主要的是利用敌人诸纵队的内翼侧，在其诸纵队间执行机动。”[44]简言之，就是要吸引敌人于堡垒之外，集中优势兵力，迅速对敌人实施包围、速决歼灭，“他不是一个正规的攻击战，也不是一个正规防御的战斗，他是混用着各种复杂的战斗方法”[45]，包含了这一时期中共用兵的几个基本原则：迅速、突然、机动、集中兵力。这一战术于第五次反“围剿”开始后不久，在实践中得到运用。1933年10月中旬，项英就硝石战役发出指示：“三军团应力图在十三、十四两日，向西及西南以个别的短促的打击在一师以内之先头部队，不应与敌之大兵力作战，不应向硝石作任何攻击。”[46]11月底，项英再次提到：“对敌各个部队不大于一师（的），给以短促迅速的突击……要避免与敌人的兵力过早开始决战。”[47]周恩来、朱德则在致林彪、聂荣臻电中，就截击国民党军吴奇伟师指示：“这一截击应是迅速突然短促的，绝对不应正面强攻”。[48]12月22日，周恩来、朱德又致电红军指挥员，强调红军应切忌正面强攻与相持恋战，要力求在敌移动中从侧翼进行最短促干脆的突击。[49]11月27日，“短促突击”已出现在红军指挥员的日记中，红五军团13师师长陈伯钧明确写道：“我军有集结主力，以‘短促突击’侧击该敌之任务”[50]。“短促突击”战术在实战中运用已较经常。 应该说，对“短促突击”战术作出最集中阐述的是代表共产国际驻中央苏区的军事顾问李德。李德总结了国民党军新一轮“围剿”中所取战略，指出敌人在战略上放弃了过去的坚决的突击，而采取持久消耗的作战方针，面对这一新形势，红军像以前那样采取诱敌深入的大规模运动作战已不太可能，短促突击的方法应是相对可行的选择。短促突击主要包含着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利用支撑点的防御以吸引敌人。支撑点的防御不是目的：“不是为要顽强扼守阵地或消灭敌人，而是为征取时间及诱引敌人（诱引敌人远离其堡垒以便我突击队隐蔽的突击之）；因此运动防御只应同敌人的先头部队（侦察、前卫游击队等）作战，并迫使敌人的主力展开，当执行了这个任务时，即有计划的转移到后一个地区……运动防御是为着保证我们主力在有利条件下施行突击的机动，如过早的退出战斗或顽强的战斗，都不能保证这些条件的构成。”[51]“发展游击战争，支撑地域的防御及进攻敌人的堡垒，为革命战争的辅助方式。这些战争方式，应协助造成战术的环境，使我们能实现基本的原则：即是以主动的机动，于堡垒外，消灭敌人的有生兵力。”[52]二是对被诱引的敌人在运动中实行突然的集中打击，歼灭敌人。这是短促突击的关键所在：“主力的机动和突击是有决定意义的”[53]，“作战时应使用全力以便一举而迅速地解决战斗”[54]。实际上，红军一贯的诱敌深入的运动战战术其关键词也不能离开短促、突击，从这一点上说，短促突击在战术原则上并不具有多少新的内容，只是在国民党军新的作战原则下运动战的策略调整。 总体来看，短促突击战术，作为持久防御总方针下的一个战术原则，着眼于防御战中尽可能发挥红军善于集中力量打运动战的优势，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而不以单纯保有地域为原则。这一战术要求尽量机动掌握兵力，避免与敌人过多地消耗，还要尽可能地减少自己的牺牲。中革军委强调：“在我们的条件之下，战斗的胜利不是占领地方，而是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及夺取其器材。”[55]“要以最高度的保持有生力量，物质基础及我们新的原则为出发点。”[56]李德也谈到：“如遭遇的突击未成功，而敌人又已构成‘战斗正面’时，则不宜继续强攻固守的敌人，而应当退出战斗，争取其他方向的先机之利。立于主动地位，决心和实现决心的灵活性，在这里是有重大意义的。由已得的胜利争取全部胜利的顽强性与在不利时勇敢退出战斗，并不是矛盾的，而是相互辅助的，这就在乎良好（沉着与坚决）指挥员的适当运用。”[57]在这一精神指导下，最大限度地杀伤对方而尽可能保持己方有生力量仍然被视为红军极其重要的战斗原则，红十三师在德胜关一带阻击国民党军遭受较大损失后，遭到军团首长的严厉批评，责其：“对贯彻军委关于极力保障物质基础和有生力量的指示万分不够，甚至是罪恶。”[58]陈毅在总结龙冈战斗红军守备部队未及时撤出战斗时也强调：“在突击队失效，估计敌兵力强大不能固守，即应机断的给敌人以短促的突击，随即撤退。”[59] 除李德外，红军主要指挥员朱德、彭德怀、林彪等也曾撰文论述短促突击战术。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谈到：“在敌跃进和推进时，灵活的运用攻击的战术动作——侧击和短促的突击，来取得敌人资材，根据自己的特长和敌情，是有可能的；而且也只有这样积极动作，争取每次战斗的胜利，才能展开战役上的胜利，完成持久战略。”[60]中革军委主席朱德在总结高虎脑战斗时指出：“突击队能英勇与适时施行短促突击，守备对能坚决与顽强地抵抗互相配合，是有很大意义的。”[61]红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关于短促突击的文章近年颇遭非议，被认为是靠近博古、李德等人的“一个政治上的表态”[62]，但应看到，林、聂早在1934年2月致朱德要求实施运动战的电文中就提出：“我主力所在地域如附近有敌，则诱敌和放敌大踏步，以便我主力在敌运动中消灭之，如我主力不在某地而该地有敌前进时，则应以一部兵力进行运动防御战，滞敌前进……我主力军到达后，如见敌工事尚不坚固，则以主力攻击之，如敌堡垒已极坚固，但联络堡尚未做好，则应佯攻与围攻其堡垒，而打击敌来作联络堡之部队或增援队。”[63]这一思路和其关于短促突击的文章基本精神其实是一致的。 虽然，高级红军指挥层对短促突击战术有相当程度的认同，但在总体战略受制于人的情况下，短促突击尽管可以发挥一定的效果，其成绩仍是有限的。首先，在国民党军采取稳扎稳打、步步推进战略的背景下，要抓住对方突进部队实施突击机会十分有限，如李德自己所说的，国民党军大胆前进，“一下子离开其基本堡垒十里十五里至二十里”的情况，往往发生在“二0至三0里的地域上集中十个师以上，而在十里以内的地域内有三个到四个师的突击队”[64]的前提下，在对方兵力如此厚集时，红军要想抓住其一部取得歼灭战的战果，困难重重；其次，国民党军“推进的距离更加短促，力求避免其翼侧暴露缘着其预定的道路两侧推进，其正面很窄狭，以极大纵深集团推进”[65]，红军突击即使抓住其部分部队，也难以形成歼灭战，林彪、聂荣臻当时就谈到：“在敌人堡垒外的近距离或从堡垒间隙中去求运动战，结果仍变成堡垒战，以大部队在这种场合想行短促而突然的突击，结果打响之后仍然不易摆脱”[66]；再次，红军在兵力、武器均处严重劣势情况下，短促突击在短兵相接这一作战阶段，损失和牺牲仍嫌过大，红军难以长期承受。因此，短促突击战术可以说是在战略被动的大背景下一种无奈的战术选择，它虽有其成立的背景和合理性，但不像中革军委和李德所期望的那样可以发挥出巨大的效能。正如林彪所指出的：“我们在战略战术上，是一方面要极力利用革命战争的各种辅助方式（游击战争防御等）；但最基本是要用巧妙的机动，以主力寻求在更宽大无堡垒的地域，进行正规的，大规模的运动战，大量的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短促突击虽然也是运动战的一种，但我们如完全束缚在这种战斗方式中则是非常错误的。在另一方面，如果不相信这种短促突击的战斗有消灭敌人的可能，有造成战役上胜利的可能，而忽视这种战斗，则更是危险的损害的。”[67]林彪的这一段话，颇值重视，其以主力进到更宽大无堡垒抵御进行运动战的设想，和毛泽东的想法是一致的，但在当时情况下，其实他自己也知道主客观条件都使之难成现实，因此，现实的可能仍是在堡垒线内寻找运动作战的机会，这是他支持“短促突击”的基本理由，也是该战术成立的不容忽视的背景。 其实，不应否认，当时中共军事指挥者一直也在探索更多的应对方略。他们要求各级干部：“在任何情况下，不应呆板机械的执行指示和命令，而应深刻了解其意旨，并依所受命令的意旨及实际的情况，勇敢机断地专行起来。因此，必须经常地估计敌情、我军、地形和时间，当每一情况变移中，应即速定下自己基本的决心。”[68]李德还特别提到：“最危险的就是简单化的及机械的应用战术原则。敌人和我们的战术都是在发展中变更中成就中，若果以这些原则引以为足时，那就要在目前的战斗环境中算落伍了。”[69]强调：“革命军队的基本优点，高度的机动性独断专行以及勇敢的突击。”[70]广昌战役开始前夕，林彪写信给中革军委，指出：“有些重要的负责同志，因为他以为敌人五次‘围剿’中所用的堡垒政策是完全步步为营的，我们已失去了求得运动战的机会，已失掉一个战役中消灭几个师的机会。因此遂主张我军主力分开去分路阻敌，去打堡垒战，去天天与敌人保持接触，与敌对峙……这种意见我是不同意的。”“我觉得我们主力通常应隐蔽集结于机动地点，有计划的尽可能造成求得运动战的机会，抓紧运动战的机会，而于运动战中我主力军大量的消灭敌人，每次消灭他数个师。”[71]强烈主张采用更灵活、广泛的思路来应对新的战争。事实上，广昌战役初始阶段的战役思路和林的这一意见有相当的一致之处。 三 广昌外围的运动防御 广昌是由北路进入中央苏区基本区域后的第一个县城，距红色首都瑞金百余公里，为瑞金的重要屏障。随着国民党军北路军以瑞金为进攻方向向中央苏区纵深推进，广昌成为其必攻的重要对象。1934年4月初，国民党军第三路军开始向广昌推进。该路军计划：“沿盱河两岸，逐步筑碉，向甘竹、广昌进展，完成南广公路，并诱匪主力决战而歼灭之。如情况许可，则一举进占广昌。”[72]总计出动兵力在11个师左右。在向广昌进攻同时，国民党军东路军在福建建宁、第六路军在江西龙冈同时发起攻击，迫使中共分兵应付。 面对国民党军的进攻，在广昌应否防御问题上，红军高层看法基本一致。李德回忆：“党的领导人把这个本来不很重要的县城，视为必须保住的战略要地，因为他卡住了通向苏区心脏地带的道路。此外他们认为，将广昌不战而弃，政治上无法承担责任。”[73]这一说法可从周恩来当时发表的文章中得到证实：“每个同志都要认识，敌人这次占领广昌的企图，与以前四次战役更有着不同意义的形势。敌人在持久战略与堡垒主义的战术下,进占广昌是其战略上重要的步骤，是深入中区，实行总进攻的主要关键。我们要为保卫广昌而战！战斗胜利了，将造成敌人更大的困难与惨败的条件，将造成我们彻底粉碎五次‘围剿’的更有力的基础。”[74]随着苏区的巩固和发展，中共在战略抉择上受政治、经济背景制约，选择余地已很有限。初期反“围剿”作战中，红军规模相对较小，资源供给也较多倚赖打土豪的收入，大规模后退和前进的运动作战游刃有余。而随着红军的扩大，苏区周围土豪被打尽，对资源吸取的正规化（如税收制度的建立），红军再要流动作战已不像初期那样较少顾忌。湘鄂赣反映：“如果红军在有时候未打的（得）胜仗，说红军是吃饭的，所有慰劳品，都不送去了……前次敌人进攻万载，红军没有与之抵抗，就说红军是吃饭的，更是说把红军吃，很（肯）把狗吃。”[75]这样的群众反应事实上代表了红军在新形势下所应承担的义务，这是中共制订全盘战略时不得不考虑的一个因素。国民党方面收集的有关资料就谈到：“现匪军之所谓战斗员，苏区农民，几占十分之七八，彼等皆被伪政府所欺骗利诱，即每人或分有田地，或惑于所谓‘红军眷属优待条例’，故在匪军中较为坚决可靠，唯其眷属及所分得之田地，均在苏区，若为国军所占，则向之藉以维系彼等者，自失效用。我军占领广昌后，该县籍之匪兵，日久势将渐渐离异逃逸，影响匪军本身之战斗力，故有不得不死守广昌之苦衷。”[76] 根据红军一贯的运动战原则，中革军委确定防御广昌的基本方针为：“1、集中红军主力打击和消灭敌之主要进攻。2、以必要的兵力尽力嵌制其他方面。3、派遣得力的地方独立部队，挺出敌人近的与远的后方，发展游击战争，创造新苏区，以嵌制和调动敌。”[77]中共中央局机关刊物《斗争》则发表社论强调：“在敌人的堡垒政策面前，发展游击战争，可以使敌人力量很大的分散与削弱，使主力红军的战斗得到更便利的条件。”“建筑支撑点，制造和使用地雷、弩箭等防御武器来打击敌人（这方面赣东北有很好的模范）。但必须反对把中心力量完全放在这个工作的防御路线，并反对乱筑防御工事。”[78]所以，虽然在苏区这一纵深地区红军已经构筑了一些防御阵地，[79]但其基本思路仍是希望通过短促突击的局部运动战，达到消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阻止国民党军深入苏区的目标。 循着运动战的思路，红军在广昌外围没有采取节节防御的作战方针。根据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基本用兵思路，红军主力部队一、三军团开至广昌附近后，被置于机动位置，前线防御主要由新编成的红九军团及地方独立部队担任，广昌外围第一道防御线甘竹以北地区只布置了象征性的防御。[80]4月初战役开始后，国民党军进展顺利，几乎没有经历大的战斗，很快占领甘竹以北地区。参加作战的国民党军将领发现：“当面守备的红军不是主力部队，是新近扩军所编成的队伍；装备很差，携带的多是破旧步枪，堪用的不多，而且弹药极少；战士素质不佳，老弱参半。”[81]即使如此，国民党军也并不急于伸展，而是按部就班步步推进。13日，国民党军进抵甘竹后，双方才展开较大规模争夺战，国民党军先占领罗家堡、李家堡等外围阵地，随后控制甘竹。参加战斗的红一军团2师4团团长耿飚回忆：“当时我们在甘竹‘守备’。敌人前进半里多一点，便开始修乌龟壳。”红军在与其对阵中，“敌人有碉堡依托，火力又猛，我们的掩护部队由于弹药匮乏，根本无法对射。等我们冲锋部队冲到双方中间地带时，敌人的大炮便实施集火射击……除了增加一批又一批伤亡之外，一无所获”[82]。 甘竹被占领后，国民党军离广昌已不足40里，兵锋直接威胁广昌，围绕着下一步如何动作，红军两个主力军团指挥官的看法有所出入。14日，根据对国民党军主攻方向的判断，第一军团军团长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向朱德提出建议：“我军主力目前宜隐蔽于千善、石嘴以南诸地，而以一部伪装主力在现地诱敌，主力准备突击经河西前进之敌，和准备突击向大田市、溪口前进之敌。如周（浑元）纵队联合向南采取跃进时，我们更便于突击他。”[83]16日，再次提出：“即令在敌人采取编成两个纵队同时架河而上的行动，我一三军团亦不应分开。”[84]这一建议主张将主力大幅收缩至广昌城附近地区，待国民党军充分展开后，再待机出击歼敌。所以他们强调要将三军团主力南撤：“如三军团在现地不动，不仅不便于对付敌人自由河西前进的情况，对令地方队，对敌经河东活动南进时亦成了在正面和距敌的短距离内阻敌。”[85]几乎与此同时，第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政治委员杨尚昆则判断国民党军将由盱江东岸南进，主张红军主力应在甘竹以南的“芙蓉塅、大罗山地带与敌决战，以充实的一营固守延福庵，扼守制敌两个纵队不易联系……以第六师自延福庵至大罗山钳制樊纵队，以四师三师一军团十三师为突击兵团在芙蓉塅、里峰地域决战”[86]。两种建议，都主张在广昌外围进行有效防御，在具体作战方式、作战地域上则有所不同。具体而言，彭、杨运用主力在芙蓉塅、大罗山山地地带与敌决战的设想，主要是考虑到山地作战对防御一方的优势，有相当的合理性，不过山地作战虽对防御一方尤其像红军这样火力较差的防御者形成有利因素，但这一战地事实也在国民党军预料之中，难以达到出奇制胜的效果，而林、聂的设想应包含着更多的制人而不制于人的争取主动思路。不过，彭、杨和中革军委也许可以辩解，根据五次“围剿”以来国民党军的一贯方针，他们“取逐步构成野战工事节节推进以求得火力掩护的可能极多……未完成前两翼暴露南进广昌的可能减少”[87]，在此背景下，林、聂的设想固然不错，但也不排除落空的可能。当时国民党第三路军规定的推进计划就明确指出，如红军“保持相当之距离，不与我求决战时，则我仍筑碉前进”[88]，并没有轻率求进的意思，而放弃大罗山山地这一有利红军防御作战的地带，广昌也将无险可守。两种建议一定程度上的扞格，凸显了当时态势下运动战运用面临的困难。 4月19日，国民党军在判断红军主力集中于盱江东岸地区后，转调部分兵力用于东岸，开始向该地区的延福嶂、大罗山一带红军主力发动进攻，而红军也从广昌城附近调集红一、三军团主力向大罗山一带进发，准备在此捉住国民党军一部实施歼灭战。上午十时半国民党军第6师猛攻大罗山，下午一时占领大罗山阵地。红军对延福嶂、大罗山一带阵地并未取固守态势，据周恩来报告：“三军团主力七时半到马鞍寨、磜上，他们未依军委突击攻大罗山之敌，而拟待敌攻天井围、墓坑时再突击。”[89]而据三军团的命令：“我军以于邓家庄、石源、浮竹、大罗山地带突击该敌于我防御地带之前而歼灭之为目的。”[90]为此，红军集中六个师兵力分左、中、右三队集中于大罗山地区，左路为第13师、第6师，中路为第4师、第5师，右路为第1师、第2师，准备取三路包围之势，待敌深入红军阵地后，突击并消灭敌人。当国民党军进占大罗山时，红军主力已在此一带集结，国民党军当时发现：“当我向大罗山攻击时，侦察天井围墓坑一带，似有伏匪”[91]，而其第34团团长也报告：“匪大股（人数队号未详）在瑞雪（云）庵附近潜伏。”[92] 国民党军占领大罗山后，一度确曾继续向纵深追击，第18旅旅长向该师师长报告：“当面之匪击溃后，向大罗山东南溃窜，我已派队追击中。”[93]但是，第6师师长周嵒根据国民党军第五次“围剿”以来一贯的稳扎稳打方针，于下午3时半命令18旅应“迅即构筑守备公事限本夜完成”[94]。而第三十六团九连攻至红军重兵集结的天井围附近并请求炮兵火力支援时，周嵒当即指示：“一、天井围过于突出，该团第九连应在炮火掩护下，即行撤回。二、大罗山至平山间工事，须迅速构筑。”[95]国民党军处处提防，不愿轻易深入，使红军待敌深入后再施突击的设想难以实现。 不过，虽然由于国民党军的谨慎，其进攻部队间保持了良好的阵形并紧急构筑了野战工事，但国民党军第六师在大罗山地区的深入究竟给红军提供了实施包围并进行歼灭战的机会，而红一、三军团主力在此的集结显然也正是为着这一目标。当晚19时左右，完成集结的红军主力向大罗山一线国民党军第6师发动猛烈反攻。红军在这一局部拥有对国民党军的绝对优势，形成了实施歼灭战的条件。是役，红军志在必得，集中了几乎所有能打硬仗的部队，反攻“炮火极为猛烈，双方死伤亦极奇重……战斗时间竟达十五小时之久，可谓作战以来仅有之剧烈斗争”[96]。但是，国民党军凭险顽抗，表现出较强的抵抗意志，据守大罗山的第6师18旅36团团长李芳在率部向红军反击时被炮火炸死，由该团第三营营长接替指挥，阵脚依然不乱，红军始终未能攻克大罗山主阵地。战至20日凌晨3时许，红军虽然竭尽全力，仍未能实现歼灭敌军的目的，被迫撤出战斗。 大罗山反攻失利后，红军退至饶家堡一带，准备利用深山密林继续对来犯敌军实施打击，力争歼灭其突出部队，命令“三军团由墓坑及其以南山地和天井围向樊敌主力及肖师行猛攻干脆的突击”[97]，“准备集结主力，下最大决心与敌六、七个师作较大的决战”[98]。20日下午，红军向深入饶家堡地区的79师235旅部队发动突击，“三面围攻，其势汹汹，大有‘请君入瓮’之概”[99]。同时，红军一部绕向235旅后方，准备截断其后路，但在前排遭遇国民党军97师主力，无功而返。当夜，红军再向饶家堡一线国民党军发起猛烈攻击，“这天晚上，阴雨绵绵，不便射击，红军与敌人进行白刃格斗，战斗异常激烈”[100]；“双方呐喊格斗，声震山谷，饶家堡西北高地及大坪咀山阵地，失而复得者，凡五六次”[101]。中革军委对这场战役高度重视，朱德不断就前方状况发出电示，为不影响前方指挥员机断处置，又强调：“这不是命令而是给你们下决心的建议。”[102]21日凌晨4时，他还乐观指示：“饶家堡战斗得手后，应集中一、三军团炮兵与迫击炮作有组织之炮击。”[103]但是，红军虽然在局部形成实施歼灭战的条件，但国民党军充分发挥其在第五次“围剿”以来对野战工事的熟练运用，“利用村沿、林沿构筑工事”[104]顽强抵抗，并不失时机展开反击，使红军攻击每每功亏一篑。21日拂晓，红军在无法击退敌军后，被迫退出战斗。随后，国民党军又进占云际寨、香炉峰、高洲瑕一线。红军主力退往广昌城一线，盱江东岸战事告一段落。 大罗山、饶家堡两次战斗，尤其是大罗山一战，红军出动了几乎所有主力部队，在运动中抓住国民党军不完整的一个师实施攻击，仍然不能取得充分的战果，充分体现出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确实面临着空前严峻的考验。这一状况的出现，除国民党战略战术运用的成功外，国共双方战斗力的此消彼长也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早在广昌战役开始前夕，彭德怀就不无忧虑地注意到：“近来发现提拔干部时红军战士不愿意当干部的，比以前的数字增加。”[105]这和红军干部的大量伤亡及新战士的大量增加使红军本身素质下降不无关系。在此前不久的东华山战役中，就出现“七团有些新战士不会打手榴弹，敌人冲来时，把手榴弹交给班长打”[106]的状况。国民党方面战史也记载：“匪在日间，畏我飞机之轰炸，枪火之猛烈，为避免损害计，采取夜战。其攻击部署，以少数兵力，用于正面佯攻，以重兵力用于两翼，如冲锋两次不成，即行撤退，并在日间，预行选定进攻路线地区及目标，但匪兵缺乏训练，且多新兵，常畏缩不前。”[107]与此同时，由于庐山训练及军队整编等因素，国民党军战斗力却在逐渐增强。周恩来谈到：“蒋介石对于这些军官的训练，不能说是没有相当的结果，如果我们看到四次战争中白军军官的无能，那我们看到现在是狡猾机警得多了。他们懂得了如何防备我们打埋伏，如何避免运动战中整师整旅的被消灭，如何加强其侦查搜索与通信联络的工作，如何依靠堡垒与我们作战而很快的缩回堡垒去，这些都要算是他的进步。”[108]另外，如两次战斗显示的，国民党军一部虽可能暂时陷于红军优势兵力之中，但由于其部队之间间隔很近，声气相通，给红军实施歼灭战留下的空间和时间十分有限，而其自身心理上也有恃无恐。大罗山、饶家堡两次战斗，红军造成了和前几次反“围剿”相似的获胜甚至形成歼灭战的条件却难以得手，对红军既定战略战术的实施贯彻带来了巨大阴影。 当红军集中主力在盱江东岸对国民党军突出部队实施歼灭战时，国民党军利用盱江西岸红军仅有两个师番号（实际不到一个师）部队，作战能力也相对较差的薄弱环节，在此迅速向前挺进，很快占领长生桥、伞盖尖、火神岩等地，兵锋直指广昌城，广昌危急。 四 广昌失守与红军战略方针的转变 广昌外围战事连遭失利后，如何引导战役发展成为重中之重。4月21日，林彪、聂荣臻以“万万火急”致电朱德、周恩来，提出：“如突击当前之敌无把握且广昌××（原文如此——引者注），三军团本晚须即由沙子岭以南渡河，与敌决战于广昌附近。”[109] 主张放弃在外围继续抵抗，直接在广昌城附近与敌决战。同日，中共中央负责人博古、中革军委主席朱德、代总政治部主任顾作霖发布命令，号召继续展开广昌保卫战。要求红军“应毫不动摇的在敌人炮火与空中轰炸之下支持着，以便用有纪律之火力射击及勇猛的反突击，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110]同时，面对前线不利形势，中共中央指出，由于国民党军战略的变更，“使我们红军消灭敌人的战斗，须在一些新的条件下来进行”，强调：“动员群众武装起来，参加革命战争，发展广大的游击战争，是战地党和苏维埃的第一等重要的任务”[111]。“要以更多的地方部队，发展广大的游击战争，在敌人左右前后，在敌人的封锁线外，在敌人的堡垒间隔之中，在敌人的远近后方，到处去寻找敌人作战，冲破封锁，钳制敌人，分散敌人，疲惫敌人，隔断敌人，瓦解敌人，这样来配合和掩护我主力红军，得以运用自如，实施突击，而最终的消灭敌人”。[112] 虽然中共中央要求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来改变当前的被动局面，但远水难解近渴，游击战事实上难以担起改变战场形势的重任。相反随着广昌外围防线被步步压缩，红军活动空间愈来愈小，广昌战役已越来越向阵地遭遇战方向发展。22日，周恩来致电朱德、博古、李德，提出三项建议：“1、最紧急时须调二十三师主力加强广昌守备。2、一、三军团要能在一起突击敌。3、……拟令董朱二十四日西移二十五日可参加广昌战斗。”[113]这实际是要求把红军最精锐的一、三、五（董、朱部）军团全部投入保卫战，反映出中共高层对广昌防御的极端重视。同日，博、朱、李复电周恩来，未采纳将红五军团西调的建议，而仍指望通过以一军团在盱江西岸诱敌，再由“三九军团包括十三师在内突击该敌”[114]。不过，随着国民党军迅速向广昌逼近，这一计划也迅成泡影。26日，中革军委下令组成3个作战集团：东方集团，由红九军团及红13师组成，在盱江东岸箝制敌人；西方集团，由红一、三军团及红22师组成，在盱江西岸广昌以西及西北地域消灭进犯之敌；守卫广昌部队，由红14师等部组成，坚守广昌工事。这一部署意味着中革军委在屡战屡败后，心态已现失衡，准备不顾双方实力对比，在广昌城外围进行毫无成算的大规模兵团作战。其实，中革军委这时对战役前途并不乐观，《火线》发表社论强调：“保卫广昌战斗虽是五次战役中的一个重要战斗，但不能认为是五次战役唯一的决定最后胜负的一个战斗。五次战役决定最后胜负的战斗，主要的在于我们能否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假如我们能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我们不仅能恢复某些被敌人一时侵占的苏区，而且可以扩大更广大的新的苏区。”[115]已在军中为最后放弃广昌作舆论准备。 4月27日，国民党军经过短暂休整并构筑碉堡、封锁线后，出动六个师兵力分左、右两路沿盱江两岸进犯广昌城，“河西三个纵队并进，河东一个纵队前进”[116]。广昌城附近山地较少，多绵延起伏的丘陵，地势相对平坦，“颇适合于大军团之运用”[117]。虽然红军事先作了一定准备，在广昌外围构筑工事，期望进行顽强防御[118]，但红军工事在国民党军重武器攻击下，往往无法发挥作用，对国民党军的突击由于对方兵力厚集也难有效果。经过一整天激战，红军损失惨重。当晚，在广昌前线直接指挥作战的博古、朱德、李德联名致电留守瑞金的周恩来，提出：“广昌西北之战未能获得胜利，现只有直接在广昌支点地区作战之可能，但这不是有利的，提议放弃广昌而将我们的力量暂时撤至广昌之南。战斗经过另报，请立即以万万火急复。”[119]周恩来随即复电，表示在红军主力受到较大损失而在广昌直接作战又无把握的情况下，“原则上同意放弃广昌，但仍须以一部扼守广昌，迟敌诱敌，抽一军团秘密东移，突击汤(恩伯)敌”，并强调“最后决心由你们下”[120]。28日，朱德下令放弃广昌，红军全线后撤，广昌保卫战至此以红军失败而告终。广昌一战前后进行了18天，国民党军伤亡2600多人，红军达到4000余人。[121] 其中，27日一日红军“伤亡总数在1500以上，三军团占十分之七”[122]。 广昌防御战，红军打破不固守城池的惯例，最后阶段在缺少防御可能和价值的广昌城周围与国民党军展开大规模决战，招致了重大损失。围绕着战役方针问题，中共中央内部当时就有过争论。张闻天回忆，广昌战役后的一次会议上，他曾就此提出质疑：“我批评广昌战斗同敌人死拼，遭受不应有的损失，是不对的。他（指博古——引者注）批评我，说这是普列哈诺夫反对1905年俄国工人武装暴动的机会主义思想。我当时批驳了他的这种污蔑，坚持了我的意见，结果大家不欢而散。其他到会同志，没有一个表示意见。”[123]杨尚昆后来也谈到了这场争论，他回忆的会议结果是“恩来同志当场调停，宣布散会”[124]。 其实，关于广昌战役最为人所知的争论还是彭德怀回忆中提到的他对李德的尖锐批评，所谓“崽卖爷田不心痛”，更被广为传诵。彭德怀还强调，广昌保卫战中，国民党军“每次六、七架飞机轮番轰炸。从上午八、九时开始至下午四时许，所谓永久工事被轰平了。激战一天，我军突击几次均未成功，伤亡近千人”[125]。也许就是针对彭德怀当时的指责，博古、朱德在放弃广昌后给周恩来的报告中，特地强调国民党军步兵向广昌攻击之先，“并未有炮兵与空中轰炸”[126]，同时其对27日当天战役发展状况的描述是：“敌先攻我翼侧，即占我左翼第一线阵地……因地形系狭山，我全部力量正面不过十里，故四个师突击师已充分够用。敌主要纵队立即密集队形在西岸谷地前进，我们决令让他近一些，而以三军团突击敌人之后部队，一、九突击敌人之先部队，而实际上三军团过早进入战斗，且系突击敌之先头部队，因此敌停止前进构筑工事与准备反突击，而我一军团则不能全部展开一师之利用，只能转移至右翼四、五师之间，且只在战斗最后阶段才进入战斗，形成敌我对峙，未获结果，决定脱离战斗。”[127] 以博古、朱德名义联名发出的这一报告，颇值玩味，它道出了争论另一方的看法，而以往这通常是被忽略的。当然，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完全相信这封报告。首先，报告所说国民党军进攻之前并未使用炮兵与空中轰炸，就事实本身言，应属可信。27日的广昌战斗，国民党军“乘天未全晓之际，开始攻击”[128]，战斗开始后，双方战线很快形成犬牙交错状态，空中轰炸事实上难以措手。包括彭德怀在内许多回忆中提到的空中轰炸，应是将第五次反“围剿”中的一般状况作了误植。值得一提的是，自4月10日广昌外围战斗开始到28日广昌失陷，正是南方春雨连绵季节，19天内，阴雨天就占了15天。[129]以广昌战役时国民党军的空中能力，这样的天候飞机作用受到很大限制，所以无论就整个广昌战役还是当天的广昌战斗言，国民党军的空中优势由于气候制约难以得到充分发挥。[130]另外，当时空军刚刚使用于战场，炮兵的作用在中国也没有系统的发挥，李德观察到：“敌人少有系统的预先进行空军轰炸及炮兵的火力准备。其进攻一开始，就出动步兵（步步的火器及其突击队），炮兵及迫击炮的射击，主要的是为着直接援助步兵；而飞机则不断的进行战场上的观察，以妨碍我们在战场上的机动，飞机轰炸也和炮兵一样主要的是为着直接援助其步兵。”[131]这一观察从国民党军第六路军所编战史中侧面得到证实：“各师所有之迫击炮，多属旧式，瞄准机构不甚健全。对广大目标之射击，勉可使用，若以之摧毁碉堡，则耗弹多而命中公算少。”[132]当然，博、朱联名的这份报告并不仅仅止于陈述上述事实，其潜台词应为通过对国民党军火力的抑低，以此为广昌战斗的决策辩解。应该指出，虽然在27日进攻之前，国民党军没有采用炮火和空中集中轰炸，但国民党军的火力优势在战斗中仍然体现得相当明显，国民党军战史多次提到，其在激烈的攻防战中获胜的主要原因为“火力旺盛”[133]；27日当天红军一度“集结重兵力，向我猛烈反攻，我乃运用机炮火力压迫，匪始不支”[134]。试图以国民党军没有大规模使用炮火和空军来掩盖双方火力上的巨大差距，不会有充足的说服力。 其次，博、朱报告将战斗失败相当程度上归咎于三军团的过早突击，这很可能也就是当日彭德怀和李德发生激烈冲突的直接诱因。但是，在宽十里的战场上以四个师兵力欲对国民党军五个师实行突击，在红军已经屡遭损失，本身师建制难以和国民党军相比，火力又远逊对手的情况下，这一决策本身就不现实。何况，战场形势瞬息万变，由于国民党军当日在战场上进展甚快，红军的反应往往是被动的，兵力又捉襟见肘，将战斗失败归因于前线指挥，而不检讨自身在战争指导上的失误，有失磊落。广昌城外围最后阶段展开的毫无把握的决战，确实反映出红军最高指挥层在灵活性上的欠缺，证明人们对其的一些指责不为无因。不过，该报告也道出了一个事实，即到最后的防御战阶段，红军实际仍未把自己完全置于阵地防御的地位，而尚在战术上力图守中有攻，短促突击，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导致红军既不能攻，也不能守的问题所在。[135]正由于此，彭德怀等后来在高虎脑通过顽强阵地防御取得胜利后谈到：“假如我们在几百里距离的赤色版图上，一开始就使敌人遭受这样的抵抗，而给敌人消耗量当是不可计算的，要记着广昌战斗我们有生力量的消耗是数倍于敌的。”[136]这一说法虽不一定契合当时问题的关键，但红军将领面对的问题、思考的方向还是可以见出的。 应该说，彭德怀的上述总结并不是空穴来风，事实上，正是以广昌战役失败为标志，中革军委的战争指导发生了重大变化。第五次反“围剿”前期，中革军委明确指出：“我们战术的基本原则，是要求以敏活的机动来实行进攻的战斗。对于占领的支撑点和阵地实行任何的防御，都是不适宜的。”[137]广昌战役后，中革军委虽然继续坚持“短促突击”的运动防御，但此时“短促突击”已越来越变成短距离的战术对抗，如林彪在广昌战役后解释的：“短促突击，就是对于从堡垒内出来作短距离（专指距离约五里至十里左右有时更少）推进筑堡的敌人，乘其立足尚未确实稳定时予以不意的，迅速的，短促的突击，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138]这一战术的机动性大大削减。相应地，中革军委更加重视堡垒的修筑，欲以堡垒对堡垒，与国民党军展开寸土必争的保卫战，阵地防御成为红军基本的战斗方式，高虎脑等战斗即为阵地防御的典型代表。之所以如此，当然首先应注意到此时中共经请示共产国际后，已把大规模的战略转移列入议程，尽力抵御国民党军对苏区的深入，为战略转移赢得准备时间是其重要考虑之一；[139]另一方面，前面战役的屡屡失利使其对继续坚持运动防御的可能性发生怀疑也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国民党方面观察：“自五次围剿以来，匪军与我接战，大抵采用游击战，运动战，或取积极攻击手段，但历次战果，均遭惨败，自广昌战役以后，匪不再专用其流寇战术，而采用堡垒战术（阵地战术），改攻为守。”[140]他们的判断是：“土匪向来主张游击战，运动战，但自我军碉堡封锁政策成功以来，亦渐趋重工事，尤其在广昌战役以后，更为重视。盖我军碉堡步步进逼，彼于运动战无机可觅，于是不得不改变方针，遍筑强固工事，与我作阵地战，阻我前进，以图苟沿其残喘，求最后之挣扎。”[141] 中共战略方针的变化，红军将领的意见也可侧面证明。林、聂等在广昌战役后谈到：“敌占建宁、广昌以后，战争已转到新的形势，因敌开始深入基本苏区，其每次前进的距离当更短”，“很少有大的运动战给我们打的可能”。[142]在此形势下，林彪等虽一度仍强调运动防御，建议“不如完全拆去工事而用运动的防御方式”[143]继续与敌人周旋，但后来也同意：“目前对敌在其堡垒火力的掩护推进筑垒手段，应采取以抗击方法迟滞其进展和以袭击之方法，求得消灭局部之敌人”[144]；彭德怀、杨尚昆总结红军阵地防御战的典型——高虎脑战斗的经验时则强调：“自高虎脑防御战斗给了敌人重大摧击之后，谁都相信组织正确的运动防御是给敌人堡垒推进的有力回答，并也相信在目前的战争情况下，不只需要红军有极大运动力和突击力，而且也需要有坚强的防御力。”[145]红军高级指挥员思路的变化不能简单解释为个人利益所致（如称林彪对“短促突击”的赞成为“投靠”李德），而应从前述反“围剿”的整体战略背景、发展进程中加以全面衡量。正由于此，任弼时后来总结这段历史时客观指出：“我们也不能把所有的筑堡垒的事情都归之于新路线。”[146]而国民党方面在广昌战役后的观察：“匪已陷于避实不可，击虚不能之势”[147]也不能完全认其为自诩之词。在第五次反“围剿”这样一个长达一年，战略估量历经变化的宏大战场上，不在当时的条件、背景、情境中客观考量中共中央的作为，不从当时变化中的战争环境中去理解对垒双方的选择、较量，将难以对战争的来龙去脉得出一个符合历史真实的评断。 （原发《历史研究》2006年第2期） [此贴子已经被作者于2006-11-11 0:18:58编辑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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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11-11 0:15: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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